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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02/16 20:57:39瀏覽1016｜回應6｜推薦5 | |
自媒體人“二爺”的“二爺故事”節目，我一向很欣賞。這一期講的是清末陝甘回亂，述說了百餘年前的一段大悲劇。死亡人數估計達二千萬人。主持人表示，這可能是有史以來最慘烈的種族滅絕的悲劇。
我不確定這是不是歷史上最慘烈的種族滅絕悲劇。不過，主持人（二爺）的語氣似乎偏向認為主要的禍首是回民。因為是回民先要對漢人進行民族滅絕式的屠殺。他並且暗示，伊斯蘭教可能在這個悲劇故事裡起了一定的作用。對此，我有些不盡相同的看法。
在我讀到的歷史教科書裡，我們學的大體是以漢民族為中心的漢人史觀的歷史（晚近台灣的教科書的相關內容已經有所改變）。這種史觀的敘事大體強調邊境游牧民族對中原漢族的侵略、迫害。契丹、女真、蒙古族等少數民族是千年來對漢民族侵略最烈的邊境民族。而回民比較少被大篇幅述及。漢、回民之間的摩擦、衝突被相對忽視。不過，我以為，所有邊境民族和漢人之間的關係，還是有一些基本的類似性。
一個最簡單的觀點是，漢民族始終是中國大地上最多數的族群，而所有的敘事，也傾向以漢人中心觀點提出。僅僅是這樣，就會在敘事上實際潛藏一定程度的不公平。也就是說，漢人會強調漢人的委屈，而相對忽視其他民族可能受到的委屈。
在中文語境裡極為少見的少數游牧民族的詩歌“匈奴歌”裡有如下的句子：失我焉支山，令我婦女無顏色。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這明顯是一首悲歌，措詞簡單，意思卻已經足夠明白，所反映的是受到漢民族侵略下匈奴人的悲劇處境。
游牧民族的生活處境本來就很苦。他們能夠享受的快樂，主要是在開闊的空間裡的自由馳騁。但是，他們要如何抵抗嚴冬？要如何面對疾病？當漢蕃互市受阻的時候，物資補給如何進行？戰亂又會對他們造成怎麼樣的傷害？這些問題很少會受到在農業地帶生活的漢人史家們的關注。漢人史家更容易注意到像曹操從匈奴接回漢人才女蔡文姬的“文姬歸漢”故事，以及文姬所寫的“胡笳十八拍”的這種敘事。
我完全無意暗示蔡文姬的故事不值得悲痛，也無能力全面評斷胡、漢之間究竟的得失、是非。我只是想要強調，在漢人中心的史觀下，對胡人、邊疆少數民族所受的委屈很可能會比較容易忽視。從而，在衡量是非善惡的時候，也會偏向肯定漢人，而否定異族。這種很可能有所偏頗的史觀究竟扭曲事實到什麼程度，可能永遠是個謎。但是，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調整、校正，大概是可以確定的。
引申這樣的觀點，我也會猜測，當初在雲南、陝甘地區的回民，很可能整體來說是受到周遭漢人歧視與壓迫的。也正因為是這樣，所以才會有回民要對漢人進行屠殺的行動。最初，雲南杜文秀起兵，打的旗號包括“興漢”，也包括漢回聯合（抗清）。所以，至少在開始的時候，回民並不是針對漢人，更沒有對漢人進行種族滅絕的想法。只是，在長期互相搏殺之後，衝突越發變得憤恨、血腥、殺戮無底線。也就可能有了某種程度的種族滅絕的跡象。但是，要認定回亂中有對漢人進行種族滅絕的行動，我認為還是很勉強。
再說，雖然過程中回民曾經殺戮大量漢人，但是，在回亂開始以前，卻是回民被大量殺戮。譬如在保山事件（1845年）中，回民被殺戮逾八千人。杜文秀的家人也被屠戮殆盡。之後，還曾經有官方密令屠殺回民之舉。從而，之後回民屠殺漢人也就越來越不留餘地。而在回亂最後，左宗棠所部也毫不留情地大量屠殺回民。總之，這是清末以來，除了太平天國悲劇外，又一樁大屠殺悲劇。漢、回雙方其實都可以算是悲劇裡的受害者。那麼，誰是加害者呢？
就清末回亂這段特定歷史來說，漢、回雙方或許都可以認為滿清政府才是那個背後的陰謀者、悲劇的始作俑者。不過，在漫長的中國歷史中，漢人與其他民族之間的矛盾、衝突，很難說另外有什麼明顯的元兇、主使者。錯綜複雜的利害關係倒是隨時都可能滲透在所發生的悲劇中。
我無從對這些歷史悲劇提出什麼終極性的是非論斷，但是，有兩點可能是值得被檢討的問題、缺失。首先，上面提到的漢人中心的歷史觀或敘事，這很可能是帶著系統性的不公平而又普遍的觀點。也就是說，少數民族長期以來可能會有一種有冤（委屈）無處訴的感覺。可能正是這樣，最後他們中就有人會寧可拒絕這樣的以漢人為中心的中國認同。現在的蒙古國，據說對中國就一直抱持相當敵視的態度。考慮上面的說法，現在這種情況恐怕是良有以也。
漢人中心的敘事，有可能會強調漢人的委屈，而忽視其他民族的委屈。就拿這裡討論的回亂歷史為例，其實相關的事蹟很長時間都不太為人所知，特別是回民遭到殺戮或壓迫的部分，更是諱莫如深。
再拿更早以前的平定準格爾之亂的歷史來說，準格爾部的蒙古人死傷慘重，估計在雍正、乾隆年間的決定性戰役期間，蒙古人死亡逾70萬人。按照一位俄國歷史學者的說法是：“在準噶爾，人、畜全部被殺絕無遺，連俘虜也不放過，只有那些能夠逃入俄羅斯邊境的人才得了救。”自此，蒙古準格爾部幾乎就完全消失了。而這樣的殺戮故事也未必為眾所周知。現在很多中國人在讀這段歷史的時候，會為“中國”勢力得以伸張而感到欣慰，而對準格爾部的死難悲劇則有意無意地忽略，不太會去聞問。而這已經漸漸從漢人中心發展成為某種中國民族主義、中國中心主義的立場了。
我還是要重申，我並不具有全知的觀點，能夠去論斷漢人與非漢人之間的恩怨究竟誰是誰非、誰更多委屈。但是，我相信，在中文語境裡，漢人中心史觀佔據主要的敘事立場，而在記錄中對少數民族並不盡然公平，我們需要考慮調整這裡面的平衡點，砝碼需要向少數民族傾斜。
關於宗教的議論，這是比較需要審慎處理的事情。稍一不慎就可能因為評論不當而受到嚴厲抗議。而且，因為宗教往往會涉及對超自然現象的討論，這卻又是非常困難的討論議題。
伊斯蘭教究竟是不是一種會讓信徒行為激烈、有攻擊性的宗教信仰？我對此有兩極化的看法。在我有限的接觸經驗中，所見到的伊斯蘭教世界的女性通常都非常溫柔、和善、害羞。給人的印象很好。我相信，絕大多數的伊斯蘭世界裡的人也都如此。他們的教義也要求他們要對人和善。這可以部分解釋一般伊斯蘭世界人們的待人態度。不過，這種和善中是否有某種程度的壓抑，很值得玩味。因為普遍的壓抑可能會塑造少數人的極端性格。
另外，獨一神信仰又是否讓信徒們容易對真理持強烈而認真的態度。換言之，如果讓他們覺得信仰受到了觸犯，他們中有些人就會有強烈的反應。這種人當然不會是多數，但是，卻也足以釀成群體之間的衝突悲劇。
上面這種由宗教促成的心態，很可能還會結合著另外一些群體特徵：一個是“我群中心主義”的思維；還有每個群體裡都不免會有的某種暴力傾向或強悍、鷹派立場的人。還有，如果群體發展出一種悲憤、委屈的集體情緒，那就更可能會出問題。
我以為，清末雲南回變就是結合了以上的幾個因素，而促成了重大的集體悲劇。但是，我無法下結論說：是因為伊斯蘭教（教義與由此而生的信徒的普遍性格）而促成了衝突悲劇。
也許容我最後再補充我個人的一點大膽推論。19世紀初的中國，其實出現了一個重大的“危機”。只是，這種危機並不是那麼容易被意識到，特別是當時的人們。那就是人口危機。這個人口危機，不是像現在說的人口紅利的問題，而是人口增長過速的問題。中國人口，大體也就是在19世紀初達到了4億。這個人口規模在中國來說是史無前例的。而且，中國在清朝初年（17世紀中）的人口大約就是1億人，而在1百多年以後，就竄升到4億人口。這種增加速度也同樣是史無前例。這種人口變遷不是當時的中國社會所能夠承受的。特別是生產、分配結構，難以因應這樣的人口變化。所以，很可能造成了嚴重的貧窮、失業的問題情況，尤其是在農村地區。因為這裡更依賴天然資源。我認為雲南回變的發生，應該也是和這種人口變遷問題有關。簡單說，與偏遠地區人口的失業、貧困化有關（太平天國之亂的起因很可能也部分類似。）
那麼，為什麼是宗教問題會被強調，而不是這裡提到的人口、失業、貧窮問題呢（可能隱隱然還有滿清政府挑唆漢、回鬥爭的問題）？這就又可能有論者的關注焦點的問題了。我無法確定究竟哪些問題因素才最應該被強調，不過，至少上述的質疑點值得再進一步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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