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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07/08 09:20:53瀏覽1009｜回應10｜推薦6 | |
習大大擔任中共領導十餘年，外界對他的評價看來是非常負面的，而他的一些作為也常常讓外界很難理解，需要做出各種嘗試性解讀。這裡面包括了他甘冒大不韙，修改憲法，允許國家主席終身制，並且自己也果然違反前例連任了第三屆國家主席；另外，他作勢要和多方動武，除了不斷騷擾台海，還在中印邊界、中菲邊界持續爆發衝突，讓大家不安；普京發動侵烏克蘭戰爭，儘管國際刑事法院已經宣布普京是戰爭罪犯，中共卻仍然對俄國抱持支持的態度，並且採取了一些援助俄國的具體措施。
習大大的突兀動作遠不止此，在經濟上，他主張“國進民退”，扶植國企而壓抑民企。他甚至壓抑正當火紅的企業家馬雲，讓他無法再“折騰”，硬生生把個勢頭看好、頗有創意的大企業分裂成有氣無力的幾個較小規模企業。據說這是因為馬雲曾經私下批評過習大大，被人打了小報告，迎來習大大的不滿。也許從習大大的系列動作來看，他本來就對私營企業、及對由此產生的富豪有很強的反感。他可能在年輕時形成了對左傾社會主義路線、集體主義政策的偏好，讓他對資本主義式企業與企業主有著預存的厭惡，認為它與貪腐、剝削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他強調發展國企，而有意無意在打壓私企。最近，中共更加緊對企業抽稅，甚至追繳企業久遠以前的“欠稅”。讓企業經營進入寒冬狀態。然而，國企效率不彰，強調發展國企的結果，很可能會再度造成整體低成長率。
他在新冠疫情開始以後，除了拒絕承認導致新冠疫情流行的相關措施有錯、有責。外國恐怕不會輕易放過就這個問題追責。他還過度操作清零政策。後者恐怕也造成了許多的民怨，以致於冒出所謂白紙抗議運動。
習大大對香港加強控制的系列政策也讓人覺得突兀、不安，先是激發了香港兩百萬人的所謂“反送中”大規模抗議運動。而他則採取強行鎮壓的舉措，稍後更進一步搞出一套國安法。香港接下來的發展受到了嚴重的打擊。但是，他又讓中國人民相信，香港現在的這些問題都是出於美國的陰謀破壞手段。
與上述中美貿易戰爭、香港議題有關的另外一個重要問題是習對外國的敵意與“強勢”態度，特別是西方與日本；而幾個鄰國也如前述都與中共中國交惡。中美貿易戰爭以後，這種交惡趨勢變得更鮮明。最後，讓很多外國人不敢再留在中國大陸，外國企業也紛紛出走。
上述的一些作為，對中國本身其實很可能都會產生實質不利的影響。很可能會使中國陷入國際孤立狀態；不但如此，其實很可能也會傷害中國的國內政治，讓中國政治陷入動盪不安的狀態。經濟崩潰、人民失業、民不聊生，政治自然不穩定。各種經濟政策，乃至外交政策，加上還在進行中的疫情問題，讓中國大陸當前的經濟陷入了嚴重的危機。
在美華人經濟學者許成鋼教授認為，習近平的統治是以政治為先，而相對較犧牲經濟發展。所以，對習來說，即使經濟出了問題，仍然認為只要政治穩定，特別是政權穩定，這種政策路線大體就是正確的、值得的。
另外，許教授也提到，中共憑藉鼓吹民族主義，以及相應的仇外情緒，以此來維護其政權與政策路線。這種舉措顯然還是有作用的。近日大陸爆發數起攻擊外國人（美國人、日本人）的事件，顯然就和中共鼓吹的仇外心理有關。
習大大其實應該清楚，不管是出於內部或外部的什麼原因，總之，中國現在正處於危險的狀態。中國大陸經濟崩潰可能已經不只是危機，而是迫在眉睫、甚至正在進行中的災禍。而一旦經濟崩潰了，中共政權恐怕也難保，中國也可能陷入動盪，還奢談什麼偉大國家。
也許是因為他認為毛澤東主政時期中國的經濟遠比現在更糟糕，卻也並沒有因此垮台，那現在憑什麼就撐不過去？
問題是，在1960年代，中國人恐怕普遍訊息閉塞，不明白各處的、特別是整體的處境。而且，人們必須謹言慎行，不敢稍有出格言行，因為人們還處於戰後、改朝換代後驚魂未定的心理狀態，深怕稍有不慎就淪為被整肅、鎮壓的對象。這種情況下，不容易凝聚集體不滿情緒。再者，中共初靠軍事勝利贏得權力，也可能贏得了相當的統治正當性。中國人當時對於中共的統治，要嘛畏懼，要嘛相信他們有天命，甚至認為有正義性。總之一般人還鮮有想要反叛的心理。此外，當時的多數中國人可能都經歷了前期的戰亂苦難，比較能夠適應窮困生活，或者對此認命。而現在的中國人，經歷了相對較富裕的生活，對再度陷入貧窮的容忍度恐怕會少很多。這是所謂相對匱乏感的情形。總之，中共面對中國大陸當前的經濟危機衝擊，恐怕前途危殆。
那麼，他為什麼還是毫無回心轉意、改弦易轍的跡象，而更像是要一條道走到黑？有個事實很明顯，這兩年來，潤入美國的中國人數量劇增。這就很能說明至少有一定比例的中國人現在已經很難忍受中共的統治。讓人突兀的舉措，帶來痛苦的結果，卻猶拒絕改弦易轍。我以為這是某種思維定式所造成的結果。那麼，習大大是不是有某種思維定式，而促成他如此執著？
華裔旅美政治學者吳國光教授曾發表“國事光析：獨裁與惡政的螺旋效應：再談“斯大林邏輯””一文（2023年10月16日https://www.voacantonese.com/a/wu-guoguang-on-stalin-logic-again-20231016/7312586.html），嘗試解釋習大大一再清洗親信的現象，特別是他在軍方的親信。“專制者在製造了巨大的社會災難之後對於自己權力地位受到質疑、削弱、乃至挑戰的擔心。為了應對已經或可能出現的對於自己權力地位的質疑、削弱和挑戰，不僅要加強對於民眾的社會控制，而且要在共產黨內部進行持續的政治清洗”；文中也提到“獨裁出惡政，惡政促獨裁”的惡性循環、螺旋上升的問題現象。吳教授的這種解釋鞭辟入裡，足以說服讀者。不過，我同時也認為這裡的解釋也許還可以補充關於獨裁統治者的某種心理反應機制的作用。事情之所以難以轉寰，習大大之所以如此執著掌握權力，也許是出於某種思維定式，而背後則又涉及某種恐懼心理。恐懼也許是因為騎虎難下而恐懼失去權力，但是很可能也還有未顯豁的、更深層的其他恐懼驅力。後者可能是對失去權力的恐懼的更深層的成因。
我試著大膽忖度習的內心，他很可能確實已形成某種思考定式：他有個重要的行動目的，就是要建設偉大中國。由於這個目的無比神聖，所以使得即使是粗暴的手段也似乎成為必要，而犧牲一些人的福祉、乃至生命，甚至也是必要的。在他內心可能持如下的行動邏輯：維護中共統治權力、依循社會主義路線就是建設偉大中國的必要手段，所以可以犧牲很多的事物，甚至包括追求經濟富裕的目標。也可以說，即使是一個人民普遍不富裕的國家，也可以作為特定集體而偉大。
習大大可能在青少年時期，也就是大約在文革時期就形成了這樣的思想，而且由於這個階段的經歷驚心動魄，刺激強烈，所以在心裡印下極深的刻痕，此後很難改變。擁抱這種思考邏輯可能可以合理化、合法化他的一些突兀動作。但是他恐怕很少會去檢視這種邏輯的真正意義與問題。問題是，從外界看來，這些動作付出的代價似乎太大了，而且，究竟能不能實現使中國偉大的目標，非常可疑。從我來看，我認為他正在讓中國崩壞，而且是會陷入很難挽回的那種困境。
左傾社會主義路線，或者說“第三國際”式的集體主義的政策路線，其實已經多次證明是失敗的政治模式。90年代的“蘇東波”變局，就是具體的例證。
也許他會認為，如果中國現在真是陷入了困境，這種困境也完全是外國的惡意所造成。中國只能面對，無從逃避；而且，中國有足夠的強大與韌性，所以即使爆發了戰爭，中國也會是最後的贏家，並且還能使中國更快獲得確鑿的第一強國地位。
習大大心中，似乎深信西方對中國存著強烈惡意，企欲削弱中國實力，甚至汲汲營營想要讓中國崩潰。這種危機感非常強烈，以致於使他極力尋找危機中的存活之道。左傾、對外的敵意，可能都是他這種危機感的反映。
這個邏輯的背後，其實可能有另外的潛意識動機。只是，他自己卻未必清楚意識到。這個潛意識動機究竟是什麼呢？
也許有兩層，較表層的動機是追求偉大，再一層則是恐懼。兩者一個積極，一個消極，卻可能形成了強有力的結合，一種長期性的心理結構。
追求偉大，當然是指國家的偉大。他相信中國本來是偉大的國度，也應該再度偉大。但是，偉大為什麼這麼重要？會不會其實是一種個人的自卑使國家偉大變得極關重要？這一點大概無從考察。但是，文革、左傾時期的中國人，顯然極度在意這種國家偉大。而習顯然在當時已經形成了這種心態，並且已經形成心理定式，這種目標理所當然，無可質疑。
我仍然相信，個人的自卑感可能與追求集體的偉大感是密切相關的。在某一時期的中國人（譬如從清末到中共建政初期的中國人）可能普遍自卑，所以也極力想要爭取中國這個集體的偉大。這種目標變得強烈而持續，並不奇怪。
也許，當個人在群體中具備一定程度的相對優勢的時候，這種自卑自大情結會變得更強烈。因為那是一種矛盾處境，會讓人極度不安。如果是處於中國社會底層的人，可能對於讓中國偉大這種目標就不會太在意。但是，習不是。他是中國社會裡的菁英群體的成員。他有他的驕傲，所以也有他更強烈的由集體認同感而生出的自卑。我以為，毛澤東心中恐怕也有類似的自卑自大的心理動機。
至於恐懼什麼，可能是出於一種強烈而模糊的不安全感與具體的恐怖經驗結合的產物。而習的這種不安全感與恐怖經驗可能相當部分來自50、60年代、習青少年階段的痛苦生活體驗。這種體驗可能包括了他和家人被批鬥與政治鬥爭的經驗，甚至也包括了當時中國的整體內部鬥爭情境；另外，當時的中國大陸也大力宣傳外敵的敵意與因此存在的戰爭危機。
不安全感、恐懼感的起源可能很模糊，甚至被壓抑到人的潛意識裡。但是其作用卻強烈而持續。思維定式很可能背後就有恐懼感的促進作用。恐懼會使人思路僵化，而即使人不再意識到恐懼了，思路僵化的情況卻可能延續久遠。反而恰是要能夠揭露恐懼的存在與作用，思路才比較可能再度被活化。
恐懼也常激發仇恨，仇恨的對象則是被想像或被灌輸產生的恐懼成因。中國人的具體仇恨對象可能通過宣傳而得以明確，那就是“西方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息”，當然，還有曾經的日本帝國主義。這些可以用來解釋恐懼的產生，而且比較是可觀察的現象，同樣重要的是這種思維在當時的中國大陸內部具有高度正當性。
而我偏向相信，習的恐懼起源其實更多是來自內部的鬥爭體驗。個人被群眾鬥爭的慘痛經驗與因此長期存在的危機感可能讓他產生一種無名的、強烈的、根深蒂固的恐懼，並且長期影響他的整個思維。但是，這種恐懼所激發的仇恨卻更多是朝向外部。將仇恨外部化可以在群眾中獲得更多的正當性，可以因此免於遭到內部的鬥爭。好比北韓人民，生活困苦，但是他們願意相信，認為都是外國（特別是美國）造成了他們的痛苦。這種認知讓他們仇恨外國。而這種歸咎於外國的做法，也是可以免於受到內部的鬥爭、打擊的策略。
習的恐懼很可能也和他的權力欲相關，兩者可能互為因果，而緊密結合。一方面，獲得權力是免於恐懼的重要或必要途徑。靠獲得權力來免於恐懼，可能與對控制的期望相關。也就是說，希望控制全局、控制自己的處境，以獲得較安全的處境；而要控制，就需要權力。所以，獲得權力就變成免於恐懼的途徑。
但是，獲得了權力以後，更擔心、更恐懼權力被剝奪，所以又需要更大的權力，並且絕不可失去，要使用所有可能的方法來維護中共的與自己的統治權。再者，這裡還有騎虎難下的問題：越是暴政統治，就越怕失去統治權力，因為一旦失去統治權力就可能陷入慘痛的處境。
恐懼如果成為了潛意識，當事人往往並不意識到這種恐懼的存在。但是，這種潛意識卻可能在當事人未意識到的情況下深深影響當事人的行為；而且因為是未意識到的影響過程，當事人可能更不知道要去檢討自己的行為選擇，也就很難看見自己行為的不合理之處。
我也懷疑，恐懼可能會尋找恐懼的題目，甚至轉移恐懼事項。從對失去最基本的安全感的恐懼，轉移為對失去權力的恐懼。兩者不是一回事，卻可以由前者轉移到後者，而使得失去權力也成為難以忍受的情境。習大大不願意失去權力，與其說是出於野心，也許更可能是出於恐懼。
最近傳出習大大的內部講話。他的講話透露了以下幾個重點：一、認為改革開放政策路走偏了，帶來腐朽；反之，毛澤東路線才是正確的。二、文革的錯誤是在發生了中共內鬥。三、經濟進步並不能讓人民知道感恩中共，反而生出輕慢之心。四、要維護紅色江山。五、連任不是為個人權力，而是憂心（國家）路走偏了（走上資本主義路線，造成貪腐）。
總之，習顯然是傾向要走回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左傾路線，要國進民退、要走向集體化、計劃經濟、加強中央控制；並且要極力維護中共統治權等。而在上述講話中，他解釋了爭取連任的理由。至於這個理由的真實性，就只能是他自己清楚了。也許，連他自己也未必清楚。前面我就使用了“潛意識”這個詞。既然是潛意識，也就是說，當事人自己也不會意識到究竟是怎麼回事，只是理所當然地形成某些想法、做法。
但是，無視於人民當前面臨的痛苦與生活危機，不針對性做出相應的改善措施，特別是改善與外國的關係、對企業的鼓勵，而仍然以維護政權為施政的重點目標考慮，顯然很難真正改善人民的生活。這一系列不合理的動作，背後很可能是有著屬於潛意識層次的行為動機。定型了的危機感、敵對的國際關係認知與因此而生的仇恨意識，以及背後的恐懼失去權力的心理，是我最覺得合理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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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時事評論｜政治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