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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07/13 13:03:30瀏覽1048｜回應3｜推薦8 | |
安爭鳴女士之前（6/1）在其油管視頻“讀書時間”節目中進行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討論，她的主題是：“我好像明白了“小粉紅”的邏輯……人為何會喪失判斷是非的能力？普世價值觀從何而來？《善惡之源》保羅·布魯姆”。
安女士指出，“大家明明都是一樣的人類，為什麼有些人卻會蠢到喪失對善惡是非最基本的判斷力呢？是後天接觸到的資訊導致的，還是不同的人天生就在是非觀上有所不同嗎？”；“最近我看了一本書，叫《善惡之源》，作者是著名的美國心理學家，耶魯大學明星教授，推特網紅保羅•布盧姆。在這本書中，作者通過對嬰幼兒的行為研究，揭露了人之初性本善還是性本惡的問題”。
安女士認為，中國大陸的小粉紅們其實是因為受到統治者提供的思考邏輯在思考（而產生了不當的認知，譬如認為在中國穿和服的行為是惡，所以應該予以懲罰）。所以，她強調，人們應該要做獨立思考，去傾聽內心中“上帝”的聲音。
另外，安女士也表示，在當今世界中，普世價值會越來越明顯（被更多人接受）。她似乎暗示，這是出於上帝（正義）力量的作用。
我非常佩服主持人安女士，雖然安女士還很年輕，但思考卻是如此深邃，而且所思考的議題又都是如此重要、討論的都是很能切中問題要害的議題。希望安女士能夠長久持續努力下去，不要氣餒、懈怠。我也從安女士的表現，對中國人的未來有了更大的信心。
不過，對於人性的看法與一些相關討論，我和安女士還是可能有些出入。也許，人性裡並不是既有神性又有魔性，而更確切地說應該是：人性就是人性；而神性、魔性也許都是通過想像或詮釋而創造出來的事物。而人性是有限的與多元的。人都會有一定程度的“善”，也有一定程度的“惡”。不過，善惡其實都是被詮釋而後出現的概念。在人存在的當下，人可能並沒有對善與惡的意識，也沒有什麼二元對立的世界觀。是在需要比較的情況下，人才開始意識到善惡的差異，並且開始論證自己為善的一方，而也有意識地去否認自己的惡。善與惡是一步步發展成為二元對立的概念，乃至客觀存在的勢力。
另外，當人們發現可以憑藉集體價值觀來支撐自己的善性宣稱時，他們也就緊緊擁抱這種集體價值。擁抱集體價值和自我肯定，緊密連結，形成強大的、難以破除的勢力。人們自己的價值觀，其實很可能在相當程度上是集體價值的產物。而人們會主觀地再去擁抱集體價值，以支撐自我肯定的心理。所以，個人價值與集體價值可能會以循環的形式互相強化且趨向同一。
普世價值，我以為是隨著全球化趨勢而被強調。總之社會越是走向異質化，人越來越常必須與陌生人接觸、打交道，也就越需要有一種超越小團體的倫理規範作為行為準則，否則就會發生矛盾、衝突。為了避免衝突，所以必須要超越小團體的規範準則。全球化的趨勢下，普世價值的提出也就形成必要。但是，普世價值很可能是個長期人際磨合後的產物。此刻，我們好像有些所謂的普世價值，但是，其具體內涵恐怕也還有待繼續摸索、明確。更重要的是，人的內心裡很可能沒有一個上帝會直接引導人們去認識、去依循那些普世價值。這種缺憾大概是世界紛亂的一個重要前提條件。
憑藉集體價值的支撐來維護被質疑的個人價值，也許實際上是在為自己的”惡“尋找藉口（不過，對這一過程人們未必有清楚的自我意識），而結果卻可能會造成某種扭曲的價值觀、是非觀。人們內心深處的理性可能和這種扭曲的價值觀有扞格，會隱隱覺得事情不對勁，但人們未必會尋根溯源地去理清這些內心的不安。尤其在集體價值的強勢“辯護”下，更容易隱去這種不安。集體價值可能會成為有問題的個人價值的庇護勢力。
所以，強化人的“理性”思考，而與集體思潮進行隔離，確實很重要（這也許就是安女士說的依循內心上帝的意思）。16世紀末（1600年）布魯諾為了堅持與一般人不同的宇宙觀而被送上火刑柱，也許是個突出的事例。當然，他在今日被肯定，固然可成為我們的典範，他受到的刑罰卻也足以讓人深省獨立思考的難處。同樣麻煩的是，內心的清明理性是很容易隨時被人們的聰明飾詞所淹沒。“聰明”與“理性”之間的分辨，恐怕是個重要而困難的議題。
對於強調"獨立思考"的重要性，我雖然頗為贊成，但是，獨立思考是不是一定能夠牽引出我所謂的“清明理性”，我也還是覺得有可疑。也就是說，獨立思考也可能牽引出奇怪的、背逆普世價值的、危害性的結論。人要能夠捕捉到、並凸顯出會讓自己內心感覺不安、罪惡的問題性，這本身是一個困難的奮鬥歷程。這種歷程很可能需要信仰之類的力量幫助，也可能包括像祈禱、懺悔等的動作來促成。在此，社會、文化的影響力可能再度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心理歷程上的影響力）。
反省中會產生不安的感覺，當然也可能只是因為背逆了社會的規範，而恐懼受到制裁，而未必是因為背逆了普世價值。前者同樣可能影響行為，而所導引出來的行為方向卻可能是有問題的。這可能是是非難明的關鍵問題所在。團體的倫理、價值與普世價值違背。這仍然是問題的重要根源。這需要“獨立思考”與“理性溝通”的共同長期努力與改變，一種心靈革命式的改變。
“理性溝通”絕不等於“從眾性”。簡單地屈從大眾的主流價值觀，其實正是上面討論中暗示的問題根源。所以，人應該與他人溝通（甚至與自己溝通），但是，不能輕易屈從於集體思潮與價值。溝通之所以必要，主要是要免於陷入“獨我論”(solipsism)式的思考陷阱，跳出個人主觀思維，藉著他人的眼睛看見自己的狹隘與扭曲思維。我們並不總是能夠意識到自己的這些問題，所以需要借助外力來校正。但是，我們同樣也可能因為恐懼，或者認知習性，甚至是認知本能，而以大眾的意見為意見，大眾的價值為價值。結果也就因為從眾性而陷入集體共同的認知、思考誤區，以及價值狹隘、偏頗。理性溝通則不但是需要藉著與他人溝通，而建立更廣闊的視野、系統思考與理性判斷，也期待在與他人共同提升思想、認識境界的努力過程中，找到更具有普遍意義的價值。
獨立思考與理性溝通，兩者性質相異，但應該是相輔相成的努力途徑。而在這種努力的背後，我們似乎需要一個至高、至善的上帝概念來引導我們。最後這一點，我並不確定，但卻也可能是最重要的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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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時事評論｜政治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