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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02/22 11:09:32瀏覽415｜回應1｜推薦4 | |
安爭鳴女士在下面的這期視頻中介紹了大陸學者趙林的著作“共塑：西方文化精神的演變”一書（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T01K0FmbQ0......）。其中，安女士指出，儒家思想強調忠君、愛國、孝順等思想，深入中國人的骨髓；而現代西方文化則有三種思想淵源：基督教思想、（希臘羅馬）人文主義思想、（近代）理性主義思想。最後，安女士嘗試給出如下問題的答案：中國文化真的“包容”嗎？答案顯然傾向否定。
我很欣賞、佩服安女士！安女士是位不可多得的優秀人才！不過，對於這個重要議題，我還是有些商榷意見想提供參考。首先，我以為儒家被認為是忠君思想的源頭，可能還有討論餘地。儒家思想有多個面向，實際上的所謂儒家思想，被法家思想與傳統中國王朝的現實專制權力滲透極深。忠君思想如果是一種罪惡，究竟要不要歸咎於儒家，恐怕會有爭議。孔子自己解釋“忠”，意思是“盡己”。這個解釋很值得玩味。它可以是指人的主體性的充分展現的意思。就此而言，這種思想可以說是有高度人本主義（humanism，也可以譯為人文主義）色彩的。另外，孔子也說“我欲仁，斯仁至矣”，這也有濃厚的主體性精神，所以也是人本主義的。孔子、孟子講究的“仁”與“義”，籠統來說，是在提倡一種“道德主體性”原則，所以具有人本主義的色彩。總之，儒家的核心思想其實有濃厚的人本主義底蘊。至於被導向順從、忠君，可能主要是君主專制體制的作用。不過，部分也需歸咎於儒家自身，因為儒家思想又非常重視“秩序”與“整合”的價值。
在展現”人的主體性”與追求”社會整合“之間，人究竟要如何自處，我認為儒家並沒有講清楚。而這也就給了傳統專制王權在解釋與利用儒家思想時的空間。不僅如此，傳統王權在利用儒家思想之際，也在閃躲騰挪、巧借名目；問題是現實中的儒者們可能也樂得被利用。但是，儘管如此，我們終究不宜將來自專制王權與法家思想、規制的影響都歸於儒家。這還是應該要注意的。
君主專制體制下的權力結構很可能是扭曲儒家思想的巨大推力。這是在釐清儒家思想的社會意義社必須分辨的環節。不是儒家思想在引領前者，而是前者在利用後者。儒家思想比較是緩和前者壓迫作用的力量。但是，儒家思想並不足以扭轉前者的大方向。
基督教與人本主義之間的關係，我認為也是可以再更講究的。在福音書裡（這應該是基督教最重視、也最樂於憑藉的部分教義），很重要的精神意涵應該是“人道主義”(humanitarianism)。而人本主義與人道主義有相當的重疊性。人本主義之所以偉大，其實很可能是因為其所蘊涵的人道主義精神。在福音書裡，對“愛”做了很詳盡的詮釋。這麼詳盡的詮釋，讓我不免覺得這是對“愛”的一種深深擁抱，是對“愛”的眷戀。這也是最突出、最鮮明的人道主義。
我以為，人道主義是一種價值態度，是基於對人類價值、尊嚴、福祉的強調而可促成對人類的關懷、支持、幫助、照顧、包容、諒解、解危、拯救...等正向行為的態度。福音書裡強烈表現了這種精神。也因此，最後讓基督教成為了世界性的宗教。上述的精神特質，在相當程度上，也是人本主義思想的內涵，特別是對人的價值的肯定與強調。但是，人本主義思想未必帶有一種為利他而“自我犧牲”的精神，甚至往往會否定這種自我犧牲行為。人本主義思想有可能在有意無意之間表現出一種“人類中心主義”的態度，甚至也鼓勵一種“自我中心”的態度。反之，極端的人道主義精神卻可能表現出為利他而自我犧牲的精神。而這種精神可能具有重大的社會意義。而這種自我犧牲精神的源頭是人本主義思想本身嗎？我以為未必是。那裡面可能夾帶著康德所謂的“定言律令”式的“義務”觀念，而這可能要有對超越性存在的信仰作為心理基礎。
福音書的人道主義精神與希臘文化之間是否有關？這應該是個非常值得深入討論的問題。我認為是有關的（耶穌時代的猶太人地區已經受到希臘文化的影響約三百年；而與新約聖經內容有密切關係的使徒保羅據說是受過希臘化教育的知識分子）。因此，基督教與希臘人本主義文化之間的關係可能是更錯綜複雜的。基督教思想部分可能就含有希臘文化的乳水。但是，總歸，福音書的人道主義思想也並不就是希臘的人本主義文化（當然也與羅馬文化有異）。福音書的人道主義思想部分接榫於神本思想。我認為這一點卻也不可忽視。拋棄了神這個超越性的存在，人道主義精神是否還能夠維繫，我認為是可疑的。以尼采思想為例，就可能非常反感基督教教義中的自我犧牲傾向。共產主義、馬克思思想，其實也是一種人本主義思想，但是，卻是以唯物論為基礎。其所衍生的行動理論，實際上可以是非常反人道精神的。‘’
在安女士的介紹裡，把“理性主義”思想和“人本主義”思想也做了區隔。理性主義似乎被認為是屬於現代社會的新創思想，而與基督教思想或希臘羅馬的人本主義思想也不同。對此，我覺得也可能還有可再討論的餘地。首先，我偏向認為，理性主義大體也在希臘羅馬文化中有相當開展。柏拉圖思想、亞里士多德的思想中，其實就富含理性主義成分。現代化的思想內涵也和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的思想有深厚淵源。再者，理性主義似乎可被認為是人本主義開展的一種可能脈絡。如果說理性主義是人本主義思想的某種開展結果，很可能並不為過。在Alan Bullock關於人文（本）主義的討論裡，他幾乎把西方近五百年現代化文明的全部成果都歸功於人文（本）主義，那顯然就是把理性主義思想也納入到人本主義的大範疇裡了。
所以，我傾向認為，人本主義、神本主義、人道主義、理性主義，這幾種思潮，其實很可能比較是像麻花的形狀，互相捲抱，又互相抗衡，而不是以平行地或分路進兵的疊加形式在塑造現代西方社會。
如果拿中西方文化的內涵來做比較，西方文化中的神本主義色彩顯然遠比中國文化濃厚。而西方文化中的人道主義精神，在中國文化中似乎也比較稀缺。至於理性主義精神，卻似乎有很弔詭的觀察結果。在劉曉波先生的觀察裡，傳統中國似乎有過度的“理性”精神。在社會學先驅素羅金(Pitirim Sorokin)那裡，儒家也有濃厚的實證主義精神。換言之，那也是某種理性主義精神。但是，我相信有更多人會認為一般中國人的理性精神不足。這是為何？
一般中國人理性精神的不足，我以為主要是權力、威權對思想的壓抑效果。事實上，儒家的人本主義（主體性）精神也因此受到了嚴重的扭曲。人的主體性受到壓抑，就很難充分展現人的能動性，包括邏輯思考活動。這就使得中國人的理性精神顯得不足。不過，話說回來，中國人的社會適應能力，卻展現出另類的“理性”，這可能比較接近劉曉波所謂的中國人的理性（讓他覺得厭惡的理性）。但是，這種處理複雜人際關係的“理性”卻也並非沒有積極意義。這種理性，重點似乎是“務實”，既考慮的避免人際衝突，也考慮到實現人性欲望。這種“理性”如果有問題，可能是少了對超越性理想的追求、對超越性行動原則的堅持。
雖然哲學家牟宗三提出了所謂“內在超越”作為中國人、儒家思想具有“超越性”精神的證明。但是，馮耀明教授則認為，無所謂“內在超越”，既“內在”就不“超越”（因為這兩個概念互斥）。我個人也偏向認為，內在、主觀的標準，難以激發、維護超越意識。簡單說，人的超越意識，憑藉主觀自律，無從長期維繫。對超越神的信仰則較可能促成、維護超越意識（在這裡也可以說是一種較有超然性的道德精神）。
“超然性”的道德，我以為就是“包容性”精神的基礎。雖然群體必然會發展出規範（也就是道德的基礎），但是，由於群體也很難免於我群中心主義的思維，所以所發展出來的道德規範往往很難免於偏見、不公。而“超然性”的重要意義之一，很可能也就在此。人必須站在足夠的規範制高點，才能夠維護泛人際的公平性。否則，所謂道德有可能實際上是一種偏私。傳統中國人的孝道倫理、家庭倫理，有可能在異質社會中就變成是“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式的不公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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