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蘭教授在聯合報名人堂刊出大文“台灣的政治正在毀掉自己的文化”，文中檢討了當前台灣社會敬業精神不足、下滑的問題。她並且認為這是台灣的政治毀掉了（優良）文化中的工作精神所導致的結果。
洪蘭教授是我很敬佩的學者之一。她持續抱持積極態度，扮演對台灣社會啟發、引導的角色。她的這篇文章，我認為點到一些重要的問題。不過，其中有些見解或許還有商榷的地方。可能可從以下兩方面再做些討論。首先，敬業態度是不是真的有下滑的趨勢，也許還需要更嚴格的檢視。有時候僅僅是一種印象式的判斷，未必準確。我其實也有和她類似的印象，但是我也不確定這種印象究竟是否為真。
舉例來說，我們可能看到台鐵頻頻事故而懷疑現在一般台灣人的工作態度變差，不夠敬業。但是，我們可能也看到高鐵人員的工作態度表現得很好。那麼，總的來說，究竟一般人的工作態度是如何，有沒有變差呢？台鐵人員也可能是因為有特定因素，譬如政府的資源配置上的偏重（較忽略台鐵），而導致某種程度的工作態度欠積極。如果是這樣，我們適合下一個關於一般人工作態度變差的結論嗎？
文中也提到修車工人工作態度的問題。但是，我們也可能發現，由於台灣汽車數量的快速增加，汽車修理工人也在快速增加。那麼，會不會因此在招用汽修工人的時候只好放寬要求標準，以致使工人平均素質下降呢？這能夠下結論說整體工作態度變差嗎？
舉例來說，多年以前我就曾經聽過一位台灣大學經濟系教授以他自己的教學經驗提出批評，說自從九年國教開始以後，大學生的程度明顯下降。我的印象中，當時有類似看法的人其實不少。不過，這麼多年過來了，我想很少人還會特別強調九年國教是一場失敗的教育改革。
九年國教是有可能拉低了國中生（之前的初中生）的平均水準。因為之前的初中生是經過考試挑選才能進入初中的。但是，因為現在幾乎是全民都接受了國中教育，就國民的普遍文化水平來說，其實應該是提高了，而不是下降了。
會不會因為對國中生的一般要求也降低，而使得整體國民的水準、態度變差呢？這就不好說。大家都只能憑感覺來說話，而缺乏確切的經驗研究依據。
洪教授關於敬業態度下滑的看法，究竟是否屬實，恐怕也很難有確切的經驗研究依據。因為整個時空都改變了，很難再去捕捉之前的狀態。即使發現現在年紀大的工作者確實比年輕人更敬業，這究竟是“時代”效果(period effect)，還是“年齡”效果(age effect)，乃至是“特定世代”效果(cohort effect)，也不容易辨別。
我姑且假定這種差異確實是一種實質的時代或世代的改變，而不只是因為人年齡大了就自然會有的態度改變，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帶來了這樣的改變呢？真是政治因素的作用結果嗎？是執政者為了爭取選票、討好選民而選擇某種教育路線（乃至一種精神風貌），而致使一般人都趨於怠惰、散漫嗎？（或者說，就是因為政治風氣本身的不良，就帶壞了一般人的工作態度？）
在洪教授文章中，也提到了文化對工作態度的影響。洪教授舉例說，德國人一般工作態度都很嚴謹，而這可能就是文化（更具體地說是社會規範）的效果。而她暗示，台灣人原先的工作態度也是比較嚴謹的，而現在變差了，因為政治毀壞了原先的文化規範。
對她最後的論點，我有較大的疑問。我偏向認為，政治因素其實不是最根本的問題根源。說是政治毀壞了文化，可能不如說是某種人本主義、自由主義的新風氣導致了工作敬業態度變差的問題。如果政治有起什麼作用，那可能主要是幫助促進了這種人本主義、自由主義風氣。但是，這種風氣應該不純然是政治改變的結果，而兩者可能是互為因果。也就是說，自由主義風氣也是促使政治改變的原因（我以為人本主義是更根本的精神特質，自由主義大體是人本主義思潮的主要內涵）。
為什麼說自由主義可能會改變人們的工作態度呢？這可能未必是自由主義的本質性問題，而比較可能是特定自由主義思潮的問題，也可以說是我們所接受到的自由主義思潮的實際影響。自由主義的一種實際而較狹隘的理解是：我不受拘束。工作態度上的自律或他律，就可能是一種拘束，而很多人是厭惡受到這種拘束的，而拒絕被拘束的結果就是工作態度變得散漫、不嚴謹。
現在有所謂“躺平”的主張。這可以有不同的解讀，大體是傾向某種程度頹廢、虛無的思想。不過，它很可能也和庸俗解讀的自由主義思潮有關。但是，這種自由主義思潮絕不是台灣政治的特產，而是很多自由主義國度都出現的問題。台灣很可能也是受到這種更廣泛思潮影響的地方。洪教授也提到美國的許多產業（文中是提到美國的航空服務業）的工作態度問題，那顯然不宜歸因於台灣的政治問題，而可能是某些自由主義國度的共同問題。對自由主義的某種庸俗解讀與擁抱，可能就會帶來這樣的影響。
所以，根本問題可能是：我們是不是還要擁抱這樣的自由主義？這裡有兩種可能的選項，一種是完全拒斥自由主義，一種是慎解、慎選自由主義（理論上，也可能有一種選擇是超越自由主義。後者暫時可以擱置不論）。在前面的幾種選項中，我比較偏好慎解、慎選自由主義。換言之，把自由主義庸俗化來理解，很可能誤導我們的行動與路線選擇。
康德說：自由就是自律。這種說法很可能會讓人清醒一些，重新去理解什麼是自由。不過，我偏向折衷看待自由。自由可以是一種感性與理性的調和；同時也是一種個人與群體之間的調和。
人本主義強調“主體性”原則。但是，人作為主體其實可能有不夠格的問題。主體必須自我昇華，否則作為主體很可能是會走入歧途。而上述的調和努力，就是主體自我昇華的應然方向。
理性背後是什麼？群體又意味著什麼？這裡可能藏著大哉問。因為理性背後有可能是上帝，群體卻也可能就是那個“神”。兩者都隱含著某種超越的性質。在涂爾幹那裡，兩者有可能合一，因為對涂爾幹而言，神就是社會集體的變形。如此，問題可以簡單化。只是，如果超越限於社會集體本身所能及的境界，那麼，這種超越其實有限。因為社會本身並不完美，或者說，社會所能夠衍生的智慧，特別是所凝煉出的道德規範並不完美。當社會與其他社會碰撞的時候，就會充分顯現出這種不足。但是，神作為至高無上的存在，卻又很難找到證明，特別是在人的有限生命經驗中很少能夠讓人真正有這樣的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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