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異議人士兼自媒體人安爭鳴女士近日發表了“為什麼西方人是人，而我們是礦？”的視頻節目。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j1RIaaDkA4......

她的討論中，特別引用了英國牛津大學歷史學者Alan Bullock的“西方人文主義傳統”一書中的論點，而指出西方社會比較是人文主義的思潮，因此也比較是個人主義的價值取向；而中國社會則偏向集體主義價值取向，這是造成問題的重要根源。

我很佩服安女士，佩服她的勇敢，也佩服她很能夠抓住問題的重點來進行批判。我也認為對人的尊重是重大的比較文化議題。不過，關於“人文主義”（或譯為“人本主義”）和個人主義/集體主義的議題，很可能是非常複雜的議題，不容易捋清楚。我試著循我過去的思考提出一些接近但不盡相同的看法。

我以為，傳統中國人大體是“家族主義”取向，而不適合說是“集體主義”取向。家族比較是初級群體(primary group)，而典型的集體則是次級群體(secondary group)。在次級群體裡，比較容易發展出普遍規則，而在初級群體裡則是講究關係。也可以說中國人主要是“關係取向”的行為模式，人際間往往是依照彼此的相互關係來決定行為。也因此，究竟如何互動，非常需要臨場對情境的詮釋。故難度極高，而出差錯的機會也大，為此造成人際衝突的可能性也大。

現代西方人雖然大體是個人主義的價值取向，但是嚴格來說，其實他們比較是在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兩種價值取向之間擺動。一般人平常很個人主義，但是，要轉換成集體主義，也可以迅速而徹底。就好像30年代的納粹或德國軍隊。實際上，美軍也一樣能夠表現出強烈的集體主義。可能是西方的教會傳統給這種集體主義提供了參考模式。

中國其實也有某種程度的集體主義傳統，但主要是由法家思想所引導。法家思想中不關心人民個人的權益與心靈需要與感受。而比較是通過壓迫來產生集體行為。這樣的集體主義效果其實不佳。人們可能在表面上獻身於集體，內心卻可能另外有一套想法。所以，如此形成的集體其實很鬆散。中國共產黨藉著共產主義思想想要重塑集體，1950年代末的人民公社運動就是一次大膽嘗試。但是，結果應該算是慘敗，才導致了嚴重的大量飢餓死亡。人民顯然對於家庭更願意獻身，而對公社則缺乏獻身意願。當人民被強迫加入公社後，人民就以消極怠工來應對。部分是因為這個理由，遂導致嚴重的飢荒與大量餓死人的悲劇，所謂“三年自然災害”。

儒家思想中其實有相當濃厚的人文主義氣息，因為儒家也強調人的“主體性”（譬如“我欲仁，斯仁至矣”）。不過，儒家思想中比較少“超越”意識。所以，儒家對“道德主體性”的強調會相對顯得空洞：主體直接落在人心，而又偏向假定人性本善。問題是，人性其實很複雜，人欲應該也屬於人性的重要部分。但是儒家比較忽視人欲，較少正面面對人欲的問題，並尋求給予一定出路。如此，人欲可能時時會鑽空子來影響人的行為。儒家對此並沒有讓人滿意的解決之道。在現實中，儘管歷代多數文官（主要參與統治階層的成員）名義上都信奉儒家思想，但是，就是這些文官卻也很少能夠表現出足夠的道德主體性，能夠充分體現儒家的道德理想境界。

道德主體性的“道德”其實是重要、卻也最困難的待解決議題。道德既有集體的屬性（道德規範源於集體生活），卻也有個人主體性的性質（個人必須信奉道德理念，並且在對抗個人欲望的基礎上去實踐道德理念）。傳統中國社會的道德條目，在今天來說，很可能不合時宜，更重要的是，傳統道德條目很可能反映一些反人權、反人性、反個性的成分；另外卻又可能對普遍人類價值的尊重不足。所以，道德內涵很需要大幅度修改。問題是，中國在共產主義的教條限制下，道德條目變得更奇怪，實際行為表現也更奇怪。

說中國人的道德條目很奇怪，一個最主要的具體表現就是“仇外”。集體的仇外情緒隨時揚起，瀰漫各地。而且，這種仇外情緒常常是伴隨著“愛國”或民族主義這種道德名目而起。仇外情緒一會兒是朝向日本，一會兒朝向美國，一會兒朝向台灣，一會兒朝向英國的Dr K，一會兒朝向阿根廷的梅西。以色列、烏克蘭、澳洲、加拿大、印度、菲律賓、韓國、越南…，隨時都可以成為挨罵的對象。但是，這樣的情緒對中國社會的發展與福祉真有好處嗎？真能夠為中國帶來長久的美好嗎？這問題背後可能涉及民族恥辱感，也涉及集體自卑心理，但是，整理道德價值取向與一些基本思維模式，可能才是正本清源之道。

尊重他人，也尊重自己，我以為這是文明的重要核心。但是，當代中國社會在這方面似乎還沒有這樣的普遍領悟。要加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