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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01/25 09:24:08瀏覽790｜回應8｜推薦7 | |
明居正教授是我很佩服的學者之一；他明確而堅定地抱持反中共立場，我和他在這一點上大體是一致的。不過，他在下面這段視頻中宣稱中共是嗜血邪教，我不確定他這麼說究竟是一種行動策略，還是在宣告他所認知的事實。對他這個說法，我還是有商榷意見的。
我先假定明居正教授的這段話是在表述一種他所認知的事實，那麼，這個說法究竟是否恰當呢？
說中共類似是一種宗教組織，這個說法我並不反對。因為早期共產黨確實拒斥、打壓各種宗教信仰，卻強烈要求黨員對黨的獻身與信仰（晚近中共對宗教的管理態度稍微鬆弛，但明顯還是傾向抑制）。也就是說，共產黨把自己變成了新的、有獨一正當性的宗教，只是這個宗教拒斥具超越意義的“神”的概念。
那麼，共產黨是不是一種邪教呢？進一步問，共產黨究竟是不是嗜血呢？
關於這些負面的評價，我估計主要是和共產黨強調“鬥爭”原則有關，也可以包括其主張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在內。
因為強調鬥爭，在中共革命過程及建政以後，許多所謂“黑五類”遭到悲慘的命運。通過鎮反、土改、三反五反、反右、四清、文革...等鬥爭過程，造成無數被鬥爭者的死亡或家破人亡的悲劇。就這個意義來說，中共確實是很嗜血，至少是很血腥。從現實情況來看，說中共是個邪教，可能是雖不中亦不遠的方便說法。不過，我基於以下的兩點理由還是建議宜更審慎：一、中共的“惡”背後是有先存結構條件的，也就是說，中共的惡部分是前面結構條件的結果；二、中共也有一定的改革成果，至少是進行了各種大膽嘗試。如果這些嘗試證實是失敗的，那麼，失敗的責任大體是由中共承擔，而這種經驗教訓卻可能對後續的改革者有幫助。當然，中共也確實有些積極建設的成果，特別是在物質層面。
說中共是個邪教，從極端反共人士來說，很可能是讓說者或聽者很爽的說法。但是，一個可能的問題是它有可能會讓人忽略了其他較屬於傳統深層結構的問題。我以為中國大陸的問題很可能是某些文化傳統（思維模式）、社會結構（特別是關係網絡與某些習慣的人際互動模式）、特定巨變時代背景與中共這個因素結合的總體結果。20世紀初的中國，本來就是個暴亂、動盪的國度。激進改革（也就是革命）往往帶著某種悲切、激越的情懷，是在幾近絕望的心情下嘗試找到國家的出路。中共就是試圖以革命尋求出路的改革勢力的一支，而且是屬於最激進、也似乎最有成效的那一支。也許應該說，中共既是嘗試尋找中國出路的努力的表現，也是對當時中國困難問題情境的結果反應的一部分。
再以中共所表現的缺少人權、人道的問題來說，這很可能不完全是中國共產黨單一因素的結果。長期的君主專制體制、社會缺少人道主義精神、缺少法治精神、缺少平等主義精神、生存危機意識強烈、客觀人口-資源對比造成的生活壓力...等因素很可能共同起著強大的影響，導致人權、人道問題嚴重。換言之，即使沒有中共，中國大陸上很可能還是會面臨著相當沉重的壓力，而很容易出現不重視人權、人道的改革模式。而越是激進的改革者，往往就越可能採取犧牲人權、人道的激進改革行動。其實，看看前期的北洋政府與蔣介石的統治，乃至更早前的統治模式，就不難看見類似的統治缺失，也就是都不很講究人權、人道。這就反映出，問題不完全是特定統治者/群的性格問題造成的結果，而部分是（傳統）結構性因素的結果。
從一定程度來說，中共的統治會是如此而非如彼，很有可能就是上述結構條件的結果。舉例來說，中共在反右運動以前，是在進行所謂“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運動。是鼓勵人民說話、批評政府、批評中共的。只是，形勢似乎失控了，於是又開始了反右運動，打壓知識分子。
我並不認為毛澤東是一開始就要用百花齊放運動來誘騙知識分子發言、露頭，以便進行打擊。開始的時候，他是有可能想要擺出一副聽取建言的大度姿態的。問題是，他可能低估了已經存在的問題的嚴重性；同時，他很可能也低估了自己胸襟狹隘的程度（以及他對所謂學者、知識名流的厭惡程度）。所以，他後續的反應很可能並不是他預期要有的表現。
說既存問題很嚴重，其實主要就是指既存結構的問題；而說胸襟狹隘其實也部分可歸因於結構性的問題。只是後者比較可能是屬於結構的深層，涉及思維模式、價值觀念等。重要的是，心性的表現未必就意味著是先天的特質，而可能部分是文化的、結構的產物。而集體的表現則更可能關聯到結構。
再舉一例。毛澤東想要搞集體農場（人民公社），不只是有蘇聯的典範在前（蘇聯集體農場很可能是失敗示範。不過，宣傳出來的卻是成功），而中國傳統幾千年的小農經濟卻是以“家庭”為經濟單位；“家庭”制度太強，壓抑、束縛了“國家”的可能作為。這就是一項重要的結構條件。但是，共產主義強調集體計劃經濟。和傳統結構顯然存在極大的矛盾。毛澤東顯然想藉著人民公社，在建立集體農場的同時，壓抑家庭制度，打破家庭對國家作為的束縛。當然，這個嘗試顯然並不成功。大躍進導致三千萬人因為飢餓而死亡。不過，話說回來，國家（具體來說，是中共這個統治政黨）卻確實因此掌握了更大的控制權力。只是，這究竟是好消息，還是壞消息，實在難說。
中國文化傳統對家庭價值的強調，很可能可以部分用來解釋中國人的“自私自利”、甚至是懦弱的表現。個人為了家人，可以犧牲很多事物，包括廉潔、包括守法精神等。總之，為維護家人，守法、廉潔、勇敢、獻身奉公等道德就都可能不是最高價值。
中國作為國家，如果想要更好的發展，卻很可能不能不面對、處理上面這種傳統文化價值、思維模式及維護這種傳統價值的家庭制度。中共似乎未能良好解決這個問題。但是，如果換了別的統治者，也還是不得不面對這種問題。
一般中國人的守法精神大概歷來都很薄弱。因為心中對“法”往往缺少敬意。法往往只是統治者用來統治的工具，而主要不是為了維護人民的權益而存在，更無所謂經由人民同意這種過程。所以，統治者固然喜歡玩法，一般人其實也一樣。只是，不同階級的人能夠玩法以獲利的途徑與程度不同。
大家缺少法治精神，主要的成因大概包括：一、專制統治者只是利用法來統治，而並不尊重法，包括法的普遍主義精神。從而，一般人也很難尊重法。二、人們缺少普遍平等主義的思維。西方基督教世界則藉著福音而產生了一定程度的普遍平等主義思維；另外，羅馬法律的傳統很可能也有利於促進西方人的法治精神。三、市場模式的限制。如果自由市場被尊重，很可能也有利於開展出普遍平等主義思維。四、陽儒陰法的體制，對法家思想的真正開展可能沒有幫助。法家思想被限制作為權術統治工具；而儒家思想很可能也因為強調“德治”而損害了對法的尊重。
儒家思想當然有其積極意義，但是對於民主化與法治化很可能起著某種阻礙的作用。民主制與忠君思想扞格。儒家的核心思想中未必主張忠君思想，但實際上卻發展出忠君的內涵（主要是被君主專制體制所扭曲，但是儒家群體似乎沒有極力對此做出區隔，而更多是迎合，而這未必是儒者的品德、心性問題，而更多是其身份、角色性質所導致）；儒家強調德治，也可能與法治精神存在扞格（德治未必與法治相矛盾，但如果在價值上突出德治而輕忽法治，難免會對法治發展產生不良影響。而儒家群體的崇高位階則又使對法治發展的壓抑力量倍增）。另外，儒家偏好菁英主義，對民主化發展可能也不利。
總之，中國的一些文化傳統，對於形成現代化、理性化國家很可能產生阻礙作用。這種阻礙未必無法克服，但是，還需要摸索出克服的方法。特別是需要對傳統價值的崇拜做出理性調整。只是，這似乎非常困難。人們往往激情維護傳統，又或者激情反傳統。甚至同一個人也可能先後出現這兩種激情心態，卻就是難以理性檢討傳統文化價值，做出理性重估與安頓。
中共崛起與統治過程中面對了傳統結構調整的困難挑戰問題，而以粗暴的手段想要來克服，卻造成了嚴重的副作用。中共在文革期間曾經提倡批林批孔、打倒孔家店等口號。這就是一種粗暴對待文化傳統的例子。人民公社制度就更是直接在對傳統家庭制度進行某種拆解。
當然，中共作為改革者群體，他們本身其實也還是身上背負著許多文化傳統。在中共作為革命運動組織，力圖要破舊立新，卻仍然免不了被傳統結構滲透進入個人性格、思維模式與組織行動習性中。名義上，其成員被要求以理想共產黨員的行動原則來行動，實際上，黨員們在擁有權力以後，很可能卻是以權謀私，謀個人、自家的福利，而寧損害國家、公眾。這違背共產主義理想原則，卻很可能表現出人性，也很可能與某些文化價值取向有關。
上述問題往往被簡單看待，譬如斥責這種自私、“貪腐”行為，但是這種現象的存在（其實很普遍）很可能反映出共產主義作為統治的理論依據違背人性，所以它是不可能被實現的一種境界。而且，鑑於其唯物論的、壟斷信仰的做法，以及其對鬥爭理論的強調及組織的嚴密性與壟斷性，它的理想不但是不可能實現，而且嘗試實踐共產主義理想很可能會帶給社會莫大的傷害。
中共官員的貪腐問題，反映的其實相當程度是人性，也是絕對權力絕對腐化的體現；當然，部分則是上述文化價值、思維模式等的促成結果。中共早期的“三反”、“五反”運動，理論上應該是在打擊貪腐（實際上恐怕主要是在對付資產階級敵人）。但是，一旦進入改革開放時期，貪腐問題立即又變得嚴重。儘管中共曾經嚴厲打擊貪腐，而且時不時又會動手打擊貪腐，貪腐還是依然嚴重。只要權力集中，貪腐就難以避免。
我以為，早期中共的改革模式是過激的，是與中國文化傳統採取強烈對決的方式，最後結果則是兩敗俱傷的局面。改革開放的中共，在相當程度上，再度接受了傳統文化的引導或同流。所以中國社會內部的文化衝突減少了，某種社會衝突也減少了；只是，貪腐問題（部分）卻也因此又愈形嚴重。
中共不能解決傳統中國社會的結構問題，甚至因為這些結構特質的反噬而導致中共自身的統治顯得極其惡劣，或者危及中共的統治。跳開來看，這些問題不宜完全歸咎於中共。而如果想要讓中國找到出路，也就不只是要期待終結中共的統治，而必須做更深入的思考、更謹慎的操作。
前面說到中共的統治很可能是過激的。這種過激顯然造成了嚴重的傷害。不過，也許必須承認，這也加速了中國社會的改造。以印度為例，他們持續以一種較低效率、也較穩定的統治型態發展。那有可能是中國的另外一種可能發展途徑。而現在的中國人可說已經沒有選擇要不要那種模式的機會，因為中國已經走上了過激改革的道路。中國因此成就了一些事，卻也敗壞了一些事。未來的中國，只能在現在這樣的基礎上往下走。
我這麼說絕對不是在為中共的統治塗脂抹粉，也不是在說因此中國人就必須繼續接受中共的統治，或接受這樣模式的統治。在某個意義上，現在的中國已經藉著前人的慘重犧牲而達到了某個較有利的經濟發展水平。所以，有些後續努力或許可以因此略過。這也許是想要公平評價中共時應該要注意的一點。中共很可能在未來失去政權以後，長期背負其過去執政的罪責。但是，學者如欲公平評價中共，就也必須承認他們所做出的“貢獻”。而公平評價很可能是正確預測、預防問題發生的重要基礎。
只是，中國社會的現狀中，卻也存在著一些中共統治帶來的遺毒。譬如一些小粉紅的心態，恐怕就很危險，很可能會累及中國與世界的關係發展。
最近，倫敦某火車站裡，一位知名英國鋼琴師與中國的一個影視隊伍的衝突，可能就是一例。這種衝突其實幾乎完全沒道理會爆發，但實際上卻還是爆發了。而且，相關視頻引起了大量的閱覽。衝突會爆發，有多重因素，但是，中共與西方世界之間彼此的敵意顯然是最根本的問題成因。這種敵意關乎價值觀，也關乎彼此的國際政策路線。而中共的政策路線很可能是彼此敵意存在的主要根源。中共不斷以歷史仇恨來教育人民，又以敵視資本主義、反對普世價值為由而與西方國家，乃至日、韓、印度...等主要國家時時發生扞格、摩擦。最後，難免會陷入孤立。
基於中共的教育、宣導，小粉紅們努力表現愛國，也時時會對外國心存不滿，乃至直接爆發衝突。而他們顯然並不覺得自己的做法有什麼不妥，甚至驕傲自己的“愛國”表現。這種心態，我認為就是危險的，因為會繼續造成對中國的傷害。鼓勵愛國，同時鼓勵敵視外國，這樣的教育結果，是培養出一大群對外國常常心存敵意的人民。即使有一天政府希望緩和、拉近與外國的關係，恐怕都緩和不了。
國際之間的摩擦、衝突大概很難真正消除。但是，成為國際間矚目的孤狼，與許多國家持續關係緊張，乃至有敵意，這對中國的長期發展絕對不利。也許中共還有俄國、北韓、伊朗等較實質的友邦國家。但是，這些國家似乎也都是國際間的孤狼。孤狼之間的結合，充其量是像二戰時期的軸心國，很難改變不利處境。
中共實際上已經陷入一種困境：對內高壓統治，且面對權力危機卻又騎虎難下；對外則與許多國家敵意對峙。事實上，對內與對外的處境互為因果，為緩和內部壓力，所以對外採取戰狼姿態，想藉著民族主義情感來號召人民向心力。而對外關係愈是惡劣，對內就只好越發搞民族主義與仇外情緒。這種內外交迫的處境，則與權力維繫的需要有密切相關。民怨隨時可能危及權力，只能夠轉移民眾的注意焦點，用仇外情緒來緩和內部的不滿情緒。
也許還有一點值得指出。幾乎任何一個組織、團隊，一旦組成以後，就會產生一種自我維續、自我擴張的傾向。而中共作為一個權力集中的統治群體，那種自我維續的傾向會更加強烈。這和上述騎虎難下的處境相關，但性質並不完全相同。而為了維繫統治權力，很可能會更加抓緊權力。這種惡性循環，會讓中共走上一種迥異於其初衷所欲的作風路線，而對人民形成愈來愈沉重的痛苦壓力。
在如此情境下，中共其實很容易落入以下的兩難選擇中：成為失敗政府或成為危害性政府。這種困難處境部分是其選擇路線所造成的問題，部分則是更前期留下的結構性的問題；當然，這兩者的合力更有可能成為問題成因。
上面的討論大體幾乎是在為中共的劣行尋找非其本身的原因。我不是在為中共尋找托詞，而是認為這應該是事實，而如果拒絕面對這種事實，會使得問題難以得到真正的解決。
總之，我相信，中共走的路線是嚴重偏頗的，是有危害的，而且是為內外形勢所迫，很難轉向良性體質與路線。就此而言，批判中共、主張台灣與中共盡量保持隔離，這些我都不反對。但是，逕行宣稱中共是一種邪教，很可能還是過甚其詞了。
如果明居正教授稱中共為邪教，是出於某種策略考慮，這種策略是否能夠帶給台灣任何好處，我並不確定。也許，這種強烈的批判說詞能夠讓台灣人民更堅定反共立場，故比較能夠免於被中共藉認知作戰而吸收台灣民心，最後可能兵不血刃地拿下台灣。究竟有沒有這種效果，我也不知道。不過，我傾向認為，行事大開大闔、開誠佈公，還是最佳的選擇。在兩岸關係的處理上，我也還是這麼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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