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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01/17 08:21:44瀏覽490｜回應10｜推薦8 | |
高壓式整合成為習慣模式，也成為價值之理所當然，也成為安全感之所寄，從而它也成為中國社會發展出民主式整合的最強阻力。
一、前言
美國20世紀中期的社會學大師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指出，社會系統要維持其穩定、平衡、存續，必須能履行四種基本功能，包括“適應”、“目標達成”、“整合”與“模式維持”。其中，“整合”(integration)意指讓不同的社會部分能夠在較和諧的關係下共同合作，形成一個統一的整體。
事實上，作為社會學先驅大師的一位法國社會學者涂爾幹（Emile Durkheim）就已經特別關注討論過社會的“整合”議題。社會學的源起可以說就是因為思想家們困擾於（歐洲工業化初期）社會混亂、整合困難的問題現象，而思重建較良好的社會秩序的知識努力。
如果說對“整合”的功能需求是社會生活中最重要的環節，很可能不為過，而每個社會為了維護整合，也都做了許多的努力與犧牲。不過，社會為求整合而付出代價，這一點卻似乎並不常能得到足夠的關注與理解(註一)，也不太常被拿來解釋一些社會中存在的“不合理”現象。事實上，為追求整合可能會做出犧牲人權的行動、採取一些容易受到人道主義者指責的行動。當人權主義者、人道主義者指責某些犧牲人權或不人道現象時，未必會充分考慮社會維護整合的需求。他們的批評意見未必不當，卻也未必恰當，需要很複雜的思考、討論。
為追求整合而發的集體行為未必具有絕對的正當性，只是如果忽略這種集體需求，而片面強調人權、人道，那麼兩種不同立場的正當性聲稱就只能是無解的矛盾。分辨專制、高壓式的整合與民主、法治式的整合，應該有助於釐清整合之所以為正當或合理的一些必要條件。
社會追求整合，理由很明顯。社會的整合程度越高，意味著人際、群際關係越和諧。越高度的社會整合越是意味著可以免於在社會生活中遭遇無謂的摩擦、衝突與阻撓。衝突則意味著社會的整合不足。而戰爭則是缺乏社會整合的極端情況，也是帶來極度痛苦的狀態。多數人都會期望生活在有良好社會整合的世界裡。人們也會為了維護或促進社會整合而做出各種努力，甚至付出許多代價。但是，社會整合的程度在不同時空裡顯然並不一致，西方基督教世界大體顯出較佳的整合，也較能吸引移民；戰爭或混亂中的國度則會讓人民外移。
集體行動的方式是否確實有利於整合，實際上常有可疑。以戰爭來說，戰爭也可能含有追求整合的目的或潛在意圖，但是，戰爭能不能帶來整合的結果，卻是頗耐人尋味。很多的高壓控制行動，也可能只是表面上達到某種起碼的秩序狀態，人心卻未必凝聚、人際未必和諧。
國家的形成與規模的擴大，其實也都可視為各群體間為求整合而採取的集體行動。而類似地，現在會有歐盟，或者有聯合國，其實也都是國際社會對整合需求的具體實踐。重要的是，如果視集體為行動主體，這裡的“集體”或社會可能是超越原本的國家範圍的群體。如果分析中總是以“國家”或涉及權力的政治性團體為行動單位，就比較難理解這裡的“集體”究竟所指為何。
二、中國專制體制下的高壓式整合
數千年來，中國都是君主專制體制。這種體制其實也是在實現一種社會的整合目的，至少是起碼的整合。因為整合是人心所向，是國家存續的基礎條件。只是，高壓方式的整合，實際上岌岌可危。稍有敵對外力介入，國家就可能崩解。
回顧中國歷史，也許當年秦始皇統一天下部分是為了促使當時的中國大陸達到起碼的整合，免於戰國時期各國交相征伐的長期戰爭狀態，故其暴力統一行徑其實也可視為是某種較特別的追求整合的行動，也所以能得到某種程度的認可。而從這種極端歷史事例中，我們應該也可以逆向推論出人們對“整合”的需求是何等殷切。
秦以下，在民國以前中國歷代統治形式都是採取君主專制制度。在這種制度下，人權觀念薄弱，刑罰概偏於嚴峻，而這種刑罰其實也具有某種整合的目的。
秦的統治包括連坐法在內的各種嚴刑峻罰，甚至被形容為偶語棄市，控制不可謂不嚴格。這種控制的目的，其實也是為要維持整合，以及與此密切相關的統一。只不過，秦未及三代而亡。顯示其內部整合並不算成功，也反映出嚴刑峻法對促進整合可能效果未必佳。
史載，明末袁崇煥因為被認定通敵而被處磔刑。這可以說是人身刑罰的最極致。這可能也反映一種規律現象，就是在君主專制體制下，被認為是群體的出賣者、破壞者的人往往會受到最嚴厲的懲罰。而懲罰的目的就是要促使這個群體能免於分裂、崩壞。這大體可歸為高壓式的整合模式。只不過，明朝並沒有因為使用極刑就免於亡國。危急之際，崇禎皇帝欲召群臣議事，竟然沒有大臣入朝。可見這種依賴高壓方式所維護的“整合”，只能是一種低度的、勉強的整合。稍遇外力，就可能崩壞。
在清朝末年，如果清廷捕獲革命黨人，往往會處斬。秋瑾女士就是其中之一。懲罰“叛國者”（而獎勵效忠者），同樣是一種維護“整合”的努力。當然，這種做法或許能讓人民不敢輕易反抗統治者，卻很難免於人心渙散，也難以阻擋人民趁亂做反。
中共建政以後，曾經進行“鎮反”運動。 1996年的官方文件顯示鎮反運動鎮壓了157萬多人，其中87.3萬餘人被判死刑。 外界則估計有100-200萬人遭處決。這之後，還有反右、文革等運動，也繼續要清除所謂反革命、黑五類，以維持國家內部的統一與凝聚。這種行動同樣也可視為是一種維護整合的行動。當然，也還是屬於高壓式的整合。
再以中國清朝末年的社會狀態為例，在道光末年，爆發了太平天國之亂。當戰亂初起，太平天國勢如破竹，一下就從廣西打到南京，稍後甚至還進軍到天津附近。這種進軍速度，不只是反映清軍準備不足；更重要的是，此時民心思變，很多人願意歸附叛軍。其實，在此同時或稍早，還有所謂捻亂、回亂、白蓮教亂等。可見，整體民心已經缺少向心力、凝聚力。清朝也就一步步走向敗亡。而且，即使民國肇造，國家仍然混亂無序。這種混亂，其實反映出前期社會整合的不足。
三、民主式整合
在民主國家裡，同樣需要為整合做出各種努力。所以一樣會有對於某些通敵、破壞集體利益...等的行為做出懲罰。不過，特別是先進民主國家裡，比較少採取嚴厲懲罰的方式來促進或維護整合。舉個極端的事例。挪威之前有一位布雷維克，因為對政府的移民政策不滿，殺了77人，傷百餘人。但是，他只被判刑21年，服刑14年後可假釋。他在獄中可受教育，甚至還有權利對政府提出控告。
再以美國為例，除了也是刑罰較輕外，可以看到在他們的電影裡，有許多揭露政府醜行或醜化政府的情節。顯然這些行為並不會受到顯著懲罰。在越戰期間，甚至還有美國著名演藝人員（珍芳達、瓊拜亞）前往北越做公開訪問，也不需要為此受到法律懲罰或是受到人身攻擊。但儘管如此，美國人卻很少嘗試歸化外國。反之，嘗試移入美國或歸化為美國人的其他國家人民卻不少。
民主式的整合當然未必沒有缺點。在像美國這種個人主義式的自由主義國度裡，照樣存在著族群矛盾、歧視，以及各種人際衝突。換言之，這種民主國度的整合程度是有限的。民主制度甚至有時候因為縱容個人的言行，而導致無謂的傷害和加深的隔膜與敵對。美國媒體的色情、暴力內容也很可能促長了社會上的犯罪問題，並且因此傷害整合。
不過，有一點很明顯，通過媒體所看見的美國的犯罪問題似乎遠比在現實中看見的要多。媒體顯然渲染、誇大了實際的犯罪問題。在大多數社區裡，日常的景象是很平靜、安詳的。外國人繼續大量移入美國，甚至偷渡進入美國，這種事實反映了人們心中對美國的真正評價。
在由聯合國發布的2023年“世界幸福報告”中，排名前22名的國家一律是歐洲或美、澳等西方國家；當然，也都是民主國家。這裡所謂的“幸福”，除了GDP等經濟水平、物質生活品質外，更多是包括社會支持、社會自由、正向情緒、社區安全感、選擇自由、慷慨、腐敗程度等關聯到精神生活層面的指標。也就是說，經濟條件並不是這個幸福指數最主要的決定因素。
在上述排名中，美國排名全球第15。既不是最優，卻也還是排名在多數國家之前。
反之，排名最後的國家，不是非洲國家，就是中東地區處於戰亂中的國家，也基本上是非民主的國家。
“幸福”當然不等於“整合”。不過，兩者很可能有高度重疊性，或者是互為因果。
我相信，相比於專制體制的國家，民主國家的實際整合效果較佳，社會內部較和諧、互信、有向心力。也可以說，他們達到了較高境界的社會整合狀態。專制制度雖然也能夠達到某種程度的整合，但比較是一種勉強的集體秩序，其中的人際、群際關係較緊張，互信程度較低，摩擦、衝突的可能性較高。
關於民主化社會有利於社會整合的論點，也許可以再以印度為例。相對於西方和一些新興國家，印度大體是個貧窮、落後國家；而且，他們的種姓制度至今並未消失。也就是說，這是個階級極不平等的社會。但是，印度在建國以後，並不常常出現動亂。即使新冠疫情造成嚴重的死亡，也不見有什麼群體抗爭事件。為什麼？我認為除了宗教的力量外（註二），民主化所產生的整合與和平機制（也許說“和諧機制”更貼切。不過，為避免誤導理解，還是不宜）是最重要的理由。
民主化既然有整合且和平化的效果，中國大陸為什麼至今不肯走向民主式的整合呢？
四、中國拒斥民主式整合的原因
我們當然可以說，是因為中共作為當權者為權力、私利的考慮所以不肯放棄權力及其所產生的利益，尤其這種利益已經形成一種集體利益（共產黨的集體利益），就更不容易被撼動。
不過，其實還是有另外兩方面的理由也必須注意。一則是為了追求集體的改革急效，而蹈上某種集體非理性的行動路線；另外則恐怕是出於恐懼心理。
首先，中共建黨的宗旨是很高大上的，是要在中國實現共產主義社會；而共產主義社會理論上是個無“異化”（alienation）、無剝削的理想社會。說穿了，是要實現某種理想，要創造一個偉大的新中國。為了這個理想目標，而又鑑於社會的混亂情境（包括利益、思想、行為等的不一致及缺乏達成共識的有效渠道），故不得不（階段性）採取強制的、不民主的，乃至暴力的整合手段。簡單說，在一定程度上，不民主是基於對整合的情境條件的考慮（當然，大體是主觀的考慮）而認為不得不的選擇。
即使是在西方民主國家也完全承認在民主體制下要達成共識很困難。所以，民主有其決策遲緩性。而這在落後而又急於革新的集體目標下就會顯得緩不濟急，甚至憂慮讓改革目標胎死腹中。總之，特別是在以革命為宗旨的政黨領導下，往往急於求成，而很難接受民主化的做法。所以，中國的民主化之路絕非易事，翻車的可能性極高。
事實上，百餘年前的中國經歷已經就是民主化翻車的例子。這表示，中國不走向民主化，其實也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這可以套用黑格爾“凡存在皆合理”的論旨。當然，這麼說絕不是要強調中國社會就是只適合走專制體制的路，而比較是希望在嘗試走向民主化之路的努力中，需要做更周延的思考、擘畫。必須有極高明的方法，乃至必須循某種曲線路徑，才有可能免於在走向民主化過程中遭遇挫敗。這需要機緣、領導者的智慧與意志，還有集體的理性。
社會要想走上康莊大道，會需要集體理性。這也實際反襯出“集體非理性”問題的普遍而深沉。有許多事例都證明，即使是先進的民主國家也很難免於出現集體非理性的問題。從我來看，川普能夠成為美國總統就是一種部分美國人民集體非理性的表現（這未必是指在拜登與川普之間，選擇川普是非理性；也許在川普成為最後二選一的選擇對象時，這種情境的出現本身已經意味著不合理）。至於在專制國家裡，集體非理性行為就更常見。中國大陸上早期的“大躍進”、“文革”，晚近的仇外、“戰狼”思維，就都是一種集體非理性的表現（事實上，我以為國共內戰的爆發，乃至之前的諸多內戰，可能更是一種集體非理性的行動）。這些集體行為對中國大陸的發展極度不利，但趨勢卻又難以扭轉或遏阻。晚近中國大陸上的反民主論調，同樣也是這種集體非理性的表現。
也許有人認為上面所列出的一些較極端的事例只是少數領導者個人的思維，無關於集體。但是，沒有集體的支持或某種程度的默契配合，運動的規模與強度不可能如此巨大。台灣的李登輝總統想要搞心靈改革，被學者們一頓猛轟，之後就不了了之。但是，文革鼓勵紅衛兵串聯，紅衛兵們可是激情投入，搞得轟轟烈烈。
當然，領導者的權力在運動的推動中起著重大作用，但“權力”其實是無形而微妙的事物，權力必須得到行使對象某種程度的支持或配合，否則權力就會空洞化。之所以權力能夠行使，就表示實際上是得到了對象的某種支持或配合。這種支持、配合通常不會是百分之百，但如果得不到支持、配合，權力也就消失了。
明崇禎皇帝在李自成進入北京城的前一刻，想要召集大臣緊急入宮議事，卻是一個也召喚不來。其實，這時候皇帝名義上還是皇帝，大臣也還是大臣，為什麼君臣之間的權力關係會失效了呢？當然可以說這是因為大家想要各自保命，是出於私利的計算。但是，之前的“忠”順，難道就不是出於計算？
總之，權力似乎可以解釋許多的行為現象，但稍加思索，好像又並不能解釋什麼。如果被行使權力的對象都拒絕被支使，甚至根本不承認有此權力關係，權力就失效了。簡單講，集體非理性，即使主要是出於少數領導者的個人行為，卻也必須有一定程度的他人的支持、配合。所以，這還是一種“集體”非理性。我以為，追求急效的主要問題恐怕就是在集體非理性上。那裡面可能含有類似誤診、開錯藥方等的問題。總之，集體的行動卻產生了某種緣木求魚的結果，難以達到真正的目的。
中共採取拆解舊結構的途徑來促進改革，這種拆解行動同時也拆解了原先賴以整合的社會網絡（也是結構的重要部分）。中共希望重建新的整合模式，但實際上整合變得更困難。
文革之後，中共走向了改革開放，而且顯然得到相當多人的支持。這裡面，有些人是痛定思痛而改變，也有些人是先前勉強配合，此刻才表態；不過，必然也有些人是此刻勉強配合，而可能準備伺機重來。就好比像現在習近平的左傾回頭路的轉向嘗試。
“集體非理性”的問題牽引出許多不同層面的可討論議題。重點是，從集體整體來說，人們“選擇”了一種可能並不有效的集體路線。最簡單、最重要的例子就是是否走向民主化之路。人們可能以各自不同的理由，而未選擇走向民主化，然後因此受到這樣、那樣的傷害。而受到傷害以後，又給予各種不同的原因解釋，做各種不同的整治。好比習近平用反腐、打黑、打奢來試圖解決中國大陸貧富不均的問題，以期消除民怨、維護政權。但是，歷代中國政府都曾經採用這種方式想要解決問題，卻仍然無法免於朝代的遞嬗。習近平恐怕也無法例外，藉此達到目的。關鍵是整肅官箴並非治本之道，很難做到弊絕風清，也難以真正促成貧富差距縮小。
中國大陸貧富不均主要是因為權力過度集中、過度官本位制的結果。民主化才是正本清源之道。反腐並不是根本解決之道，而且激起的反彈會很強。甚至可能危及統治權。
集體非理性的問題很可能是最根深柢固的社會發展困境。專制國家如此，民主國家也很難避免。我們看到，亞非拉區域的國家，很多都是長久落後、貧困，甚至戰亂連年，災禍頻仍，但國家就是難以走上正途。事實上，這種悲劇國家（有人會稱之為“失敗國家”）遠多於我們較常矚目的民主先進國家。這些失敗國家難道是被注定了失敗嗎？是天然條件過於惡劣才長久失敗嗎？是他們從來不曾嘗試要改善自身的處境嗎？恐怕都未必。我偏好使用“集體非理性”來解釋這種長期滯後的問題。
我們當然可以用客觀經濟、文化條件來解釋這種滯後現象。但是，能夠擁有優厚的經濟、文化條件的國度，又是憑什麼？經濟、文化條件本身不是第一因；而且，優厚的經濟、文化條件也並不保證永遠表現優越，而有可能淪落。羅馬帝國的淪亡就是很好的例子。王朝的更迭一直在進行，誰也不敢保證自己能永遠先進。那麼，為什麼有些國家卻長久滯後？
南北韓是個非常鮮明的例子。兩個國家本來是一國，是高度同質的社會。但是，現在兩國的發展已經有了天壤之別。為什麼？顯然不是先天自然地理、人口或現代發展起始點的經濟、文化條件差異的因素，而是政治、社會因素的不同導致。兩國背後的美國、俄國、中國的因素當然有影響。但是，如果北韓自身有強勁的發展潛能，美國、俄國、中國難道能夠片面阻擋？又，南韓的繁榮、進步，難道是美國輸自己的血來澆灌的結果？當然不是。也就是說，南韓的發展，主要還是藉著自身的理性力量發展的結果。而這種集體理性力量的制度基礎則是民主化。民主化鼓勵了普遍的理性選擇、創新與企圖心，以及與此相關的較自由環境。美國可能幫助促成了南韓這種制度性的集體理性化條件，但絕不是直接輸血給後者。反之，蘇聯、中共則在北韓走向集體非理性的路上幫了一把。
按照北韓、中共方面的說法，北韓的經濟落後主要歸咎於美國的經濟制裁。但是，經濟落後、制裁與集體非理性三者之間的因果關係序列可能不是單一的。也就是說，經濟制裁不是第一因，而可能是某種集體非理性行為的後果。再者，如果單單是美國的經濟制裁，其實影響不可能這麼大。北韓在國際間的孤立，顯然也和其集體非理性有關，並且也因此影響其經濟發展。當然，北韓自身內部的各種政策也影響到其經濟發展。就好像中國大陸一旦走向改革開放，就立即迎來快速的經濟成長，就是鮮明的反例。
中國大陸本身的經濟發展，同樣也反映其集體非理性的影響。中共建政的前面30年，經濟成長嚴重滯後。這顯然主要是其左傾政策所造成。而晚近的中共再度有左傾的跡象，經濟成長也再度變得遲緩。這種左傾路線，我以為就是集體非理性的表現，傷害極大，收穫很少。
中共晚近的左傾路線，也許主要是習近平個人的心態使然。但是，顯然也還是有些人對左傾路線抱持肯定或心存眷戀。紅二代裡，這種人也許並不多（但估計也還是有，習近平本人應該不是唯一），而比較是對工農大眾抱持同情的人士，當然也包括工農背景出身的菁英。重要的是，他們對改革開放政策中的資本主義意涵可能極端反感，而對共產主義左傾路線懷抱熱情。至於改革開放中所未包含的民主化改革途徑，他們卻同樣並不青睞。他們就是不信任民主化的積極意義。也可以說，他們其實並不信任廣大人民。他們擔心大眾愚昧，擔心“一放就亂”。問題是，少數人對大眾進行嚴格管控的形式，其實束縛、抑制了大眾積極表現的主觀意願、可能途徑與機會。總的來說，得不償失。而且，如此很容易讓統治者與人民站在對立面，成為仇讎。從而，統治者必須想方設法來應對這種敵對關係，結果又損及其他的發展，並且讓自身陷入危境。而這就是中共拒斥民主化的另外一個可能理由--統治集團的恐懼。
中共作為統治者，時不時會發布或鼓勵發表某些拒斥民主化的理由，除了前面的理由外，還有一個重要理由就是統治集團的恐懼，恐懼於卸下統治權時可能會遭遇的命運，所以維權，維護統治權力，就變成格外重要，甚至必須不惜一切代價來達到目的，包括違背立黨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初衷。
舉例來說，以俄國末代沙皇的家族全家被殺的悲劇命運，還有更早法國大革命時期法皇路易十六夫妻的被殺為例，統治者在統治期間越是曾經採取過激烈暴力手段，在下台時候的命運往往就越發悲慘。國家將亡之際，帝王人家就可能發出“奈何生在帝王家”的喟嘆。明朝崇禎皇帝在北京城將破之際，親手砍殺了自家的親人。這是何等的悲劇！而這種悲劇顯然牽連到帝王統治時期的諸多可能不人道或不夠普惠的手段。
中共的革命手段暴烈，如果哪一天中共失去了統治權，下場可能也會很慘。所以，這會在中共成員（特別是高層）心中形成一種騎虎難下的恐懼心理，使他們無論如何不敢放棄手中的集權式的統治權力，而民主化卻幾乎注定會讓現在的統治者、統治群失去統治權。
事實上，在中共發動文革期間，一度有所謂“造反派”出現，其主要攻擊對象就是所謂官僚派。那裡面很可能就蘊涵著對統治群體的仇恨，藉著“造反有理”的名義來發洩對統治官僚們的仇恨情緒。只是，文革後期，造反派受到軍方最嚴厲的鎮壓，只好偃旗息鼓。但是，那種仇恨情緒卻未必就此消散，而更可能是待機而發。中共高層不會沒有意識到這種仇恨、對立危機。但是，因恐懼危機所生出的因應方法，大家想法未必一致。有些人可能希望繼續改革開放，但是習近平可能覺得反腐、左傾路線才能治療頑疾。不過，中共內部可能很少人會期待靠民主化來解除危機。即使是像台灣蔣經國式的從威權漸進走向民主化的路，也可能被認為風險太大。
以上談的是中國大陸民主化發展遲滯的可能理由。不過，其實整個拒斥民主化的行動都比較是一種集體非理性的表現。也就是說，這些理由其實都不構成充分的理由；或者它們只是對某些特定人而言較具有合理性。而對全體中國人來說，這種態度終究還是比較非理性的思考，是不值得的選擇。
話說回來，上面的討論其實也顯示，人們可能為維護既有的高壓式整合的努力而放棄走向民主式整合。高壓式整合成為習慣模式，也成為價值之理所當然，也成為安全感之所寄，從而它也成為中國社會發展出民主式整合的最強阻力。這就好像有人會想要留住手中的一塊錢，而放棄去尋找未知的一百元。這種求安全感的心理其實可以理解。只是，人們很可能也必須認識到自己也可能因為這樣的安全感理由而放棄改善處境。人們必須思考這樣做是否值得。
五、結語
當前中國大陸面對著越來越嚴峻的情勢，再不調整路線，很可能就要陷入亂局。經濟的困境會導致政治的動盪，乃至統治權力的崩盤。及早做出適度的民主化調整，才比較可能轉危為安。蔣經國的政治改革模式，又或者是戈巴契夫模式，其實都擺在眼前可供參考。這些當然不是完美的典範，但至少證明不是無路可走向民主化。
民主化之路當然也必須審慎。清楚認識民主化的阻力所在，才可能在改革規劃中做出預防、因應，避免在過程中翻車。預防的一個重點可能是在於認識自己內心潛藏的軟弱。壓力、誘惑與恐懼，可能在追求改革的過程中，也在逐步接近權力的過程中，越來越大，甚至大到難以想像的程度，而自己能夠抗拒壓力、誘惑與恐懼的能耐，卻可能遠不如預期。
社會祈求整合，但整合有不同的方法、途徑。民主制下的整合優於專制、高壓方式的整合。但是，社會要走向民主化，卻又往往有各種阻力，所以，儘管有一些先進民主國家作為學習典範，但是世界上多數國家卻遲遲未能走向民主化。中國大陸也同樣存在這種民主化的阻力。不過，我以為，最關鍵的阻力還是在於人們的思維、心態。
以下的三點認識也許有助於促進走向民主式的整合：一、認識到民主式整合的存在與優越性；二、預期到民主化過程可能出現的問題，並且也相信這些問題可以被克服；三、認識到高壓式整合的現實存在與其弊病，以及理解其存在的原因。
在專制國家裡，有上述認識的人當然有，但是，他們可能只是人口中的極少數，而他們可能很難把這樣的認識傳遞給一般大眾。如何克服這樣的難題，是對意圖改革者的真實考驗。網路也許會產生巨大的幫助。但是，網路也可能被嚴格封鎖。人民當下的既存心態則起著最決定性的作用。廣大人民群眾究竟是否意識到改變的必要性了呢？
註一：
對於上述相關現象，政治學上其實討論了很多。但是政治學上比較是從權利讓渡的觀點來討論的，政府的權力來自人民讓渡權利。但是，權利讓渡的觀點並不強調社會“集體”的整合需求與滿足，而主要仍著眼於“個人”的得失。洛克作為主流政治學者，大體採取的是“方法學個人主義”的觀點；而社會學裡，涂爾幹等人則強調了另類的“方法學集體主義”觀點。（後者究竟能否成立，一直有爭議。不過，我以為，兩者之間的爭議，最後會被新的方法論觀點消化，而兩者都會被認為帶有某種程度的偏見。）涂爾幹從方法學集體主義出發，還強調集體對個人的強制性。所以，個人是否“主動”讓渡權利，方法學集體主義觀點的學者可能會存疑。
方法學集體主義者很可能是在強調事物之間存在著錯綜複雜的、多層次的交互作用(interaction-effect)。從而，社會層次現象的規律性，很難僅僅從個人行為層次來掌握（特別是僅僅從人的意識行為層次來掌握）。對此，我基本同意。而我以為，方法學個人主義者有可能對此認識與強調不足。但是，如果把“集體”視為一個完全新的事物，可以脫離“個人”來認識，這恐怕又過度了。所以，我認為兩種觀點其實都有局限性，還需要互相容納。
註二：
印度教和佛教都具有強烈的和平主義色彩，很可能可以解釋印度人民很少反抗統治者的行為。而這也可能可以幫助解釋印度社會的長期發展滯後，因為他們的教義讓他們接受現狀，而較少試圖改變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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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時事評論｜政治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