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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02/12 08:49:20瀏覽528｜回應9｜推薦9 | |
有人在臉書上貼文，文中說：”當中國房價大跌、股價暴跌時，中國人民不作聲。...事故時，造成大量人員傷亡，中國人民不作聲。...當梅西在香港不下場踢球，這下中國人憤怒了。““中國人真是奇葩的民族。”
這段文字明裡是在批評中國人對事物的輕重有奇怪的偏重與選擇偏好。當然，背後其實可能是在批評中共的統治，引導出人民的奇怪行徑。
不管事情的背後是不是有統治政權的力量在引導，或是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總之，人們心中對事物的輕重確實會有不同的比例配置。而這種不同的輕重比例配置實際上影響人們的選擇偏好，但是這種影響卻未必受到足夠的重視。
人們心中對事物的輕重比例配置，這裡簡稱為“比例感”，是指不同事物或面向在人們心中重要性評比中的相對比重配置。舉例來說，在選擇配偶的時候，是要選擇漂亮的，還是健康的、富有的、賢惠的...，哪個特徵更重要，或者說各佔多大的“權值”。這就是這裡說的比例感(註一)。由於人心中可能各自有不同的比例感，所以，最後各自的選擇偏好也會不同；而這又會影響到事情進一步的發展，包括禍福。雖然說人的比例感可能各自不同，但是，由於文化價值的滲透或其他如政治力等的影響，人們的比例感也還是可能有相當程度的近似性。甚至於敵對群體也還是可能共享近似的比例感。譬如說，在權力集中的國家裡，權力的比重就會特別大，即使是政治敵對勢力亦同。
“比例感”和對事物的優劣“評價”需要分辨。人們往往會對各個具體事物給予優劣、喜惡的評價，譬如人們會給他人的顏值評分、給能力、給個性評分，但是，顏值應該佔什麼樣的比重、能力又應該有什麼樣的比重...，這卻是另外一回事。兩者常是綜合起來起作用，但是概念上仍然應該區分。人們往往較習於對事物的優劣進行評價，但是對事物的輕重比例，卻往往並不能說得清楚明確。人們很可能並不會想到要去弄清楚，除非是遇到爭議或陷入矛盾。
比例感常常處於模糊、不明言的狀態，而在事情發生之際才臨時憑藉當下直覺的應然比重、權值去做出選擇或決定行動。人們並不是那麼自覺地、分析性地在進行評比，而產生明確的比例感；人們往往是“自然”地，至少不是那麼有意識地進行評比，而就已經綜合了多方面的考慮，包括運用一些模糊的比例感，而產生出具體行為傾向。
但是，這種行為傾向中，未必會考慮周到，所以有可能在事後重新思考利弊得失時，或者得到了新的因果認識或對事物有了新的比重認定以後，會感覺遺憾或悔恨。這種遺憾也未必只屬於行為者個人，而可能有重大的社會意義。也許，“魔鬼藏在細節裡”的說法部分也就由此而生。
“比例感”不是個容易引起行動者關注的日常議題，甚至也不是一個容易引起研究興趣的議題。在日常生活中一般人固然不常會刻意去釐清這種事，它往往下意識地就被認為是屬於事情的“細節”部分而被忽視，也因此容易留下模糊、任意與變異的空間。而主觀的比例感這種議題也可能在檢討、研究中被忽略。研究者很可能更傾向由研究者來決定事物的重要性權值，或者通過經驗分析來計算出這種重要性權值。問題是，真正決定人們行動的卻是人們自己心中的比例感。這種比例感可能模糊，甚至混亂，但是，就是這樣的比例感，而不是研究者給出的重要性權值在影響人們的行動。
“衝冠一怒為紅顏”，是明末清初詩人吳梅村詩裡的一句，用來諷刺引清軍入關的吳三桂，認為吳變節之後卻為了美女而發烈怒，那先前幹嘛去了？
我無意捲入這裡的歷史是非，只是想藉著這句詩點出“比例感”的問題。吳梅村的質問是：究竟是國家重要，還是美女重要？這和前面關於人們怒罵阿根廷足球明星梅西的例子類似。論者顯然不認為梅西是否在球賽中下場有那麼重要。類似地，相對於國家的危亡，從敵人手中救出美女也沒那麼重要。但這是評論者、旁觀者的意見，而現實生活中的當事人卻可能有不同的心態，而做出各種可能與預期大相徑庭的反應。評論者的意見可能更符合理性原則，只是，現實中的人，卻可能因為感性因素或其他考慮而有不同的比例感與因此而生的偏好與抉擇。
人的比例感可能很主觀，或者很個人化，而缺少理性旁觀者所認為應該的適當比例感。而結果產生的選擇偏好與實際行動可能被認為不當，可能應該做的事情沒做，或者應該選擇的卻不選擇、而選擇或投入那無足輕重的事情，甚至是與應然逆反。
在著名的二戰電影“桂河大橋”裡，最後一段是美軍炸橋的行動。從當時盟軍（包括英國、美國等）的立場來看，炸橋是當然應該的，要阻斷日軍的後勤補給就必須這麼做。而故事中的英軍上校指揮官卻拼死阻止炸橋行動。因為英軍部隊為了築橋，耗費了巨大的心力、體力，橋已經成為他們的血汗成果，甚至是他們的驕傲。不過，到最後一刻，英軍上校忽然醒悟應該協助炸橋而不是拼死阻止。
這個故事究竟是否為真，與此處的討論無關。重要的是故事已經點出：人可能會在重要的抉擇行動中迷向，關鍵之一就是比例感出了問題。英軍上校有理由要維護大橋，因為那是他們的辛苦成果，而且必須憑藉此成果才能向日軍交代。但是，這個理由相對於盟軍的戰略考慮來說，並不那麼重要。當兩者互相抵觸時，就應該選擇炸橋行動。但是，英軍上校前面一段時間過度投入於築橋及維護此橋，所以一時心裡轉不過彎來。
在20世紀上半，日軍侵華正殷時，中國方面也有各種不同的因應。有人選擇投降，有人誓死抵抗，有人依違於其間。也有人像汪精衛那樣，決定出來組織另外一個中央政府，準備和日本站在同一個國際陣線上，實質上則是成為了日本的附庸國，甚至成為其鷹犬。還有溥儀，成立滿洲國，實質意義近於汪精衛的偽政府。以汪精衛為例，他寫了很長的文字為他的這個選擇進行辯護。他表示反對焦土抗戰政策，也認為中國無法抵抗日本，與其無謂犧牲，不如選擇合作道路，人民或可稍稍喘息、存活。這個理由其實也能言之成理。以二戰當年的法國來說，其本土全境都在德國的控制下，可以說投降得更徹底。當時德國佔領區的法國人民日子可能很不好過，但是因此造成的犧牲很可能相對小於繼續抗戰的中國。日後要恢復生機也遠比較容易。
我無意正當化汪精衛的行動。我只是要說，汪精衛的行動也是在諸多可能選項中經過衡量所做出的決定。他不是在懵懂狀態下胡亂抓鬮一樣走上某一條路。他大概知道各種選擇的意義及可能的後續發展。如果他宣稱自己是犧牲小我（個人名節），完成大我（維護大量生靈），我也並不認為他這種說法是胡謅。只是，他在判斷抗戰勝利可能性的時候，可能有誤判（問題是，當時其他人也同樣不會知道戰爭的最後結果）；在判斷日本對汪偽政府的態度上也可能有程度出入（給予偽政府的自由度比預期偏低，而且可能是差很多）。這種誤判有可能就是因為在預測時給予各影響因素的權值有不當之處。而除了預判有誤外，汪精衛也可能在整個抉擇過程中，為合理化自己的行動而給某些考慮的比重加分（譬如強調焦土政策的不當）。而這種比重的調整未必是很有意識的過程，也未必合理，卻可能產生關鍵影響。
我們其實同樣也可以說，蔣介石堅持抗戰到底的決心，部分也是藉著提高某些考慮的比重而得到的信心結論。蔣介石當然也知道焦土政策會造成災難，但是，對災難的相對重要性，他卻可能並不太看重。反之，他可能把上帝會支持誰作為最關鍵的勝敗決定因素與行動應然判斷的主要判準。後者在某些人心中可能是完全不值得考慮的一環（也可以說，其權值應該為零）。同樣的，在國共內戰中，蔣介石也可能會認為上帝是站在自己一方的，並且認為這個因素才是最關鍵的影響因素。
上面當然是最極端的例子。但是，蔣介石很可能真相信這一點，而且同樣也相信人民是站在自己一方的，所以他不相信自己會在國共內戰中失敗；或者，即使失敗，也只是一時的。所以，他在來台灣以後，仍然積極準備反攻。但是，其他人可能對此（上帝、民心...）卻沒那麼有信心（當然也不會給予高權值），所以對反攻的行動並不支持。
在國共內戰中，中國人民很可能也曾經做出了某種程度的抉擇。當時的中國人民很可能是更傾向支持中共政權，而厭棄國民政府，於是，國民政府最後只能播遷台灣。而人民的這種選擇偏好，背後也會有某種比例感作為衡量依據。
民心的向背可能主要基於某種程度的主觀怨懟，怨懟國民政府在抗戰期間出現的各種惡劣行徑，包括抓兵、強徵糧食與稅金、軍事敗績、人權不彰...等。這種怨懟雖然並非無根，卻可能未盡公平，但是，它們就是實際影響了民心向背，也影響了戰爭的結果，以及中國最後的政局。
因為當時中國民心較傾向支持中共，所以國共雙方在軍事作戰上的表現才會有如此落差。人心表現在軍隊戰志，表現在間諜、臥底與大眾的積極或消極支持行動上；也可能表現在核心人員主動的情報輸送上。
理論上，人民對國民政府的怨懟有可能在研究者這裡被降低權值。也就是說，在評論國民政府在抗戰中的表現優劣中，上述那些引起不滿的項目也許應該佔較低的比重，因為是基礎條件不佳，而未必是主持者不力或特別不善。但是，人民並不會這麼理性地進行衡量。決定人民心中的愛惡的諸因素之間的比例感就是那個樣。好像丘吉爾在二戰以後也遭到英國人民的捨棄，道理類似。
當代中國的政治走向，當然和日本、俄國/蘇聯、美國的影響力有密切關係。今天的中共其實可說是蘇共在中國培養出來的親俄勢力。所以，外在勢力對中國的影響不可輕估。不過，話說回來，中國為什麼選擇親俄，而不是親日呢？是因為俄國比較善良或對中國更具善意嗎？還是俄國證明了其改革的成功？還是俄國比日本對中國做了更多的投資？這些理由好像都很難成立，至少不那麼確定能成立。但不管實際理由為何，中國知識精英自身的選擇偏好其實都還是在起作用。而選擇偏好背後也都有比例感的作用。中國改革者自身的激情影響了中國改革之路的走向，以及在日、俄之間選擇時的偏好。在一定程度上，共產革命的激情是因為與中國革命人士的激情相契合，所以中國的革命運動走上了共產主義之路。
中共建政以後，立即全國性地採取了左傾改革路線。這不僅是中共立黨以後的一貫宗旨，我以為很可能也是當時中國主流民意所向（中共的激進改革路線未必受到多數人支持，但是，支持者很可能是最顯著的一群）。這種激進改革路線能夠得到民意支持，應該是自清末以來的長期改革思潮的影響結果。譚嗣同的改革思想與毛澤東的改革思想之間，顯然就存在某種近似。這種一貫的激進改革路線一直在意圖改革的中國人心中起作用。在這些激進改革者的思維中，對自由、人權、人道等原則的重視程度很可能並不很高，而對國家的富強給的比重最大。也因為有這樣的心理比重，或說比例感，才有了後面中共捨棄走向民主化的現實結果。而且，人民似乎也並沒有對此有強烈的反感。縱使有人呼籲民主化，但是，相對於龐大的人口，這種聲音顯得非常微弱。
在中共左傾路線時期，曾經一度喊出“重紅不重專”的口號。“紅”與“專”究竟孰重，這也是一個涉及比例感的思考。高教的這種極端路線顯然行不多久就被廢除，因為事實上很難行得通。那些紅而不專的學生進入大學，程度很難跟得上，會造成教學上的嚴重困擾。不過，事實上，“公平性”的問題很可能更引起不滿（究竟什麼是“公平”，問題其實非常麻煩。但終舊會出現主流的反對聲浪）。
中共從極度左傾轉向右傾改革開放路線，裡面顯然也涉及比例感的改變。強調民族主義、國家主義，這在共產主義的教條主義者來說，應該是偏離原教旨的做法。但是，改革開放政策還是自然地轉向了民族主義、國家主義。換言之，共產主義者原本應該是不強調國家、民族的，這些概念在原來的價值體系裡是應該被排除或比重極低的，現在卻佔了很大的比重；自由市場體制原來也是比較被排斥的，現在卻也佔了很大的比重。
習近平時代，中共又有轉向左傾路線的明顯跡象。換言之，比例感再度出現了改變。
這裡可能有個疑問：現在向左轉的政策路線轉變，究竟是反映習近平個人的偏好、比例感，還是反映中共內部某個勢力的偏好與比例感？也就是某種群體性的特徵？
我以為中共現在的左傾路線應該是某些人的共同傾向，而不是習近平個人的獨特偏好。只是，與習近平有近似心態與偏好的其他人，未必是紅二代裡的頭面人物，而可能是較基層的官二代背景。但是無論如何，習近平並不是獨自一人突兀地產生出那樣的心態與偏好。只是，改革開放路線已經說服了更多紅二代菁英，所以類似習近平心態的人有可能是強調改革開放弊端，而肯定左傾路線具理想性格的另外一群人。總之，他們是有不同比例感與偏好的一群。也就是說，習近平的左傾路線，終究也還是有一群由衷的支持者。如其不然，這種政策路線的改變很可能很快就會給領導者帶來重大統治危機。
但是，在各種比例感與偏好之間很可能還可以有孰為合理的計較。譬如說，桂河大橋裡的那位英軍上校，最後醒悟了“前非”，而幫助啟動了炸橋動作。中國究竟要不要繼續走共產主義的道路，要不要繼續維持專制體制，甚至要不要越來越獨裁的統治，乃至要不要擺出戰狼姿態、武統姿態、仇外姿態，都可以通過理性檢討而有不同的選擇。
究竟什麼才是最理性的行動選擇，很難回答。不過，通過討論，我們可以看見偏好背後的一些心理影響因素，包括某種自我防衛、恐懼、從眾性、趨附權力...等。試著把這些心理因素予以澄清，也就可以漸漸顯露出哪些偏好是受到較多非理性因素的干擾。從而，人們比較可能做出較理性的心態調整，而做出較合理的行動選擇。
拒絕反省而堅持己見，這種人並不少見，但是，這種人最後很難不面對失敗命運。選擇的路線越是不合理，危機越甚。習近平目前似乎就面對著這樣的統治危機。不過，要促請改變他的路線，很可能不宜只是逕行否定他的路線選擇，而是要指出其路線形成背後的思維，包括上面提到的比例感與偏好的性質與成因。當然，作為領導者，更應該主動反省、檢討可能存在的問題，包括自身的問題。
註一：
嚴格來說，“比例感”和“權值”概念也並不等同。“比例”概念有加總起來等於1的特性（作為“感覺”，涵義會比較鬆散，但是，基本的特性應該仍然類似）。也就是說，各個考慮項目之間會存在互相擠壓的關係，某個考慮項目的比重增加，則其他項目的比重就會被壓縮、減少。反之亦然。而權值則比較可以各自獨立。某個考慮項目的權值改變，理論上可以不改變其他的考慮項目。不過，我相信，作為心理特性，各個考慮項目之間的相對比重始終還是會有此上則彼下的效果。也就是說，人心對事物的重視，也還是會有大體固定的容納量。這個容納量可以改變，但並不是輕易會發生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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