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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02/17 21:16:09瀏覽545｜回應5｜推薦6 | |
這幾年我閱覽的網路內容裡，大陸異議人士製作的視頻節目（大多是自媒體節目）算是大宗。節目內容繁多，雖然是以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評論為主，卻也可能及於其他各個領域。我從中獲益良多。一個最主要的感覺是他們幾乎個個都是人才，都好優秀。在未來的中國，乃至世界，他們很可能會扮演重要的角色。當然，他們也有各自的特色，想法、說法也並不一致，甚至還會有互相嘲諷或互懟、拆台的情形。
對於大陸異議人士，特別是這些自媒體人，我還有個很深的感觸，就是覺得他們處境微妙，或許更直接說就是很困難。而他們處境的困難，其實也反映出中國改革之路的困阻。另外，他們對於台灣都很關注，台灣似乎成為他們對中國民主化改革希望的一種寄託。
最近，在日本的大陸異議人士王志安，他因為來台灣訪問大選，順便也接受了台灣媒體的訪問，說了幾句話，引來風波，受到民進黨政府的懲罰。最近，事故中相關的殘障人士陳俊翰律師過世了。王先生欲捐款一百萬日元給陳俊翰，而大概是負責辦理陳先生後事的罕病基金會拒絕了王先生。也就是說，仍然不能原諒王先生先前的行為。同時，王先生也寫信向陳先生致歉，之前他就已經在媒體上公開致歉了，但是據說也都被拒絕。
我不了解罕病基金會這個組織的性質。不過，之前我就曾經表示，民進黨政府對王先生的懲罰過當；現在，我也會認為，罕病基金會的反應恐怕也有點過當。
舉個比較遠的例子。約在30幾年前（1991年），在美國愛荷華大學發生了一樁槍擊案，大陸留學生盧剛博士槍殺了自己的博士導師、系主任、副校長，還有另外的幾位，然後自殺。事發後，副校長安妮的幾位兄弟寫了一 封信安慰盧剛家人。他們在信中寫道：「我們剛剛經歷了這突如其來的巨大悲痛，在我們傷痛緬懷安妮的時刻，我們的思緒和祈禱一起飛向你們，因為你們也在經歷同樣的震驚與哀哭。...在這艱難的時刻，我們的禱告和愛與你們同在！」他們表露了悲痛，言詞中卻沒有絲毫的怨憤，也沒有半句的責備。字裡行間流露著深切的同情，徹底的饒恕。（摘引自網路貼文“愛的力量”http://cchcau.org/?page_id=5599）
當年，我初看到這則報導，以及上面的這段文字，著實非常感動、佩服。我自認為很難做到這種境界。而我也很想知道究竟是什麼力量讓他們能夠有如此諒解襟懷。我能夠理解的就是，這是信仰與愛的力量。沒有這樣的信仰與愛心，一般人是做不到的。當然，這種信仰與愛心也並不是忽然從天而降的事物，而是某種宗教力量的展現。人類社會非常需要這種愛的力量，但是，我們該不該也接受這樣的信仰呢？信仰與愛的關係是不是絕對的必然？這一直是我關切、納悶的問題。
在看到台灣方面對王志安先生的回應動作當中，我就比較沒有看到上面這樣的諒解。甚至即使是王先生公開道歉了，也還是被拒絕。而他犯的錯有盧剛那麼嚴重嗎？
王先生究竟有沒有羞辱陳俊翰律師？我認為這問題其實答案並不完全確定。如果以王先生當時口頭的說法為準，他主要的意思是在批評政黨不宜利用殘障人士來博取選票，卻對殘障人士並沒有真正的同情與支持（如果有，陳俊翰先生在不分區的排名就應該往前挪）。當然，他不應該在說話間做出模擬動作。那個動作確實會讓人不愉快。但是，對同樣的動作，其實也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他也許是在嘲笑殘障者，但也還是可能是在批評利用殘障者的這個舉措（你們讓他那麼困難地上台演講）。就算答案是前者，所以是一種不當的言行，那麼，就再不能給予原諒了嗎？
好了，本文並不打算針對王志安先生做個案性的討論。這裡只是做個開頭。我想藉著這個事例來凸顯大陸異議人士的處境之困難。
由於王志安先生的某些言行，有人懷疑他是中共的大外宣。這大概會讓他處境很艱難。某種程度來說，他可能變得裡外不是人。既得罪中共，又得罪外界反中共的群體。新聞報導還說，日本政府可能會檢討他在日本的居留權問題。如果萬一他必須離開日本，他還能夠去哪裡？真要變成人球了嗎？
當然，如果王先生真是中共的大外宣，上面的困難問題實際上就不成問題。但是，那是必須假定他是大外宣。而我高度質疑這個假定。而且，我認為除非有確鑿證據，否則不宜輕易入人於“罪”。如果大陸出來的異議人士總是遭到這種高門檻、條件狹窄的自我證明要求，否則就會被疑忌，那他們要如何是好？回頭向中共請罪嗎？
我常常看王志安先生的自媒體節目。我認為他大體很理性、很溫和；即使批評中共，也可能帶著幾分同情的語氣。反之，他也可能批評其他的人或團體。只是，儘管我很欣賞這種溫和、理性、同情語氣、廣泛批評的態度，這卻似乎會惹惱某些人、某些組織，譬如海外的法輪功組織。王先生幾度批評法輪功，這就嚴重犯忌了。但是，法輪功組織是不可被批評的嗎？
如果因為批評了法輪功就被懷疑是中共的大外宣，我認為是很荒謬的事情。什麼是言論自由精神？我們還要不要堅持言論自由的精神？
同樣地，台灣社會是不可被批評的嗎？台灣的各個政黨、陣營是不可被批評的嗎？應該有這種團體嗎？我的答案當然都是否定的。台灣自詡是自由社會，怎麼一被批評就缩回去了，就忘記了言論自由精神了呢？
大陸異議人士之所以會是異議人士，正因為他們堅持要自己思考，自己獨立判斷，而難免就會有和別人不同的意見，這一點都不奇怪。眾聲喧嘩才應該是自由社會的常態。不是嗎？
如果外界期待大陸異議人士都跟著自己的腳步走，跟著我們法輪功的路線走、跟著台灣的綠營走、跟著...，那這種“異議”人士還有什麼可貴之處？
當然，大陸異議人士中可能存在某些人，雖然對中共抱持異議（或是反對中共內部的某些勢力），但是，思維模式卻已經有些定性，譬如習於唯我獨斷式思考，或習於對威權順服，或偏好宰制性的人際關係（只是我必須為主，而不是被宰制的一方），極度民族主義...等。這種思維模式或習性，很可能和自由社會的一些基本精神格格不入，所以很難融入，甚至可能對自由社會產生某種傷害。
另外也可能有些人，雖然說是異議人士，卻對曾經的昔日風光猶存眷戀，譬如對回歸中共體制內的職位猶存盼望。這些人的行動，也有可能會和外面的自由世界其實格格不入。
但是，當自由社會在面對可能破壞自由社會基本價值的危險時，可以做什麼樣的反應呢？這是很需要講究的。如果自由社會採取了和專制體制同樣的控制、壓迫與嚴厲懲罰的措施，那麼，所謂“自由”社會恐怕就徒有虛名而失去實質意義了。
台灣對大陸異議人士來說，顯然具有很特殊的意義。許多大陸異議人士都對台灣抱持親善態度，並且常常對台灣的各方面做出肯定的評價。
我們知道早年的幾位與六四事件有關的大陸民運人士，如吾爾開希、曹長青、王丹等，都與台灣方面有密切的關係。另外，周令飛（魯迅之孫）也曾經來台灣居留。晚近又有汪浩、史板明夫等人常駐台灣（史板先生是日裔，但說他是大陸異議人士應該也不為過，因為他是在大陸出生、成長的人）。而這次台灣大選，有多位大陸異議人士來台灣觀選，並且做出報導。
不過，話說回來，我隱約感覺也有些大陸異議人士對台灣始終心存隔膜。譬如閻家其先生，幾乎不曾聽過他有來過台灣。這可能就不是偶然，而是有原因的。一種可能是，他們對國民政府心存不滿，或者是對台灣的台獨趨勢有不滿。我感覺這些人可能是屬於比較有強烈民族主義情懷的一群。即使他們對中共失望，他們的中國民族主義心態也還是讓他們很難接受台灣。不過，這種人好像比較是老一輩人。他們曾經在六四以後活躍過，但是，現在幾乎都銷聲匿跡了。這是不是表示他們已經不太肯積極推動什麼政治活動了？這些人會不會再度回到中共的懷抱，或者是堅持作為一種孤獨的異議人士，冷清渡日？他們會不會就是那種陷入裡外不是人的一群？中共或親中共人士固然對他們有疑忌，台灣與西方也可能和他們保持距離，也比較不會對他們伸出援手。
大陸到海外的年輕世代異議人士好像比較能夠接受台灣的台獨趨勢。甚至於他們會覺得現在的國民黨太親中，很危險。所以，他們偏好和台灣民進黨政府親近，而對國民黨則保持距離。在這次的王志安事件中，就有幾位異議人士與民進黨政府同聲批評王先生。似乎與法輪功走得近的那些異議人士也就與民進黨政府較親近。
大陸異議人士很可能面臨某種窘境。他們可能很需要依附某個較穩定的政治勢力或有財力的勢力。譬如依附美國或某個西方國家、依附台灣（通常是較反中共的綠營），或者依附法輪功（至於法輪功是不是有依附前面兩者之一，待考）。作為異議人士，單打獨鬥很可能不是最有利的選擇。問題是，依附他者，往往也就需要附和他們。換言之，在言論立場上就可能會受到某些限制。
上面說到這種可能的窘境，我絕對無意藉此表示對這些異議人士的輕視，而比較是同情他們，嘗試指出他們可能必須面對的困難。因為作為異議人士，他們必須面對巨大的壓力、威脅；即使人在海外，壓力、威脅也仍然隨時可至。再說，人都要面對現實的生活需求，而單打獨鬥很難存活。只是，如果會因此導致異議人士群體間的分裂，而且不是因為思想、主張本身的合理、可行性之爭，而是因為不同團體之間的立場之爭，那就要更多些謹慎，也需要外界更多的諒解、寬容。
當然，如果有人能夠拒絕依附任何既存勢力，而堅持個人的獨立思想、言論立場，這種人其實是格外值得尊敬，因為真的很不容易。
大陸異議人士個個都很優秀。傾聽他們的言論，不只是讓我有很大的收穫，而且讓我對中國未來的發展感覺樂觀。
我曾經接觸過有限的幾位印度、孟加拉人，都是在美國留學的知識菁英。但是，讓我有幾分驚訝的是，他們中多數人並不準備回到故鄉、祖國工作。儘管他們多半家世良好，但是他們卻拒絕回去。理由包括：即使是擁有了博士學位，女性在那裡也就只是女性，是被嚴重歧視的對象；或者說，覺得很無奈，認為自己無力改變那樣的大環境。另外一點是，他們多半抱持一種疏離態度，不太會去談故鄉、祖國的事情。
大陸異議人士和我所見到的這些印度人、孟加拉人的不同，就在於前者即使身在海外，也還是持續在批評自己的祖國。他們短期未必有回鄉、回國的打算，但是，他們實際上仍然深深在關心著祖國，中國。
大陸異議人士很多，我在網上就看到很多這樣的人，簡直可說是多到族繁不及備載。他們的意見事實上也在影響我對中共、中國大陸社會的一些看法與認識。有這麼多優秀的異議人士，一方面反映中共統治的不得人心，卻也反映中國還是有希望的國度。當然，我不確定的是這些異議人士的代表性或者相對力量大小為何。如果他們只代表全中國人口的極小極小比例，那麼，我的樂觀恐怕就要打些折扣了。還好，我相信他們代表的應該是相當多數的中國人。
當然，樂觀之餘，我也希望，異議人士之間儘管也可以是眾聲喧嘩、各吹各調，但同時也非常需要有些基本的共識或說普世價值。總是要有些共同的努力方向。如果彼此完全是互相抵觸、抵消的力量，那麼，這些異議人士的存在意義就非常有限了。
台灣在中國的發展上應該扮演什麼角色，其實至關緊要，也非常耐人尋味。我不是粉紅，而且言論常常受到粉紅們的嘲笑、苛責。但是，我卻還是認為台灣絕對不宜站在中國的對立面，而只能是站在中共的對立面。對於中國，台灣應該適時適度地提供幫助。而幫助大陸異議人士，我認為就符合這個原則。只是，就好像對待王志安先生那樣，他稍一不敬，台灣方面就痛加批評、懲罰，我認為十分不妥。我們對於大陸異議人士應該更多些寬容、諒解。提供異議人士廣大的自由空間，在這種情境下來努力形成真正的共識，而不是勉強的一致。
台灣能夠幫助中國發展，將來也會對台灣自身有利。反之，台灣與中國如果形成真正對立，那將是為台灣的長期生存帶來巨大、可怕的危機。我認為那是非常不智的選擇。
但願台灣繼續表現優越，堅持作為中國大陸的民主燈塔與中國民主化發展的重要助力，不要讓大陸上追求自由民主的人士對台灣失望、對自由民主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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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時事評論｜政治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