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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06/23 09:35:55瀏覽539｜回應1｜推薦6 | |
隨著黃仁勳旋風，台灣的AI科技熱也頓時更熱門起來。而伴隨著這種風潮，還有黃仁勳先生的某些關於AI科技相對於人文學科價值比較的言論，人文科系的存在意義也再度被嚴重質疑。恰在此時，成功大學歷史系的申請入學人數掛零，也引起各界議論。人文學科，乃至社會科學學門，其存在意義都遭到質疑。有些人則試圖指出，社會科學不同於人文學科。
社會科學不同於人文學科應該大體屬實。不過，我個人不認為這一點在這裡的議題上很重要。社會科學的出路一樣是越來越窄，也越來越被質疑其存在意義。現在這種情況可能逼著我們大家重新思考大學的組織架構，是不是要繼續維持平行科系的分科狀態。也許平行科系的組織架構必須被解構重組，以更合理的方式嵌合不同學科的訓練。作為學科，人文學科、社會科學學科都不能沒有，社會不能沒有這種人才。而這種學科也仍然需要獲得其專業發展的空間。
可能有些人以為，理工人頭腦好，不需要讀社會、人文學科，也照樣可以在這些領域有很好的表現水準。這種想法恐怕過於天真、自大。如果沒有那些人文、社會學科的發展，理工人將無從閱讀、學習到這方面的文獻，得不到相關的文化涵養，難免會在這個領域顯得知識、思想貧乏，很可能也會限制他們整個人生的發展。
我無意主張在這個時代逆向發展或堅持維繫人文、社會學科科系。但是，如果讓這些學科在整個學校系統裡消失，對社會整體必然是一場大災難。至於究竟要如何在維護這種學科的存在與發展，而又避免培養大量找不到工作的畢業生，這上面說的重構大學組織架構的議題。需要大家深入討論、提出新構想。
不同學科的存在價值，在不同時代確實可能會有改變，而且可能會有輕重之別。但是，整體來說，人文、社會學科與自然科學、數理學科各有價值，很難彼此取代。一種較粗糙的思考是關於這兩大學科領域（人文、社會學科VS.自然科學、數理學科）在應用上的價值比較，而兩者顯然也有各自不同的強項。
如果理工醫農學科可以在“技術”層面提供有意義的知識，但是“制度”層面的知識又要由哪些學科來討論、來尋求創新、開展呢？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經濟制度，乃至家庭制度、福利制度...難道不是人文、社會學科的強項嗎？而制度的創新，難道不是對技術是否能夠開展起著重大的作用嗎？制度的作用，不僅是影響範圍大，而且，顯然會與人的主體性、能動性、生產力等息息相關。
我是社會學訓練出身，對社會學的發展歷史較為熟知。台灣在兩蔣時期，特別是初期，對社會學系的開辦其實是不鼓勵或阻止的。所以台灣早年很少能夠成立社會學系。無獨有偶，當時在中國大陸也極力阻止社會學的開展，連開課都很困難。為什麼？是因為社會學系學生出路不好嗎？不是的，主要是因為社會學可能傳播某種主政者不想要的意識形態。台灣疑懼社會學傳播社會主義，而中國大陸則擔心社會學裡面有和馬克思思想不同的一些理論主張。
換言之，社會學可能改變人們的思想、行為，以致可能危及統治政權。這意味著什麼呢？意味著社會學人文與社會學科的價值究竟何在？我以為，相對於理工學科，人文、社會學科更能彰顯“人的主體性”。這就是它們的主要價值所在。人文、社會學科關注人、關注人的心理、行為與處境，並且進而希望改善人的處境，乃至改變人自身，從而欲使人的主體性得到更大、更高的彰顯。但是，這些努力顯然被許多人嚴重忽視了（包括一些人文、社會學科出身的人在內）。這些人中甚至有些人是帶著一種輕蔑的態度，根本否定了人文、社會學科的價值。這是很讓人遺憾的，而且是一種扭曲、狹隘的認知。
在日據時期，傳聞台灣學生不得選讀政治、法律科系。這個傳聞未必完全正確，但是，日據時期，台灣學生實際上選讀政治、法律科系的學生確實很少。而日本政府也極可能確實不希望台灣學生選讀政治、法律學科，因為台灣學生學了這些可能會對日本在台灣的統治提出各種意見，甚至想要主導台灣的政治、法律事務。從而，日本對台灣的專制統治也就可能會陷入危機。這種顧慮同樣意味著政治、法律學科會牽涉到人的主體性的開展。
社會科學固然與人的主體性息息相關，企欲了解並且改變人的主體性狀態。其實人文學科也不遑多讓。唐朝名臣魏徵說：“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這充分顯示，歷史學的作用早已經被強調。而會關心“知興替”，其實就反映出人企圖掌握或影響國家興替這件事。這同樣是在強調人的主體性。籠統來說，人文學就對人本身特別感興趣，試圖捕捉人的現象，或者表達人的情感、欲望、意志、價值。這比社會學科更著力於人的主體性的展現、實踐。
那些輕蔑看待人文、社會學科的人其實是在扼殺人的主體性，只是他們對此缺少意識。他們中也許會有人問：什麼是人的主體性？它值多少價錢？
人是擁有意識體驗的個體，人會有他們的觀點、感覺、信念和慾望；人有思想，有行動能力，還可以創造、發明；人可以改變世界。這就是人的主體性。如果我們說，人的存在意義之不同於其他萬物，端在於人有主體性，應該不為過。
不過，彰顯人的主體性的行動未必總是帶來美好的結果。譬如說，人的欲望伸張，也有可能帶來的是人對人的剝削、傷害，也可能意味著破壞既有的社會秩序。主體性就好像是希臘女神潘度娜的寶盒。裡面裝著各種好的與壞的事物。人作為主體，必須審慎面對主體性這個議題，甚至必須改變自己作為主體所既存的各種習性，乃至天性。但是，話說回來，人活著就必須爭取自己作為人的主體身份。人不能只是以客體、對象、工具的身份生存。反對奴役制度也就是這種原則的最起碼的、也最具體的行動實踐。而事實上，人被宰制、被剝削、被扭曲的狀態普遍存在於生活的各個不同層面。需要被檢視、解構、重構的面向仍然層出不窮。而這些特別需要由人文、社會學科來提供。
彰顯人的主體性，對許多統治者來說常常是噩夢。人民在宣稱自己的主體性的時候，就會對許多統治形式表達不滿或憤怒，從而欲求改變既有的統治模式。這對統治者來說是極大的恐懼，因此也是企欲消除的狀態。因為知識分子最可能發展出主體性訴求，所以統治者們往往會盡量縮減知識分子的力量，並且讓知識菁英們集中注意力於成為有用的工具，也或者是成為休閒階級。總之，藉著各種資源控制、分配的操作，讓知識菁英們不要去碰觸有關統治形式的議題，甚至以碰觸統治形式議題為當然的邪惡。
不同學科之間，對統治議題，乃至對其他各種宰制、剝削、奴役等議題的關心、認識與介入程度不同。而統治者或宰制者們對不同學科往往也會有差別待遇。有些學科就可能被冷對待，甚至受到壓制。市場機制也許會改變這種統治者、宰制者所促成的資源分配型態，但恐怕並不完全能夠消除他們的影響力。
在當代民主社會裡，市場機制大概對不同學科有最大的資源分配的影響力。但是，市場機制很可能也有另外的偏頗。當代高度功利主義的集體心理趨勢藉著市場機制來影響對不同學科的好惡、輕重。而各學科是否彰顯人的主體性，也隨著這種大流而被忽略。但是，這難道不應該是最重要的一種價值嗎？
從彰顯人的主體性與創造能適當開展人的主體性的制度等意義來說，人文、社會學科不可廢，是無可辯駁的事情。
現在，大家強調AI，AI成為許多人心目中最有價值的事物。但是，這裡面其實潛藏著重大危機。問題並不只是AI可能取代人、統治人。更實質的問題可能是：人們在開啟AI技術的同時，其實也在把人自己變成工具性的存在。人如果還是不同於機器，是人有意識地遵循規則，特別是工具理性規則。AI的發展其實是人們工具理性開展的極致結果。但是，到了這個極致，接下來，人自己可能越來越依賴AI，而這種依賴性，卻可能加倍讓人變成工具理性的存在，因為人必須讓自己鑲嵌到那個由AI主要執行工作的世界。過度的工具理性，則使人性本身變得褊狹、褪色、非人性化。
也許需要指出，強調主體性並不意味著就要拒斥理性，而更應該是自我檢視、自我調整，尋求人的統一性。缺少自我檢視的人可能會被無意識的非理性驅使而不自知。而極度的工具理性，其實也是一種非理性，至少其行動動機很可能是某種非理性。就好像佛洛姆在“逃避自由”一書裡談到的現代人的那種因為焦慮而積極行動，特別是依循理性規則行動背後的那種心理狀態。
另外，人可能普遍以為自己很理性或夠理性，但其實未必。但是缺少自省的人特別容易落入那種自以為是當中。此刻，許多理工人揶揄人文、社會學科背景的人士，也有這種況味。但是，這其實是很糟糕的情況。
可能開展人的主體性，使人可能因此拒絕被宰制，拒絕接受可能帶來人性異化（alienation）的統治模式。
當然，如果過度著重人的情感抒發，也有可能反而讓人的主體性受到情慾因素的束縛。這在展現主體性的同時，卻又有可能會讓真正的、較高層次的主體性受到壓抑。這是有點弔詭的問題層面。而部分或也因此，理工人會對人文、社會學科的價值表示懷疑或否定。
質疑人文、社會學科的價值，其實並不是什麼必然不妥的事情。當然可以質疑。也可能通過這種質疑與因此引起的討論、反思，會有助於提升人文、社會學科的境界。只是，如果逕行做出最後的否定結論，而且對理工領域則又輕易給出當然肯定評價，那就又會掉入另外一種褊狹陷阱裡了。
有些人認為，人文、社會學科，永遠眾說紛紜，沒有定論，從而這種學科的價值可疑，甚至因此認為這不值得去學習。人文、社會學科的眾說紛紜狀態，可能被統治者利用，而藉著操縱這些學科的發展及所產生的實際學說內容，來進一步達到統治的目的，特別是維護政權的目的。也就是說，這些學科或學說本身成為了統治者的工具。而這有可能也是使得這些學科遭受歧視的部分原因。但是，如果將這些學科的價值因此定格，這恐怕是很幼稚的做法。這就好像中國古人因為對先秦法家反感，於是對法律本身也不再去關注，不去發展。最後法治不能發展。這是不是得不償失呢？
眾說紛紜，問題沒有最後答案，這是不是這些學科的命門？其實這種情況和“主體性”應該是雙生的事物。主體性有無限的開展可能性，這也許是生命最可貴的一點。我們為什麼急著要得到最後答案呢？反之，已經有的一些人文社會理論或思想，真的都無助於人的自我認識、表達與行為選擇嗎？
討論至此，我還沒有碰觸“主體性”與主觀性/客觀性的關係。這個議題其實非常重要，也是影響學科發展潛力的重要議題。簡單說，當我說人文、社會學科彰顯人的主體性時，也可能如同是在說這些學科比較傾向主觀性的表述，也就是較不客觀。從而，這些主觀學科，從近代實證主義式的思維出發，可能就會認為是比較不嚴謹、比較沒有價值的學科。
事情真是這樣嗎？這個問題並不好回答，至少以我的學養來說是如此。但是，這裡我還是想簡單陳述一下我的相關想法。
問題首先還是要回到什麼是主觀性、客觀性，特別是客觀性。客觀認識意指通過認識捕捉到的是事實本身，未受認識者的思想、感覺、工具、計算等主觀因素的影響，而能保持事物的真實性。但是，這種認識方式其實是不可能的。
我認為，人的所有認識都是主觀性的，也可以說是主體性的，因為是某個認識主體在進行認識活動。而這正是主體能動性的展現。在這裡，這兩個概念（使用同樣的詞彙subjectivity）具有同一性。之所以使用同一個詞彙，應該也正是因為兩者本來就有某種共同性（只是，“主觀性”一詞比較適用在認識活動這個層面）。
但是，同樣是主體在進行認識活動，是不是所有的認識都有相同的效用、價值呢？答案恐怕是否。基於實證主義思維，大體會認為越客觀的認識越具有客觀的效用、價值。我傾向同意這種看法。但是，既然上面說所有的人的認識都是主觀的，那麼，哪裡還有什麼客觀認識呢？
我以為，同樣是主觀的認識，卻又有較客觀與較主觀的差異。這裡，主觀、客觀是作為兩種認識理念型來說的，兩者共同屬於廣義主觀的/主體的範疇。說是理念型，大體是說，是被研究者在理論上片面強調其各自特徵的不同典型。所謂客觀，要求盡量減少個人既有的情感傾向、思維方式...對認識活動的影響。但是，在實踐中，認識活動很不可能是完全符合這個原則的。所以，理想的“客觀”認識很不可能存在。或許我們可以借用海森堡的測不准原理來說：唯主體能認識，但是，只要主體去認識，就會改變事物本身。
即使認識可以不改變事物本身，在陳述認識內容時，也不可避免地會涉及觀察角度、材料選擇以及使用表述語言...等問題。而凡表述都會遭遇“道可道，非常道”的語言表述問題。最後，我們會發現無所謂純粹的客觀。不過，話說回來，就實踐層次的考慮來說，較近於“客觀”認識理念型的認識活動還是可以有的。而且，這樣的認識還是有實踐上的積極價值的。
對人而言，特別是對認識活動的主體本身，他的認識不論是較主觀，或較客觀，都具有主觀意義。較主觀的認識的意義（主觀意義）很可能更甚於所謂的客觀認識。好比信仰作為一種認識方式，其主觀意義對當事人來說就可能無比重要。
所以，從實踐層次來說，即使被認定是較主觀的認識活動，其意義可能絲毫不比較遜色。只是，在工具理性當道的時代，情況可能有所改變。但是，對工具理性本身的崇拜，其實也是一種意識形態，是對某種主觀意義的擁抱，是需要由主體出發去審視的議題。而這是哪一種學科適合擔任這種審視流行思潮的工作呢？
人文、社會學科是不是比較主觀？也所以比較不嚴謹？比較無實效？這些問題的答案並不像乍看那麼簡單可知。但是，人們卻可能逕行給出了簡單而偏頗的答案。這是需要大家來檢討的地方。
我完全無意主張貶抑自然科學，但是，我會認真呼籲，不要輕視人文、社會學科，那恐怕會造成不可想像的問題。
按：
在上面的文字中，我主要是使用“社會學科”一詞，而較少使用“社會科學”一詞。因為我其實比較偏好不強調“社會科學”（作為科學），而使用較廣義的“學科”這種概念。我以為，強調是科學，其實會限縮學科的可能開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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