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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08/06 09:37:59瀏覽176｜回應0｜推薦4 | |
以人為中心，從人心出發，人會有怎麼樣的自我定位及自我要求？再如果人時時設想著用上帝、上天的眼光來審視自己、要求自己，那人又會形成怎麼樣的自我定位？我以為這會是個極具關鍵意義的差異。相對於西方人，甚至相對於伊斯蘭、印度教的世界，中國人的自我可能更像是一個組合體，缺少一個統一的思考主體，缺少一種內心的系統性。不是說其他的那些人就一定有很統一的內在。但是，當他們想要尋找一種終極價值作為行動的基本導向時，他們會有比較統一的、固定的引導思路。
中國人可能會從儒家思想中找到許多行動依循原則。但是，即使是在近代以前的中國人，也並不總是依循儒家的行動原則來行動。儒家思想在中國社會中的份量及其對人心的影響程度，和基督教之於西方世界、伊斯蘭教之於阿拉伯世界…，顯然並不在同一個等級上。或者，換一種角度來說，儒家思想本身就較少神本主義的色彩，少些崇信的要求，而有相對較濃厚的世俗性，以及對人的主體性的尊重。人因此在理論上可擁有較大的行動自主性，少了很多來自宗教信仰上的行動規範、束縛。
不過，對一般中國人來說，雖然少了宗教性的行動束縛，卻可能因此更受傳統因素、情緒因素與人際因素的行動影響，特別是在現實人際關係中搓揉出來的當下暫時性自我定位的行動引導。中國文化的這種特徵可能深遠影響中國社會的長期發展。
組合體式的自我自然是有優點，也有缺點。優點是比較可以變化，以順應情境。譬如中國成語所謂“外圓內方”，就是要求要因應內外不同情境，依循不同行動原則，而背後則需要不同的心理特質來運作。這些不同特質彼此可能並不統一，而組合體式的自我較易於滿足這種要求。也可以說，中國人的這種心理特質，具有很強的生存能力，即使是在嚴酷的逆境下，也比較能夠存活。
組合體式的自我當然也有缺點。不過，這種缺點可能較隱微。首先，心理統一的狀態應該較有利於人的心理健康，應該也有助於增強意志力與毅力。其次，當宗教信仰普及了某種促進統一自我的倫理時，群體的倫理統一性也會比較高。這意味著群體的秩序具有內在強度，也可以說是一種較優質的群體秩序，因為是較不需要依賴高壓來形成的集體秩序。而中國社會相對而言似乎比較容易陷入如下的的困境中：要嘛高壓，要嘛“一放就亂”。在巨變來臨的時候，通常也就是原本的統治政權消失或衰落的時候，靠高壓形成秩序的中國社會就會特別難平順發展，容易出現持續的動盪、無序、衝突、戰亂、貧困…。近代的中國大體就是如此。
不過，話再說回來。這裡很可能存在一個最複雜的是非問題，或者究竟何者為正義的問題。在中古時代的基督教世界裡，有宗教裁判所，也有一些“獵巫”的行動；另外還有著名的十字軍東征的歷史。這些行徑，從現代人的、較全球化的觀點看來，很可能是不人道的，所以也是不正義的行動。問題是，這些行動很可能（部分）是出於某種“正義感”的行動（只是這種正義感可能有局限性、主觀性）。
基督教世界，乃至伊斯蘭或其他宗教信仰強固的國度，人們一般會有較強的道德感、正義感。而在基督教、伊斯蘭教世界裡，他們的正義感又往往配合著積極的實踐行動意向。所以，這種社會往往比較容易發起對抗“邪惡”的集體行動。上述的獵巫、宗教裁判、十字軍東征、十七世紀的宗教戰爭等行動，很可能都和這種對抗“邪惡”的集體行動有關。儘管這幾項行動的正義性都會被質疑。但是，在更多的平常事務上，這種行動傾向很可能確實有利於維護社會正義。基督教世界率先走向民主化，走向現代人道文明，很可能都與這種對抗“邪惡”的集體行動傾向有關。反之，在中國社會裡，人們相對較隱忍不正義。人們會使用“惡人自有惡人磨”、“天道好還”、“難得糊塗”…這類說法來開解自己，而實際上容忍了不正義現象的發生與持續。專制制度很可能也就在這種心態下得以長久。
印度社會也許是另外一種例子。印度教屬於多神論，這對塑造集體的明確、統一的正義感，也很可能較不利。再者，印度教的信仰倫理強調漠視或拒斥此世，而追求他世、來世。也就是說，他們的宗教倫理大體偏向促使人在此世行動消極。從而，也減少了對抗“邪惡”的積極行動傾向。
總之，我以為，集體是否容易形成明確、統一的正義觀，並且是否有積極對抗“邪惡”的集體行動傾向很可能和（獨一神論）宗教信仰的強度有密切的關係。如果撇開宗教信仰議題，組合體式的自我或統一的自我，也會與是否容易形成明確、統一的正義觀，並且會積極對抗“邪惡”的集體行動傾向有關。而這種行動傾向則又影響到國家、社會的長期發展，特別是是不是較可能平順走向民主化有關。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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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時事評論｜政治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