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有諸王”的世界性國家形式，這與中國固有的“民無二王”的世界性國家形式（universal state）迥然有別；星馬高鐵計畫，既屬經濟規畫範疇，又牽涉國際政治；它超出了經濟官員的國際視野，又超出了外交官員的經濟視野。

唐德剛先生於《晚清七十年》第一部：中國社會文化轉型綜論中談到：筆者不揣淺薄，回顧前瞻，預期我民族再有四十年，應可完成國史上第二次社會政治大轉型之偉大的歷史任務。國有定型，民有共識，以我國我民、我才我智之最大潛力，走入人類歷史上民治主義的新時代，開我民族史今後五百年之新運。

現代化運動反應在我國的內容與特性，又是些什麼呢？筆者不揣淺薄，試歸納之為六大項目如後：

一、獨立的“民族國家”（nation - state）的國家形式。此種國家形式是顯然和我國固有的“民無二王”的世界性國家形式（universal state）迥然有別。

二、工業化和社會化的國民經濟。我國固有的是農業的國民經濟，和不平均的財富分配制度。

三、合乎人類理性，合乎科學，並能適應工業化社會的道德標準和社會制度。我國舊道德和舊的社會制度，凡不能與此三點配合的（例如：“三綱”、盲婚、守節、宗族制度等）均在現代化運動過程中逐漸被揚棄。

四、專精的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之研究。

五、教育及其工具之普及。

六、民主政治。亦即是一種足以保障基本人權，採用多數決定和法治的原則，用選舉方式產生的政治制度。

注： 此處所指「民族國家」已非十九世紀流行於歐洲的nation state，而是以不能分割的文化族群而言。民國初年孫文做臨時大總統時，就反對當時流行的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的概念。因為「漢」本來就不是個單純的族名；「滿」所包括的也十分龐雜；「蒙」根本就代表黃種人全體；「藏」與「漢」也難解難分；「回」是教名，尤與種族無關。所以中山主張中國應採取美國民族大熔爐的模式，而統稱為「中華民族」，語見《文言本三民主義》，重印於民國五十五年，台灣國防研究院印行的《國父全集》，頁一八○至一八四。中山這一主張，無疑是最合乎歷史潮流的。吾人試看今日美國所謂「歐裔美籍公民」（Asian Americans）和「歐聯」（European Union或European Commonwealth）等等概念的發展，便知道：今後將是個民族逐漸混合的世界，而不是民族愈分愈細的世界。中共今日所發生的少數民族的問題，而為海外所詬病的道理，便是它在建國之初，在概念上，無視於有遠見的中山遺教之故也。中共這種落伍而糊塗的概念，如不設法逐漸改變，問題可能會愈來愈嚴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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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的“民族政策”是製造既被嬌寵又被虐待的孩子

   剛才看到了一篇不錯的文章，就是鄉下老爺網友轉貼的加一塊ID所作的《吐蕃雜談》一文（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1&post=818299）。
   
   這篇文字是否原本是在大陸論壇發表的呢，有些地方還沒有說透。那就是最後一段肯定了民國在大陸時期的民族對策的正確性，沒有明說但也即是等於批判了民國38年大陸變色後，中共民族政策的荒謬性和反動性。我想沿著這個話題，作些後續補充。原文說：
   [外交上(穀按：原文如此，指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係）把藩屬關係在術語上變成中央和地方關係，內政上遵循羈縻原則，]
   

   中共的民族政策，正與中華民國的正確方法背道而馳。
   
   外，把中國歷代，包括中華民國所進行的改土歸流，改為改流歸土，不但在少數民族人口稍多的地區亂設什麼民族自治區，甚至在廣西那樣壓根沒有多少少數民族的地區，都人為製造“壯族”，進而建立“自治區”，唐德剛的書有講述。這是破壞國家統一行政區劃，為國家分裂預留隱患（蘇聯、南斯拉夫都因為類似的民族區域特殊劃分，栽了跟頭，致國家分裂。中共搞“少數民族自治區”也是學蘇聯，而且搞的比蘇聯還荒謬。美國少數民族更多，卻從不搞什麼民族區域自治，而是統一實行州邦制）。這是不當“收買”而胡亂“收買”。
   
   內，又把羈縻原則改成黨委亂插手。製造少數民族對漢族和中央政府的惡感。這是不當壓制而胡亂壓制。
   
   中共的這種奇怪的“民族政策”，收買難收收買之效（因為超出應得的不當收買，贏不來感激，只會招來對方輕蔑和驕橫的心態），壓制難收壓制之效（因為對方又有被抬高的一面，是“應該應份”的有特權地位的“自治民族”），導致少數民族形成了一種奇怪的既驕橫又自卑的心理。驕橫是，少數民族有自治權，甚至可以在明明是漢族人口占多數的地區（例如廣西，內蒙古，寧夏）實行“自治”，成為“自治區”高等民族，自卑是，黨委亂插手，破壞少數民族的生活文化方式，使少數民族感到民族文化被漢化（這是錯覺，實際是中共党國化）所侵蝕。

   中共自以為對少數民族是恩威並施，實際是既無恩，也無威，憑空給中國製造了本來不應該那麼複雜而棘手的民族問題。這是中共又一罪行。像這麼愚蠢而反動的民族政策，不但在中國，就是在全世界都是很難找出第二例的。

   中共沿襲中國專制政治的傳統，以民之父母自居，如果說一般無權無勢的漢族人民是被虐待的孩子的話，少數民族則是既被嬌寵又被虐待的孩子。事實證明，既被嬌寵而又被虐待者，一經發作，其破壞性是高於單純被嬌寵者或單純被虐待者的。中共荒謬反動的民族政策製造的這一炸彈，將來如何成功的化解，使之不致爆炸，是需要付出政治努力和智慧的。
   
   那麼將來，是否應該吸收中共的教訓，實行真正的恩威並施的對少數民族政策呢？從政治角度說，這當然比中共那套愚蠢做法要高明的多。但我們從人道主義的高度，民族平等的理念出發，希望將來實施的，是一種真正尊重少數民族，同時也保持漢族尊嚴和國家主權完整的合理制度，那就是國家統一行政區劃，不賦予任何民族和地區特殊地位，同時各地區人民都有充分參政議政，決定自己地區事務和國家事務的權利。

   2008年4月3日

此文於2008年05月04日做了修改

https://blog.boxun.com/hero/200805/fengyulou/1_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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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家棟：“大熔爐”要熄火，美國何去何從

2016-10-18 01:03:00 環球時報 張家棟

　　美國大選引發的“撕裂”效應正促使人們重新認識美國這個“大熔爐”。美國是人類社會進入現代以來的一個偉大實驗品，它曾通過一套政治安排超越了民族、種族間的界線。不管是英國人、法國人、德國人還是愛爾蘭人，到了美國就都變成了美國人。法國人的政治理念，德國人的嚴謹作風，英國人的自助進取精神，共同鑄造成了美國精神，吸引了無數人移民美國。

　　很多人將美國的成功歸結於美國民主政治理念的勝利，卻往往忽視了其他要素：一是移民社會身份重建的需要。人離家越遠，其認同範圍往往就越大。在歐洲，法國人和德國人會相互爭鬥。但到了新大陸以後，原有身份的重要性就下降了，給“美國”的誕生提供了機會。二是共同的種族特徵。來到新大陸，在印第安人土著面前，在歐洲並沒什麼意義的種族特徵就成了身份重構的重要紐帶。三是共同的治理經驗。歐洲移民的法律觀念和政治習慣類似，很容易實現在新大陸的重組。四是共同的文化傳統。早期美國移民以歐洲人為主，有類似的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形成新身份所需要突破的心理門檻比較低。

　　但現在，美國人的身份或認同基礎正在發生變化，民主政治的基礎開始被動搖。

　　一是人口結構變化增加了美國民主政治的運行難度。美國民主政治的成功，基於高社會同質性以及強大的融合能力。美國政治活動長期不討論國體和政體問題，基本上是在利益分配等低級政治領域打轉轉。但現在，美國傳統上占主導地位的歐洲基督教白人占人口總數的比例不斷下降，美國的社會同質性隨之下降。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的推算，目前超過半數的幼兒屬於少數族裔;到2044年，白人將不再成為美國社會的主要族裔;到2050年時，拉美裔人口將占總人口的30%，非洲裔將占15%，亞裔也將達9.2%。從歷史上看，社會同質性高的國家，不僅是最早建立民主政治的國家，也往往是最為成功的民主國家。民主主義，往往是與民族主義相伴生的。隨著盎格魯—新教群體的主體地位受到挑戰，歐洲白人領導之下構建的美國民族認同感下降，社會“熔爐”效應減弱，形成政治共識的難度將會上升。美國民主政治的成本將會上升，並最終壓倒其收益。

　　二是人口結構變化動搖了美國主流的生活理念。自足、自助的獨立精神，是美國經濟發展和生產率提高的核心，也是美國民主政治的存在基礎。在上世紀30年代經濟大危機期間，很多美國人寧願到野地裏撿食物，也不願領取政府的救濟。這是典型的“命苦絕不怨政府”。但現在，越來越多的美國人把手伸向國家，其實就是伸向其他人的錢包，而不是努力工作以提升自身地位。在這種情況下，塑造共識、形成發展方向的民主政治，就將退化為競爭性分贓政治，民主政治的目標就會發生根本性改變。

　　三是身份界線與社會階層界線之間呈重疊趨勢，導致曾被有意模糊的身份概念不斷被強化。2008年金融危機，造成美國白人與非洲裔的貧富差距由危機前的4倍擴大至6倍。非洲裔和拉美裔的長期失業人數幾乎是白人的兩倍。白人中產家庭的數量則是非洲裔及拉美裔的20倍及18倍。這加劇了少數族裔特別是拉美裔、非洲裔對社會現狀的不滿，種族差異感日益具有滲透力。2008年，美國人選出了第一位非洲裔總統，少數族裔、尤其是非洲裔美國人的支持是奧巴馬競選成功的關鍵。

　　這些變化將推動美國社會與政治出現去中心化、碎片化趨勢。

　　首先，將會進一步突出身份特徵。身份政治文化具有磁石效應，不僅會長期存在，還會感染周邊群體。現在，美國主流族群以及認同主流文化的少數族裔，也面臨身份政治的壓力，出現了身份政治化的趨勢。尤其是亞裔，認同美國強調個人勤奮、重視教育投入和維持家庭關係穩定等主流價值，但卻使自己與各種優惠政治條件無緣，就連移民政策都對這一群體最為苛刻。很多長期致力於融入美國主流社會的人發現：自己原來還是亞裔。

　　其次，將會衝擊美國政黨的政治屬性。美國的民主政治體系，正在轉變為以身份為基礎的選票政治，正在推動美國民主和共和兩党從傳統的政治黨派轉變為身份黨派。20年前，民主黨就開始這一轉變。現在，長期堅持政治理念掛帥的共和黨也出現向身份黨派轉型的趨勢。

　　第三，將會衝擊美國的精英政治傳統。美國兩党政治體系，建立在精英政治傳統的基礎之上。就連美國最為驕傲的憲法，其實也是精英政治的產物。政治精英通過人脈網路以及精巧的政治設計，掌握著兩黨的政治方向以及政治議題的調整。但現在，在人口結構變化的推動下，精英政治傳統日益難以維繫。某種意義上講，“特朗普現象”就是民眾力量突破精英政治安排的結果。

　　第四，將會衝擊美國的行政管理體系。在很多領域，美國官員隊伍族群結構的變化遠遠落後於人口結構的變化。少數族裔在人口結構上的優勢，也會轉化為社會治理領域的話語權，將推動美國公務人員體系進行調整，對其造成轉型壓力。

　　這些不一定都是壞消息，既可能是美國式民主的終結，也可能是美國真正民主化的開端，但無論如何都將衝擊美國的政治傳統和曾經有效的政治實踐。美國曾成功建立起一個基於政治理念的國家，並以此覆蓋了人類傳統的身份政治特徵。但現在，隨著族群結構多元化程度的加深，共同的政治體驗與文化認同不斷消退。民主政治這一“自由人的聯合體”，就有可能變成“自由競爭的多體”。民主政治的表像，即憲法、選舉和權力相互制衡等，也許會長期存在，但民主政治的實質將會淡化。

　　在這一趨勢下，那個曾無所不能的、“合眾為一”的美利堅合眾國(United States of America)，是否會變成一個鬆散的、“合眾為異”的“美利堅聯合國”(United Nations of America)，將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課題。作為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政治實驗品，美國何去何從，將具有重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作者是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教授)

http://opinion.huanqiu.com/1152/2016-10/956343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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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人的種族危機與美國社會的割裂

艾爾文團長

微信公眾號/頭條號：沉思的托克維爾

8月12日的弗吉尼亞州的夏洛特維爾市，因對於是否應該拆除羅伯特.李將軍的雕像而產生了分歧，白人至上主義者與支持拆除的少數族裔展開了激烈的武裝衝突。這場衝突目前已造成3人死亡，35人受傷。從後續的影響來看，這場衝突遠不會就此結束，它僅僅是一場風暴的開始。

一、    種族結構的變化與白人的認同危機

在很多人的印象裏，白人至上主義仿佛早已進入了歷史的塵埃，他是屬於殖民時代的產物，早已不應存在於今天這個日趨多元化、全球化的時代。沒錯，白人至上主義確實在60年代後逐漸退出了人們的視野。但隨著近期美國種族結構的巨大變化，白人逐漸產生了極大的認同危機，白人至上主義的回歸，不過是這種焦慮的具象化罷了。那麼，美國的種族結構及走向是怎樣的呢，我們先看一組資料：

根據2016年美國新罕布夏大學凱西公共政策學院發佈的最新研究報告，白人所占的人口比例正在迅速降低，而且老齡化嚴重。美國的非拉丁裔白人1980年在美國人口中的占比為79.6%，到2014年下降到61.9%。而在15-34歲的人口中，白人只占56%，15歲以下的少年兒童則占比不到50%。在白人迅速減少的同時，少數族裔的人口卻在飛速增長，其中，拉丁裔在美國人口中所占比例從6.4%增至17.3%，非裔和亞裔人口也顯著增加。而根據美國人口調查局的估計（下圖），到了2060年，美國的非拉丁裔白人將只占43.6%，白人將徹底喪失多數族裔的地位。

從以上報告中我們可以看到，美國白人的急劇減少和少數族裔尤其是拉美裔的迅速增多，而這在青年人和少年兒童中尤為嚴重，這或許也解釋了為什麼佛吉尼亞襲擊的主謀會是個20歲的白人青年，因為青年一代顯然比他們的父輩更能感受到深刻的種族危機。在巨大的危機下，白人不僅產生了一個疑問：“我們是誰？誰是美國？我們還是這個國家的主人嗎”

二、    文化多元與美國社會的割裂

如今白人的疑問與認同危機其實在20年前就已經被美國的政治學家亨廷頓所預見，亨廷頓認為，將來的世界將不以意識形態來劃分族群，而會以文明來劃分，今後世界的衝突，將是文明之間的衝突。亨廷頓指出，現代化不等於西方化，不同地區的民族在接受現代化的同時並不會接受西方化，當全世界的器物文明和科學技術越來越相近時，文化就成為了區分你我的唯一因素。而伊斯蘭教在中東的復興以及東亞民族主義的興起恰好證明了這一點。各地區的民族雖然接受了西方的技術和部分經濟制度，但在文化上卻本能的將西方排斥在外，所有那些宣導全盤西化的基馬爾主義者，在中東和東亞都遭到了慘痛的失敗。

因此，亨廷頓在20年前就隱晦的指出，美國應該放棄天真的對外普世主義和對內的文化多元主義。美國應該努力構建西方文明的認同，努力縮小國內之間各族群的文化差異，而不是鼓勵文化與種族多元，讓裂痕進一步擴大。即使在那個時代，亨廷頓的理論也遭到了自由主義者的瘋狂攻擊，但是遺憾的是，亨廷頓在20年前所做的預言正一步步變為現實。而這種現實在弗吉尼亞州的暴亂後顯示的淋漓盡致。

如果說就羅伯特.李的歷史地位產生爭議還情有可原的話，那麼，難道連華盛頓、傑弗遜、林肯這些被雕刻在總統山上的美國的締造者們也應該否定嗎？近日的報導告訴我們，完全有可能。據美國國家安全局15日證實，位於華盛頓的林肯紀念堂慘遭塗鴉。

同樣在8月15日，CBS芝加哥地方台報導，一名黑人牧師James E. Dukes要求芝加哥市政府改掉“華盛頓公園”和“傑克遜公園”的名字，認為“奴隸主不配讓我們的孩子們在以他們命名的公園裏玩耍”，同時他還要求將公園附近一座華盛頓雕像移走。這名黑人牧師的言行讓特朗普之前對記者的質問變成了活脫脫的現實。

大家都學過唯物辯證法，我們都知道要辯證的看歷史，對歷史人物的評價不能脫離那個時代。在華盛頓、傑弗遜所處的時代，蓄奴是一件極為普遍的事，華盛頓、傑弗遜只是在做那個年代人人都做的事，並不能體現他們的主觀道德，在這種普遍虐待奴隸時代，能夠善待奴隸，並為奴隸說幾句好話已經是莫大的善意。佛吉尼亞的起因羅伯特.李就是南方少有的表達對奴隸有同情之心的奴隸主，正因為他在當時較為溫和的立場，因此得到南北雙方的尊重。在中國的歷史中，也不乏這種情況，比如在中國古代，皇帝死後，習慣於將未產生子嗣的嬪妃入寺出家，讓奴婢給皇帝陪葬，在現代人看來，這是對人權徹徹底底的踐踏，但我們是不是可以因為這麼這個就將古代所有有次行為的皇帝蓋棺定論呢？照這個標準，李世民就是妥妥的暴君（武則天作為嬪妃出家），是應該被堅決打倒的對象。如果華盛頓、傑弗遜這些開國元勳都被打倒了，那麼請問，美國還剩下什麼呢？

除了對於歷史的不同看法，少數族裔對於美國的認同感也是差強人意，比如1994年的洛杉磯遊行，7萬拉美裔高舉墨西哥國旗要求美國政府給予少數族裔更多的福利。亨廷頓由此反問：“為什麼他們舉著墨西哥國旗，卻要求美國給予他們免費教育？”這一景象同樣發生在2016年，當時，拉美裔舉著墨西哥國旗來反對特朗普，穆斯林則用蒙黑紗的手段彰顯自己的文化，用恐怖襲擊表達怨氣。歐洲的土耳其裔則高舉土耳其國旗反對歐洲對於土耳其的制裁，他們雖然有了他國國籍，且已居住多年，但依然認同自己的故國身份。如果美國被這樣一群享受美國福利卻不認同美國身份和文化的人充斥，那麼，美國今後的文化衝突只會越來越嚴重。

三、    政客的推波助瀾與危機的加劇

雖然美國的趨勢令人擔憂，但如果政客們能及早認識到問題，並採取行動，局勢也並非如今天般不可控。但是政客們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不但不努力緩解危機，反而還在背後推波助瀾，使危機進一步加劇。

其中，最大的助手在於民主黨對於非法移民的大量特赦，這些非法移民多為拉美裔，他們因為經濟不景氣而逃離故國，奔向美國尋求更好的生活。但是由於這些移民大都學歷較低，而且沒有技術上的專長，很多還有違法犯罪的記錄，所以通過正常管道，他們很難進入美國。於是他們只好偷渡進美國，通過打黑工和與移民局打遊擊戰的方式在美國過活。這些非法移民一方面給美國的一些企業帶來了更為廉價的勞動力，一方面帶來了極大的治安問題。

民主黨由於一直以代表少數族裔著稱，所以一直專注於提高少數族裔的數量，以幫助自己贏得選舉。而最便捷的方法就是大赦，奧巴馬在任期間，最大的一次特赦足足赦免了500萬非法移民，其中多為拉美裔。除了將非法移民轉正外，民主黨和一些社會團體出於自己的政治利益，還會有意鼓吹種族之間的矛盾，挑撥不同種族之間的關係，通過少數族裔的憤怒來贏得他們廉價的選票。種族歧視不再是一個嚴肅的話題而淪為了政客騙取選票的工具。

從目前看來，民主黨多年的特赦已經造成了美國人口不可逆轉的變化，而特朗普對於移民的限制以及在墨西哥邊境的修牆計畫，不過是白人面對巨大的種族危機本能折射的一種反應。特朗普想努力抑制這一趨勢，而美國的精英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卻依然在推動這一趨勢，特朗普表態的模棱兩可不僅代表的是他個人的現狀，更是美國社會的現狀。白人的種族危機與美國社會的割裂，將成為美國今後揮之不去的陰影。

https://zhuanlan.zhihu.com/p/28688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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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美國文化，你還是只知道大熔爐嗎？

說到美國的移民文化，老師以前教過我們「大熔爐」（melting pot）這個概念，但是小編今天要告訴你！這種說法早已經過時啦！今天就來講講，在美國移民文化中，大致經歷了哪些階段?

美國文化大致經歷了這樣幾個階段——大熔爐、沙拉碗、織錦。

首先是大熔爐：移民就像一顆一顆顏色各異的豆子，煮在美國這個melting pot裡面，融化熬成一鍋粥。也就是說，世界各地的人聚集到美國這個可能實現夢想的地方，他們自覺認同北美的語言和文化，成功轉換成美國公民。

接著是沙拉碗：20世紀60年代，有學者站出來說：大熔爐這個定義已經行不通啦！我們現在是一個巨大的沙拉碗（salad bowl）！想像一下沙拉碗是什麼樣的？沙拉碗裡面有黃瓜、西紅柿、生菜葉子.....這些蔬菜小可愛們雖然待在一個碗裡，但是各自保持特色，根本沒有融合成某一種單一物質。也就是說，這時候的美國聚集了更多的民族和文化，但是呢，來自幾大洲幾大洋的移民保留著自己的語言文化，並沒有完全融入到美國的文化之中。

最後是織錦：越來越多的非白人湧入美國，有些學者擔心害怕得睡不著覺，擔心美國的未來，甚至產生了白人種族主義。所以，20世紀90年代，為了緩和「文化多元」和「文化衝突」，又有學者站粗來惹！「我們美國是一匹織錦（tapestry）！」怎麼好端端地又變成織錦了呢？再次想像一下織錦的樣子！五顏六色的絲線織成一匹漂亮的織錦，雖然顏色繽紛，但是有規則的圖案和花紋，有條有理。相比大熔爐，織錦的絲線更加分明；相比沙拉碗，它又更有秩序。所以，織錦的文化寓言暗示著美國的一種期望形象：保持多元文化，但又有機靈活。

講完這些！大家弄明白了這三者的聯繫與區別了嗎？從大熔爐，到沙拉碗，再到織錦，以後還會是什麼呢？小編也說不上來，至於美帝現在到底是個什麼樣子，大家有機會自己去親身體驗一番吧~

https://kknews.cc/zh-tw/culture/3mgqxe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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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間，美國人口改變“顏色”提前6年。
2008年，美國人口普查局的報告顯示，到2050年，白人人口比例將跌到僅剩46%。2017年6月的報告稱，美國的西班牙裔人口總數5750萬人，比一年前增長了2%；非西班牙裔白人的人口只增長了不到0.01%, 相當於大約5000人。到2044年，美國超過一半的人口將來自少數族裔。

http://heqinglian.net/2017/11/08/liyanhuo-review-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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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與國家認同的建構初探 ──從伊斯蘭國家的經驗做反省

蔡源林

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助理教授

以西方古典社會學為基礎所建構的現代化理論，內涵了「世俗化」 （secularization）的假設，認為宗教在現代科技社會將趨向衰頹及沒落，理性與人本的世界觀將會取代神聖的世界觀，但這個理論在 1970s 開始遭受挑戰，因為從 1960s 末期，全球各地先後出現的「宗教復振」（Religious Revival）運動，使得經濟、政治的現代化必然造成宗教的世俗化之命題遭逢反命題，在同一時期，甚至於西方國家內部也出現了「新興宗教運動」（New Religious Movements, NRMs）， 西方中上階層的青年人追求東方神秘主義的熱潮湧現，被認為是 1960s 年代嬉皮文 化進一步深化的結果；這股熱潮消退之後，步入了 1980s，另一波以傳統的制度性宗教為主的宗教復振取而代之，宗教保守主義勢力抬頭，在美國成為支持政治新保守主義的最主要之民間力量，基督教會右翼勢力結盟及積極動員，立場一貫地支持共和黨候選人，以宗教力量介入政治，大大地挑戰了西方自由主義傳統的政

教分離原則，政治新保守主義及基督教右派的密切結合，至今仍然是布希政權最重要的草根群眾基礎。同一時期的第三世界國家，宗教復振以更為戲劇性、更直接介入政治的方式表現，包括：拉丁美洲天主教的解放神學運動，亞非等伊斯蘭國家的原教旨主義運動，南亞的印度教與佛教的民族主義運動，古典「世俗化」理論可說徹底崩潰，雖然支持其理論的「現代性」論述在當前的政治與社會科學 界中仍被奉行不渝，但除非做更大幅修正，否則難以自圓其說。

當代民族主義理論的典範論述，仍然建立在以西方現代化經驗為出發點之「現 代性」論述，貫穿在 Benedict Anderson 的《想像的共同體》 （Imagined Communities）的民族主義史詩性敘述的核心思想仍難脫現代化及世俗化論述，也因此宗教與民 族主義的結合按照這本民族主義名著的論點是無法提出解釋的，例如 Anderson 這本書中雖包含了印尼這樣的穆斯林國家，而印尼的伊斯蘭政黨與民間團體在政治上的影響力如此重要，但 Anderson 的焦點還是在於受西方影響的世俗民族主義派，以蘇卡諾的印尼國民黨為其集大成者，無視於印尼伊斯蘭勢力對反殖民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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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民族獨立所做的貢獻，顯然宗教議題經常成為受「現代性」論述影響甚深的學 者所無法充分掌握的「他者」（other）。

本文首先對當代兩個主要民族主義理論做檢討，接著再以伊斯蘭世界的宗教民族主義的一般現象作總體分析，並以個人實地研究的馬來西亞為個案來具體說明，由於馬來西亞與台灣同樣有多元族群而導致國家認同分裂的問題，故結論從馬來西亞的經驗來反省台灣的宗教與國家認同建構的相關課題。

壹、理論爭議 Anderson 在《想像的共同體》的第二章論民族主義的文化根源，將民族主義的興起放在宗教認同沒落的十八世紀歷史脈絡來看：  ……主要是因為在西歐，十八世紀不只是標示了民族主義的降生，也見 證了宗教式思考模式的衰頹。這個啟蒙運動和理性世俗主義的世紀同時 也帶來了屬於它自己特有的，現代的黑暗。儘管宗教信仰逐漸退潮，……. 救贖是荒誕不經的：那又為什麼非要以另一種形式延續生命不可呢？因而，這個時代所亟需的，是經由世俗的形式，重新將宿命轉化為連續， 將偶然轉化為意義，……很少東西會比民族這個概念更適於達成這個使命。（Anderson, 1999: 18）

Anderson 接下來比較分析中古世界的「宗教共同體」與現代的民族主義的「想像共同體」，將之視為兩種在不同歷史脈絡中各居支配性的文化體系，前者最重要的 要素是有一個宗教的神聖語言作為「真理語言」（truth-language），如西方天主教世界的拉丁文、伊斯蘭世界的阿拉伯文及中華帝國的古典中文，各自以其真理的世界觀來區分文明及野蠻，但 Anderson 認為地理大發現導致異文化的文明社會之發現、以及文藝復興及宗教改革導致拉丁文的衰落，使得西方的中古宗教共同體首先崩潰（Anderson, 1999: 19-24），接下來的敘述便是西方民族主義的思潮如何在現代化過程中發展，並隨著西方殖民主義的潮流傳播到第三世界，第三世界的反殖民主義運動經常也由西方的民族主義思潮提供理論基礎，故殖民與反殖民之戰只 是兩個不同的民族主義之戰。 Anderson 的理論難脫「線型演化論」（linear evolutionism）之嫌，這是大部份「現代性」論述的共同特質，就上述的模式來看，非西方世界的民族主義不過就是源自西方的「想像共同體」模式，透過「印刷－資本主義」（print-capitalism）向全球的發展，經由西方的殖民主義向第三世界傳播的結果，整體論述的時空架構是以西歐－北美世界為軸心而發展，然而吾人卻也不能說這個觀點不對，因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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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論的立場之選擇並無對錯之分，甚且從近二百年的世界史趨勢來看，Anderson的歷史敘述頗符合「事實」，但只能說是一半的「事實」，第三世界民族主義發展存在著另一半的「事實」，也就是特定社會如何以其本土模式來吸納西方的民族主義，這有必要採取全然不同的認識論立場來完成這部民族主義史詩。 與 Anderson 形成抗衡的另一種類型的民族主義論述由「後殖民主義」 （post-colonialism）學者所發展出來，Frantz Fanon 對非洲民族主義的敘述算是其先鋒，在《地球的受苦者》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Les Damnés de la Terre)，1963） 這本書有淋漓盡致的展現。Fanon 認為主導第三世界第一波民族主義運動的大多是 接受西方教育的「民族資產階級」（national bourgeoisie），民族資產階級….以偏狹的民族主義之名、宣稱代表某個種族而取得權力；他們的發言人以不負責任的態度，玩弄著一些從歐州人的道德及政 治哲學論著抽取出來的格言，雖然動聽卻缺乏任何意義，其實他們已證 明自己根本沒有能力將具有最低限度的人道主義綱領有效地付諸實 現……（Fanon, 1963: 163-64）Fanon 認為這種無能為力來自兩方面：一方面，民族資產階級在政治經濟上高度依賴殖民母國，因為他們在殖民時代本來也就是扮演外來殖民者及本土的被殖民者的買辦階級，在後殖民時代，基於維護個人的地位，繼續和殖民母國做政經 掛勾（pp. 175-80）；另一方面，在文化上，民族資產階級更是高度依賴殖民母國，在本土知識份子與商人中間，我們發現到對母國的資產階級代表認同之持久渴望……本土資產階級以毫不保留及熱情的態度，採用了具有母國特色的思維模式，這種模式神奇地與本土思想脫節，將其意識建立在典型的外來思想基礎。但本土資產階級終於瞭解到他們缺乏一樣成為資產 階級最基本的東西－金錢，他們只能流口水……（p. 178）

從這個角度來看，回歸本土文化，追尋民族認同的根源才是擺脫殖民依賴、建立 民族獨立的第一要務。

這種追求（本土文化）的熱情，乃由企圖發現足以超越當下的悲情、超 越自卑、消極、自暴自棄之私密的希望所推動或引導，發現自己美好及 榮耀之過去是實際存在的，便足以使我們面對自己或面對他人，都能產 生精神復甦的效果…，他們發現無須為自己的過去感到羞愧，而是相當 有尊嚴、光榮與神聖。從過去找到民族文化不只復甦了民族，而且對建立未來的民族對土著內心會促成重大改變文化之希望賦予正當性。故就心理－情感平衡的角度來 看，追尋過去的文化，。（p. 210）

Fanon 認為長期受到殖民統治的土著，經常由統治者接受一套否定自己的過去、貶抑本土文化的教育，這是殖民心態對土著最深沉的負面影響， …就潛意識的角度而論，殖民主義並無意要讓土著把殖民者當成一位溫 柔、慈愛的母親，可以保護她的孩子免於生長在仇恨的環境；反而像是 一位無止境地限制其性格乖張之子女的母親，防範他們自殺、任意驅使 自己的罪惡本能。殖民母親保護她的子女脫離他們的自我、他們的生理 性與生物性，以及不要讓他們面對自己內心深處的不幸本質。 在這種情形下，本土知識份子對本土文化的宣示，在任何前後一致的行 動綱領中，就不是一個奢侈品，而是必需品……（p. 211）

基於上述看法，Fanon 雖然對阿拉伯民族回歸伊斯蘭教的保守作法有所批判，但基 本上還是肯定其對民族認同的重要性（pp. 213-17）。  Fanon 對於嚴厲的殖民「母親」（也許「父親」的隱喻更恰當些）的說法，讓我回憶起在美國留學期間，一位古巴籍同學對他們拉丁美洲民族的後殖民時代民族認同之隱喻，他說拉丁美洲人自喻為是西方的白人父親強暴印地安土著母親所生下來的「雜種」孩子，所以他們的血液裏同時流著殖民者與土著的矛盾因子。

這個隱喻表達了令人震憾的後殖民民族的兩難困境，非常貼切地說明了被殖民者在身分認同上的自卑、自尊與曖昧的處境。被殖民者到底是要認同暴力、權威、充滿宰制性卻又代表「進步」與「文明」的「父親」，還是要認同受盡折磨、苦難、 無力保護自己的「落後」與「卑賤」的「母親」呢？從 Fanon 的精神分析式語言來看，這正是第三世界民族主義的「伊底帕斯情結」，以暴力的方式反抗、卻又充

滿罪惡感地認同自己的嚴厲父親，對自己依戀的母親有著同樣的愛憎情結，最後卻仍然是以父親的姿態加以佔有與宰制，這象徵著民族資產階級對自己的同胞與本土文化的緬懷、鄙視與佔有的矛盾態度。如何超越這種文化認同的困境，誠為 後殖民時代第三世界民族在建構國家認同時所必須先予解決的問題。

貳、當代伊斯蘭世界的民族主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大部份第三世界國家遵循相似的去殖民化和民族解放的過程，民族主義幾乎是每一個新興獨立國家的主要意識型態。民族國家的主要任務是建立一個自給自足的經濟系統，維繫政治自主和建構一個民族文化。但4

反諷地，達成這些目標有賴一種新興民族國家對西方世界的依賴和擬殖民的關係重建於後殖民時代：外國資本為經濟發展所必須，西方科技輸入、西方教育引進；追求政治自主性，軍事援助被提供、外交關係被建構。這些依賴關係促進西化的過程，加深了西方世界和第三世界的新殖民關係，這也就是為什麼某些後殖民理論者視民族主義為殖民主義的延續，這種情況呼應著前述的後殖民民族之「伊底帕斯情結」。但這種受挫的民族主義有方法可以獲得心理上的補償與超越，使矛盾情結得以化解，即透過重新建構本土文化以重獲民族的自我肯定，宗教復振乃是這種自我肯定的特殊形式，用這個角度來看當代伊斯蘭世界的民族復興之困境與發展，個人以為較能掌握到其間的辯證特質。

中東的阿拉伯－伊斯蘭民族的民族主義發展歷史，可以從十九世紀初期迄今 分成三個歷史階段來分析： （一）第一階段，十九世紀初期至 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為「泛伊斯蘭主義」（pan-Islamism）時期：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延續著自從中古後期以來伊斯蘭民族對抗基督教十字軍的傳統，號召全伊斯蘭世界的大團結對抗西方的帝國主

義侵略，鄂圖曼帝國的統治階級雖為土耳其民族，但帝國境內的其他伊斯蘭民族基於「天下穆民皆兄弟」的同教情誼，願意在鄂圖曼哈里發的領導下共同反抗西方侵略，故鄂圖曼帝國發起「泛伊斯蘭主義」運動來抗衡西方的殖民主義頗具號召力，若按照 Anderson 的說法，伊斯蘭世界與西方的對抗算是中古的「宗教共同體」與現代的「想像共同體」之間的對決。在十九世紀，不只是中東阿拉伯民族

響應哈里發號召，連遠在印度及東南亞的穆斯林，也將哈里發視為伊斯蘭大一統的象徵，支持「泛伊斯蘭主義」，發動對英國、荷蘭殖民政府的聖戰，但該運動隨著鄂圖曼帝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敗而瓦解，「泛伊斯蘭主義」遂成為歷史錯置 的政治烏托邦。 （二）第二階段，1918－1970，這個時期可稱為「世俗民族主義」 （secular nationalism）時期：鄂圖曼帝國在一次戰後的瓦解，乃是西方帝國主義的傑作，「巴黎和會」雖以「民族自決」原則來許諾阿拉伯民族的政治獨立，但其實英、法兩強填補了鄂圖曼帝國瓦解以後在中東的政治空虛狀態，從中世紀以來維持大一統局面、造成西方基督教世界幾百年威脅的伊斯蘭帝國宣告結束，西方強權直接侵入中東地區來瓜分各種政治與經濟利益。本來在遭受西方殖民主義宰制之前，鄂

圖曼帝國和中國一樣，亦曾經有各種追求富國強兵的西化改革，均不願放棄傳統文化，但所有的改革都無法挽回帝國崩解、西方宰制的命運，最後傳統文化被視為落伍的歷史包袱，於是改革的矛頭指向宗教層面，故土耳其在廢除帝制、建立共和政體之後，盡力掃除所有和伊斯蘭教有關之官方文化象徵，包括廢國教政策、5

改阿拉伯字母為拉丁字母、廢除伊斯蘭律法與服飾等等，因為西化改革者認為土耳其民族的落後，固執守舊於伊斯蘭傳統為首要原因。相較於中國自五四運動以後一直到中共政權所推動的文化大革命為止，足足發了五十年間所完成的反傳統主義及去宗教化的政策，土耳其卻在短短幾年就由凱末爾政權從上而下地加以實踐，以至於西方式的世俗民族主義認同取代傳統的伊斯蘭認同，導致了後鄂圖曼時代的中東世界掀起了效法世俗民族主義及西方式現代化政策的高潮，這意味著阿拉伯人、波斯人、土耳其人、柏柏人等均發展自己本土的民族文化、建立本土民族政權，放棄了伊斯蘭大一統的政治架構。西方強權也對此種發展推波助欄、從中取利，故英國與法國均支持中東阿拉伯民族脫離土耳其統治，建立自己的民族國家。在兩次大戰之間，英、法兩國各自在中東擁有其勢力範圍，並許諾給予其境內之阿拉伯民族享有自治權，但在其政治秩序尚未建立之前，先由兩國實行軍事託管，故阿拉伯民族建立主權獨立國家的願望直到二次大戰結束後才實現。

自鄂圖曼帝國瓦解以後，似乎阿拉伯民族朝向世俗化與西化已成為歷史主流，但若按照這種趨勢演變下去，支配當地達千年之久的伊斯蘭傳統亦有可能被徹底邊緣化，正如同現代東亞世界的傳統宗教的命運一樣。但問題是中東有著更為複雜的外部與內部因素，使其並未走向東亞的世俗化之路，除了伊斯蘭教為阿拉伯民族身份認同的根深柢固基礎這個內部因素外，個人以為最關鍵的外部因素為西方殖民主義對兩者的影響與作用方式不同；對東亞民族而言，西方列強所帶來的現代化果實足以抵銷其殖民主義的禍害，中國之於蘇聯社會主義帝國或日本之於美國資本主義帝國，都是合作關係遠大於對抗關係，於是東亞人民對西方帝國主義尚存有某種好感，甚至於幻想，也因此東亞國家的全面西化過程並未出現強大的文化反制力量，並視揚棄傳統、學習西方科學、制度與文化為民族圖存之道；但對中東民族而言，與西方世界始終都是對抗遠多於合作。例如：土耳其的全盤西化並沒有帶來西方的善意，其東方文化的傳承仍使其難受西方世界接納，然而更重要的是，西方列強對阿拉伯世界的民族獨立之支持立刻變成一紙口惠而實不惠的騙局，阿拉伯民族獨立不但拖了三十年，且引來猶太錫安主義在巴勒斯坦的建國，等於在中東的心臟地區插入一把利刃，以色列建國代表西方二次戰後新殖民主義的開始，形式上的政治獨立卻無法抵制西方在中東地區的經濟與文化霸權。其中，巴勒斯坦為英國所託管，在託管期間，英國大搞兩面手法，一方面支持阿拉伯民族自決，另一方面亦許諾給歐洲的猶太錫安主義者回歸聖地重建猶太國家，這導致大批歐洲猶太人移民巴勒斯坦建立屯墾區，並有右翼分子建立政黨，煽動推翻英國殖民統治及趕走阿拉伯原住民，種下日後以、巴衝突的禍根。

二次大戰結束後，美國與蘇聯取代英、法成為世界強權，更加速使局勢走向極端6化。因為美國視獨立的猶太政權為中東地區反共的主要屏障，故在冷戰開始時更加一面倒地支持以色列成為區域的軍事強權，以對抗逐步倒向蘇聯的阿拉伯國家。

 1947 年以色列的建國激發了阿拉伯民族主義情緒的高漲，此時埃及的納瑟總統號召泛阿拉伯主義對抗錫安主義，納瑟主義正像凱末爾主義一樣，都是世俗民族主義，不脫學習西方現代體制來富國強兵以對抗西方列強的思維邏輯，但最後 都無法達到真正抵抗西方帝國主義及國家現代化的目標。1967 年納瑟發動收復巴勒斯坦的軍事行動，但最後卻不敵擁有西方列強為後盾的以色列，「六日戰爭」為 阿拉伯民族主義挫敗與恥辱的象徵，也宣告第二階段之世俗民族主義的結束。

當此之際，伊斯蘭世界的民族主義思潮開始轉型，以色列佔領聖地及迫害巴勒斯坦人逐漸在阿拉伯民族中間凝聚成反西化、反世俗化的文化反制力量，視凱末爾主義與阿拉伯民族主義為過度學習西方而導向墮落的道路，故阿拉伯民族之不振，不是因為太過迷信「伊斯蘭」，反而是因為信奉「伊斯蘭」不夠徹底所致， 類似標榜回歸純正伊斯蘭信仰的「新傳統主義」（neo-traditionalism）到了 1970 年代成為伊斯蘭世界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西方學者經常以「伊斯蘭基本教義派」 （Islamic fundamentalism）稱呼之。 （三）第三階段，1970 年代至今，可稱為「伊斯蘭民族主義」（Islamic nationalism）時期：1970 年代的幾件重大國際事件乃是促成回歸伊斯蘭思潮的外部 因素。首先是 1973 年的第三次以、阿戰爭（阿拉伯人稱其為「齋戒月戰爭」，the Ramadan War），埃及以伊斯蘭「聖戰」 （jihad）做為動員號召，反擊以色列，戰爭 期間阿拉伯軍隊的英勇表現，可謂一洗 1967 年「六日戰爭」之恥；同年，其他阿拉伯國家對西方國家採取石油禁運措施，造成全球性能源危機。顯然阿拉伯國家在經濟上及軍事上均給予了西方國家及以色列重大威脅，此後，阿拉伯民族自信 心大增，「伊斯蘭」逐漸成為阿拉伯國家追求民族自救的有力動員口號。但與 1979 年的兩件大事相比，1973 年只是伊斯蘭復興的序曲而已。 1979 年伊朗「什葉派」（Shiite）發動不流血革命，成功地推翻了受美國所強力支持的巴勒維政權，建立戰後第一個伊斯蘭神權政府，震驚全世界；同年，蘇聯入侵阿富汗以扶植親蘇之社會主義政權，但卻遭受伊斯蘭武裝團體強大反抗，使蘇聯陷入十年苦戰。兩大超強在同年遭受到伊斯蘭本土力量的重創，終於掀起了伊斯蘭世界回歸伊斯蘭信仰的更堅定信念。正當 1970 年代末期伊朗革命成功挑 起了 1980 年代遍及伊斯蘭世界的反殖民運動之際，為了污名化阿拉伯民族的反抗力量，以色列與美國的宣傳機器便將「伊斯蘭」逐漸與「恐怖主義」 （terrorism）

等同起來，以誤導國際視聽。即便如此，在資訊傳播相當開放多元的西方世界，這種宣傳技倆不一定會完全奏效，尤其是一向對政府與媒體充滿懷疑態度的知識7份子更不可能會毫不批判地接受之，令人感到諷刺的是，這種宣傳手法在親美的第三世界國家可能還比在美國更具有「公信力」。 若撇開中東區域性的脈絡，從全球性的觀點來看伊斯蘭復興的問題，其實彰顯了由西方資本主義世界所主導之全球化過程中所內含的矛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第三世界邁入後殖民時代，西方國家對非西方民族國家的經濟與文化的霸權宰制並未因其政治獨立而告終，於是以文化主體性建構為主要任務的第二波反殖民主義運動，大約在 1960 年代於許多第三世界國家不約而同地展開，所謂「本 土化」（nativization）運動本身同樣也形成了一個全球性趨勢。對於許多第三世界國家而言，確立文化主體性的基礎在於回歸前殖民時代的傳統文化，並重塑前殖民與殖民時代的歷史記憶，重構不受西方現代文明所「污染」的純粹本土文化為其基本方針，以建立民族國家的共同體意識。其中，宗教信仰又是許多第三世界國家視為傳統文化最核心、最神聖不可侵犯的部分，於是第二波之文化反殖民主 義經常以宗教復興運動的形式出現，這個浪潮在 1970 年代以後已經形成全球化的反命題，宗教復興運動的主導者常自覺地反抗西方資本主義與現代文明。當代宗 教學者在研究了 1970 與 1980 年代的不同地區之宗教復興運動之後，歸納出許多共通的特質，其中最明顯的便是「去世俗化」 （de-secularization）與「再神聖化」 （re-sacralization）的主張，以及「精神/物質」二元論的世界觀，前者由「東方」 所代表，後者由「西方」所代表，形成一種倒轉的「東方主義」（Said, 1979），1970年代以後的伊斯蘭復興運動便是此種「再神聖化」潮流中影響較為廣泛者。當然，由於「西方」與「東方」之間權力關係的不對稱，故這類本土化運動經常只有表現出區域性特質，缺乏普世性的觀點與全球性的影響，對於逐漸形成的全球性政治、經濟與文化脈絡，如何擺脫西方模式的影響，提出非西方的選項，乃是第三 世界從事本土文化建構者所應關切與反省的課題。

參、伊斯蘭民族主義與多元社會：馬來西亞的經驗東南亞的伊斯蘭世界（以印尼、馬來西亞與汶萊三國為主）與中東地區最大

的結構性差異便是其族群、宗教與文化上的多元性，使得伊斯蘭教做為民族主義建構的意識形態基礎必須面對來自其他宗教社群的抗衡，其中馬來西亞的情況更為明顯，因為信仰伊斯蘭的馬來土著民族只佔總人口數的 60%左右，這使得國家認同的建構在獨立運動時期更遭遇極大的挑戰。若以前面三階段的架構來檢視馬來西亞民族主義運動的興起，則第一階段正當英國的殖民統治，其民族主義同樣是以伊斯蘭教為動力，源自中東的泛伊斯蘭主義亦透過留學及朝聖的管道流入印尼及馬來西亞；第二個階段，馬來西亞也同樣經歷了世俗民族主義的洗禮，主導8者便是接受英國式教育的馬來本土貴族階層，但英國殖民政權與馬來本土貴族的關係與中東相較更為和諧，這也使得馬來民族獨立運動的過程較少流血衝突。英國殖民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經過了十二年，才在 1957 年將政權移交給馬來本土政府，英國殖民者得以全身而退，其間並參與了曠日彌久的憲政協商及制訂 過程，所以部分學者認為馬來西亞憲政體制是殖民統治者的「恩賜」。

馬來西亞獨立建國所面對的最大難題為如何建構一個可以讓馬來人、華人、印度人三大族群都能接受且共享權利的政治體制。由於在英殖民時代末期，馬來民族主義者認定只有馬來民族才是「土著」（Bumiputra），華人與印度人都只是外來移民，所以馬來民族才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甚至主張華人與印度人不該享有公民權；正在這個時候，大馬華人受到中國國民黨推動民族主義風潮的影響，也認同了大中國民族主義，更加讓馬來人有指控華人不認同本土的藉口。但在 1949 年中國共產黨取代國民黨政權之後，東南亞也被西方國家納入反共的防線，這個新情勢使得大馬華人面臨國家認同的困境與調適過程，由於中國的共產黨與台灣的國民黨都企圖影響這個海外最大的華人社群，動員支持的力量，導致大馬華人對馬來西亞本土的認同至少遲緩了二、三十年，這是一個痛苦與漫長的身分認同轉移的過程。等於說在獨立建國初期(1957-1970)，大馬國家建構的最大難題便是如 何解決馬來民族主義及大中國民族主義兩者的矛盾。 馬來西亞以「跨族群協商」（inter-ethnic bargaining）的模式來解決上述憲政難

題，由三大族群代表所協商出來的政治體制，西方學者常稱之為「社群主義」 （communalism）或「協和式民主」（consociational democracy），這個制度有下述 四個特點：（1）在同一族群內部，其成員之間的關係乃經由一個半自主性的社群階層結構所管理；（2）跨越族群疆界的關係或人民與政府的關係，乃由跨族群領袖所組成的最高政權機構共同決議之法令所規範； （3）跨族群關係的法令應以憲

政契約的模式公佈實施，當有必要時，以族群領袖的秘密協商所制定的政策加以 補充；（4）最高政權機構的成員有著雙重資格：一方面必須是每一族群政治組織的領袖，經由民主選舉產生並有能力動員群眾支持；另一方面為維持最高政權機構之所有成員的相互信賴，每位成員均應避免訴諸民粹，去動員本身社群大眾的 支持以對秘密協商施加壓力的作法（Vorys, 1976: 14-15）。上述之社群主義制度的

描述相當符合馬國政治運作模式，其中的「秘密協商」固為此一制度決策運作的主要模式，其不符合公民普遍參與的民主原則雖然至為明顯，但若放在馬來西亞特殊的族群結構脈絡來看，則不難理解其具有合法性的基礎為何。倘若各政黨均訴諸民粹式的大眾參與模式來獲取本身的利益，族群間的矛盾必然很容易被挑 起，屆時便是各族群之間的實力對決，由於 1969 年爆發了大馬獨立以來最大規模9

的馬來人及華人武裝衝突的「513 事件」，對各大族群，尤其是華人，都不願意再度付出流血衝突的代價，所以雖然社群主義制度並不一定是大眾心目中最佳的政治運作模式，但在各大族群對政治與文化的價值觀難以形成共識的情況下，似乎也沒有其他選擇，故此一制度在「513 事件」後更加鞏固，各大族群尊重這個充滿妥協性的制度，也使馬來西亞避免了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發生的族群流血衝突。

族群矛盾乃是民主國家建立國家認同中最難以解決的一大問題，西方的所謂發展較為成熟與穩定的民主政體，其實其族群結構要不是單一的，或者便是多數族群居於全然支配的地位，少數族群毫無討價還價的餘地，在西方民主國家中，除了具有特殊歷史背景的瑞士之外，並無任何國家有和馬來西亞一樣的特殊族群結構，故前者解決國家認同分歧的問題並不難。若一個國家內部存在語言、宗教、文化及歷史經驗等均不同的兩個以上族群，施行以個人權利為基礎的自由民主體制，經常只是以佔多數的族群以民主的多數暴力來壓制少數族群，大部分西方民主國家其實便是如此，若兩個族群的人數甚為懸殊，則多數壓制的成本當然比較少，故表面上的「和平」與「共識」足以掩飾弱勢族群被壓迫的困境。西方模式的自由民主體制移植到第三世界國家，經常無法正常運作，就是因為該國家的建立乃是以西方殖民時代的統治疆域作為國界，不是完全按照族群與文化疆域來區劃，故族群和諧與民主政治經常陷入矛盾，馬來西亞這種制度化的社群主義體制 不失為一個解決方案。

社群主義最主要的精神便是每個族群在建構單一的國家認同之前，都可以不用放棄自己的族群認同，反而是強調自己歸屬特定族群的身分及其文化內涵，並相互尊重對方的認同，然後在共同分享權利、擔負義務的基礎上建立國家認同，所以每個大馬國民具有族群與國家兩種身分認同，即馬來西亞－馬來人、馬來西亞－華人等，而且這種雙重身分的確立乃是參與政治的前提條件，馬來西亞的大部分政黨都以各自的族群利益作為基本考量，但都需尊重協和式民主的精神。不

過，由於馬來人堅持其為「土著」，且人口佔多數，所以馬來語應該取代英語成為「國語」，馬來人的宗教信仰－伊斯蘭教應該具有「國教」地位，且土著應享有經濟及教育的特權，這些均以憲法及法律加以明文規定；反之，華人與印度人的語言、宗教與文化可以在族群內部被使用及展現，受到憲法之保障。因此，華人便以其雄厚的財力及人力，自辦不接受官方補助的華文學校，大量興建華人的寺廟與教堂，均為政府所許可，只是這些代表族群文化的機構無法享用國家資源，只有馬來語為主要媒介語言的學校及伊斯蘭教的寺院組織才能享有國家補助。 正因為馬來民族認同仍和伊斯蘭教脫不了關係，故自 1970 年代起，當伊斯蘭世界的民族主義已經發展到第三階段時期，伊斯蘭復興運動的風潮蔓延到馬來西10亞，再加上馬來西亞內部的三大族群內部的競爭所產生的張力，故使馬來西亞的 伊斯蘭民族主義朝向建制化方向邁進。1970 年代的馬來伊斯蘭「復振」（dakwah）

運動原為起源於馬來知識青年的社會運動，他們對老一代馬來統治者的世俗化政 策及與華人族群妥協的做法極為不滿，並強調伊斯蘭的「社會正義」（keadilan） 理念，以掃除經濟不公和政治腐敗。這股勢力逐漸在 1980 年代以後分別被馬來執 政黨「巫統」及馬來最大在野黨「泛伊斯蘭黨」（PAS）所吸納，「伊斯蘭國家」 （Islamic State）的建構成為 1980 年代以後大馬政治論述的主軸課題。

因為風起雲湧的伊斯蘭化改革風潮從中東吹向東南亞，而激進的馬來年青世代群起響應，使馬來族群兩大政黨－巫統與泛伊斯蘭黨－競相以伊斯蘭化政策爭 取這批社會新興勢力，在 1981 年馬哈迪上台後，就決定將這股在野之伊斯蘭復興力量納入體制，主要的動作便是勸服伊斯蘭青年運動領袖安華加入巫統，並培養其為馬哈迪的接班人。這個攏絡策略的短期成效乃是巫統社會基礎的擴大及泛伊斯蘭黨的挫敗，但從長期的觀點來講，卻是造成巫統內部的路線之爭與派系分裂， 最後便是 1999 年巫統同時遭受黨內的反對派及在野的反對黨雙重夾攻，結果便是以安華為首的黨內反對派被整肅，但反對黨則在當年底選舉大有進展，不過巫統的執政權仍保住了。 泛伊斯蘭黨由於在地方上長期經營的結果，以及 1984 年的權力改組後由形象清高的經師學者所領導，使其站穩了在野力量的領導地位。泛伊斯蘭黨所推動的伊斯蘭替代方案，挑戰了長期以來馬來世俗民族主義的主流意識形態，為馬來民眾提供另一政治認同選擇，這對未來馬來西亞的政治發展將有決定性影響。由於泛伊斯蘭黨的挑戰，使執政的巫統亦朝向伊斯蘭化政策，開始讓馬來西亞的民族主義從世俗主義路線轉向伊斯蘭宗教路線，正式進入與中東國家相似的第三階段 的伊斯蘭民族主義時期。 2004 年馬哈迪交出政權給現任首相巴達威，進入大馬政治的後馬哈迪時代，從巴達威本身具有現代伊斯蘭教育背景的出身來看，巫統的伊斯蘭民族主義路線將延續下去。雖然執政黨宣稱其伊斯蘭化路線並不影響憲法所保障的其他非伊斯蘭族群的宗教信仰自由，政府所頒布的伊斯蘭法只適用於馬來人，但由於在相關法律的執行上，必然會牽涉許多複雜問題，對非穆斯林的權益仍會產生影響，畢竟生活在同一塊土地上，且穆斯林與非穆斯林等族群的文化差異甚大，相互之間 缺乏充分了解，故當 1990 年以後伊斯蘭化已經全面進入制度化與公共政策化的進程，對華人及印度人等非穆斯林族群所產生的心理上與政治上的衝擊不可謂不大，究竟一個實行伊斯蘭體制的現代國家，能否維持多元、民主、自由的政治運作，都有待後續之觀察。以伊斯蘭作為馬來西亞國家認同的神主牌，無疑將為引

11發新一波國家認同的危機，因為過度強調伊斯蘭理念的國家，實為華人與印度人所難以充分認同的，如何使馬來民族新一波的伊斯蘭民族主義不會傷害到原有社群主義體制所維繫的族群平衡，乃是馬來西亞二十一世紀所要面對的重大政治課題。

但馬來西亞以和平漸進的方式朝向伊斯蘭民族主義之路邁進，其實已經比大部分的伊斯蘭國家更少造成衝突與對立了。就最近幾年的發展趨勢來看，世俗民族主義政黨與伊斯蘭民族主義政黨之間的抗衡，幾乎構成大部份伊斯蘭國家政治發展的主要內在動力，後者經常能夠透過民主選舉成為執政黨或最大政黨，足見伊斯蘭民族主義已為大勢之所趨。從後蘇哈托時代的印尼，由前任的「伊斯蘭學 者協會」（NU）主席瓦希德成為改革後第一任民選總統，乃至土耳其的伊斯蘭背景的「福利黨」透過選舉成為國會第一大黨，伊拉克在美軍佔領後的第一次民主選舉由什葉派團體取得多數席次，以及最近讓國際震撼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第 一次民主選舉，由「哈瑪斯」（HAMAS，伊斯蘭主義）以壓倒性多數擊敗「巴解」 （PLA，世俗民族主義）獲得執政權，再再說明了晚近伊斯蘭世界的民主化將會是伊斯蘭民族主義的全面勝利，這也是美國所不願意看到的結果，故許多中東威權政府對內部伊斯蘭民間勢力的壓制，仍然獲得美國的默許或支援，埃及就是最好 的例子，但這更加引起中東伊斯蘭國家對美國雙重標準的反感及抵抗。

肆、台灣經驗的反省：宗教在「國家認同」論述的空白？  與伊斯蘭國家相比，台灣的宗教團體在「國家認同」論述建構的過程中可算是相當沉默，即使長期以來堅持台灣主體性、在 1970 年代就發展其建立新國家論述的基督教長老教會，其政治論述中的基督教內涵亦並不明顯，這當然也受限於基督教並非台灣社會的主流信仰所致，有趣的就在於強調台灣本土的國家論述之宗教團體是被一般民眾認為是「外來宗教」的基督教會，但被認為是台灣的「本土宗教」者，無論是佛教、道教或民間信仰，卻在國家認同的論述上或者根本漠視之，或者甚至以行動支持大中國主義，例如向中國大陸的「祖廟」或「名山」

進行「朝聖」或「進香」活動，或者積極進行回饋中國「祖國」的捐助、熱心推動海峽兩岸的文化與學術活動，無意於發展台灣本土的宗教文化論述，就更不用說是國家認同的論述了；但本土宗教還有另一種論述，乃是以地域性認同為主，強調社區信仰共同體或特定族群的文化意識，這種論述雖是「本土」的，但卻不是「國家」的，只是在台灣社會內部進行次級團體的認同分隔，並無益於以整體台灣作為命運共同體的認同建構，這就像上節所述的「社群主義」一樣，而非「民 族主義」。 12

台灣本土宗教在建構國家認同上的缺席，從台灣本身的歷史與社會脈絡來看並不難理解。台灣的宗教形構反映了移民社會的特殊社會文化形構，缺乏單一、具主導性的制度性宗教，多元宗教並存且形成地域性或個人魅力型領袖主導的山頭主義，正像移民社會的片斷性與欠缺整合一樣，再加上歷代的殖民政權強加一 套外來意識形態，使本土意識更難茁壯與凝聚。  1980 年代以後，台灣社會確實也發生了和西方或伊斯蘭世界在 1970 年代以後相似的「宗教復振」現象，從一些的統計資料與個案研究都顯示包括佛教、民間信仰與新興宗教等本土宗教均有復甦與興盛的現象，宗教團體積極投入社會福利與文教傳播事業，傳統出世性格很強的宗教團體變得更入世、更具有社會能見度。 然而宗教團體從事社會實踐，倒也不必然就會導向政治行動，相反的，1980 年以後迄今的台灣本土宗教的復興現象雖也是來自民間基層的社會力展現，但卻仍然視政治公共領域為禁忌，台灣民眾在經過數十年的威權體制的規訓之下，對政治事務的態度是消極與避諱的，故有些宗教團體甚至是標榜絕不涉入政治為其行為準則，這和西方的基督教或第三世界的伊斯蘭教的社會實踐理念根本上是不同的。

個人以為宗教在國家認同論述上的空白，確實造成了台灣國家論述的世俗主義特色，終於使得不論是主張大中國主義或是台灣民族主義的論述，由於缺乏了超越性的向度，終難避免流於只是政治黨派操弄民意的一種空泛口號而已，至於目前的國家論述到底當確立何種核心價值，在劍拔弩張的「藍」與「綠」兩大陣營的政治競賽中已完全失去焦點了，最後乃是雙方各自的政治利益考量之下，就使得具有跨越族群、黨派與地域的國家認同建構的努力必須一再的回歸原點，台

灣社會一直缺乏具有共識的超越性向度來做為民族之「想像共同體」建構的根源。

 追隨涂爾幹傳統的宗教社會學者強調，宗教是社會的「集體表徵」（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也是社會的集體道德秩序之「神聖象徵」（sacred symbols），社會成員缺乏一套共同接受的神聖象徵，就會因價值定位不明而產生脫序現象，當前台灣社會大概便是這種脫序現象的最好事例。伊斯蘭世界從回歸宗教找尋其民族認同的根源，雖產生某些激進的行為，但其經驗仍值得已過度世俗化的台灣社會

之另類省思，誠如巴勒斯坦的事例，提供我們一個重要的教訓，僅管一個民族失去土地與統治權，但若其神聖象徵仍然存續不墜，則國家民族的再造仍然是指日 可待，故宗教對國家認同所具有的重大意義，值得台灣人民的重新檢討。

臺灣本土宗教所展現的社會動員能力令人印象深刻，足見臺灣人民並不缺乏對超越性向度的追求，並未被現代文明所徹底世俗化，只是因為背負太多後殖民社會常有的歷史與文化包袱，暫時無法從面對被壓制與扭曲的自我形象中解脫出來，使得宗教的超越性反而成為逃避政治社會現實的托辭，而忘卻了不論社會實13踐或政治行動，都是與個體生命不可分離的集體存有之展現，無須將個人解脫與集體認同做一刀兩斷的分割。目前臺灣社會所存在的兩種國家認同的對立，確實

需要有一個全新的超越性觀點的介入，若具有宗教情操的台灣知識份子能積極參與國家認同論述的建構，或能找到擺脫目前的僵局之出路，此乃貢獻台灣社會的 一件莫大之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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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isanet.org/Activity/20060610/conference/3-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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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立久-新疆問題生成的緣由和求解之道

2014-03-02 12:19:25

新疆問題生成的緣由和求解之道（上）
“10.28”事件或只是涉疆暴恐事件向內地蔓延的開端。新疆問題已不再是邊疆地區問題，而成為全國性問題。

新疆發生的一系列暴恐事件需我們反思：新疆問題是政治經濟問題還是文化衝突問題？新疆問題產生的成因是什麼？露頭就打，以暴制暴，以血還血，是唯一的路徑嗎？新疆問題是可逆轉還是不可逆轉？

新疆問題歷史回顧

新疆，先秦稱之“柱州”，漢朝始改為“西域”，一直沿用到清朝統一天山南北，之後建省“新疆”。新疆位居東西方交通孔道，歷史上十分頻繁的民族遷徙和交往，導致了新疆古代原住民錯綜複雜的種系族屬和民族關係。

早在先秦時期，《穆天子傳》等典籍裏就記載了新疆情形。古代中國形成了“四海”的概念。南海指今日南海，東海指今日東黃渤海，北海指貝加爾湖，西海就是指里海，這“四海”之內，包括新疆地區。前101年，漢朝在西域的輪台、渠犁等地駐兵屯田，並置使者校尉，開始了對西域的管轄。西元前60年，駐紮西域的日逐王賢撣降漢，天山南北諸地均歸漢朝統屬。西域都護府的建立，標誌著西域諸地正式納入中央政府的版圖。

    西域都護府斷斷續續的存在了近百年（西元前60年至西元23年，西元74年至西元75年，西元91年至西元107年）。西元123年，班勇出任西域長史，此後，西域長史府作為中央政府管轄西域的行政機構持續到魏晉時期，樓蘭城則是西域長史府的所在地。唐代又設立安西都護府和北庭都護府管理新疆地區，自唐太宗貞觀十四年（640年）起，到唐憲宗元和三年（808年）止，安西都護府共存在約170年。此後，中央政府對新疆地區的管轄長期中斷。北宋時期，西域存在著高昌回鶻王國、于闐王國、喀喇汗王朝三個並立的地方政權。到了南宋時期，于闐王國併入喀喇汗王朝，但又出現了西遼王朝。蒙元時期西域大部分地區為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的封地。明代，西域在東察合台汗國統治之下。明朝中葉，東察合台汗國演變為葉爾羌汗國。

    即使是中央政府沒有管轄西域的時期，也與新疆保持著一定的關係。例如，西元45年，西域18國請複置都護，甚至要求以送兒子到洛陽學習當人質。632 年，西突厥迎立泥孰，是為咄陸可汗。泥孰被推舉為西突厥可汗後，即派遣使臣至唐朝表示內附。在北宋時期，962 年、965 年以及981 年和983 年，高昌回鶻皆遣使獻方物于宋。981 年其王向宋太宗上書時，自稱“西州外甥”。

    新疆問題早期生成與“雙泛主義”相關。突厥原是西元5世紀前後，生活在阿爾泰山地區的遊牧民族的名稱。西元552年，突厥建立汗國，其鼎盛時期疆域遼闊，後分裂為東、西兩個突厥汗國，隨著東西突厥汗國的相繼滅亡，其後裔逐漸融入了其他民族之中。11世紀以後“突厥”這一概念，已不是原先的突厥人，而是對突厥語系諸民族的統稱。

    “雙泛主義”，即泛伊斯蘭主義和泛突厥主義思想從20世紀初開始傳入新疆。泛伊斯蘭主義是19世紀中期阿富汗人馬丁魯提出的，其思想核心是聯合所有伊斯蘭國家，建立統一的伊斯蘭政治實體；泛突厥主義的宗旨是要聯合從小亞細亞到中亞的所有突厥語系民族，建立一個統一的突厥帝國。

    “東突厥斯坦”是19世紀末期西方者提出的，他們把俄羅斯中亞地區稱為“西突厥斯坦”，而把中國的新疆稱為“東突厥斯坦”，並製造新疆是“東突厥”人家園的概念。因此“東突厥斯坦”不是一個單純的地理概念，而成為一個政治概念。

    “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的思想淵源，可以追溯到發祥於奧斯曼土耳其和俄國喀山的韃靼人社會的泛突厥主義思想和泛伊斯蘭主義思想。而讓泛突厥主義思想和泛伊斯蘭主義思想能夠在維吾爾族社會中成長的搖籃，就是大量接受了奧斯曼土耳其和俄國喀山的韃靼人社會影響的“近代維吾爾文化啟蒙運動”。維吾爾族社會的“新型知識份子階層”、“一部分宗教人士”和新興的工商業資本家們之所以要發起“近代維吾爾文化啟蒙運動”，就是出於對於民族的危機意識。在當時新疆特殊的雙重社會結構下，地域社會中的民族壓迫和民族歧視不斷加劇；在傳統的維吾爾族社會公共管理體系下，民族社會層面上的階級分化日益嚴重，所以造成了這種危機意識。

    由於“近代維吾爾文化啟蒙運動”與“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之間的這種思想傳承關係，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深受泛突厥主義思想和泛伊斯蘭主義思想的影響，它的基本思想就是“推翻中國的統治”和爭取“民族土地的解放”，而它的最基本的行動特徵，就是攻擊和排除一切具有“中國”符號的東西。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的第一個重要的組織特徵，就是運動的主要推動者和參加者為維吾爾族知識份子。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的另一個重要的組織特徵為通過“伊斯蘭教聖戰”的口號來號召維吾爾族民眾。形成這一特徵的原因，既有受到泛伊斯蘭主義思想影響的部分，更是緣於當時的維吾爾族社會的現實。

    清王朝在新疆所構建的政治體制，是把維吾爾族民眾看做是滿族統治者的屬民而禁止他們與漢族社會接觸，將維吾爾族居住的新疆看作是滿族的領地而禁止漢族向這裏遷移，目的就是把維吾爾族納入到為牽制內地漢族而建立起來的藩部體制裏。此體制讓維吾爾族身處在伊斯蘭教的“烏瑪”與中華文化間的夾縫中，同時也堅決地阻止了維吾爾族民眾形成中國人和中國國家的意識，變成一個孵化獨立思想的病灶，深深地埋植在了維吾爾族社會的肌體裏。這是新疆問題產生的重要根源。

    滿清王朝和民國政府治疆採用的方法基本上是胡蘿蔔加大棒，卻未真正解決新疆根本問題。真正使新疆問題得到控制和改善是中國共產黨及毛澤東：政治思想（階級鬥爭）加鐵腕。但改革開放之後，泛突厥主義思想的侵入和深化，加之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及極端宗教思潮的滲透，讓新疆問題變得更加複雜。

當代新疆問題生成緣由

   人們不解和困惑，為什麼近5年來新疆暴力恐怖事件頻發？新疆為何突然間變得愈來愈不穩？其實，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當代新疆問題生成可追溯到四十年前。

    嚴格的說，在新疆問題上出現嚴重的失誤始於改革開放前的1975年。當時，在中央及新疆高層部分人打著“全面整頓”的旗號，全盤否定建國以來的民族政策及方針，在新疆問題上犯了兩個嚴重的失誤。

    一是撤銷了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早在上世紀50年代初，駐疆人民解放軍，在王震將軍的領導下，響應毛澤東關於軍隊參加生產的號召，弘揚延安精神，開展大生產運動。1954年10月25日，新疆軍區發佈命令《公佈成立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組織機構及管轄部隊番號》，全稱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于同年11月1日正式運作。生產建設兵團成立後，新疆屯墾事業由原軍墾農場開始逐漸轉變為正規化國營農場，正式納入國家經濟計畫；企業化生產代替原軍隊自給性生產。60年代，全國大批知識青年到來進一步促進了生產建設兵團的發展，農牧團場基本實現機械化、水利化、園林化，新疆現代工業基礎主要由生產建設兵團締造。然而，1975年3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卻做出決定：撤銷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及各師建制，所屬企事業單位全部移交地方管理。

    二是幾乎釋放了全部民族分裂分子。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由托乎提庫爾班、尼牙孜•烏買爾、司馬義•依不拉音•哈斯木帕爾沙等建立了全疆範圍內的分裂組織“東突厥斯坦人民革命黨”，將組織名稱改為與新疆三區革命時期的人民革命黨同名，並將成立時間定為1960年11月12日，與歷史上的新疆分裂政權(1933年“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和1944年“東突厥斯坦共和國”均於11月12日建立)。1968年2月，正式建立全疆統一的集團組織，組成了以托乎提庫爾班為主席的“東突厥斯坦人民革命黨中央委員會”，及由若干委員和候補委員組成的“東突厥斯坦人民革命黨中央主席團”。1969年8月20日，暴亂發生，其中喀什地區麥蓋提縣的暴亂分子搶劫了縣民兵武器庫，當地公安及武警分別予以圍殲，並繳獲了一批槍支彈藥及其他兇器，阿洪諾夫等10名暴亂分子被擊斃，其餘均被俘獲。這是一起新中國成立以來發生在新疆的規模最大的有組織、有綱領、有計劃、有行動的分裂集團案件，據統計涉案人員達5000余人。在獲取充分、確鑿的證據的條件下，然而，1975年8月自治區革委會卻對“東突厥斯坦人民革命黨”分裂集團案處理重新做了認定：除在暴亂中被擊斃和做其他處理的要犯387人外，其餘1165人均不定為該党成員，而以犯有政治錯誤作為結論；對部分罪惡輕、認罪服法的服刑人員也分別做了減刑或提前釋放處理。

    撤銷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使中央失去了一支最有效的震懾“疆獨”的力量，幾乎釋放了全部民族分裂分子更是使新中國成立以來反“疆獨”鬥爭的成果喪失殆盡。在當時的政治形勢下，“疆獨”分子不可能掀起大的分裂活動，但是一旦政治情勢發生變化，大的分裂活動就很難避免了。

儘管後來鄧小平聽從王震建議，指出撤銷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是錯誤的，而且鑒於新疆農墾事業面臨的實際狀況和兵團的特殊地位和作用，1981年12月3日，中共中央做出《關於恢復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決定》，但是，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元氣已大傷，損失無法挽回，時到今日，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與新疆地方在經濟發展等方面的差距越來越大。

    總體來說，1949年後30餘年，新疆民族關係相對融洽，暴恐事件較少發生。改革開放初期10年，新疆生產力得到解放，開放態勢明顯，新疆問題一度緩解。但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後，民族宗教體制和政策的固化及雙泛主義思潮的滲透氾濫，新疆問題有惡化發展的態勢。
    首先是民族宗教關係高於法律法制關係。在改革開放以前，階級關係取代一切，民族和宗教問題暫時被遮蔽了，加之新疆實施高工資政策和利益分配較為公平，使得新疆問題相對緩和，呈現穩定祥泰的氣象。改革開放時期，階級鬥爭和階級關係被經濟建設取代，但未建構法律至上的機制和公民社會體制，事實上，在新疆民族宗教關係至高無上，大於法律法制關係，我們不是在縮小民族差異，而是在擴大民族差異，這是新疆最大的問題。同時，新疆伊斯蘭教發生了巨變，據統計，新疆伊斯蘭教清真寺由1979年的2000多座發展到現在的2.43萬座（主要是上世紀80年代的迅猛增長），教職人員由3000多人增加到2.8萬多人。新疆穆斯林平均500多人擁有一座清真寺，而中東平均1200人，伊朗約1.1萬人，埃及約為2500人。新疆初等教育學校及大中專院校近5000余所，新疆清真寺的數量是學校的5.3倍。新疆有2371個行政村，平均每個村擁有4座清真寺。特別是極端宗教思潮進入新疆對信教人士影響較大，不少人利用合法身份借宗教活動宣傳和鼓動分裂思想，尤其是這幾年，在國內外環境共同作用下，極端原教旨主義在新疆出現了一定程度的惡性發展。一些穆斯林連伊斯蘭教最基本的“五功（念功、禮功、齋功、課功、朝功）”和“六信（信安拉、信先知、信經典、信天使、信末日、信前定）”的教義都不知道，更不知曉伊斯蘭教的教規，只知道“自己是穆斯林，和漢人不一樣”。

    其次是民族政策出現了諸多的偏差和失誤。在落實政策上，大力拉攏少數民族上層，如以前的貴族（農奴主、巴依）和他們的後代、宗教界的上層人士等，為共和國初期的反“疆獨”鬥爭和一系列社會改革中的“擴大化”“平反”，卻把一批擁護中央的少數民族積極分子打成極左分子。僅僅在宗教界，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就為1500人“平反”並恢復了教職。少數民族上層並未因落實政策對中央懷有感激之心，反而抱怨自己受到的“迫害”，甚至或明或暗的支持分裂勢力。另外，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對於共和國初期新疆違反民族宗教政策的漢族幹部也進行了“平反”，例如1979年3月17日，中共中央宣佈：“1952年新疆省第二屆黨代會對王震同志和新疆分局的批判是不符合實際的，中央當時撤銷王震同志的新疆分局書記、軍區政委及財委主任，是不公正的”。這種自相矛盾的政策既得罪了漢族幹部，又得罪了少數民族幹部，使雙方的矛盾迅速激化。到了1980年，新疆的區黨委擴大會議都開不下去了。胡耀邦把他們找到北京開會，搞了個紀要，其傾向是壓漢族幹部、抬民族幹部。這個紀要一傳達，雙方的矛盾更加激化。為了挽回“紀要”的不良影響，趙紫陽又讓鄧力群起草了一個複電，強調了一下漢族幹部、解放軍所起的作用，還講到新疆黨組織成立以後漢族幹部所起的作用，強調民族幹部和漢族幹部要互相尊重、互相團結。這樣就形成所謂民族幹部要“紀要”，漢族幹部要“電報”。使雙方的對立進一步持續，新疆很長時間都沒有安定下來。

    再次是改革開放以來，新疆和內地以及新疆內部的貧富差距急劇拉大。在毛澤東時代，中央的民族政策和內地大力支持新疆，新疆地區的工資水準在全國名列前茅，維吾爾族人的生活品質和當地的漢族人也差不多。改革開放開始以後，由於實施優先發展沿海地區戰略，使新疆各民族和內地特別是沿海地區的經濟發展水準和生活水準差距急劇拉大；“容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新疆少數民族中除了少數人先富起來了，大多數和漢族人一樣，其生活水準和品質與這些人的落差很大。而新疆漢族由於在整體文化層次方面還是要強於少數民族，又實行了計劃生育，人口的增長比少數民族小，還有一些內地富人來新疆經商，這使得少數民族和當地漢族的貧富差距拉大。新疆地大物博，資源豐富，少數民族對生活的不滿必然高於其他地區。上世紀90年代進行的國企改革，大批職工下崗失業，新疆地區是國企最集中的地區之一，受到的影響尤為嚴重。加之，實現少數民族人口差異化政策，新疆南疆人口增長迅猛，使得新疆大批“富餘”勞動力被迫外出打工，尤其因生活所迫而背井離鄉外出謀生、奔波操勞在社會最低層的新疆少數民族，由於民族、文化及生活習慣等方面的原因，他們很難融入到客居地的社會中去，他們有著比漢族地區外出謀生的人更大的工作和生活困難。像在深圳很多新疆來打工人員受到歧視，找不到工作，為生活所迫轉而偷竊的事情比比皆是。深圳政府打擊偷竊治標不治本，導致民族矛盾日益加深；當地的企業為了防止工人團結反抗，更極力煽動民族矛盾，使民族矛盾日益加劇。

    第四是腐敗問題日益嚴重加劇新疆問題。由於新疆民族宗教問題複雜，抓了漢族腐敗分子怕少數民族借此掀起對中央的不滿搞分裂，抓了少數民族腐敗分子又怕少數民族認為是民族歧視，結果打擊腐敗很不得力，新疆地區成了腐敗的重災區。結果，“疆獨”分子一宣傳“漢人和維奸貪污腐敗，欺壓維吾爾人”就能引發少數民族的共鳴。

    第五是大漢族主義傾向加劇新疆少數民族的不滿。部分漢族人宣稱從“西元前60年西域都護府的建立起，中央政府對新疆地區的管轄從未中斷過”，把突厥汗國、高昌回鶻王國、于闐王國、喀喇汗王朝、西遼王朝、察合台汗國、葉爾羌汗國的新疆地區的地方政權的歷史一筆抹煞，這種大漢族主義傾向加劇了新疆地區少數民族人民的不滿。在新疆，強化國家認同需要重視防範大漢族主義，破除狹隘的中原中心史觀，逐步改變心態上倨傲、智識上無知的危險局面。特別需要消解以漢民族（族群）取代“中華民族”的不當作法，充分發掘新疆其他55個民族對於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既有和將有的貢獻。

    新疆的核心問題是什麼？暴力和恐怖活動？還是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立法？抑或極端宗教主義的盛行？族群的隔膜和經濟發展不平衡？民族宗教關係高於法律關係？民族間不平等、不尊重、不信任和世代生活方式的改變？境外敵對勢力的滲透？

    我以為，新疆問題的表像是暴力和恐怖活動，實質是泛伊斯蘭、泛突厥和泛民族主義的疊加共振及法制至上理念的缺失。加之，貧富懸殊、利益對立、文化隔閡、公民意識不足、官員形象醜仕、幹部選拔任用混亂荒謬等，這一切也給新疆不穩造成較大的影響！新疆問題的求解不僅是經濟發展和個人收入提升之路，更是法制、平等、尊重、信任、公正和思想及文化認同之道！

國家認同下新疆主體意識

    新疆發展，促使我們思量一個問題：實施新疆發展主要依靠何種力量？中央，兄弟省市區，抑或新疆自身，誰是新疆發展的“主角”？更進一步的問題：新疆發展的驅動力何在，外部依賴還是新疆主體意識建構？

    誠然，中央以及兄弟省市的鼎力支持不可或缺！但，更需要新疆政府和新疆各族群的努力，新疆可持續發展的目標方可實現。

    張春賢在2013年援疆工作總結會議上說：“援疆成果巨大，但轉化為民族團結的精神動力不夠”。張春賢還說：“新疆人民要有我為祖國做貢獻的思想”。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前，我們做貢獻，國家也關心我們，新疆人生活水準高於全國水準。現在我們繼續要為祖國做貢獻，但工資低於全國水準！

    關於“援疆”有著不同的聲音，“援疆小恩小惠換取穩定論”、“資源開發抵消援疆成就論”、“誰援助誰論”等等。我以為，在祖國大家庭裏，只有互相尊重和相互支持，沒有“支援”一說。“援”字本身就是對我們新疆人的歧視！新疆人一直有貢獻祖國的思想和行動。但這種思想需要祖國母親的母愛作為前提條件。祖國母親應該給所有的孩子同樣的母愛。

    當下新疆社會撕裂的兩個現象：一是漢族群體把新疆所有問題都與“三股勢力”（暴力恐怖、民族分裂、宗教極端）掛鈎，一出問題首先想到的是“三股勢力”；二是維吾爾群體把新疆所有問題都與民族和宗教聯動，維護本民族文化和利益的傾向更為激烈。維漢矛盾似乎已公開化，這對新疆或許是一場災難！

    全國每年群體性事件上萬起。為什麼新疆群體性事件主要歸結為民族分裂問題？這一定性是在開脫責任還是在製造矛盾？這只能使新疆問題更加複雜化！“一小撮、個別、別有用心”等落後的說法和加劇對立的話語體系，從根本上講不利於新疆和諧穩定的發展！

    60年來新疆進行民族團結教育，實則是強調“你屬於什麼民族”？“你的母語是什麼”？“你所屬宗教信仰”？“你所屬民族的生活習俗為何”？總是在強調各民族之間的區別和差異，而不是強調中華民族的共性，不是強調各民族的共同發展歷史和長遠的共同利益。

    我們需要反思：把所有新疆問題都往“三股勢力”這個大“口袋”裏裝，把所有新疆問題都貼上“民族”、“宗教”的標籤來說事將會帶來什麼後果？

    當下，新疆各族群間的交融程度高於歷史上任何時代，其主要原因是生產力的發展，促進了各民族的往來和交流。現在的問題是，隨著民族意識的增強，民族內部的認同逐步加深，再加上剝削階級的消亡，各民族由階級依附轉化為民族依附，刺激了民族主義的增長，形成了在民族認同感上的“人文生態失調”。

    新疆社會撕裂趨勢加劇的成因，既有伊斯蘭教的影響力日益壯大，“全世界有15億穆斯林兄弟”，也有中華文化核心價值觀迷失及貧富懸殊，更重要是缺失以法律法制為綱的制度！彌合新疆社會分離，從國家層面上講，法律不能被政策左右，政府許可權、民族關係和宗教管理必須置於法律關係之下；從新疆層面上講，需要構建新疆認同及新疆人主體意識。

    從這個意義上講，新疆各級政府和新疆各族群必須擔當發展的“主角”，建構新疆主體意識，並使之成為新疆發展的驅動力。

    早在1982年我20歲，從新疆財經大學畢業時，由於主修經濟統計學，當時我想對新疆經濟做一個綜合研究。在以後幾年裏，在遍閱新疆各類圖書館和烏魯木齊為數不多的幾家書店的圖書和期刊後，發現有關社會科學領域的書刊，基本全是內地或國外的“泊來品”，充斥著空泛的內地、國外經驗，即依照他們的理論和方法去研究新疆問題，而這些對於新疆本土發展來說，不能有效的解決問題。

    1986年，我對全疆30多個縣市跑了一圈，實際上，截止目前，我已經在新疆廣袤的土地上探訪和實地調研不止三圈。我認為，新疆和內地省區差異明顯，應該依據新疆實情，進行針對性研究，形成自己的主張和理論。新疆的可持續發展，已經成為世界一大命題。地緣的多元性，決定新疆的發展必須在世界系統中求解；生態環境平衡是新疆發展的底線；資源的全面性、生物的多樣性和文化的包容性要求新疆的發展是多維的、動態的，體現人文精神價值。這些就是建構新疆理論架構的緣由，新疆必須構造自己的理論體系，我們稱之為“新疆學”。我認為，歷史和地緣是研究新疆問題的骨架，文化和資源是研究新疆問題的根基，生態和綠洲是研究新疆問題的命脈。骨架、根基和命脈構成“新疆學”的脈絡體系。

    一個問題常常困擾我，我是哪里人？我的根在哪里？從這個意義講，“新疆學”為我們新疆和新疆人樹立原則和特有意識。

    “新疆人”是一個複合概念。“新疆學”是以新疆這個特殊區域的生態、地緣、資源、政治、經濟、社會、族群和宗教等為研究物件的一門橫斷性綜合學科。“新疆學”為培育新疆主體意識確立方向和理論架構。

    新疆要走自己的經濟發展之路。新疆的地緣區位決定了其是立體型資源：地下（石油、天然氣、煤炭、金屬等礦產資源）、地上（草原、高山、冰川、沙漠、光熱等農牧業旅遊資源）、空中（中國人去歐洲最便捷的通道、亞歐走廊、空中絲綢之路），加之新疆屬乾旱脆弱的生態系統，從可持續發展和民生的視角，新疆現代產業體系的建構，更要充分發揮地上和空中資源優勢，因為它們有助於促進就業和環境保護。

    從經濟學角度分析，可喜的是，自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召開三年來，新疆經濟發生了結構性和系統性的變化，2012年新疆非石油工業增加值1418億元（石油工業增加值1386億元），占規模以上工業的50.6%，50年來新疆非石油工業增加值占比第一次超過石油工業，即從資源大區轉向經濟大區的第一階段，並正向追求效益、品質、環保的第二階段邁進。未來新疆建構現代產業體系，要重點發展以物流、旅遊、文化、金融、特色農業服務等現代服務業和裝備製造、污染小吸納就業多的輕紡服裝工業。對消耗大量水資源，嚴重破壞生態環境的重化工如煤化工、PTX等高污染產業要非常慎重、科學規劃、提高技術和環保准入標準，並在規模上適度限制，避免由於技術落後和開發粗放對新疆環境社會造成不可逆的永久傷害。

    中外區域發展表明：新疆生態民生經濟社會文化協同的核心可歸結為能否促進就業、保護環境和傳承多元文化，由此必須處理好若干重要的結構性關係：新疆資源結構決定產業結構，產業結構決定企業結構，企業結構決定就業供求結構，就業供求結構決定新疆各階層和各民族利益結構，利益結構決定新疆治理和協同結構！治理和協同結構決定了新疆可持續發展戰略目標實現。

    從地緣區位和成本管理以及保障新疆經濟社會體系的高效運行角度透視，新疆經濟實質就是物流經濟，重點為鐵路公路和航空產業。遺憾的是，新疆政府與鐵道部合資的新疆北疆鐵路公司被原鐵道部收購；曾創造世界航空五十餘年安全無事故奇跡的新疆航空公司被南航行政化重組。在新疆發輾轉型關頭，呼籲恢復這些公司並進行優化。新疆還需要與央企等各類經濟組織組建合資的石油公司、天然氣公司、能源銀行、輕紡和旅遊產業等，因為這些具有獨立法人資格公司的組建和運營區別於現在的分公司，更利於增加和促進新疆本地的就業和稅收，提升新疆自身造血能力和民眾分享資源開發成果。

    前段時間張春賢講過一段話，“新疆一些大學生由於沒有就業和工作，他們迷惘、彷徨，甚至對生活失去了信心。學生家長為此而多方奔走，政府面對高校畢業生就業難問題，焦慮之心不亞于學生家長。”我以為，如何建構體制和政策，可能是解決新疆大學生就業難的關鍵。比如，在疆央企員工本土化率的制度安排，引導大學生創業的政策制定等。

    轉變觀念，樹立大愛強疆的理念，提升新疆人的綜合素質是培育新疆主體意識的核心。長期以來，新疆總是囿於邊疆地區、欠發達地區的現實，養成“政策的路徑依賴，等靠要和拿來主義”的思想，缺失自力更生、增強自我發展能力的精神。西部大開發十年以來，從實效上考量，新疆並沒有取得意料中的成績，各項資料表明：縱向比，自我陶醉；橫向比，擴大了差距。因此，如果不改變“政策依賴型”思維模式，克服“等靠要和拿來主義”思想，全面實現新疆發展恐將成為空話。在這種思維定式下，對新疆優惠政策越多，人愈加變得懶惰，實際上對新疆越是有害。 此外，還要轉變四個方面的觀念：一是由“單純供給型發展方式”向“民生改善、消費者主導發展方式”的轉變，其次是是由“全力支持大企業大集團發展”向“支持大企業大集團與中小企業，特別是以農副產品為原料的中小企業發展相結合”的轉變，再次是由“聚焦疆內”向“以區內為主並開拓中西南亞市場”的轉變，最後是由“注重經濟發展”向“注重經濟社會全面進步與發展相結合”的轉變。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營造創業創富環境是培養新疆主體意識的保障。

    新疆經濟是典型的瘸腿經濟，以資本密集型為特質的大企業占比較大，而就業容量最大的中小企業，卻發展緩慢。究其原因，既有本土居民缺乏創業創富意識和創業資本的原因，也有企業發展過程中條條框框過多、企業經營邊際成本過大的成因。2010年，國家工商總局發佈《支援服務新疆跨越式發展和長治久安的若干意見》，從促進新疆各類市場主體加快發展、支援新疆經濟結構調整和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服務新疆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促進實施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戰略、為新疆經濟發展營造規範守信的市場環境等九個方面做出新的規定，大力營造良好的新疆創業創富環境。

    浙江最引人注目現象是全民創業，百姓經濟，全社會有良好的致富氛圍。浙江人每百人中有8個創業者，有致富氛圍就有穩定發展，無就業門路就會無事生非。新疆要充分調動全民創業的積極性，全民創業、守身立業、安居樂業，優化新疆創業環境，營造創富氛圍。

    對新疆城鄉市場主體發展迫切需要解決而法律法規又無明確規定的實際問題，支持探索創新，先行先試。自治區黨委書記張春賢亦宣導，新疆要向廣東那樣具有開放意識和探索精神，對於一些規章，採取“非禁即入”，減少行政許可範圍，降低市場准入門檻，給中小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更大的發展空間，制定更加優惠的政策來大力發展中小企業。國際和東部發達地區的經驗表明：中小企業發展了，就業崗位就會大幅增加，圍繞著就業及相關問題便迎刃而解。

    發展新疆中小企業，必然伴隨著一批企業家隊伍的成長，企業家是培育和建構新疆主體意識的中堅力量。早在遠古時期新疆就是一條國際商業大通道。絲綢之路把中國與世界聯繫在了一起。在這條綿延幾萬里的商道上，曾造就了許多馳名中外的商人。他們促進了中外交流，他們在歷史上留下的故事至今讓後人歎為觀止。歷史經過很長一段休眠期後，一縷金色的曙光又再次光臨絲綢之路上的新疆。從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開始，在市場經濟的無情煆造中，在新疆廣袤的大地上正出現一個新的商業群體，短短30餘年間已是洋洋大觀。我們稱這個商業群體為“新商”。我們所說的“新商”，不僅僅包括以央企及各省市區在疆國營控股企業、兵團企業，還包括廣匯、特變電工、金風科技、華淩、美克、阿爾曼等一批新疆本土企業，當然也包括來到新疆這片沃土投資安家的浙商、蘇商、川商、粵商、閩商、魯商、徽商、豫商、京商、陝商、晉商等等來自五湖四海的商家。這些“新商”的領軍人物——企業家是新疆的稀缺資源。企業家面臨著比常人更大的壓力：早期的企業生存壓力、企業發展中的融資壓力、企業擴張轉型中選擇戰略方向的壓力、企業中對股東投資回報的壓力、企業經營管理創新的壓力、文化衝突和社會穩定的壓力等等，萬千風險企業家帶頭承擔，他們像陀螺在企業發展中遇到的各種問題的鞭策下飛速地旋轉。他們用智力、體能、勤勞、堅韌、責任，成就了企業的輝煌，為員工、為社會、為新疆發展和穩定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美國好萊塢電影《我的名字叫可汗》的主人公裏茲瓦恩•可汗的母親的一句話印象深刻：世界上只有做好事的好人和做壞事的壞人兩種人，其他沒有本質的差別。如果以上述理念治理和發展新疆，新疆美好的未來將是可期並令世界憧憬的！

新疆是我們的母親和共同的家園，55個族群是我們的兄弟姐妹。通過深化“新疆學”研究、轉變觀念提升素質、營造創業創富環境及積蓄“新疆人”和“新商”力量等方面培育新疆主體意識，成為新疆發展的關鍵所在。

新疆問題生成的緣由和求解之道（下）

20世紀80年代，一位詩人寫到：“讓教育之風，吹掉南疆婦女臉上的面紗。”哈薩克斯坦總統納紮爾巴耶夫曾說過一句話：“我們的先輩從來沒有遮蓋過自己女兒們的臉，所以我們這代人在尊重伊斯蘭規則的同時也應該尊重自己民族的傳統”。但現在，不僅是南疆的鄉村，就是烏魯木齊這樣的大都市，都可以看到很多面戴黑紗，身穿黑裙的女人們。維吾爾的艾德萊斯服飾的確很美，可在某些人眼裏不清真，鼓動穿黑袍蒙面紗。美麗的新疆還存在嗎？

張春賢主政新疆三年多來，其經濟發生了結構性的變化，但是，經濟結構與社會結構不匹配是新疆最大的問題！新疆社會結構包括民族關係、公民利益、社會心理等不僅沒有改善而且有惡化的趨勢。這是為什麼？在官方，以為新疆經濟發展了，社會結構等其他問題迎刃而解。其實，跨越式發展並不等於長治久安！在戰略和政策不變的情形下，經濟發展可能會激化社會矛盾。

新疆是一個多民族多宗教的區域，新疆社會結構的變革需有一個綱，我以為那就是對新疆各族群一視同仁，讓他們不僅感到有尊嚴、被尊重，還有被尊敬的意識。新疆的穩定首先是人心的穩定。

新疆問題猶如夫妻變心，給錢送物或打罵有何用？和好、分居、離婚……，不同的智慧生成不同的結果。新疆問題的化解應“交心為上”。中國古哲說過，“凡伐國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勝為上，兵勝為下。是故，聖人之伐國攻敵也，務在先服其心。”其理至明。在世界三大文明中，西方文明崇尚自由，伊斯蘭文明提倡公平，中華文明則注重包容，並由此形成了和諧至上的價值觀。

在今天，“攻心為上”含有“一方為主，用手段征服對方”之意，如果改為“交心為上”更能體現民族間的“平等、共存、交融”之寓。“交心為上”的思想是：以法律法制為核心，平等公正博愛，民族間互尊、互信，新疆人皆兄弟。

孟子說：“愛護別人，可是別人不來親近，那就要反問自己的仁德夠不夠；管理別人，別人卻不服，就要反問自己的智慧和知識夠不夠；禮貌地對待別人，可是得不到相應的回答，那就要反問自己的恭敬夠不夠。凡是行為得不到預期的效果，都應該反省自己。自身行為端正了，天下自然太平。”

7世紀漢傳佛教最偉大的譯經師玄奘把佛教融入了中華文明；11世紀維吾爾族詩人﹑思想家玉素甫•哈斯•哈吉甫撰寫的《福樂智慧》把伊斯蘭思想注入西域文化。今天，我們需要當代的玄奘和玉素甫•哈斯•哈吉甫把伊斯蘭教和維吾爾文化契入並創新中華文明，這就是“交心為上”之策！

近代歷史上，封疆大吏楊增新口碑最好，可為“攻心為上”的楷模。他崇尚老莊哲學，無為而無不為，“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維吾爾兄弟都稱老將軍，樹大拇指。對宗教、楊是逢節去拜，隨喜，宗教界也稱讚。

由國民政府任命的第一位新疆省政府主席吳忠信也頗得人心，他是1944年10月4日赴迪化（烏魯木齊）上任的。吳從1936起一直擔任蒙藏委員會——國民政府處理民族關係最高機關委員長，中國民族專家。1945年初他對當地各名族領袖們說：過去把漢回強分為二，認為漢族和維哈族等是不同的種族。這種論調是不合理的。實際上我們的祖先都是一個種族，一個血統。哈薩克為突厥族的一個支系，而突厥的祖先是匈奴，匈奴的祖先，卻是夏禹王，夏禹王也是漢族的祖先。據歷史的考證，維吾爾族的祖先是匈奴，匈奴是夏禹王淳維的後裔。由此看來，夏禹王是維吾爾族的祖先。夏禹王的祖先為黃帝軒轅氏，故維吾爾族同漢族一樣為黃帝的子孫。從而可知，漢族維族同是一個祖先。我的解讀：吳忠信之漢、維哈同緣說可能未必科學，但其用心則是真切而誠懇的。他想以此來確認新疆突厥系民族也是中華民族的一員，表達出對兄弟民族間的信任和尊重，進而強化國家認同以抵制可能出現的獨立思潮。

“交心為上”需要確立法律法制至上的理念。然而，“兩少一寬”（即中共中央1984年第5號檔提出的：“對少數民族的犯罪分子要堅持‘少捕少殺’，在處理上一般要從寬”）違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則，造成民族間司法地位不平等，使得對於少民的刑事犯罪難以處理，同時造成對少民中守法分子的逆向淘汰，使少民遭受“汙名化”，從而強化民族間隔閡，最終起到了挑撥漢族和少民之間關係的作用。這項政策從制度上為少民的犯罪分子獲得優惠提供了法律依據。

“交心為上”需要體現尊重平等公正信任的思想。近期在國內頻發的“機場爆炸、商場砍人、孩子被摔、城管打死打傷人等等事件，說明中國社會充滿暴戾氣。我們不能簡單說都是壞蛋所為。壞蛋確實要被懲罰，但需要思考根子在哪里：當尊嚴公平公正變得可望不可及，解決問題沒有正常管道，官官相護平民沒有平等機會，做人的尊嚴被剝奪殆盡，我們的國家就有可能變成了把好人變成壞人的社會。新疆更需反思，如果把恐暴分子與一個民族掛鈎，沒有信任和尊重，新疆問題只會惡化而不會諧和。按照“交心為上”的思想，把恐暴分子和民眾區分開來，恐暴分子再危險，如果得不到民眾的支持就不會有前途。
從現代史上看，鐵木爾•達瓦買提在上世紀60年代就擔任過托克遜縣委第一書記。在新疆他是第一位擔任縣委第一書記的維吾爾族，而賽福鼎•艾則孜在上世紀70年代，更是擔任過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由此可見，關鍵還是在於對少數民族幹部究竟如何正確認識和使用，平等、尊重和信任最為重要！

2013年7月，新疆烏魯木齊第五小學足球隊以7戰全勝進43球失3球的戰績成功衛冕中國濰坊國際青少年足球邀請賽，兩次對陣韓國球隊瘋狂打進14球。在烏魯木齊市五小奪冠後，輸球的日本大阪U13足球隊不服，要求再進行一場交流賽，結果烏魯木齊市第五小學又2∶0勝對手，新疆小學隊打服日韓！不僅是足球，新疆在籃球、馬術、射箭、舞蹈和音樂等方面也有豐富的優勢，新疆要發揮各民族的特長，發掘對新疆諧和起到正能量的寶貴資源。

經濟發展未必能夠解決新疆族群和睦、交融，如果沒有價值觀和文化引領，反而會加劇社會分化，製造族群緊張的狀況。維吾爾學者柯木認為，政府以為維吾爾富裕了就不會鬧事，這是暴發戶思維，會陷入新疆獨立我們會更富的謬想；走阿拉伯化堅信真主會給我們一切，這會讓我們思維封閉，阻礙維吾爾走向現代化的世俗之路，帶給維吾爾的將是失去自由，世俗化和現代化是維吾爾及新疆各族群發展唯一出路！

新疆的歷史不應該是仇恨、殺戮和戰爭！“交心為上”，真正為民生考量才是治疆之道！保衛共同的家園是我們新疆人的責任！因為我們及其子孫要一起生活在這片土地上很久很久。

張春賢認為，更加注重研究和遏制宗教極端主義，更加注重研究和治理非法宗教活動，更加注重在治本上下功夫，制止宗教極端主義的滋生蔓延和滲透破壞。

“絲路經濟帶”新疆戰略解構

2013年9月7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哈薩克斯坦納紮爾巴耶夫大學發表演講中強調，中國希望同中亞國家深入合作，加強道路聯通、貿易暢通和民心相通，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9月13日，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第十三次會議在吉爾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凱克舉行，面對多國領導人，習近平再次談到絲綢之路：“上海合作組織6個成員國和5個觀察員國都位於古絲綢之路沿線，我們有責任把絲綢之路精神傳承下去，發揚光大”。絲綢之路經濟帶總面積約5000萬平方公里，總人口約30億，能源、礦產、旅遊和文化及農業資源豐裕，潛在市場規模在全球獨一無二。“絲綢之路經濟帶”東邊倚重活力四射的亞太經濟圈，西邊系著發達的歐盟經濟圈，被認為是“世界上最長、最具有發展潛力的經濟大走廊”，但這條大走廊卻在中國西部和中亞地區之間形成了一個“經濟凹陷帶”，經濟發展水準卻與兩端的經濟圈存在巨大落差。

新疆的戰略地位由其地緣、經濟、文化要素所決定，而三者聚焦的表徵在於“絲綢之路”上。新疆戰略高度取決於對“絲綢之路經濟帶”的認識度。“絲綢之路經濟帶”為解決新疆問題提供大戰略構想！

翻開世界地圖，實際上，中國是一個“東亞大半島”。半島生存和發展，需要縱深線。“絲綢之路經濟帶”就是中國及沿線區域的縱深線。
兩千多年前開創的古絲綢之路，依靠駱駝和馬匹作為交通工具，對東西方經濟和文化交融的推進成就顯著；現代絲綢之路通過新疆擴張為三維而呈現地下（多條以上的油氣管道和光纜等）、地上（公路、鐵路等）、空中（飛機航線和電網等）的立體化通道。以此，對新疆戰略重要性如何評價都不為過。新疆開放的空間有多大，其發展的空間就有多寬。解構“絲綢之路經濟帶”，可得出新疆必將是中國西向戰略的重要支點和戰略高地！

古絲綢之路的衰落，核心是航海技術的突破導致“海上絲綢之路”物流成本下降的結果。現代絲綢之路的復興，是四次產業革命催生對全球區域重新佈局，多維立體化空間結構集成和優化的所致。

主要由石油天然氣輸送管道構成的“地下絲綢之路”，使新疆成為“絲綢之路經濟帶”的能源樞紐。近年來，中哈原油管道、中國——中亞天然氣管道等大型能源合作項目相繼建成並投入運營。全長2800公里的中哈石油管道自2006年正式開通以來，已成為中國同里海相連的能源大動脈，哈薩克斯坦已經累計向中國輸送原油6000多萬噸。中國——中亞天然氣管道年設計輸氣量為500多億立方米，自2009年底以來，已累計向中國輸送天然氣700多億立方米，相當於中國2012年天然氣總產量的一半。

“空中絲綢之路”是現代絲綢之路的最大亮點，也是新疆地緣優勢所在。除了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聯通中西南亞的公路、鐵路、管道建設之外，還應對航空運輸建設予以高度重視。新疆經濟看似是資源經濟，實則上是物流經濟，沒有強大的物流作支撐，再好的資源也發揮不了作用。隨著現代產品體積的日益縮小、附加值的日益提升，航空運輸在現代物流中的重要性越發顯現。目前新疆擁有近20個民用機場、幾百條航線，還遠遠不夠，還應大量增加，提升其硬體設施和服務水準，發掘新疆的空中資源。重點以烏魯木齊機場為核心，發展形成航空產業、高新技術產業、文化旅遊產業、國際商貿產業、現代物流產業及會展產業為代表的臨空經濟集群化產業發展格局，成為中國人去中亞、西亞、中東和歐洲最便捷的通道。

“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提出，意味著上合組織將從安防延伸到經合，使上合組織更具實體性和組織化；意味著新疆戰略地位將進一步提升，國家對新疆體制改革和政策體系配套進一步升級，特別是金融體制改革和政策的實施引領新疆現代產業體系建構，設立烏魯木齊證券交易所是其切入點。

立體化的現代絲綢之路還包括虛擬絲綢之路，即數位絲綢之路與金融絲綢之路。烏魯木齊位於東六時區，在新疆設立區域性證券交易所可使國內三個證交所的交易時間前後銜接，增加交易時間多達兩個小時，提高資本運轉效率。烏魯木齊證券交易所面向中西亞，主推國際版，借助各路資本的湧入，開闢“現代虛擬絲綢之路”，吸引全球金融人才聚集，為烏魯木齊建成國際區域性金融中心奠定基礎。金融業牽引區域發展至關重要！

由我國牽頭的國家開發銀行開展授信和融資額度規模已超過800億美元。中國與俄、吉、哈三國先後簽署邊境貿易本幣結算協定，推進貿易合作。中國銀行已于近日在新疆正式推出人民幣兌換堅戈（哈薩克斯坦貨幣單位）現鈔匯率及掛牌交易，並成功辦理同業中首筆直接匯率項下的堅戈現鈔兌換業務。各國將推進區域內貨幣互換，推動離岸貿易和上合組織開發銀行等其他金融合作措施。

“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建設，可以通過綜合交通通道來拓展空間，依託以沿線交通基礎設施和中心城市，對域內貿易和生產要素進行優化配置，促進區域經濟一體化，最終實現區域經濟和社會同步發展。推進貿易投資便利化、深化經濟技術合作、建立自由貿易區是“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的三部曲。自貿區建設成為包括上海合作組織各成員國在內的“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國家的遠期目標。

新疆共識路線圖

其實，2012年和田劫機事件、巴楚縣色力布亞鎮4.23及鄯善縣魯克沁鎮6.26暴恐事件等的發生，已釋放出新疆問題正在升級的信號，有演化為“文化衝突”的態勢。

新疆問題已呈現三個趨勢：一是暴恐活動範圍從南疆、向全疆，進而向全國發展，手段從砍刀、鐵棍、土制爆炸品向信息化技術化發展，物件從主要針對在疆漢人，到包括軍警系統、政府部門、公共區域、人員密集場所、具有政府和漢族象徵意義的標誌性場所發展；二是維吾爾社會的宗教氛圍日漸加深，對於極端宗教思潮的氾濫，不僅政府擔憂，部分維吾爾群體也深感不安；三是政府與新疆少數民族之間的對立，似乎從“人民內部矛盾”向“敵我矛盾”轉換，2013年6月喀什、吐魯番、和田多地爆發暴力事件之後，政府“抽調50名正廳級領導幹部赴全區50個敵社情複雜的重點鄉鎮開展反恐維穩工作”，敵情複雜的鄉鎮，已經多達50個！

新疆暴恐勢力第一次在北京實施恐怖襲擊，使得困擾新疆的一個區域問題瞬間具有了全國性的意義。雖然新疆問題求解複雜，但不能過於悲觀。自從維吾爾族人皈依伊斯蘭教以來，極端原教旨主義在新疆大地上從來沒有生過根。維吾爾族主體從來信奉的都是溫和的伊斯蘭遜尼派教義。維吾爾族並沒有中東那種極度主義文化基礎，遜尼派是屬於比較世俗的一派，講究發家致富，喜歡物質精神享受並重，絕大多數人並不支持疆獨，更不支持恐怖主義。即使新疆歷史上極少數的幾次極端原教旨主義嘗試，都以失敗告終，因為維吾爾族整體唾棄極端原教旨主義。恐怖分子沒有民族，也代表不了任何宗教。

在當下，哈薩克人可以自由選擇留在中國還是投奔哈薩克斯坦，塔吉克、吉爾吉斯、烏茲別克人也都如此，他們留在中國是誠心誠意和漢、維吾爾等其他民族共處，他們不再有文化自卑感，同時也沒有阿富汗和伊朗那種原教旨主義文化，樂於在大中華文化中享受生活，另外，回族人口在新疆增加迅速，且文化與漢族親近程度較高。

反恐是維護穩定的重要部分，但不能把維穩等同於反恐；要把一般民眾的不滿、發洩，以及少數犯罪份子的刑事犯罪，同有組織的恐怖犯罪活動嚴格區分開來；要分清恐怖份子、恐怖組織與恐怖行動之間的區別，個人犯罪哪怕製造了極大的恐慌與恐怖（如廈門爆炸案），都不宜上綱上線到“恐怖主義”；更要避免將恐怖主義同特定地區關聯，造成某地區的汙名化。最擔憂的國家和區域治理思想就是消除一切自發的政治生活，把社會中的人分裂成一個個的原子，其目的在於使每個人只能孤立地面對整個制度，從而使人感到形單影隻，而且往往茫然若失，敢怒不敢言，精神壓抑。

新疆民族、宗教問題更多具有政治性和文化性、而非經濟性，所以只用經濟手段去解決新疆問題，如果沒有價值觀和文化引領，反而會加劇社會分化，帶來更大的衝突和對抗。

新疆問題的解決之道可否是“交心為上”，建構新疆共識和新疆認同的機制？

這讓我聯想到臺灣的本土化。新疆和臺灣相差一年於1884年和1885年建省回歸祖國。臺灣與新疆都是一個移民社會，閩南人、客家人、本省人、外省人之間的衝突嚴重，漳泉械鬥便是其中一個典型案例。正是通過本土化和臺灣共識的建構，臺灣人認同的強化，族群之間的矛盾被逐漸消弭。雖然這種本土化與台獨抬頭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但不可否認，正是本土化凝聚出臺灣共識，對各族群的交融和文化融合起到了積極作用，這可否是新疆主體意識和新疆共識建構可以借鑒學習的一個有益範例？

    新疆共識的路線圖是，由民族認同過渡到新疆認同、公民認同、國家認同的進程，期間需要採取政治制度創新、“交心為上”、新疆主體意識培育、公民教育推進、生態環境保護、族群平等交融、資源合理開發、增加民生收入等主要措施。

北京大學馬戎教授認為，“在解放初期，我們的解放軍和幹部到新疆之後，哪有今天援疆的財力？但是我們很快就贏得了當地民眾的支持和擁護，憑什麼？就是憑人家看你是真心實意地尊重人家，真心幫助人家，真心地把少民當作自己的兄弟姐妹。我覺得這一點是最最核心的彼此信任與溝通的基礎”。實際上，新疆問題的化解極為簡單也極為複雜！新疆民族間只要真正做到：尊重、平等、公正、信任，猶如兄弟姐妹的情與愛！我們就能看到新疆諧和，安寧，欣欣上榮的圖景！

新疆進步的標誌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平等相待，永遠不說不可能；時時找問題，包括漢族在內的各民族都應該進行自我反省；克服並減少狹隘偏見和民族本位思想，凡事都應養成多從對方考慮的思維習慣，出現問題第一反應找方法，學會傾聽和溝通，而不是找藉口推卸責任或指責對方；打造和弘揚新疆人符合時代特點的自信和包容文化。

達成新疆共識和新疆認同，必須改革和調整現有的國家民族體制及政策法規，新疆不是漢族的新疆，也不是維吾爾族的新疆，而是各民族的新疆；加快發展各類職業技能培訓學校，可否在新疆規模以上的企業要按一定比例招收民族勞動者，這要立法成為硬性指標，在疆央企要主動承擔政治責任和社會責任，利用央企強大的教育系統，培養民族現代產業工人和管理者；著力實施民漢學校合併，達成相互學習語言，強化溝通，以實現新疆人認同和獲得公平教育的目的，在新的歷史時期，民漢教育分離不僅沒有必要，而且必須清除人為設置的族群差異，否則，孩子從小培養的族群記憶，會增大日後社會交融成本……。

從“7.5事件”發端，在新疆剛性維穩下延續數年，終至恐襲天安門升級為全國性問題。此亦不是終點，而是新的開端。新疆問題已不是簡單的壓制能解決的，還需中央層面對新疆體制和政策有立意高遠的根本性改革，已不僅是政經方案，更不是暴發戶思維，而且重要是宗教的和文化的系統集成解決之道，這恐怕是世界難題。

在即將結束本文時，我想起了韓國第一位女總統朴槿惠訪華期間說的兩句話：一是“要走得快，就一個人走；要走得遠，就要一起走”。二是“沒有人，什麼也無法實現；但沒有制度，什麼都無法持續”。新疆問題的求解也需此思想。一味的告訴這是對的那是錯的，容易引起反感，不如搞一個大討論，讓新疆各族群都參與，反而能加深認識和溝通，吵吵總比打打強。構建新疆人“一起走、共同富”的制度迫在眉睫！

https://www.douban.com/note/333482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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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友說：『………可是到了近代，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民主制度的四面開花，基督教也面臨了極大的挑戰。達爾文的進化學說，直接擊垮了上帝七天造世界和人的故事，聖經無法解釋地下的恐龍化石。宇宙大爆炸的深入人心，使得人們發現，上帝，似乎不再需要了！因為從宇宙誕生的第一個毫毫毫毫毫秒一直到現在的物理過程，科學家已經解釋了清清楚楚。上帝的絕對權威突然受到了挑戰。於是基督教經歷了巨大的變革，自由派基督徒出現，他們開始相信，聖經是故事書，基督是人而不是神。

面對挑戰，一開始，傳統基督徒是怎麼做的呢？最開始，他們打不過科學，不斷給聖經予以解釋，讓聖經和科學能對應並且互相包容，但是逐漸他們發現他們是徒勞的。 於是，他們開始反抗，就用最極端的手段宣佈，根本不需要科學，信仰就是信仰，聖經，無需解釋，就是絕對正確的。頗有點耍橫的感覺。其實這很正常，比較宗教學家埃裡克•夏普在《理解宗教》一書裡總結原教旨主義：

在傳統的最高權威受到挑戰時（一般指宗教方面的權威），第一階段出現的反映是拒絕舊方式和舊權威，具有適應和樹立新權威的願望； 第二階段是作出種種努力，使舊權威適應新權威； 第三階段是回復原狀，回到起點。 其實原教旨主義就是遵循了這個規律，很多宗教都走了這條路。人們一般把回歸經典，回歸經典的字面意思，尊重傳統，拒絕改變的種種行為，稱為原教旨主義。………………………..』

網友說：『……………宗教的產生是一個過程，他是不斷變化的過程，各個宗教都經歷了不斷演進的過程，在這個過程裡面，教徒，學著都處於不斷的崇敬，支持，思考，放棄，再思考等過程。…………………………..』

網友說：『………………基督教是這個樣子，但是基督教普遍在富裕國家流行，基要主義是建立在民主體制和富裕中產階級社會中的，不至於出現巨大的動盪。可是一旦原教旨主義出現在貧窮國家和地區，形勢會發生什麼樣的變化呢？………………答案是可怕的。如果說基督教的原教旨主義興起，主要是因為維護基督教傳統，維護信仰。那麼伊斯蘭教的原教旨主義興起，則基本是貧窮所造成的。………..』

網友說：『…………………他們都有一個特點，就是極端強調回歸傳統，回到過去，復興宗教。當時統治埃及的法魯克王朝（就是那個打敗拿破崙的阿裡軍官建立的王朝）已經腐敗不堪，並且在英國人眼裡是個小角色，頗似清王朝末期。一群激憤不堪的穆斯林頭面人物為了擺脫這種現狀，只好祭起復古的大旗。這個很像辜鴻銘，嚴複，王國維在中國的舉動，只是中國的宗教太弱而已。

因為隨著工業革命之後，世界的格局被打破了，不同的國家交往日益增多，這裡面伴隨著侵略和殖民。穆斯林國家眼看著就敵不過英國的先進科技，更加上伊斯蘭國家內部，宗教早就腐化，各個國家之間互相侵略，穆斯林和穆斯林之間也成了仇敵。穆斯林世界，借用佛教的語言，到了“末法時期”，到了宗教快消亡的時代了。這個時候，瓦哈比宣導的回歸伊斯蘭，就成了相當多伊斯蘭學者的訴求，這是一個很容易理解的事情，因為你順從也順從了，也改革了，可是你就是敵不過現代西方文明，什麼招都試過了，最後沒辦法，回歸傳統吧，或許那裡面有救命良方。其實所有的原教旨主義都是這麼思維的。…………………..………..』

網友說：『…………穆斯林兄弟會很快就成為強大的組織，因為他所宣導的回歸伊斯蘭，回到傳統，迎合了絕大多數生活的毫無希望的下層百姓的心理。他們面對上層的腐敗和欺壓毫無辦法，於是很多人把這種刻骨的仇恨轉移到西方人身上，一方面是刻意的宣傳以圖轉移矛盾，一方面找一個可以痛駡卻不必擔心受懲罰的敵人，確實是下層百姓解氣的絕妙辦法。………………………………………

當兄弟會成為強大的政治團體以後，他的建立純粹伊斯蘭國家的夢想要實現，就必須要參加政治。…………………………..………..』

網友說：『…………………原本還算溫和的穆斯林兄弟會，和還算溫和的原教旨主義，開始在這場拷打和折磨中變質，激進主義出現了。這是納賽爾所不知道的，穆斯林兄弟會的人也不知道，世界上的事情只有回頭看才能明白，這一場牢獄之災，誕生了現代伊斯蘭激進主義開山宗師：庫特蔔。…………………..………..』

網友說：『………………人類的歷史一再證明，受難和殉難，是宗教復興的必由之路。……………………..………..』

網友說：『…………………平心而論，納賽爾也好，薩達特也好，還是接替薩達特的穆巴拉克也好，都是堅定的改革者，儘管他們個人是獨裁的，血腥的。但是他們還是將埃及從一個神權國家帶進了現代國家。直到現在，埃及，土耳其等國，都是中東國家中比較成熟的現代國家。但是，他們依然有他們的弱點，但是歷史一再告訴我們，在一個貧窮的，封閉的，充滿低教育水準人民的國家裡面進行現代化改革，勢必要付出相當大的代價的。…………………..………..』

網友說：『……………………好在他們成功了，穆斯林兄弟會也好，庫特蔔也好，在埃及依然無法直接左右政府的決定，但是不是所有國家都這樣，比如伊朗和阿富汗。………………..………..』

網友說：『…………………雖然在七十年代中期，伊朗已經步入了現代國家的行列，德黑蘭，這個古老的首都已經到處是西方的酒吧和夜總會（很像當代中國北京）。人們過著西方人的生活，但是這個國家的財富還是大部分聚集在上層社會手中，社會不滿情緒在積累。…………………..………..』

網友說：『……………………巴列維的改革為什麼失敗，霍梅尼的伊朗革命為何成功？這是阿拉伯社會的一個普遍現象。就是在面對現代化的過程中，不可避免的一個兩難困境：就是獨裁極權體制如何現代化的問題。………………..………..』

網友說：『…………………阿拉伯世界普遍實行君主制，即使被資產階級推翻，實行君主立憲，但是其民眾在專制制度下生活了幾百年，一時間還無法適應民主和自有帶來的暫時混亂。同時，改革者若想打破堅冰，厲行改革，則勢必要面對強大的反對力量，這樣他就要加強獨裁，但是，獨裁又與改革初衷相違背，這樣改革往往只能停留在經濟層面。這樣，對宗教勢力則沒有良策，只能做到鎮壓了事。…………………..………..』

網友說：『……………………從這樣看來，任何想在阿拉伯世界世俗化的努力，除了土耳其，埃及稍微成功之外，基本都失敗了。阿拉伯世界曾經輝煌過，又封閉了太長時間，要讓他轉型則需要相當長的時間。這一點，和中國的情形很接近。………………..………..』

網友說：『……………………在伊朗以東，有一個神秘的高山之國，叫阿富汗。如果說歷史上，波蘭以悲慘的多次被瓜分的命運著稱，那阿富汗則一點也不遜色。這個國家在幾千年的歷史上，由於他地處歐亞大陸的心臟地帶，歷代都是各種大帝國爭奪的地盤。………………..………..』

網友說：『………………………在這樣的一個國家裡面，人民的生活可想而知。而在這樣的環境之下，最容易產生絕望的情緒，而在有絕望情緒人群中，最絕望的是誰？青年學生。他們沒有工作，沒有財產，又受過教育，他們外部有造反的客觀條件，內部有造反的理論基礎，於是一切該發生的就發生了。……………..………..』

網友說：『………………………其實阿拉伯國家因為反美，曾經以各種程度倒向蘇聯，接受蘇聯的各種好處。蘇聯人的邏輯很簡單，只要是反美的，就是我的拉攏物件。但是蘇聯不是個宗教國家，對伊斯蘭素無好感，他要的就是建立一個世俗化的，親蘇的政權。共產主義這種世俗化要求，首先就和傳統的伊斯蘭文化抵觸，所以蘇聯和阿拉伯世界的蜜月很快告終。……………..………..』

網友說：『…………………前面說過，史達林的聰明之處在於，他絕不培養烈士。要整的人只有兩種結果，一個是處死，另外一個是被徹底折磨掉精神，甘於奴顏婢膝的活著。阿拉伯世界的統治者還不夠高明，他培養著烈士和聖徒。最後他甚至給了紮瓦西裡在法庭上高呼口號的機會。這和北洋政府給陳獨秀機會一模一樣。…………………..………..』

網友說：『……………………蘇聯對阿富汗的入侵，對整個伊斯蘭社會來說，是另一個惡魔---共產主義對伊斯蘭的侵犯，於是全世界的穆斯林都積極的行動起來，紛紛雲集巴基斯坦的白沙瓦，投入到阿富汗抵抗運動中去，對抗無神論者—蘇聯。………………..………..』

網友說：『……………………中國和巴基斯坦的傳統友誼雖然建立在共同抵抗印度的戰鬥中結下的，但是也不能忽視在阿富汗抵抗運動中，中國和巴基斯坦，CIA三者蜜月關係的推動。………………..………..』

網友說：『…………………這其實很簡單，一個沒有文化的人，其生活中心是生存，而一個解決了生存的人，其生活中心是思想和信仰。…………………………………………………………由於阿拉伯世界的長期宗教氛圍和數百年來的封閉，即使是知識份子，他也無法擺脫這片荒漠土地帶來的一種自古就有的一種憂患意識和堅韌性格。這種憂患意識和堅韌性格，在他們的過去給他們帶來了奮起之後的輝煌，而有時候，這種憂患意識，一旦選擇錯誤，勢必造成災難。中國的知識份子，當年選擇共產主義，似乎有著同樣的問題。………………………………………………….從某種根本上說，宗教的產生和長期的流行是有其深刻原因的。宗教的產生，大概是由於一種心理上的需要，從原始的，因為恐懼而崇拜產生的原始宗教，到了後來，已經不能滿足人們內心深處對“世界需要一個解釋”的心裡需求。你總是要去解釋，要不是宗教上的解釋，要不是科學上的解釋。一個不能解釋的世界會給人強烈的不安全感。…………………………………………………………………..在科學不夠發達的情況下，人類找到了宗教上的解釋，上帝，泰坦，宙斯，或者各種各樣的神祗都是提供提供解釋的。宗教從解釋這個世界，過渡到社會倫理和規範社會道德，其發展是有其深層次原因的。…………………………………………………………………人類是一個群居社會，群居社會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資源的稀缺性，換句話說，就是食物和用的東西永遠不夠，必須有一個分配體制。最好的分配體制就是一套神學架構加上社學架構下的社會體制。……………………………………………………………………..當伊斯蘭教誕生在一個貧瘠的沙漠化地區之後，古蘭經突然的就擁有一種超越其他宗教經典的作用。他最大的特點就是，她不僅在哲學和神學上有完整的表達，她同時還規範社會的世俗化各個方面。《古蘭經》不僅僅是一本宗教著作，她同時還是一本法律書籍，一本社會倫理道德書籍。這個地區的人們生活並不富裕，其社會構成還處於部落制度之下。而基督教，佛教的誕生，已經經歷了幾個奴隸制大帝國的洗禮。生活在中東貧瘠地區的社會很不發達，其生產關係和社會活動是很貧乏的。一本古蘭經，基本上可以滿足其全部的需求。世界上沒有那個宗教像伊斯蘭教那樣，深入生活各個方面，幾乎做到無所不包。………………………………………………………………我們可以比較，一般誕生和流行於生產力比較落後地區的宗教，其宗教特點是一樣的，人們無法區分那些是生活，那些是信仰。比如藏傳佛教。而在生產力發達的地區，宗教和生活，儘管不能完全分開，但是其涇渭分明的現象還是普遍存在的。比如中國的佛教和西方的基督教。中國的文人可以是佛教徒，但是同時又關心政治，積極從事儒家的仕途文化。而西方，幾乎所有的科學家都同時是基督徒，根本不影響。並且，宗教也是私人的事情，不能干涉他人和政治。其根本原因在於，生產力發達的人，更加強調人的能動性，更加強調理性。…………………..………..』

網友說：『……………………阿拉伯國家的崛起，乃是羅馬帝國逐漸喪失權威，而在東方文明和西方文明之間的這個長達數千公里的地帶，隨著波斯人的衰落，阿拉伯人的崛起理所當然。宗教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但是阿拉伯的文明沒有對西方和東方產生足夠的影響，唯有宗教，這種可以發動社會底層原動力的東西，激發很多生活貧瘠的人群深處的渴望。於是伊斯蘭教迅速擴張到北非，東非，伊朗，和中亞。而這些地區，一律是人類難以居住或者居住困難的地區。…………………………………當穆斯林在經歷了14世紀之前的輝煌之後，隨之而來的是整整五百年的衰落。這種深層次的失落感和宗教結合，就產生了一種強烈的欲望，當年我們是因為宗教而興起，那麼我們的復興也要指望宗教的復興。………………..………..』

網友說：『…………………真正和西方文明比鄰而居的是阿拉伯文明，阿拉伯文明的衰落是伴隨西方的崛起的。對於西方的強盛，失落感最強烈的還是阿拉伯文明。因為他們有過正面的戰爭和衝突。那戰爭的深度和廣度，絕非鴉片戰爭和八國聯軍相提並論。從十字軍東征，到奧斯曼土耳其的崛起，阿拉伯文明就一直充當對抗西方的角色。並且延續了數百年。………………..………..』

網友說：『………生活在貧瘠地區的人們，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對生命的漠視。………………貧瘠的土地上，長期的生活習慣讓他們本能的覺得，生命的消失，合乎自然界規律，內心毫無負罪感。………………………………………』

網友說：『………………………阿拉伯文明，從誕生的第一天起，直到現在，遜尼派（不承認穆罕默德女婿權威）和什葉派（與之相反）之間的仇殺已經長達千年。……………………當年，張承志描寫西海固的中國內地貧瘠地區的回民性格之剛烈，其原因就是如此。生活的困苦，讓人們無所適從，他們要找到原因，找到改變命運的辦法，當一切都不可能的時候，訴諸宗教是最完美的解決方案。…………………………而一直生活在發達地區的猶太教，縱使受到數千年的殺戮，但是其根本民族性，並未養成殺戮成性的特點。因為他們強大，自信。………………………………………………………………但是，不要低估苦難對一個宗教的影響。…………………………………』

網友說：『………………………通常，一個軟弱的人，會用極端的手段來讓別人來害怕他。這恐怕是極端宗教分子的內心真實寫照。他們內心深處是軟弱的。因為在他們看來，整個民族軟弱了，落後了。…………………………………………………………………………………………………這種失落感，這種長期的對抗，這種長期以來深入骨髓的嗜血性格，造就了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就如同本文最開頭所描述的那樣。………………………………………』

網友說：『…………………伊斯蘭教（其實是瓦哈比派那群人）開始大量輸出恐怖份子，是伊斯蘭教自近代以來逐步走向原教旨化和極端化的結果，也是近代世界發展的副產品。

所以要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需要從歷史和政治兩個方面入手：

1.從歷史的角度來看的，伊斯蘭教的特殊性

2.從政治角度來看的，伊斯蘭教為什麼會走向原教旨化……………………………………………』

網友說：『……………………1.伊斯蘭教的特殊性：

在世界三大宗教裡面，佛教、基督教比起伊斯蘭教，出現的時間都要早得多，佛教在西元前就已經出現，基督教在一世紀出現，而伊斯蘭教要一直等到西元六世紀才正式出現，開始傳播。

比起其他流行宗教晚數百年出現，且教主還集成功的宗教、政治及軍事領袖三合一，所以伊斯蘭教比起其他兩個流行宗教來說，是完全不同的。

引用@江南 在如何看待以往的民族仇恨？ - 江南的回答 這個問題下的答案：

因為穆斯林民族，不僅具有民族屬性，同時具有”准政治組織“的特性，在社會生活中，天然就比其他民族多一層組織架構：

有自己的黨綱——古蘭經，

有自己的黨支部——清真寺，

有自己的政委——阿訇，

有自己的黨規——伊斯蘭教法；

有自己的最高理想和共同理想——為主道而奮鬥，向全世界傳播信仰；死後進樂園；

有自己的政治生活——阿訇宣講、信徒禮拜，一生中必須回總部受訓一次，受訓後在本組織中的地位和榮耀得到提升；

有自己的整風運動——無論貧富和地位，每年禁食一個月，期間停止娛樂和戰爭。

有自己的稅收體系——天課。

有自己的民政系統——清真寺會接濟窮困穆斯林，介紹婚姻等。

有自己的政治敵人——不信主道的卡費勒。

有政治生態中常見的派系區分——極端派和溫和派（可類比左派和右派）

有秉持相同理念的強大外援——沙特等穆斯林國家，以及其他伊斯蘭組織。

甚至有當今最時髦的普世價值——只要信教，不問來歷，不問出身，不問膚色，人人平等，天下穆斯林皆兄弟

比起其他宗教，伊斯蘭教提供的是涵蓋生活方方面面事無巨細的指導和標準，包括且不僅限於：

1.成文法，也即是初級的法律條文

2.社會組織架構，也即是社會應當是什麼樣的結構、社區的規模、組織的層級、上下的等級以及責任/義務

3.生活方式的規則，也即是如何組織生產、進行社會生活與政治生活

4.文化系統，也即是詩歌、文學等方面的基本指導，以及精神方面的服務

5.如何進行軍事組織與訓練，並且提供了區分敵/我的簡單方法…………………………………………』

網友說：『……………………………所以說，伊斯蘭教就好象蘋果OS系統一樣，雖然完全封閉，但是簡單易用，傻瓜式操作，只要一本可蘭經在手，哪怕是只剩下幾個傳教士，也可以在非常短的時間內把任何（以當時的標準來說）處於低文明程度的社會群落（例如各種遊牧民族）瞬間拉升到起【以當時的標準來說】非常先進的水準，建立起完整的政治、軍事、經濟與文化社會體系。

從這一點來講，這也是為什麼伊斯蘭教可以迅速傳播，後來居上穩坐三大宗教之一的位置，並且在無數文明程度較低的社會群落裡蔓延開來的原因。

（實事求是的講，伊斯蘭教社會在之後的近千年裡確實是【相對當時】來說比較文明、進步的，而且對於很多仍處於蒙昧時期的社會群落來說也無疑是起了開化文明的作用，十字軍東征帶回的百年翻譯運動的成果對於文藝復興來說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催化作用，如今給人以落後愚昧和野蠻的印象，更多的還是政治因素居多）…………………………………』

網友說：『………2.伊斯蘭教走向原教旨的政治因素：………………近代世界進入了殖民主義，又走出了殖民主義，進入了民族主義，又慢慢走出了民族主義（或者說正在尋找新的替代解釋，例如多元文化主義，再此不多說），世界秩序經歷了不止一次的建立—崩解—再建立的過程，但是伊斯蘭教由於其閉源的特性，其穩定性從優點變成了缺點，導致其並不能適應於目前的世界整體架構。…………………………………………………進一步來說，當一戰前英國核心的殖民主義秩序建立起來時，伊斯蘭世界是被動進入那個時代的，自然資源的限制決定了他們無法像英國或者歐洲其他地區的國家那樣進入工業化生產，所以仍然維持了原有的生產方式和社會結構，哪怕他們已經把武器換成了委員會步槍或者李恩菲爾德，王公貴族的坐騎也換成了勞斯萊斯，但是其社會結構仍然是【基本不變】的，等到二戰結束，全球殖民體系被美蘇聯手肢解，世界各地（包括阿拉伯地區）紛紛以威爾遜很早之前就提出的民族自決原則，在主要由美國推動的世界秩序重構過程中變成了一個個的新“國家”時，伊斯蘭社會仍然是被動進入我們目前仍生活著的這個時代的，一個閉源系統被強行塞進了另外一個開源系統裡面，大家的代碼在同一個架構裡面一起運行的時候，會發生什麼？當然是BUG。………………………………………』

網友說：『…………………對於伊斯蘭教世界來說，現有社會秩序之下的國籍、國家等等概念其實都沒什麼意義，他們在精神上仍然是一個整體，國境線可以把歐洲人和亞洲人分隔開來，但是對於伊斯蘭教社會來說，國境線只是一個在他們的社會裡沒什麼認同感的東西。…………………………………….所以也就是二戰結束之後，原教旨主義在伊斯蘭世界迅速傳播開來，其核心思路很簡單：我們把自己的代碼塞進他們的系統裡面跑根本跑不動，所以還是閉源大法好，不跟他們玩了！…………………………………..佛教、基督教沒有這樣的問題，是因為他們的適應性更好，或者說，主流教義裡面並沒有過多的詳細規定，且在千年的傳播過程中把大部分過於敏感會影響整體運行的語句自行Debug掉了（基督教也有過很封閉排外拒絕改變的時期，但是已經被Debug掉了，新教運動的主要核心思想簡單的來講就是人人都能Debug，拒絕主程霸佔修改權，因為和問題關係不大，所以在此不作多講）………………………………………..而更進一步的說，那一整套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生活和社會結構的伊斯蘭教教義，正是其完整性的一部分，所謂牽一髮而動全身，幾乎不可能說通過去掉一部分（舊的生活模式）的方式來適應新的世界運作體系，勉強算是成功的也就土耳其和伊朗兩個例子，更多的則是像曾經影響巨大的伊斯蘭復興党建立起的國家一樣，要麼再保守化（伊拉克），要麼內亂叢生（敘利亞、埃及）。………………………………………………總的來講，佔據了伊斯蘭世界政治、思想控制權的統治階級，如沙特的油王們，雖然看似現代化，買豪華客機開跑車去美國看病修建高樓大廈享受現代生活，但是如果要讓整個伊斯蘭世界廢除很多已經過時落後不合時宜的條條框框，打開伊斯蘭世界的封裝外殼，讓其成為現代社會程式之中的一部分，對於他們來講是無法接受的，所以說，伊斯蘭教的問題不是曲解，而是根本不給解。……………………………………………………對於伊斯蘭世界的政治、宗教領袖來說，伊斯蘭教社會的舊結構無法適應新的世界，並且頻頻發生衝突報錯時，在要麼變動舊結構，要麼乾脆否認這個世界的二元選項裡面，他們只能選後面那個個，因為他們的諸多權利都來源於伊斯蘭世界的保守架構，而伊斯蘭教其結構上極難更改的特性決定了，任何對其社會結構的更改都等於對其宗教神聖性的否定，也就等於在政治上判處自己的死刑，不管是出於什麼樣的因素，他們都必須要保持伊斯蘭教舊有結構的完整，這是保證他們權利延續的唯一方法。……………………………………………』

網友說：『…………………………進一步的講，任何一個伊斯蘭社會走出，信奉伊斯蘭教的人，同時都擁有兩個社會身份：其目前社會的社會身份（國籍），其伊斯蘭社會的身份（伊斯蘭教信仰建立起來的是一整套社會，任何信眾在此之中都有一個位置，不妨看作精神國籍），兩個身份都在向這個人輸入文化認同，而如今世界的主流文化之中並不存在壓倒性的強勢文化，故此走向原教旨的伊斯蘭教在沙特油王們的大把美金贊助之下在精神領域攻城掠地，在伊斯蘭教信眾之中逐步佔據了絕對主流的地位，而當這國籍與信仰兩個身份發生認同衝突難以共存時，演變成暴力衝突就只是一個時間問題了。………………………………………………又及：遜尼派，什葉派和瓦哈比派在導致恐怖份子氾濫的過程中其實扮演的是不同的角色，甚至可以說完全對立的角色，沙烏地阿拉伯的瓦哈比派才是最主要的推手，主要的參與者也幾乎都是瓦哈比派或者遜尼派，而什葉派其實也是他們的襲擊對象，由什葉派主政的幾個國家，例如敘利亞、伊朗實際上一直在跟恐怖分子打仗，實際上，在戰爭的第一線上，絕大多數和恐怖分子抗爭的戰士也是穆斯林，這一點是不能忽視的。但是這部分具體講起來就太麻煩了，也超出了我的能力範圍內，所以在這裡就不展開了。……………………………………』

網友說：『……………我先交代一下伊斯蘭教義的內容包括三部分，第一是基本信仰，做到這點很簡單，就是在自己的社會圈中宣稱“我是一名穆斯林”；第二是宗教義務，指穆斯林必須完成的五項基本功課，簡稱念、禮、齋、課、朝，第三是公益與善行，指穆斯林必須遵守、履行《古蘭經》和先知穆罕默德為人類制定的行為規範與公益義務。……………看到這些我們大概可以知道伊斯蘭教義的初衷和出發點，但是生活中大部分的穆斯林真的理解了這些教義嗎？…………………………………答案是：沒有！………………種種跡象表明，伊斯蘭教教義已經被大多數穆斯林遺忘，伊斯蘭教也已經開始沒落。…………………………..談談為什麼伊斯蘭教為什麼沒落，首先在中國，伊斯蘭教的信仰者們大部分都沒有很高的文化水準，比如我家鄉的人們，初中沒上完就輟學打工，再比如青海的回族們十五六歲就結婚生子，這就造成了一種惡性循環，文化水準越低，對伊斯蘭教教義的理解也就越差，甚至是根本就不知道教義是什麼，只知道長輩們做禮拜，維護伊斯蘭教的名譽，卻忘了伊斯蘭教勸人行善的本質。……………如果信教者對於教義理解錯誤，單純的以為信伊斯蘭教就是要以血肉來保護伊斯蘭世界，這就會造成可怕的後果。恐怖主義製造者們正是抓住伊斯蘭教教義的這個缺陷，他們往往是在伊斯蘭世界有了一定的名望，然後通過故意誤導信教者們，傳授給他們錯誤的，血腥的教義，進而擴大恐怖組織的規模，從而達到恐怖主義製造者們的目的。……………………而在中東國家，這些缺陷被恐怖主義製造者們利用，激進的穆斯林們為了極力維護伊斯蘭精神世界甚至可以參與恐怖活動。

伊斯蘭教教義的出發點是積極向善的，但是所用的傳教的行為有重大的缺陷！…………………..…』

網友說：『…………眾所周知，一個國家想要進步，必須與時俱進地對其體制、政法、經濟等各個方面進行改革，才能適應世界的變化，僵化的治國思路必將走向滅亡。以同樣的眼光審視宗教也能得到相同的道理。……………………………………….伊斯蘭教出現在西元七世紀的阿拉伯半島，當時的阿拉伯地區局勢混亂，戰爭不斷，而那個時代的社會也基本處於野蠻時代。穆罕默德在610年，為了統一內亂的阿拉伯半島建立了伊斯蘭教，在當時的背景下，這已經算是一個比較先進和文明的宗教。隨後，《古蘭經》的出現對伊斯蘭教的方方面面做了細緻的規定，進一步增強了伊斯蘭教的影響力。

但是正是這些當時看似先進的因素，導致了後來伊斯蘭教千年不變的發展下來：

《古蘭經》中教條化的規定阻礙了伊斯蘭教自身的改革進步，在接下來的1400年中，全世界的穆斯林仍然將《古蘭經》作為自己的行為準則，這就如同我們中國仍然使用西元七世紀的治國方法治理國家，其迂腐和守舊程度可見一斑。

伊斯蘭教教義中規定，穆斯林只能唯一崇拜“安拉”，甚至在各種地方不允許出現任何人物或者神靈的畫像雕塑；另外，穆罕默德宣稱自己是“安拉”派遣人類的最後一位使者。這兩方面因素導致伊斯蘭教發展1400年來，從來沒有一位領袖可以號召整個伊斯蘭世界，更不可能像鄧偉人改革中國一樣來改革伊斯蘭教。…………………………….另外，對比一下基督教的創立之初。基督教在發展的初始有十字軍東征的荒唐野蠻行徑，東征的主要對象正是信仰伊斯蘭教的地中海東岸的國家。共8次十字軍東征成功不過兩三次，當時伊斯蘭世界對待十字軍戰俘的態度十分開明，他們將當時先進的伊斯蘭文化帶到歐洲大陸，從而促進了歐洲的文藝復興。從中可以看出當時的伊斯蘭教是比較開明的，而基督教相對較為野蠻。……………………………………………但在隨後近千年的發展中，基督教卻呈現了與伊斯蘭教不同的走勢，通過不斷的變化，今天的基督教在不同的地方呈現出了不同的特點，而各地的基督教都符合歷史發展的潮流。……………………………………..在現代的高度文明中，古老的《古蘭經》與周圍的環境格格不入，而中東的傳統伊斯蘭國家不願接受這一現實，激進組織為了維護伊斯蘭教尊嚴選擇了進行反人類的鬥爭，我認為這是毫無必要的，更是毫無用處的。……………………………………………………』

網友說：『……………………想要解決伊斯蘭教激進的問題，現在急需出現一位領袖或者“先知”給予《古蘭經》以新的解釋，使之適應當今世界的變化，而不是繼續“刀耕火種，茹毛飲血”。…………………………………………』

網友說：『………………………伊斯蘭不是種宗教，而是完整的社會組織方式，包括了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嚴格規定。而這些規定必須一字不差的執行。這是伊斯蘭的本意。………………………………………』

網友說：『…………………………我認為——自十八世紀西方工業文明以來，穆斯林作為一個從幾億發展到二十億左右人口的一個群體，幾乎沒有為人類社會組織制度創新、科技進步、經濟發展、文化教育等領域做出過什麼積極貢獻，如果有也只是微不足道的！……………………………………』

網友說：『…………………………人類近幾百年來湧現的大多數科學家、思想家、哲學家都是自然神論者或不可知論者——恩格斯稱他們為“羞羞答答的”唯物主義。 一般而論，有知識的精英分子相信宇宙間有更高智慧文明等級的神，像愛因斯坦，他不相信神，他讚歎自然。他曾經說過他相信斯賓諾莎的神，而不是宗教的神。 我的觀點：一切宗教狂熱者都是內心軟弱、缺乏現代科學思辯能力的人。內心軟弱者才需要找一個依靠來為自己的情緒開脫，沒有目標才需要找個虛無的目標來緩解焦慮，思考能力低下才那麼容易被精神控制。他們不去從人類已知的科學系統去探求宇宙萬物之道理和精神意義，而依靠上千年前無知蒙昧的古代社會中產生的宗教神去尋找解答，殊為不智！……………………………………』

網友說：『……………………伊斯蘭的問題錯綜複雜，但是複雜的問題也可以由某個側面，用簡潔的回答來解讀。……………………………….這是我閱讀社會心理學時的筆記：為什麼伊斯蘭世界出了那麼多自殺式炸彈襲擊。有一位中東問題分析家湯瑪斯·弗裡德曼（Thomas L.Friedman）這樣分析：

這些年輕人從小在清真寺被灌輸這樣的思想：他們的宗教是三個一神教中最徹底，最先進的——比基督教猶太教更為優越。然而長大後，他們卻意識到伊斯蘭世界在教育、科學、民主以及發展方面已落後於基督教西方世界，這使得他們產生了失調，失調成為了他們憤怒的導火索。他們說服自己，穆斯林的落後是因為歐洲人、美國人和以色列人從穆斯林那偷走了「東西」，故意阻礙他們的發展。再或是穆斯林世界的統治者已脫離了真理，依照非穆斯林方式行事，卻仍然通過西方世界的支持維持他們的統治。於是他們把美國視為邪惡之源，於是要報復，不惜以自殺的方式。 …………………………………..認知失調如此的常見，當這種失調表現為一種民族情緒，或者是信仰的極端對立時，一群自願綁上炸彈沖進大樓的人便出現了，他們不是平靜的赴死，而是充滿了仇恨，在巨大的精神壓力下，將生命「獻給」信仰。…………………………………………..這位湯瑪斯·弗裡德曼（Thomas L.Friedman）就是《世界是平的》作者，長期關注中東問題，曾三次獲得普利策獎。…………………………………………』

網友說：『………………………因為在伊斯蘭教中派系林立，兩大教派分為什葉派和遜尼派繼續往下分的話你會發現大大小小派系居然能有好幾萬種。…………………你看出問題了嗎？即使是同一個地區的信仰都能有大偏差，你能指望全世界穆斯林信仰一致嗎？……………同樣的穆斯林中國的穆斯林與阿富汗穆斯林的差別不用我說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來。戰亂國家與和平國家穆斯林差別絕對是巨大的。………』

網友說：『…………………宗教這種東西本來就是隨著時代而變通的，…………………穆罕默德·優素福（Mohammed Yusuf，已故領袖[5] ）在接受英國廣播公司採訪時說，“他不承認地球是圓的、不承認達爾文的理論、不承認水被太陽蒸發後形成雨，因為這與伊斯蘭教教義不符”[6] 。…………………………………..在中國接受過九年義務教育的人恐怕不會這麼愚昧吧。…………………………』

網友說：『…………………還有對於不同的穆斯林伊斯蘭教有不同的意義。在老人眼中宗教是精神寄託，在狂信者眼中宗教是信仰，在恐怖分子眼中宗教不過是殺人的工具和蠱惑人心的道具。……………………………………………』

網友說：『………………理解伊斯蘭教中的"作廢"的原則，非常重要：在古蘭經中，若有兩段自相矛盾的經文，那麼前面的段落（ 或較早的段落）將作廢；在<古蘭經>中，關於暴力、戰爭的經文是在後半部分、較晚（麥迪那時期）撰寫，麥加時期的那些寧靜、平安的經文就作廢了。…………………………….這個原則，是穆斯林的工具：當我們質疑他們有關伊斯蘭教的暴力時，他們就會引用麥加時期（早期）的有關寧靜、平安的經文。一般人也許就這麼被說服了，因不明白伊斯蘭教中的這個“作廢”原則。………………………穆罕默德在麥迪那時期的那些言行，讓伊斯蘭教無止境地恨惡猶太人、造成中東的問題，這些言行也鼓勵一切形式的恐怖主義、謊言、暴力、對不信者的謀殺/壓制/統治，以侍奉安拉的名義，鼓勵然後任意抵消所犯一切罪惡。…………………………..伊斯蘭恐怖分子並沒有違背穆罕默德的教訓，他們的行為與1400年前沒有變化。………………………………………………』

網友說：『…………………………並不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而是《古蘭經》本身充滿了矛盾。………………聖人尚且說過一些自相矛盾的話，你指望一個沒什麼文化的人創立一個完美自洽的宗教體系嗎？伊斯蘭的派系繁多，派系之間打得頭破血流，不共戴天。不管是阿薩辛還是什葉派遜尼派都宣稱自己遵循了穆罕默德的教導，你說究竟是誰曲解了教義？……………………』

網友說：『………………………由於當下的國際秩序，是在過去數百年裡由最早進入現代化的西方國家建立的，所以試圖擾亂這個秩序的，通常是尚未進入這個秩序、又不願意與這個秩序共存的國家或者人群。………………………………………』

網友說：『……………………但我覺得我們今天中國最大的問題，不在於這些常識，而在於老是需要重複基本常識——常識總是被熟知治國之術者不斷有意扭曲，而扭曲的思維方式總是被放棄獨立思考的人們熱烈跟隨，它造成的損害無可估量。…………………………………………』

網友說：『………………………危害最大的惡行，是沒有反省的惡行。不管是德國納粹、前蘇聯的清洗、愛爾蘭共和軍的爆炸襲擊、柬埔寨的波爾布特、我國的文革，美國的伊拉克戰爭、還是伊斯蘭極端組織的恐怖襲擊，如果因為一個正義的理由，就肆意傷害無辜者，並且毫無自我反省的能力，那麼它就是絕對的惡。而絕對的惡會依存任何藉口存在，這些藉口可以是為了維護一個宗教的純正性，也可以為了保護一個民族的所謂根本利益，還可以是為了加速一個理想新世界的到來。………………………………………』

網友說：『……………………全球化過程當中的陣痛。不管是對已經完成全球化的地區還是對被迫接受全球化的地區都是一樣。…………….中國也曾經經歷過，不過中國人夠多地夠大，基本盤有，建國三十年的封閉也可以理解為自我整合以更積極的態度和更充足的準備去面對全球化。……………………………中東地區太散太碎了，根本無力承擔改革過程的代價，更沒有摒棄外部過多干預自我封閉以調整心態的實力，所以提出了一種所謂伊斯蘭文明的提法試圖最大限度整合資源。…………………………….但說實話，路還很長。 而且我覺得伊斯蘭文明復興的機會地點怕已經不是中東地區。。。。

…………………………………………』

網友說：『…………………………我認為這和這種宗教的包容性有很大關係,我們知道世界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統稱,包括天主教.東正教,基督新教),和伊斯蘭教,而伊斯蘭教和基督教都是一神教派,在宗教領域不像佛教那樣相容並包,特別是伊斯蘭教,伊斯蘭教的教義相當森嚴,同時伊把一切非穆斯林稱為卡菲爾,特別提到了聖戰一說,封閉和嚴格的教條容易滋生仇視和極端,所以許多恐怖死分子就是原教旨主義,對一切背離宗教的即使是文明甚至是進步的現代文化都視為異端,同時又和基督和伊斯蘭文明的衝突有著錯綜複雜的文化宗教關係,這就導致了伊斯蘭社會普遍與基督社會是水火不容的.

……………………………………』

網友說：『…………………………我新疆的同學告訴我他周圍的人很少有人能完全理解古蘭經裡文字的意思，除了那些專門去研究的人。但無論理不理解，他們都基本上會把整本古蘭經背下來。很多伊斯蘭的宗教習俗也都是口口相傳，有些在古蘭經理甚至無法找到根據。……………………………………』

網友說：『………………………歐和美最大的區別就是美國至今依然是一個每年持續大量吸收移民的國家,從今年起美國的白人雖然仍然是第一大族裔,但是相對其他少數族裔的總和,白人已經是少數了,並且美國政府統計表明未來白人的占比還將繼續下降, 這種事在歐洲是斷然不可能發生的,所以在可預見的未來我們也看不到任何一個歐洲國家有能夠選出黑人或其他少數族裔的總統這種跡象! 所以瞭解美國就必須瞭解這個國家在民族融合和諧共處這個人類的歷史性難題上所做出的貢獻以及達到的歷史高度是絕對空前的,因此對於美國而言民族仇恨或者宗教仇恨這種矛盾幾乎是沒有存在的可能!既沒有社會基礎更沒有政治基礎, 如果你去過美國你就能感覺到種族歧視或是宗教信仰的歧視這種事情在美國社會是絕對的禁區,敏感中的敏感,而且白人如果有任何種族歧視的言論被訴,上法庭幾乎沒有可能贏! 看看人類的歷史,有什麼時候全世界各種民族種族宗教信仰的人走到一起生活能夠像在今天的美國這樣和諧的? 從來沒有過, 甚至一半的和諧都沒有過,但是人家現在怎麼就非常Ok呢? 理由很簡單, 就是美國對理想的堅定和執著才是這個不設國教的國家真正的全民信仰,所以基本可以把它看成一個成熟老練狡猾但同時對理想從未動搖和停止過追求的現代肌肉男!這種主流價值觀才是美國的基石!而歐洲雖然成熟老練也狡猾,但是在某些時候對於普世價值的理想還是常常輸給眼前的利益! 這就是歐洲最終玩不過美國,無論是實力還是文化上皆如此的真正原因! ………………………………………』

網友說：『………………………其他宗教和文化的成功，深深的刺激了穆斯林世界的尊嚴，深深的刺激了穆斯林世界激進宗教學者的尊嚴。他們當然不會當恐怖分子，他們會鼓動社會底層有著暴力傾向和性格孤僻的人們，出來鬧事，要知道穆斯林世界的人力資源是15.7億，死幾個恐怖分子（人）對於伊斯蘭世界根本不是什麼多大的損失。………………………………………』

網友說：『…………………………歷史上伊斯蘭教是更開放的，所以才得到了快速的推廣受到了廣泛的接納，當時阿拉伯地區的經濟科學都是很發達的。但是後來越來越封閉之後就有點止步不前了，跟咱們清朝當時有點像。宗教在發展的初期往往是很正面的，但是後來被龐大的機構束縛，被政界利用之後就會產生很多問題，只不過現在我們恰好看到伊斯蘭教的這個階段。……………………………………』

網友說：『……………………在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有的法律都是由一個以漢人為主體、以無神論為主流的中國政府制定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的制定，骨子裡頭，給予無神論以特權了，所有學校的課堂完全沒有宗教傳播的空間了。這部法律更顯然是最大程度的維護了漢人的利益了。…………………………………………』

網友說：『………………………伊斯蘭的問題是他們還活在1300年前。那時候基督教，猶太教和伊斯蘭一樣，都不溫和。但是前兩者隨著時間進化了，主流信徒拋卻了那些野蠻殘忍的教義經文，而穆斯林還一直活在7世紀。………………………………………』

網友說：『…………………………伊斯蘭教的經文古蘭經其實漏洞很多很多，儘管每個宗教都有漏洞，但是古蘭經卻嚴令禁止修改任何文字。這是一個固步自封不思進取的宗教，不願意接受新事物，不願意學習知識。……………………………………』

網友說：『……………………於是，這些觀念導致，穆斯林不與其他文化交流，在全世界都在進步的時候他們在倒退，文化程度低。…………………………………………』

網友說：『…………………目前的伊斯蘭是這個世界真正最古老最厲害的文明源頭——肥沃新月文明的後裔，也是這個世界上最強的宗教傳統——沙漠一神教的後裔。所以雖然他是這倆的後裔裡比較差的那個，但他依舊對其餘文明的後裔有著很大的優勢。比較強的那個我們現在很熟悉了，就是兩希傳統（希臘-希伯來）的”西方“（其實伊斯蘭也算有兩希傳統）。……………………………….所以在一個沒有歐洲（把歐洲挖掉），基督教很弱勢，伊斯蘭教沒有歐洲基督徒作為他們剋星的世界裡，我們這個世界也能近代化，但會晚。晚多少是個實證問題，我們先不實證，我們假設會晚2000年吧，也就是3500年伊斯蘭才會近代化，那麼這個世界會怎麼走呢？………………這個世界會基本上伊斯蘭化，近代在沒有基督教作為對手的地方，伊斯蘭傳教的勢頭是基本上無法阻擋的，伊斯蘭會被擊退，但不會喪失基本盤。這個世界可能會很晚發現美洲（比如西元3000年或伊斯蘭曆2500年），在此之前可能整個亞洲大陸加上非洲都已經被基本伊斯蘭化了。中韓日這些儒教文化圈可能和南非、美洲、澳大利亞一樣屬於伊斯蘭化比較晚的地區，但也很難避免。………………………在現代如果你是一個反伊斯蘭主義者，其實你要感謝歐洲人和基督教（而尤其是英國和新教），沒有他們那麼快近代化和現代化，比如如果晚個500年，中國可能就變成像印度現在這樣有很多伊斯蘭教徒了。……………………………………………』

網友說：『………………………維琪百科 [List_of_designated_terrorist_groups]詞條中，有一份截止2014年的所有已被確認的恐怖組織清單，其中，歐盟認定的29個恐怖組織中有19個以伊斯蘭作為其主導意識形態，中國認定的4個和聯合國認定的32個恐怖組織全部與伊斯蘭有關。而美國認定的75個恐怖組織中的60個也與伊斯蘭有關，佔有絕大多數。這樣的比例顯然已經超出了巧合和歧視所能解釋的範疇，即便不能說伊斯蘭導致了恐怖主義，也不得不承認伊斯蘭和恐怖主義是具有一定內在聯繫的。………………………………………』

網友說：『……………………基督教和伊斯蘭教都出現原教旨化。但是宗教極端化是一個古老命題，基督教極端的時候包括十字軍東征和中世紀處決女巫的風潮，類似今天基地組織的聖戰，前者要求從穆斯林手中奪回耶路撒冷聖地，後者要求將阿拉伯世界從外部勢力手中解放出來。只不過基督教極端的時候我們沒有趕上，趕上了伊斯蘭世界的極端化。…………………………………………』

網友說：『…………………………可以說，基督教是對猶太教的揚棄，它摒棄了猶太教封閉、保守的一面，也不再有猶太教那麼多的生活禁忌，同時又強化了原罪意識，強調愛和犧牲的精神（耶穌就是這樣的形象）。

因此基督教的本質是猶太教的一場解放運動，而且這個解放是逐漸進行之中的……………………………………………………………..………如果說天主教是對猶太教不太成功的揚棄的話，新教則在更深的意義上揚棄了猶太教（當然也揚棄了天主教）。……………………………..現代西方文明的暴發，源於西北歐的新教文化圈，絕不是偶然的；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全球性帝國 —— 英帝國，恰恰是第一個完全的新教大國，同樣不會是偶然的；繼承了英帝國盎格魯－薩克遜政治傳統的美帝國成為更深意義上的第二個全球性帝國，而美國的早期殖民者和立國者們多是一群比英國國教思想更激進的清教徒，美國憲政制度就是清教思想在世俗世界的反映，In God We Trust 被印在每一張美元紙幣的背面，被寫進了美國國歌裡，也成為美國的National Motto

伊斯蘭教和基督教一樣，也是普世性的宗教，也同樣源自猶太教，但它卻是對猶太教錯誤的揚棄。

它沒有原罪意識，沒有強調愛和犧牲的精神，甚至出現了“聖戰”的思想；同時卻繼承了猶太教封閉、固執的特點，也繼承了猶太教的繁瑣禁忌和儀式。

但這些還不是最關鍵的，伊斯蘭的創始人穆罕默德本身才是最大的問題！限於篇幅，我這裡不展開分析了，大家可以上網去查。同時和耶穌做下對比，就更能明白這個宗教的本質了。

人類在20世紀上半葉解決了Fascism問題，在20世紀下半葉解決了Communism問題，我相信在21世紀上半葉將要解決Islamic問題。

…………………』

網友說：『………………我認為主要的矛盾是在於這個高速發展的並且是以西方基督教文化為主導的社會和目前發展滯後的伊斯蘭文化之間的矛盾。………………………………………………』

網友說：『……………………伊斯蘭世界曾經領先世界幾百年，可是自從蒙古西征就開始走下坡路，直到奧斯曼帝國滅亡，可以說到了生死存亡的邊界。近代，幾乎穆斯林國家和伊斯蘭國家就是貧窮落後的代名詞，直到中東發現了石油，一些國家才走向富裕，不過目前北非和中東西亞中亞的很多國家還是很貧窮，穆斯林文化程度還是比較低。於是矛盾就產生了，那就是保守的伊斯蘭教目前還未進行一次徹底的宗教改革，大多數人民思想上還深受禁錮，很多時候完全沒有自己的獨立思考能力，這也就導致這些國家無法產生活躍的思想氛圍，也就無法和西方在科技，文化，藝術等各方面競爭。而且西方越來越強大，對這些國家的傳統文化就會產生更大的挑戰，於是這些國家就會有兩個結果，第一就是主動接受西方文化，如土耳其，否則就會被強迫打開，如阿拉伯之春。但是，伊斯蘭教的宗教改革沒有進行，這個問題就不會得到根本的解決，即使阿拉伯國家進行了推翻獨裁統治的政權，他們也不可能成功的移植西方的民主制度，因為這和他們的宗教法是格格不入的。於是這些國家陷入了兩頭張望的情景，到底是放棄傳統的伊斯蘭，接受西方，還是通過伊斯蘭來實現復興？可以肯定，他們更多的選擇了第二者。因為伊斯蘭的政教合一絕非那麼容易分割，廣大低教育程度的民眾也不會放棄千百年來信仰的傳統宗教。所以伊斯蘭世界還要在黑暗中摸索很久。目前的恐怖襲擊很大程度上誘因就是沒有話語權的伊斯蘭世界和主流文化的對抗，他們要求發出自己的聲音，他們認為自己被壓迫，被歧視，他們選擇了這樣的方式來鬥爭。並且互聯網的出現，讓國際恐怖主義甚囂塵上，極端思想在各國氾濫，這也是恐怖活動增多的原因。不過我們也不能只說穆斯林，很多時候一些問題都是由西方國家挑起，然後大肆渲染，我們要明辨。…………………………………………』

網友說：『…………………………目前全世界伊斯蘭教信徒，也就是穆斯林，約有16億人，占世界人口總數的23%，將近四分之一。但其中只有20%生活在中東北非，也就是阿拉伯地區。雖然這裡是伊斯蘭教的發源地，但現在大部分穆斯林都生活在阿拉伯地區以外的其他地方。按穆斯林數量計算，前五大國分別是印尼、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和尼日利亞，都不是阿拉伯國家。這五個國家中，除了巴基斯坦以外，都沒有嚴重的伊斯蘭極端恐怖主義問題（巴基斯坦也是因為阿富汗流竄過去的恐怖分子）。…………………………………可實際上，絕大多數恐怖組織和人員都來于僅占穆斯林總人口20%的中東北非阿拉伯地區。…………………………………伊斯蘭教一直在那裡，一千多年了，只是在最近幾十年，因為現實政治原因，阿拉伯人心中產生了大量的憤怒和仇恨。他們採用宗教這個冠冕堂皇、深入人心的思考和表達方式。真正的問題並不在於古老的宗教，而在於現實的政治。……………………………………………』

網友說：『…………………………伊斯蘭教強大的中世紀時期，十字軍的惡行遠遠超過現在的恐怖分子，有一部老電影，叫《薩拉丁》，是講述伊斯蘭世界的英雄薩拉丁抗擊十字軍的故事（還是美國人拍的），大家如果能夠找到的話，不妨去看看，你就會知道什麼是惡行和恐怖行為。……………………………………』

網友說：『………………………《走向共和》裡袁世凱說，

“人民？我從來沒有見過什麼人民。我只見過人，一個個活生生的人”………………………………………..我也想說，我沒見過什麼穆斯林的恐怖分子，這國或那國的，我只見過一個個人，一個個悲傷絕望的人，不管他們喊什麼口號，他們是嫌棄我們了，厭倦我們了，想報復我們了。……………………………看看那些所謂的穆斯林恐怖分子吧，他們是對所有人發動恐怖襲擊的，管你是歐洲人、美國人、中國人，還是他們本國人，村裡人，自己鎮上，街道上的人，他們仇恨一切。。。，他們是不想活了。。。……………………………..如果說宗教一定有一點原因的話，可能就是那封閉的宗教，對人的壓抑或產生的幻覺影響更大，倒不是宗教本身鼓勵他當恐怖分子。如果能當上酋長或國王，住豪宅，開豪車，泡靚妞，你覺得他還會當恐怖分子嗎？……………………………….我是個馬克思主義者，我認為這就是階級差別，階級仇恨，只不過穆斯林世界的無產階級還沒認識到他們受欺壓的原因是什麼，還沒有覺悟，沒有成為共產主義者。……………………………..宗教不過是麻醉他們的鴉片，真正的問題是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的尖銳矛盾，是社會的嚴重不公，是人們對這個社會的厭惡和嫌棄。

………………………………………』

網友說：『…………………………真正讓我覺得不可思議的是古蘭經居然真的字字千年不變，還引以為豪？一個明明挺理性的教徒居然也不承認這些東西是過時的，不肯承認比不上現在某些諸如平等反暴力的普世價值。……………………………………』

網友說：『………………………而過往一百多年的歷史告訴我們，由於中東地區的歷史傳統和民眾意識，全面的西方化解決不了恐怖主義，甚至解決不了經濟發展問題。………………………………..最有效的方法，是借助現代人文知識和思想，理解和挖掘伊斯蘭文明的精神內涵，化解宗教傳統中的不安定因素，用伊斯蘭文明自身根除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的滋生土壤。………………………………………』

網友說：『…………………………畢竟是千年前的中東教義，時代不同啦，和西方工業文明相比，畫風確實不同……………………………………』

網友說：『…………………………首先以美國和基督教為例，眾所周知的是，第一批踏上北美大陸的是英國人，這批人踏上旅途的重要原因就是躲避歐洲天主教會對英國清教徒，也就是新教的迫害，而後抵達美洲的一大批移民都是因此原因。這使得在美國的主流宗教成為了基督教而非天主教，這也使美國在其後的發展與其單一的主流宗教觀念有了分不開的瓜葛。 時間回到1787年，費城，美國的一眾國父在制定憲法時，明確地提出了政教分離原則，即"國會不得制定建立宗教的法律，或者禁止其自由行使(Congress shall make no law respecting an establishment of religion, or prohibiting the free exercise thereof)"。一般憲法判例書中都把這一規定分為兩款，前者稱為"建立條款"(establishment clause)，後者稱為"自由行使條款"(free exercise clause)。當然由於語焉不詳的問題，結合大法官對憲法的解釋權，各時期的大法官對其有不同的理解，主要的意見分為兩種，即“政教分離”（教會和國家之間豎起一道分離的牆，傑弗遜語）和“政府中立”（在各個宗教之間持中立態度），不過無論如何，其本意都是避免宗教對政府職能和法律公平產生影響，這也是美國官方對待不同宗教的態度。 但是比較有意思的是，儘管如此，美國本身卻有著基督教極深的烙印，即便是在官方也是如此，如總統在就職宣誓時需要親吻《聖經》（不敢想像以後來個穆斯林總統要怎麼辦），而且44任總統只有甘迺迪一人是天主教教徒，當對手攻擊他的宗教信仰“將會為基督徒們帶來災難”時，甘迺迪居然連引用憲法反駁的底氣都沒有，回應居然是“天主教的信仰，不會影響我作為美國總統的職責”。近一點的比如羅姆尼，因為是摩羅教派，在競選時混得就尤其慘。 這些事情說明，基督教在美國的重要性，同樣是信上帝的，因為教派不一樣都會很難混，可想而知基督教的思想在美國的統治性地位。同樣的，很多總統在演講時會使用“基督徒”這個詞，用來形容我們更為熟悉的“群眾”這個群體。而事實上，美國確定的信仰基督教的人口占到總數的60%以上，可以說，即使美國沒有宣稱自己的國教，你也可以大體上當就是基督教了。

以上的一大堆，都是說明了美國的宗教情況，和中東國家沒多大差。這時候就有人問了，中東國家的穆斯林整天你打我我打你，也沒見美國人這樣啊，這就牽扯到另外一個問題，教派分裂的原因，由於伊斯蘭教的發展階段我並不是很清楚，就繼續以基督教為例。 廣義的基督教，就是指那個都信上帝的，經過了兩次分裂，一次是1054年東正教的分裂（東西羅馬帝國），另一次也就是馬丁路德的分裂（宗教改革）誕生了基督教。除去各個分支的禮儀等不同以外，最重要的是不同的利益分化導致教義的差別，比如天主教以上帝，即耶和華為唯一崇拜物件（牽扯到三位一體，由於我不信教，不是瞭解）。而基督教則是除了神靈以外，一些在聖經或傳說中德行出眾的信徒都可以作為崇拜物件。這些細小的差別都來自于信仰成本的不同，天主教的教義使主教擁有極大權利（人家是神的代言人），而基督教則不同，當這種差距越來越嚴重的時候，就出現了歷史上極為重要的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其支持者主要為社會底層，這也是新教徒又被稱為清教徒的原因（人窮當然清），彼時歐洲生產力底下又多災多難，才使得新教得以發展，並對天主教產生了威脅，而後導致對新教徒的迫害。 可見宗教總體上還是利益劃分差異的產物，同時又反作用於利益劃分。相應的劃分方式都會因此影響亦或被影響。因此說什葉派穆斯林怎麼樣或是遜尼派穆斯林怎樣，沒有太多的道理，利益分配不均才是出現分裂的直接原因。所以倒回來看，社會資源不足，分配不均到達一定程度，分裂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如果情況加劇，衝突也是必然。由於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主要所在的國家和地區還風調雨順，否則像15世紀的對新教徒迫害難保會以另一種方式再次發生。說白了，還是窮的。

最後再針對有人提出的伊斯蘭教教義妖魔化的問題。首先，一個宗教經過這麼長時間的發展，其一定有合理之處，由於對伊斯蘭教瞭解不深，再次就不多說，僅舉兩個例子。 一是十字軍東征。首先十字軍東征動機不純，雖然有收復耶路撒冷保證朝聖，支援拜占庭帝國等理由，卻又都有些站不住腳：耶路撒冷在大部分時間其宗教信仰自由都有保證，只有第六任埃及法蒂瑪王朝哈裡發暴君哈基姆在位時對天主教徒進行過迫害行為，但其繼任者卻通過和平方式與拜占庭帝國達成和平協議。而在第四次十字軍東征中，十字軍居然還洗劫了君士坦丁堡。如果有興趣的人可以尤其注意薩拉丁領導時期的穆斯林世界，十字軍的行為顯得頗具流氓風範。美國學者裘蒂斯·M·本內特在他的著作《歐洲中世紀史》裡寫道，“十字軍遠征聚合了當時的三大時代熱潮：宗教、戰爭和貪欲”。 二是三K黨，這個一直伴隨著美國歷史的組織的恐怖組織無需多言，其所作所為與基地組織和ISIS從本質上並無差異，直到今天，重組的三K党依然有數十萬人，儘管格蘭特總統強行解散過，但隨著經濟的低迷，依然會有大量人加入三K党，並依然持歧視黑人，反對天主教，厭惡愛爾蘭人和南歐人，反對美國現行移民政策。而其成員均是極端種族主義分子。

……………………………………』

網友說：『……………………………這是我見過分析伊斯蘭為什麼出現如此之多極端人群理解最好的文章。從人文，歷史，環境，地域 ，外部遭遇等等情況總結和分析了原因。我的觀點基本上與本文觀點完全一致。對於伊斯蘭教，其實它的很多教義本身是非常不錯的，但是它的局限性是因為他們沒有與時俱進，他們的思想不夠開放，在他們心中“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思想根深蒂固，徹頭徹底，這跟他們的教義也是息息相關的，強調仇恨，強調復仇，強調征服。教義是他們的行為准責的同時又是他們思想的歸宿。個人覺得宗教的目的，宗教的本質就是為了要讓人能找到精神依靠和動力，讓信仰 該宗教的人生活的更好，但是我們看伊斯蘭教其實是徹徹底底的走偏了，因為他們不夠包容，而且強調唯一性，這是伊斯蘭宗教最大的缺點。不像佛教，強調的是包容，原諒，仁愛，關懷，利他！

…………………………………』

網友說：『…………………………和那個退役上校聊了一些關於伊斯蘭的事情，他說教育永遠是最重要的，那些沒有受過教育的人（這裡應該指的是科學教育）就容易被極端分子帶跑，而且很多人會帶著鄙視的情緒說外界關於穆斯林的看法，很多其實是阿拉伯人自己的搞法，作為土耳其人很看不慣……………………………………』

網友說：『………………………從羅馬的多神教沒落之後一直到文藝復興，穆斯林一直是文明，包容的代言詞，而基督教則充滿了野蠻，暴力，迫害，分裂。只是當今時代變了。………………………………………』

網友說：『………………………所以究其原因，為什麼恐怖組織有很多是穆斯林或者說與穆斯林有關，是因為全世界大多數的穆斯林都生活在貧窮落後的國家，在世界在社會的最低端，他們生活中太大一部分是宗教，而別有用心者有利用了他們對宗教樸素的感情進行恐怖主義的宣傳和洗腦。………………………………………』

網友說：『……………在那個時候這樣的規定是算先進的了吧？那個時候的中國還是個什麼樣子？而《古蘭經》規定了生活得方方面面實際上是為了讓那個時候的人們生活得更有條理，而不是一團亂，所以這就是為什麼伊斯蘭當時能凝聚起阿拉伯民族並將其帶入強盛。而一千多年前的歐洲，女性的權利是遠不及這樣的，她們的權利更低下。但是現在的問題還是回到了上述的社會發展和人的教育中，有些人因為教育程度太低，所以還是願意接受以前的方式，這和中國一些偏遠少數民族裡族規處置人一樣的。…………………………很多穆斯林因為教育程度底，或者太窮，閱歷什麼的太少，不明白社會在發展，一些《古蘭經》中說的是為了千百年前的時代而量身定做，而不是用於這個時代，……………你可以看沙特為什麼奉行原教旨主義，因為他是君主制，沙特王室受益，男人們也不想改革，因為他們從中受益。（我想要是中國現在還是一夫多妻的話，男人們肯定也不願改革的。就像我們現在改革就要破冰，就要得罪那些既得利益者。所以肯定不容易）。…………』

網友說：『……………愚昧與無知，貧窮和社會發展滯後導致了一些愚昧的行為，也為恐怖主義洗腦提供了機會。所以如果說伊斯蘭世界有問題，那麼就是缺乏正確的宗教教育和引導，還有其他教育。這一點尤為重要。知識就是力量！ 3. 少部分人由於自身利益而利用那些文化程度低的穆斯林，宣揚自己的主張，達到自己的目的。這樣不能去怪伊斯蘭，就像我之前說的文革和傳銷的例子一樣。…………………………………………………』

網友說：『……………………很多人說古蘭經，其實關鍵並不是教義的問題。作為一名無神論者，我相信宗教的本質都是一樣的，宗教只是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一種必要的組織形式而已，它提供了符合當時需要的道德標準和行為準則，但是並不能讓人的認識超越當前的技術和經濟水準。因此，宗教本身也在不斷改革，以跟這個世界的變化相適應。 回首看，在大融合、大兼併的時期，基督教也有十字軍屠城的歷史，西班牙的基督徒殺死過數以萬計的印加人。 只是基督教、天主教隨歐洲的資本主義一起發展，經歷了科學主義的挑戰，面對過形形色色的問題，如今實現了全球化，在遍佈各個國家的同時，也部分汲取了那些國家的文化習慣，產生出各種各樣的分支，從而具有了多元化、包容的特性。 而伊斯蘭教的影響力，相對地局限在中亞、西亞和北非地區，被大西洋、印度洋和地中海所阻隔，阿拉伯的民族屬性太強，可能還把地方上的文化傳統帶入到宗教實踐中，因此跟基督教主導的“現代文明世界”顯得格格不入。在這種環境下，自尊心將驅使一部分信徒採取保守、激進的立場。 如今，在兩個文明碰撞的時候，伊斯蘭教的激進派在世人看來瘋狂、不可理喻。 但是換一個角度想，假如當年是穆斯林發現了新大陸、殖民美洲、發明了現代工業，世界又會怎樣呢？…………………………………………』

網友說：『…………………………要是他們還是信仰溫和佛教的古代高昌、龜茲人該多好啊……………………………………』

網友說：『……………………………看了以上各位的發言，突然發現，原來伊斯蘭如此暴力的根本原因就在於：自卑！…………………………………』

網友說：『…………………………先回答第二個問題，所有宗教的教義都有兩面性，伊斯蘭的教義也是一樣，它一方面教導人們寬容、教導人們互相幫助扶持，但是另一方面它也教導人們如何殘酷的對待異見者（異教徒、無神論者等），所以說教義不存在曲解不曲解，只是宗教所處的時代背景以及信奉它的信徒們變了。第一個問題，其實很簡單，為什麼伊斯蘭的信徒們爭先恐後以宗教的名義製造恐怖事件，其本質就是伊斯蘭文明衰落、消亡過程的產物而已，自工業革命以來，伊斯蘭文明就始終落後于其它文明（華夏文明一度落後，但是後來勉強追上來了），其文明的載體：國家、民族中沒有一個是工業化強國，工業化民族。信奉伊斯蘭的國家雖然多，卻沒有一個主體國家作為領導（基督教先有日不落後有美帝），伊斯蘭文明人口很多，卻教派林立、人種混雜，內部矛盾極多還異常激化，例如遜尼派什葉派就內鬥不止，根本就無法整合成一股團結的力量來發展。也就是說伊斯蘭文明在現在這個工業化為王的時代看不到出路，一個傳承千年但是走向沒落的文明，其沒落的過程必然是絕望的、不甘的，它的信徒們拼盡全力想要恢復其榮光，但是大廈將傾，為之奈何。於是信徒們走向了另一個極端，也就是自我封閉，心態就是老子不跟你們競爭了，我們關起門來自己玩，但是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你伊斯蘭地盤的地底下有著全球百分之90以上儲量的石油，還有那麼多礦產，你想閉關鎖國，那也未免太一廂情願了，於是強大起來的基督文明殺入了中東，伊斯蘭的信徒們有的抱大腿（比如沙特，不抱不行，不抱沙特王室第一個被突突乾淨了，抱的話不僅王室地位保住了，還能拿代理費，還能借美國人力量打壓什葉派），更多的則是想嚇跑美國人，正面幹架幹不過（造子彈都成問題），恐怖襲擊層出不窮也就不足為奇了。……………………………………』

網友說：『………………………記得一個阿拉伯人講過這句話，“我們不理解中國人那種對歐美的懾服和崇拜是從何而來，對阿拉伯人而言，1800年以前，是阿拉伯人追著歐洲人打。這後來的200年，被歐美欺壓，也是正常。”………………………………………』

網友說：『………………………在此談一點自己粗淺的認識;先看看他的地理位置，他所處的地理位置是亞.非.歐的結合部，有“五海三洲”之稱，是重要的國際航道。獨特的地理位置成為構成大西洋和印度洋，東方和西方，歐洲經西亞到北非的聯繫紐帶和十字路口。從而在世界政治，經濟，軍事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地位。儘管他們的生存條件非常惡劣，大多是沙漠地區。但他們卻有著得天獨厚的天然資源---石油。這就讓那些經過工業革命而富有了的資本主義帝國有了覬覦之心。不斷發動侵略戰爭，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到今天多災多難的中東人民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他們受盡欺淩.侮辱.壓迫和侵略。他們在侵略者面前被剝奪了人格和尊嚴，就如同二戰時在日本鐵蹄下的中國。而所有的這些戰爭沒有一次是他們發起的。在這無數次的被侵略中有多少無辜的中東人民成了侵略者槍口下的冤魂。又有多少無辜的中東人民無家可歸，妻離子散。而他們絕大多數是穆斯林，難道說這些無辜的穆斯林也是你們所說的“恐怖分子”嗎？………………………………………』

網友說：『…………………作為一個從小生活在新疆的人來說說看我的看法， 第一，中東地區是世界衝突頻繁發生的熱點地區，且中東地區普遍信仰伊斯蘭教。 第二，中東地區盛產石油天然氣等能源，米國為了能廉價獲取這些能源而發動的一系列針對中東地區政治和軍事的干預措施加劇了這個地區的和平局勢。第三，伊斯蘭教義不同於其他宗教，只信仰一個神，那就是安拉。反對一切有信的偶像，再加上米國對這一地區的種種措施導致人民對於米國的憤怒， 所以， 這一切就自然而然的發生了。……………………』

以上為眾網友之看法，其中吾人須特別注意者為：

網友說：『…………………平心而論，納賽爾也好，薩達特也好，還是接替薩達特的穆巴拉克也好，都是堅定的改革者，儘管他們個人是獨裁的，血腥的。但是他們還是將埃及從一個神權國家帶進了現代國家。直到現在，埃及，土耳其等國，都是中東國家中比較成熟的現代國家。但是，他們依然有他們的弱點，但是歷史一再告訴我們，在一個貧窮的，封閉的，充滿低教育水準人民的國家裡面進行現代化改革，勢必要付出相當大的代價的。…………………..………..』

網友說：『……………………從這樣看來，任何想在阿拉伯世界世俗化的努力，除了土耳其，埃及稍微成功之外，基本都失敗了。阿拉伯世界曾經輝煌過，又封閉了太長時間，要讓他轉型則需要相當長的時間。這一點，和中國的情形很接近。………………..………..』

網友說：『……………………全球化過程當中的陣痛。不管是對已經完成全球化的地區還是對被迫接受全球化的地區都是一樣。…………….中國也曾經經歷過，不過中國人夠多地夠大，基本盤有，建國三十年的封閉也可以理解為自我整合以更積極的態度和更充足的準備去面對全球化。……………………………中東地區太散太碎了，根本無力承擔改革過程的代價，更沒有摒棄外部過多干預自我封閉以調整心態的實力，所以提出了一種所謂伊斯蘭文明的提法試圖最大限度整合資源。…………………………….但說實話，路還很長。 而且我覺得伊斯蘭文明復興的機會地點怕已經不是中東地區。。。。

…………………………………………』

網友說：『…………………對於伊斯蘭教世界來說，現有社會秩序之下的國籍、國家等等概念其實都沒什麼意義，他們在精神上仍然是一個整體，國境線可以把歐洲人和亞洲人分隔開來，但是對於伊斯蘭教社會來說，國境線只是一個在他們的社會裡沒什麼認同感的東西。……………………………………』

網友說：『……………進一步的講，任何一個伊斯蘭社會走出，信奉伊斯蘭教的人，同時都擁有兩個社會身份：其目前社會的社會身份（國籍），其伊斯蘭社會的身份（伊斯蘭教信仰建立起來的是一整套社會，任何信眾在此之中都有一個位置，不妨看作精神國籍），兩個身份都在向這個人輸入文化認同，………』

文長詳: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0207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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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的前世今生

這幾天關於「一帶一路」的評論與介紹汗牛充棟，多半不是以「中國輸出過剩生產力」，就是以「占據歐亞大陸核心地區的戰略利益」出發，論點多半有理。

其中有一種說法引起了我的注意─一帶一路意在恢復中國「天朝」的體制，以「朝貢貿易」的方式馴服一帶一路周邊國家。

這個說法很容易引起負面的觀感，特別是「天朝」二字，直接的聯想便是妄自尊大的中土王朝，以忍痛賠錢流血輸入的方式，換取周遭小國的忠誠。

這個觀感不能說不對，但「流血輸入」─比如說用市價的一百倍向琉球買胡椒，或是以十倍價格買日本的「倭刀」，這是明清以後才有的事。

而所謂朝貢貿易的經濟基礎，我們得從明清以前的時代，找尋蛛絲馬跡。

如果攤開一帶一路的構想圖，它所規畫經過的國家，在路上有巴基斯坦、中亞五國、伊朗，最後到達歐亞交界的土耳其，並以海路連接埃及與北非。這些國家有甚麼共通點？

答案是：伊斯蘭。這些國家都是以伊斯蘭教立國，或是國內人口以穆斯林佔絕大多數的國家。即使以「一路」海上絲路來說，也有馬來西亞、吉布地這些伊斯蘭國家，以及藉由肯亞而與北非廣大穆斯林國家聯結的現象。

其實長久以來，我們都被「近代以前世界是分離成幾個互不往來的文化圈」的印象宰制。這個印象又進一步地被以「西歐─海洋」史觀，或自詡中華文化圈的驕傲所加強，以為東方西方之間別無他物，只有空白一片。

事實根本完全相反！中亞的燦爛文明不僅肩負溝通東西的使命，還開出了無數文化的花朵─撒馬爾罕、布哈拉、現今阿富汗的赫拉特、伊朗的伊斯法汗，還有伊拉克的巴格達，無一不是中世紀甚至近代的文化經濟重鎮。也無怪乎有人預言：一帶一路會讓中亞核心地區重獲它往日的榮耀。

只是中亞的文明之花也非自古如此。頻繁的民族遷徙與戰爭不時會擾亂文明與財富的積累。但是，十三世紀的歐亞大陸發生了一件劃時代的大事─蒙古人來了。

從定居民族的角度看來，這批馬上的惡魔征服奴役了他們的人民，焚燒破壞了他們的城郭，把農田退為牧場，讓昔日的天堂化成荒地或屠場。

實情真是如此？

讀杉山正明的《忽必烈的挑戰》，當看到他的描述：這個蒙古黃金家族的旁支王子，怎麼樣擘劃他的世界帝國時，常會驚嘆與一帶一路神似的地方。蒙古人或者至少是忽必烈，絕非粗魯不文的莽夫。雖然他曾對高麗世子自承：「爾識字精細人，非我不識字粗莽人可比」；但不能讀寫漢文，不表示他沒有文化與智慧，不能建立革命性的制度。附帶一提：蒙古史料稱忽必烈為「薛禪皇帝」─意為聰明多智之人。也有史料提到他愛用畏吾兒文親自書寫命令或書信。

忽必烈的智慧與見識來自草原民族的通商傳統─商人的智慧遠遠地超過農耕民族井蛙觀天的盲目優越感。地跨歐亞大陸的大元帝國早就超過了傳統農業帝國足以有效統治的範疇；蒙古人，需要革命性的作法以統合草原民族─農業民族的各方利益衝突。

蒙古人自有經濟實力─各地豐沛的物產：中國本部的農產與絲綢、中亞各地的工藝品與黃金、大草原的畜產與良馬，保證了一個經濟體的基本要件。

剩下的問題，是怎麼樣將這些物產流動起來，互通有無。聯通的方式已有先例─人的流通，比照古波斯帝國的驛站制度，蒙古人改良之後稱為「站赤」，它的高效曾讓當時多位多位旅行家豔羨不已。而物的流通則在取消各地商品過路稅，改為統一在商品出售地科徵三十分之一的輕稅之後大為改進。

規劃並實際執行這個由國家推動的，自由貿易重商主義的政策的團隊，便是忽必烈手下的各族幕僚─特別是中亞的穆斯林商人。這些人傑，有畏吾兒人廉西憲、燕真，老練的政客馬合木‧牙喇瓦赤。最重要的人，便是漢人史籍詛咒唾棄的阿合馬，她原本就是蒙古貴族的御用商人，背後有著龐大的穆斯林商人團隊與資本支撐。

人、財，都有了。拼圖的最後一塊，就是交易的媒介。必須要有一種大家都接受的通貨，才能將萬里之外的各經濟體串連起來。

那便是白銀。在美洲的白銀狂掃世界市場之前，白銀的貴金屬地位要更為堅固些。透過坐鎮大都的大汗的「歲賜」，蒙古的共主將財富分享給所有族人，換取他們的效忠。蒙古皇族再透過消費與作生意─包括轉包給穆斯林商人經營的「羊羔兒錢」之類金融商品的錢莊，將貴金屬的本幣，以數十倍的乘數效果擴散出去，作為這整個商業體系的血液而流通。

所以一帶一路果真有前例可循，只不過參照的標的不是漢人的農業皇朝，而是曾經叱咤風雲，形塑了大半近代世界的優秀馬上民族蒙古人。他們不只有強弓硬箭，綿羊良駒；透過自由貿易的「歐亞共同市場」，他們可以坐收經濟繁榮的果實，世界一家的美景。

而七百多年後的這一次，站赤變成了對沿線國家高鐵港口基本建設的投資，而白銀，則由以人民幣為計價基礎的債權取代。

此時端坐在汗巴里城的，不，中南海裡的未來歐亞共主可能正支頤沉思：蒙古大汗或者人民共和國的統治基礎非常類似，都在於民生，在於能以貨暢其流創造暢旺的經濟。只要將察合台汗國置換為哈薩克與烏茲別克，將伊兒汗國換為伊朗，將馬木路克換為埃及，將塞爾柱換為土耳其，則七百年前的歐亞金橋儼然就在面前。

歷史距離我們，往往比想像中的更近。

(本文主要觀點，採自杉山正明的《忽必烈的挑戰》。誠心推薦這本書與另一本《大漠─遊牧民族的世界史》。)

http://blog.udn.com/wuyiutang/102777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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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與伊斯蘭

昨天談到「一帶一路」與七百年前忽必烈大帝的雄圖偉略，規畫若合符節的事。今天，想再多談一些報章媒體上未曾觸碰，或雖談及但未能深入的事。

那便是伊斯蘭的因素。許多人─特別是西方的媒體多半將此視為整個一帶一路戰略的軟肋，他們很難想像一條繁榮昌盛的經濟走廊，可以穿過政治如此動盪不安，特別是伊斯蘭原教旨恐怖主義如此猖獗的地方。

這個論點當然其來有自。事實上當蒙古第三次西征─派出蒙哥之子，忽必烈之弟旭烈兀出征西亞，直搗大馬士革的時候，就領教了伊斯蘭教激進組織阿薩辛派，也叫「山中老人」派刺客的瘋狂。最後他們被蒙古鐵騎徹底夷滅。所以，這個伊斯蘭原教旨恐怖主義的不穩定因素，十三世紀的蒙古人與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人，都面臨同樣的挑戰。

但有沒有可能，伊斯蘭會變成一帶一路的助力而非阻力？

蒙古人原來一般普遍信奉薩滿。成吉思汗的團隊裡，很早就是各種種族與宗教大集結─特別是基督教的聶斯托留派或是「景教」。征服西北的「乃蠻」之後，更是有大量基督徒加入了蒙古人的陣營。雖然也有部分的穆斯林─像他派到花剌子模興師問罪的使者，就是一名穆斯林商人。但在進入中亞之前，「黃金家族」裡信奉伊斯蘭教的並不多。

但當蒙古西征告一段落，這種情形卻快速改變了─佔據中亞「河中」地帶的察合台汗國、領有伊朗高原與部分小亞細亞的伊兒汗國，以及佔領部分俄羅斯，盤踞伏爾加河流域的金帳汗國，無一例外，蒙古的可汗們都在幾代之內，皈依了伊斯蘭教。

關於伊斯蘭如何感化或教化了可怕的蒙古統治者的神蹟故事成百上千，但從現實政治的角度看來，蒙古人選擇與大多數的子民信奉同樣的神明，毋寧是一樁聰明的決策。

而事實證明這些蒙古血統的伊斯蘭國家，並非嚴謹的神權政體，它們更像是像後來的鄂圖曼蘇丹國或現代的印尼或土耳其共和國一樣，是包容性的、多宗教、多種族的政體。只要名義上向大汗效忠，原來的風俗習慣宗教─雖然有時會有些稅率行政上的差別，蒙古人便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聽之任之。

所以讓歷代伊瑪目或大小蘇丹頭疼不已、束手無策的山中老人恐怖份子，能在一朝之內被拔除─這與秦國統一天下的驅力類似：人民渴望強力的統治者能結束紊亂的局面，讓商道暢通；蒙古人的馬隊固然天下無敵，而改信了伊斯蘭的蒙古人更像是完美的現世彌賽亞，降臨世間的目的，便是消滅極端，重建秩序。

而中國龐大的穆斯林群體會在一帶一路裡扮演甚麼樣的角色，與中國的「伊斯蘭對策」如何，這其實是足堪再三玩味的事情。

其實，伊斯蘭對所謂中華文化圈的影響，遠遠超過一般人的想像─像是建收復台灣第一功，鄭成功的部將「黑面將軍」馬信。

蒙古時代自不待言─大批中亞近東的穆斯林，跟著蒙古統治者來到中土，經商當兵，為官為倀。

但取元朝代之的明朝，雖然經過華夏文人的塗脂抹粉，但與伊斯蘭之間千絲萬縷的關係更是繁複。開國功臣裡，便有一支龐大的穆斯林隊伍：沐英，後來世代鎮守雲南；胡大海，有人說他事實上是「胡大」‧海─意思是阿拉伯語的「天」。明太祖「出家」的皇覺寺，後人考證根本就是清真寺；他的後代明武宗─那個遊龍戲鳳的正德皇帝，更是一個伊斯蘭迷─可能就是如此，他才被傳統文人視為昏君。

那明朝的驕傲，不，是代表整個中華民族的驕傲的鄭和，他的來歷又如何？

大部分朋友都知道：他原姓馬，後來改姓鄭，是穆斯林。但千千萬萬的穆斯林，明成祖永樂皇帝，幹嘛就選了他？

這個，或許可以從他的先世得到些線索。

鄭和的先祖，是「賽典赤‧贍思丁‧烏馬爾」，就是元史裡元世祖統治雲南的功臣賽典赤。他撫治雲南，建設行省，政績斐然，甚得民心。

蹊蹺在賽典赤的阿拉伯文姓名─賽，是「賽義德」發音的簡略版。賽義德的意思，不但是貴族，而且不是一般的貴族，而是傳說中的「聖裔」，也就是創立伊斯蘭教的先知穆罕默德的後代子孫。

啊哈！原來中國人的驕傲，「三寶太監下西洋」，可能憑的不是「大國聲威，遠人來服」，而是「穆罕默德聖裔」的號召力？而鄭和之後伊斯蘭在東南亞地區爆炸性的成長，更足以證明：明成祖在選擇出使人選的時候，對這塊代表伊斯蘭的金字招牌早就了然於心；所謂「三擒番王」背後，可能更多的是宗教政治各方面的拉鋸。何況成祖永樂皇帝在草原上的名號，正是取代蒙古大汗的「岱明可汗」(大明)！學習蒙古人藉著傳布伊斯蘭，充當衛教者的政治技巧，從而確保南海商路的暢通，怕早就是明成祖的錦囊妙計吧！

在西方人眼中的伊斯蘭，或許正是一帶一路的成功關鍵。載舟覆舟，我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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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談一帶一路─復興中、西亞的《實業計畫》？

關於上週那篇《一帶一路的前世今生》，有許多朋友瀏覽、評論，與關注，更有很多求全之毀。我不能淨說「虛心受教」或「旨哉斯言」之類的場面話─本來人言人殊，意見的百花齊放是極自然的事。但較令我耿耿的是：有人沒有讀懂我的文字，卻急著妄下「淺薄」、「可笑」、或「呼應西方」等情緒性的評論。

我不是網紅政論家，亦非歷史專業；只是仗著讀了一點書，喜歡從更有歷史縱深的角度看事情─當然，這也可能也是一種偏見。

所以「一帶一路」，我聯想到的便是蒙古人的歐亞金橋。人，往往比我們想像中的，要崇古好舊得多。而西方人，特別是那些喜歡先站了邊，然後再找資料製造特定史觀以迎合當道的「棕鼻子」，不見得就比較高明，就讀了比較多的書─中國書、俄國書，或者，特別是阿拉伯或是伊斯蘭的書。

當有了歷史縱深之後，許多事情就變得開朗得多。像談歐盟與歐元，如果單純只看歐盟歐元區內部的巨大差異，而不看十九、二十世紀二次大戰對歐洲的創傷，與因此而起的歐洲統合運動的民心，就會陷入「一直唱衰但人家就是不倒」的困境。

同理，當初預言了幾十年「暴政必亡」的統派，和日美的、島內的，喜歡預言中國崩潰的獨派，面臨的困境也是如此。

如果拉長了時間維度，今天一帶一路經過的中亞與西亞，近二千五百年來，大部分的時間何曾邊緣化過？

想像自己是來地球作客的外星訪客。然後想像自己正乘著時光旅行機，飛在歐亞大陸上空。你正使用它的導覽功能，快速地瀏覽人類的歷史。如果你有耐心，看了二千年以上的人類活動記錄，你會得出：誰掌握了中西亞核心區，誰就掌握世界的推論。

二千五百年前，你的焦點會是統一昌盛的波斯帝國，橫跨歐、亞、北非。至於希臘─只是帝國西緣一些零星島嶼，住著一些彼此攻伐，吵嚷不休的民族。

二千年前，你還是可以只看西亞。在所謂羅馬帝國的極盛時期，它也始終不敢對盤踞西亞，與之分庭抗禮的安息王國掉以輕心。

一千四百年前，你看到了最精采的一幕。在新興伊斯蘭的宗教熱情激動下，西亞與中亞，呈現大爆發的態勢。一帶一路所經，在中世紀有著最燦爛的文明，圖書館與大學遍佈在穆斯林所到之處。當歐洲蟄伏在蠻族鐵蹄之下，是阿拉伯人、庫德人、伊朗人和其他民族，傳承了古希臘羅馬文明，保存大量典籍；這些古文明資產到了西歐文藝復興的時代被人再翻譯回希臘文、拉丁文、西班牙文，或義大利文，點燃了歐洲掙脫宗教桎梏的火焰。也就是，信仰伊斯蘭的中西亞，在歐洲民族大遷徙的洪流中，保存了希臘羅馬的古典文明之火，也才有後來的文藝復興與現在的歐美文明。史籍裡也記載了各種穆斯林重視學問與知識的紀錄。像古蘭經裡就明示「學者的墨跡比殉道者的血跡更加珍貴」；阿拔斯朝的馬默徳哈里發，曾用等重的黃金，交換學者的翻譯書稿。而信仰伊斯蘭的地方，每一座清真寺就是一座學校，扮演著類似基督教教會或是中國的私塾的啟蒙角色。

六百年前，伊斯蘭的熱潮，在蒙古化的諸汗國時代更加昌盛。1404年，征服小亞細亞到北印度德里的核心亞洲，建立北起錫爾河和鹹海，南及阿拉伯海和波斯灣的大帝國的征服者，定都撒馬爾罕的「跛子」帖木兒，企圖復興蒙古帝國，他決定東征中國─當時明朝剛剛建立。

帖木兒的征服因他的逝世而被迫中斷。這像是中、西亞大一統政權的最後迴光。

然後，你這外星訪客按下「最終回」的按鈕，看到的是1690年，在內蒙烏蘭布通草原上，蒙古準噶爾汗國的士兵們據守在「駝城」之後─用幾千匹綁住四腿的駱駝，上加木箱，外披濡濕毛氈所構成的掩體。

滿洲人的大砲無情地摧毀了伊斯蘭蒙古汗國持續佔有中亞核心區的想望。清軍「炮火齊發，自未至戌，聲震天地，駝斃於火，頹且仆，陣斷為二」……自此中、俄「火藥帝國」獨領了歐亞歷史的風騷。

四百年後，再度輪到中、西亞出頭了嗎？「博格達汗」(中亞民族對清朝皇帝的稱謂)會扮演什麼角色？中、西亞的人民，有著「無資本，即借外國資本」「無人才，即用外國人才」，「欲使外國之資本主義，以造成中國之社會主義」(孫中山《實業計畫》)的急迫感嗎？

http://blog.udn.com/wuyiutang/103172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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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裡的「回鶻」

與很多人心中的認定相反，「蒙古」一開始並不是一個民族─不，其實「民族」這個詞本身就充滿了多樣的變數，是一個人為造作出來，為特定目的而服務的詞語。

比如說孫中山口中的「中華民族」與「美利堅民族」。前者是擎著五色旗的民國政府得以繼承大清帝國龐大非漢人疆域的情感基礎，後者則是他在《三民主義》裡論述中國人的民族危機時的舉例。我們且按下對民族這個詞語定義的爭論，再回到十三世紀初的蒙古高原。

蒙古本來只是成吉思汗所屬部族聯盟「乞顏氏」，所在的小牧民集團的統稱。在千萬萬的牧民集團大海中，有東亞蒙古利亞種的契丹裔，也有中亞人種的突厥裔。蒙古部族，只算是幾滴水這樣的存在而已。當時高原上有名有勢的集團─東部的韃靼、中部的克烈、北部的蔑兒乞，和西部的乃蠻，每一個都是族大人多，組織與文明都更為先進的部族甚至「準王國」。

成及思汗是靠著克烈部的蔭蔽起家的。他憑著優異的軍事才能，贏得克烈部首領「王汗」的信任，東征西討，建立了自己的勢力。接著，1203年他發動政變，殺死王汗，接收了克烈部的勢力；進而在1205年，殲滅乃蠻的太陽汗，完成蒙古高原的統一大業。緊接著1206年，各部族上「成吉思汗」尊號，這才是我們認知中的「大蒙古」歷史的開端。

從1211年南侵金國，到1227年第三次進攻西夏時病死為止，十六年間，無歲不戰。蒙古，愈戰愈強；蒙古人，愈打愈多。

軍隊愈打愈多這個容易理解─就像羅馬帝國對其他民族授與的羅馬公民權，蒙古人的民族觀本來就不狹窄。立國之初就不分血統，將蒙古高原所有部族都納入所謂「九十五千戶」的蒙古國行政體制；西征之後更是大開方便之門，將欽察、突厥等民族都作為「準蒙古人」。東亞的女真、契丹、黨項、漢族，甚至俄羅斯、喬治亞的地方勢力，也是「只要身為王族、首領、軍閥、宗教領袖等具有權勢的人，一旦歸附蒙古，都會受到準蒙古的待遇」。更鮮明的例子像是河北的漢人軍閥張柔與史天澤，都被授與「巴禿」(勇士)的尊號，而正式被接納為蒙古的一員。(所以，別輕信甚麼根深蒂固的蒙古人就等於「壞人」、「蠻族」、「亞洲深處來的次等野蠻人」、「殺人如麻的文明破壞者」的說法。)

但人，特別是統治偌大疆域的人才─布建經濟，整理站赤，營建大都，修造海船，統治人口多出本民族本身千萬倍的人才，是哪裡來的呢？

請跟著我們，把眼光投向天山南北麓。在蒙古擴張之中，有個名叫「回鶻」的「國際智囊團」的存在。1209年，回鶻王亦都護向草原上的新興強權蒙古輸誠納款，並迎娶了黃金家族的女兒，成為蒙古國的「駙馬」。

在杉山正明的《遊牧民族的世界史》中說：從西元九世紀的回鶻王國的殘骸中，遺民們在天山南北麓建立了名叫「天山回鶻國」或「西回鶻國」的小國家。雖然國家小，「但其所蓄積的知識、資訊、經驗，與文化程度卻是非比尋常」。

盡管統治階級是突厥系的王族，但人民早就是大鎔爐─有世居的印度亞利安人種、漢人、藏人、以及粟特或波斯血統的人民。不僅是血緣，非常多的回鶻人都同時精通多種語言與文化。蒙古文便是根據回鹘文字的字母創製而得，而回鶻人，更是傾巢而出，在蒙古帝國各處擔任蒙古皇族的教師、智囊、參謀，主管行政、財務，甚至直接指揮軍隊作戰，或是經營承包的企業。可以說：蒙古人馬上打下的天下，回鶻人則以優異的頭腦加以治理。加上伊朗系的穆斯林商人的跨國跨洲商業體系，十三世紀的歐亞大陸，與其說是「蒙古人的大蒙古國」，倒不如說是「披著蒙古外衣的回鶻─穆斯林歐亞大陸商圈」。

而「回鶻」─Uygur這個代表民族或文化集團的名稱，歷經六百多年的變遷，又出現在1935年新疆召開的政治會議上：將境內講突厥語系的民族，統一定名為「維吾爾」─Uyghur。

民族問題是「一帶一路」面對的巨大挑戰。當以民族主義的觀點來看時，自然是處處凶險─路上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大哈薩克主義、維吾爾跨國聯盟，還有「泛突厥主義」，每一個都是巨大的課題。最有名的便是1992年2月23日，土耳其總理德米雷爾的名言： 「隨著蘇聯的解體，盡管土耳其的邊界固定未變，但土耳其的幅員已經變成了一端在亞德里亞海，另一端則到了中國的長城。」

如果參考蒙古的成例─一帶一路的成功關鍵，應該就是如何讓中西亞的穆斯林，特別是中國自己的穆斯林與維吾爾族群覺得，這是屬於自己本民族、本宗教的資產，從而群策群力，就像大蒙古國裡的回鶻菁英們為其他民族的世界帝國殫精竭慮一樣。

回鶻出身的忽必烈近臣廉希憲曾有言：「先發制人，後發人制。天命不敢辭，人情不敢違。」如果中國覺得一帶一路是她的「天命」，穆斯林與維吾爾，便是不能迴避的「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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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永佳、李小雲：實施“一帶一路”戰略要有宗教考量

ifeng.com |

筆者在雲南調研時遇到一位內地在老撾投資的商人，他不無感慨地說：“不要以為有錢就一定能搞定一切！我們想買一塊地，最後村裏的首領說周圍都是他們的佛地，買不得。”如果說在中國進行基礎建設基本不必考慮宗教問題，實施“一帶一路”戰略就不同了。陸路上，西安以西就逐漸進入穆斯林占主流的內亞地帶。從阿富汗、巴基斯坦，到中亞五國、伊朗、伊拉克、敘利亞，直到土耳其，穆斯林人口均占各國九成以上。從雲南進入老撾，緬甸到柬埔寨、泰國是小乘佛教主導的國家。海路上，過了金蘭灣，就進入了穆斯林主導的“馬來世界”，印尼有兩億多穆斯林，接近總人口的九成，是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國家；馬來西亞穆斯林占六成以上，並在國家和地方均享有政治優勢。麻六甲海峽以西的南亞國家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穆斯林人口超過一億，分別是世界上第二、三、四大穆斯林國家。印度的印度教徒幾近八成，斯里蘭卡的佛教徒也有七成之多。宗教在實施“一帶一路”的區域不僅僅是信仰問題，而是完全處於這些國家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生活的核心。因此，可以說“一帶一路”其實是一個“宗教的路帶”。

“一帶一路”的宏觀戰略一旦形成，在微觀運行上回避不了和沿線的宗教，特別是各種各樣的穆斯林社會打交道。企業要在別人的地盤上鋪路橋、建港口、修管道、運物資，就必然要與各自為政的各類地方勢力頻繁協商，必然要雇用當地勞力，必然要接觸一個個活生生的人，這都需要充分瞭解宗教社會。但目前關於“一帶一路”的討論似乎就是一個政治和經濟的問題，很少涉及社會宗教問題。針對一路一帶的穆斯林國家，即使伊斯蘭問題專家，也常常將宗教問題還原成外交談判和一般性國家間的禮節，但宗教涉及道德、團結、尊嚴、生命等價值，是各種社會行動的動力所在，所以不能簡單地還原為政治問題或者經濟問題，更不能假設當地社會天生追求GDP。何況，“一帶一路”的《願景與行動》，也不止政治和經濟兩個目標，還提出了“民心相通”的理念，並提倡“開展多層次、多管道溝通磋商”、“增進沿線各國人民的人文交流與文明互鑒，讓各國人民相逢相知、互信互敬”、“攜手推動更大範圍、更高水準、更深層次的大開放、大交流、大融合”，這都需要我們將宗教特別是伊斯蘭教納入戰略實施規劃的考量之中。

“一帶一路”將會帶動大規模的企業和人員“走出去”，而我們現在“走出去”的機構雖然也在改變過去那種完全隔離外派人員的管理方式，但是企業和單位依然照搬外交人員標準，要求員工受外事紀律約束，集中住宿、收繳護照、外出請假、結伴出行，不許與當地人密切來往，更不能與當地人戀愛、結婚，等等。這種半軍事化管理自然降低了風險，但卻使駐外生活無聊沉悶，勾心鬥角頻發。管理層追求別出亂子，普通人盼著早點回國，整個生活處於“懸置”狀態，如何談得上有所作為？有的企業慣性地把“公關領導”的做法搬到國外，以為搞定政府就等於搞定社會，無視了我們“走出去”的大多數國家既不是西方的法制社會，也不是我們這樣的政府社會，而是以宗教為主導的碎片化的社會。有些人員在認識上缺乏宗教敏感性，缺乏對宗教的尊重特別是缺乏對穆斯林社會的各種習俗，以及由此演化成的政治和經濟契約形態的瞭解，在心裏往往把落後和恐怖主義與穆斯林社會相聯繫。遇到征地，拆遷和補償等糾紛，遇到草根社會抗議，就歸咎於美國指使、刁民找茬、政府失靈；遇到地方精英來溝通，首先想到自我辯護，甚至抱怨為什麼捧著錢幫你們發展，你們還不領情？

不善於同宗教社會打交道是我們走向世界的大挑戰。我們的成長過程很少涉及宗教知識教育。我們很多人對宗教一是不瞭解，二是有歧視。很多人認為宗教與經濟發展此消彼長，認為科學已經完勝宗教，認為各種宗教正在全世界走向消亡。很多人認為穆斯林只是一群服裝怪異、飲食奇特、不適應現代社會的人，很多人不明白何為封齋、禮拜，更不瞭解沙裏亞教法、革新運動、伊斯蘭金融等今日伊斯蘭世界的基本景觀。我們不要求每個走出國門的人都成為宗教專家，但是需要有宗教的知識，對宗教的尊重。

以伊斯蘭教為例，伊斯蘭教在歐亞大陸和非洲呈現強力復興之勢。即使在宗教政策較為開明的東南亞，伊斯蘭教在政治、經濟、社會生活中也占主導地位，沙裏亞教法體系在馬來西亞、汶萊、印尼的適用範圍日益廣泛。內亞這邊，穆斯林人口占99%的阿富汗，日常生活節奏完全按伊斯蘭教要求展開。巴基斯坦不僅以伊斯蘭教為國教，而且遵行嚴厲的《宗教褻瀆法》。就連宣稱宗教中立的哈薩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伊斯蘭教仍然主導著日常生活。更重要的是，伊斯蘭教正在經歷深刻而迅速的變化，新興運動層出不窮，在普通人當中傳播得非常快。

“行遠者儲糧，謀大者育才”。“一帶一路”只是中國扮演更多國際角色的開始，僅僅靠國際政治、商業、法律、工程技術人才，無法勝任這些角色。必須培養一大批深諳宗教特別是穆斯林社會生活狀況，為當地社會所接受的人類學、宗教學、民族學人才，為外派機構和基建專案的開展做評估、建議、培訓、溝通、公關。僅憑看當地報紙和打聽小道消息，根本無法瞭解具體的穆斯林社會，解決之道在於專業人才培養。因此，要鼓勵中國學生到國內外頂尖大學攻讀中亞、西亞、南亞、東南亞研究的學位，在攻讀階段就要到穆斯林社會中長期生活。同時，也應在國際上引進世界公認的區域問題專家充實高校師資，為中國培養真正熟悉沿途國家社會文化的區域人才。同時更要為沿途國家培養瞭解中國社會文化的人才。由於長期著眼西方，中國對亞洲各國的知識儲備，遠不及歐美，也無法跟日本、韓國、新加坡相提並論，甚至跟印度都有差距。僅靠外交官和企業家孤軍深入，在複雜的伊斯蘭世界批量完成大型項目並贏得讚賞，任務過於艱巨。

（本文經《國際發展時報/IDT》授權鳳凰網大學問轉載，轉載請載明雙方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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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世界的模範生：超過40年沒有族群暴亂，馬來西亞是如何辦到的？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馬來西亞的華人可說具有全世界最道地的中華文化：它沒有像中國搞資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斷了文化源頭；它也不像新加坡的華人拚命西化。

文：羅柏卡普蘭

馬來西亞雄踞南海之上，像個「漏斗」衡軛著通往印度洋的出入口。曾經十分繁榮的麻六甲商港位於兩大季風系統交會之處：西南季風把中東和印度次大陸的船隻送到遠東，而東北季風把遠東的船隻送到中東和印度次大陸。因此，馬來西亞是全世界少有的幾個地方之一，可以在同一個考古遺址找到中國陶瓷、伊斯蘭硬幣和南印度銅器。

中東與中國的連結點

一座因石油及天然氣而繁榮的城市從一片濃密的蒼綠中冒出來；彩色玻璃和鋼骨結構讓大樓活像位於湖濱的火箭發射台。我在夜色中坐在燈火通明的屋頂游泳池邊，啜飲粉紅色的雞尾酒，水面上浮著閃閃發亮的氣球。漫畫書裡的蝙蝠俠和高譚市突然浮上心頭。天橋上簇擁著棕櫚樹。

儘管摩天大樓櫛次鱗比，在那蒼鬱的青山、蜿蜒的河川當中，仍有一個尚待填平的大窟窿；一百年前這裡的錫礦和橡膠開始被大量開採。那時候的首都吉隆坡只不過是個「泥濘的河水匯流地」，也因此得名。馬來西亞和馬來世界此一充滿貿易站和河口的群島，召喚著毛姆的短篇故事。今天再也不復如此。毛姆小說裡一望無盡、令人汗如雨下的熾熱叢林，以及感人肺腑的家族故事上演的殖民地農場，俱往矣。如今我所看到的一切，都有一股被壓抑的生命力。眼前這片新銳景象使我現在必須引用其他作家來做聯想。

在吉隆坡，炫麗的高檔購物中心宛如獻給商品拜物教的祭品，將消費主義提升到意識型態的地位。看著雙子星大樓（Petronas Towers）裡面購物商場中來去匆匆的群眾、以及來自四面八方的各色人種──馬來穆斯林女子，她們的頭髮藏在五彩繽紛的頭巾底下；印度女子身穿同樣漂亮的紗麗（saris）；華人女子則穿西式洋裝──我的思緒不斷盤旋，浮上托爾斯坦．范伯倫（Thorstein Veblen）、奈波爾（V. S. Naipaul）、艾尼斯特．葛爾納（Ernest Gellner）、克利弗德．紀爾茲（Clifford Geertz）和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等人的身影，他們沒有任何一位被歸類為哲學家，但其實全是哲學家。

美國最鬼才的社會評論家范伯倫一百多年前在《有閒階級理論》（The Theory of Leisure Class）中寫到消費主義者如何透過大肆揮霍，饑渴追求無用的東西、名牌精品和自尊。他創造出「炫耀性消費」（conspicuous consumption）這個詞語，以此來指涉城市居民，因為與大量人密切接觸的人往往會消費得更多，他們需要以此作為社會聲望的表徵。

我認為，當今的馬來西亞穆斯林吻合范伯倫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對美國人的這個觀察，這也顯示穆斯林和我們並無二致。換句話說，伊斯蘭文明並非奇怪的他者。當然，這和小說家、文學旅行家奈波爾在他1981年的著作《在信徒的國度：伊斯蘭世界之旅》（Among the Believers: An Islamic Journey）中所說的，截然不同；他在書中提到「馬來人的漫不經心」和「華人的活力充沛」，「舊與新之間的差異就是馬來人和華人之間的差異」。或許這句話今天仍然可以成立，但是肯定現在已經比起奈波爾當年觀察時降低許多。（奈波爾本人在他1998年的續集《超越信仰》（Beyond Belief: Islamic Excursions Among the Converted Peoples）中有簡短地提到。）

另外，已故的法籍捷克裔社會人類學家葛爾納，對穆斯林文化有非常細緻的觀察。葛爾納提到伊斯蘭不像基督文明，它並不誕生「在一個帝國之內」（指的是羅馬），而是誕生「在兩個帝國之外，一個是拜占庭，很快就被它推翻，另一個是波斯薩珊王朝，最後被它征服」。葛爾納又說，「因此伊斯蘭沒有侵蝕一個早先的傳統文明，也沒有作為它的幽靈存活下來。它創造了自己的帝國和文明。」作為自己「完整及最終的」文明，伊斯蘭為社會秩序提供一套無可辯駁的藍圖，比之猶太教及基督教更勝一籌。

但是這個說法若是還能成立的話，為什麼范伯倫1890年代對美國人所做的觀察，竟和我現在對馬來西亞穆斯林的觀察會一樣呢？不同文明之間的歧異不是也多少該在購物中心出現嗎？馬來人有了什麼改變呢？我問起我自己。

我在已故的美國人類學家克利弗德．紀爾茲的著作《文化的詮釋》（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讀到一段話，找到了答案。他說，固然外國文化的現實不只是觀察者單純的偏見，同時也有「人類的基本共通性」存在。因此，過分強調文化和文明可能會遮掩住人性本身的事實。我在購物中心所看到的就是人性中赤裸裸的物慾。

然而，儘管購物中心給人光鮮亮麗、四海昇平的印象，它仍存在著不同的文明和種族。紀爾茲本人注意到，馬來西亞的文明拼盤由幾個種族拼組而成，而他們至少在相當晚近的過去「相互猜疑和敵視，以致於哈布斯堡帝國看來都像是丹麥或澳大利亞。」固然這麼說或許過於誇大，馬來西亞的確構成一個實驗，特別是它把華人接納進這個穆斯林占絕大多數的區域：這個實驗若是成功，至少可以證明杭廷頓的「文明衝突」理論並不正確。7至少就基本層面來講，購物中心似乎可以緩和這位已故的哈佛教授的懸念。

當然，我們不清楚購物者腦中的想法。就現代化的過程而言，誠如杭廷頓和其他人的理論，它也會走向族群衝突，因為原本孤立的團體因為城市化的結果，彼此發生接觸，增強彼此間的敵對，尤其是某些團體比別的團體進展更快的話。1950年代末期至1970年代，本地經濟成長率高達百分之二十五，華人和印度裔的所得上升得比馬來人快速，這也是為什麼那時種族暴動頻繁的原因之一。

但是，身為杭廷頓的朋友，我曉得他若是看到這一幕會是多麼的感動。穆斯林、華人和印度人融合在一起，象徵馬來西亞位於「世界貿易網絡中心」，介於中東和中國之間：這個地方在十九世紀，距中國是三天的船行時間，距阿拉伯則需行船三個星期。馬來西亞，包括馬來半島和婆羅洲島的西北海岸，雄踞南海之上，像個「漏斗」衡軛著通往印度洋的出入口。曾經十分繁榮的麻六甲商港位於兩大季風系統交會之處：西南季風把中東和印度次大陸的船隻送到遠東，而東北季風把遠東的船隻送到中東和印度次大陸。馬來西亞這個「漏斗」位於這些路線及它們代表的文明交會點之上。

因此，馬來西亞是全世界少有的幾個地方之一，可以在同一個考古遺址找到中國陶瓷、伊斯蘭硬幣和南印度銅器。購物中心就是這些歷史事實的二十一世紀證明：馬來西亞位於開發中世界的神經中樞位置。這裡是亞洲的心臟──也是全球的心臟。購物中心象徵昔日的第三世界剛贏得後工業時代的繁榮；杭廷頓對這一點並不會感到驚訝，他曾經寫說，「文明之間的權力平衡」出現「根本改變」，代表西方的力量將相對的「繼續式微」。

穆斯林世界的模範生

在馬來西亞身上，我們可以看到海洋亞洲的人口與經濟的旺盛生命力，無愧為中古及現代初期麻六甲──馬來半島西南端的主要集散地──的後裔。馬來西亞有兩千八百萬人口，六成是穆斯林馬來人和原住民（bumiputras，即婆羅洲馬來西亞上的非馬來人、也非穆斯林的原住民族，如伊班人〔Ibans〕、姆律人〔Murats〕和卡達山人〔Kadazans〕）。

華人以福建及中國東南其他省分移民來的客家人為主，當年以契約工人身分來此，占了約百分之二十三。印度人約占百分之九，以來自印度東南部的塔米爾人為主。其次，還有數百萬來自貧窮的印尼和孟加拉移民及非法移民。因為根據聯合國2011年人類發展指數，馬來西亞是東南亞最富裕的大國。唯有新加坡和汶萊兩個小國家排名比它高；前者是海外華人占極大多數的城市國家，後者因石油而致富。

財富形成城市化和資產階級化，而根據位於吉隆坡的「戰略運用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Engagement）沈賽芬的說法，它們代表的不只是消費主義，還是種族之間「交涉的緊張」。城市生活不僅使不同的群體的人湊在一起，參與單一、物質主義的全球文化，還帶給他們諸如全球伊斯蘭（global Islam）等現象，使得穆斯林馬來人與其他群體有所區隔。我在購物中心看到的足堪反駁杭廷頓的畫面，只是粗淺的第一眼印象而已。我在馬來西亞住了好幾個星期，與學者及其他專家交談，他們透露給我更錯綜複雜的族群關係圖象，而它實際上強化了杭廷頓的理論──至少他在《外交事務》（Foeign Affairs）雜誌發表那篇著名的文章後，又出版了一本專書，對此有更細膩的闡釋。

緊密接觸可能促進族群之間的相互了解，但它未必帶來和諧。民族主義當然也可以誕生於某一特定地理空間中多種族的全球性文化裡；但是，我在此地遇見的每個人都說，馬來西亞還未到達這個階段，因此它那多元化的人民可能根本無法經驗真正的愛國主義。

或許馬來西亞在實體上、社群上太多樣化，因此無法在情感上有凝聚力──也就是說無法組成一個齊心協力的群體。馬來半島的西北邊有華人居多數的檳城，東北邊又有信奉伊斯蘭的吉蘭丹州（在官方默許下，賭博與賣春暗地裡存在〕。這還不說有非馬來人的原住民住在孤懸於遠方的砂勞越州和沙巴州。事實上，由馬來半島和西北部婆羅洲組成的這個國家，本來就有地理結構上的模糊性，這已經導致了其國家概念的模糊。而它的族群緊張關係又限制了馬來西亞民族主義的發展。因此在單一民族、民族情緒熾烈的越南，反華情緒十分明顯，在這裡卻不存在。

在說明他們對中國比較和善的態度時，馬來西亞人經常談到中國明朝和中古及現代初期之麻六甲港的親密關係。但是，真正的問題是，馬來西亞過分專注於本身的矛盾之中，以致不能集中精力對付外來威脅，特別是這個外來威脅相當模糊時。強大的中國對馬來西亞華人來講是好事，這一點就和強大的印度對馬來西亞印度人來說是好事，異曲同工。同時，占多數的馬來人因為中國崛起而產生某種不安全感，他們也愈來愈靠向廣大的阿拉伯─穆斯林世界。換句話說，他們在逃避中國問題。

還有另外一個因素助長了散漫的國家認同，那就是馬來半島（先不談婆羅洲的砂勞越和沙巴）即使在英國治理下也從來沒有統一。十九世紀末的英國人統治著雪蘭莪、霹靂、森美蘭和彭亨所組成的馬來聯邦（Federated Malay States of Selangor, Perak, Sembilan and Pahang）。到了1946年，又加上麻六甲、檳城、天定（現稱曼絨）和新加坡等海峽殖民地。它們還要再加上群島上九個馬來蘇丹領地。馬來西亞的一位非政府組織負責人詹德拉．穆札法（Chandra Muzaffar）說，每一塊地理區各擁自己的穀倉。各村莊和城鎮有各自的認同。一直要到英國軍隊對付共產黨游擊叛變時，才在冷戰初期、獨立之後頭幾十年，才開始集中國家權力。

國會議員劉鎮東告訴我，馬來西亞之所以有今天，核心關鍵在於城市化。1950年代，不同的族群各自住在自己的農村地區，彼此罕於互通往來。政治委託給村、鎮裡的菁英，通常是受英國教育的人，他們在吉隆坡合縱連橫。由於上層的妥協，農村時代一直延續到1970年代，玩的是典型的恩庇制度。劉鎮東告訴我，1969年的吉隆坡是個華人城市；由於平等權利保護（affirmative action）有了績效，農村馬來人後來才進入吉隆坡。

當時來到吉隆坡的馬來人，通常住在貧民窟，遠離華人中產階級的視線。但是到了二十一世紀第二個十年，七成的馬來西亞人民住在城市，五成人口年齡不滿25歲，並且馬來西亞號稱是全世界臉書（Facebook）使用者比率最高的國家之一。現在全國一半人口是中產階級，根據亞洲開發銀行的統計，另四成是低度中產或高度中產階級。

馬來西亞的社會改造集中在占多數的馬來人身上。殖民末期的馬來化與農村（kampong）生活有關，然而它很容易掩蓋住一個事實：其實許多馬來人是商販和手工業者。縱使如此，「馬來理想」（Malay ideal）仍然很鮮活。以澳大利亞歷史學者安東尼．米爾納（Anthony Milner）的話來說，它集合了群島海盜、宋格特布（songket，當地一種用金、銀絲線編織的布料）和農村中「房舍錯落有致、椰子樹無所不在」的形象。它是一個「破碎、流動」的區域，直到吉隆坡在二十世紀末幾十年崛起之前沒有中央政府，因此這種含糊不清和日後馬來西亞民族主義的含糊不清有相當的關聯性。馬來人拜其地理位置處於中國與印度世界交會點之利，具有豐富的傳統；不過他們缺乏如同附近的爪哇的壯觀佛教婆羅浮屠（Borobudar） ，只是或許我們也可以說它反而不受如此豐厚、沉重的文化羈絆。

夏威夷大學歷史學者、東南亞區域專家李歐納德．安達亞（Leonard Andaya）鑽研馬來世界多年，寫了一本經典著作《同一棵樹的枝葉》（Leaves of the Same Tree）。他說，「巫來由」（Malayu）一詞只用在相對於明顯的異族時，如爪哇人、暹羅人、葡萄牙人。他說，在其他情況下，馬來人種（Malays）只與特定地點連結，如「麻六甲的人」、「柔佛的人」。按照安達亞的觀點，共同的馬來認同意識不是出於血緣關係，而是透過跨東南亞海域的「航行走廊」的「互動模式」而產生。馬來意識既模糊又有彈性，使得它易於與伊斯蘭融合。

一般咸信印度穆斯林貿易商在十二、十三世紀乘船而來，最先把伊斯蘭帶進馬來半島。學者廖振揚寫說：「族群與宗教之間的關係極其親密，以致於一般所說的信奉伊斯蘭（masuk melayu），意即『成為馬來人』。」早在十六、十七世紀，位於蘇門答臘北端的馬來族亞齊人與印度及大中東地區的伊斯蘭王國進行活絡的海上貿易，這是使得伊斯蘭學者來到本地區的最關鍵因素，早於現代馬來西亞想到之前就把馬來意識與伊斯蘭連繫在一起。並且由於半島上各個蘇丹風光不再，「伊斯蘭比以往更成為了馬來認同之核心。」

大規模的社會變遷和向城市移動結合起來，意味著這裡的人將接觸到西方自由派思想及全球伊斯蘭。與前者的接觸反倒鼓勵為了避難的馬來人回歸後者。特別是在人口一百五十萬的吉隆坡，愈來愈多穆斯林女子喜愛保守的衣著，包括頭巾。1970年代時，男子開始穿阿拉伯長袍和帽子。阿拉伯字彙深受採用，特別是在正式招呼時，常用到「色蘭」（al-salamu alaykum） 。伊斯蘭「復興運動」（dakwah movement）跟著崛起。老的清真寺以本地馬來風格興建，而它們受到印度次大陸風格的影響，現在新的清真寺則走中東風格。政治上的「文明的伊斯蘭運動」（Islam Hadhari）意指想要結合經濟發展與伊斯蘭化的企圖。

馬來人現在出國到中東保守的學府，如開羅的艾資哈大學（Al-Azhar University）研習伊斯蘭律法，而馬來西亞的國際伊斯蘭大學以阿拉伯語和英語開法律與經濟學門的課程，吸引阿拉伯人和伊朗人來馬來西亞深造。高等教育部副部長賽夫丁˙阿都拉（Saifuddin Abdullah）向我解釋，為什麼馬來西亞是中東穆斯林最理想的去處。「他們可以透過英語得到現代教育。此地又有符合伊斯蘭律法（halal）的食物。馬來西亞物價相當低廉，氣候宜人。相對於中東，我們有多元文化，而且相對進步。大部分阿拉伯人和伊朗人希望自己的祖國能更自由化，他們在這裡找到他們要的東西。」

國際伊斯蘭思想及文化研究院副院長阿布杜拉．阿山（Abdullah Al-Ahsan）教授評論說，馬來西亞是唯一一個穆斯林國家，早在1957年起就定期選舉，即使它是由「馬來民族統一機構」（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zation） 主宰的一黨國家。「馬來西亞已經產生影響。它在穆斯林世界是個模範國家。許多人從我們這裡畢業後，在中東各國位居要津。」或許阿山教授最有名的學生是土耳其現任外交部長阿赫美特．達吾土古路（Ahmet Davutoglu）。

達吾土古路1990年代上半葉曾到馬來西亞留學。他擬定的對伊斯蘭世界創新的外交政策，幫助土耳其崛起為不再對西方唯命是從的中等大國。「馬來西亞給予達吾土古路一個看到外在世界的機會。」──或者說是一個既有四海一家精神、卻又不失伊斯蘭本質的世界。因此，達吾土古路能夠替他的祖國土耳其規劃類似的可能性。

我們必須知道，馬來西亞的現代伊斯蘭文明之根源其實更早於當代城市文明。檳城的穆斯林知識分子卡爾東．馬力（Khaldun Malek）向我解釋，馬來西亞與中東的交流可以上溯到中古時期，吹向有週期性的季風利於航行，因此不必等待蒸汽船時代，就可以與印度洋文化產生結合。

事實上，蒸汽船只強化泛伊斯蘭主義，因此十九世紀末期波斯人賈瑪爾．艾丁．阿富汗尼（Jamal ad- Din al-Afghani）和埃及人穆罕默德．阿布都（Muhammad Abduh）的伊斯蘭現代主義──強調在伊斯蘭本身內部尋找普世原則，以回應技術先進的西方所構成的挑戰──在我們這時代的城市化之前許久，就已經進入馬來群島。借助於所有這些發展，馬來西亞可以說是中東在亞洲綻放的果實。這裡的穆斯林人口並非高達九成或八成，而是只有六成，此特色對伊斯蘭造成了某種限制，同時一方面使之必須自我節制、調整，一方面又使之缺乏安全感。而且其他人口本身也有豐富的文明傳承。

此處伊斯蘭霸權最強勁的挑戰來自於中華文化。馬來西亞的華人可說具有全世界最道地的中華文化：它沒有像中國搞資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斷了文化源頭；它也不像新加坡的華人拚命西化。甚且，雖然馬來西亞的華人社群過去被說是多元化，譬如說有來自華南的福建人、也有在本地出生的土生華人（Peranakan） ，可是現在在馬來西亞大城市裡已逐漸出現單一色彩的華人意識──這也算是全球化的產物。

它可以和近幾十年來出現在印度，取代了往昔各種區域、村落意識的單一印度主義（Hinduism）做個比較。這個單一色彩的印度主義成為印度民族主義的基礎。可是，馬來西亞華人非常不同，儘管他們認同某些特定政黨，但他們是以經商為重、中間人心態的少數民族，不像印度人那樣會受到祖偉大國之號召。可是，面臨著《經濟學人》週刊所謂的本地「尖銳的族群和宗教分野」，馬來西亞華人以較狹隘的族群來作為認同是可行的。

吉隆坡一位華裔學者告訴我：「小時候，穆斯林常到我家來玩。現在華人家裡罕於招待穆斯林客人。即使你家的杯盤器皿乾淨，它們還有豬肉殘味，因此不符合伊斯蘭律法，在穆斯林眼裡，這代表你全家都汙染了。」我在馬來西亞逗留期間，聽到各種不同版本的這個故事。但是我認識的一位穆斯林學者說，這個觀察只能說半對半錯。他解釋說，過去，菁英只跟菁英來往，穆斯林之所以拜訪華人家庭，是因為大家同屬一個階級圈子。但是現在新興的中產階級華人必須與新興的中產階級穆斯林打交道，而後者嚴守他們的飲食戒律。

華人和印度人通曉馬來語文，但是在城市裡對伊斯蘭展現虔誠信仰的馬來人，卻不通華語和印度話。馬來人即是城市窮人的同義詞，城市窮人多，是馬來西亞最棘手的問題，這一點和許多開發中國家沒有兩樣。換句話說，這個社會存在著相當大的緊張，但是好在石油及天然氣豐富支撐著消費經濟，還有一大堆的社會福利機構。

以開發中國家的標準來看，馬來西亞失業率很低──有些估計說，只有百分之四──使它不致爆發事端。非常重要的一點，馬來西亞已經超過四十年沒有族群暴亂。並且儘管不同的族群彼此分開居住，很像斯里蘭卡和斐濟，卻不像這些地方有族群戰爭和叛亂。因此，儘管馬來西亞有內部分化，卻構成相當成功的後殖民經驗，有數以百萬計的人脫離貧困、改善自己的社會地位。我們不應該忘記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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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46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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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周邊國家融入中國工業體系

2017年08月03日 04:10 旺報

許石坪

中國的工業體系雖然比較完整，但並沒有加以利用。如果換一種思路，在一帶一路發揮製造業，特別是裝備製造業的優勢，那麼中國就可以在東南亞成為一種凝聚力量。我認為一帶一路要有組織的出去，如果哪裡賺錢就去哪裡，將來可能會削弱這一構想的實際力量。

首先看一帶一路針對東南亞的經濟優勢在哪裡。我認為，最大的經濟優勢就在於中國擁有一個完整的工業體系，特別是裝備製造業以及生產資料製造業。

中國現存完整的工業體系，不僅是中國改革開放和發展的重要基礎，也是實施一帶一路要很好發揮的一個得天獨厚優勢。東南亞地區國家眾多，發展水平參差不齊，但放眼整個東南亞，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擁有如此完整的工業體系。所以，中國到一帶一路上去，若是與孟加拉國競爭做衣服就沒有優勢，因為我們工資高，勞動力成本高；但如果換一種思路，去發揮製造業，特別是裝備製造業的優勢，那麼中國就可以成為一種凝聚力量。

觀察世界發展趨勢，我認為未來可能會形成四大經濟區。第一，美國，美國毫無疑問是當今世界工業體系最為完整的國家；第二，是以德國、法國為核心的歐洲，其中尤以德國工業體系最為完整；第三，中國；第四，俄羅斯。

前蘇聯時期，俄羅斯的工業體系十分健全，而蘇聯解體對俄羅斯帶來的最大衝擊就是把將其工業體系摧毀：當時的船舶製造、飛機建設等等，都被烏克蘭、哈薩克斯坦分割開來，這也是至今俄羅斯發展不起來的一個重要原因。對於俄羅斯而言，重建工業體系是當務之急。

工業體系不是任何一個國家都可以建立起來的，必然是大國才行。當一個國家建立起工業體系，就能夠吸引周邊小國來參與工業體系完整的產業分工，並使之成為其中的一個配套。

以北約為例，它什麼要東擴？其實就是要爭奪前蘇聯時期那些「配套國家」：匈牙利、波蘭、捷克等。這些國家的工業體系都被納入到歐洲，並以德國為主。美國，則擁有整個美洲參與其工業體系。中國的工業體系雖然比較完整，但我們並沒有加以利用，把周圍一些小國吸收進我們的經濟圈。

如果能把這些小國吸收進來，進行產業分工、配套，並將市場對接，那麼將來一帶一路就會有很好的發展。如果我們僅僅是局限於解決產能過剩、商品輸出等問題，繼續走西方國家過去的老路，一帶一路恐怕很難走通。為什麼？現如今，雖然經濟實現全球化，但是經濟的民族性、國家性仍然是不可缺的。任何一個國家、民族，都會要求一定的經濟獨立，因此一帶一路必須要處理好這個矛盾。

（作者為大陸總後司令部研究員）

(旺報)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0803000860-26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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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高鐵「走出去」為何步履維艱？

出口高鐵是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遠大抱負之一，但中國在說服未來合作伙伴採用這項成本高昂的技術方面並不順利。經過多年停滯後，泰國去年11月開始啟動中泰高鐵合作項目一期工作。該項目可能關係到中國能否實現其出口高鐵的希望。

華爾街日報記者 Trefor Moss2018-05-21

中國鐵路設計集團有限公司(China Railway Design Corp.)總工程師 Li Guanghe 在中國主持修建過技術最為複雜的一些鐵路。現在他面臨迄今為止最艱鉅的挑戰：在海外開展工作，修建泰國一條旗艦鐵路項目。該項目可能關係到中國能否實現其出口高鐵的希望。

出口高鐵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一帶一路」倡議的遠大抱負之一，該倡議旨在升級從非洲到太平洋地區國家的貿易和運輸網絡。不過，雖然在高鐵項目背後動用了外交影響力，但中國在說服未來合作伙伴採用這項成本高昂的技術方面並不順利。

經過多年停滯後，泰國去年11月開始啟動一條高鐵項目耗資55億美元的一期工作，中國希望這條鐵路最終會構成中國-新加坡鐵路線的一部分，這條鐵路線可能為中國鐵路承包商帶來豐厚利潤。現在壓力集中在 Li Guanghe 身上，他要完成首段長157英里（約合249.6公里）連接曼谷與呵叻的路段。

作為該項目負責人的 Li Guanghe 表示：「壓力很大。」工程車輛在位於幫亞索的新建項目工地上隆隆駛過，幫亞索是泰國東北部的一個小鎮，周圍被玉米地和丘陵環繞。

Li 表示：「一帶一路倡議要取得成功，中泰高鐵是重要一環。我們希望這個項目能做到最好。」

中國擁有全球規模最大的高鐵網絡，總里程超過15000英里（約24140公里）。世界銀行將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歸功於龐大的公共工程建設。不過未來10年中國國內的建設活動料將放緩，這令中國出口高鐵的興趣增強，而且宜早不宜遲。

美國智囊機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研究人員Jonathan Hillman稱，中國外交人員在到處推銷高鐵。他表示，他們在推銷時通常不會考慮這些國家是否真正需要高鐵項目。

泰國和老撾是中國取得具體進展的僅有的兩個國家，在這些國家，令對方從不情願到作出確定承諾，中國官員需要長達10年的時間進行談判。

這條擬建的泛亞鐵路全長2200英里（約合3540公里），從中國南部開始，途徑老撾、泰國（1000英里的中間部分）和馬來西亞，到達新加坡。該系統將是全新的，目前東南亞尚無高鐵。

諮詢公司榮鼎集團(Rhodium Group)的顧問 Agatha Kratz 稱，這一高鐵網最初是由東南亞國家聯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簡稱﹕東盟)構想的，但現在推動這一構想成為現實的卻是中國，中國已將此變成了自己的計劃。Kratz曾撰寫過有關中國所謂的鐵路外交的文章。

該項目面臨有關乘客需求及缺乏民眾支持的質疑。幫亞索一名53歲的工人 Sompot Kaewlaharn 說，他買不起高鐵車票。他承認，舊式火車是慢，但跟泰國的許多鐵路服務一樣也是免費的。

他表示，泰國政府之所以這樣做似乎是因為想討好中國，因為中國很強大。

一位了解相關談判的泰國官員也持類似觀點，這位官員表示，中國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泰國來確保該鐵路項目的推進。

巴育·詹歐差(Prayuth Chan-ocha)領導下的泰國政府最初是在2014年批准了中國支持的這一高鐵計劃，巴育在同一年推翻了泰國民選政府。泰國政府批准該計劃之際正值泰國的新領導層作出了改革該國老舊基礎設施的承諾。

但是後來，圍繞泰國須向中國提供的鐵路項目貸款支付多少利息的問題上，雙方未能談攏。2016年，巴育宣布，泰國將自行為第一階段項目籌資，並選擇泰國的承建商，中國只需提供設備和技術協助，這讓中國政府感到失望。

Kratz 表示：「泰國在儘可能地拖延時間。」

中國則催促泰國行動。據在場泰國官員稱，在2016年底杭州舉行的二十國集團

(G20)峰會上，接連有中國官員對受邀出席峰會的巴育表示，對項目遲遲未上馬感到不滿。

這位知情人士稱，峰會期間，中方外交人員不斷向巴育施壓，直到他同意啟動項目才罷。

中國外交部及泰國總理府發言人均未回應記者的置評請求。

Li 於去年7月抵達泰國，中國政府要求他在58個月的合同期內將項目建設完畢。他帶領的團隊包括50名中國專家和400名泰國承建商，在2月份一個炎熱的午後，一些工人在平整項目首兩英里的土地。

Li 曾主持修建了從中國城市宜昌至温州的鐵路，這段鐵路途徑泥濘山區，建設難度相當大。他表示，泰國項目相對簡單，但困難在文化和政治層面，而非在技術上。他說，作為外國人推進項目無比艱難。

泰國國家鐵路局(State Railway of Thailand)項目工程師 Veerayuth Kaewsawang 是 Li 在該項目中的高級合作伙伴。Kaewsawang 也表示，由於需要通過翻譯討論線路的每一個細節，這可能是一項艱苦的工程。他說：「我們幾乎在所有事情上都要談判。」

雖然中國向鄰國施加了壓力，要求這些國家支持其高鐵計劃，但中國對於拿到訂單的迫切希望也使得一些小國獲得了談判籌碼。

為說服老撾參與該鐵路項目，中國不得不同意自掏腰包為這項規模60億美元的項目提供大部分資金。泰國政府也沒有接受中國最初的計劃，而是選擇修建一條成本較低、速度較慢的高鐵。

在終於促使這些項目開始推進之後，如果希望說服包括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在內的其他潛在買家也參與進來，中國需要這些項目取得成功。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將於今年晚些時候對這條泛亞鐵路的新馬高鐵段工程進行招標。

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的 Hillman 稱，就此而言，泰國和老撾的項目對中國是一把雙刃劍，這些項目的成敗可能關係到中國能否捍衞其作為可靠高鐵提供商的聲譽。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80521-mainland-china-high-speed-r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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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馬高鐵計畫喊卡！　馬哈迪：防新殖民主義

記者 劉亭廷 報導

2018/09/03 23:30

馬來西亞今天宣布，和新加坡連接的高鐵計畫，要暫時喊卡！馬哈迪重新接掌馬來西亞首相後動作頻頻，不但取消許多跟大陸有關的投資計畫， 這回高鐵計畫又喊卡，馬哈迪的說法是窮國沒有能力和富國相互競爭。

馬哈迪上任後第一個動作大刀一揮，直接砍了大陸所投資的東岸鐵路計畫以及兩項天然氣管線計畫。

馬來西亞首相馬哈迪：「我們不想要看到新型的殖民主義，因為窮國沒有能力跟富國競爭。」

馬哈迪8月中旬訪問大陸時，當著李克強的面給大陸扣個大帽子，現在新加坡也終於點頭答應，銜接兩國的隆新高鐵暫時不蓋了。

馬來西亞經濟事務部長穆罕默德：「我和新加坡總理開會時，我們討論了(馬來西亞的經濟還未能支撐高鐵計畫)，他也很高興，因為兩國同意延期高鐵計畫。」

但馬哈迪抵制大陸不只在基礎建設，他8月底更直接對大陸房地產開發商碧桂園開刀。

馬來西亞首相馬哈迪：「那座建造中的(森林)城市不能賣給外國人，因為我們不會提供簽證讓外國人來到這裡，並在這裡生活。」

痛批大陸進行這樣的開發案，根本不符合當地消費水平，這房子根本蓋給外國人住的，尤其近幾年在大陸炒房團帶動下，馬來西亞房市每年以5%到8%的速度成長房價被哄抬了好幾成。

馬來西亞經濟事務部長穆罕默德：「我們要確保所有來自中國大陸的投資，不僅要給當地人、也要給馬來西亞人創造價值。」

但薑就是老的辣，馬哈迪每次打臉大陸後，都會給足大陸面子，立馬示弱。

馬來西亞首相馬哈迪：「我相信中國大陸會同情地看待我們想要解決的問題，也許會幫助我們解決一些內部的財政問題。」

要來投資沒問題，但就是不能來掠奪和掏空資源，外傳北京對於馬哈迪的作為，相當理解並沒有動怒。

馬哈迪訪問大陸期間，積極拜訪科技公司，還與馬雲稱兄道弟，希望這些科技產業能到大馬投資。

馬來西亞首相馬哈迪：「只要他們能帶來引進資金，能引進技術，在這裡設置工廠並雇用馬來西亞人擔任工人和工程師，以及為國內市場和出口市場生產產品，(我們都歡迎他們)。」

馬哈迪深知大陸得維持所謂的大國風範，以及習近平想希望一帶一路繼續推動下去，這部分非常需要馬來西亞的配合跟支持。

學者：「因為中國(大陸)主張是互利共贏。」

學者：「你知道中國大陸的雙贏政策，在全球各地創造了繁榮與發展。」

馬哈迪玩轉政治，一邊抵制大陸一邊討拍，目前看起來似乎還能保持平衡，不過外界擔心，高齡93歲的馬哈迪強人政治，如果最終落幕，他的接班人又要如何面對中國這位老大哥。

https://news.tvbs.com.tw/world/985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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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媒凸顯普悠瑪日本製 隱含中日高鐵之爭

2018-10-22 13:00中央社 記者邱國強北京22日電

普悠瑪列車事故，部份陸媒報導刻意凸顯列車是日本製造的背景，進而引發一些中國網民議論，背後除統獨因素衍生的「媚日」外，還隱含中國與日本近年來爭奪海外高鐵市場的恩怨。

普悠瑪列車事故後，部份中國網民第一時間便表達關心及哀悼。但因部份陸媒報導刻意強調列車由日本製造，一些中國網民便以「台鐵列車多為日製」作文章，評論中除不乏「媚日」之語，還強調中國製高鐵、一般鐵路、捷運列車已行銷海外，並與日本搶奪市場。

中國高鐵系統主要取經自德國與日本，並在出資購買智慧財產權的基礎上大力研發，在全球取得一定地位，進而向海外輸出，還一度對美國加州構想中的高鐵系統感興趣。但實際付諸行動者，仍以亞洲國家為主，於是便與高鐵技術早已純熟的日本，產生市場爭奪。

在醞釀多時後，2015年是中日雙方在亞洲爭奪高鐵訂單的高峰。同年9月，印尼宣布採用中國系統，興建雅加達通往萬隆的「雅萬高鐵」，成為中國高鐵第一個海外輸出對象，當時陸媒曾大加歡呼，頗令中國民眾自豪。

然而，2015年12月，日本以極優惠的條件，在中國強力競爭下奪得印度高鐵自孟買至阿默達巴德（Ahmedabad）的合約，讓日本高鐵系統首度進軍南亞市場，也讓日本在中日高鐵競爭中扳回一城。

2016年，中日高鐵戰火延伸到泰國。同年8月，日本再度從中日激烈角力中脫穎而出，奪下曼谷至清邁高鐵的系統承攬權，也使日本從落後中超前，讓中國徒呼負負。但由於泰國計劃興建數條高鐵路線，中方仍然積極籌劃下一回合與日方競爭。

除高鐵外，泰國也規劃經寮國通往中國、最高時速160至180公里的「中泰鐵路」，並將採用中國系統。這一設計雖已不屬高鐵技術，但被外界認為是泰國在中國與日本競爭之間尋求平衡的作法。而中日在泰國的競爭，也因此處於平手狀態。

中日高鐵最新一處戰場，則是連結馬來西亞與新加坡的馬新高鐵，中國與日本都派出堅強團隊極力爭取。但馬來西亞首相馬哈地今年5月復任後，一度以費用過高為由宣布取消工程計劃，但事後又宣布計劃並非取消而是展延。不過，未來勢必是中日競爭的又一焦點。（編輯：朱建陵）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03/3435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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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挾債務以令諸國，遭政權輪替挑戰

2018/11/13, 國際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21世紀海上絲路」起自中國東南沿海，經過東南亞、南亞、中東、非洲東岸到南歐，途經30多個國家，超過40億人口，沿線各國的政治、經濟和民情大不相同。中國在非洲的布局看來已經勝券在握；但中國想把非洲模式複製到其他國家，卻陸續踢到鐵板，其中最大的變數，就是民主選舉。

文：羅文欽

內戰頻仍、債務纏身的東非各國，近年興起鐵路建設風潮，而出錢、出力、出技術的，都是來自遙遠東方的老大哥中國。

2017年5月底，肯亞逾百年來首條新建的鐵路──蒙內鐵路正式通車。這條鐵路造價40億美元，相當於肯亞政府年度預算的五分之一，由中國進出口銀行提供了9成貸款，中國國營的中鐵和中國鐵建公司負責承建。

在此半年前的2016年10月，連結衣索比亞和吉布地兩國的亞吉鐵路開通，一樣由中國國企承建，造價也是40億美元，中國進出口銀行提供7成貸款。亞吉鐵路主要行經的衣索比亞，從2000年以來已向中國借貸超過120億美元。

至於人口僅96萬的吉布地，外債超過14億美元，直追國內GDP（國內生產毛額）17.2億美元，而最大債主中國就占了7成7。

中國金援非洲數千億美元

肯亞、衣索比亞和吉布地不僅向中國借錢興建鐵路，還有公路、港口、水壩等基礎設施，也都由中國一手包辦，讓沉重的債務更形雪上加霜。但在其他東非鄰國看來，似乎是一樁滿划算的買賣，包括蘇丹、烏干達、盧安達、蒲隆地等國群起仿效，中國製的火車將陸續開進這些貧窮的國家。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國家的鐵路未來串連之後，正是中國「一帶一路」戰略下，在非洲的重要運輸線「東非鐵路」。

根據美國學界調查，2016年中國向非洲各國提供300億美元的貸款。哈佛大學學者Sam Parker和Gabrielle Chefitz不久前公布的報告更指出，過去10年，中國已提供給非洲那些無法償還貸款的國家數千億美元的貸款。

不過，這些非洲國家老神在在，因為中國這個大債主不但不怎麼催債，甚至還可能把債務一筆勾銷。今年（2018年）3月，中國商務部副部長錢克明透露，中國已免除20多個非洲國家在2015年底到期的無息貸款債務。9月3日在北京登場的中非合作論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當著50多位非洲國家領導人的面宣布，未來3年將再向非洲提供600億美元援助，其中150億美元為無償援助、無息貸款和優惠貸款。

中國長年籠絡非洲國家，過去主要是希望在國際政治舞台上能獲得他們的「選邊站」，但近年中國更大的盤算則是在「一帶一路」的戰略布局上，透過對非洲金援穩住這個「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說得更現實一些，也就是「挾債務以令諸國」。

「21世紀海上絲路」起自中國東南沿海，經過東南亞、南亞、中東、非洲東岸到南歐，途經30多個國家，超過40億人口，沿線各國的政治、經濟和民情大不相同。

中國在非洲的布局看來已經勝券在握；但中國想把非洲模式複製到其他國家，卻陸續踢到鐵板，其中最大的變數，就是民主選舉。

馬哈迪讓習近平踢鐵板

今年5月，馬來西亞政壇傳奇人物馬哈迪，以92歲高齡再次當選首相，隨即8月出訪中國會見了習近平和首相李克強。馬哈迪在結束訪中行程的記者會上宣布，取消兩項中資投資的一帶一路建設，其中包括一項高鐵計畫，原因是馬國內部面臨財務問題。馬哈迪說，馬國不需要龐大計畫，當務之急是解決超過1兆令吉（約台幣7.6兆元）的國債問題，「中國領導人理解我們的問題，我相信中國也不希望看到馬來西亞破產。」

8月，向來與中國關係密切的巴基斯坦舉行大選，板球選手出身的伊姆蘭．汗（Imran Khan）當選首相後，立即組成9人委員會，重新檢視一帶一路的重量級項目「中巴經濟走廊」。該項目涵蓋瓜達爾港擴建、鐵路、公路和發電廠工程，總投資額高達650億美元。巴國新政府認為，10年前與中國簽訂的「中巴經濟走廊」相關協議，偏利於中國，對巴國政府和企業明顯不公平，準備與中國重新談判。

巴國並在9月引進沙烏地阿拉伯百億美元投資該項目，刻意要淡化中國在「中巴經濟走廊」的影響力。

9月24日，印度洋島國馬爾地夫舉行大選，訴求要重審中國投資的「反中派」索利（Ibrahim Mohamed Solih），擊敗尋求連任的親中派雅門（Abdulla Yameen），被視為中國「一帶一路」戰略在南亞的一大挫敗。

近年中國在馬爾地夫興建機場、公路和橋梁，其中機場造價就高達8.3億美元。這些基建使得馬爾地夫積欠中國逾15億美元的債務，占了馬爾地夫外債比重的8成。

馬爾地夫政府每年必須償還中國9200萬美元，相當於該國年度預算的10％，一旦無力償還，這些基建項目的股權將來可能全歸中國所有。

除了上述3個國家因政權更迭導致一帶一路戰略受阻，斯里蘭卡則因將赫班托達港出租給中國99年，而引爆當地民怨沸騰；緬甸也擔心掉入債務陷阱，而重新評估中方投資的皎漂港建設計畫。另外，11月即將舉行總統大選的印尼，已有候選人聲稱當選後要重新檢視中國在當地的投資。

歐美聯手抗衡一帶一路

然而，中國最要擔心的，應該是歐美對「一帶一路」的反制。海上絲路沿線國家，與西方強權的利益盤根錯節，歐美對於中國的侵門踏戶不會坐視不管，美國國會10月初已通過法案，將向全球貧困地區提供600億美元的援助，協助其興建基礎設施和發展當地經濟，便是劍指中國。

歐盟內部也在醞釀「亞洲連線戰略」，抗衡中國的一帶一路。可以預見，未來這條貫穿歐亞非的藍色大動脈上，各國角力將異常激烈。

本文經財訊授權刊登，原文刊載於此

責任編輯：朱家儀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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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時間：2018-11-09 08:02 分享人:傲嬌的豆芽 來源:互聯網

近日，據英國媒體報導稱，馬來西亞近段時間和中國的關係頗為奇妙。原因是因為92歲的馬哈蒂爾再度出山之後，宣佈的第一件事就是暫停與中國正在合作的價值高達220億美元的高鐵項目，稱要進行重新審核後才決定是否繼續。一張價值千億人民幣的訂單說停就給停了，實在讓人心裏有些窩火。但是事情還不算完，馬來西亞又將兩年前與中國簽訂的18艘軍艦合同拿出來說事。這張訂單要從兩年前說起，那時在馬哈蒂爾前任納吉布的推動下，馬來西亞希望中國進口18艘軍艦來鞏固馬來西亞海防。

但是此次這張兩年前的訂單又被翻了出來，很多業內人士擔心，馬來西亞會突然反悔，想對這張18艘軍艦採購合同進行反悔。果不其然，近日據馬來西亞媒體報導稱，馬來西亞方面希望中國能夠對這18艘軍艦的單價進行降價，並且在這張合同的總價上再殺一殺價格。並且揚言稱，如果中國不同意降價，那麼馬來西亞就會考慮放棄合約，從其他國家購買軍艦。儘管馬來西亞媒體這樣的態度並未得到馬來西亞官方證實，但是從馬來西亞突然叫停高鐵合作項目來看，這樣的可能性並不是沒有。

但是近日據馬來西亞海軍司令說的一番話，讓很多中國軍迷朋友們吃了一顆定心丸，馬來西亞海軍司令在武漢出席了首艘為馬海軍建造的濱海任務艦開工儀式上表示，馬來西亞對中國軍艦非常肯定，不會另擇買家。如果這樣的話不僅會浪費更多的錢，而且可能買到的軍艦遠不如中國好，這樣一旦只會給馬來西亞海軍拖後腿，所以不管外界怎麼猜測，他表示自己一定會極力促成這份合約的順利進行。然而就在高鐵訂單被叫停的沒多久，馬來西亞就已經還是後悔了，因為苦果的滋味不好受。

因為高鐵專案被叫停，很多中國企業開始減少對馬來西亞的投資，很多在馬來西亞的愛國華裔企業家也開始漸漸的將資本遷回國內。馬來西亞這個時候的中國遊客量相比往年呈現出大幅度下滑。馬來西亞經濟專家表示，如果再這樣下去，必將會給馬來西亞的國內經濟帶來重創。近日，馬來西亞也是派出代表團前來與中國進行協商，請求和解，希望中國不要生氣，繼續追加對馬來西亞的投資，並且主動開放中國遊客綠色通道。馬來西亞官方近日也紛紛表態稱，將會加快高鐵專案的重新審查，用最短的時間讓該專案重新上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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