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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傳(ㄓㄨㄢˋ) 』？何謂『傳(ㄔㄨㄢˊ) 』？-----------------------------『傳(ㄓㄨㄢˋ) 』有止境，『傳(ㄔㄨㄢˊ) 』無終點！！！！！-----------------------追求集體的歷史地位！！！！！
今天手頭還有權力的中共領導，唯一可行之路就是追求集體的歷史地位，讓日後史家論及歷史地位時，給出的是一張寫了很多名字的清單，而不是一個名字。--------------------如果採取主動，很誠懇的，如日本對待美國一樣，以中國大陸之雄厚基礎，一定會在三十、五十年趕上日本，何況中國大陸要做的只是『包容而已』！
第三方參與：美國印太戰略VS中國“一帶一路”by 何清漣 • August 25, 2018 • 世界與中國 • 0 Comments何清漣 7月30日，美國正式推出與“一帶一路”抗衡的“印度-太平洋戰略（印太戰略）”，內容涵蓋科技、能源、觀光、基礎建設。在中美貿易戰升溫之時，美國推出這一戰略，中國方面自然高度關注，大部分分析都對美國的第一筆定金1.13億美元表示不屑：咱中國“一帶一路”對亞太地區提供了萬億美元的支持，美國這一個億“定金”，能與中國競爭嗎？ 亞太戰略成印太戰略，哪點不相同？ 無論是中國還是美國，在亞太（印太）地區的戰略構想都需要第三方力量做為依託。中國的多數分析就錯在一點：印太戰略VS一帶一路的重點不在於雙方撒錢的多少，而在於多國的“第三方參與”，中美兩國比拼的其實是第三方的政治信任。 早在奧巴馬政府開啟“亞太再平衡”戰略之前，美國學界與智庫就開始引入“印太”概念，。美國官方對“印太”概念也表現出較濃的興趣，有意識地將亞太和印度洋看成是一個地緣整體，但一直未提升到政策層面。直至2017年12月18日，川普政府在《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才正式將“印太”作為美國安全戰略中的最重要地區，“印太”地區終於超越歐洲和中東，成為美國國防戰略的首要關切。 6月2日，在新加坡舉行的2018香格里拉對話會上，美國國防部長詹姆斯·馬蒂斯系統闡述了美國“印太”戰略，陳述了構建印太戰略的五大原則與四大手段，認為美國理想中的“印太”是一個安全、穩定、繁榮和自由的地區。從這些原則性闡述中，外界清晰解讀出美國“印太”戰略的核心內涵即是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其中，地緣政治的重點是維繫海上主導地位，遏制中國海上崛起；地緣經濟的重點是加強與地區內國家的貿易和投資合作，對沖中國在該地區日益提升的經濟影響力。 自馬蒂斯講話之後，“印太”在外交圈子裏已經成為一個熱詞，被用來取代“亞太”，涵蓋更廣闊地區，“印太”與“亞太”的區別在於，“亞太”這個詞過於把中共專制政權作為中心。 美國印太戰略的基礎：第三方參與 無論是中國的一帶一路，還是美國的印太戰略，都只是搭建一個國際平臺，需要第三方積極主動地參與。 在中美關係研究中，第三方國家（地區）對中美雙邊關係的影響一直放在從屬地位，他們的主觀意志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但事實是，亞太地區存在諸多第三方國家（地區）如日本、韓國、菲律賓、中國臺灣、朝鮮、俄羅斯，還包括澳大利亞與印度。這些國家與中國的關係非常複雜，經濟上與中國來往密切（即“經濟發展靠中國”），但由於歷史與現實中的領土糾紛，以及其他政治糾葛，與美國一直維繫著安全上的義務或合作關係（政治安全靠美國），這些國家構成中美兩國在亞太地區競爭的第三方參與者，它們的參與熱情與參與程度決定中美兩國地緣戰略是否成功。 以日本為例。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日關係一直比較緊張，為了阻止日本入常，中國政府在中國操控發動了幾次全國性的反日遊行，讓國民反日情緒升溫。在亞太地區，兩國為領導地位較勁也由來已久。奧巴馬倡議成立排斥中國的TPP時，日本非常積極，即使在川普總統決定退出TPP後，日本也一直努力維繫這一組織，希望美國歸來。奧巴馬政府表現出對印太的興趣以後，安倍政府對印太地緣政治反應積極，設定了三個實施路向：安全保障、經濟合作以及文化和人文社會交流。2017年新版《開發合作白皮書》中，寫入了為推進安倍政府提出的“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戰略”發揮政府開發援助的作用，並稱將在“確保海上交通安全與完善法制方面支持發展中國家，為全球經濟發展做出貢獻”。日本“印太”地緣外交的實質是謀求政治大國地位、針對中國的較量與博弈。對於美國針對中國的印太戰略，日本當然歡迎之至。 澳大利亞與中國曾經一度友好。但中國趁此機會向澳大利亞進行滲透，這種滲透遍及政界、學術界與媒體業，引起澳大利亞嚴重焦慮。2016年，澳大利亞總理特恩布林授權發起一項調查。這項調查顯示，中國是對澳大利亞滲透最為嚴重的國家，中共的確曾試圖對澳大利亞的政治施加影響，並打開通往澳大利亞政府各個層面的管道。因此，澳大利亞早就想對中國設防，苦於沒有合適的夥伴。今年3月，在悉尼舉行“東盟-澳大利亞特別峰會”期間，澳大利亞外交官曾試圖與東盟成員國討論“印太戰略”實施的可能性，遭遇許多東南亞外交官質疑其可行性，並提問“印太”這一概念具體的涵義是什麼。因此，美國正式宣佈實施印太戰略的話音剛落，7月31日，澳大利亞外長畢曉普就在美國的投資計畫之外，宣佈了日美澳三國在印太地區展開基礎設施建設合作的方針。 印度對北京的態度比較矛盾，近年來，中印經濟關係一直升溫，但在其他方面，印度對中國持保守觀望態度。一方面，印度堅持在世界事務中保持獨立自主，不願與美國結盟來對抗其龐大的鄰國中國。另一方面，中國和印度在海洋觀念上存在矛盾與衝突，中國憑藉“珍珠鏈戰略”，以包圍印度的形式推進了航線開發，並接連在斯里蘭卡和吉布提建設港口，不斷擴充海上基地，印度感覺受到了威脅。數年前，印度總理莫迪曾和奧巴馬簽署一項聯合聲明，譴責北京在南海控制權問題上挑起與鄰國的衝突，並建議重啟一個包括美國、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亞在內的鬆散的安保網路。但作為印太戰略的核心國家，因其與中國的經濟合作正在升溫，這次對美國提出的印太戰略，遠不如日本、澳大利亞態度積極。 中國的一帶一路，第三方紛紛離棄 中國於2013年正式提出“一帶一路”計畫之時，原來擬向外輸出龐大過剩產能——以高鐵建設為中心，將幾十個過剩行業的產品輸出給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這些國家也反應積極。但到2017年5月“一帶一路”北京峰會正式召開之時，卻出現了高開低走之趨勢，過去一直與中國同列為“金磚國家”的印度與巴西也未贊襄此會。印度作為亞投行第二大股東，其總理莫迪拒絕到會。 其中原因非常簡單：三年多以前提出這一計畫時，中國“錢多”；在推行過程中，中國卻變得“錢少”。“錢多”時節，中國政府低估了資本外逃的巨大潛力；當外匯儲備減少了四分之一後，政府看緊了“錢包”，被迫開展外匯儲備保衛戰，並將此做為金融維穩的重大措施。北京峰會前夕的5月4日，時任央行行長的周小川在《中國金融》雜誌官方微信刊登了一篇署名文章，要點有二：1、今後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出資方不只有中國，還得有接受投資國的企業或者機構出資，風險共擔；2、中國投資將以人民幣為主，不再大撒美元了。 “一帶一路”的所謂全球影響力，靠的不是制度吸引力，而是錢包吸引力，過去五年，中共投入數千億美元到〝一帶一路〞計畫，試圖通過融資亞洲、東歐和非洲重大專案，提高它的全球影響力。一旦中國能夠拿出來的美元投資減少，其領導能力也就隨之下降。 現實中，一帶一路項目有不少遇到麻煩。今年7月，總部位於華盛頓的諮詢公司〝RWR Advisory Group〞發佈的研究報告顯示，自2013年以來，中共在66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宣佈投資的1674個基礎設施項目中，迄今已有約14%的項目——即234個項目，遭遇阻力並陷入困境；所涉及的問題包括：公眾對項目的反對、對勞工政策的抗議、施工延期以及對他國國家安全的擔憂等，其中大部分問題源於北京不透明的發展融資方式所引發的爭議，以及管理不善。據該報告分析，陷入〝麻煩〞的中資海外基建專案正在激增。 中國也在收緊對一帶一路的投資。央行下發了一份《關於高風險國家和地區的說明》，收緊對一些國家專案的金融支持。這份檔總共列有54個國家，亞洲國家有老撾、柬埔寨、哈薩克斯坦，其餘大多為非洲國家。 據《華爾街日報》近日報導，約有70個國家參與中國的一帶一路計畫，很多都因此欠下大筆債務，斯里蘭卡已經要求IMF解決債務，巴基斯坦也將在今秋向IMF求助。巴基斯坦目前背了620億美元的債務，當中部分是因為一帶一路基建項目所造成。因此，美國參議院16位參議員寫信給總統川普，認為“作為IMF最大的捐款國，美國將如何利用其影響力確保IMF的貸款不會變相延續中國正在進行的一帶一路專案，或開始新的一帶一路專案”，聲稱國會將立法要求禁止IMF借錢給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償還中國債務。 以上分析說明：美國的印太戰略儘管剛開始，中國的一帶一路已露敗相，中國引以為傲的“錢多”其實也難以為繼。決定中美兩國戰略成敗的，不僅是中美兩國花錢的多少，而是參與的第三方對中美兩國的政治信任。習慣花錢購買國際友誼的中國政府很難明白，國與國之間的信任，很難通過金錢購買達成。 （原載澳大利亞國際廣播電臺中文網，2018年8月14日，https://www.sbs.com.au/yourlanguage/mandarin/zh-hans/article/2018/08/10/guan-dian-mei-guo-yin-tai-zhan-lue-vszhong-guo-yi-dai-yi-lu）
http://heqinglian.net/2018/08/25/usa-vs-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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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錦源先生於【縱橫21世紀的大中國】一書中(Page 307~311)會談到：『……………日本的三段基本精神…………….
日本保留了比中國大陸還要完整之唐宋的漢文化和中原佛教文化，因日本避開了蒙古大軍之入侵，而日本並未受到外來侵略和戰爭，只有幕府政權交替的內戰，在美國總領事哈里斯帶領西洋現代化之軍艦來日本，要求與日本通商，而打開日本之門戶，在此之前，日本是封閉的社會，日本國家之天皇元首，從沒有改過，可說是一系萬世，日本也沒有受到中國大陸，最惡質之女人纏腳和鬼神迷信的兩大惡業，故日本雖嚴重缺乏任何天然資源，與中國相去甚遠，但日本保留很完整之唐宋之漢化文化，得能做適當發揮與發展其國家之力量，而有了今天日本豐盛的經濟成就和良好之社會秩序，而日本是用了什麼樣之精神，在短短的一個世紀，完成了不可能之工程，這是筆者本書中，特別提出來的見解，請讀者特別注意及此，我將之分成三個階段：…………………… (一)一八九五年－一九四五年，半個世紀稱之為「脫亞入歐」。………………………..(略)。 (二)一九四五年－一九九五年，半個世紀稱之為「脫亞入美」。……………………….. (略)。 (三)一九九五年後－日本遭遇到空前未有之歷史上最嚴重之泡沫經濟，日本努力的調整，經五年之努力仍無起色，我常常接到日本友人之質問，日本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日本今後何去何從？五十年來？一再發生泡沫經濟，日圓之匯率受到嚴重之挑戰和打擊，日本很快地調整過來，而且再向前進，可是一九九五年所發生之泡沫經濟，我坦白告訴日本友人，日本很難在十年內調整過來，除非日本認清事實，改變日本人的想法，日本要進入第三段之精神的認識中，我稱之為「回歸亞洲」或回歸東亞，日本如果不認清，回歸亞洲之精神，是使日本再度站起來，那日本是很危險的，精神面上要加強漢化文化上之法華文化，物質面上要設法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依正二報弄個清楚，日本要回到亞洲來，做一個真正的東亞國家之一份子，要告別「脫亞入美」的精神，日本要很技巧的，脫離美國之絕對關係，回到亞洲來找夥伴，這個夥伴不是韓國、台灣、新加坡，也不是東南亞國協，而是唯一不得不選的，沒有迴避餘地的中國大陸，這一點，我會在後文中，詳細的說明，日本基本之法華文化，是不容於美國的，日本之單一民族價值觀絕不容於美國，即使想要改也改不了，倒是中國大陸應該全力去學習日本，尤其是日本人之堅強的漢字文化和黃皮膚之人種，可說與中國人是同種同文的，故日本已正式於一九九五年，回歸亞洲了。』
高錦源先生於【縱橫21世紀的大中國】一書中(Page 352~354)會談到：『…………………..先前之大東亞共榮圈是建立在他人之痛苦和不幸上，而這次是建立在他人的快樂和幸福上，日本回歸大東亞是二十一世紀必須走，而且是唯一可走的路，而大東亞的八成是中國大陸，不只是日本需要，北韓、南韓、台灣和香港更需要它，日本要有智慧，要有更大之誠意和愛心，比對南韓、台灣和香港的援助幫忙更大的智慧和力量，去協助中國大陸成為富有之國度。
…………………………日本要協助中國大陸，將日本半世紀以來，如何建設日本國家和日本國土的Knowhow，毫無保留的告知中國北京中央政府和各地之地方政府，使中國有更大的力量去建設新中國。………………….
日本要以這一個半世紀涉入中國之經驗及資源，去協助中國大陸，恢復盛唐之文物，尤其是佛教由今之新疆進入中原及在中原發展的過程中所留下之古跡，一方面增加中國之財富，一方面使中國大陸的真正文化重現，如此大陸才會有更大之進步。
日本吸收收中國之文明和文化，然後將之發揚光大，這個過程，要毫無保留的告知中國，讓中國有更多的力量去從事經濟建設。
同時中國要有對日本過去的歷史動作，做寬大之解釋和包容，不可一再的陷入情緒性的動作，歷史是不可以忘記，但也不可作為復仇或敵對的依據，應該有智慧的寬容其過去，這樣才能取得日本龐大先進之助力，中國大陸由於超過一個世紀以上的衰弱和恥辱，尤其是來自同是漢化文化之幾乎是同種同文之族群，日本之欺凌，心裡不能平衡，加上半個世紀之時間，兩個族群之間的富有情況，相差了近三十倍，二十一世紀，這兩個族群又必須相處，共同奮鬥，如果沒有調整好雙方之心態，則是中國大陸之禍，因為日本可以守在他的國度內，不再求發展，好好的調整已有之經濟成果，過太平之日子，而中國大陸則必須很勤勉的努力工作，才能在一個世紀的時間趕上日本，如果採取主動，很誠懇的，如日本對待美國一樣，以中國大陸之雄厚基礎，一定會在三十、五十年趕上日本、何況中國大陸要做的只是、包容而已！』
詳『縱橫21世紀的大中國』，高錦源著，林鬱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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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帶一路談中國的環境評估 作者 楊眉 播放日期 02-08-2017 更改時間 01-08-2017 發表時間 17:55
隨著中國一帶一路發展規畫輪廓的日益清晰，這一涵蓋全球64個國家的跨邊界多國合作計畫在為沿路國家帶來經濟開發時機的同時，也引發國際社會對地緣政治以及環保領域的擔憂。從中國官方公佈的一帶一路路線圖來看，一帶一路的密集的網絡幾乎覆蓋了地球三分之一的地區，涵蓋歐亞大陸水陸兩大部分，以及非洲北部，並且還計畫向西部，南部非洲延伸，中國在東南亞以及非洲地區的開發計畫，已經引發當地民眾對生態環境方面的嚴重擔憂。 在今天的環境與發展節目中，我們請旅居德國的水利環保生態學專家王維洛博士談談他對上述問題的看法。 法廣： 王維洛先生，您好，就在五月中旬北京舉行一帶一路論壇峰會的同時，中國環保部公佈的《“一帶一路”生態環境保護合作規畫》，與此同時，中國媒體公佈的所有的有關一帶一路的開發計畫都帶著綠色，環保，生態等詞彙，您如何評論環保組織的擔憂與中國官方高調宣傳之間的反差？ 王維洛： 其實我們今天討論的議題是很中國官媒很少有人討論的。因為，在中國，倘若我們提出一帶一路帶來環境危害，就會被認為是破壞發展。中國人在談到一帶一路時，只談投資，而不談環保。而事實上，一帶一路上的許多開發計畫，雖然從形式上來看經過了環保評估等等，但其實，它們對環境都會構成重大的威脅。 法廣： 既然經過環保評估，那為什麼會對環境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呢？ 王維洛：這是因為中國的環保評估往往沒有邀請中立的評估機構，往往只是由中國的機構來評估。我們可以舉個例子，比如說，中國在蘇丹修建的大壩，中國的評估機構當時做出的結論也是造福於民，而當地反對修建大壩的組織邀請專家做的評估則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結論。今天，中國在蘇丹修建的大壩在國際上是臭名遠揚，所以，中國人很少談及。一帶一路究竟是什麼？沒有人說的清楚。什麼項目都可以放在一帶一路裡面。其實，中國前水電部部長就抱怨說，水電工程是一帶一路投資最多的行業，但是，一帶一路卻不願意對水電項目進行宣傳。因為，水庫在國際上名聲不好，既有環境問題，又有人權問題。所以，儘管水電的投資佔據的是大頭，但是，中國官方卻更願意宣傳鐵路，公路的修建。其實，一帶一路所有投資項目最大的就是水庫大壩，世界水庫大壩總投資的一半都是由中國央企投資。所以，西方媒體評論中國“壩”佔中國，其實，水庫大壩對環境的破壞是十分嚴重的，但是，由於這些開發計畫都有中國的評估公司評估，所以，得出的結果總是利大於弊。
法廣： 中西方在環境評估方面是否採取同樣的評估模式，為什麼被中國評估過關的計畫總是受到西方環保組織的攻擊？ 王維洛：這是因為中西方在環境評估方法上存在著根本的區別。其實，中國人對環境評估的定義本身就是錯的。我們就拿中國第一個環境報告為例，也就是三峽大壩的環境報告。儘管中國在1979年就提出應該做環境評估，但是，第一個環境報告是在修建三峽大壩的時候在1986年才做出。當時的各方的態度都非常認真，請了許多頂尖的科學家， 分14個獨立的專業課題組進行，其中一個專業組就是“生態和環境組”。組長馬世駿，顧問侯學煜，兩人都是科學院院士，是中國環境生態領域的領軍人物。關於三峽工程對生態環境的影響，生態和環境組的結論是“弊大於利”。為了緩和與三峽工程論證領導小組的矛盾，馬世駿在“弊大於利”後面加上一句，“許多不利影響是可以通過人為措施加以限制的”。侯學煜堅決不同意加上去的後面半句，認為在目前的知識狀態下，關於三峽工程對生態環境的許多影響還認識不清，根本就提不出什麼具體措施，更不知道這些措施的效果將是如何。因此，侯學煜和北京大學教授陳昌篤沒有在生態和環境組的報告上簽字。報告就這麼交上去了。之後，當局換了一個叫方誌雲的來做報告，他用四個月的時間就做出了“利大於弊”的結論。他是通過什麼途徑做出這樣的結論的呢？他把社會環境加入到生態環境之中，把三峽工程的發電效益，航宇效益以及輿論效益都加在一起，他所說的環境是自然環境與人文環境的綜合。最終得出的結論是自然環境弊大於利，但是，總的環境效益是利大於弊。就這樣，三峽工程的評估就算是過關了。其實這是一個概念的偷換，而中國今天所有的環境評估都是按照這一模式來進行的。而西方的環境評估的標準是是否偏離了原先的自然環境的條件。西方的評估往往會如實地說出對經濟有益，但是對環境有害，這是決策者就會協調做出選擇，或者為了環境選擇放棄，或者恰恰相反為了經濟利益接受環境損失。而在中國，幾乎所有的重大工程的評估是弊大於利，都是利大於弊。所以說，它只不過是自己騙自己。如果工程的生態環境影響都是利大於弊，那麼中國生態環境是如何走到如今的地步？
感謝王維洛先生接受本台的專訪。
http://trad.cn.rfi.fr/生態/20170726-從一帶一路談中國的環境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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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ig5.ftchinese.com/story/001076716?full=y&arch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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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生態環境藍皮書“一帶一路”環境保護研究藍皮書：沿線重點國家生態環境狀況報告 [Blue Book on Greeni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The Countries Environment State Report] 中國-東盟環境保護合作中心，中國-上海合作組織環境保護合作中心 編
作者: 中國-東盟環境保護合作中心 內容簡介《“一帶一路”環境保護研究藍皮書：沿線重點國家生態環境狀況報告》對俄羅斯、啥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印度、伊朗、巴基斯坦、白俄羅斯、土耳其、斯裏蘭卡、蒙古、汶萊、柬埔寨、印尼、老撾、馬來西亞、緬甸、菲律賓、新加坡、泰國、越南、韓國、阿拉伯國家以及南亞區域等26個國家和地區的基本概況、環境管理制度、水環境、大氣環境、固體廢物、土壤、核與輻射相關環境保護問題、國際環保合作等方面情況進行了分析整理，就“一帶一路”生態環保支撐、跨國界環境風險防範、環保產業“走出去”、綠色金融機制、區域和雙邊環保合作機制等進行初步研究並提出了建議。
目錄上篇 重點國家環境保護狀況 前言/序言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出訪中亞和東南亞國家期間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簡稱“一帶一路”）重大倡議，並在亞信峰會、APEC峰會、G20峰會、博鼇論壇等一系列國際場合，多次闡釋“一帶一路”這個囊括從歷史到未來、從東方到西方文明交往與合作的重要理念和觀點，得到國際社會廣泛關注和熱烈回應。2015年3月國家發佈《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
https://item.jd.com/122836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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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就是「全球化2.0」？它對環境會造成什麼影響？
文：李洛賓 (For English version, please click here) 自從中國於2013年底首次提出“一帶一路（OBOR）”發展戰略以來，已經引起了越來越多的國際關注，也有越來越多的國家與中國簽署了各種相關合作協定[1]。被稱為“全球化2.0”的這一倡議，旨在通過建立“絲綢之路經濟帶”和“海上絲綢之路”，在亞洲、非洲和歐洲之間發展合作、貿易和基礎設施的網路，這有可能對全球經濟產生重大影響，同時會進一步擴大中國的國際政治和經濟利益。許多政府和企業似乎很歡迎這一政策，因為它們認為這可能給自身帶來機遇；它們也制定了相應戰略，以求為政治精英和資本謀取最大利益。但是，這一政策對普通百姓和我們所生活的世界的影響，還需認真審視。其中，中國通過“一帶一路”推動全球化對環境來說意味著什麼，就是非常值得關注的領域之一。 與“一帶一路”有關的官方檔和聲明都指出了應對氣候變化和保護環境的必要性，也承諾在實施該戰略時會推行綠色建築和考慮投資對環境的影響。一些評論家還表示，通過“一帶一路”，中國可能會幫助發展中國家提升實現環境可持續發展的能力。儘管如此，官方聲明中卻基本沒有關於如何確保以環境可持續的方式來實施項目的明確政策指導。實際上，只要仔細審視一下現有項目的實施情況，以及未來可能造成的影響，就會發現“一帶一路”對環境構成了嚴重威脅，可能導致環境退化、污染和自然資源枯竭，進而會對“一帶一路”沿線人口產生不利影響。 雖然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在2015年發佈的《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中承諾，會促進諸如風能和太陽能等清潔和可再生能源的投資與合作，但同時也會加強合作“對煤、石油、天然氣、金屬礦物和其他常規能源的勘探和開發”[2]。就煤炭而言，中國已經大量參與海外投資。據全球環境研究所（Global Environment Institute）統計，2001至2016年間，中國參與了240個位於“一帶一路”國家內的煤電項目，其中在印度、印尼、蒙古、越南和土耳其五國參與最多[3]。在巴基斯坦的煤電投資是另一個值得注意的例子——作為中巴經濟走廊的一部分，中國為此投資了數十億美元，其中凱西姆港電站更是中國最大的一筆海外煤電投資。換句話說，雖然世介面臨氣候災害，亟須減少使用碳密集型能源，但“一帶一路”卻意在繼續擴大化石燃料在海外的使用。因此，該戰略看來與其環境可持續發展的承諾是相悖的。 同時，中國對清潔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承諾，也包括了使用更多核電——這種能源對環境和人類安全都構成風險。核電在中國的擴張，已經因安全標準偏低而受到批評。中國的水電投資也同樣帶來環境風險，因為大型水壩會破壞自然棲息地，對生物多樣性造成影響；大壩建設導致當地居民流離失所這種社會影響就更不用說了。中國在國內和國際上已經參與了大量水壩建設項目——截至2010年，已在49個國家涉及200多個項目，其中許多都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水電站。[4]其中一些項目的影響，到目前為止都無法讓人對其抱有信心。以三峽大壩為例，據報導該項目遷移了超過二千三百萬人，對環境品質和居民用水也造成了影響。在海外，柬埔寨位於湄公河上的大壩項目，也對人類和環境的福祉構成了威脅，而且沒有經過充分的環境影響評估批准就開始實施[5]。 新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所經過的大都是自然環境脆弱的地區，資源也已經非常緊張，氣候變化和更多的人類活動將使現狀進一步惡化。雖然在一些地區，原有居民的遷移是一個問題，但新項目將大大增加沿途許多地區的人口，再次改變自然環境。這種脆弱性是該戰略令人擔憂的另一原因，如果要以環境可持續的方式來進行“一帶一路”投資，就必須對這種脆弱性認真研究和評估[6]。例如，在坦桑尼亞的巴加莫約，有建造非洲最大港口的計畫，但周圍地區是瀕臨滅絕的紅樹林和當地居民的漁場——不但對當地居民的生計十分重要，而且對環境條件非常敏感。[7]與此同時在俄羅斯，環保組織對中國資本在外貝加爾州的潛在影響提出了關注，這些投資與阿馬紮爾林漿一體化項目[8]和波克羅夫卡-洛古諾夫口岸（Pokrovka-Loguhe Border Crosser）項目有關——二者被黑龍江省認為是“一帶一路”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沒有進行正確環境影響評估的情況下，與項目有關的伐木和築壩活動就已經開始，這很有可能造成資源枯竭並破壞當地豐富的生物多樣性[9]。 事實上，污染和環境破壞問題也許已經讓人對中國資本的海外投資項目缺乏信心。隨著中國發展成為“世界工廠”，非洲作為自然資源的產地對前者來說愈發重要，因為中國本土無法提供足夠的石油、天然氣、礦產和木材等資源。有批評指出，中國企業有時會和當地的腐敗官員勾結，造成環境破壞並違反當地的環保法律。例如，中石化2005年左右就曾在加蓬引起公憤——它在勘探石油時造成了大規模污染並破壞了加蓬的國家公園和熱帶雨林。[10]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在確保其海外企業對環境負責方面表現不佳——許多海外投資項目沒有認真進行環境影響評估就已經上馬。雖然中國商務部和環境保護部在2013年共同出臺了《對外投資合作環境保護指南》，但該指南並非強制性法律，因此對海外經營的中國企業約束力很小。這就意味著，東道國要各自確保環境標準（其中許多國家有關環境標準的法律並不嚴格），以及寄希望於各個企業遵守自身企業社會責任政策或諸如亞投行等貸款機構[11]的要求（但這些要求有可能非常不足）。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一帶一路”所追求的目標之一，是要外國吸收中國高污染行業的過剩產能，比如鋼鐵和水泥等。但這有可能會進一步加劇國內產能過剩的趨勢，因為有了海外市場，這些行業反而就不會削減產量。中國地方政府也一直不願減少這些生產，因為這樣做雖然可以減少國內污染，但也會減少地方政府的收入。中國為了吸收過剩的產能，可能會對海外的大白象基建項目投資，從而造成更多環境風險。中國國家發展銀行和中國的商業銀行，已經為“一帶一路”國家的項目提供了數十億美元的貸款。但這些銀行在資源有效配置和投資過剩方面記錄不佳——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的一項研究顯示，自1997年以來，這些銀行的無效投資累計已達人民幣66.9萬億，按計劃實現的投資項目不到60％。[12]因此有理由懷疑，如果照這一趨勢發展，部分“一帶一路”的投資項目將會是不必要或不被充分利用的，從而進一步浪費世界的資源和能源。 中國過去在海外環保方面的記錄不佳，“一帶一路”也缺乏明確的承諾和執行機制，再加上其投資和發展戰略的某些部分本質上就對環境有害，所以我們有很多理由去擔心“一帶一路”對環境的影響。中國由於優先考慮經濟增長而不是環境保護，其自身已經遭受了嚴重的環境退化。現在它又開始利用發展中國家來滿足自身對自然資源的需求，實際上是把本國的問題和部分環境成本轉移到他國。雖然中國不是第一個走上這條道路的國家（北美和歐洲在這方面有悠久的歷史），但任何國家都沒有理由或藉口繼續這種剝削式的做法。我們的世界正面臨氣候危機，人類的某些活動已經對地球造成了破壞性影響，並對人類的未來構成威脅。我們需要公開透明地共同努力，來修復和保護我們的生態系統，為後代保存一個可供居住的地球，這是世界各國政府和人民迫切要做的。但“一帶一路”卻是與此相悖的戰略。 [1] 截至2017年5月，已有68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簽署了此類協定。 [2] 《願景與行動》http://www.ndrc.gov.cn/gzdt/201503/t20150328_669091.html [3]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Still Pushing Coal, Feng Hao, 12th May 2017, https://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en/9785-China-s-Belt-and-Road-Initiative-still-pushing-coal. [4] Hydropower: Environmental Disaster or Climate Saver? China Water Risk, 6th July 2010, http://chinawaterrisk.org/resources/analysis-reviews/hydropower-environmental-disaster-or-climate-saver/. [5] China Dams the World: The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Impact of Chinese Dams, Frauke Urban and Johan Nordensvard. 30th January 2014. 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6]一些學者提出，即使在實施項目之前，也要進行監測，以便得到起始資料。詳見：Building a new and sustainabl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Li, Qian, Howard and Wu. 2015. [7]http://thediplomat.com/2015/12/the-port-of-bagamoyo-a-test-for-chinas-new-maritime-silk-road-in-africa/. [8]該項目中文資料：https://www.banktrack.org/download/summary_chinese_and_english_of_the_dodgy_deal_information/170428_amazar_chineseenglish_summary.pdf。（譯者注） [9] Environmentalists warn Shenzhen stock exchange about risks of Amazar “Belt and Road” project in Russia. 12th May 2017, http://www.transrivers.org/2017/1922/ [10] China’s environmental footprint in Africa, Ian Taylor, February 2007, China Dialogue, https://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en/741-China-s-environmental-footprint-in-Africa [11] 《商務部環境保護部關於印發“對外投資合作環境保護指南”的通知》。 2013年2月2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 [12] ‘One Belt’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s seen as helping to use up some industrial over-capacity, Eric Ng, 2nd November 2015,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http://www.scmp.com/business/article/1874895/one-belt-infrastructure-investments-seen-helping-use-some-industrial-over
https://borderless-hk.com/2017/08/05/一帶一路就是「全球化2-0」%EF%BC%9F它對環境會造成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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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區域可持續發展生態環境遙感監測 柳欽火1 , 吳俊君1 , 李麗1 , 俞樂2 , 李靜1 , 辛曉洲1 , 賈立1 , 仲波1 , 牛錚1 , 徐新良3 , 孟慶岩1 , 趙靜1 , 張海龍1 , 胡光成1 , 鄭超磊1 摘要 2013年9月和10月，習近平主席在出訪中亞和東南亞國家期間，先後提出了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簡稱“一帶一路”)的重大倡議。要全面保護“一帶一路”區域生態環境，實現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是一個具有挑戰性的問題。遙感技術對生態環境監測與評價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本研究利用多尺度、多源遙感資料，對2015年“一帶一路”區域的生態環境狀況進行監測和分析，旨在提供可持續發展目標生態環境遙感監測的本底。本文選取了幾個重要的生態環境方面開展監測與分析，主要包括宏觀生態系統結構和植被狀況、太陽能資源分佈、水資源平衡、主要生態環境限制因素對經濟走廊建設的影響、主要城市生態環境品質等。監測區域覆蓋亞洲、非洲、歐洲和大洋洲的陸上區域。研究結果為生態環境評價與保護提供了有效的決策依據，有助於“一帶一路”建設積極推進。
關鍵字 一帶一路, 生態系統宏觀格局, 太陽能資源, 水分收支, 生態環境約束性因素, 城市生態監測 Ecological environment monitoring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in the Belt and Road region
Abstract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nd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hereinafter called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as proposed in 2013. The comprehensive protection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the Belt and Road reg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2030 (SDGs 2030) presents a challenge.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monitoring and assessment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this research,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status of the Belt and Road region in 2015 was monitored and analyzed as baseline of the SDGs 2030 by using multiscale, multisource remote sensing data. Several important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issues of concern in SDGs 2030 were investigated, including macroscopic ecosystem patterns, vegetation status, solar energy resource distribution, water resource balance, main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constraint factors on economic corridor construction, and major urban ecological quality. The monitored areas include Asia, Africa, Europe, and Oceania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region. Results of this study provide useful basis for policy decision making in eco-environmental evaluation and protection and for the scientific implement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近年來，全球經濟和技術發展迅速，為人類創造了巨大財富，同時也加劇了發展與相對落後現狀之間的矛盾。這種矛盾加速了人類對資源的掠奪，破壞了共用的環境。人類對地球資源的消耗和對環境的破壞，導致全球生態環境問題頻發，如全球變暖、生態退化和環境污染，不僅影響社會穩定和經濟可持續發展, 也威脅到生態文明建設。中國政府和科學家非常重視這些問題, 迫切需要開展全球生態環境遙感監測。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始終重視生態環境保護和建設，積極落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2013年9月和10月，習近平主席在出訪中亞和東南亞國家期間，先後提出了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簡稱“一帶一路”)的重大倡議。“一帶一路”空間範圍廣闊，生態系統複雜，生態環境異動頻繁。“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要全面平衡建設和生態環境保護。環境是無界的，一旦出現環境問題，就會擴散到整個世界。因此，生態環境保護在基礎設施建設、生態環境背景監測和動態變化監測中發揮著重要作用。遙感技術具有信息量大、觀測範圍廣、精度高、速度快以及即時性和動態性強等特點(Mulder 等，2011)，能夠為生態環境監測與評價提供更為客觀和準確的資料，使得大範圍乃至全球生態環境監測成為可能，並且已經成為不可或缺的手段之一。 針對生態環境遙感監測，國內外已開展了系列相關研究。如“全國生態環境十年變化(2000年—2010年)遙感調查與評估專案”，建立了評估全國土地覆蓋的分類系統，完成了2000、2005、2010年的土地覆蓋分類製圖；構建了植被指數、植被覆蓋度、葉面積指數、地表溫度、蒸散、淨初級生產力和地上生物量等地表參量遙感反演與驗證模型等。另外，就區域生態環境動態監測與管理系統設計以及生態環境監測和評價指標體系等方面，國內也開展了相關研究工作(廖克 等，2003；王靜 等，2003；李愛軍 等，2004)。在土地覆蓋分類和土地利用動態變化研究方面，羅海江等人(2006)、廖克等人(2006)提出了研究方案，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齊清文等人(2005)探討了基於3S技術進行生態環境監測、評價與綜合調控的方法和關鍵技術。吳炳方等人(2005)、史志華等人(2006)運用遙感技術對生態治理區的生態恢復情況進行了動態監測。張增祥等人(2003)利用多種來源的不同專題空間資料實現了大範圍的生態環境狀況綜合評價。李德仁等人(2017)基於1993年—2012年DMSP/OLS夜間遙影像資料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行夜光規模分佈動態研究，探究了城市夜間燈光整體空間格局變化和時空演化特徵，揭示了20年間“一帶一路”區域夜光規模分佈時空動態和演變規律，有助於更好地認識和理解區域發展狀況，為經濟社會的發展提供參考。江威等人(2017)綜合分析了夜間燈光資料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的應用潛力，如油氣開採時空資訊挖掘、社會經濟參量估算、生態環境評估、城市化過程重建等，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在未來的研究中具備非常大的應用潛力。 現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小範圍空間尺度，以縣級、省級生態環境遙感監測居多，國家生態環境遙感監測相對較少，大區域乃至全球尺度的生態環境遙感監測少之又少，而且所用的監測指標有限，監測內容不夠全面。本研究首次就“一帶一路”大區域空間尺度，從生態環境遙感監測主要方面出發，利用2000年—2015年多尺度、多源遙感資料開展生態系統宏觀結構和植被狀況、太陽能資源分佈、水資源平衡、主要生態環境限制因素對經濟走廊建設的影響、主要城市生態環境品質等監測。監測區域覆蓋了亞洲、非洲、歐洲和大洋洲的陸上區域。通過獲取宏觀、動態的多要素地表資訊，厘清生態脆弱區、環境品質退化區、重點生態保護區等，為全面實現生態環境可持續發展提供有力的決策依據，為科學評價“一帶一路”建設的生態環境影響提供科技支撐。 2 “一帶一路”區域面臨的主要生態環境問題 2.1 “一帶一路”區域概況 “一帶一路”指“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圖1)。其中“絲綢之路經濟帶”包括六大經濟走廊，分別為中蒙俄經濟走廊、新亞歐大陸橋、中國-中亞-西亞經濟走廊、中南半島經濟走廊、中巴經濟走廊、孟中印緬經濟走廊。“一帶一路”重要節點城市是指在“一帶一路”沿線城市網路中，基礎條件較好、綜合比較優勢明顯、集聚輻射作用較強，在“一帶一路”建設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城市。 根據“一帶一路”所穿越主要區域的地理位置、自然地理環境、社會經濟發展特徵以及與中國交流合作的密切程度等，將“一帶一路”沿線區域作為監測區，主要包括亞洲、非洲、歐洲和大洋洲，為便於區域對比分析，將“一帶一路”監測陸域劃分為西亞區、南亞區、東亞區、東南亞區、中亞區、俄羅斯、大洋洲區、歐洲區、非洲北部區和非洲南部區十大分區。
2.2 主要生態環境問題 “一帶一路”陸域途經區域範圍廣闊，自然環境複雜多樣，既有世界最高的高原、山地，又有富饒的平原、三角洲；既有雨量豐沛的熱帶雨林，又有極度乾旱的荒漠、沙漠和異常寒冷的極地冰原，生態環境總體較為脆弱，其中，60%以上的區域為乾旱和半乾旱的草原、荒漠和高海拔生態脆弱區，氣候乾燥、降水量少。中亞、西亞和北非是全球氣候最為乾燥的地區，水資源嚴重短缺，土地荒漠化嚴重，生態系統一旦破壞將難以恢復。東南亞和南亞地區受季風的強烈影響，地震、洪澇、泥石流等自然災害頻發。近年來，快速的工業化、城市化進程造成了這些區域資源消耗飆升、空氣污染、水污染、土地退化、生物多樣性減少等一系列生態環境問題，嚴重地影響了區域的可持續發展。全球氣候變化已導致海平面上升以及海水溫度、鹽度的異常變化，引起海洋災害頻發。海洋資源過度利用、陸源污染物排放過量等加劇了海洋污染，導致海洋生態系統更加脆弱。 “一帶一路”區域在環境變化、糧食安全、自然災害、城鎮化進程、世界遺產保護等方面面臨著嚴峻的挑戰。我們面臨的關鍵挑戰主要包括以下8個方面(Guo，2018): (1)適應氣候和環境變化; (2) 防災減災; (3) 水資源管理; (4) 糧食安全和農業可持續發展; (5)保護自然和文化遺產; (6) 城市可持續發展和基礎設施建設; (7) 海岸/海區資源管理; (8)掌握高山和北極變化。 3 生態環境遙感監測技術流程 3.1 可持續發展資源環境指標體系 重點聚焦2030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中能夠用遙感監測的指標(表1)，如防災減災、糧食安全及可持續農業、水資源管理、能源與自然資源管理、公共衛生和人類健康環境影響監測、生物多樣性及生態系統的可持續性、區域與城鎮可持續發展、基礎設施與交通管理等領域，加強資源環境綜合觀測、評估和預警等前沿關鍵技術研究，提升全球地球綜合觀測系統的資源環境監測應用服務能力，為聯合國2030可持續發展目標提供更好的技術和資訊支撐。 聚焦2030可持續發展目標，基於遙感可開展的監測內容主要有：(1)糧食安全和農業可持續發展；(2)災害與氣候變化回應；(3)大氣環境與氣候變化回應；(4)生態系統格局時空演化；(5)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系統服務功能；(6)海洋/海岸帶生態環境遙感監測；(7)水資源盈虧與優質水資源管理可持續發展；(8)輻射平衡與氣候變化；(9)太陽能發電潛力與清潔能源可持續發展；(10)三極與冰凍圈(凍融)動態變化遙感監測。 表 1 與遙感相關的聯合國2030可持續發展目標
3.2 生態環境遙感監測流程 如何利用多源遙感衛星資料生產出一系列能夠支援區域尺度生態水文一體化的高品質遙感主題產品，已經成為一個急需解決的問題。現階段已經有許多全球遙感產品，如MODIS、FY-3等，然而產品的精度、時空解析度、連續性或一致性都不能很好地滿足實際應用需求。為了提高產品精度、時空解析度、連續性和一致性，專案團隊設計並開發了一種多源資料協同定量遙感產品生產系統MuSyQ (Multi-source data Synergized Quantitative remote sensing production system)。 該系統包括4個子系統(圖2):(1) 運行管理分系統：由資源管理、調度管理、狀態監控、任務管理、配置管理組成；(2) 資料管理分系統：包括原始資料庫、標準產品庫、輔助資料庫和定量產品庫；(3) 多源遙感資料歸一化處理分系統：包括投影轉換、空間一致性匹配、輻射處理、拼接與標準分幅；(4) 定量遙感產品生產分系統：由輻射參數、植被參數、冰雪參數和水迴圈參數等產品組成。 基於遙感資料和專題產品，結合氣溫、降水等氣象資料，人口、GDP等統計資料以及其他參考資料，對“一帶一路”區域生態系統宏觀結構和植被狀況、太陽能資源分佈、水資源平衡、主要生態環境限制因素對經濟走廊建設的影響、主要城市生態環境品質等開展遙感綜合分析，監測指標與評價技術路線如圖3所示。其中大氣環境品質、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災害與氣候變化回應、三極與冰凍圈(凍融)動態變化等監測內容是未來重點關注和開展的主要工作。
4 “一帶一路”區域生態環境遙感監測主要進展 “一帶一路”區域生態環境狀況遙感監測的主要內容包括：(1)陸域生態系統宏觀格局與主要植被生態系統狀況；(2)陸域太陽能資源與開發狀況；(3)陸域水分收支狀況；(4)主要經濟走廊區域生態環境制約因素；(5)重要節點城市生態環境與發展狀況。 4.1 陸域生態系統宏觀格局和植被狀況 監測區域生態系統類型主要包括森林、荒漠、草地、農田、水域和城市生態系統，面積分別為3214.75萬km2、2230.79萬km2、2170.07萬km2、1389.52萬km2、199.56萬km2和52.47萬km2。各個分區間生態系統結構差異很大，東南亞區、非洲南部區、俄羅斯、大洋洲區、歐洲區以森林生態類型為主，中亞區和非洲北部區以草地和荒漠生態類型為主，南亞區以農田生態類型為主，東亞區農田、森林、草地和荒漠生態系統分佈較為均衡(圖4)。 分區植被生長狀況差異明顯。2015年，俄羅斯森林地上生物量最多，為923億噸，東南亞區森林年平均葉面積指數和年最大植被覆蓋度均最高，分別為3.64、0.99；東南亞區草地和農田的年平均葉面積指數最高，分別為2.67和2.05，年最大植被覆蓋度也最大，分別為0.97和0.93。 2010年—2015年，俄羅斯和東亞區森林生物量分別增加21億噸和17億噸，而非洲南部區、東南亞區和非洲北部區森林生物量分別降低11億噸、5億噸和2億噸；俄羅斯和大洋洲區草地年平均葉面積指數分別降低0.52%和3.79%；大洋洲區農田年平均葉面積指數降低1.97%。
圖 4 2015年“一帶一路”區域生態系統宏觀格局與植被狀況 4.2 陸域太陽能資源狀況 太陽能資源年總量空間分佈受緯度影響為主，地形和雲量影響為輔。低緯度的非洲、西亞、南亞、大洋洲資源最豐富，平均太陽輻射量大於6500 MJ/(m2.a)，且季相差異不明顯；東南亞、中亞、東亞資源很豐富，平均太陽輻射量大於5300 MJ/(m2.a)；歐洲資源豐富，平均太陽輻射量為4300 MJ/(m2.a)；俄羅斯因緯度較高，太陽能資源一般，平均太陽輻射量只有3093 MJ/(m2.a)，且季相變化顯著，月太陽輻射波動高達10倍以上。青藏高原雲量較高，其年總太陽輻射量6300 MJ/(m2·a)左右，低於同緯度中亞地區的8000 MJ/(m2·a)(圖5)。 太陽能發電潛力主要受太陽輻射年總量、季節波動、下墊麵條件以及交通等因素的影響。適宜太陽能發電的地區主要分佈在中低緯的荒漠及稀疏植被區，主要包括西亞、非洲北部的撒哈拉地區，非洲南部的卡拉哈迪沙漠，以及澳大利亞中西部地區，年太陽能發電量均大於350 KW h/m2；東南亞地區以及南亞的印度由於農田和森林等植被覆蓋度較高，不適宜大規模開發太陽能；俄羅斯緯度高，自然地理條件決定了其太陽能發電潛力較低。 圖 5 2015年“一帶一路”區域太陽能資源分佈狀況 4.3 陸域水分收支狀況 非洲中部、東亞東南部和東南亞降水豐沛，降水量分別達到1200 mm、1600 mm和2000 mm以上，水分盈餘分別達到200 mm、600 mm和1000 mm以上；中亞、西亞及北非氣候乾旱，降水量低於200 mm，降水與蒸散基本平衡(圖6)。荒漠綠洲和集約化程度高的農業灌區，大氣降水無法滿足農田蒸散耗水需求，生產用水與生態用水之間矛盾突出，面臨嚴峻的水資源危機。絲綢之路沿線的中國河西走廊、塔里木河流域、中亞錫爾河流域等綠洲區大氣降水虧缺量達到500 mm，綠洲農田蒸散耗水主要來自盆地周邊高寒山區降水和冰雪融水灌溉補給，綠洲農業用水擠佔生態環境用水，導致生態環境退化、土地荒漠化；印度西北部和中國華北平原農業灌區蒸散明顯高於降水，降水虧缺量達到200 mm，主要通過引用恒河、黃河等地表水以及抽取地下水用於農業灌溉，導致部分地區地下水位元顯著下降，引發地面沉降、生態環境退化等問題。 圖 6 2015年“一帶一路”區域水分盈虧狀況 4.4 主要生態環境約束性因素 對各經濟走廊的生態約束性因素分析表明，不同經濟走廊及每個走廊的不同分段其主要生態約束性因素不盡相同(圖7)。“中蒙俄經濟走廊”嚴寒區段總計長約2300 km，山地區段長約650 km，荒漠區段長約400 km，且自然保護區廣布；“新亞歐大陸橋”全長超過10000 km，其中中亞段有長約1800 km的生態敏感地段；“中國–中亞–西亞經濟走廊”的中國–中亞段2240 km穿越荒漠區、360 km穿越天山山脈，西亞段820 km穿越荒漠區、1400 km穿越山區；“中國–中南半島經濟走廊”北段約700 km穿越海拔高於2000 m的區域，南段有各類自然保護區259個；“中巴經濟走廊”全長約3000 km，其中北段約940 km穿越海拔普遍高於4000 m的喀喇昆侖山脈和帕米爾高原，南段的巴基斯坦南部全長約490 km穿越乾旱和荒漠區；“孟中印緬經濟走廊”全長近4000 km，中緬段穿越1500 km的雲貴高原和緬甸北部山地，印孟段長約2500 km且極端天氣造成的洪澇災害頻發。 4.5 重要節點城市生態環境狀況 2000年—2013年，中蒙俄經濟走廊中的俄羅斯城市建成區綠地面積大、燈光指數穩定，如莫斯科建成區內綠地面積占比為51.44%，燈光指數年變化率為0.20，而城市周邊燈光指數年變化率為1.06，說明城市向周邊蔓延速率快。新亞歐大陸橋歐洲段城市整體發展成熟，綠地占比高，城市環境良好，燈光指數呈現出輕微的下降趨勢，如布列斯特的建成區內綠地面積占比50.84%，燈光指數年增長率為–0.42。在中國—中亞—西亞經濟走廊中，西亞城市建成區綠地占比普遍偏低，燈光指數年增長率較大，城市擴展較快；中亞城市普遍欠發達，如塔什干的城市建成區內綠地面積占比9.73%，燈光指數年增長速率較低，僅為0.28，而阿拉木圖的城市建成區和周邊地區的燈光指數年增長速率分別為1.23和1.03，城市發展比較快。中國—中南半島經濟走廊的燈光指數普遍呈現出“高密度、高增長率”的特點，如萬象建成區內綠地面積占比12.22%，燈光指數年增長率為1.23。孟中印緬經濟走廊的城市發展差異較大，如曼德勒和達卡的建成區內綠地面積占比分別為11.43%和20.37%，燈光指數年增長率分別為1.15和0.38。
圖 7 主要自然環境約束因素 5 結論與展望 我們現已具備獲取大範圍遙感資料和批量生產專題產品的能力，在“一帶一路”生態環境遙感監測過程中取得的成果可為“一帶一路”區域實現2030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提供重要的決策依據和科學支撐。 5.1 結 論 (1)“一帶一路”陸域十大分區中地帶性氣候資源稟賦差異懸殊，生態系統結構與生產力差異明顯；歐洲區與俄羅斯北部寒溫帶與寒帶森林、非洲南部區和東南亞區熱帶雨林是全球森林碳庫的重要組成部分。2015年厄爾尼諾事件導致部分地區嚴重乾旱，農田和草地生態系統生產力受到顯著影響。 (2)“一帶一路”陸域太陽能資源空間分佈主要受緯度、地形和雲量等因素的影響，其中緯度的影響最為突出，最適宜太陽能發電的地區主要分佈在中低緯度的荒漠及稀疏植被地區。 (3)“一帶一路”陸域水分收支空間分佈不均。乾旱區綠洲和半濕潤/半乾旱區的灌溉農區，大氣降水不能滿足農田蒸散耗水需求，依靠河流徑流和地下水補充水分虧缺，農業生產用水與生態用水之間矛盾突出，導致局部生態環境退化。 (4)走廊沿線區域的生態環境條件對“一帶一路”建設有重要影響，是必須考慮的重要因素。對各經濟走廊的生態約束性因素分析表明，不同經濟走廊及每個走廊的不同分段其主要生態約束性因素不盡相同。 5.2 建 議 (1)東南亞區、南亞區、中東歐及俄羅斯遠東地區生態條件良好，生態資源豐富，經濟發展潛力大，是“一帶一路”倡議實施中應重點關注的區域。但是，在這些區域中，東南亞區和南亞區熱帶雨林與亞熱帶山地森林是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的關鍵區域；歐亞大陸高緯度地區的亞寒帶針葉林生長緩慢，自身恢復能力差，一旦破壞難以恢復。因此，在規劃和建設中應特別重視這些區域的生態保護問題。 (2)以生態環境保護和水資源承載力為制約因素，科學制定“一帶一路”區域產業發展規劃，兼顧生產用水、生活用水和生態用水之間的平衡，有效保護陸地生態系統，維護水資源安全。 (3)加大政策扶植，發展智慧電網，科學佈局“一帶一路”陸域太陽能資源開發，帶動國際應對氣候變化行動。 5.3 展 望 未來將重點圍繞全球氣候變化、全球碳源匯等熱點問題，提升全球碳迴圈、水迴圈和能量循環系統的綜合觀測與分析能力；加強全球生態系統與生物多樣性的全球變化回應；全球水迴圈關鍵過程與全球氣候變化的互饋機制；全球輻射收支與能量分配的強迫機制；海洋大氣之間的能量傳遞和轉化、暴雨、颱風等災害性天氣預報與成因機制。 為了滿足將來的“一帶一路”生態環境遙感監測需求，我們將逐步提高國產衛星資料使用率、增加產品時間序列長度、提高專題產品精度，使得監測要素多元化、監測區域全球化，聚焦全球生態環境關鍵要素、關鍵區域、關鍵類型，充分發揮遙感技術優勢，實現生態環境要素的動態變化遙感監測，為全球變化分析奠定基礎。 志 謝 感謝中國資源衛星應用中心、環保部衛星應用中心、國家衛星氣象中心等提供了國產衛星遙感資料，感謝中國科學院電腦網路資訊中心提供了產品生產的計算和存儲資源，感謝國家基礎資訊地理資訊中心提供了基礎地理底圖。此外，劉紀遠研究員、汲長遠研究員、李加洪研究員、張松梅研究員、高志海研究員、張鐿鋰研究員、施建成研究員、李增元研究員等，以及全球生態環境遙感監測年度報告工作顧問組、專家組和編寫組的其他專家，針對“一帶一路”生態環境遙感監測工作也提出了很多建設性的意見和建議，在此一併表示衷心的感謝。 1 INTRODUCTION In recent years, the rapid developments in the global economy and technology have provided great wealth to humankind, but they have also increase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development and relative backwardness. This contradiction incites humans to consume resources predatorily and destroy the shared environment wantonly. Humans’ continuous consumption of the earth’s resources and damage to the environment have engendered global-scale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ncluding global warming, ecological degrad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These problems not only affect the social stabil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global economy but also threaten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China.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se problem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demanded the urgent monitoring of the glob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by remote sensing. As the largest developing country, China has always paid attention to the protec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s well as actively implemente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2030 (SDGs 2030) of the United Nations (UN).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nd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hereinafter called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as proposed in 2013,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a wide area of space, complex ecosystem, and frequent changes i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needs to strike a comprehensive balance between construction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The environment is unbounded, and once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rise, the problems will diffuse throughout the world. Therefor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background monitoring and dynamic change detection in the Belt and Road region are indispensable.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has several advantages, such as rich information, wide observation range, high precision, high speed, and strong real-time and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Mulder, et al., 2011). Due to its advantages, this technology can provide objective and accurate data for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and allows for the monitoring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n a global scale. Remote sensing plays a considerable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region. Studies using remote sensing for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have been conducted in China and abroad. For example, in the study “Nation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Survey and Assessment in Ten Years (2000—2010) by Remote Sensing”, remote sensing was used in establishing a classification system for national land cover evaluation; completing land cover classification mapping in 2000, 2005, and 2010; and constructing an inversion and verification model for vegetation index, vegetation coverage, leaf area index, surface temperature, evapotranspiration, net primary productivity, and aboveground biomass. In addition, studies have been conducted in China on the design of dynamic monitoring, management, and evaluation index systems for region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s (Liao, et al., 2003; Wang, et al., 2003; Li, et al., 2004). In the research field of land cover classification and dynamic land use changes, Luo, et al. (2006) and Liao, et al. (2006) proposed a research scheme and achieved notable results. Qi, et al. (2005) discussed methods and key techniques based on 3S technology for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evaluation, and comprehensive control. Wu, et al. (2005) and Shi, et al. (2006) used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for the dynamic monitoring of th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in ecological management areas. Zhang, et al. (2003) realized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a wide area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by using different thematic spatial data from various sources. Li, et al. (2017) researched the dynamic change of the night light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y with DMSP/OLS data in 1993—2012 as basis, explored the overall spatial pattern change of the city lights at night and its space–time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revealed the change regularity of light at night in 20 years; their study contributed to an improved understanding of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conditions and provided a reference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itiatives. Jiang, et al. (2017) analyzed the application potential of night light data in the Belt and Road construction, specifically in the areas of oil and gas exploitation, social and economic parameter estimatio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ssessment, and urbanization process reconstruction; their findings are of significance in future research. Most existing studies have focused on a small area, on a county or provincial scale. However, studies on national- and global-level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re relatively less, with the monitoring indicators limited and the monitoring content incomprehensive. The current study focuses on the main aspects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in the Belt and Road region. Multiscale, multisource remote sensing data in 2000—2015 were used in monitoring macroscopic ecosystem patterns, solar energy resources, water balance, main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constraint factors on economic corridor construction, urban ecology. The land region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were taken as monitoring areas, including Asia, Africa, Europe, and Oceania. The monitoring areas were divided into 10 subregions, namely, West Asia, South Asia, East Asia, Southeast Asia, Central Asia, Russia, Oceania, Europe, Northern Africa, and Southern Africa, to facilitate regional comparative analysis. This study aims to provide a powerful scientific decision-making basis for the eco-environmental influence evalu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construction. 2 MAJOR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ISSUES 2.1 General descrip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region The Belt and Road region refers to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nd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Fig. 1).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contains six economic corridors, namely, the China–Mongolia–Russia Economic Corridor, New Eurasian Continental Bridge, China–Central Asia–West Asia Economic Corridor, China–Indo-China Peninsula Economic Corridor, 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 and Bangladesh–China–India–Burma Economic Corridor. An important node city in the Belt and Road economic corridor refers to a city that demonstrates favorable basic conditions, remarkable comprehensive advantage, and strong agglomeration radiation effect, and consequently holdsimportant statu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region. The land region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region were taken as the monitoring areas, including Asia, Africa, Europe, and Oceania on the basis the geographic locations planned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these regions’ natural geographic environment,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and degree of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with China. As mentioned in Section 1, these regions were divided into 10 subregions, namely, West Asia, South Asia, East Asia, Southeast Asia, Central Asia, Russia, Oceania, Europe, Northern Africa, and Southern Africa. Fig. 1 Schematic map of the Belt and Road region 2.2 Major environmental issues The Belt and Road region encompasses a wide area, and its natural environment is complex and diverse. It covers the highest plateau and mountainous regions as well as the most fertile plains and deltas in the world. It also covers tropical rainfall forests extremely arid deserts, and unusually cold polar ice sheets. Overall,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the Belt and Road region is fragile, with more than 60% of its area occupied by arid and semi-arid grasslands, deserts, and fragile high-altitude ecological areas, which are characterized by dry climate and little precipitation. Central Asia, West Asia, and Northern Africa are the most arid regions in the world, with severe water shortages and serious land desertification. Once a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s damaged, the damage will be irreversible. Southeast Asia and South Asia are strongly affected by the monsoon system; natural disasters, such as earthquakes, floods, and mudslides frequently occur in these regions. In recent years, the rapid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have resulted in a series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problems, such as soaring resource consumption, air pollution, water pollution, land degradation, biodiversity reducing, and climate change, which have seriously affecte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se regions. Global climate change has resulted in the melting of glaciers, rising of sea levels, and abnormal changes in the temperature and salinity of seawater, which all cause frequent marine disasters. The excessive use of marine resources and excessive discharge of land-based pollutants aggravate marine pollution and marine ecosystem vulnerability. The Belt and Road region faces challenges related to environmental change, food security, natural disasters, urbanization, and world heritage conservation. The eight key challenges targeted by SDGs 2030 are as follows (Guo, 2018): (1) adapting to climate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2) mitigating disaster risk, (3) managing water supplies, (4) increasing agriculture and food security, (5) protecting natur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6)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urban areas and infrastructure, (7) managing coasts and marine areas, and (8) understanding changes in high mountainous regions and the Arctic. We conducted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corresponding to these goals. 3 TECHNICAL PROCESS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BY REMOTE SENSING 3.1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indicators The following factors related to SDGs 2030 of the UN can be monitored by remote sensing (Table 1):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duction, food security and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water management, energy and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public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 on human health monitoring,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ustainability, regional and urba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infrastructure and traffic management. Monitoring these factors could strengthen the research on front key technology for comprehensive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observation, evaluation, and early warning; improve the application service capability of global earth observation systems for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nd provide improved technical support and enriched reference information to SDGs 2030. Focusing on the 2030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monitoring based on remote sensing canbe carried out mainly as follows: (1) food security and agricultur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 disaster and climate change response, (3)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and climate change response, (4) ecological system pattern and temporal–spatial evolution, (5)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 (6) ocean and coastal zone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7) the profit/loss of water resources and quality management of water resource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8) radiation balance and climate change; (9) solar power potential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lean energy, and (10) dynamic change (freeze–thaw process) monitoring in the three poles and cryosphere. Table 1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2030 of the United nations vis-à-vis remotely sensed indicators
3.2 Flow chart for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How can we produce high-quality remote sensing thematic products that can support regional-scale integrated eco-hydrological studies from multisource satellite observations? Although numerous global remote sensing products are available, such as MODIS, Vegetation, and FY-3, their accuracy, spatial–temporal resolution, continuity, and/or consistency do not satisfy all the application requirements. Hence, to improve the accuracy, spatial–temporal resolution, continuity, and/or consistency of existing hydrological products, a prototype system of multisource data synergized quantitative remote sensing products (MuSyQ) has been designed and developed for land surface parameters. The MuSyQ system has four subsystems (Fig. 2): (1) the operation management subsystem, which consists of resource management, control management, configuration management, status monitor, and task management; (2) the database management subsystem, which consists of input data, standard data, ancillary data, and quantitative remote sensing product; (3) the multisource data normalization subsystem, which consists of projection, geometric merging, separation and matching, and radiation normalization, and (4) the quantitative remote sensing product subsystem, which consists of radiation budget parameter, vegetation parameter, snow and ice parameter, and water cycle parameter products.
Fig. 2 Multisource Synergized Quantitative Remote Sensing Product System Remote sensing data and thematic products combined with meteorological data, such as data on air temperature, precipitation, population, GDP, and other statistical and reference data are used for the remote sensing-based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macrostructure of terrestrial ecosystems,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of the important node cities, solar energy resources, and water budget conditions in the Belt and Road region. The monitoring indicators and evaluation technology route are shown in Fig. 3. The atmospheric environmental quality, ecosystem services, disasters and climate change response, three poles and cryosphere (freezing and thawing) dynamic change monitoring will be conducted in future. Fig. 3 Technology route map for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based on remote sensing in the Belt and Road region 4 ECOLOGICAL ENVIRONMENT STATUS OF THE BELT AND ROAD REGIO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monitoring in this study focused on (1) the macrostructure and vegetation status of the terrestrial ecosystems, (2) the status of land solar energy resources, (3) the terrestrial water budget, (4) the main constraint factors o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the main economic corridor, and (5)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of the important node cities. 4.1 Ecosystem macrostructure and vegetation status The ecosystems in the monitoring areas include mainly forest, desert, grassland, farmland, water, and urban ecosystems, with the forest ecosystems occupying the largest area (32.15 million km2), followed by desert, grassland and farmland ecosystems (occupying 22.31 million, 21.70 million, and 13.89 million km2, respectively). The water ecosystems occupy approximately 2.00 million km2. The urban ecosystems are the least spatially extensive, occupying only 0.52 million km2.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can be observed in the ecosystem structures of the various subregions. Southeast Asia, Southern Africa, Russia, Oceania, and Europe are dominated by forest ecosystems, whereas the prevailing ecosystems in Central Asia and Northern Africa are grassland and desert ecosystems. South Asia is dominated by farmland ecosystems. The distributions of farmland, forest, grassland, and desert ecosystems in East Asia are relatively balanced. The ecosystem macrostructure is shown in Fig. 4. The variation of vegetation growth across subregions is remarkable. In 2015, the maximum forest aboveground biomass in Russia is estimated at 92.3 billion tons. The annual ALAI and MFVC of the forests in the Southeast Asia are the highest, being 3.64 and 0.99, respectively. The annual ALAI (MFVC) of grasslands and farmlands in the Southeast Asia are the highest, reaching 2.67 (0.97) and 2.05 (0.93), respectively. From 2010 to 2015, the forest aboveground biomass increased by 2.1 billion tons and 1.7 billion tons in Russia and East Asia, respectively; whereas it decreased by 1.1 billion, 500 million, and 200 million tons in Southern Africa, Southeast Asia, and Northern Africa, respectively. The annual ALAI of grasslands in Russia and Oceania decreased by 0.52% and 3.79%, respectively, and that of farmlands in Oceania decreased by 1.97%.
圖 4 Ecosystem macrostructure and vegetation status in the Belt and Road region in 2015 4.2 Status of terrestrial solar energy resources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olar energy resources is influenced mainly by latitude, topography, and cloud cover, but the influence of the latter is usually greater. The low-latitude regions are endowed with the most abundant solar radiation. Africa, South Asia, West Asia, and Oceania each have an annual average solar radiation of greater than 6500 MJ/m2/a, and seasonal variability is insignificant. In Southeast Asia, Central Asia, East Asia, solar energy resources are also abundant, with their annual average solar radiation exceeding 5300 MJ/m2/a, followed by Europe (4300 MJ/m2/a). Russia has less solar radiation resources because of its higher latitude; Russia’s annual solar radiation averages only 3093 MJ/m2/a and presents high annual variation (solar radiation in July is 10 times that in December). The Tibetan Plateau enjoys less solar radiation (6300 MJ/m2/a) than Central Asia does even though they have the same latitude, primarily because the former has higher cloud cover (Fig. 5). Photovoltaic (PV) power potential is determined mainly by annual global solar radiation, seasonal variation, land surface types, and transportation factors. Areas suitable for solar power development are located in low-latitude deserts and sparsely vegetated areas, including West Asia, the Sahara Desert and Kgalagadi Desert in Northern Africa, the Kgalagadi Desert in Southern Africa and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of Australia, where the annual PV power potential is greater than 350 KWh/m². In Southeast Asia and South Asia (India), large-scale development of solar energy is unsuitable because of its high vegetation coverage of farmlands and forests. Russia has the least solar potential because of its high latitude and natural geographic conditions. Fig. 5 Distribution of the levels of solar energy resources in the Belt and Road region in 2015 4.3 Terrestrial water budget In Central Africa, the southeastern region of East Asia, and Southeast Asia, precipitation is high, with annual amounts of over 1200 mm, 1600 mm, and 2000 mm, respectively, in 2015. The water surpluses in Central Africa, the southeastern region of East Asia, and Southeast Asia exceed 200, 600, and 1000 mm, respectively. In the arid regions, namely, Central Asia, West Asia, and Northern Africa, precipitation is below 200 mm, and the precipitation and evapotranspiration are balanced (Fig. 6). In desert oases and irrigated agricultural areas with intensive water use, the precipitation cannot meet the water demand for farmland evapotranspiration.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water for agricultural and ecological requirements is also prominent, resulting in a severe water crisis. The desert oases along the Silk Road, namely, the Hexi Corridor and Trim River basin in China and the Syr Darya River basin in Central Asia, have a water deficit of 500 mm/a and the primary sources of water for evapotranspiration are mainly melted snow/glacier in the alpine region surrounding the basins. The ecological water requirement cannot be met because more water is used for oasi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s a result, ecological degradation and land desertification occur. In northwestern India and North China Plain, evapotranspiration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precipitation in irrigated agricultural areas, resulting in a water deficit of 200 mm. Diverting surface water from the Ganges River, Yellow River, and other water bodies or overexploiting groundwater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groundwater table decrease, land subsidence, and ecological degradation. Fig. 6 Distribution of water deficits in the Belt and Road region in 2015 4.4 Main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constraint factors on economic corridor construction The analysis of the ecological constraint factors on the economic corridors shows these factors vary across economic corridors and sections of every economic corridor (Fig.7). The China–Mongolia–Russia Economic Corridor demonstrates a severe cold section as long as approximately 2300 km, a mountainous section as long as approximately 650 km, and a desert section as long as approximately 400 km, as well as an extensive nature protection area. In the New Eurasian Land Bridge, which is over 10000 km long, an ecological sensitive area as long as approximately 1800 km exists in the Central Asia. In the China–Central Asia–West Asia Economic Corridor, the China–Central Asia section passes through 2240 km of desert area and 360 km of Tianshan Mountains, whereas the West Asia section passes through 820 km of desert area and 1400 km of mountainous area. In the China–Indo-China Peninsula Economic Corridor, the northern section passes through 700 km of high-altitude area (with an altitude higher than 2000 m), and the southern section has as many as 259 nature protection areas. In the 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 which has a total length of about 3000 km, the northern section passes through about 940 km of the Karakorum Mountains and Pamirs, which has an altitude of over 4000 m, and the southern section in the south of Pakistan passes through about 490 km of drought and desert area. In the Bangladesh–China–India–Myanmar Economic Corridor, whose total length is nearly 4000 km, the China–Myanmar section passes through 1500 km of the Yunnan–Guizhou Plateau and northern Myanmar mountains, and the Bangladesh–India section, which is as long as approximately 2500 km, frequently experiences floods caused by extreme weather. Fig. 7 Main natural environmental constraint factors 4.5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of important inland node cities In 2000—2013, the green land ratio is large and the light index is stable in the urban built-up areas in Russia in the China–Mongolia–Russia Economic Corridor. For example, the ratio of green land and light index growth rate in Moscow built-up area are 51.44% and 0.20, respectively, whereas the light index annual growth rate in its surrounding areas is 1.06, indicating the city’s spreading speed toward its surrounding areas is much higher. Cities in the European section of the New Eurasian Land Bridge are well developed in general, with high green land ratio and good city environment; the light index shows a slightly declining trend. In Brest for example, the green land ratio and annual growth rate of light index in its built-up area are 50.84% and −0.42, respectively. In the China–Central Asia–West Asia Economic Corridor, the green land ratio in urban built-up areas in West Asia is the lowest in general, the annual growth rate of light index is higher, and city expansion is quicker. Cities in Central Asia are underdeveloped in general. For instance, the green land ratio in the urban built-up area in Tashkent is 9.73%, and its annual growth rate of light index is low (0.28). However, the annual growth rate of the light index in the urban built-up area of Alma-Ata and its surrounding areas are 1.23 and 1.03, respectively, indicating quick city development. The light index of the China–Indo–China Peninsula Economic Corridor demonstrates high density and high growth rate. In Vientiane for example, the area of green land and the annual growth rate of light index in the urban built-up area are 12.22% and 1.23, respectivel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ities in the Bangladesh–China–India–Myanmar Economic Corridor varies considerably . For example, the green land ratios in the urban built-up areas of Mandalay and Dacca are 11.43% and 20.37%, respectively, and their annual growth rates of light index are 1.15 and 0.38, respectively. 5 CONCLUSION AND EXPECTATION In this study, we have shown that we can access a wide range of remote sensing data and mass produce thematic products. We have also obtained a number of vital results in remote sensing monitoring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the Belt and Road region. These results can provide important support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UN’s SDGs 2030 in the Belt and Road region.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can be drawn from the results. (1) The differences in zonal climate-based resource endowments, ecosystem structures, and productivity levels of 10 subregion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re obvious. Southeast Asia, South Asia,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and the Russian Far East region demonstrated good ecological conditions, rich ecological resources, and great potential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ccordingly, these subregions should be the focus of attention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cold-temperate and cold-belt forests in Europe and northern Russia as well as the tropical rain forests in Southern Africa and Southeast Asia are important components of the global forest carbon pool. (2)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olar energy resources in the Belt and Road region is affected mainly by latitude, topography, and cloud cover, among which the effect of latitude is the most prominent. The most suitable area for solar power generation is distributed mainly in the desert and sparsely vegetated areas with middle or low latitude. (3)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errestrial water balance is uneven. The China–Central Asia–West Asia Economic Corridor runs through arid regions, such as Xinjiang, Kazakhstan, and Iran. In these regions, water resources are severely scarce, and the desert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s extremely fragile. In arid oases and semihumid/semi-arid irrigated agricultural areas, atmospheric precipitation cannot meet the demand of evapotranspiration. The water deficit is supplemented by river runoff and groundwater.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water and ecological water is prominent, thereby leading to loc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degradation. (4) Six economic corridors in the Belt and Road region are important carriers of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construction. In these corridors, the region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onditions have an important effect o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onstruction. The main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constraint factors differ across economic corridors and corridor segments; thu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must be considered. This study also offer insights into policy making. (1) The tropical rain forests and subtropical mountain forests in Southeast Asia and South Asia are the key areas of global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Subalpine coniferous forests in high latitudes of Eurasia grow slowly and have poor recovery. Thus, special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ecological protection of these areas in th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2) The carrying capacity of water resources as a constraint factor should be considered in developing the layout plan for regional industrial optimization. Given that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water resource carrying capacity are constraint factors, the scientific formulation of the region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pla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should consider the balance between production water, domestic water, and ecological water to protect the terrestrial ecosystem and conserve water resources effectively. (3) Policy support must be increased, a smart grid must be developed, a scientific layout must be developed for the utilization of land solar energy resources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the international action against climate change must be strengthened. Future research will focus on global climate change, global carbon sinks, and other hot issues. Subsequent studies may investigate further on the improvement of the comprehensive observ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global carbon cycle, water cycle, and energy cycle system; strengthening the global change response of global ecosystems and biodiversity; interaction between key processes of global water cycle and global climate change; influencing mechanism of global radiation budget and energy distribution; energy transfer and transformation between the ocean and atmosphere; forecast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of heavy rains, typhoons, and other disastrous weather events. To meet the growing demand for studies on remote sensing-based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in the Belt and Road region, we will attempt in the future to improve the utilization rate of domestic satellite data; increase the product time series length; enhance the precision of the thematic products to diversify monitoring elements; globalize the monitoring region; focus on the key elements, key regions, and key types of glob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ompletely harness the advantages of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monitor the dynamic change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elements by remote sensing; and lay the foundation for global change analysis. Acknowledgments: Thanks to China Center for Resources Satellite Data and Application, Statellite Environment Center of Ministry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National Staellite Meteorological Center for providing the domestic satellite remote sensing data. Thanks to the Computer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for providing the computing resources and storage resources. Thanks to the National Geomatics Center of China for providing the fundamental geographic map. Thanks to prof. Liu Jiyuan, Ji Changyuan, Li Jiahong, Zhang Songmei, Gao Zhihai, Zhang Yili, Shi Jiancheng, Li Zengyuan, etc., and thanks to the other specialists in advisory group, expert group and editorial team of the Global Ecosystems and Environment Observation Analysis Research Cooperation (GEOARC) for providing many constructive opinions and suggestions to the Belt and Roa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monitoring. 參考文獻(References) Guo H D. 2018. Steps to the digital Silk Road. Nature (554): 25–27. Jiang W, He G J, Peng Y, Wang G Z and Wang M M. 2017. Application potentiality and prospects of nighttime light remote sensing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34 (3): 296–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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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文明視角下“一帶一路”建設若干問題的思考
發表時間：2017-08-15 來源： 《中國生態文明》雜誌 作者：陳宗興 2013 年9 月和10 月， 習近平主席出訪中亞和東南亞國家期間，先後提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即“一帶一路”的重大倡議。三年多來，這項重大倡議已經獲得國際社會的積極回應和廣泛參與，先後有100 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支援，40 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同中國簽署合作協定。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超過500多億美元。伴隨綜合交通走廊和港口建設，越來越多的新興產業園區開始起步，一系列重大專案開始落地。
“一帶一路”貫穿亞歐非大陸，連接三大洋，覆蓋世界60 多個國家地區、40 多億人口。沿線國家自然環境、產業基礎、社會文化千差萬別，如何因地制宜開展建設，使其各具特色，如何尊重生態，保持綠色低碳，成為合作共贏、持續發展的關鍵問題。推動“一帶一路”建設，涉及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涉及工業化、城鎮化的空間區域協調，也涉及當地歷史文化等的傳承。要結合沿線國家地區的實際，借鑒吸取古今中外開發的經驗教訓，充分考慮那裏的生態環境條件，大力採用保護生態環境的新技術、新材料、新能源，造福各方，實現共贏。 本文擬從區域協調發展、產業結構優化和生態技術應用等，探討“一帶一路”經濟發展和生態建設相輔相成，與沿線各國共建“綠色絲綢之路”的途徑。
一、建設生態廊道，依託中心城市，推動“一帶一路”區域協調發展 2015 年3 月，由國家有關部委聯合發佈的《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提出，“一帶一路”陸上依託國際大通道，以沿線城市為支撐，以重點經貿產業園區為合作平臺，共同打造中蒙俄、新亞歐大陸橋、中國- 中亞- 西亞、中國—中南半島等國際經濟合作走廊；海上絲綢之路主要依託重點港口城市，建設通暢安全高效的運輸大通道，共同建設一批海上戰略支點，形成從中國沿海港口過南海至印度洋延伸到歐洲地中海，從中國沿海到南太平洋的海上絲綢之路。中巴經濟走廊、孟中印緬經濟走廊也構成陸上絲綢之路的重點。“一帶一路”是構建人類共同體的中國創造，也是區域經濟理論的重要實踐創新。 當代區域經濟發展的趨勢之一是在傳統區域增長極（GrowthPole）的基礎上，依託綜合交通走廊發展建設城鎮帶或城鎮群，從而推動區域經濟、社會、文化的整體發展。絲綢之路六大經濟走廊之一的新亞歐大陸橋中國段，迄今初步形成了以鄭州為中心的中原城鎮群、以西安為中心的關中城鎮群、以蘭州為中心的河西走廊城鎮帶和以烏魯木齊為中心的天山北麓城鎮帶。這些城鎮群城鎮帶成為所在區域綜合協調發展的龍頭基地。伴隨現代交通網絡的發展和互聯網技術的普及，以及產業數位化、智慧化的應用，現代區域經濟產業和工業化正從少數點式發展向多點帶狀軸向延伸或區域連綿發展，由此推動區域內外的協調發展和相對均衡增長。 有著“一帶一路”第一樂章之稱的中巴經濟走廊，北起我國新疆喀什，西南指向巴基斯坦的瓜達爾港，全長3000 多公里，規劃包括公路、鐵路、油氣管道和電纜通道的綜合交通運輸貿易走廊。走廊連接我國新疆喀什、紅其拉甫，巴基斯坦的白沙瓦、伊斯蘭堡、拉合爾、卡拉奇等城市。該走廊北部曾是古絲綢之路的重要路段，如白沙瓦市因位於西去阿富汗、伊朗與南去印度的樞紐位置，據史料記載唐朝高僧玄奘兩次在此居留，白沙瓦也因為建設條件和有利區位曾發展成為連接中亞、南亞的貿易中心和宗教活動聖地。瓜達爾港已經初步建起通航，但其後方並沒有現代化的高等級公路和鐵路、管道等基礎設施，在未來綜合交通走廊發展中可將港城、產業園區、沿線站場和城鎮同步規劃建設。當年美國開發西部，建設聯通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橫貫美洲大陸鐵路網，也是路網選線與車站、交通樞紐、港口和城鎮選址規劃同步進行的。 “一帶一路”建設的空間結構和區域整體佈局，要堅持生態導向和環境保護的原則，努力做到人口資源環境相均衡、經濟社會生態效益相統一，控制開發強度，調整空間結構，促進生產空間集約高效、生活空間宜居適度、生態空間山清水秀。立體綜合交通運輸走廊建設，須堅持綠色低碳建設和運營管理的原則，在建設中充分考慮氣候變化的影響，保護生物多樣性，發展生態廊道。發展交易市場、建設產業園區、規劃選址城鎮等各項建設，都要綜合考慮地理、地形、地質、水文、氣候與環境等條件，力求科學合理，堅守生態底線。 比如在位於“胡煥庸線”以西的我國西部地區，因年降雨量大都在400 毫米以下，多為草原、荒漠景觀和雪域高原之地，自古遊牧為主。其間也有少數地段形成綠洲，建設城鎮，成為經濟、人口集聚地，但多為孤島式發展。此種狀況，自古以來千年少變。儘管由於現代交通運輸業的發展，西部有了較快發展，但根據過去近70 年的人口調查，該線之西的人口僅增加2-3% 左右。總的看，受生態條件的限制，西部聚集大規模產業、集聚人口的功能較弱，生態承載力較低。在國家功能區規劃中，列入以生態恢復和保護為主的22 個功能區，多集中在此區域內。 總之，要充分考慮“一帶一路”地區中自然條件的差異和環境條件的制約，研究產業和城鎮空間分佈的非均衡性特點和規律，依據具體自然、經濟、歷史、空間等條件，以可持續發展和綜合承載能力為重點考量，規劃發展不同功能不同規模的城鎮。促使區位條件好且具有潛力的城鎮發展成為區域性或地方性中心城市，以中心城市為依託，形成輻射作用大的城市帶或城市群，推動區域整體發展和均衡增長。
二、全面培育生態產業 促進“一帶一路”可持續發展 地區經濟發展和生態文明建設能否協調統一，取決於如何佈局產業，生產什麼，如何生產。優化產業結構、科學合理的發展佈局，涉及“一帶一路”可持續發展的經濟基礎。古絲綢之路自西漢開啟延續千年的開發利用的歷程，為我們留下了諸多啟發和思考。據史書記載，從先秦至漢唐，黃河中游廣大黃土高原植被良好，草原遼闊，森林面積廣大，農耕發達但多集中于河谷平原。絲路進入河西走廊，年降雨量從400 毫米逐漸減少，但有祁連山冰雪融水補充，經漢代開發形成了有名的“河西四郡”。再往西進入新疆西域，年降雨量大多在50-200 毫米之間，這裏主要靠高山冰川融水形成規模不等的綠洲，居民多為逐水草而居的遊牧民族。漢唐絲路開發曾形成眾多的綠洲城鎮，號稱“西域36 國”，繁盛一時。但隨著西部人口的大量增加，日益西進的屯軍、屯民、屯田等人類活動加劇，從毀林開荒到變草原為農田，導致大面積土地沙化，加劇了水土流失，農耕漫灌又導致水源枯竭；不合理的城鎮建設及過度發展進一步催生大興土木，破壞森林植被。資源的減少又加劇了部族之間，上下游之間，地區國家之間爭奪資源的戰爭，最終毀了綠洲、乾涸了湖泊、湮滅了城鎮。曾經“廣袤三百里，其水澄清，冬夏不滅”的羅布泊不斷縮小乾涸，以至最後消失。一度繁榮的西域36 國，大多已成廢墟不見蹤影。歷史上曾名聲遠揚的樓蘭、交河、高昌、精絕等古城也都成為沙漠包圍的廢墟。無視自然約束，把只能維持畜牧業的草原變農耕，把只能小規模的農耕綠洲變為工商城鎮，此種產業結構和社會結構，突破了生態底線，最終禍及人類自身。 即使在生態條件較好的地區也不能逾越賴以生存的生態底線。始建於西元前3 世紀末的長安城本依渭水之陽，八水環繞，水草豐美，既有高山屏護，又臨沃野千里，曆為西漢、東漢至隋的都城。但至隋初，使用600 多年的漢長安城已是“污水沉澱、壅底難泄”，連飲水也成問題，隋文帝只好廢棄舊都，在龍首原以南另建新都——大興城，即後來的隋唐長安城。有著世界著名糧倉之稱的烏克蘭大草原經過100 多年的開墾，草原成為無邊農田中的“精妙點綴”，無節制的墾荒造田破壞了草原生態系統和生產結構，導致河湖水量日益減少，地下水越來越深，乾裂的土地日益增加，誘發不時侵襲的黑風暴，使糧倉還能持續多久成了疑問。在古絲綢之路上生態環境脆弱地區，也有延續至今仍發揮著重要作用的歷史名城。除前述河西走廊四郡名城，絲路南線天山南麓的喀什、庫車、阿克蘇、輪台等，由於位於較穩定的塔里木河水系，又有一定的冰川雪水補給，形成穩定的綠洲，雖遭遇同樣的社會動盪卻得以延續。西方古絲路重鎮喀布爾，年降雨量不到240 毫米，由於興都庫什山的穩定雪山融水，又位於喀布爾河上游，連接中亞南亞的通商要道，使喀布爾持續發展，作為阿富汗的首都超過兩個世紀。 在生態脆弱的乾旱區，發展產業、佈局城鎮乃至人類生存都有明顯的“向水趨勢”，一定意義上水決定綠洲的規模和穩定，決定產業和類型，決定城鎮的規模和興衰。今天科學技術已取得史無前例的進步，人類改造自然和利用自然的能力手段都大大增強了。我們可以比前人在更大規模、更大空間區域內調配資源，發展經濟，創新生產方式，優化產業結構，但也必須堅守生態底線，遵循“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理念和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生態文明理念，培育綠色新興產業集群，發展生態產業。 生態產業是基於生態承載力和資源稟賦，運用生態技術和迴圈經濟技術建立的具有高效生態過程及和諧生態功能的集團性產業。將生產、流通、消費、回收、環境保護及能力建設縱向結合，將不同行業的生產工藝橫向耦合，將生產基地與周邊環境納入整個生態系統統一管理，謀求資源的高效利用和有害廢棄物向系統外的零排放。生態農業是運用系統工程及現代科技方法組建的綜合農業生產體系，運用現代高新技術，將廢棄物處理技術、無土栽培技術、病蟲害綜合防治技術、生物農藥研製與應用技術、配方施肥技術、良種選育繁殖技術等與傳統農業相結合，減少污染，降低化學能使用，保障農業生態環境安全、穩定，農業生產系統良性迴圈。生態工業是應用現代科學技術建立和發展的多層次、多結構、多功能、變工業排泄物為原料、實現迴圈生產、集約經營管理的綜合工業生產體系。運用現代高新技術，實現廢物資源化、產品化和廢熱廢氣能源化，形成多層次閉路迴圈、無廢物無污染的工業體系。 現階段世界上越來越多的國家在規劃或建設生態產業園，我們可取各家之長，加強研究，綜合施治，在“一帶一路”地區開發建設生態產業園，培育綠色產業結構。要結合當地的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和空間戰略規劃，統籌園區產業佈局，推動園區產業要素優化重組，發展新興支柱產業，以綠色產業為主導，培育耦合共生的產業集群。要特別重視園區資訊集成平臺建設，把“互聯網+”引人園區產業構成中去。要大力培育和發展現代迴圈農業、生物質產業、節能環保產業、新興資訊產業、新能源產業等綠色新興戰略產業，提升園區的國際競爭力，增強在本土發展的親和力。
三、大力弘揚科技創新 推動綠色產業園區發展 科學技術作為工具和手段，在片面追求經濟高速增長的傳統工業文明裏，加劇生態環境的惡化。現代科技，在永續發展理念的要求下，更能夠進一步造福於人類，使資源得以合理利用，大幅消除環境污染，促進生態平衡，成為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支撐。 “一帶一路”建設中推動科技創新，尤其應注意先進適用技術推廣應用。 如，節能環保新技術的開發和應用，建設生態宜居城鎮，實現城鎮可持續發展。在“一帶一路”生態脆弱地區，產業和城鎮的不當發展可能導致環境危機，因此該地區城鎮建設應鼓勵節能減排、環保等新技術的應用，按照生態宜居城鎮的標準規劃和建設。尤其要以節水、節能為核心規劃和建設城鎮。大力推廣居民生活用水、農業用水和工業用水的節水措施和節水技術，同時提高污水再生利用的能力，多管道開發再生水等非常規水源，實行分質供水，建設分散性汙水處理系統，將再生水就近用於農田灌溉、生態綠地和河流補給；建立廣泛的雨水收集設施和體系；最大限度地實現水資源的迴圈再利用。城鎮建設過程中貫徹節能理念，要在普通建築及公共建築中應用生態節能的技術和產品，使用節能材料，實行建築保溫隔熱及自然通風與採光等節能措施等。 又如，應積極推廣能源新技術，提高傳統能源生產和使用效率，鼓勵發展新型能源，實現能源可持續發展。“一帶一路”沿線地區煤炭、石油、天然氣等能源儲藏豐富，是傳統能源的重要生產基地，研發和推廣勘探及低成本高效開發技術、低階煤提質和熱解分質轉化技術、煤油共處理技術和分級液化技術、重劣質原油加工技術、清潔油品生產技術等開發關鍵技術及裝備，有助於提高煤炭開發效率和油氣資源採收率，避免走資源浪費、生態環境破壞的老路子。發揮“一帶一路”沿線地區風能、太陽能豐富的優勢，開發和應用風電場群智慧控制系統、新型太陽能電池技術、大型太陽能熱發電站高效集熱和系統集成技術，推進風電、光伏發電的商業化運作。將熱泵技術（水源、溫泉）、淺層地熱、生物質能等應用於採暖保溫系統，探索分散性清潔能源冷熱電聯產系統。積極探索智慧互聯網技術的開發，促進分散式能源和多能互補式發電的應用。 再如，可推進生態治理與修復技術的應用，保障生態系統可持續發展。“一帶一路”沿線一些地區降雨稀少、有些國家地區荒漠與沙漠遍佈，生態系統脆弱，對生態治理和修復有著強烈的需求。全面推廣水土保持治理、防沙治沙、鹽鹼地治理、生態應急補水等自然環境修復技術，維護生態系統穩定。保護沿線地區生物多樣性，開展生物多樣性科學規律的研究，開展生物安全支撐技術、生態修復技術、生態系統監測評價等關鍵技術的研究，結合能源開發、生態農業等技術，實現生態修復、產業發展等多重效益。 先進適用技術的推廣運用，將有效推動“一帶一路”沿線各類產業園區的發展。在各類園區規劃建設中，要從區域生態空間、生態產業、生態環境、生態文化、生態制度等方面總體籌畫、協同推進，實現園區的綠色發展與轉型升級。為此，要兼顧以下幾點： 一是確定綠色發展中長期行動規劃。要明確綜合園區發展的戰略目標、發展重點和發展步驟，著力提升區域經濟發展品質，促進資源能源有效利用、推動污染減排和生態環境保護。要以園區為主導，企業為主體，推動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園區建設。當前，亟須統籌規劃綜合園區綠色新興戰略產業，規範投資建設，積極開展綠色經濟發展區域試點，實施綠色經濟工程示範，推動園區集群式、迴圈式、低碳化發展。 二是建立綠色創新體系。綜合園區是創新發展的重要載體。要積極實施園區創新驅動戰略，堅持理念創新、科技創新、管理創新，加快形成充滿活力的綠色科技工作機制，積極構建科研與人才培養有機結合的知識創新機制，加快科技成果轉化，擴大科技成果應用範圍。積極引導社會力量投資綠色技術、參與綠色產品的研發與推廣，構建產學研結合的創業體系。 三是培育綠色新興戰略產業集群。要大力培育和發展現代迴圈農業、生物質產業、節能環保產業、新興資訊產業、新能源產業等綠色新興戰略產業，提升園區的國際競爭力，增強在本土發展的親和力。 四是制定完善的管理規章制度和法規政策體系。各類綜合園區是我對外改革開放的重要高地，也是親誠惠容吸納產業落地的載體。要借助合作發展的政策優勢，積極推進相關規章制度建設。尤其要在園區優先從現代企業制度建設、綠色金融體制、人才引入和培育制度、公共服務平臺搭建等方面形成系統完整、綜合配套的園區政策體系。 始於2000 多年前的古絲綢之路，由於成為東西方不同商品交易、不同思想、習俗、語言交融碰撞的“熔爐”，使這一區域長期成為連接不同文明、不同民族並促其相互交流、相互交融的世界樞紐。現代“一帶一路”無論從空間的廣度、產業層次的深度和技術運用的高度，都大大超過古代的絲綢之路，“一帶一路”戰略是中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一次偉大實踐。在“一帶一路”建設中分享生態文明理念，將對這一偉大實踐起推動和保駕護航的作用。只要我們政策對、方向正，尊重科學，綜合施治，其開發建設的速度可以超越歷史，超越時空，取得各國共用的輝煌。 （來源：《中國生態文明》雜誌；作者系十一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生態文明研究與促進會會長） 參考文獻: 習近平《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的演講》2017 年1 月 國家發改委、外交部、商務部《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2015 年3月 範少言等《絲綢之路沿線城鎮的興衰》，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10 年7 月 吳良鏞《人居環境科學導論》，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01 年5 月 陸大道《區域發展及其空間結構》，科學出版社，1995 年 陳宗興等《經濟活動的空間分析》，陝西人民出版社，1989 年 陳宗興《宣導生態文明 推動綠色發展》，《中國經貿導刊》，2015 年10 月 肖金成 高國力等《中國空間結構調整新思路》，經濟科學出版社，2008 年1 月 吳季松《生態文明建設》，北京航空航太大學出版社，2016 年 彼得·弗蘭科潘《絲綢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浙江大學出版社，2016 年11 月
http://html.rhhz.net/ygxb/ygxb-22-4-qinhuoliu.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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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聊文明的新寵“生態文明”2018-02-28 11:43:01
友風子雨，明月入懷。 打印 (被閱讀 4812次) 我們這些來海外的人可能落伍了，一直以來，我對文明建設的分類很簡單，就是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今天在微信裏看到國內朋友發來一條信息，是十九大修憲建議對照表，其中的”生態文明“是新加上的名詞。
中國政府要推動的文明建設，從幾十年前的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一起抓，後來加上一個政治文明和社會文明，現在又加上一個生態文明。十九大報告還將建設生態文明提升為“千年大計”。 其實這幾個文明建設都是中國特色的說法，你在維基百科都找不到解釋，比如生態文明建設，翻譯英文為Ecological Civilization，但是你搜索Ecological Civilization的時候，幾乎沒有西方人的信息，也許西方人對生態文明這個說法很還陌生。 按照中國百度的解釋：生態文明是一個人性與生態性全麵統一的社會形態。這種統一不是人性服從於生態性，也不是生態性服從於人性。生態文明致力於構造一個以環境資源承載力為基礎、以自然規律為準則、以可持續社會經濟文化政策為手段的環境友好型社會。生態文明既然是世界新潮流，按理應在發達國家首先興起，因為在那裏首先爆發生態危機。但一是因為西方強大的技術資金使本國生態危機得以緩解；二是因為西方工業文明的巨大慣性還要持續相當一段時間；三是因為西方資本主義不斷向不發達地區轉移生態成本。西方失去了發展生態文明的機會。西方失去機會，就為中華民族的跨越式發展提供了機會。 百度這裏說得很清楚，生態文明是世界新潮流，但是西方人卻不去追捧這個新潮流，失去了發展生態文明的機會。這個說法實在很有趣。原來是中國超前發展了生態文明建設，西方倒是落後了。西方要像中國學習如何發展生態文明。 其實理論一大套沒有用，生態文明要從自己做起，從小事做起。比如舊電池有重金屬汙染，不能掩埋，所以單獨處理，不能扔到垃圾桶。很多美國人就會自覺遵守這個規律，把舊的電器交給處理部門，而不是扔到垃圾桶。多年前有個老師傅來我家安裝天然氣管道，幾片廢舊的鋁片他都自己帶走，沒有扔到我的垃圾桶。中國人呢？在中國大陸，有誰會不把一個舊電池舊鋁片扔到垃圾桶？ 中國的生態文明建設其實可能是在理念上有創意，但是在實際上，中國的生態文明的硬傷很多，比如最近看的一篇文章是這樣寫的： 許多人還記得“又見炊煙升起”的歌，其實我們已基本看不到炊煙。這是在中國無法阻擋的另一頭灰犀牛，即傳統田園牧歌式鄉村的沒落。工業化和城市化不僅意味著農業在GDP構成中，比重迅速降低；也意味著人口向城市和城鎮的加速集中。在此背景下，傳統村落的大幅縮減是不可避免的。據統計，在過去的15年間，隨著城市化率的提高，中國行政村以每年1.6%的速度不斷減少，據說中國每年減少約7000多個村委會，每天減少約20多個自然村。200人以下的村子在迅速撤村並居之中，甚至鎮政府也在撤並減少。時至今日，當我們說需要著力解決“三個一億人”的問題時，潛台詞是農村無法阻擋地被城市和工業文明所改寫。 工業文明的特點就是加速對地球資源的消耗與汙染，對生態造成傷害，如何麵對這種傷害，是中國政府的難題。 說實在的，我看到百度關於生態文明的詞條，有幾萬字的解釋，有本質、標誌、定義、運行規律、哲學描述、發展方式、學科和發展方向。我的頭都大了。我們這些平民能呼吸到新鮮空氣，能看到藍天白雲，有自己的獨立屋，有房有車有安靜的社區，良好的治安。這就夠了。這就很文明了。 當然美國生態的硬傷也不少，比如目前加州的幹旱已經占92%，對生態文明的影響非常明顯。說來說去還是我前天那句話“人算不如天算。”
吳友明 發表評論於 2018-03-01 18:04:21 回複 愚若智大 的評論 :現在要搞那個紅旗河 -- 按照構想，該工程從雅魯藏布江中遊開始，沿著青藏高原的邊沿連通中國大江大河上遊，輸水至寧夏、甘肅、內蒙古、新疆等缺水地區。長約6100多公裏，幾乎等於長江的長度；預計年調水量600億立方米，相當於黃河的年徑流量；預想可在北方形成20萬平方公裏的綠洲，相當於一個陝西省大小；骨幹工程總造價估計4萬億，相當於2008年國家為應對金融危機推出的經濟刺激計劃金額 -- 靠譜麽？ 愚若智大 發表評論於 2018-03-01 16:25:36 現在要搞那個紅旗河 -- 按照構想，該工程從雅魯藏布江中遊開始，沿著青藏高原的邊沿連通中國大江大河上遊，輸水至寧夏、甘肅、內蒙古、新疆等缺水地區。長約6100多公裏，幾乎等於長江的長度；預計年調水量600億立方米，相當於黃河的年徑流量；預想可在北方形成20萬平方公裏的綠洲，相當於一個陝西省大小；骨幹工程總造價估計4萬億，相當於2008年國家為應對金融危機推出的經濟刺激計劃金額 -- 靠譜麽？ 吳友明 發表評論於 2018-03-01 12:00:24 綜合信息：中國國生態係統複雜多樣，空間差異大，以草地、森林、農田和荒漠為主，占全國陸地總麵積的82.8%。由於氣候、地理條件的影響，中國生態環境脆弱，對人類活動的幹擾十分敏感;同時，悠久的曆史、巨大的人口數量和高速的經濟發展導致的高強度資源開發，對中國國森林、草地和濕地等自然生態係統造成了巨大影響，生態係統退化成為中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主要問題。自2000年以來，政府啟動並實施了主體功能區規劃、天然林保護、退耕還林還草、重點生態功能區生態轉移支付，以及三江源生態恢複、京津風沙源治理、岩溶地區石漠化綜合治理工程等一係列生態環境政策與生態保護、生態恢複與生態建設工程，生態係統麵臨的問題開始發生轉型，從由農業開發導致的生態問題向工業化、城市化導致的生態問題轉變。主要表現為水土流失、沙漠化、石漠化等問題仍然嚴重，但麵積與程度在下降，森林與草地生態係統質量低但總體在改善與提高。 吳友明 發表評論於 2018-03-01 08:53:23 京城霧霾減弱，也是抓生態文明的成果。 吳友明 發表評論於 2018-03-01 08:48:09 回複 風清fq 的評論 : 人類從進化以來發展至今，原本是不斷地從野蠻走向文明，伴之而來的是不斷用合成的產品來替代自然作物以期迎合人類最大的生存、舒適所需，文明的進程原本就是一破壞自然生態的過程。 吳友明 發表評論於 2018-03-01 08:46:35 回複 愚若智大 的評論 : 過去是國破山河在 風清fq 發表評論於 2018-03-01 07:03:43 一講，剛看到了你的帖子，深深感受到了你的沉痛，望節哀。 風清fq 發表評論於 2018-03-01 06:45:26 回複“愚若智大”，尊敬的大智先生，謝謝您大駕光臨，我終於看到了莫大的希望，有您在，吳國定會興旺，拜托，我得先閃了。 愚若智大 發表評論於 2018-03-01 06:27:21 過去是國破山河在 風清fq 發表評論於 2018-03-01 06:02:10 一講，我得向吳先生告長假了。你任重而道遠，務必死死頂住。 風清fq 發表評論於 2018-03-01 06:00:03 人類從進化以來發展至今，原本是不斷地從野蠻走向文明，伴之而來的是不斷用合成的產品來替代自然作物以期迎合人類最大的生存、舒適所需，文明的進程原本就是一破壞自然生態的過程。 吳友明 發表評論於 2018-02-28 20:39:04 回複 風清fq 的評論 : 我感興趣的是，為什麽說西方失去了發展生態文明的機會？ 風清fq 發表評論於 2018-02-28 18:55:21 吳先生，我想了半天，覺得念這一段經還比較合適： 吳友明 發表評論於 2018-02-28 18:19:45 回複 風清fq 的評論 : 我隻是聊個話題而已，生態文明的話題很大，也比較新。正在探討中～ 風清fq 發表評論於 2018-02-28 17:18:42 關於修憲，文學城裏的好戲越來越多，有破口大罵的，有跳著雙腳讓閉嘴的。吳先生也站舞台邊角兒念起了經，作為徒兒，按理說得跟著念，隻是我看得眼花繚亂，不知道念那段經更為合適。好在這平台還有位頂天立地的好男兒，讓一講陪您念吧，我告辭了。
http://zh.wenxuecity.com/blog/201802/37163/43650.html
遠比貿易戰危險 美專家揭中國最嚴重危機
2018-11-30 05:14:30
對比中美貿易戰帶給中國社會的威脅，水資源的枯竭和品質惡化等問題，才是事关中國所有人生存的更大麻煩。 美國之音11月30日報道，“水污染和水資源稀缺，我想這是中國最大的環境問題。”研究了中國環境問題20余年的環境專家吳嵐（Jennifer Turner）對美國之音這樣說。 過去一年，世界媒體关注的焦點莫過于中美貿易戰給兩國帶來的影響。然而實際上除了貿易戰，中國還有一個更為艱巨的問題：水資源危機可能將這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經濟增長冲走。 中國的冰川資源正面臨環境破壞帶來的巨大威脅（圖源：VCG）環保組織綠色和平（Greenpeace）日前发布的一份新報告顯示，中國五分之一的冰川已消失，西部的冰川最近几十年來則一直加速融化。 衛星數据顯示，在中國青海、甘肅和新疆自治區的情況尤其顯著，并在過去4個月里帶來了兩場嚴重的自然危機。 “這對中國和世界敲響了警钟。”綠色和平組織東亞氣候研究員劉俊彥說，“中國的冰川為大約180万人口提供飲用水，而在過去几個月，數千人因為可能的洪災威脅離開家園，而水資源的改變也將影響農業和城市用水。” 這些冰川被稱為“亞洲水塔”，是南北極地區以外最大的飲用水天然庫存。他們也是亞洲數個河流的河水來源。 而在2018年5月，另一份名為《中國能戰勝迫在眉睫的水危機嗎》的報告凸顯了目前中國水資源稀缺的現狀。報告作者，英國議會下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中國事務特别顧問彭朝思（Charlie Parton）在報告中說，中國80%的水在南方，八個北方省市（天津、寧夏、北京、山東、上海、河北、河南和山西）屬于水資源嚴重短缺，四個省份（甘肅、陝西、遼寧和江苏）則屬于水資源短缺，而這12個省份涵蓋了中國38%的農業、50%的能源工業和41%的人口。 “北京的人均水資源保有量甚至比沙特阿拉伯也好不了多少”，彭朝思在報告中說。 彭朝思認為，中國缺水不是暫時性的氣候問題，也不是由于干旱，而是資源基礎已經被嚴重過度開采而遭到破壞。 對于他來說，中國著名的南水北調工程也并無法解決問題。中國政府花費1,000億美元建造的南水北調工程，即使到2030年中线實現設計輸水量209億立方米，并且這些水全部被送往京津冀地區，該地區人口也只能達到人均500立方米嚴重短缺线的三分之二水平。 威爾遜研究中心的環境專家吳嵐則說，在南水北調的過程中，由于水污染問題，中國需要在南水北調沿途修建水處理裝置，北方省份需要負擔的水費比他們願意支付的金額要高得多。 “即使不考慮經濟效益，南水北調也只是一個創可貼。”吳嵐說，“這不能解決中國缺水的本質問題。” “這將影響地區經濟， 因為商業活動沒有水無法運營。”她還說，“跨國公司如果需要在缺水的地方投資也會再三考慮。除此之外，還有社會穩定的因素。很多調查顯示中國民眾對水質充滿擔憂。” 對于北京來說，水將是未來要面對的一個重要挑戰。
http://news.dwnews.com/global/big5/news/2018-11-30/601020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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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為整治環境下十大命令
2018-06-24 11:26:57
李克強在2018年中國兩會上對環保提出新的要求（圖源：Reuters）北京時間6月24日，中共中央、中國國務院發佈《關於全面加強生態環境保護堅決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從中可以看出，中共為整治環境下了十大命令。 中國央視新聞6月24日報導，《意見》總共包含十個方面。分別是，認識生態環境保護面臨的形勢、貫徹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加強中共對生態環境保護的領導、總體目標和基本原則、推動形成綠色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確保藍天、碧水、淨土、生態保護與修復、完善生態環境治理體系。 《意見》指出了進入新時代的主要矛盾，這個矛盾對生態環境保護提出許多新要求。《意見》強調要貫徹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 《意見》還為生態環境達到的目標劃紅線，到2020年，生態環境品質總體改善，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大幅減少，環境風險得到有效管控，生態環境保護水準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相適應。確保到2035年節約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的空間格局、產業結構、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總體形成，生態環境品質實現好轉，美麗中國目標基本實現。到本世紀中葉，生態文明全面提升，實現生態環境領域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中國在前些年為了發展經濟，不惜以犧牲環境為代價，創造了高速增長的GDP。但是現在弊端顯現，中國政府已經認識到了危害，下決心治理環境。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與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分別在中共十九大上與2018年中國兩會上強調環保問題。 習近平在中共十九大所做的報告闡述了加快生態文明體制改革、推進綠色發展、建設美麗中國的部署。 中共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要建設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要提供更多優質生態產品以滿足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態環境需要。中共十九大報告為未來中國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和綠色發展指定下調子。 李克強在2018年中國兩會上表示，要加強散煤治理，推進重點行業節能減排，71%的煤電機組實現超低排放。優化能源結構，煤炭消費比重下降8.1個百分點，清潔能源消費比重提高6.3個百分點。提高燃油品質，淘汰黃標車和老舊車2,000多萬輛。加強重點流域海域水污染防治，化肥農藥使用量實現零增長。推進重大生態保護和修復工程，擴大退耕還林還草還濕，加強荒漠化、石漠化、水土流失綜合治理。開展環保督察，嚴肅查處違法案件。 李克強說，2018年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要下降3%，重點地區細顆粒物（PM2.5）濃度繼續下降。推動鋼鐵等行業超低排放改造。提高污染排放標準，實行限期達標。開展柴油貨車超標排放專項治理。深入推進水、土壤污染防治，2018年化學需氧量、氨氮排放量要下降2%。整治黑臭水體，嚴禁“洋垃圾”入境。 http://news.dwnews.com/china/news/2018-06-24/600663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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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六常委現身重磅會議 習稱已到解決這一問題視窗期
2018-05-19 23:59:38
習近平重視環境保護，在視察長江時亦強調污染治理（圖源：新華社）北京時間5月19日，中共召開“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習近平強調，要堅決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 中共七常委中除栗戰書未能參會外，其他六常委，包括習近平、李克強、汪洋、王滬甯、趙樂際、韓正均參加大會。 習近平強調，要堅決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 習近平稱，目前中國生態環境品質持續好轉，出現穩中向好趨勢，但成效並不穩固，到了有條件有能力解決生態環境突出問題的視窗期，“必須咬緊牙關，爬過這個坡，邁過這道坎。” 習近平表示，生態環境是重大政治問題和重大社會問題，推進生態文明建設，需堅持六大原則，包括“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等。 習近平還在大會上確定了相應的目標，即確保2035年，生態環境品質實現根本好轉，美麗中國目標基本實現。到本世紀中葉，生態環境領域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全面實現，建成美麗中國。 為此，習近平要求推動綠色發展，反對奢侈浪費和不合理消費；打贏藍天保衛戰，消滅城市黑臭水體，管控和修復污染土壤，打造美麗鄉村；防範生態環境風險；提高環境治理水準等。 習近平強調，要建設一支生態環境保護“鐵軍”，要“特別能吃苦、特別能戰鬥、特別能奉獻”。 李克強和韓正就具體事務發表演講。中國國家發改委、財政部、生態環境部、河北、浙江、四川等官員均發言。
http://news.dwnews.com/china/news/2018-05-19/6005909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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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十年後，金雕重回到了日本的山谷
017-07-28 / views: 24 “帶豹回家”，是一件非常浪漫，但又非常艱辛的事。
它需要野生動物群落的回歸，意味著山林的再野化、廊道的紓解，呼喚著人們對自然的共鳴，其中難關重重，都是必須克服的關竅。
今天說個日本的例子，日本森林茂盛，但許多森林是生物多樣性低下的人工純林，於是為了挽救金雕和其他野生動物，人們努力地將純林改造成天然林，然後……美妙的事情就發生了。
而國內，也有學者對天然林和純林的生態和經濟價值做了研究論證，提供了“再造林（Reforestation）”的政策建議。
總之，漲姿勢的時候又到了！
文 | Winifred Bird 華方圓 翻譯 | 秦卓敏 劉大牛 編輯 | 陳老濕 巧巧
在佈滿碎石、雜草叢生的伐木道路上走了大約一英里，出島誠一（Seiichi Dejima）停下腳步。這裏是赤谷森林（Akaya Forest），日本群馬縣轄山中方圓兩萬五千英畝的自然保護區。出島是日本自然保護協會的工作人員。他蹲下身去，撿起石頭撥開一叢灌木，露出奶油色的粗糙皮毛——剛被殺死的鬣羚殘骸。
爬上道路上方的斜坡，出島仔細查看腳下厚厚的松針，尋找那只鬣羚的更多蹤跡。一分鐘後，他找到一隻帶著黑色蹄子的腿；爾後又找到一個頭骨，皮肉已被撿食乾淨，只剩下兩隻短尖角間的鬃毛。從頭骨大小判斷，這只鬣羚不到兩歲。而它的軀體已經無跡可循了。
“這只鬣羚很可能是金雕殺死的，”出島說。他與日本林野廳以及當地居民合作，管理著東京西北80英里處的這片國有森林。“金雕可能把鬣羚的軀體帶回巢穴了。”他聽起來緊張又興奮。
在日本，金雕幾近滅絕，主要是因為多數分佈區內的人工林裏獵物不足，金雕難以餵養後代。在赤谷森林，出島及其同事嘗試改造森林，幫助金雕生存。他們計畫將部分人工林改造為天然草甸，最終恢復成獵物（比如野兔）豐富的森林。這個項目註定會成為日本森林轉型的模範，而出島發現的鬣羚遺骸，表明這種策略可能是有效的。
這個發現也表明，日本75年來災難性的林業政策開始緩慢轉型。新的森林管理將不僅利於金雕生存，還將益于熊類、野兔和其他野生動物。
這些物種目前的處境怪異而矛盾：日本是多山的“綠色群島”，森林覆蓋率在發達國家中遙遙領先，但沒多少森林能供養一度繁盛的動植物。科學家認為，最大原因是太多的天然林被改造成人工針葉林，後者管理不善、樹種單一，偏遠山區也難倖免。41%的日本森林是人工林（赤谷森林中人工林的約占30%），其餘是次生林和高山灌叢。
“能供養金雕這樣的大型猛禽的森林，現在少之又少。”日本自然保護協會的副總監橫山隆一（Ryuichi Yokoyama）說。
如今，林野廳呼籲將部分人工林恢復為多樣的混交林。該動議部分出於環保考慮，如保存生物多樣性，保護水源地，以及提供遊憩勝地；另一部分原因是人工林實際用處不大。
這個概念在政府內部醞釀了近20年，但直到最近才開始落地。2006年，日本林野廳設定了森林改造的目標：將三分之一所謂的“單層林”改造為“多層林”。 林野廳直接管理日本三分之一的森林，通過補貼影響餘下三分之二的管理。宇野表示，這本質上是在國有和私有的人工純林中，引入各種闊葉樹，最終將人工林恢復成更為多樣的混交林。林野廳近期也參與了幾個恢復試點項目，2015年啟動的赤谷森林項目就是一例。
日本森林的變遷
日本糟糕的森林管理至少可以追溯到6世紀。日本當時大肆砍伐古都奈良和京都周邊的山林，建造宏偉的木質宮殿和寺廟。此後，森林還經歷了幾波砍伐和恢復。及至二十世紀初，拜政府管控和人工造林所賜，日本恢復了大部分綠色植被；但除了北海道北部，日本實際上沒有天然林留存了。
二戰期間，許多山林被盡數砍伐，木材用於製造艦船等軍事用途；戰後，為重建被戰爭摧毀的城市，更多樹木被砍伐。上世紀五十年代，政府撥款造林，在這些山上種植少數幾種針葉樹。然而，國家資助的造林項目不限於此：上世紀六十年代，每年有超過85萬英畝的闊葉林被改造成人工林；此後仍然小規模造林，持續到本世紀初。
旅館老闆岡田洋一（Yoichi Okada）居住在赤谷森林附近。他還記得上世紀五十年代，卡車滿載著巨大的山毛櫸和橡樹，在他家門前轟鳴而過。後來，村民在砍伐後的林地上種上日本雪松、柏樹和落葉松。
“政府按樹付錢，於是大家為了賺錢，從山腳到山頂都種上了樹。”岡田說，後來他還參與了抵制高爾夫球場和大壩、保護森林的行動。“後來年輕人都離開去了東京，就沒人關心這片森林了。”
自由貿易使得問題進一步惡化。便宜的進口木材充斥市場，土地擁有者沒有心思擇伐幼樹。遺棄的人工林變得茂密而幽暗，尤其是在偏遠地區。同時，工業製品取代了傳統的木炭和茅草屋，人們於是不再關心村莊周邊的草地和矮林。這些林地先是長出灌叢，然後變成茂密的次生林。
這些變化摧毀了金雕種群，出島說。這種強大的捕食者翼展寬達6英尺半，無法飛入茂密的人工林。就算能進入，在幾乎光禿禿的林下也找不到多少野兔、雉雞和其他獵物。有幾項研究表明，這影響了金雕哺育幼鳥的能力。從上世紀80年代初起，能養大雛鳥的成鳥比例下降了一半多。如今日本只有大約200對能繁殖的金雕。相形之下，北半球的草原上生活有許多穩定的金雕種群，而日本沒多少草原。
人工林顯著影響了日本的生態環境
“闊葉林減少影響了熊和許多其他獸類，”林田光祐（Mitsuhiro Hayashida）說。他是本州北部山形大學（Yamagata University）森林生態保護及野生動物管理學教授。
在最近一項研究中，他在天然林和人工林中佈設運動感應相機，比較野生動物對兩類森林的利用。結果發現：相機拍攝到的野生動物，70%是在天然林中；而像金雕喜愛的獵物野兔，天然林中拍到的比例將近90%。
這些資料來自一項金雕友好森林的管理實驗。這項實驗由林田教授執行，位於山形縣鳥海山的山麓丘陵地帶，當地生活有兩對金雕。專案人員擇伐了一片人工林三分之一的小樹，拓寬伐木道路旁的草叢帶，讓野兔愛吃的喜光草木更好地生長。林田則監測這些措施的影響。理論上，這些措施將增加金雕的獵物，同時改善剩餘林木的品質。林田認為，這種方法在經濟上可行，即便光如此不足以拯救金雕。
相比之下，赤谷森林的實驗則皆伐小片人工林，從而增加野兔數量（野兔愛吃砍伐地萌發的植物），並讓金雕更容易發現獵物。皆伐後的土地長出闊葉樹後，再砍伐另一片人工林。大約一百年後，整個項目區將轉變為金雕喜好的成熟天然林：林冠開闊，倒木邊長滿雜草。
2015年，赤谷森林首次砍伐了5英畝林地。當年冬天就觀察到金雕在砍伐後的林地上空搜尋獵物。第二年春天，這對金雕七年來首次成功養育一隻幼鳥——雖然還不清楚新棲息地是否起了作用。此外，還有一些人工林做了擇伐處理，也就是出島找到鬣羚殘骸的地方。
即便如此，出島還擔心這個項目的籌資前景，更別說將這些經驗擴展到全國。“上世紀60-70年代，造林項目得到巨大的公共財政支援。”他說，“但如果稅款用於將人工林改造成天然林，誰會樂意呢？沒多少人推動這事。”
出島相信，這項工作最終必須自力更生。一種做法是開發“金雕友好”的木材品牌，從而實現自給自足。另一種做法是增加企業贊助。實際上，日本樂天公司部分資助了出島和林田的專案。這家企業擁有東北樂天金雕職業棒球隊。這些想法能否迅速獲得支持，從而拯救日本的金雕，仍然有待觀察。
我們的山林境況如何
鄰國如此，一衣帶水的我們的家園又當如何？
二十世紀末，在1998年全國洪災、農村勞動力外流的大背景下，我國啟動了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森林複育、再造項目——退耕還林工程。工程以糧食、現金補貼以及技術扶持的形式，鼓勵農戶對坡耕地以及植被退化的荒山進行人工造林。截至2013年，退耕還林工程累計投入政府資金近3000億元，重建了近2800萬公頃的山林。規模之大，全球絕無僅有。
退耕還林工程1999年在西部三省試點，2000年在全國26省市全面鋪開。其核心使命是緩解坡地農耕造成的水土流失，並支持農戶脫離生產力低下的耕作方式、協助農村經濟轉型。此外，退耕還林工程也肩負著發揮森林生態功能、改善生態環境的重任。毫無疑問，這個工程起到了重大的生態效應。
“90年代開墾荒山，林地都變成了農田，那幾年都沒怎麼聽過豹子的蹤跡，還以為已經沒有了。直到後來，重新植樹造林，才感覺到豹子慢慢回來了。”和順馬坊的老豹子隊員感受明顯。
除了可見的成效，工程運行15年來，退耕還林的生態效應也已經得到國內外學者的大量研究，其結論成為評估工程成效和決策的重要依據。然而，森林生態系統的生物多樣性保護功能卻被長期忽視：退耕還林對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意義，長期以來科學界一直沒有直接的研究。
2016年9月初發表在自然-通訊（Nature Communications）期刊上的一項研究填補了這個空白。這項研究由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中國科學院、四川大學和美國佛蒙特大學的研究團隊合作完成，結合文獻調研、野外生態和經濟調查，首次評估了退耕還林工程對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意義及潛力。
這項研究首先通過文獻調研，分析全國範圍內退耕還林工程所造的森林類型。這樣的分析是評估退耕還林工程的生態效應的基礎，也是首次在全國尺度上匯總退耕還林的森林類型。出於科學獨立性的考慮，研究團隊沒有採用政府的統計資料，而是廣泛搜集與退耕還林工程相關的研究論文，從中提取所造森林的樹種資訊。
研究最終錄用了258篇中英文文獻。文獻中共提到202個縣：90%以上的縣種植單樹種純林，種植簡單的人工混交林（不超過5個樹種）的縣不到40%，而種植天然林的縣僅有3個。也就是說，各地所造森林普遍以純林為主、人工混交林為輔，天然林幾乎完全缺失。
研究團隊聚焦四川盆地西緣，開展了為期兩年的生態和經濟調查。在衡量不同類型的森林對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效應上，選用野生鳥類和蜂類作為生態指標，覆蓋了退耕農田、純林、人工混交林和天然林等四個森林類型。
調查結果表明：總體而言，純林對生物多樣性保護弊大於利。純林中鳥類和蜂類的種類和數量都不如退耕農田，尤以蜂類為甚。人工混交林中鳥類的種類和數量高於退耕農田，而蜂類的種類和數量也大大低於退耕農田。跟天然林相比，純林和人工混交林的鳥類和蜂類種類和數量都有不小的差距，尤以純林為甚。 那麼，為什麼所造森林絕大部分是純林呢？難道純林在經濟上更划算嗎？
2015年夏季，研究團隊重返2014年的調查地點，詳細詢問農戶有關退耕還林森林生產的收支情況。結果表明，人工混交林與純林的利潤大體相當。其實，對於研究區域的農戶家庭，林業生產只占收入的5-13%。
結合生態效益和林業經濟的分析，在當前的造林模式下，推動純林向人工混交林的轉變不僅會帶來更優的生物多樣性保護效應，同時不會造成農戶的經濟損失，也很難給農戶帶來經濟風險。事實上，純林更容易遭受病蟲害或面臨木材產品市場價格浮動的風險，不少農戶更偏向于種植混交林，甚至逐漸自發改造純林。
政策建議： 複育對生物多樣性更有利的森林
針對退耕還林工程對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意義，研究團隊提出兩點政策建議。第一，退耕還林工程應認真地考慮複育天然林。科學界應更重視天然林複育的生態學和經濟學研究，為政策制定提供科學指導。第二，如果仍需依循當前的造林模式，應提高人工混交林的種植面積，降低純林的比例。目前所造森林絕大多數持續處於生產-砍伐的動態變化中，每一次砍伐都是複育新類型森林的契機。應充分利用這樣的契機，逐漸複育對生物多樣性更有利的森林。
許多研究表明，天然林和人工混交林較之純林，在水土保持方面有過之而無不及，同時還有諸多生態效應優勢，如碳固定。生物多樣性保護並不是退耕還林工程的核心使命，但應該盡可能多地從工程對植被改造的過程中受益。在不違背核心使命的前提下，造林工程如果能夠更多地促進生物多樣性保護，將能更有效地改善生態環境。退耕還林工程如果能推進天然林、或者人工混交林的複育，將會帶來更多的環境紅利。
再造林（reforestation）是目前全球應對森林消減（deforestation）及其帶來的一系列環境、社會、經濟問題的重要舉措，也在越來越多的國家推行開來，尤其在氣候變化日益成為全球挑戰的今天。退耕還林、天然林保護工程等重大生態工程，使得我國在大尺度再造林方面成為世界的表率。如何讓造林工作盡可能避免意外的環境損失，全面充分地實現有益的環境效應，是關乎我國以及世界再造林工作成效的科學和政策課題。
希望你我還能重見森林的生機綠意
我們再將視角拉回太行山。
2001年的一份文獻資料中稱，太行山目前森林面積的80%為幼林人工林，而且樹種較為單一，陽坡主要以油松為主，陰坡除少量花椒、仁用杏等經濟林木外，荒山造林主要以側柏為主，從而形成了以油松、側柏為主體的太行山人工林植被類型。
如今，經過二十年的生長，也許森林有了新的變化，但我們沒找到更新的資料。就我們從山西馬坊鄉的觀察所得，油松作為當地原生的樹種，油松林仍為豹、麅子、野豬等野生動物提供了棲息的條件。從這個角度來看，情況似乎沒有太糟糕。
也許，我們都早已忘卻太行山原始森林植被的模樣。然而，翻看過去的考證記錄：太行山的原始森林植被為暖濕帶針葉林，原有的森林植被複雜而多樣。天然林中的植物種類能達160餘種，分屬47科，層次結構十分複雜，野生動物達274種，分屬7科……對照過去，仍能清晰看出馴服已久的森林缺失了什麼。
野生動物總歸是頑強的，總會努力適應生境的變遷。然而從山西一路往北，歷史的棲息地和擴散廊道仍需要許多修復的工作和時間。 以鄰國為鑒，以科學為綱，在發展的道路上，如果能早點選擇/採取生態友好的方式，我們可能就會少走一些彎路。
森林到底應該是什麼樣的呢？希望有生之年，你我都能在家園中再見真正的充滿生機的綠意。
亭亭如蓋，枝葉葳蕤 | 森林日 這是山水自然保護中心的聞丞博士為森林日寫下的文本，除了樹，森林還有更多應有之意。
以上。
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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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Winifred Bird, “For Japans Eagles, Hope Lies in Rewilding Long-Tamed Forests.” Yale Environment(2017) Hua, Fangyuan, et al. "Opportunities for biodiversity gainsunder the world/s largest reforestation programme." Nature Communications (2016). 奧小平，油松人工天然林化的可行性和實現途徑——以太行山油松人工林為例，防護林科技（2001） 史敏華，太行山油松人工林的生態問題和治理對策，北京林業大學學報（1996）
學者介紹： 華方圓，鳥類生態學者，普林斯頓大學博士後，研究主修行為生態學和保護生物學，關注全球變化（包括土地利用變化和氣候變化）對生物多樣性的影響。本文中國部分的論述系華博士在博士後期間的成果。
https://tw.saowen.com/a/457e1c71546120fd3af1b4ae4b4169ed28cec1ffa6689389cc5d39e9066c69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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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環境教育對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啟示
2015年04月08日 16:05 來源：人民論壇 作者：陳賀麗
【摘要】日本環境教育對其生態文明建設起到了重要作用，而我國生態文明建設中存在的諸多問題已成為制約和諧發展的瓶頸，借鑒日本成功經驗對我國生態文明建設是不錯的選擇。文章在分析日本環境教育發展歷程及成就的基礎上，從環境教育、環境政策、環境技術和環境立法四個方面分析其對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借鑒意義。 【關鍵字】日本環境教育；生態文明建設；借鑒意義 【中圖分類號】X-4 【文獻標識碼】A 所謂生態文明，是指人們在改造和利用客觀世界時，遵守客觀規律，依靠有序的生態運行機制和良好的生態環境，注意保護人與自然的和諧關係和有序發展的良性狀態，是一種人類尊重自然、保護自然、利用自然與自然和諧共生、良性迴圈、可持續發展的文明形態，被稱為繼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後的“第四大文明”①。生態文明建設是全世界共同追求的目標，但限於經濟基礎和思想認識及政治體制等原因，各國發展程度參差有別，其中日本環境教育比較成功，對其生態文明發展起到了巨大推動作用，而我國生態文明發展則相對滯後。 我國生態文明建設存在的問題 由於經濟基礎薄弱，一直以來，我國高度重視經濟建設，並取得了豐碩成果。但這種單純追求經濟發展的政策，忽視了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協調統一，違背了生態發展的客觀規律，儘管GDP數字提高了，促進經濟發展、提高人們生活水準的短期效應也非常明顯，但對環境造成的破壞也是令人觸目驚心，付出了巨大的代價。這對我國的可持續發展是非常不利的，主要表現在：第一，對資源的過度開採。我國人口眾多，資源需求量大，但我國資源呈現出“一多三少”的特點，即絕對數量多、人均佔有量少、高品質耕地少、可開發後備資源少。這就使我國在資源的供求上發出危險的信號。據統計，我國現有的主要礦產資源數達45種之多，但至2010年能夠保證自給的只剩24種，估計到2020年，能自給的不會超過6種。第二，土地荒漠化日趨嚴重。土地沙漠化是指原本屬於半濕潤或者乾旱半乾旱地區，由於人為過度利用土地，破壞生態平衡，導致該地區土地出現沙化現象的土地退化過程。土地沙漠化是生態失衡的重要表現，由於人類對土地的過度耕種或者放牧，破壞了植被對地表的保護和植被本身的再生能力，土壤沙化面積不斷擴大。據統計，我國沙化面積達300萬平方千米，每年因土地沙漠化造成的經濟損失達540億元之多②。第三，水資源日趨匱乏。我國是一個水資源短缺的國家，人均水資源佔有量不足2200立方米，遠遠低於世界平均水準。但我國水資源利用率低，迴圈利用技術落後，且僅有的水資源也污染嚴重。據統計，我國現有的河流中被污染的已達到河流總長的42.7%，還有75%的湖泊，33.3%的水庫，36.2%的地下水③。這些數字告訴我們，解決水資源污染問題迫在眉睫。第四，空氣污染嚴重。越來越多的霧霾天氣明確顯示著我國空氣污染越來越嚴重。而這些污染主要來自人為因素，包括工廠的廢氣排放，汽車尾氣等，尤其是大力發展經濟的今天，工業生產和交通運輸發展迅速，這是造成空氣污染的重要原因。據統計分析，目前我國主要城市空氣品質達到一級標準的已不足4.3%④，這與國際標準相差甚遠，且每年新增的工廠和汽車數量急劇上漲，空氣污染狀況十分令人擔憂。第五，固體廢料處理乏策。固體廢料指那些來自工業生產和日常生活的固體廢棄物，常見的有尾礦、工業廢渣；生活中的塑膠袋即著名的“白色垃圾”。由於工業的快速發展和城市人口的極速膨脹，這些固體廢料的數量越來越多，僅工業廢料每年就達12億噸。白色垃圾更是危害巨大，且分佈最廣。目前，我國在對這些問題的處理上還存在重視不夠、投入不足、效果不佳的尷尬局面。 日本環境教育的發展歷程及成就 日本在處理經濟發展和生態文明建設方面成效卓著，在經濟上，達到了發達國家水準，成為全世界公認的經濟強國；在生態文明建設方面，日本通過環境立法和政府重視，為後來開展全面而系統的環境教育打開了局面。日本通過持續、務實、有效的環境教育，傳播了生態文明理念，培養了人們保護環境的習慣。特別是通過環境教育，使各行各業的人們掌握了保護生態的科學知識和責任意識，因此，研究日本環境教育的發展對建設我國生態文明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二戰後，日本利用短短二十年時間快速從戰爭的廢墟中壯大起來，一躍成為世界經濟強國，這得益於日本的工業發展，特別是化學工業的發展。但這也造成了日本嚴重的污染，出現了許多公害問題。特別是到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以“水俁病”、“痛痛病”、“四日市哮喘病”、“米糠油事件”四大公害事件為標誌，意味著日本公害教育時期的到來。在這一時期，日本在中小學開展以公害教育為主的環境教育，其教學目的在“注重培養學生對於身邊環境的主動關係意識，加深學生對環境的理解，提高學生參與環境活動的積極性，使他們通過親身的體驗能夠感受和理解人類活動和環境的關係。”⑤。首次在教科書中使用“公害”一詞，拉開了日本環境教育的序幕。公害事件也促成了日本一系列環境法律的出臺和政府機構的設置，如迫於公害事件的壓力，日本國會第一時間頒佈了公害對策基本法，緊接著通產省設置了公害科，厚生省設置了公害部，顯示了日本政府應對公害事件的決心。特別是1970年，日本國會重新修訂了公害對策基本法，加大了對環境保護的力度，這一年被稱為“公害年”。這些法律的頒佈和政府機構的設置，為環境教育的有效、持續開展起到了重要的保駕護航作用。 20世紀70年代以後，日本對環境保護的認識逐步加深，環境理念也從最初被動的公害教育轉變為主動的環境教育。歸其原因，一是四大公害產生的惡劣影響逐漸消除，公害問題淡化。二是這一時期日本經濟發展，人們生活水準提高，出現了大量的生活垃圾，特別是家庭汽車的尾氣排放也逐漸成為影響環境的主要因素，人們從環境污染的受害者變為環境污染的施於者，反對公害的戧伐之聲變為注重環保的內心自省。各級各類學校開展與環境污染有關的環境教育，特別是開始在大學開設環境教育的綜合性課程，培養了大量的具有環境保護技術的專門人才，這就使日本環境教育從中小學對環境的認識教育階段上升到高校對環境技術研究層面，為日本今後的環保技術應用到實踐提供了技術基礎和人才儲備。這一時期，日本政府成立了環境廳，極大提高了環境部門的行政級別，為今後環境工作的展開提供了有力的行政力量。其中，政府和民間組織的大量環保行動，也起到了很好的宣傳和帶動效果。如環境廳舉辦的全國環境周活動，在這一周人們自覺參加植樹、上街撿垃圾等環保活動，非營利機構日本環境協會編寫各種環境教育資料等，都為日本的環境教育敲了邊鼓、營造了氣氛。 20世紀80年代以後，日本的環境教育理念基本確立並逐步推廣。城市、家庭型污染已成為影響環境的主要因素，地球規模的環境問題也越來越引起國際機構的重視。1980年在東京召開的世界環境教育會議，極大促進了日本國民對環境教育的關注度。日本就勢提出“善待環境”、“可持續發展”、“生態學的生活方式”等環境教育口號⑥，加大對學校、企業和社會各類組織的宣傳教育，掀起了環境教育的熱潮。文部省還嘗試開展了學校、家庭、地區一體化環境教育模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為保持這股環境教育的良好勢頭，日本環境廳專門設置了“環境教育懇談會”，並發表了《環境教育懇談會報告》。各級地方政府和自治體也據此報告制定了適合本地區環境教育發展的可行性政策，特別是加強對企業的環境教育，使其在發展時注意避免可能帶來的環境污染，防止再走先污染後治理的老路子，既保護了環境，又節省了治理環境的資金，有力地促進了本地區環境教育的發展。最重要的是，日本國會於1993年頒佈了《環境基本法》，從此，日本的環境教育從法律上真正取得了自己應有地位。隨後日本政府發佈的《環境基本計畫》將環境教育正式融入社會長期發展計畫當中，使其在整個社會發展中佔有了一席之地。
以環境教育普及傳播生態文明理念。學校環境教育是日本環境教育的核心。日本政府重視在中小學開展公害教育，將環境教育內容滲透到各學科的教學當中。中學教育要求學生理解自然界諸多事物的因果關係和客觀規律，並具備一定的環境調查能力和環境檢測技術，學生需深入周邊環境調查環境保護情況和檢測周邊的水質污染和空氣品質。大學環境教育則更重視專業性和實用性，側重為社會培養專門的環境保護人才，如北海道大學環境科學研究生院下設專業為：地圈環境科學、生態環境科學、物質環境科學、大氣海洋圈環境科學，專業劃分非常明確。我國在開展生態文明建設過程中也要高度重視環境教育的作用，在中小學、大學、大中專院校及各類民辦學校，大力滲透環保意識的教育和推廣。尤其要打破我國長期以來應試教育的魔咒，提高學生的實際動手能力，將環境教育課堂設在戶外的實際環境當中，利用實際的調查結果和檢測報告來培養和提高學生的環保意識和決心。另外，日本的社會環境教育開展的也比較成功。通過政府、民間團體等組織的各種環境教育活動，宣傳環境保護理念，引導人們參與。如開展環境保護周活動，社區的環保示範餐廳等都起到了很好的環境教育作用。我國可以從社會環境教育入手，開展豐富多彩、形式多樣的社會環境教育，逐步建立多管道、多層次的完善的環境教育體系，使環保意識遍佈人們生活的各個角落，真正實現環境教育一體化。 以環境政策制定引導生態文明建設。及時、科學環境政策的制定和環保機構的設立是日本環境教育的有力支持，更是環保工作順利開展的關鍵因素。如通產省的公害科，厚生省的公害部，直至環境部的成立，環境保護機構地位越來越高，力度越來越大；另外，從政策上看，從公害部公佈的公害白皮書到環境廳頒佈的《環境保護懇談報告》，再到日本政府公佈《環境基本計畫》，都充分體現了日本政府對環境工作的重視。我國在開展生態文明建設的過程中，也要加大環保機構的地位和職能，及時制定適合我國國情的環境保護政策，以合理、科學的政策引導企業、家庭、個人的環保意識和環保責任。在宏觀上，要充分認識到“社會主義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離不開生態文明。”⑦制定出各類企業的污染高壓線，並堅決落實，保證社會主義文明體系的和諧發展。在微觀上，要制定出各類企業的排放指數和污染物處理標準，並對其實行量化管理。從政策上防止企業一味地追求企業效益而不顧及對環境的破壞，引導企業在追求效益的同時，注重提高生產技術科技含量，減少排放，發展綠色經濟、迴圈經濟。加大對污染治理配套設施的投資和建設，實現企業生產與自然環境的和諧發展。特別是對於資源型企業，還要以政策引導其有計劃地開採，杜絕過度開採，將企業的發展潛力定位在產品的深加工上，定位在資源的迴圈利用及利用率上。對於人們日常生活可能造成的環境污染方面，也要制定科學合理的政策和制度，引導人們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如少用或者不用塑膠袋，生活垃圾堅持分類處理；少開私家車，多坐公共交通等。 以環境技術培養保證生態經濟騰飛。科學的環境技術是取得優異環保成績的法寶。日本的環境教育不僅普及面廣，更重視實用技術，從分析日本教育歷程得知，從高中開始，學生就要到校外實地調查和檢測環境的污染情況，這對學生實際動手能力的鍛煉是非常有效的，大學環境教育專業性更強，更重視學生的實際操作能力。與之相比，我國的教育還有較大的距離。所以，我國要想推進生態文明建設，首先得注重對青少年環境技術的培養，重視學生的實際動手能力，培養真正能適應各種實際工作環境的環境保護人才。這就需要我國的教育體制、學校的教學內容、教學方式與生態文明建設實際相適應。只有培養具有真正實踐技術的環保人才，才能將我國的生態文明建設推向快車道。 以環境立法頒佈保護生態文明成果。日本環境教育的順利開展和環保工作的有力進行，離不開環境立法的有力保障。從1967年國會通過的公害對策基本法，到1970年對其進行的修訂和通過的14個與環境保護相關的法律法規，一直到1995年國會制定的《環境基本法》，日本環境教育最終獲得了獨立的法律地位和法律保障。一路走來，日本針對環境保護的立法從兩個角度持續發展，一是涉及的方面越來越全面，如果說1967年頒佈的公害對策基本法是當時應對四大公害的單方面的倉促之作，那麼後來對其的修訂和頒佈的14個與環境相關的法律法規則是立足日本現實和環境保護的現實上的全面而主動追求，這體現了日本環境保護的決心和堅持走可持續發展道路、發展生態文明的勇氣⑧。二是頒佈的有關環境保護的法律位階越來越高。1995年頒佈的《環境基本法》是一部根本法，具有較高的法律地位。這充分體現了環境保護在日本政府心中的地位之高，已基本等同於經濟發展、社會穩定等涉及國計民生的根本問題。我國的生態文明建設同樣需要法律的保駕護航，我國正處於快速發展經濟的階段，僅靠環境教育顯然不能遏制一些不良企業以犧牲環境而追求短期效益的惡劣行為。只有借鑒日本的環境立法經驗，制定並頒佈全面而深入的法律法規，提高這些法律法規的法律地位和權威性，使其成為遏制不法企業惡意追求企業利益的殺手鐧，從根本上為我國生態文明建設打造一個優良的發展環境。 綜上可知，日本環境教育給我國生態文明建設提供了很多值得借鑒的地方，我國要立足實際，有選擇地學習和借鑒日本成功經驗，使其成為我國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推動力。但解決環境問題，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可能需要幾代人的努力和付出，特別是我國還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發展仍然是當前黨和政府的頭等大事，因此，必須慎重處理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關係。值得慶賀的是，經過黨和政府的長期努力，我國的環保問題已取得明顯的成績，我們堅信，只要所有人都參與進來，齊心協力，埋頭苦幹，必將為我國生態文明建設走出一條健康的、快速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科學發展道路。 （作者單位：鄭州升達經貿管理學院；本文系河南省二〇一四年軟科學研究計畫專案“日本垃圾分類及環境教育對中原生態文明建設的啟示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專案編號：142400410936） 【注釋】 ①餘謀昌：“生態文明是人類的第四文明”，《綠葉》，2006年第11期。 ②王東：“淺談土地荒漠化的成因及治理”，《內蒙古草業》，2010年第2期。 ③江曙光：“中國水污染現狀及防治對策”，《水產科技情報》，2010年第4期。 ④程淵：“中國大氣污染及生物治理措施探討”，《林業資源管理》，2009年第3期。 ⑤歐陽蔚怡：“日本小學的環境教育”，《中小學管理》，2003年第9期。 ⑥劉繼和：“二戰後日本的環境教育”，《比較教育研究》，2000年第2期。 ⑦沈寶祥：“把‘生態文明’引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科學決策》，2007年第9期。 ⑧牛玲娟：“日本環境教育解析”，《中國環境幹部管理學院》，2002年第3期。
http://www.cssn.cn/shx/shx_hjyj/201504/t20150408_1579019_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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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家呼籲世界觀變革：生態文明是我們共同的機會
5/16/2018 于思群
第12屆生態文明國際論壇于2018年4月27、28日在世界著名生態城克萊蒙舉辦。來自中國，美國，歐洲，日本，韓國，越南，新加坡，緬甸,中國香港地區等地160余位中外代表參加了論壇。生態文明國際論壇最初由美國人文與科學院院士小約翰·柯布博士倡導舉行，由中美後現代發展研究院（IPDC）和過程研究中心（CPS）共同承辦。它是各大洲各國生態、哲學、經濟等領域學者、實踐者的集會。 生態文明國際論壇于2006年首創，今年整好一紀。在這十幾年間，越來越多的人已經對生態文明從茫然無知、誤解，轉而理解、支持。至少在中國，作爲國家戰略，政府已經把建設生態文明寫進了憲法，使之成爲基本國策、“千年大計”； 一些地方政府不再唯GDP是從，如浙江麗水市都開始從人民的幸福感、生態環境的水平等角度評價幹部政績；從個人的層面，中國的中小學普遍開始問津“自然課”，民間環保運動層出不窮，漸有風起雲湧之勢。 方向似乎是對的；但是與此同時，相反的趨勢也照樣大行其道。顯貴如一國之總統特朗普上台之後退出巴黎協定、推翻了奧巴馬時期大量氣候政策；追求經濟增長仍是全世界絕大多數經濟體的首要目標；消費主義盛行之際，絕大多數公司、媒體、機構等閑視之或是有意無意添油加醋；生態教育並不是在所有的大學中都有一席之地，商學院仍是年輕人最熱門的選擇，高消費、高科技常常都被奉爲唯一的“酷”。做爲所有這些行爲的共同結果，這個星球的生態環境危如累卵。 爲什麽會有這種分野？向兩個方向、兩種維度、兩個未來的分野，它的根源在哪裏？ 中美後現代發展研究院項目主任，原北京師範大學哲學系副主任樊美筠博士認爲，“危機的産生有多種原因，但其深層的原因則應歸結于立足于現代實體哲學之上的世界觀”。在樊博士看來，“現代西方哲學是奠定在牛頓力學的基礎之上的。因此它的一個最基本觀念是‘實體’。什麽是實體呢？按照現代哲學之父笛卡爾的界定，所謂實體是某種自己就可以存在而無需依靠別的什麽東西的存在。這些‘實體’一是獨立存在的；二是在變化中是保持不變的。” 也就是說，“實體”是構成宇宙萬物的最小單位，它可以不受他者影響而存在。不管外界如何洪水滔天，“實體”都可不變化。這一點奠定了西方個人主義的哲學基石，也成爲現代工業文明的一個哲學基石。因此，實體哲學是個人主義的。其次，實體哲學對宇宙萬物之間的內在關系視而不見，認爲萬物之間的關系是外在的，而非內在的。再次，實體哲學是二元論的”。 與之相對應的過程哲學，則采取一種相異的立場。由懷特海創始的過程哲學（又稱有機哲學）是建立在量子力學的基礎之上的，它的一個最基本的概念不是“實體”，而是“動在。 在提交給第12屆生態文明國際論壇的題爲《生態文明是一場全方位的變革:一個懷特海有機哲學的視角》的發言中，樊美筠寫道：“作爲能量，“動在”無時不刻不處在變化與生生不已的過程之中。它永遠在生成，在創造，在變化，它充滿了新奇並最終獲得滿足。世界並非由感官經驗可以體驗到的實體事物構成，而是由事件與構成事件的更小的狀態組成。世界上也並沒有一個笛卡爾所認爲的身體與精神的最終的二元主義，也不存在身體與精神這樣兩種完全不同的現實。懷特海認爲，世界上最終只有一種包含著身體與精神雙極的現實。身體與精神，兩者之間的差異不是種類的不同，而只是程度的不同。正是在這裏，懷特海消解了現代西方哲學的二元論與物質和精神分立（唯物與唯心）的特質。“動在”還是“互在”與“共在”。即，“動在”與可獨立存在的“實體”不同，它不可以獨立存在。在這個意義上它是一種“互在”。 懷特海破解了現代西方實體哲學的客體與主體的對立、精神與物質的對立、事實與價值的對立，因此它是一元論的，是關系的，是有機的，在不同的思想家那裏，它可同時被稱爲有機哲學、關系哲學與過程哲學。在這一基石上建立起來的文明才可能是有機的、內在的、和諧的與可持續的。 在與王治河博士合著的已經引起學界相當關注的《第二次蒙》一書中，他們認爲，不管有些人如何百般不舍，現代工業文明終將過去。因爲建立在“實體”觀念之上的現代工業文明，不可避免是個人主義的、非此即彼二元對立的、是城市消滅農村的、以經濟主導的、消費主義、依賴于石化燃料的、強調競爭的；故而一定是自毀的。自毀者，不可長、不能久、不可持續也。
文明傾向于延續，人類期待著未來。小約翰·柯布第一本關于生態哲學的著作，就命名爲《是否太晚？》，其時，不過才1970年。這位一生致力于讓生態文明理念在大地上生根的哲人，曾經說，如果人類文明想要保存，除了擁抱生態文明再沒有別的選擇。這位心懷大愛，畢生踐行知行合一的當世大哲認爲，只有越來越多的人能求知，又能行動，一種世界觀級別的變革才有可能産生：生態文明是我們共同的機會。
http://www.a1126.org/DispOneMessage.asp?txtOrgCode=CCEF&Category=04&ID=CCEF43236258216545&Page=1
一帶一路获強勁支援 日本欲與中國聯手打造泰國高鐵
2018-09-06 07:13:26
泰國雄心勃勃的基礎設施投資計划依然在加緊推進。早前，泰國內閣批准了耗資約2,250億泰銖（1泰銖約合0.03美元），連接首都曼谷周邊三座國際機場的高鐵計划，引发中國、日本、德國等國企業的“爭奪戰”。日本共同社曾認為，中國是日本的“對手”，不過，從最新公布的消息來看，中日很有可能要合作完成這項大工程。 据日經中文網報道，中日兩國擬于9月下旬在北京舉行由兩國政府和相关企業組成的聯合委員會的首次會議。會議將圍繞泰國高鐵項目的投資合作啟動協商。日本方面希望避免與中國的基礎設施訂單競爭出現過熱，與此同時推動中國遵守透明性高的投資規則。而中國政府也希望借這次合作，改善在海外基礎設施建設投資方面屢遭負評的狀況。有評論則認為，中國似乎還透露出在中美貿易戰的背景下牽制美國的想法。
关于中日在第三國展開基礎設施合作，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和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5月舉行會談時曾達成共識。安倍正在討論10月訪華，力爭屆時就具體合作項目達成協議。安倍對于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顯示出合作姿態，希望加快关系改善的趨勢。 据悉，將于9月舉行的首次會議，由日方首相助理官和泉洋人、中方由中國商務部副部長高燕、國家发改委副主任寧吉喆分别領銜。民間則有日本最大經濟团體“經团連”的管理層等參加。在該委員會展開討論的基礎上，在安倍訪華時將舉行兩國部長級官員參加的“中日第三方市場合作論坛”。作為具體的合作項目，計划签署近30項備忘錄——雙方目前正展開協調。 中日第一個合作的項目就是泰國的“東部經濟走廊（EEC）发展計划”。据泰國政府網站公布的信息顯示，本項目將采用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模式（PPP），由政府負責征地費用，私人企業負責土建、電力系統、車輛、土地商業開发、雇佣監理谘詢、運營和維護等費用。項目合作期為50年，其中5年建設期，45年運營維護期，力爭2023年通車。預計建成后初期每日客流量可達14.7万人次。 日本新干线雖然國際形象較好，但造價不菲（圖源：VCG） “該高鐵項目招標允許外資企業參與，但考慮到項目規模和長期性，外國公司單獨投標成功率低，建議中企可通過與泰企合作結成合資企業或聯合體參與競標”，泰國開泰研究中心中文部主任黃斌曾對中國拋出橄欖枝，不過就目前來看，中國選擇了日本。 亞洲開发銀行（ADB）預測認為，到2030年亞洲基礎設施需求將達到26万億美元。中日為了抓住這一旺盛的需求，正展開投資競爭。但是，過度競爭將給中日雙方帶來負面影響。投資對象國常為了获得有利條件，在中日之間加以權衡。因此出現了條件糟糕也勉為其難接訂單的事例，例如相比最初預期壓低利率，或極端減輕對象國政府的費用負擔等。尤其是中國，被認為更重視本國企業获得訂單和政治影響力的擴大。 例如，在印度洋島國馬爾代夫。連接首都馬累和機場島的長2公里的“中國馬爾代夫友好大橋”工程總投資約為2億美元，其中一半以上由中國提供貸款，同時橋梁由中國企業施工。這一不考慮盈利的基礎設施建設，正是希望在2018年9月的總統選舉中宣傳政績的該國總統亞明、與希望對處在地緣政治要冲的島國提高影響力的中國想法不謀而合的產物。中日兩國一直在亞太地區的經濟和安全保障兩方面競爭。面對提出“一帶一路”倡議的中國，日本提出“自由開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戰略”，展開地緣政治上的博弈。有評論指出，中日兩國在第三國推進基礎設施投資合作，是著眼于這兩年中日首腦往來的項目，根据今后的兩國关系走向，有可能僅為臨時性的合作。《日本經濟新聞》一篇評論稱，在中國積極啟動與日本合作的背后，明顯存在與美國特朗普政府的貿易戰爭的因素。 当然，如果中國在國際局勢中的位置发生改變，中國也有可能重估與日本合作关系的理想狀態。
http://culture.dwnews.com/renwen/big5/news/2018-09-05/6008284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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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大偉：一帶一路 ，中日是合作？抑或競爭
時間：2017-08-24 17:08 編輯：管理員
文/林大偉（新加坡新躍大學高級講師，兼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員）
http://www.longus.asia/plus/view.php?aid=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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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hina-embassy.or.jp/chn/zrgx/t159453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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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外相：“一帶一路”倡議具有國際合作的巨大潛力 2018年09月30日 07:07 來源：環球時報 【環球時報綜合報導】當地時間28日，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在他美國華盛頓的母校喬治城大學發表演講。他肯定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並強調和中國、俄羅斯建立長期關係的重要性。 據日本時事通訊社29日報導，河野太郎在演講中說，如果能符合透明和開放的國際標準，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就具有國際合作的巨大潛力，並能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宣導的“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步調一致。共同社稱，河野在提及“一帶一路”倡議時，表達了“歡迎為全球帶來良性影響的中國”的立場。 共同社報導說，河野還提及正在協調的安倍訪華行程，彰顯日中關係改善之態。他稱為實現和平、穩定與繁榮，“日中兩國共同肩負著很大責任”。(孫秀萍)
http://intl.ce.cn/sjjj/qy/201809/30/t20180930_3041683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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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如何尋找“一帶一路”突破口
(2018-07-10 07:01:15) 幾位日本經濟學者來我辦公室小坐，聊起中美貿易摩擦。 大家認為，之所以會引起這一場摩擦，是因為中國犯了一個“顯得太有錢”的錯誤，引起了美國人的不悅。美國人認為，中國是賺了美國的錢，在別人面前買吆喝。 我問他們，那當日本人有錢的時候，會是一種怎樣的表現？ 他們說：日本也不是一個老實的種。在泡沫經濟時期，日本錢多得沒處花時，開始全世界找樓盤，尤其是找地標性樓盤，最後把紐約的洛克菲勒中心和帝國大廈都買了下來，惹怒了美國人。 有趣的是，日本人買下帝國大廈後，還找了一個美國地產商共同經營，這位美國地產商就是當今的美國總統特朗普——一個比誰都知道如何玩錢算計精明的商人。最後，帝國大廈又回到了美國人的手中。
所以，講政治的中國領袖，與講利益的美國總統，註定不是一路人，中美貿易摩擦發生也就成為必然。而且根據特朗普的生意經，他不撈到一點好處，絕對不會甘休。 泡沫經濟崩潰之後，日本成了烏龜，頭縮了進去，知道盲目投資海外，往往會是血本無歸。而這些年，中國人開始在紐約、倫敦、巴黎、東京，重複30年前日本人幹過的事。 中國提出“一帶一路”戰略構想已經過去5年多，全世界有80多個國家入夥，鄰居的日本一直按兵不動。有些中國輿論認為，這是日本企圖遏制中國全球發展戰略的陰謀，期望與美國一道拖住中國發展的後腿。 但是，日本的這幾位經濟學家並不這麼想。 野村證券的土井先生說，中國如果單單搞一個亞投行的話，應該來說，日本也有參與的積極性。但是，中國把國際金融組織的亞投行與中國自己宣導實施的“一帶一路”戰略混為一體，就使得日本開始擔心：中國是想通過亞投行推銷“一帶一路”。日本如果參與其中的話，只會助長中國的這一種 “公私不分”的行為。 他說：“如果說日本有私心的話，這就是日本的小算盤。中國真的要搞“一帶一路”的話，日本想遏制也是遏制不住的。” 我說，土井先生應該是一個誤解，亞投行與“一帶一路”是兩回事，亞投行並不是中國的銀行。
一橋大學的橋本先生說，日本對於“一帶一路”持謹慎態度，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因為泡沫經濟留給日本金融界和產業界的一大教訓，就是“不透明的生意不做，看不到預期利益的長線投資不做。” 他說，日本企業對於“一帶一路”戰略本身並不感冒，也有參與的欲望。但是，都明白一個道理：日本一旦參與的話，是幹不過中國企業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爭奪印尼雅加達至萬隆的高鐵項目，日本的投資集團從2011年時開始忙乎，已經把投標標點降到了利益紅線的邊緣，但是，後來參與的中國卻拋出了“不需要印尼政府擔保”的極端投資方案，日本看不懂了，哪有這樣虧本做買賣，已經不是正常的商業行為。 “所以，今後在亞洲基礎設施建設領域，參與了‘一帶一路’構想的日本，如果繼續要與中國企業血拼的話，日本企業會撈不到一點的好處。”這是橋本先生得出的結論。 那麼，日本政府最近為何頻頻與中國政府互動，要求在第三方市場尋求中日合作呢？ 東京證券交易所的山本先生說，這是日本政府和財經界不願意看到中日兩國在海外競爭中兩敗俱傷的結果。 山本先生認為，中日企業在第三方市場展開競爭，其結果是，日本拿不到訂單，中國也賺不了錢，獲利的只是第三方市場。譬如像印尼的高鐵，如果中日兩國組建成一個聯合的投標集團，第一是天下無人能在這一領域可與中日競爭。第二，日本出安全的高鐵運營技術，中國出低成本的車輛與路軌，不僅這一條高鐵的成本可以降下來，而且中日和印尼三方都可以得到利益，皆大歡喜。所以，如果組建“中日高鐵聯軍”的話，可以共同開拓美國、印度和中東、非洲市場，造福兩國企業，也造福世界。更為重要的是，中日兩國經濟因此可以建立起相互合作相互信賴的關係，推動兩國經濟與產業的共同發展。
聽了幾位的話，我做了這樣的總結：日本是一個曖昧的民族，也是一個很要面子的民族。它雖然在表面上與中國宣導的“一帶一路”構想保持距離，並且在美國依然不參與亞投行和“一帶一路”構想的背景下，不敢搶在美國之前有所行動。但是，日本尋求與中國在第三方市場的合作，其實就是變相參與“一帶一路”戰略構想的行動。 我問他們：“我的觀點，各位是否贊同？” 他們說：“有道理。因為中日聯合開發第三方市場的提法，既可以安撫美國，同時也能回應中國，這也是日本沒有辦法的辦法。” 接下來，就要看中日兩國政府與企業的合作心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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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首相訪華尋求三大成果
(2018-10-18 09:37:22) 中日雙方已經最終敲定，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定於10月25日至27日訪問中國。 對於安倍首相來說，這一次訪華具有雙重意義：第一，是終於實現了上任6年以來的第一次對中國的正式訪問；第二，是要開創中日合作的新時代。 目前，中日兩國外交、經貿等各個部門都在進行水面下的密切協商，期望安倍首相的這一次訪華，能夠取得積極的成果。
那麼，安倍首相此次訪華，到底能尋求什麼樣的成果呢？ 綜合各種資訊，我們得出三大期待： 第一，中日兩國建立共同開拓第三方市場的合作機制，宣告日本間接參與中國宣導的“一帶一路”戰略構想。 共同開拓第三方市場的建議，是在去年11月，中日兩國領導人在越南APEC峰會期間達成的共識。今年5月，李総理訪日，雙方商定了建立這一機制的協議框架。安倍首相10月訪華，不僅要與中國領導人一起主持第一次的官民融合開拓第三方市場的論壇，同時要宣佈兩國政府共同組建第三方市場投資協議機構，這將是中日兩國政府共同組建的第一個經濟合作的聯合委員會，以協調雙方的對外投資。 由於第三方市場主要是海外的基礎設施建設市場，包括高鐵、港口、高速公路、地鐵、橋樑建設等，而這些內容恰恰又是中國宣導的“一帶一路”建設的主要內容，因此，可以毫不猶豫地說：這是日本開始間接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信號。日本這樣做，顯示是為了避免美國對於日本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打壓。 中日兩國建立共同開發第三方海外市場的合作機制，可以避免兩國政府與企業在海外市場的無序競爭，形成中日抱團進軍海外的良性合作態勢，開啟中日合作的新時代。 第二，邀請中國國家元首明年訪問日本。中國國家元首已經有10年沒有訪問日本，在兩國恢復高層互訪之後，日本政府就很熱切地期望中國最高領導人能夠對日本進行國事訪問。
由於中日兩國高層互訪制度規定是兩國領導人兩年互訪一次，在今年安倍首相訪華之後，明年就輪到中國領導人訪問日本。 日本政府目前很期望中國國家元首能夠在櫻花盛開的時節訪問日本。但是，雙方還沒有就此問題進行具體協商。最大的可能是，明年6月在大阪市要舉行APEC峰會，中國國家元首將會前往日本出席這一峰會，借此機會，順便對日本進行一次國事訪問。 第三，中日兩國建立國際金融合作機制，為最終擺脫美元一統天下的格局奠定基礎。 在這一次訪華期間，中日雙方將會簽署一份雙邊本幣互換協議。所謂雙邊本幣互換協定的核心，就是中國在與已簽訂協定的國家進行貿易結算時可以使用人民幣或對方國家貨幣，不必再使用美元作為交易的仲介貨幣。中國同意給予日方人民幣合格境外投資者（RQFII）2000億元人民幣配額。這意味著人民幣可以納入日本央行作為一個儲備貨幣，以供日本央行在應急時使用，這也等同於日本政府對人民幣的承認。 毫無疑問，世界第三大經濟體承認人民幣是標準的國際貨幣，這將大大助推中國人民幣朝向自由兌換邁出很關鍵的一步。這也可以理解為，是安倍首相此次訪華送給中國的一個大禮包。 雖然日本在安保與外交領域受困於日美軍事合作框架，但是，在經濟與金融領域，日本一直在尋求擺脫美國的控制，以獲得更大的自由貿易的權益。在特朗普推行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的背景下，中日兩國在經濟與金融領域開展全方位合作，無疑是給了美國一個強烈的信號——日本會跟中國站在一起！ 對於安倍首相的此次訪華，我們充滿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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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工程研究領域之簡介
大地工程(Geotechnical Engineering)乃指應用於土壤及岩石之土木工程技術。由於土木工程建設無不與土壤或岩石相關，因此大地工程在土木工程建設中，佔有相當重要之一環。大地工程範圍包括分為隧道工程、環境地工、大地地震工程、坡地工程、深開挖工程、基礎工程（含淺基礎、深基礎、及特殊基礎）、地盤改良、現地實驗、地工材料、生態工程等等。此外，由於時代變遷及科技的發展，大地工程研究領域已經擴展至因應全球氣候及水文變遷之急遽變化導致天然災害頻傳而發展的天然災害防治，因應高科技發展而衍生的相關應用研究及能源短缺而新興的能源議題。每個領域的說明如下：
1.隧道工程： 台灣山多平原少，由於環島交通、都會捷運與衛生下水道工程之發展，隧道工程之研究從未終止，而各項隧道工程遭遇各種土質的工程問題，錯綜複雜，其中包括都會軟弱地盤之潛盾開挖，山脈中之岩盤隧道工程，以及隧道之釋壓及受壓受力之變形行為等，均為現階段隧道工程之主要研究重點。
2.環境地工： 在環境保護之工作中，有許多領域需要大地工程之專業技術，因此許多大地工程師直接參與環保之工作，而大地工程師在環保工作中亦扮演一個日益重要之角色。環境地工的研究包括土壤污染調查與處理技術，污染場址之範圍調查與整治技術，廢棄掩埋場之分析設計，地下水污染物之傳播等。
3.大地地震工程： 台灣為一地震島，全島各地均受地震災害之威脅，綜觀台灣百年來所發生的地震，災害性地震超過一百個，其中死亡人數超過千人者，包括1906年嘉義梅山地震、1935年新竹台中烈震以及1999年集集地震。相關的研究包括土壤與結構之互制、土壤承受動載重之行為與模式應用、大地離心機試驗之模擬與分析、土壤液化之行為與模式分析、調查、評估及補強措施等。
4.坡地工程： 台灣本島位於菲律賓海板塊及歐亞大陸板塊交界地帶，造山運動劇烈，地震發生頻繁；而又地處於亞熱帶氣候區，夏季颱風常伴隨豪雨，因而引致坡地破壞，而近年更由於坡地之普遍開發使用，導致災害嚴重性之昇高。台灣地區常見各類坡地災害包含自然邊坡之崩坍、落石、地滑及土石流，另外尚含人造擋土設施及填土邊坡之破壞等，類型眾多。相關的研究包括岩土邊坡3維穩定之分析，坡地護坡工法（如地錨、岩錨、土釘、加勁、格框等）之分析與研發，災害邊坡之調查與補救技術等研究。
5.深開挖工程： 台灣地區由於都市土地取得不易，高層建築已成為都會地區的特色，再加上鐵路地下化及大眾運輸系統的發展，深開挖工程問題在都會地區中也愈顯重要。這些工程的開挖深度愈來愈深，由於施工或設計不當造成的災害時有所聞，更愈發凸顯深開挖工程問題在都會地區的重要性。相關的研究包括開挖工法之分析與研發、擋土結構之變形與分析，開挖引致鄰近建物之下陷與補救分析，深開挖工程之施工與管理等。
6.基礎工程(含淺基礎、深基礎、及特殊基礎)： 基礎為承受上部結構造之外力而不致產生地盤剪力破壞或過度沉陷之地下工程構造物，其對上部結構安全之影響至钜。相關的研究包括單樁與群樁承受鉛垂力及側力之載重行為與分析，基樁施工法對基樁承載力之影響分析，基樁載重試驗結果分析與詮釋，基樁之非破壞檢測與分析應用等。
7.地盤改良： 由於工程之多樣化、地盤條件的惡劣．結構物功能之高度化，以及各種相關條件要求之嚴苛，世界各地遂大量開發地盤改良新技術，並且立即投入實際工程。至於預估改良後地盤力學行為之分析技術亦隨之逐漸精進，預期應可解決許多大地工程問題。相關的研究包括地盤改良工法之研發，如軟弱土層之低高壓灌漿處理技術、土壤與灰漿之現地混拌技術、礫石樁技術、動態錘擊疏鬆砂土層改良技術等，電滲透化學灌漿、冷凍工法的研究等。
8.現地實驗： 現地試驗對大地工程相當重要，這主要是由於任何大地工程分析均須要瞭解地層狀況，並取得材料之基本物理性質及力學性質。然而大地材料通常取樣困難，縱然能順利取樣，但是由於取樣時材料的擾動，常常使得試驗出來的結果並不準確；有些大地材料（如卵礫石土）顆粒尺寸大小不一，在目前技術下進行小尺寸的取樣，所得的結果並沒有代表性，類似此種材料並不適合室內試驗。相關的研究包括工程地質之遙測技術之應用、地球物理探勘方法之研發與資料分析及判識等，新的大地工程試驗技術之研發等。
9.地工材料： 近年來由於新地工材料之開發，這些材料也漸次應用在人造土工之加勁工程（如公路路堤、檔土牆設施、坡地防護等），因此，地工織物與地工加勁與土壤之互制行為，以及其在大地工程之應用研究發展是近幾年來大地工程之新興研究領域。相關的領域包括，地工加勁材邊坡之分析設計，地工加勁材之數值分析（含動力分析）及地工材料的特性研究等。
10.生態工程： 公共工程委員會生態工程（工法）諮詢小組曾經針對生態工法所研擬的定義「基於對生態系統之深切認知與落實生物多樣性保育及永續發展，而採取以生態為基礎、安全為導向的工程方法，以減輕對自然環境造成傷害」。然而許多學者認為以工程而言，以生態為基礎的定義過於理想，特別是在全球氣候變遷劇烈的今天，恐怕會造成安全的疑慮。比較務實的方式為，從全工程生命週期考量最小資源投入，研提符合工程對環境最小幹擾的施工對策，並持續追蹤其成效的操作過程。相關的議題包括，生態工程（工法）案例研究，生態工程（工法）規範研究，土木建築構造物之全生命週期之研究等。
11.天然災害防治： 98年8月莫拉克颱風造成的水災顯示，全球暖化將導致聖嬰成了常態，聖嬰又使得颱風已無分輕度、中度、強度，皆是破紀錄超大雨量；山洪、土石流與颶風歷次狂飆。今天發生於南台灣的莫拉克的降雨有可能發生於台灣任何一個地區，極端氣候下的防災減災為政府及民間必須面對的問題。以大地工程而言，相關的大地工程設計必須考慮極端氣候颱風水災之因素，將為重要的研究課題。
12.大地能源研究： 許多研究資料顯示，石油將於2015年之後，石油的需求量將高於石油的產量，此後，能源危機將成為常態。此外，由於人為作用，使大氣中溫室氣體的濃度急遽上升，因而導致近年全球氣溫反常快速上升。人類近代歷史上的溫室效應，與過去相比特別的顯著，全球暖化即適用於形容現在的異常情形。之所以如此，是由於工業革命以來，人類燃燒化石燃料而使二氧化碳含量急劇增加，近十年來增加將近30%。因此如何開發新能源及節能減碳為各領域科學家努力的目標。在這許多新能源開發及節能減碳的技術中，許多相關的研究議題均與大地工程的關係密切，例如海上風力發電設備之基礎設計及地質調查，地熱資源調查等等。
http://www.etop.org.tw/dsp/E09.php?c=dsp12220&p=4213
@@@@@@@@@@@@@@@@@@@@@@@@@@@@@@@@@@@@@@@@@@@@@@@@@@@@@@@@@@@@@@@@@@@@@@@@@@@@@@@@@@@@@@@@@@@@@@@@@@@@@@@@@@@@@@@@@@@@@@@@@@@@@@@@@@@@@@@@@@@@@@@@@@@@@@@@@@@@@@@@@@@@@@@@@@ 日本前首相鳩山由紀夫演講
發佈時間：2018-07-09 11:10:00 文章來源：多彩貴州網 尊敬的貴州省委書記孫志剛先生，尊敬的貴州省省長諶貽琴女士，自2009年起的9年間，唯一以生態文明為主題的國際論壇今天在貴陽市隆重召開，特此由衷祝賀。
日本國前首相鳩山由紀夫進行演講 習近平同志任國家主席以來，將生態文明建設優先納入中國戰略佈局;面對日益嚴重的環境污染、生態危機、資源枯竭等迫在眉睫的問題，中國政府認識到尊重自然，與自然共存的重要性，並率先制定了一系列相關政策。
在去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習近平主席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並就全球環境問題，堅決地提出“確保到2035年，生態環境品質根本好轉，基本實現美麗中國的目標”。 這一目標促使了本次生態文明貴陽國際論壇的召開。除此之外，正在實施的貴州省植樹造林計畫將省森林面積年均增長率由1%提高到了2%;2017年，全省的森林覆蓋率已成功達到了54%。此外，貴州省也率先建立了生態保護體系，並加大了對迴圈經濟產業的投入力度。今天，貴州省已經成為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的一大典範。我本人十分期待貴州模式傳遍全中國，並進一步傳遍全世界的那一天的到來。 衷心希望友愛的思想可以廣泛傳播。這一思想起源於中國春秋時代墨子的兼愛思想。墨子主張兼愛非攻，而友愛則是指在尊重自我的尊嚴的同時，也要尊重他人的尊嚴這一獨立而共存的思想。如果能把這樣的友愛精神傳遍全球，我們定能實現世界和平。而我的想法是通過友愛精神，首先讓整個東亞團結一心。 友愛不僅存在於人與人、國與國之間，同樣應該存在于人與自然之間，也就是我們常說的“人與自然和諧共存”。基於這一思想，我任理事長的日本財團“友愛”，自2000年起，每年都堅持通過日中綠化交流基金的平臺，在中華全國青年聯合會的國際青年交流中心的幫助下，於中國開展植樹造林活動。在不斷努力下，截至目前，我們已經在3627公頃的土地上種植了534萬株植物。植樹造林作為中日友好項目的同時，也讓孩子們參與到志願者活動中，從小就樹立保護地球環境的觀念，我希望這項活動可以一直持續下去。 我任首相一職後不久，就在聯合國大會上提出了一項大膽的建議，即日本承諾在2020年前溫室氣體排放量將在1990年的基礎上降低25%，但這一提議在日本的產業界並未得到十分積極的回應。此後，由於大地震和海嘯引發了福島核電站洩露事故，日本政府撤回了將溫室氣體削減25%的承諾。雖然我用資料表明，鳩山倡議計畫可以通過加快發展無需核能可再生能源產業的方式進行，但令人遺憾的是，支持核電站重啟的政府至今仍不願重視太陽能、風能等自然資源，導致可再生能源的發展停滯不前。 無論如何，2015年簽訂的《巴黎協定》都應該作為環境保護的最低標準。在此，我對美國總統特朗普宣佈退出《巴黎協定》一事深表遺憾。另外，雖然日本表示將遵守《巴黎協定》，並以到2030年將溫室氣體排放量在2013年的基礎上降低26%作為目標，但這絕非是一項令人滿意的承諾。在這樣的大環境下，習近平主席在《巴黎協定》的簽訂問題上，以及在生態文明建設上發揮了強有力的領導作用，非常難能可貴。另外，我在中國各地進行訪問時，發現不少地區都架設了太陽能發電板，有的地方，放眼望去是一片片正在轉動的風機葉片。看到這些，我切身感受到了習主席的堅定決心，感慨無限。 在此，我想提出兩項建議。其一是太陽能共用。簡單來說，就是在開展農業生產的同時，在農田上進行太陽能發電。由於農作物不需要多餘的陽光，對於許多農作物來說，這樣做可以在不降低產量的情況下進行正常農耕，甚至還有農作物產量增長的情況。如果在日本推廣太陽能共用計畫，不僅能夠增加農民的收入，進而鼓勵更多人參與農業生產，同時還能完全填補日本的電力供應缺口。這樣一來，就不需要重啟核電站。同樣，為了保障農民的穩定收入，我認為太陽能共用方案也應該在中國推廣。 其二是“亞洲超級電網”構想，即亞洲各國應借鑒歐盟各國的經驗，利用風能、太陽能及水力等可再生能源發電，通過連接輸電線路，在各國間進行電力傳輸。這聽起來並不容易，但據說蒙古戈壁沙漠和內蒙古沙漠地帶所擁有的自然能源足以覆蓋整個亞洲的電力需求。俄羅斯遠東地區水利資源豐富，開發潛力巨大。蒙古電價低廉，如能將當地自然能源轉換成電能，並輸送至有需求的區域，再加上輸電成本後仍能實現盈利。但，儘管兩年前日本軟銀集團就與中國國家電網等機構簽署了合作備忘錄並展開了相關調查，因沒有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金融機構支援基礎設施建設，相關工作無法全面開展。“亞洲超級電網”構想是基於自然能源合作來構建命運共同體的偉大事業，希望藉此在東亞建立友愛團結的共同體。 如今人們需要的是政治領導力。地球自身就是一個命運共同體。如果我們不轉變思想意識，就將難以真正解決所面臨的問題。如果大家都認為只有自己是獨一無二的，那麼地球上的生命就無法延續下去。每個人都應該對倫理道德問題自覺提出質疑。中國正為實現低碳社會而舉國同心不斷努力。我由衷希望世界各國領導人秉持相同理念，各國精誠合作共同努力，使地球上的生命可持續存活發展。 最後，正如羅馬俱樂部創始人佩切伊先生在行動綱領中所留下的遺言一樣，“人類不可視自己為地球的絕對統治者，並且要謹記人類無法完全獨立存活。”誠然，如果算上微生物，地球上生存著上億種生物。若不與這些生命和平相處，人類則無法維持生存。全人類應該形成共識，堅決摒棄“人類才是地球上的絕對統治者”這一觀念。
http://www.gzgov.gov.cn/ztzl/zxstwmxsd/zjstwmhy/jbgd/201807/t20180709_14001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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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太大了，大到了不能倒，但這並不必然意味中共大到了不能倒。當下美國、甚至全世界，都意識到了中國是擋不住的，但是中共統治中國的方式是可以擋下來的。我個人倡議了多年的「中共不等於中國、反中共統治體制不必反中國人民」，在美國副總統潘斯的10月4日演講中被表達無遺，相信快則半年、慢則2年，就會成為全球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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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在集體領導手裡
值此歷史拐點，中共領導人的自我歷史定位，至關重要。中國人好論古人功過，秦皇漢武如何如何，唐宗宋祖如何如何、康熙乾隆又如何如何，王莽、王安石因何改革，失敗毛澤東又如何獨斷專行，鄧小平如何拍板定案改革救中國等等。一言以蔽之，中國人還在期待強人、明君。在這文化壓力下，晚近的中共領導人，也都在憂心自己的「歷史定位」。但不客氣的說，這種追求個人歷史定位就是追求歷史落伍。今天世界已經進入什麼年代了？還能像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拿破崙希特勒一樣的追問自己個人的歷史定位嗎？中國不可能再出現強人了，任何強人概念下的歷史定位都是虛幻的，只會壞事。 今天手頭還有權力的中共領導，唯一可行之路就是追求集體的歷史地位，讓日後史家論及歷史地位時，給出的是一張寫了很多名字的清單，而不是一個名字。 至於個人是被納入好的正面清單，還是壞的負面清單，那就要看個人的自我判斷，自己該做甚麼了。 中國的未來，捏在中共18大手裡，而中共18大，捏在集體領導的手裡。過了這村，就沒這店了。為了人民、為了國家、為了自己、為子孫，領導們，一路走好。
上述文章摘錄自『大拋錨───中國號超級拼裝巴士駛向何方？』，范疇著，八旗文化出版，Page 11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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塵緣與八月桂花香：
綜合上述諸貼文，重新整理思緒，如下：
吾人若熟讀高錦源先生所著之【縱橫21世紀的大中國】與范疇先生的叢書，且有收穫與心得的話，自然而然就會產生下列思維： 『印太戰略VS一帶一路的重點不在於雙方撒錢的多少，而在於多國的“第三方參與”，中美兩國比拼的其實是第三方的政治信任。
再加上， 中國在海外基礎設施建設投資方面屢遭負面的批評，況且中國於海外環保方面的記錄也不佳，
中國若要重新獲得第三方的政治信任，或許需借助日本的力量，中國與日本聯手打造泰國高鐵，只是一個切入點而已！
塵緣與八月桂花香於【一個國家的生態安全是其最終的政治安全】(詳：http://blog.udn.com/9dfb99f0/118102297)中談到：『一個國家的生態安全是其最終的政治安全。世界著名環境專家諾曼‧邁爾斯所著＜最終的安全：政治穩定的環境基礎＞一書反覆強調這樣一個觀點：國家安全的保障不再僅僅涉及軍事力量和武器，而是越來越涉及水流、耕地、森林、遺傳資源、氣候等環境因素。只要生態環境持續地受到破壞，就沒有政治經濟的最終安全。因為環境退化使生存環境惡化，生存空間縮小，並不可避免地導致國家經濟基礎的衰退，其政治結構也將變得不穩定。結果或是導致一國內部的動亂，或是引起與別國關係的緊張和衝突(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矛盾部分源於水資源)。』
如何借鏡日本生態文明建設的成功經驗，以確保中國到2035年節約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的空間格局、產業結構、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總體形成，生態環境品質實現好轉，美麗中國目標基本實現。這可能是大陸當局所需深思的問題！！！！
更進一步， 如何讓日本協助中國大陸，將日本半世紀以來，如何建設日本國家和日本國土的Knowhow，毫無保留的告知中國北京中央政府和各地之地方政府，使中國有更大的力量去建設新中國，這就值得吾人細品味與思量了！！！
另外， 范疇說：『「中共不等於中國、反中共統治體制不必反中國人民」，在美國副總統潘斯的10月4日演講中被表達無遺，相信快則半年、慢則2年，就會成為全球共識。』
何謂『全球共識』？
范疇所言之『全球共識』，尚未究竟，
如何以塵緣與八月桂花香於【土耳其到底是中國的敵人還是朋友？】（詳：http://blog.udn.com/9dfb99f0/119694638）中談到之：『以『通俗易懂的措辭』來宣揚這『『縣政中國』(或其他由縣級（含）啟動真正的一人一票直選的制度)』，讓西方明白了解，進而使中國成為『人類的新希望。』』來提升全球的視野，形成『新的全球共識』，以吸引全球資金蜂擁至中國，才是大陸當局所應深思的問題！！！
范疇先生說：『但不客氣的說，這種追求個人歷史定位就是追求歷史落伍。今天世界已經進入什麼年代了？還能像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拿破崙希特勒一樣的追問自己個人的歷史定位嗎？中國不可能再出現強人了，任何強人概念下的歷史定位都是虛幻的，只會壞事。 今天手頭還有權力的中共領導，唯一可行之路就是追求集體的歷史地位，讓日後史家論及歷史地位時，給出的是一張寫了很多名字的清單，而不是一個名字。 至於個人是被納入好的正面清單，還是壞的負面清單，那就要看個人的自我判斷，自己該做甚麼了。』
塵緣與八月桂花香於：【民有諸王”的世界性國家形式，這與中國固有的“民無二王”的世界性國家形式（universal state）迥然有別】(詳：http://blog.udn.com/9dfb99f0/120391469)中談到：『若中共當局能有『產權清晰化』的思維，就會產生修正其『江山觀』的概念，那麼接受這『民有諸王』的世界性國家形式，就容易多了！！！！』
再來就是追求集體的歷史地位了！！！
好一個『產權清晰化』───﹥『修正江山觀』───﹥『民有諸王』的世界性國家形式───﹥追求集體的歷史地位』！！！！
何謂『傳(ㄓㄨㄢˋ) 』？何謂『傳(ㄔㄨㄢˊ) 』？
『傳(ㄓㄨㄢˋ) 』有止境，『傳(ㄔㄨㄢˊ) 』無終點，
好一個『風姿花傳(ㄔㄨㄢˊ) 』！！！！ 好一個『『如果不清楚歌詞內容的話,大概有不少人將歌名誤唸成風姿花傳(ㄓㄨㄢˋ),其實要唸成風姿花傳(ㄔㄨㄢˊ)才對的。』
意思就是說：『風的形貌由花來傳達』…
“若能將此花，由我心傳至君心，謂之風姿花傳。” 』
好一個： 『 世阿彌的能劇理論著作《風姿花傳》中曾有這樣一句“若能將此花，由我心傳至你心，謂之風姿花傳。因為流動的水沒有形狀,漂流的風找不到蹤跡,任何事物的感知都取決於心。一般人看不到風的形狀姿態,唯有借著漫天飛舞的花瓣讓我們感知風的存在...即是風的姿態要靠落花來傳意表達。 若能將此花，從我心傳至君心，謂之“風姿花傳”，那感受,正是應了清代王士祺那句“解識無聲弦指妙”，雖不著一字之痕，而盡得風流雅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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