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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與補遺(一) for 一個國家的生態安全是其最終的政治安全(詳: http://blog.udn.com/9dfb99f0/118102297)
蔣高明：怎樣恢復我國退化的生態系統 2005-07-26 20:24:25 進入專題： 生態 ● 蔣高明 (進入專欄)
全球共有十大陸地生態系統類型，我國占其中九類，分別是熱帶雨林、常綠闊葉林、溫帶落葉闊葉林、寒帶針葉林、紅樹林、草原、高寒草甸、荒漠、苔原。我國唯一缺乏典型的非洲薩王那群落（稀樹疏林草地生態系統），但是中國的四大沙地（渾善達克、科爾沁、毛烏素、呼倫貝爾）在健康狀態下其結構與功能恰恰是“薩王那”類型的。這樣，我國不僅是全球生態系統類型最多的國家，也是世界上唯一能夠囊括全部陸地生態系統類型的國度。然後，非常不幸的是，我們這些生態系統都處在不同程度的退化過程中（劉國華等，2000）。除了眾所周知的森林銳減、荒漠化擴大外，那些過去較少受到破壞或輕度破壞的高寒草甸、溫帶草原也出現了嚴重退化。中國退化生態系統的現實異常嚴峻，如果控制不住，將會影響到國民經濟的持續發展，甚至國家安全。由生態系統退化的誘發各種生態災難，業已使國家蒙受了重大損失，如1998年僅長江和松嫩流域特大洪水，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就超過2000億人民幣！（溫家寶，1998）。生態破壞還加劇貧困，影響社會安定。在我國一些沙化嚴重的地區，當地農民被迫遠走他鄉，成為生態災民。因此，我國退化生態系統的治理應當列為國家經濟社會可持續能力建設的頭等大事情來抓。
一、國內外的經驗與教訓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從過去100多年來，人類與自然衝突中的幾個嚴重事件中，我們能否總結出一些經驗教訓，避免那種“先破壞、後治理”、“先污染、後治理”或者“先引進、後消除”（往往很難除掉）的慘痛的教訓呢？
美國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開始大規模移民南部大草原。為追求利潤最大化，在開墾地土壤地力耗盡後馬上撂荒，轉而開墾新的土地。但是，草地的嚴重擾動誘發了大規模的沙塵暴：1932年爆發14次，1933年高達38次，1934年春季的沙塵暴，掃蕩了中西部大平原，使全國小麥減產1/3.1935年5月，起源於堪薩斯、阿克拉荷馬、科羅拉多三州黑風暴，裹挾著大量耕地表層黑土，形成了東西長2400km 、南北寬1440km 、高約3km的“黑龍”，3天中橫掃2/3個美國，3億噸肥沃表土被吹進大西洋，16萬農民受災。後來，據美國土壤保持局統計，1935-1975年的40年間，大平原地區被沙塵暴破壞的面積高達4000-6000km2a-1.為控制土地荒漠化和沙塵暴，美國進行了一場曠日持久的生態保衛戰。其主要的做法是，推行“農場法案”，鼓勵棄耕，政府採取補償制度，建立自然保護區，恢復天然草原，休牧返林還草。在不到5年的時間內，返林返草面積達150000km2，約占全國耕地總數的10%，在此基礎上建立自然保護區144個。由此看來，美國主要是利用了人退的辦法成功遏制了困惑該國幾十年的“黑風暴”問題。
前蘇聯自1954年起在哈薩克、西伯利亞、烏拉爾、伏爾加河沿岸和高加索部分地區大量開墾草地，至1963年累計墾荒600000km2.由於缺乏防護措施，加之氣候乾旱，造成新墾荒地風蝕嚴重，春季疏鬆的表土被大風刮起，形成沙塵暴。1960年3月和4月的沙塵暴席捲了俄羅斯南部廣大平原，使春季作物受災面積達40000km2以上。1963年沙塵暴受災面積高達200000km2，新墾區農耕系統幾乎癱瘓。沙塵暴同時殃及羅馬尼亞、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等國。比黑風暴危害更大、持續更長的是，同時發生並綿延至今的白風暴：前蘇聯在土庫曼斯坦卡拉庫姆沙漠中修建卡拉庫姆運河，每年可從亞洲第三大湖鹹海的主要水源——阿姆河調水灌溉1000km2的農田和草場。這種“創造性地再造自然”帶來的生態災難是異常沉重的：阿姆河被截斷使下游鹹海水位急劇下降，30年間湖岸線後退了10-20km，鹹海湖底鹽鹼裸露，“白風暴”（含鹽塵的風暴）接踵而至，毀滅了60%的新墾區，並使其成為生命禁區。當年史達林提出了規模超過美國“羅斯福工程的”的“史達林改造大自然計畫”，宣導在草原區植樹，同時繼續發展灌溉農業。1949-1953年，該工程營建防護林近30000km2，但到60年代末，保存下來的防護林面積只有2%而已。
阿爾及利亞為防止撒哈拉沙漠的不斷北侵，北非的阿爾及利亞從1975年起沿撒哈拉沙漠北緣大規模種植松樹，號稱世界級造林工程（綠色壩專案）。該工程延伸到鄰國摩洛哥和突尼斯，綿延1500km.按照理論計算，該工程能使阿爾及利亞林地面積每年擴展10%.但由於沒有弄清當地的水資源狀況和環境承載力，盲目用集約化的方式和外來物種搞高強度的生態建設，結果使生態建設變成生態災難，沙漠依然在向北擴展，現在該國每年損失的林地超過造林面積。2004年12月11-16日，作者前往突尼斯北部考察，我們沿海邊行駛一天，也沒有見到該“綠色壩”的影子。當問及突尼斯國立乾旱區研究所所長，北非五國的綠色壩項目進展時，該所所長不無幽默地說：“那是紙上的防護林”。
荷蘭舉世聞名的圍海造田工程對荷蘭農業發展、市鎮建設和自然保護起了巨大的促進作用。過去20年來，圍墾區依靠生態系統自然演替規律，採取少量的人工措施或完全沒有人為干預，使荒蕪的圍墾土地出現生機，形成了總面積達1650km2的健康生態系統（董哲仁，2003）。這一成功做法引起了國際生態學界的高度關注，經常被作為生態重建的成功案例反復引用。實際上，該國圍墾區的生態建設經歷了幾個階段，反映了荷蘭人對生態建設規律認識的不斷深化。第一階段是上世紀50年代開發的圍墾區，根據居民休閒的多種需要，進行景觀設計；第二階段是60年代以後，專門進行生態設計，為特定的生物群落形成創造條件，主要人工種植多種植物，為珍禽鳥類棲息創造條件，提高生物群落多樣性。第三階段是80年代以來，他們已經認識到，依靠生態系統自然演替規律，不需要種植任何植物，經過若干年時間，同樣可以建設一個健康的濕地生態系統，而其成功的主要秘訣則是大量使用本地種。
英國世界上最早工業化的國家，也最早嘗到了生態破壞的苦果，大量採煤使得該國的生態環境“滿目瘡痍”。但到上世紀90年代，他們已經把歷史上由於採礦（主要是採煤）而造成的廢棄地恢復成了自然生態系統，並進一步規劃成為世界上著名的鄉村景觀。他們成功的一個重要經驗就是借助自然力進行生態恢復（Bradshaw，2000）。他們駕馭了被毀壞生態系統最初的演替過程，而那些生態系統能夠成為目前的樣子，在很大程度是依靠了自然力。該模式為英國前生態學會主席、皇家學會會員、利物浦大學教授A.D.Bradshaw 所提倡，他認為借助自然力進行生態恢復的好處有：其一，工作量可大大減少；其二，剩餘的恢復過程可以自我維持，因為它是自然發生的；其三，生物多樣性可以增加並得以維持。總結他一生在恢復生態學研究的經驗，他認為生態恢復的重要因素有兩條：其一，選擇適宜的植物種類，這是所有問題的關鍵；其二，利用自然力，在自然能夠恢復的地方決不強加人工干擾。如果不遵守這些基本的規律，生態恢復就不可能達到預期的目標。
澳大利亞該國可能是全球遭受盲目引種造成生態災難最嚴重的國家，試以兔子為例說明之。1859年，一個英國人為了滿足其打獵的嗜好，從英國弄來了5只兔子後，一場可怕的生態災難從此爆發了。兔子繁殖速度甚快，在澳大利亞失去天敵控制後，數量不斷翻番。到1880年，兔子到達新南威爾士，開始影響南澳地區的牧羊業。1950年，澳大利亞的兔子的數量從最初的5只增加到了5億隻，這個國家絕大部分地區的莊稼或草地都遭到了極大損失，一些小島甚至發生了水土流失。人們不得不組織大規模的滅兔行動，但收效甚微。到19世紀90年代，當兔群抵達西澳時，人們修了一條長達1000英里的柵欄，試圖將其攔住。但是，這個柵欄很快被衝破了。絕望之中，人們從巴西引入了多發黏液瘤病，以對付迅速繁殖的兔子。但是病毒戰只能使不斷惡化的狀況得到暫時緩解，一小部分兔子對這種病毒具有天然的免疫能力，它們在僥倖逃生後又快速繁殖起來。整個20世紀中期，澳大利亞的滅兔行動從未停止過。這個慘痛的例子提醒我們，我們不能因防止生態退化在引進物種時“饑不擇食”，而必須警惕生物入侵。我們在調查中發現，整個長江以北，將來自北美的火炬樹大量種植，甚至種到了草原上；而長江以南的大面積土地，種植了來自澳大利亞的桉樹，其中雲南是“重災區”。
中國“三北防護林”曾被譽為中國的“綠色長城”。20餘年的時間裏，中國用了恐怕上千億資金來“築城”，但是收效不大（蘇揚，2003；French，2004）。綿延上千里的防護林，現在已經是坍塌的“綠色長城”。種植的樹種都是“楊家將”（楊樹），不僅許多地方的楊樹長成半死不活的“小老頭樹”，而且由於普遍種純林，在發生蟲害時，一倒一大片，僅小小天牛就將寧夏20年的建設成果——幾十億株楊樹毀於一旦。這些慘痛的教訓足以說明，大範圍植樹，尤其違背自然規律的造林是得不償失的。即使造林成功，其投資產出比也是不合算的。2002年，京津風沙源治理工程共完成造林6764km2，國家投資12.32億元，合1821元hm-2；再看“三北防護林”，2002年完成造林4538km2，投入13.93億元（國家林業局，2002），為3069元hm-2.兩者相加為4890元hm-2，這樣在內蒙古南部項目區的牧民，每戶僅從國家“造林”項目中，當年收益就高達48.9萬元（以南部每戶5人，人均20hm2草地計算）。這樣的話，發牧民工資國家都合算——牲口不養了，退化草地完全能夠自然恢復，用不著造林。實際情況根本就不是這樣，許多牧民甚至到目前為止，他們也不知道自己的土地被劃進了“三北防護林”治理區。那些資金根本不能保證落實到單位土地面積上，而是集中到幾個容易通過驗收的項目點上，這些點遠不到治理區域總面積的10%！這就是為什麼出現“邊治理、邊退化”、“治理趕不上退化”的根本原因。某旗縣據說用1.5億造林治理了6%的退化土地。依次類推，我們還得投入21億元才能治理其餘的84%退化土地，這是因為中國草原地區90%的土地面臨不同程度的生態退化（國家環境保護局自然保護司，2000.）。即使不考慮時間問題，照這樣下去，國家也要花上萬億才能治理涉及550多個旗縣的生態退化，這樣的費用任何國家也花不起（蔣高明，2004）。
二、要認清生態治理存在的關鍵問題
針對日益嚴重的生態系統退化，國家相應啟動了許多以改善生態環境的重大工程（國家林業局，2002），但是問題依然存在，一些治理效果相對於巨額投資來講卻不盡人意。造成這個問題的重要原因，我們認為，是長期以來人們忽視了下述關鍵問題的存在：
第一，在西部經濟發展方面，忽視了西部脆弱的生態環境和薄弱的社會基礎這些基本事實。毛澤東（1956）在著名的《論十大關係》中有關於少數漢族與民族關係的精闢論述：“我國少數民族人數少，占的地方大。論人口，漢族占百分之九十四，是壓倒優勢”：“而土地誰多呢？土地是少數民族多，占百分之五十到六十。我們說中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實際上是漢族‘人口眾多’，少數民族‘地大物博’，至少地下資源很可能是少數民族‘物博’”。確切地說，黑河-騰沖線是我國生態環境、社會經濟、產業類型的綜合分異線：東部以漢族為主，占全國的94.3%，面積為42.9%；西部少數民族集中分佈，人口雖只有5.7%，然其面積卻達57.1%（張善餘，1999）。目前，中國的東部經濟發展很快，西部被迫追趕，但由於人才、交通與基礎條件的限制，西部不可能趕上東部。中國1000個著名製造業的89%在東部，而西部僅占11%；僅一個江蘇省（13.7%）就超過了西部十幾個省的總和。因此，西部無論怎樣追趕，經濟的不平衡這條鴻溝是很難逾越的。而在盲目追求GDP 中造成的西部生態退化所需的高額治理費用，卻不得不由國家來“買單”，如2002年國家“六大林業工程”的256億元主要用在了西部。
西部脆弱的環境容易造成水土流失、草場退化、土壤沙化、鹽漬化、氣候乾旱化、水資源短缺等生態環境問題，因此應當成為國家生態保護與建設的重中之重。目前全國水土流失面積為3600000km2，其中約有80%發生在西部，全國每年新增的荒漠化土地也大都分佈在西部地區。但從另一個角度看，西部孕育著巨大的生物多樣性資源庫，如雲南是全國生物多樣性最豐富的地區，野生稻、茶、香蕉的近緣種都在這裏分佈；新疆乾旱區、青藏高原地區分佈有很強的適應特殊環境（高溫、乾旱、寒冷、強光、強紫外輻射）的物種，蘊藏著我國農業、醫藥業、工業持續的後備基因庫。西部蒙古族、藏族、回族、維吾爾族、傣族、瑤族、壯族等所居住的地方為中國陸地生態最完整的地方，因此，我們必須感謝少數民族為中華大家庭保留了如此多樣和美麗的生態系統。西部開發決不能盲目追求GDP ，而必須提倡綠色GDP，將這裏的生態保護好就是對國家重大的貢獻：一可以節省下來巨額的治理費用，二可通過其優美的生態環境吸引東部和海外的觀光客；三可將上風、上水向的環境保護好，為東部輸入清潔的空氣、水分、能源，如將這些折算成現金也是巨額的一筆費用，國際上流行的生態系統價值評估就是基於這種思路（Costanza R.1997）；四可為子孫後代保留完美的生態系統。而目前的現狀是，西部的土壤在減少，東部的污染在增加，黃河永遠不清，長江將變黃河，真是令人痛心。
第二，在生態治理措施方面，一些基本的科學理論問題沒有搞清。如目前沙地草地普遍實行的種樹與飛播種問題就沒有考慮到生態本底。在草原上天然分佈的就是草或者灌木，試圖造林改變這種生態基礎，但收到的效果是不大的。內蒙古錫林郭勒盟在建國53年的森林覆蓋率僅0.87%（其中包括渾善達克的天然榆樹！），恰說明了造林實際上是失敗的。另外樹木“阻擋”沙塵暴比起草“捂蓋”沙塵暴的作用來要小得多。飛播僅解決了生態恢復中的一個很小的次要矛盾，是建立在土壤中沒有種子或種苗這樣一個假設之上的。實際上，退化沙地和草地中依然存在大量的繁殖體（孢子、種子、根、幼苗等），只是人們沒有給它生長的機會，或者人們沒有管住牲口的行為。另外，飛播帶來了大量的外來種，容易使一個完美的生態系統變成物種比較單一的系統，如毛烏素沙地就變成了以羊柴、油蒿為主的灌叢，生物多樣性價值和生態服務功能大大降低了。
第三，在治理費用的使用方面，存在著嚴重的部門分割現象。經費使用缺乏有效性和可持續性。如經費是以“治沙造林”，或者“退耕還林”項目下達的，當地政府只好造林，不管實際效果如何，而上級領導也會以“專款專用”的理由監督，造成了“打醬油的錢不能買醋”的局面。地方領導關心的是生態治理費用有多少，而不是恢復效益有多大。現行政策強調退耕還林，還林有錢，還草沒有錢，或者錢很少，這樣，老百姓也就不顧樹木死活來種樹了。人們最熱衷造林工程，很顯然這裏有“油水”，越是那些樹木不能成活的地區，“油水”就越大，且基本上沒有風險——樹木早晚都得死，怨不到他們頭上來。很多貧困縣的造林工程都是“一把手”親自抓，連“二把手”都攤不上，就是這個道理。我們在調查中發現，某些草原上的林業局將一株不足1.5m的獐子松報價300元！這些樹木後來大部分死了，找誰算帳去？年財政收入僅1000余萬元的某旗縣，三年來國家投入治沙造林的款項已高達1.5億，其所在盟共有9個這樣的旗縣！治沙造林給地方財政帶來的實惠是不言而喻的。沙塵暴問題出現後，地方領導的車輛變得高級起來，試想這些貧困縣（旗）的財政收入因為減免了牧民的牧業稅大大下降了，而公款消費的水準卻很快提高了，錢從那裏來？
第四，重建設，輕保護，甚至不願談保護。長期以來，人們對待生態系統的態度，只是認為她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廉價資源，而較少考慮到生態系統對於大量外來力的承受能力，利益的驅動促使人們把生態系統當成能夠“賺錢”的場所。一旦當這個系統出現了問題了，人們又輕易地把退化的原因推向“自然”的一面，或者認為是別國的退化造成了我們的生態災難。在政策方面，存在的不合理是，哪里退化嚴重得到的治理費用就越多，而保護好的地區，得不到經費；在對牧戶的補助中，誰家的羊多得到的補助也多。這樣就變相鼓勵了“生態破壞”。“生態移民”政策缺乏對移民的自我維持能力考慮，盲目下任務、下指標，地方政府為了從中得到“移民安置費”，也會去搶任務。這也就不能理解，為什麼荒漠化土地越治理越多，一些冠冕堂皇的“生態建設”實際上是深層次上的“生態破壞”。以沙塵暴為例，大量的土壤物質每經歷一次沙塵暴，就被刮掉一層地皮。這些物質在異地是有害的、令人討厭的，但在當地卻是寶貴的、是支持土地生機的關鍵因數，億萬年形成的土壤，損失了就不能彌補，“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蔣高明，2002b）。可是，一些科學家不是將這個簡單的道理及時地告訴國家，而是熱衷於引進先進的儀器來監測我們損失了多少土，長期下去，于國家何益？而採取“人退保土”的辦法，我們是能夠減緩或者遏制土壤損失的。生態保護的關鍵就是保土。自然界雖然存在著應對環境波動的能力，但是人類的力量可以超越這種能力，使得生態退化超出能夠恢復的“閾值”。因此，生態恢復必須在加大投入實施生態建設工程的同時，重視生態保護的作用，釋放自然力。其中幫助社區發展生產、脫貧致富，是解決所有生態環境問題的關鍵所在（Liu et al ，2003）。在退化生態系統的恢復中，要旗幟鮮明地提倡“以保為主、以建為輔”的原則，而不能背道而馳。
三、人口城鎮化、生態自然化
自從工業革命後，人與自然就註定處於了一種“水火不相容”的狀態，自然退化的根本原因不是什麼“天災”而是實在的“人禍”。如果地球上沒有了人，自然生態系統重現生機是不會存在什麼問題的。目前我國生態最脆弱的地區大多位於西部，這裏的自然環境原本就不適宜大量人口的生存。國際上普遍認為乾旱區、半乾旱區適宜的人口密度為1人km-2，而我們超過了2人km-2.解決這些地區生態環境問題的根本出路在於人主動撤離這些地區，而集中到城（鎮）中去（蔣高明等，2003）。目前，美國約有80%的人生活在城市裏，韓國1/4的人口集中在漢城，埃及的尼羅河流域集中的全國99%的人口，其餘地區處在自然狀態，生態退化很少發生。應以人為本，將分散的、撒胡椒麵式的經費使用模式向城鎮集中，將以前用於生態補償、修路、就災、教育、醫療衛生、滅蝗滅鼠、造林種草、飛機播種、水利工程、希望工程等等的費用集中起來使用，大大提高了經費使用的有效性。利用城市化的各種有利條件，提高人民的物質與文化生活水準，可以達到實現城市化與治理生態退化的雙重目標。國家花在治理上的費用，如阿拉善荒漠是450元hm-2，而那裏的牧民每人有300hm2，如果費用集中起來，他可能每年就有1萬多元，僅這個費用就足夠他過上小康的生活。沒有了人口的壓力生態的恢復只是一個時間問題，按照一般的規律，沙地草地是1-3年，草原是3-5年，森林地區是5-10年，荒漠是10-15年，至於濕地等則更容易實現自然的生態修復。我們以後生態恢復的重點必須是釋放這種自然力。具體地，人口從嚴重退化地區的向外轉移方式有以下的模式：
第一，人口向大城市的轉移中國有100萬人口以上的大城市有34座，這些城市需要大量的廉價勞動力，而這些勞動力主要來自農村。北京平谷“京東大峽谷”有個桃峪村，近年100多口人自發地向溝外的城鎮搬遷、年輕人進城做工，村裏的人搬空後，周圍山地長出了鬱鬱蔥蔥的森林，連農民家的院子裏也長滿了樹，而政府花幾百萬元錢修建的公路、架設的電線從此失去了用場。如果持續鼓勵民工離土，則他們對當地的生態壓力可以大大減少，非常有利於生態恢復。從經濟的角度，他們對家鄉的貢獻遠比在老家“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要大的多。在“世界工廠”幹活的民工們都會把掙到的錢返給老家，積少成多，這筆錢加在一起，在某些省份甚至超過了該省全部機器開動和全體農民“起早貪黑”辛勤勞作換回的財政收入。擁有8600萬人口的四川省，1500萬外地民工2003年寄回家的錢約為450億元人民幣，而該省同年的財政收入為292億元人民幣！試想，如果那450億是從當地的土裏刨出，得需要多少年，需要犧牲多少環境做代價呢？西部落後農村尤其提倡到東部大城市做工的做法，可以有計劃地組織移民搬遷和促進城市化。
第二，人口向局地的中小城市轉移國內587座50萬人以下的中小城市承擔著接收退化地區遷移人口的重要任務，這些城市宜定位在現有的地級市和縣級市，因為在城市化發展過程中，許多城市還有更多的容人空間，尤其在西部地區，因為原來的人口非常分散。那些以能源型為主的城市更具備潛力，因此西部的經濟戰場不是在地上，而是在地下。西部的能源與礦山優於東部，可以為東部的經濟持續增長輸送動力和原料，而這一些需要人來做。在中國最西端的塔里木盆地，號稱“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瑪幹沙漠，氣候惡劣，人類難以生存。自塔里木盆地豐富的油氣藏被發現並開始大規模開發後，庫爾勒、庫車、阿克蘇等一批城市的發展日新月異。隨著能源的開發，沙漠北緣的庫爾勒市，上世紀90年代初還是個原始小鎮，發展到今天消費水準和生活水準位居中國城市前列的中心城市。陝西省神木縣2001年以前還是一片荒涼景象，現在能源開發所需採掘、加工、服務方面的大量勞動力為陝西省神木縣新增1.3萬個就業崗位，城市人口迅速增長。從黃土高原的“窮縣”變成了年財政收入5億元的“富城”。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過去對能源的開發興起了眾多“資源型城市”，從山西大同、太原到新疆的可哥托海，如今這些城市中有許多因為資源的枯竭而衰落，而現在崛起的新一代“資源型城市”正在竭力避免重蹈其覆轍，他們採取的路子不只是單純地開採，而是開採和深加工一體化。這樣可以保持城市的可持續發展，避免人口向自然生態系統的回流。
第三，人口由分散式向鄉鎮轉移在中國由農業大國向工業化推進的過程中，農村城鎮化的作用非常重要，現在全國共有建制鎮19692個。然而，現有的建制鎮中，72%分佈在經濟發達的東部和較發達的中部地帶，而經濟落後的西部，其比重只有28%，需要迅速提高西部的城鎮化，結合生態恢復，加速該過程。發達國家的城鎮化率在70%以上，而我們只有40%，因此，生態恢復的潛力在於城鎮化。今後人與自然的總格局肯定是：人住在城市裏，野生動物住在自然裏，彼此相安無事。既然這個趨勢不可避免，且我國的生態退化又如此嚴重，何不可將城市化要花的錢和生態修復要花的錢結合使用呢？內蒙古阿拉善盟現有人口中，城鎮人口13萬人，城鎮化率達到68%，農牧區人口只有6萬多人。即使如此，全盟現有的耕地面積尚可搬遷安置牧民1.6萬人。而農牧區人口中，從事草原畜牧業的人口只有3萬多人，需要搬遷的人口數量並不多。可以用較少的投入，獲得最大的生態和社會效益，目前全盟已成功搬遷轉移牧民人口1.7人，進入鎮區的牧民將以從事服務業、礦產開發業等二、三產業等為主。這些措施無疑都大大促進阿拉善盟270000km2荒漠的生態保護（伏來旺，2000）。
再看渾善達克，沒有了人的壓力，這裏的自然恢復更易實現。中國科學院連續5年的實驗充分證明，這裏的退化沙地治理既不用種樹、也不用種草，自然力完全能夠勝任恢復退化生態的任務（蔣高明，2002a；劉美珍等，2003）。在1萬多平方公里的沙地上，破壞的因素只有3萬多純牧民，而利用正藍旗的上都高勒、桑根達萊和哈畢日嘎三個鎮就可以將分散的牧民集中起來，他們退出的土地僅利用其中的100萬畝高生產力的塌拉發展草產業就可以獲得6000多萬元的純收入，建設成上萬平方公里有野生動物自由出沒的、沒有圍欄和人工干擾的自然保護區（目前中國尚沒有一家）來發展旅遊的潛力更大，而該旗目前的財政收入不到2000萬元，而國家給該旗的生態治理費用就高達4000-5000萬元。可見，乾旱區與半乾旱區的土地是能夠升值的，關鍵是如何利用她和保護她。
四、先易後難、分類治理
目前的治理在很多情況下是啃“硬骨頭”，如在荒漠上造林，在北方山區的陽坡“爆破造林”，而在一些很容易自然恢復的地方如四大沙地、北方山地的陰坡與溝穀、南方山地、南方濕地投入的生態恢復費用不大，或者有投入，但是治理上又在很大程度上用人力代替自然力，形成了許多所謂物種單一的“綠色荒漠”。我們應當採取“螞蟻啃骨頭”的做法，年年造林，使之年年見林，累計起來我們生態恢復才能有所作為；再加上我們提倡的將城鎮化和生態恢復結合起來，中國的生態環境在不遠的將來肯定能夠改善。具體地，在實際治理中，應當改變目前的“一刀切”做法，實行先易後難、分類治理；在治理中，重點是解決社區生存的壓力，釋放自然的恢復潛力；在政策上鼓勵企業參與，逐步形成以生態恢復為主的產業，按照市場規律運行。具體地：
第一，沙地與沙漠的治理沙地可以分成下列兩種類型：1）無奈的沙，如阿拉善的西部、新疆的大部分荒漠，對於這種類型，主動的辦法是放棄，即人退出來，使其自然恢復；2）能夠適度利用的沙，如渾善達克、鄂爾多斯、科爾沁、呼倫貝爾等，可以利用的沙地中的丘間低地，但要在科技、經費、市場機制等保證的前提下提高土地利用方式。建議國家首先將四大沙地的生態恢復列為重點，它們全部位於內蒙古自治區，總面積約有150000km2，約相當於0.6個英國，4個臺灣，恢復後的稀樹疏林草地景觀恰是“薩王那”類型的。可以通過建立自然保護區的途徑，全面實行退化沙地的生態恢復，並考慮作為其他更高附加值的利用方式，如生態旅遊、國際狩獵場所等。經初步估算，10億元就可以建立10000km2的渾善達克生物圈保護區，將3萬牧民人集中到有交通、水源、資訊和教育條件好的城鎮中去，野生動植物按照自然的規律恢復。既可促進退化草原的生態恢復，又能保障治理期間牧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如能堅持此方案3-5年，四大沙地的生態恢復是沒有太大問題的，中國的四大沙地具有破壞容易、恢復也容易的特點（蔣高明，2002a；b ），這一點是鮮為人知的。
第二，北方草地的治理我國天然草原占國土面積的41%，是面積最大的陸地生態系統和綠色屏障（陳佐忠和汪詩歌平，2000）。草地可以採取以下兩種措施再加上政策的引導進行綜合治理：1）嚴格載畜量計算基礎上的自由放牧；2）退化草地恢復與改良。政策途徑是鼓勵輪牧、獎勵休牧等。應當採取優惠的措施鼓勵企業尤其是名牌企業（乳業、肉業、加工業等）的加入，形成龍頭產品，當然消費的終端是以像北京這樣的大城市為主的。草原也會因其無污染（天然草原是不打藥不施肥的，另外最重要的是空氣和水中無污染，這是任何內地環境所不具備的）、動物食物豐富的植物多樣性而使其產品更具有市場競爭性，從而為企業帶來豐厚的回報。
第三，農牧交錯區的治理可採取調整農業產業結構，壓縮農田面積，加強科技與經費投入，提高畜牧業的比例，發展奶牛業和育肥等措施。這裏的問題同草原地區一樣，關鍵是其產品的出路，這個出路同樣在城市裏。因此，我們建議市民，停止捐錢來草原、沙地、農牧交錯區造林，與其造成金錢的浪費，還不如以實際行動，發揮“上帝”的購買能力，使這些地區能夠在經濟上“脫貧致富”，既解決了自己的日常消費問題，也解決了退化地區的生存壓力。生態恢復的任務就可以“放心地”交給自然界去做了。
第四，南方退化坡地的治理實際上，南方退化山地在減少人為壓力後，大部分能夠恢復以森林為主的生態系統，實施的難度是如何擺脫社區貧困問題。國家可以通過嚴格的生態評估，確定優先恢復的退化山地與坡地，結合“天然林保護工程”、“自然保護區工程”以及“生態補償制度”，封山育林、育灌、育草。通過農林複合系統建設，因地制宜發展南方山地大農業，根據地方的區位優勢，進行合理的生態產業規劃，如建設綠色食品和有機食品基地。南方貧困山區大多具備比較優美的生態環境，具有非常可觀的生態旅遊資源，建立保護區可帶動這類生態系統的恢復。四川九寨溝在建立自然保護區以前，藏民是靠山吃飯的，以原始性的破壞自然為代價。1984年建立自然保護區，發展起生態旅遊後，所有藏民都變成了生態系統的維護者，大面積的森林靠自然力全面恢復。目前，門票與旅遊觀光車的收入兩項，每年就達3億多元。
第五，退化濕地的治理我國現有濕地660000km2，其中天然濕地260000km2.但是，由於長期人類活動的影響，濕地被不斷圍墾、淤積，面積日漸減少。目前，我國天然湖泊已從歷史上的2800個減少到1800多個，總面積減少36%，國家急需採取切實有效的措施保護與恢復各類濕地。從生態系統的角度，使進入環境的水通過生態系統固有的功能，加上強大的科學技術應用，使水資源得到減量使用、迴圈使用、充分提高水分利用效率，減少水污染。濕地恢復的關鍵是生境的建立，一旦水體穩定後，水生植物群落非常容易恢復，在恢復過程中避免使用外來物種。沿湖、沿河、沿海的濕地應當儘量減少太多的人工痕跡，在這方面，荷蘭的經驗值得借鑒。
第六、退化森林的治理我國森林面積覆蓋率約為14%，但這其中包括一定面積的灌木在內，灌木不是林。要制定全國的適合種樹區域的規劃，以封山育林為主。森林恢復的主要壓力是譙采和放牧，因此，需要採取轉移人畜的辦法保證森林更新。人工林種植，森林樹種要避免單一化，增加林分結構的合理性，使之能夠抗病蟲害、抗營養貧瘠，能夠自我調節能力。在樹種選擇上，以前多強調速生，實際上在有條件的地方還應大量發展那些經濟價值和生態價值大的傳統本地物種，如東北的“硬雜木”、南方的楠木等。在區域佈局上，造林的重點應放在東部山地或部分平原地，恢復從熱帶森林到寒暖溫帶的森林，尤其熱帶和亞熱帶的森林，這樣東南的山地如能覆蓋大面積森林後，以及濕地恢復後，可以向乾旱的西部從空中輸送水汽，減緩西部的旱情。相反，西部乾旱區與半乾旱區應停止在草原上和荒漠上造人工林，自然恢復本地的草原與灌木，而要造林的話也應沿河或陰坡低濕的地方，保障樹木的成活和發揮生態效應。
五、保障經費使用的有效性
費用的使用重點是解決社區生存的壓力，釋放自然的恢復潛力。生態保護與生態建設涉及許多部門，如林業、農業、水利、環保、礦產資源、土地、自然保護區等。而在具體的生態恢復中，上述部門必須從國家的根本利益出發，全國一盤棋。實現上述治理的關鍵一環是保證經費使用的有效性。經費的發放應給具有較好經濟實力和信譽的企業或科研單位，企業所採取的措施必須建立在科學的依據之上，而科研單位要有企業作為依託。在這種治理模式上，國家是“甲方”，她關心的是治理的實際效果，企業或科研單位是“乙方”，它們需要完成合同的任務。這樣，企業是要承擔風險的，而不是現在的“治理失敗了，只當交了學費”。在治理中應當考慮使退化地區的“當事人”受益（實際上這是花錢的主要開支項），而不是政府或者部門“養人”。治理後的效果應當能夠鞏固，社區的經濟、生態應當可持續發展。應當採取公開、公平、競爭的方式使用經費，杜絕現有的國家資金？地方政府（或國家部門）？地方政府部門？下級政府或政府部門？專案實施者（包括農戶或牧戶的經費使用管道，這樣做的缺陷是資金使用不集中，條塊分割。在治理中要充分發揮科學家的作用，建立有效的經費使用監督與檢查機制。
對國家已經進行和正在進行的生態工程需要有一個科學的評估標準。主要是對恢復後的生態系統的結構、功能和整體特徵進行評估。對恢復後的生態系統的整體評估主要是指生態系統在外界干擾下的恢復能力，生態系統可持續自然演替的能力，在人的方面是能夠在經濟上可持續，是否有利於人民群眾物質與文化生活水準的提高，即我們反復強調的生態效益、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是否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提高。對於那些違背自然規律、經濟規律和社會規律的超大型人工生態工程，及時進行調整甚至果斷停止都不失十分明智的做法。
（作者單位：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
本文責編：frank
http://www.aisixiang.com/data/77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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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生態環境危急》新書發佈及學術研討會預告
已有 93 次閱讀 2011-5-12 12:10 |個人分類:環保呐喊|系統分類:科普集錦|關鍵字:師範大學 研討會 海南出版社 中國生態環境危急 蔣高明
感謝北京師範大學科學與人文研究中心田松教授出面組織，我們有機會與關心中國生態環境安全的朋友們小聚一次。 時間：2011年5月14日，星期六 下午：2：30-5：30 地點：北京師範大學主樓B809 主辦單位：海南出版社 北京師範大學科學與人文研究中心 主持人：田松 北京師範大學哲學與社會學學院副教授
大致議程如下：
l 蔣高明教授介紹主要內容：30分鐘； 2海南出版社介紹此書策劃與出版：10分鐘 3與會高士自由發言：100分鐘 4記者提問：40分鐘 5與會嘉賓共進晚餐，討論繼續
現場將有部分新書贈送，先到先得。
即使對中國的生態問題早有瞭解，蔣高明的這部著作仍然讓我感到震撼。中國的生態問題不論想像得多麼嚴重，都不過分。我們已經到了懸崖的邊緣。 最後時刻的呼喊 這幾天，北京的天空就像扣了一個灰蓋子，連太陽的位置都看不見。《環球時報》轉述法新社的報導說，美國駐北京大使館在2011年2月21日的獨立檢測顯示，當天北京的空氣污染超過了可檢測的最差水準。 據2月22日出版的《中國經濟週刊》，國土部公開承認，中國每年有1200萬噸糧食有重金屬污染。湖南的“母親河”湘江因為接納了大量的工業廢水，在衡陽到長沙段沿岸，蔬菜中的砷、鎘、鎳、鉛等重金屬含量嚴重超標，這些“農作物”不僅被當地農戶每天食用，還被運送到更多的鄉鎮和城市。 這樣的消息常常出現，似乎在為本書提供新的案例。我常常感到困惑，不知道自己身處一個什麼樣的時代。一方面，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GDP年年攀高；另一方面，環境問題、生態問題，已經威脅到我們最基本的生存。 很多人常說，沒有科學技術，我們就不能生產足夠的糧食，會有很多人餓死；沒有科學技術，我們就會缺醫少藥，早早死掉。我們曾經真誠地相信，科學及其技術會讓我們的生活越來越好。但事情卻詭異地走向了反面，曾經每日可見的青山綠水、藍天白雲，現在成了奢侈品，乃至於入口的糧食都出了問題，蘇丹紅、瘦肉精、三聚氰胺、層出不窮 ，防不勝防什麼叫進步？這樣的生活進步了嗎？ 什麼叫發展？這就是發展嗎？ 糧食有毒，河水有毒，連空氣都有毒，人類的生存還能持續多久？這樣的發展，這樣的進步，這樣的GDP全球第二，有什麼意義呢？ 二 每一個問題發生的時候，我們常被告知，這是局部的、暫時的、偶然的，是發展中的代價，是可以治理的。我們也常幻想，在這個局部之外，更大的整體是好的。然而，讀過本書，把一個個局部在地圖上標注出來，就會發現，這個整體已經百孔千瘡了！ 我們的社會，我們的文明，已經遭遇到了全方位的生態問題。問題不是暫時的，而是長期的；不是局部的，而是整體的；似乎也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而且是越來越嚴重的。 即使對蔣高明的觀點早有耳聞，即使對中國的生態問題早有目睹，這部著作仍然讓我震撼。中國的生態問題不論想像得多麼嚴重，都不過分。我們已經到了懸崖的邊緣。 從嚴格意義上講，我國除在西南（西藏東南部）、東北及天山山脈等地還保存有少數的原始森林外，其他地區的森林幾乎全部退化了。中國已經成為“沒有大樹的國度。 ” 由於“圍海造田”和過度砍伐，中國天然紅樹林面積己由50年代初的約5萬公頃下降到目前的1.5萬公頃，70%的紅樹林喪失。中國紅樹林生態系統處於瀕危狀態，許多生物失去棲息場所和繁殖地，海岸帶也失去了重要的生態防護屏障。 中國的氮肥利用效率只有30%，就是說，有70%滲入土壤或被雨水帶走，進入河流、匯入海洋。目前全國受污染的耕地約有1.5億畝，幾乎占到了中國耕地總面積的十分之一。1997年僅農業部記錄在案的重度土地污染事故就有1057起。 江西南昌市新建縣望城鎮璜溪墾殖場：從化工廠裏外漏的污水流進水稻田，將田裏的水稻苗全部染黑。2004年，80戶人家近20人患癌，以喉癌、肺癌為主。 陝西商洛市賀嘴頭村：從1991年到2003年的12年間，全村共有46人得癌症死亡，高峰期幾乎一月一個。1991年周邊工廠未建之前，全村兩三年才有一兩個得癌症的。 這樣的癌症村已經遍佈中國的大江南北，這個名單在書中整整列了四頁！ 我們當年嚮往的未來是這樣的嗎？ 我們的文明在整體上出了問題。 三 在工業文明的整體框架下，科學共同體逐漸蛻變成利益共同體。在制度上，科學共同體有責任生產出能使資本增值的知識。科學家也從工業革命之前探索自然奧秘、追求形而上知識的哲人，變成了追逐現實利益的匠人。那些依然擁有哲學氣質的科學家，很快就被邊緣化了。 然而，這些匠人科學家在面對公眾的時候，還常常展示前輩的哲人形象，打著探索自然奧秘、為人類造福的幌子，謀求自己的功名利祿。這些年，我們目睹了科學家形象的衰落，幾年前著名的上海交通大學陳進教授造假獲取巨額科研經費案，剛剛披露的西安交通大學李連生教授作假獲得國家科學技術進步二等獎案，都是明證。 更可怕的是，某些領域的科學共同體與大公司和某些政府部門強強聯合，結成了更大的利益共同體。在轉基因農作物悄悄推廣、中國西南大規模水電“開發”等一系列事件中，都能看到這三方面力量的合力推動。科學家獲得名譽、地位和課題經費，大公司獲得利潤，政府部門獲得財政收入，而直接受到傷害的，則是處於社會底層的普通公眾，和作為人類生存基礎的生態環境。 現代化是一個食物鏈，上游地區優先享用下游的資源，並且把污染轉移到下游去。科學及其技術是這個鏈條的馬達和潤滑劑。在中國內部，總體而言，東部是上游，西部是下游；城市是上游，農村是下游。在全球範圍，中國處於中下游。中國以自身的環境和生態代價，為歐美國家提供著廉價的商品，接受著它們的垃圾；同時又因為碳排放全球第一，受到全世界的指責；這使得中國的GDP第二格外荒謬。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常常能夠看到，中國的某些科學群體所結盟的夥伴，還有國際資本。 當今社會，科學主義依然是主流話語的一部分，人們普遍地相信科學，相信科學家，科學家也獲得了很高的榮譽和社會地位。然而，這個群體並未承擔起與其榮譽和地位 相稱的責任——對於大自然、對於人類社會、對於中國社會的責任。實際上，由於科學家群體人文素質的缺失，很多人並不具備承擔這個責任的能力，甚至從未意識到自己有這個 責任。 在這種情況下，作為科學家的蔣高明挺身而出，就有了特殊的意義。 四 蔣高明是一位生態學家。我想，生態學家能夠超越數理科學狹隘的機械視野，看到生命和情感。 物理學家能夠看到宇宙和原子，卻看不到草木鳥獸、地水風土與其間的關聯。生態學則能讓我們看到一個彼此依賴的生命共同體。 對於自然以及基於自然的生活，蔣高明有著發自內心的熱愛。我常聽他說類似這樣的話：“土地不喜歡農藥和化肥。”在這種表述中，土地是有情感、有意志的主體，是活著的生命。這是一種與機械論完全不同的環境倫理。對於大自然所遭受的殘害，我相信他能感到真切的疼痛。這種疼痛感從他的言談舉止、字裏行間，不經意地就能表現出來。 這種感同身受的疼痛，使他不能旁觀，不能沉默。 蔣高明是一個質樸的人，對於社會正義有著由內而外的追求，渾身上下洋溢著我們那個年代的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 在內蒙，他以其生態學實踐表明，只要人類不干擾，大自然就能最有效、最經濟地恢復草場生態，“以自然之力恢復自然”。這使很多同行頗有非議。科學家的新奇發明比不上自然本身，科學家也就無法設計課題、獲取經費了。 在山東，他建設生態農場，以其生態學實踐證明，無農藥、無化肥的生態農業或中國傳統農業的綜合效益要高於工業化農業。這意味著，中國幾十年的工業化農業得不償失。而他的實踐一旦推廣，會使大部分農藥廠、化肥廠不再有存在的必要。 還需要強調的是，蔣高明是一個成功的科學家。他和他的團隊不斷在國內外雜誌發表高品質的論文，成果被國外同行寫入教科書，以至於有國外學生慕名而來，做他的博士生。作為中科院的研究員，他本來也可以隨波逐流，輕鬆地獲得名利。但是他自然而然地站在了那個利益共同體的對立面。 作為科學家，蔣高明並不是科學主義者，他能夠欣賞非科學的文化。他說，要感謝少數民族，感謝他們依靠傳統文化，保留了一部分原始生態。傳統民族敬畏自然，在神靈的指引下，與自然和諧相處。我一直相信，在神靈話語與生態學話語之間，存在著某種轉換關係。所以我想，生態學家更容易接受人類學的基本理念——文化相對性：不同的文化只有差異，沒有高低。蔣高明的思考已經從生態學延伸到社會、文化，以及文明本身。 蔣高明撰寫了大量專欄文章，分析當下生態危機的根源，抨擊那個利益共同體的無知、無恥、無度，批判“帶血的GDP”。他在承擔一個知識份子對於中國、對於人類、對于自然的責任。這也包括本書的寫作。蔣高明是一位有擔當、有情感的科學家。他對自然的熱愛，對社會正義的追求才發自內心，而不是出於利弊得失的精心考量。 五 這是一部中國本土科學家的痛心疾首、嘔心瀝血之作。 這是一位生態學家代表大自然向人類的控訴。 這部著作視野宏大，全方位地揭示了當下中國的生態危機，分析了危機背後的社會原因，並在一定程度上給出了解決方案。 工業文明如一架風燭殘年的列車，雖然跑得飛快，卻早已破爛不堪，修不勝修，很快就要散架了。 蔣高明的著作，在工業文明的喪鐘上又重重地敲了一擊。 振聾發聵。 我們還來得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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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4-16 06:26回復(0) 2011-4-16 16:52回復(0) 博主書什麼時候出啊，網上現在搜不到這本書啊！ 2011-4-18 09:15回復(0) 2011-4-19 10:15回復(0) 高老師，什麼時候出書啊？有機會希望到您的農場去看看 2011-4-20 09:35回復(0)
2011-4-20 19:58回復(0) 您是山東人的驕傲，蔣高明先生。 2011-6-5 20:54回復(0) 評論重要提示：警惕虛假中獎資訊 專門為您成立的博客俱樂部 關注每日最熱門博客 [發評論] 新浪網友2011-04-16 06:26:23 [舉報] 2011-6-5 20:55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6ea0190100qqns.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6ea0190100rdl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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塵緣與八月桂花香：
好一個『蔣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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