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漣：中國農村是通向「新農村」還是「救亡」？----“維穩”開支減少，大幅增加解決『三農問題』的建設基金！！

何清漣：中國農村是通向「新農村」還是「救亡」？

何清漣

更新: 2009-11-08 11:04 AM   

【大紀元11月8日訊】幾年以前，中國政府就宣佈要在全國開展「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活動，並聲稱「萬村千鄉市場工程」至少使1.4億農民受益匪淺。用百度搜索，有關這個話題的文章竟然多達299萬篇。但最近有幾篇只能在個人博客裏有限流傳的文章，卻讓所有針對「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宣傳與不少「三農研究」的文章黯然失色。

這幾篇文章的題目分別是：《不想不願不得不說的中國農村之現狀》（安徽東北部某村）、《死掉的農村》（從文中內容判斷，記述的可能是陝西）、《蘇北一行政村之現狀》、《河南部分農村情況調查報告》、《中國農村的現狀》，除了後兩篇的作者可能在校讀書之外，前面幾篇均是已經在城市裏安身立命者。他們都非「三農問題」的專業研究者，只是出於對故鄉未來命運的憂慮，寫下這些註定只能發表在博客裏的文章。這些文章的寫作風格不同，有從生老病死與教育等各個有關民生的環節謀篇佈局的，也有以白描方式記敍的，還有根據本人經驗加上全國各地調查實錄綜合考慮而撰寫的。值得關注的是，這些文章當中好幾篇都使用了「衰落」、「死亡」與「救亡」，這類辭彙表達了作者內心的深深焦慮。考慮到輿論與輿論工具均受到嚴密控制的現實，在299萬篇對20多篇的這種嚴重不對稱且呈強烈對比狀態的資訊中，我憑自己多年積累的常識，知道這有限的幾篇談的才是中國農村的真實情況。

這些文章揭示的問題很多，這裏只揀事關中國農村未來命運的幾條擇要述之。

一、農村的教育問題

這些文章的作者不約而同地對農村教育表示擔憂。談到自本世紀初高等教育產業化以來，大多數農民對教育價值的裁斷是以受教育之後能掙多少錢來衡量。當大學生畢業後找工作極為困難之後，農村裏彌漫著輕視教育的情緒，認為教育無用，還不如趁早外出打工掙錢生孩子來得實惠。這種認識又左右著農村人對子女的教育投入。

對教育的輕視並非只發生在幾位作者的家鄉，而是所有的農村地區，並有教育部門的調查資料作為證據。早在2005年，廈門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郭書君就在其文章《我國農村高等教育發展狀況的實證分析》中指出，1999年到2003年農村適齡人口高等教育入學率從1.4%增長到2.7%，城市適齡人口高等教育入學率從7.7%增長到26.5%。雖然都在增長，但城鄉比值由1999年的5.5倍上升到2003年的9.8倍，差距逐步拉大。南開大學近3年來的統計資料顯示，2006年農村新生比例為30%，2007年這一資料為25%，2008年為24%，下降趨勢明顯。清華大學、北京師範大學華北電力大學、北京理工大學等近幾年的統計則顯示，農村新生比例最高時也不超過1/3。據青基會調查，60%以上的農村學生在接受完義務教育之後，不能接受高中和大學教育而回鄉務農或外出打工。由於教育資源的分配不公，教育不但沒有起到縮小貧富差距和城鄉差距的作用，反而加深了貧富差距和城鄉差距。

《不想不願不得不說的中國農村之現狀》一文的作者說，「我也並不認為，讀大學對於他們來說是唯一的一條出路，但我想讀了大學之後，無論怎樣，起碼可以認清自己，認清一些這個社會，不會再渾渾噩噩地生活下去。當然，這裏又存在著一個啟蒙者的悖論，究竟是清醒者痛苦？還是沉睡者痛苦？是該讓他們睡去，等有一天，他們自然地醒來，還是把他們叫醒？叫醒之後呢？」

聯合國及發展經濟學均奉為寶典的長期反貧困策略（教育為本）在中國由於制度原因而失靈。確實，一個大學畢業生連就業機會都沒有，社會上升通道嚴重梗阻的社會，活得清醒的人也許比糊塗活著的人更為痛苦。

二、村幹部的腐敗問題

上述文章幾乎都談到了村幹部的腐敗與不作為問題。村官的選舉依然是上級指派，村官們普遍濫用權力，只是由於各地的資源情況不同，村幹部用以營私的公共物不同而已。安徽東北部那個村裏，「低保」成為「村官手中拉攏與安撫村人的資源，想給誰就給誰，該有的沒有，不該有的卻有了。誰家權勢大，有；誰家上面有人，有；誰家送禮了，有；誰家是刺兒頭，容易鬧事的，有。」火葬的規定只是使農村幹部與火葬場多了一道尋租的門徑。蘇北那個行政村的村委會除了收費這一功能之外，其他的社會功能名存實亡。陝西作者談到，即使是調解鄰裏糾紛這類事情，村委會都不起什麼作用，村民習慣性地找「黑社會」擺平。對於村官的腐敗，農民們只好忍受，「喝紂王水，就不能說紂王無道」。

村官腐敗並非只發生於作者們的故鄉。中國總計有68萬個行政村、500萬名包括村黨支部書記和村委會主任在內的村官，他們掌控著農村政務乃至9億農民的生活及生產資源。近十幾年以來，村官群體的犯罪現象愈演愈烈。「全國村務公開協調小組辦公室」調動10部委組成督察調研組，分赴海南、青海、湖南、遼寧、山東等8省的調查也驗證了這一點。這次大範圍的調研統計資料表明：違紀違法的村幹部主要是掌握實權的村支書、村委會主任和村會計，尤其是村支書兼村主任的「一把手」，成為「村官」犯罪人群的高危類型。2008年，中國立案偵查的涉農職務犯罪案件11,712名犯罪嫌疑人中，農村基層組織人員（即村官群體）為4,968人，占42.4%（其中有1,739名村黨支部書記、1,111名村委會主任）。

各地村官利用出賣出租土地大發其財的故事到處都有。廣東媒體報導那些動輒上千萬的村官腐敗案件時發出的無奈感歎是：「權力不受制約，老鼠雖小亦可吞天」。

三、農村人際關係惡化、文化低俗與農民的好賭

上述文章的作者好幾位都談到農村人際關係惡化、缺乏同情心的問題。蘇北那位作者在懷念他小時候鄰裏望相助的往事時，指出「現在卻變化很大，就恨不得你家出什麼事，走路不小心踩了別家一棵莊稼，要罵上半天街。為了田裏你家多種一行玉米，他家少種半行玉米，能吵半天架。然後他家也種上一行，於是排水溝、田間小路就這樣沒有了。」色情玩笑在農村裏一如既往，新增加的內容是色情表演。賭博之風在農村蔓延，「外出打工的人掙了錢回去之後，就聚在一起賭。賭的很厲害，有的人能把一年在外面掙的錢都輸掉。各種賭博的方式都有，甚至婦女老人都參加，從擲骰子，到麻將、牌九、鬥地主、炸金花。」當地派出所將抓賭當作創收門路。「打架、吵架、通姦這樣的事情是屢見不鮮，尤其是春節裏，因為賭錢、喝酒或一些小恩怨，先是吵，再是打，然後是鬧的頭破血流。」對此，安徽作者感歎說:「都說儒家文化在影響著國人，但在農村，你很少能夠看到仁愛、看到友善。你所能夠看到的只是自私與貪婪、愚昧與無知，看到的只是爭強好勝、看到的是勾心鬥角。那些質樸純真善良的農民哪里去了？是誰讓他們變成這樣？」

陝西作者引述其家鄉老村支書的談話，對現實作了個總結：「如今是什麼社會？說穿了還是人吃人的社會。而且比以往任何一個時期都要厲害。以前人吃過人後，還得吐出骨頭來。現在人吃人後，吐出的是理論和思想，是經驗和知識。搶劫和殺人會被當著推動改革發展的成績和功勞，鮮血和屍骨會被視為文明進步的象徵和標誌。」

農村人際關係惡化，其實在理論上提出了一個新問題。研究者一向認為，中產階級因為都是依靠個人奮鬥，獨自在職場打拼，因此普遍有孤單感與無助感；而社會底層為了減輕生活壓力，往往需要抱團，因此反而不象中產階級那樣孤獨與無助。但中國農村的現實卻否定了這點。

這些文章還涉及到環境污染、小學撤點並校後農村孩子上學困難、農民生病不敢看及合作醫療對大病保險沒有太大作用、水利不興等各方面問題。由於本文篇幅有限，這裏不再一一列舉了。

四、「三農研究」正在淪為一種話語範式

這些作者都非專業研究者，不需要考慮主流話語與課題要求，因此直白道來。陝西作者寫道：「國慶60周年的假日，我是在農村的家中度過。這裏沒有一絲節日中喜慶歡樂的氣氛，整個村子都彌漫著一股壓抑的令人窒息的空氣。生活中太多的苦難與不公，讓許多人陷入了無助與絕望。一張張麻木機械的面孔上，已經隱隱的流露出死亡的陰森和恐怖。而在這背後，似乎正孕育著一種足以改變和毀滅一切的力量。」安徽作者認為，對農村問題「與其談啟蒙，不如談救亡。破敗的農村，該是需要一種拯救了。」他對「三農研究」頗有微詞：「我所說的只是一些最基本的『常識』，但就是這樣的一份常識，在許多時候都被遮蔽了，或是被改頭換面，以另一種方式重新包裝起來，告訴給國人。」

有關中國農村的研究的文本可謂汗牛充棟。對於不瞭解中國農村現狀的讀者來說，可閱讀的資料至少有幾類，一是供職於政府研究機構與大學的學者研究，這類研究形成了一個重要領域，也有個專門名詞，叫做「三農研究」（即農村、農業與農民的合稱），在這種敍事分析版本當中，人們可以看到對政府各種農村政策（比如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農村養老保險等政策的推進）的詮釋，當然也會談到一些不足，但比較次要且處於政府正在加以關注改進之中；二是少數學者的調查，比如於建嶸有關鄉村社會黑勢力的研究與肖唐鏢等人對鄉村選舉的調查。這類調查研究從一個完全不同的視角切入，讓人們看到了農村社會潛伏的結構性危險；三是各類揭露性的農村問題報導，比如各地村官的嚴重腐敗問題；四是一些鄉村出身的知識者寫的文章。這種文章屬於白描性質，從中能真切感受到農村的真實生活。它們不見載於公共媒體，幸好網路為它們提供了一席生存之地。

第一類文章居於主流地位，佔用的研究資源最多。但它們反映的正好是第四類文章作者們寫的那樣「都與真實的農村相距甚遠。『農村』正在逐漸淪為一種話語分析的方式，成為這個喧囂時代的一種陪襯。就像財主家辦喜事的時候，總會叫上幾個窮親戚一樣……當然這些裝扮的只是人情，而不是關愛。」真正有憂患意識且接近現實的是後幾類文章。這些文章揭示了一個事實，中國農村在公社撤銷之後的再組織過程中陷入失敗的真實命運，農村成了被中國現代化列車甩掉的數量龐大的破車廂。但這些車廂不是空的，上面乘坐著中國約占中國總人口65%左右的人口。「農村的生活，似乎仍然處於一種自然的狀態。在後現代與中世紀之間夾雜，像一條沒有目的的河流，恣肆地奔放，誰都不知道終究要流到哪里，當然作為農民的他們，也從來不會去關心這些。」而不少農村青年的前途，正如陝西作者在文末寫的那樣：「天蒼蒼，野茫茫，大家一起做流氓。」

《中國人權雙週刊》 (http://www.dajiyuan.com)

http://www.epochtimes.com/b5/9/11/8/n271543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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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不願不得不說的中國農村之現狀

2009-10-29 14:52 作者： 匿名

農村問題作為一個問題已經存在了十餘年，無論是學界的一些學者專家做出怎樣的學術分析（關於三農問題研究的論文，從社會學到傳播學，充斥大量刊物的版面）和驚人高論（如農村土地私有化等），還是政府的一些政策舉措，但似乎都與真實的農村相距甚遠。"農村"正在逐漸淪為一種話語分析的方式，成為這個喧囂時代的一種陪襯。就像財主家辦喜事的時候，總會叫上幾個窮親戚一樣，諾大的榮國府也有幾個破落的遠房，當然，這些裝扮的只是人情，而不是關愛。

盛世之奧運會與農民何干？金融危機、股市樓市低迷貌似鬧得城市裡是人心惶惶，而在農村，一切似乎並沒發生過。該賭博的還賭博，該打女人的還繼續打女人。

前些年，《中國農村調查報告》一紙風行的時候，我也看了，並且是在其還沒有出單行本，還沒有紅火的時候，在《當代》雜誌上看的。看完之後，也並不為然，因為，作為一個生於農村，長於農村的人，我認為這本書，距離真實的農村仍然很遠。當然，若說兩位作者是用農村這個題材而行沽名釣譽之事，有亂扣帽子的嫌疑。但是，我也可以很直白地說，這本書中的諸多內容，只是一種常識。在農村，大家都知道，只不過，這種常識，許多人不知道罷了，於是也就成為了一種"有力量、有勇氣的文字"。

當然，在這裡，我要聲明的是，我說的農村，是我的家鄉，安徽東北部的一個地方。至於你若拿華西村來作為中國農村的證明，我也不與你爭辯。

好吧，接下來，就將陸續寫上這次過年回家的一些見聞，也希望可以勾勒出一個真實的農村。對於一個在上海這樣的城市學習並工作的人而言，既是一場尋根之旅，也是一次悲壯的返鄉，更是從後現代進入了前現代，從21世紀進入了中世紀，箇中滋味，有憤慨，有悲涼，有心酸，有無奈，不一而足。

一、    早婚

不得不先從早婚這個事情說起，這也是最讓我震驚又感到悲哀的事情，當然，你也可以說這是農民的愚昧，是農村的落後。但無論用怎樣的字眼，這些事情的確是在農村發生了。

,根據我國的婚姻法規定，法定最低結婚年齡是男22週歲，女20週歲。

可是在我們村，1991年出生的一個男孩，準備在正月裡結婚了（這個男孩，是在網上認識的我們縣另一個女孩，女孩的年齡我不知道，回家後過一次，那天很冷，其圍著圍巾包裹著臉，沒看出具體年齡，但我想，應該不大，因為在我們那，結婚的很少有女的比男的大），我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相當地震驚，當然更震驚的還有，這個女的，還在冬天裡打過一次胎（由此也反映，農村青年人的避孕知識的匱乏）

回去之後，打聽了一下，在我們村以及周邊的幾個村，結婚的一般都在20歲之下。很少有超過20歲還沒有結婚的，除了在外讀書的之外。不然，過了這個年齡若不結婚，也就意味著可選擇性很小，或很難找對象了。

有一天，我遇見了前面所說的那個男孩（在我讀書的時候，他還只是一個小P孩，並且在我印象中一直都是），我問其，結婚領證了沒？他說沒有，我說，沒領證你就結婚啊。他說：不礙事。我問：那以後生孩子怎麼辦？他說：到時候再說唄。

所謂的到時候再說，也就是請客送禮花錢修改年齡，補辦結婚證，不然怎麼給孩子辦准生證和戶

一天，和我們村的大隊書記一個桌子喝酒，我問他農村的早婚事情，他說很普遍，不僅我們村，在我們縣，甚至隔壁的幾個縣都是這樣。對於這種事情，他也沒辦法管。　

"想管也管不了，這些孩子結婚之後就常年在外打工，找都找不到人"，這個書記如是說。

早婚，在我們那裡，現在可謂是成為一種社會風氣，或曰是產生了群體仿效反應，一個看一個。你20結婚，我就19結婚，你19結婚，我就18結婚。基本上是沒有領結婚證的，在父母看來，早點給孩子完成了婚事也就早點完成了任務，也免得其在外面打工學壞了。

我們村的一個女孩，年齡就在19歲的樣子，年底的時候，回家辦了婚事。而孩子已經幾個月大了。和男人是在外面打工認識的。

結婚證無法證明婚姻，只有在村裡辦了酒席之後，才是結婚。

因為早婚的現象，回去之後，父母每天都在逼我結婚。按照他們的話說，因為我到現在還沒結婚，在村子上，他們就被別人瞧不起，抬不起頭來，被人嘲笑。由此也可以理解，為什麼會產生這種早婚的現象了。

至於上面有人說要交代背景，我們村，安徽東北部的一個縣的一個很普通的村，就像那片土地上的許多村莊一樣。千餘人左右，全是一個姓氏，有四個房系，有點像宗法制的鄉村，人均4畝地左右，除了田裡的收入之外，村裡的青壯勞動力常年在外打工。另外，很坦言地說，村民的生活並不是很窮，在我們村，這幾年就豎起了幾座兩層小樓（造價一般在15萬左右），有人還買了一部夏利車（6萬左右），當然，村子裡窮的人也很有。

二、早育和晚育

早育很好理解，因為前面所提到的早婚現象。在農村，一般結婚後一年內就會生孩子，而若在一年內沒生孩子的，就會被嘲笑，被歧視。（我們村的一對夫妻，結婚四年多了，沒有孩子，男的就經常毆打女的，不過，據說，女的已經去醫院檢查過了，沒有問題，而男的死活不願意去檢查）農村的這些女人，可以說是沒有青春的，在結婚、生育之後，很快就變得蒼老。剛20歲出頭的女子，衰老到像四十歲一樣。

聽說，村上一個女子，年齡剛20，08年春天結的婚，冬天裡，小產了一次。)

在農村，一向都是結婚之後就很快要孩子的，晚育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按照國家法律規定，貌似頭胎是男孩的，不允許生育二胎。但是在最近幾年，這些頭胎是男孩的，並且已經結紮過的婦女，紛紛去重新做手術，然後再生一個。

隔壁村的一女，今年已經40，兒子94年生的，今年已經上初三了。去年又生了一個男孩，這次回家看見了，才1歲大。

90年代計畫生育抓緊的時候，農村的婦女都要強迫去結紮，我一直認為，結紮是一種很不人道的事情。但仔細想想，也沒有其他辦法，不然如何控制生育？你沒法指望農民去用安全套，去算安全期，去吃避孕藥。

可現在呢，這些結紮過的婦女，而且都接近40歲的年齡，又紛紛去再做手術，再生孩子。父親說"這幾年，一個看一個，大家都生了。　

一天早晨，村西邊的路上走來一個步履蹣跚，挺著大肚子的女人。我不認識，問母親是誰，母親對我說是某某。本來有兩個孩子，一女一男，可她的女兒，三年前因病死掉了，（當時回家的時候，我曾經路過她的墳，死的時候才十五六歲的樣子），家裡只剩下一個男孩了，於是又去做手術，現在又懷上了。

可她的年齡呢？我沒問，不過根據我的推測，應該在45歲之上了。

這就是農村，真實的農村，45歲的女人和18歲的女人，共同懷孕待產。這也就是新農村，有了網戀，有了未婚生子，有了高齡產婦，可以說是與城市接軌了。

在村口的那個房子的一面牆上，赫然粉刷著一行防治愛滋病的大字（具體的標語內容忘記了）

三、死亡問題

每次過年回去，我都會問父親，這一年，村裡死了誰。整個村莊都在老去，村子裡的那些我熟識的人，長久地停留在我記憶深處的人，都會在某個我所不知道的一天死去。當然，我也會和他們一樣死去。墓地，我都選擇好了，包括我父母的，和我自己的。都將會埋葬在那塊如今滿是青綠麥子的田裡。

而我從來不關心，這一年，有哪些新的生命在村子裡降臨，因為他們都與我無關。起碼與我的記憶無關，

08年，我們村子裡死去了三個人，一個女人，兩個男人。除了那個女人，是因為偶然事故，從我們村一戶人家新蓋的兩層小樓上掉下來，摔死的之外（摔傷了頭部，不治身死），我想說得是那兩個死去的男人。

兩個男人，死去的時候都才60左右，一個59，一個60出頭。都是因為突然被檢查出來得了癌症晚期。然後，在熬了不到半年後就死去了。在死去之前，他們都是村子裡做農活的很厲害的人，當然，沒有醫保的他們，不會去想著檢查身體，就像是自然界的動物，安靜地存活，安靜地等待疾病的突然襲來。

在農村，經常會聽見這樣的一種幸福定義"有吃有喝，沒病沒災"。而若是一旦得病，也就意味著死亡，因為，每每總是小病拖成大病。然後就是等待死亡。

08年死去的這兩個男人，那個60出頭的，我不是很熟悉，暫且不提。而這個59歲的男人，則是需要說一下。按照輩份，是我爺爺的父親輩。

他有兄弟兩人，他是老大，家裡有個磨香油的磨坊，他家的麻油，在遠近十幾裏都很聞名（手工製作的那種，炒了芝麻，用石磨磨製出來的、然後三斤芝麻換一斤麻油）。

年輕的時候因為窮沒娶上媳婦，後來在80年代，買了一個雲南的女子，後來，在為他生了一個女兒之後，跑了。之後，他就一直撫養著自己的女兒，單身生活

他的弟弟，娶上了媳婦，有兩個孩子，不過，在我讀初中時候的某一個夏天的午後，在自家的梁頭上吊自殺了，據說，死的時候，穿了一身白色衣服，自己親手做的。

在他的弟弟死後，村上的人本想撮合他和弟媳婦組成一個家庭，但因為年齡相差較大，弟媳婦沒同意，後來，弟媳婦又招了一個男人進門。

如今，他也死去了，死於胃癌。夏天被檢查出來，元旦的時候死的。

暫且不去敘述村上的這些往事，畢竟在死亡面前，所有文字都是輕浮的。（初二那年，我們村一年之內，有三個年輕女子，喝農藥自殺了。恰巧的是，她們的墳，分別在在村子的三個方向上，一時間人心惶惶，說剩下的那個方向上，還會再有一個）

年前的一個午後，我去田裡溜躂，遠遠地看見一座新墳，上面還有幾個花圈。回家之後，趕緊問父親，那是誰的墳。

不知道，下一年回去，村外的田間又會多出幾座墳來。

說到死亡問題，順便再提一下火葬問題。之前政府強制實行火化，這也使得，在我們縣的廠紛紛倒閉之後，火葬廠竟然存活了下來，據說效益還不錯。初三的暑假，曾經作為娘家人，去過一次。

但是由於農村的習俗，雖然火化了之後，仍然要用棺材，講骨灰盒放進裡面，然後辦喪事，下地。　

後來呢，這裡面就產生了貓膩，只要出錢（據說是好幾千，當然數額多少，也要看是否有人），就可以不用火化，火葬廠收了錢之後，也會出具證明。（查也查不到，除非開棺，這是很危險的，很容易造成警民衝突）

當然，若是有權勢的，不交錢也可以堂而皇之地不用火化屍體，直接下葬。

之前幾年，還鬧得要在村裡設置統一公墓，安放骨灰盒，後來也不了了之。現在，基本上都是埋在自家的田裡。成為鄉村田間的一種點綴。區別就是，不再像以前那樣將墳頭堆得很高了。

火葬，原本是為了節省耕田，現在看來，起碼在我們縣，成為了一種形式，甚而成為權錢交易的灰色地帶。

竟然連死人的錢都掙

四、教育問題　

據官方消息說，目前大學生中，農村生源的比例在逐漸下降。

年前，參加一場婚禮，酒席上與我同桌的基本上都是一個鄉村小學的老師。年齡都在40-50左右，我全不認識，喝酒，開始聊天。

桌上一個人，掏出一款手機，我瞄了一下，LG的一款，估計價格也就幾百塊錢左右。另一個人問：劉主任，這又是從哪裡搞來得新手機？那個叫劉主任的說是某某送的，校長一個，他一個，後勤主任也有一個。

那個問話的人，笑著大聲說道：腐敗啊，黨都是讓你們給毀了的，看來我要退了。

然後眾人繼續喝酒，吹牛，我在旁邊安靜地聽著。

一個中年老師，剛做過手術（據推測，估計是痔瘡一類的），說自己前幾天喝酒，只能站著，說"我現在就像孔乙己一樣，站著喝酒"。眾人大笑。

孔乙己，這個詞讓我當時楞了一下，可惜，如今，孔乙己在農村也許常有，而魯迅卻沒有。2

這些就是農村的基礎教育老師，我有一些高中同學，後來去讀了師範專科，很少有回去做老師的，大多出去打工。當然，沒有關係農村的這些學校也很難進。

後來我放開了和他們喝酒，肆無忌憚地說著一些粗俗的話，最後我醉了。

雖然，農村實行了九年制義務教育，但基本上，這些都是空談。大量的農村孩子輟學，或是熬到初中畢業就出去打工。

隔壁的一個鄰居下的一個小女孩，94年出生的，小學沒有畢業，身體都還沒長成，在外打工已經一年。春天的時候去採茶，後來去了南通的一個家庭工廠內，做箱包的，包吃住，一個月500元錢，從來沒有星期六星期天，每天早晨7點多開始做活，我問她，晚上什麼時候結束，她說不一定。有時候都到10點多。和她一起的還有兩個差不多大的小女孩，收完麥子後她去的，大半年掙了2900塊錢回家。

2900元錢，一個15歲女孩辛苦大半年的收入。在我和她談話的時候，她並沒有一句抱怨，也許這就是所謂的命吧。她們是認命的孩子、順從的孩子。

她才15歲，頭髮也拉直了，有點都市的影子，只是那雙手，粗糙的像個老人一樣。都是傷口和繭子。

15歲的年齡，所謂的花季雨季的歲月，所謂的青春，可是對於他們來說呢？

正月初九，她又要回南通了，我把手機號碼給了她，讓她遇到什麼事情可以給我打電話。

在農村，經常流行的一句話是"讀書不讀書都一樣，反正都是打工"，或"讀大學又怎樣，出來還不是打工？"

很汗顏和慚愧地說，我是我們村上這十年來，也可以說是自78年恢復高考以來，第一個考取重點大學，第一個讀研的人。可就這樣的一個諾大的村莊，近十年內，算我在內，考上大學的（本科）也才三個人而已。（說這些，不是得意，而是悲涼，就像魯迅先生所說的，看到一堆沉睡在鐵屋子裡，沒有醒來的人一樣）

回家最怕的是別人問我工資多少，因為在他們看來，我在上海（上海對於他們，成為了一種文化想像，一個遍地是黃金的大城市）讀了所謂研究生了，畢業後，起碼也要上萬元的工資，還會有人給你分好房子。

若得知消息，我沒有這麼多的時候，他們都會說，我看讀書也沒什麼用，XX初中沒畢業在外面打工，一個月都好幾千。

對於這些，我能爭辯什麼呢？

我們縣高考升學率之底，很難想像，估計是安徽最差的一個縣了。全縣人口是80多萬，08年參加高考的只有7千多人（還包括大量的復讀生在內），考上的本科（三本以上）才1500餘人，其中大量的是三本。其中復讀生佔了大多數，（我是2000年高中畢業，我一個同班同學一直複習到2004年，才考取一個省內本科，）

小學教育差，導致初中教育差，然後又是高中教育差，放到全省的高考競爭中，完全沒有實力（考上稍微好的一些大學的，也都基本上是縣城的孩子）

我一個高中同學，現在縣裡一個高中當老師，今年帶高三畢業班，年後，去和他喝酒，他說，班上70人（文科班），學校給他的基本指標是一個本科，三個本科是超額指針（只要分數夠三本就行），我問他估計能考上幾個，他說最多也就五六個人左右。

那剩下的那些人呢？無非復讀，或是外出打工。然後回家結婚生子。

因為是高三，初四就開學了，初四上午，我同學非得讓我去給他班上的學生們說上一些什麼。讓我給那些孩子勉勵一下。

站在講臺上，面對一群孩子，我無法給他們說啟蒙，說自我救贖，只能給他們描述大學的美好生活，勉勵他們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說現在社會競爭壓力很大，要想成功，就要多努力學習。

目前在我們縣，職業技術培訓學校開了許多，不僅縣城裡，鄉鎮了也有許多。培訓的技術，無外乎縫紉，電焊等。然後，就將他們輸入沿海的一些工廠內。在更多的孩子和家長看來，這才是人生的正確道路。（讀高中，花錢又不一定考取大學，考取了大學也沒啥用）

我也並不認為，讀大學對於他們來說是唯一的一條出路，但我想,讀了大學之後，無論怎樣，起碼可以認清自己，認清一些這個社會，不會再渾渾噩噩地生活下去。

當然，這裡又存在著一個啟蒙者的悖論，究竟是清醒者痛苦？還是沉睡者痛苦？是該讓他們睡去，等有一天，他們自然地醒來，還是把他們叫醒？叫醒之後呢？

那天，我在黑板上畫了一個金字塔，我對那些十七八歲的孩子說，我不期望你們可以爬到金字塔的頂端，但我也不希望你們淪為金字塔的底部。只要你們能夠在中間的位置就可以了。　　

父母有時候也會半開玩笑半生氣地說，當初，還不如不讓你去讀書呢，不然，現在我們也就可以抱孫子了。你看村子上的和我們差不多大的，都已經抱上孫子了。

聞此，我很難過。因為父母說的不是他們的觀點，而是正在農村流布的觀點。

五 農村低保

在農村，有許多事情的發生，的確是你所想像不到的。就如低保來說，剛才百度了一下，看到這樣的官方消息： 通過個人申請、評審評議、審核、報批和監督檢查等一系列制度設計來保證制度在實施中的公開、公平、公正。縣級民政部門負責審批，由鄉鎮、村委會具體受理。

申請農村低保的基本程式是，由戶主向鄉（鎮）政府或者村民委員會提出申請；村民委員會開展調查、組織民主評議提出初步意見，經鄉（鎮）政府審核，由縣級政府民政部門審批。鄉（鎮）政府和縣級政府民政部門對申請人的家庭經濟狀況進行核查，瞭解其家庭收入、財產、勞動力狀況和實際生活水準，結合村民民主評議意見，提出審核、審批意見。在申請和接受審核的過程中，要求申請人如實提供關於本人及家庭的收入情況等資訊，並積極配合審核審批部門按規定進行的調查或評議，有關部門也應及時回饋審核審批結果，對不予批准的應當說明原因。

而在我們村，有的一家四口人，包括幾歲的孩子，全都享受著低保，有許多青壯年的勞動力，也在享受著低保，而我的爺爺奶奶，今年都八十多歲了，卻沒有低保。（當然，以我們家的狀況，贍養爺爺奶奶不成問題，但這件事，讓人委實很生氣。）

父親和我說這件事的時候，很憤慨，"誰送禮給書記，誰就有低保，誰上面有人，誰就可以有低保。"

所謂的申請、調查，公正都成為了紙面的笑談。

低保成為了權力這個大棒之後的那根胡蘿蔔，大隊書記想給誰就給誰，成了安撫與拉攏的工具。

低保一年有近千元左右，完全成為了一種額外的福利待遇。該有的沒有，不該有的卻有了。誰家權勢大，有，誰家上面有人，有，誰家送禮了，有，誰家是刺兒頭，容易鬧事的，有。

我家沒有，雖然，我爺爺今年85、奶奶80了。

我寫這些並非是品頭論足，而只是想寫一下我所見的農村情況。對於我本人而言，也沒有要一味地洗褪自己身上農村痕跡的意思。無論面對誰，我都坦言，我是農村出來的。　

此外，我也並非說是要讓農民全湧入城市（某些學者所謂的在城市形成貧民窟的觀點，實在是笑談），但你也不可以坐視農民成為現代化的犧牲品，然後被咀嚼一番、榨幹了青春之後，成為渣滓。

沒有人有權力，有何正當的理由，可以堂而皇之說，農民就應該為這場國家現代化運動做出犧牲。,

他們生而為農民，不是合法的理由。

六、農村的政治問題

"我身上有兩顆子彈，一顆留著保衛我自己，另一顆留著參加第二次文化大革命"，這是大年三十那天上午，我們村一個70歲的老人站在我們家門口，所說的話。

他什麼職務都沒有，連黨員都不是，經常熱衷於參與村上的事情，諸如核查村委會的帳，去縣裡上*訪等等。

我父親說這個人現在還經常在家裡寫東西，我問都寫的是寫什麼？
--還能是什麼，都是那些大道理唄。

我不知道他是否讀過馬列的書，但他經常會把馬克思掛在嘴邊，說起話來振振有詞。

"農村需要再來一次文化大革命，把這些狗日的都搞倒，用馬克思的唯物主義看問題，這個社會已經變了80%"，我拿出手機，將他的這些精闢的語言記錄下來。

從縣城裡坐車回家的時候，在路邊的一個村口，赫然掛著一個大紅條幅，在冬日的村口，顯得特別醒目。條幅上寫著：村民直選，是建設鄉村基層民主的重要保障。

看到這樣的條幅，我啞然而笑。民主，直選，多麼誘人的字眼。

回家之後，問父親，在選舉的時候，拉選票的現象特別嚴重。"選舉不過是走個過場，上面讓誰幹，就是誰幹"，我們村的那個書記，今年69歲了，被稱為"不倒翁"，在大隊書記的位置上，起碼已經佔據了有近二十年了。也有人戲稱其為"胡書記"，說其很會糊弄，上面有人，在村上又不得罪人，得罪人的事情，都會暗地裡指使別人去做。

此外，還有農村的發展黨員問題，誰想入黨，必須要經過大隊書記這一關，先送禮，再表示忠心，於是，發展黨員，也就成為了培養個人親信的管道。起碼要確保入黨者不會危及其地位。而有幾個所謂的刺兒頭，怎樣也無法入黨。也就意味著其無法進入政權，再這麼折騰，也只能是在外面鼓搗。而當權者隨便安排一個罪名，就可以將其搞定。

當年我們村有個光棍漢，特別地仗義執言，經常一個人去縣裡和市裡上*訪，反映問題。他在路邊的溝渠裡挖了一個很深的池子，夏天的時候，村上有很多人都去池子裡取水打農藥。別人都給用，就是不給大隊的幾個幹部家人用，為此還打過一架。後來，他領養了一個別人遺棄的女嬰。一個光棍漢領養一個女嬰這樣的事情，本來是無可厚非的。但村裡硬說其違背了計畫生育政策，還讓鎮子上的派出所將其帶走了。不知道其在裡面是否受到了拷打，出來後，變得老實多了。
"喝紂王水，就不能說紂王無道"--這是父親經常教育我的一句話。尤其是在我偶然在他面前說一些稍微憤慨的話時。

七、土地問題

我們村的土地，是人均有4畝左右（每畝660個平方），95年的時候，重新分配過一次土地，之後就一直沒動過，這使得有的人家娶了媳婦，生了孩子，都沒有土地，而像我這樣的，戶口早已經遷出，但在家裡還有一份土地，那些死去的也包括在內。

95年動過土地的時候，說是30年內不再動地。

最近，土地私有化貌似被提出來，作為解決農村問題的一劑良方，這次回家，和村裡的一些人談到此事的時候，他們的第一反應就是：土地兼併。（我和他們說，土地要私有化了，可以自由買賣了，他們說，那很快就有人賣地，尤其是那些不正幹的人。)

"乖乖，又要回到解放前了，要有地主了！"

其實，農民對於土地的眷戀的熱情正在逐漸下降，村裏許多有錢的人，都去鎮子上或是去縣裡買了房子，平時都住在縣城裡，只有每年兩次農忙的時候才回來。

在我小的時候，我們村種植了許多經濟作物，諸如棉花、薄荷、西瓜等，（我們家曾經就種過近10畝的棉花、也種過近十畝的薄荷，和三五畝的西瓜），可現在，都是一季麥子、一季大豆。省事，完全的機械化操作。（僱用聯合收割機，直接把糧食拉到家，有的戶，收完糧食就當場賣掉，帶了錢走人）。然後將秸稈在地裡燒掉，再種下一輪。

雖然沒有土地買賣，但在農村可以租土地來耕種（300元/畝/年），有的人家不願意種地的，或是常年在外的，就將土地租給別人種。

再說一下，去年的賣地問題。有一條正在建設中的高速公路經過我們村（貌似是從許昌到宿遷的），修路要佔用農田，這其中分為兩種，一種是路面佔地，另一種是取土佔地（要取土墊路基）。

前一種的價格是18000元/畝，後一種的價格是12500元/畝（價格差的理由是，取土後的水塘還可以用來養魚獲利等，但我懷疑這個差價被承包商私吞了）。

取土佔地的面積很大，有好幾塊，一塊就有80畝。（我們家的土地被劃了4.5畝）能夠賣地的，都很開心。人們不再稀罕土地。只嫌棄賣少了，沒有說多的。

至於說土地拋荒的現象，我們那裡沒有，因為自己不種，可以承包給別人。姑且可以算做土地私有化的前戲吧 ！

還有一個有意思的事情，關於這次修路賣地的問題。村上有的戶是攤到了，有的沒有。

攤到的就很慶幸，沒攤到的就很沮喪。於是就有人提議說要把這些賣地的款拿出來村上平分，然後再重新分配土地。這是平均主義思想呢？還是集體主義時期思想的殘留呢？

這樣的提議當然不了了之，但的確很弔詭，值得反思。

一些三農學者常說土地目前成為了農民的束縛，成為了阻礙農民現代化的桎梏，也有人說土地是農民生活的最後保障，是返鄉之後的最後棲息地。但無論是怎樣的看法，一個不可改變的事實就是：農民已經不再深深地愛著這塊土地。

艾青說："為什麼我眼中常含著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的深沉。"而如今，這塊土地也許正在淪為雞肋。

八、文化問題

我一直認為在農村/農民那裡，不僅有政治、經濟問題，而且還有文化問題。暫且不論馬克思的經濟決定論，我認為，這個文化問題，才很大程度上影響著農村和農民的生活狀態和形式，影響著消費行為的選擇，也影響著他們的人生選擇。

我也一直很困惑，農村的文化是什麼？有沒有農村文化，是什麼樣的文化在農村發揮著作用？

都說儒家文化在影響著國人，但在農村，你很少能夠看到仁愛、看到友善。你所能夠看到的只是自私與貪婪、愚昧與無知，看到的只是爭強好勝、看到的是勾心鬥角。那些質樸純真善良的農民哪裡去了？是誰讓他們變成這樣？

打架、吵架、通姦這樣的事情是屢見不鮮，尤其是春節裡，因為賭錢、喝酒或一些小恩怨，先是吵，再是打，然後是鬧的頭破血流。

有的人喝了酒之後，可以繞著村，罵一圈，想罵誰就罵誰，語詞低俗。誰家兄弟多，拳頭硬，誰就可以欺負鄉鄰。

十七八歲的男孩子，留著長發，染了顏色，並且還帶了耳釘。十六七歲的女孩子，說自己喜歡的人是李宇春，在課本前面寫上"非主流"三個字，作為自己的人生信仰。他們不知道WTO，但知道麥當勞，知道網戀，會用qq找女朋友。

農村沒有報紙，基本上每家一戶電視，最近兩年剛通了有線電視網路（許多人家因為收費，而不裝有線）。縣電視臺裡永遠都在播放著性*藥和豐胸廣告，用詞非常具有挑逗性，大人孩子都在看。

最近幾年，我們那裡（基本上隔壁幾個縣都是）還興起了一種很另類的嗩吶文化。遇到紅白喜事，基本上都會請一個嗩吶班子到家（誰家不請，就沒面子而被瞧不起），在我的小時候，嗩吶班子吹的真正的嗩吶，有好多種樂器、都賣力地演奏。而現在，只有三兩個嗩吶，配之以電子琴。

當然，我要說的不是這個，而是，這些嗩吶班子都會請一個女人，年齡一般都在三十之上，姿色稍微有上兩三分，到晚上的時候，就會濃妝艷抹，登臺高唱一些黃色小曲，說一些低俗笑話，然後和一個搭配的男人打情罵俏。基本上都是圍繞著"性愛"為主題。有些時候，還會玩脫衣舞遊戲。（我都在台下看過脫胸罩，脫內褲的 --非全裸，不是從裡面脫，就是從外面脫得剩下三點為止）。

台下的看客，有大人，有孩子，有老人，有男人也有女人，遇到精彩處，都齊聲叫起好來，或高喊著"脫啊、脫啊、脫啊"。即使是喪事，也會有這樣的演出，無論是親人還是村人，臉上都看不到一絲的悲傷。若不脫，眾人都會說這個嗩吶班子不行，不過癮。我想，魯迅筆下的看殺人事件，也莫若如此。

前面有人說到信仰問題，的確，基督教最近幾年在我們那裡（不僅是我們那裡）很興盛，尤其是一些上了年歲的人。每到星期天，都是去做禮拜的。

九、關於教育再補充幾句

以身作則的說吧，從小時候，父親就告誡我，農村人，要想跳出農村只有兩條路，一是當兵，二是考大學。那個時候，考上大學就意味著保障，意味著洗乾淨泥腿子，進城做個"體麵人"。

可現在呢，很少有人再有這樣的想法了。

那個時候的農村，相比較現在，真的很苦，幾十畝的麥子，都是用鐮刀玩著腰一刀一刀割的，打場是用牛拉著石滾碾的，十幾畝的薄荷，要不分白天黑夜地用大鐵鍋熬上好幾天。

我讀初中時候，成績好的同學都去考中專了（97年左右），那個時候，農村人還滿足於中專，因為高中並不代表著大學，而且還要多浪費一些錢（那個時候，我們村有兩個高中生，一個復讀了好幾年也沒考上，回家後先是搞養雞，失敗後外出打工了，一時被村上傳為笑柄，另一個是學體育的，也是復讀了幾年，終於考上了省內的一個師範專科，畢業後，竟然去了中學做數學老師了，真是一件比較神奇的事情）。

由於我們縣的高考升學率較低，就有很多人去讀一些職業或民辦學校（尤其是集中在西安和江西南昌這兩個地方，那兩年，這些學校簡直是去高中門口搶人，招生了一個都有提成的），農村人不懂，反正以為都是大學。這些學校畢業之後，無疑還是打工，於是也使得越來越多的人不相信所謂的大學的神話了。與此同時，一個個外出打工的神話也在迅速地膨脹和傳說開來，"某某高中沒畢業，外出打工，一個月八千塊。"，我當然，相信，這其中有的是真實，但我更認為，虛假要大於真實。

說一個笑話，前幾年，後面村上有個男生考取了北華大學的國防生。他們家連放了兩個晚上的四場電影來慶賀，還製作了大紅條幅掛在門口。周邊幾個村的人都在議論紛紛。

"--北華大學是什麼大學？　　"--誰知道，估計是北京清華大學吧？厲害")　

"--嘖、嘖、聽說人家這個大學不僅要錢，而且還給錢"

這些都是回家之後，我聽父親轉述的。

以前，我總是堅持啟蒙論調，認為改變農村的根本在於教育。要讓農村的每一個孩子都覺醒，都認識自己，認清這個世界。然後，一切就會好了。可現在呢？與其談啟蒙，不如談救亡。破敗的農村，該是需要一種拯救了。

的確，現在很少的大學畢業生讀書後會願意回去建設家鄉。你可以指責是忘本，是沒有良心，當然也可以指責我。但誰又理解這其中的苦衷？（這次回家聽說，目前正在選派大學生到基層任村官了，我恐怕這政策雖好，但估計又是半途而廢，流於作秀，農村的工作，豈是一兩個書生可以勝任的，農村的水很深！）

我一個同學，大學本科畢業，最近很想回縣城做生意（我們縣城，目前就像是80年代初期的深圳一樣、一年開個批發部也有一二十萬的收入，而我們縣城的房價，目前是1500/平方米左右），但其父母死活不同意，認為這丟面子。

就像我，坦然地說，四年前，當我從家到上海讀研究生的時候，在我的身後，就像一顆騰空而起的蘑菇雲一樣，有一個正在膨脹升起的神話。常說，歷史的洪流在裹挾著個人前進，就是這種感覺。我無法回去，戳破那個神話，即使我在外面活得是怎樣的辛苦。我想，起碼給後來者，留一點希望也是好的，倘若我也回去了，毫無疑問，我在眾人眼裡就是一場悲劇。將會不可避免地成為反面教材，讀書無用論的案例。

這是該叫做偶像的黃昏？還是悲劇者的誕生？《皇帝的新裝》裡的那個說真話的孩子，有的時候，也未必是值得讚揚的，姑且不論其下場如何。

當然，你也可以指責我的軟弱。這次回家，有時候半夜裡驀然醒來，總感覺自己一不小心就會淪為魏連殳、呂緯甫一樣的人物。)

不是不想回去，而是走得太遠，沒有回去的路了。當我轉過身去，發現身後已經沒有一條可以回去的路--以這句話與大家共勉。

十、農村賭博

有許多人都說到農村的賭博問題，的確，我們那裡也很多，尤其是過年的時候。外出打工的人掙了錢回去之後，就聚在一起賭。賭的很厲害，有的人能把一年在外面掙的錢都輸掉。各種賭博的方式都有，甚至婦女老人都參加，從擲骰子，到麻將、牌九、鬥地主、炸金花。

說到賭博，就不得不提抓賭問題。我們鎮上的派出所，簡直就把抓賭當成了一種創收方式。無論是賭多大的（就連五角、一元、兩元金額的擲骰子也抓，我老媽有一年冬天就因為擲骰子，而被抓了一次），是在賭的還是在旁邊圍觀的，統統抓進去，然後通知家裡拿錢贖人，這簡直就是違法，但這麼多年來一直是這樣。當然，若是有點關係的，打聲招呼，就沒事，也不敢抓。

農村的假貨問題。中秋回家的一次，我在村子的商店買了一瓶可口可樂，竟然是假的。據我回去的同學說，村裡的店就連牙膏，洗衣粉都是假的。我父親說年前我們村一戶人家辦喜事，用的菸酒都是假的。村上的人現在都懶了，連饅頭都懶的自己蒸（我們那裡是以麵食為主），村裡的小店裡，啥都有。從饅頭到日常用品，肉類瓜果蔬菜，桶裝的飲用水，還代沖煤氣，代繳電話費。這次回家，聽說隔壁有個村，還開了一個超市（對，自選超市，微型家樂福，現代化的在農村的在地化例證）

兩個人命不值錢的例子。其一，是我們後面村的一個老人，念過私塾，寫得一手不錯的毛筆字，會算命測字打卦，懂一點孔孟之書。經常在趕集的時候，去鎮子上給人算命，雖然八十多歲了，身體還算硬朗。幾年前的時候，有一次在去上集的路上，被一輛摩托車撞了，然後死了。最後，兩傢俬了，肇事者賠償了1萬塊錢。回家，我問父親，怎麼才這麼少的錢，我爸說"他都八十多歲了，還能活幾年？"--生命的價值，是用年齡來衡量的。

去年，在距離我家不遠的一個村上，一個女的，年齡是60多歲，去村裡的醫務所打針。針頭還沒拔出來，人就死了。這明顯屬於醫療事故。最後，賠償了4萬5千元私了此事。

試想這兩件事，若放到城市，會怎樣處理？

農村的生活，似乎仍然處於一種自然的狀態。在後現代與中世紀之間夾雜，像一條沒有目的的河流，恣肆地奔放，誰都不知道終究要流到哪裡，當然，作為農民的他們，也從來不會去關心這些。

十一

多謝各位耐心讀者，至於農村的其他諸多一些問題，諸如社會治安，留守兒童等等，我暫且沒有去談，但我想，我已經說的足夠多了。原以為，我所說的只是一些最基本的"常識"，但就是這樣的一份常識，在許多時候都被遮蔽了，或是被改頭換面，以另一種方式重新包裝起來，告訴給國人。

是的，無可否認，無論在學界還是在政府那裡，農村問題目前正在得到重視。對此很是欣慰，但這種重視，也是恰恰反映了問題存在的客觀事實，以及緊迫性。

仔細看了諸位的回帖，有人認為這是現代化發展過程中、所必須要經歷的一個"陣痛"時期，但我想還需要先深思一下，這樣的"陣痛"是否就可以帶來一個大家所期望的未來？此外，為什麼要讓農民來承擔這種"陣痛"？難道就因為他們是農民嗎？因為生而為農民，就必須要到城市裡出賣勞動力？就必須從事卑微的工作，就應該是被侮辱的和被損害的嗎？就必須要為現代化作出犧牲？

一代人犧牲了，另一代人接著犧牲？前僕後繼地成為路基，成為金字塔的底層？以承托起所有的偉大藍圖和遠大理想？

改革開放三十年過去了，改革的合法性早已經通過各種管道被確立下來，的確，我也承認，改革開放決策的正確性和歷史必要性，但是否就應該一味地高唱讚歌，而不去反思這三十年的改革呢？

在農村，我經常會聽到這樣的言論，尤其是那些經歷過前三十年時期的人在感慨"這個時代變了，社會風氣變了，人心也變了，要是在毛主席時代，都要拉出去槍斃。"

我也一直認為，人不是動物，物質上的富裕不可以成為精神上貧瘠的理由。二者之間沒有直接可換算性。不要以為讓農民吃飽肚子，住上房子，就解決了一切問題了。

有人反駁說，相比較之前吃不上飯的時期，農村現在是很好的了。是的，這無可否認，但我們難道僅從時間層面看問題嗎？若是相比較封建社會，奴隸社會的農村，豈不是更應該載歌載舞地歡慶呢？

所有的解決方案，都說將來會好的，等待產業升級，等待國富民強。好吧，等待吧，姑且不論這是否是一個空頭承許諾。起碼，我爺爺是等不到了，我父親不知道是否能夠等到，我那些仍然生活在那塊土地上的兄弟姐妹呢。

他們看不到希望，他們也不知道什麼是希望。

我是農村走出來的，每一次回家，心情都會很悲涼，我不知道，我所看到的家鄉是不是就是我兒時的家鄉，是不是就是常在我心中掛念著的並有時候魂牽夢繞的家鄉。

我承認，寫出這些文字，是需要勇氣的。因為是在"揭醜"，當然，我也可以用另一個筆法，將我的家鄉描繪的溫柔而甜美，勾勒的詩意而夢幻，有藍天白雲，有原野蒼穹。但這無疑於阿Q不敢正視自己頭上的癩瘡疤一樣。

魯迅先生說，掘心自食，乃知本味，這就是我所見的農村。誠如諸位所言：一聲嘆息。

https://www.secretchina.com/news/b5/2009/10/29/31707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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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一個調研者的親述：觸目驚心的中國農村現狀】

戴紅帽的紅領巾

不完美又何妨，萬物皆有裂隙，那是光進來的地方。

這是一篇鄉村觀察劄記。作者暑期重訪桑梓，在湖南鄉村實地調研，對當下鄉村人口、生態、代際、風化、村治等進行了全面觀察。七十年前，費孝通先生提出了“鄉土重建”命題，今天這一歷史命題是否已然完成？作者看到的，是一個亟需重建的鄉村。

當然，中國農村是一頭“龐然大象”，這裏所看到的，只是微不足道的一條毛細血管，遠未達到盲人們實實在在抓住的一條腿一根尾巴的層次。也正因如此，作者希望能與摸到大象不同部位的人，交流一下各自感受到的溫度、形狀和氣味，以期拼湊出一頭完整大象的輪廓。

（聲明：以下內容來自網路，本人轉發，本人也是農村人，也感受到了這些變化，感覺作者的描述很精確，感謝作者把農村的問題給總結地如此之好，希望廣大的想我這樣從農村走出來的人，在未來可以為我們的農村做點事，至少不要讓她消亡地太快，太痛苦）　

2015年7月下旬，回湖南老家看望老人，前後正好一周，天氣炎熱，每日不過就是在家閑坐打發時光，間有人來聊天，儘量把來訪者當成一個訪談物件，往往一談就是數小時，偶爾也到鄰居家坐坐，所到之處，都自覺當作一次調查，每日略作筆記，回錫後，根據筆記，稍加整理如下，算是回鄉散記。

星散的人口

　　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自然村落，在我的記憶裏，曾經是人口繁盛，百業興旺，老有所養，幼有所樂，雖然物質生活還是很艱苦，但因為剛剛實行責任制，大家都滿懷希望，認為好日子就在眼前。人是活在希望中的，希望使人精神煥發，做起事來，勁頭十足，認為前途光明，幸福感也就大大提高。這次回家，在村子裏所感受到的，似乎並沒有這種充滿希望的朝氣，倒是處處顯出暮氣沉沉，雖然物質生活水準大大提高了，但幸福感並不強烈，尤其是展望未來，籠罩在人們心頭的，多是不確定的陰霾。

　　在老人的幫助下，回憶了三十年前的人口，也就是1985年左右，剛分產到戶不久的時候，村子裏的人口，一共是132人，這些人中，老中青搭配合理，尤其是青年一代人，所占比例差不多是半壁江山，所以，那時感覺未來光明無限。（一個小的自然村，整個行政村將近一千人。）

　　而目前的人口，按照在村子裏有田地的來算，排除通過高考等管道出去而穩定在城市生活下來的人，是126人，但長期居住在村子裏的，只有54人，而這54人中，基本以老幼為主，如果只算成年人，那麼在村子裏的成年人的平均年齡，超過60歲，也就就是說，基本都是老人，至少是年紀不合適在外打工的人。另外的72人，絕大部分都到了廣東、上海、天津等地打工，其餘的，有兩家在附近鎮上做生意，有一家已經是國家工作人員，徹底脫離了村子，但還是在村子裏有田地，享受國家的直接補貼，還有一家在河南穩定下來，從來沒有回過鄉，但似乎還是有回家的打算，因為村子裏集資拉自來水，這家還是參與了集資。（還有兩家是通過了高考的獨木橋，遠遠的在城市裏安了家）

　　老幼相守的村子，人們談不上有什麼希望所寄，老一輩，既使無可奈何，也是習慣了自己的故土，幼的一輩，不過是暫時寄託在這裏罷了，待到十五六歲，也就開始東南飛了。外出的人，有的寄希望於回家養老，所以一般都利用多年的積蓄，蓋了個房子在村子裏，還有一部分，尤其是80後的一代，已經連回家養老的念頭都沒有了，利用幾代人的積蓄，在縣城，甚至在自己的鎮上，買了套小小的住房，有的還只是可以住三十年的廉租房。鄉下，確實已經不是衣錦還鄉的去處了。

即將荒蕪的土地

　　因為勞力限制，村莊裏的耕種方式，這些年來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一是水田當旱地種。插秧割稻，沒有幾個勞力是難以完成的，請人幫助犁水田，或者插秧，一天要120到150元的人工費，還不大容易請到合適的人，於是逐步都改為種玉米，全村的水田，插秧的面積不到十分之一。問及吃飯的問題，都說種一季水稻後，可以管吃兩年甚至三年，不足的時候，就到鎮上買點來吃。顯然，人口的減少，吃飯問題已經更容易解決了。

　　二是旱地的種植方式，已經全靠除草劑和農藥了，過去都是犁地，鋤草，現在都不用了，但這樣連續多年種植下去，田地退化，土質板結，種上的莊稼更容易發生自然死亡之類的疾病，產量大減。老人們都自我解嘲：這哪里是種地啊。他們也深知這種方式不可持續，但沒有勞力，又有什麼辦法呢？

　　三是種上茶葉或者油茶。採取簡單的方法種旱地，也已經力不從心，就採取一種更省力的方法，種上茶葉或油茶，表示這田地還有主人，不可變為大家的牛馬場。至於茶葉今後的市場需求，甚至是否能夠把茶葉采出來，都沒有來得及考慮，與其說是種植經濟作物，不如說是因為種不了，又不願意被他人佔用，採取的一種暫時占田的辦法。

　　四是田地周圍的樹木開始吞噬農田。因為人口越來越少，加上現在飼養豬的方式就是吃飼料，不需要柴火，甚至燒飯也都用上了沼氣，而建築用材也基本停止，因為蓋房子的高潮已經過去。於是田地周圍的樹木肆意生長，農田往往成為一個個的林中小洞，結果是莊稼的光照不足，林中各種大小動物開始與人爭奪糧食，小則松鼠、鳥雀慢慢的侵佔，大則有野豬成片的蹂躪。

　　目前還有老一輩的村民苦苦支撐，往後的發展，基本可以斷定，年輕人不會種地了，自然和人爭奪田地的較量，將會以自然的勝利而告終。當然，人退林進，也未必不是好事，但村莊的衰落，將是不可避免的趨勢。

日漸凋零的老一輩

　　改革開放後，尤其是實行責任制初期的一代人，當時基本都是三十幾、四十幾歲，到如今，都已經是七十開外的人了，這一代人，早期經歷了大集體時代，辛苦操勞還無所獲，半饑半飽的過日子，子女眾多，更是艱難度日，後期經歷了改革與分田到戶的責任制，感覺自己的勞動回報很直接，很有保障，就胼手砥足，起早貪黑，為自己的那個富裕夢想而竭盡全力，所以，這一代人是最辛苦、勤勞的一代人。

　　勞動慣了，也就成為一種習慣，成為一種生活，長期習慣的生活，是難以短時間內改變的。村子裏六七十多歲的老人，很少坐在家裏享福，只要有最後一點力氣，都是堅持勞作，認為白日閑過，就是一種罪過。子女輩將孫輩留在家裏，爺爺奶奶輩再次充當一次父母輩，一把屎一把尿的帶兩三歲的小孩，接著就是上幼稚園，來回七八裏路的山路，不擇寒暑，每天跑兩次，待到大一點，到鎮上上學，奶奶們又合租一個小房子，算是陪讀，並且，把孩子一送進學校，馬上去找各種副業來做，只要能夠賺幾個錢，什麼都願意做。村子裏的莊稼，也就是這些老人們種出來的，單獨一個七十歲的老太太，種上二十斤玉米種的玉米，也並不是什麼稀罕事。

　　精力是有限的，生命也是有限的，接二連三地，這一輩人開始凋零，大多都是勞動到最後，也就撒手西去，長期臥床的，少有，大概對於勤勞的人們來說，不能勞動了，也就自認為走到了頭，甚至對住醫院都持排斥的態度，認為是浪費了錢。更有少數老人，因為沒有子女照顧，或者照顧品質太差，乾脆自我做了了斷！誰說農民不理性呢？城市裏的人，還為了最後延續幾天生命，不惜高昂的醫療費，往往也只能維持一種品質很差的生命。但鄉村老人的這種理性，卻還是讓人在感情上難以接受，雖然站在他們的立場上，可能是理性的，或者說是不得已的選擇，但作為旁觀者，還是為他們惋惜。

　　一座座新墳的出現，直觀見證了一代人成為過去，他們在此勞碌了一輩子，最終發現後繼無人，自己辛勤開墾出來的田地，正被繁茂的樹木逐漸吞噬，他們心中的理想家園，不再是後輩們眷顧的處所，甚至有的墳頭，也難得有人來燒一柱香了。

即將返鄉的第一代打工者

　　與村子裏一位四十六歲的中年男人聊天，他告訴我：今年過完年就不想出去打工了，但在家忙過一陣後，發現還是難得找到錢，於是又勉強出去找事做，還是去深圳，但是發現工作不好找，年紀漸長，技術有限，於是只能找到又苦又累，工資還少的事情，前些天太熱了，就又匆匆回家了，說不想再出去了。

　　這是一個處於臨界狀態的人，正在回家還是繼續打工之間徘徊，兩邊都感覺是雞肋，都沒有多少好事情了。其實，這正是第一代打工者的最終結局，年輕時候的精力與聰明才智，已經奉獻給了城市，像一根甘蔗一樣，被城市咀嚼過一遍後，汁水留在了城市，這個渣滓，最終難以在城市停留，大部分都還得回到生養他得這片土地上來。他們目前的年齡，大約在四十到五十五歲之間，因為這一代人所處的時代，大學教育還是精英教育，按照現在的大學入學水準，他們中很多都是可以上大學的，所以，這些人中，並不乏一些具有聰明才智的人，但時代弄人，他們並未獲得多少成功，即便有，也是鳳毛麟角。

　　為此，大部分都還是做了些準備的。利用多年打工的一點積蓄，差不多都回鄉蓋了個房子，雖然一律都是用水泥磚直接搭成，沒有鋼筋，沒有柱子，但只要不發生地震之類的地質災害，這樣的房子大概還是可以住上幾十年的。田地雖不少，但對這一輩人已經不具有多大的吸引力，早早的就吩咐家裏的老人幫助種上了茶葉之類的經濟作物，意思是回家後也不打算插秧種玉米了。他們的上一輩，把田地視為珍寶，甚至不惜與鄰人大動干戈，到他們這一輩，只把田地當雞肋，他們的下一輩，更是沒把眼睛往這裏瞅了。

　　想像一下，老一輩已經凋謝，這一輩回歸鄉村，對種田缺乏激情，下一輩不會做回歸打算，將是一副什麼樣的鄉村景象？或許還是像現在一樣，又帶著他們的孫輩，繼續艱苦討生活？沒有了那份忍受艱苦的耐力，他們的子女輩能夠贍養他們？從當前的趨勢來看，是做不到的，因為教育的缺失，不願意回歸的這一代人，其實也很難在城市立足，從在鎮上買廉租房的這些年輕人身上，看不到他們贍養自己的子女和自己父母的能力。

前途未必光明的第二代打工者

　　我們總是宗教式的把希望寄託在後輩身上，對於已經開始陸續外出打工的年青一代，是否能夠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其實這取決於他們的教育狀況與自己的精神狀態，當然還有大環境的機遇。從村子裏的一些小青年來看（九十年代及其後出生），雖然情形有差異，但總體而言，前途似乎並不光明。

　　首先是所受教育欠佳。大部分青年，都是父母在外打工，由爺爺奶奶，或者外公外婆帶大，隔代教育，雖然物質上得到了基本的保證，但學業多荒疏，爺爺輩與學校基本沒有聯繫，更談不上家庭與學校的有機配合了，於是多數初中不能畢業，少數初中畢業者，只能進職業技術學校，而作為山村的孩子，一進縣城，儼然一個大世界，就只知道玩耍，唯有與外在打工的父母聯繫，索取生活費，手腳也開始大了起來，當越來越不能滿足其鋪張的生活時，就輟學了事，或者到處混，或者到外面的城市打工。

　　其次是吃苦耐勞精神不再。若果說第一代打工者還有吃苦耐勞，勤儉節約的一面，可在第二代打工者身上，已經難以發現這些良好的品質，他們認為這是一種傻，畢竟，他們並未經歷他們父輩曾經經歷過的苦日子。但他們的教育與閱歷，決定了並不能輕鬆賺錢，開支與收入相抵，並不能有所積累。又對鄉下的生活，橫豎不習慣，鐵定了心不再回到鄉下種地，事實上也已經全然沒了種地的經驗，於是以談朋友、結婚為名，裹脅父母甚至爺爺輩，傾其積蓄，在鎮上甚至縣城買得一套小房子，以為這樣就成了城裏人。將鄉村僅有的一點資源，悉數灌溉了城市建設，自己沒有經濟來源，住上樓以後，將何以為生？

　　徘徊於城市與鄉村之間的不穩定群體。如果說第一代打工者最終將回歸鄉村，那麼第二代打工者將是既融入不了城市，又回不了鄉村的一代，雖然這一代也會分化，積極的會漸漸融入城市，消極的會退回鄉村，但主流還是徘徊於城鄉之間，他們是一個不穩定的群體。從村子裏的青年就可以看出，有的成了混混，有的輾轉開店而終無所成。而這些混混和失敗者的代價，都需要鄉村來承擔，直接地說，外面無以為生，還是找自己的父母甚至爺爺輩哭窮求助，間接地說，這些在鎮上遊手好閒，或者開店跑車的人，還是從鄉下父老的口袋中賺錢，甚至無所不用其極，採取欺詐哄騙的方式，榨取鄉下老實人的那點勞動果實。親眼見過有小青年冒充即將上大學的學生，兜售蜂蜜，一瓶不過40元的蜂蜜，硬是賣到150元，各種偽劣產品的下鄉，也是這些人子弟回報鄉裏的結果。

　　總的趨勢是，人口回流將越來越少，費孝通主張的落葉歸根的良性迴圈的鄉村，始終不可得。少數優秀分子通過高考等管道一去不復返，年輕一代雖難以進城，還是勉強賴在城市，不願返鄉。鄉村的發展，後繼無人，沒有人的鄉村，只有衰敗，只有重新回歸自然。

良風美俗的損蝕

　　在傳統鄉村社會，人口幾乎沒有流動性，人們生於斯，長於斯，老于斯，形成了費孝通先生所講的鄉土社會，雖然物質不夠豐富，但社會有序，人與人之間，家庭與家庭之間，雖然也起干戈，但絕大多數時候，都處於運轉良好的狀態，畢竟，在一個熟人的社會裏，壞人並沒有多少便宜可得，名聲不佳，也往往不受人待見。在此平衡中，良風美俗成為一種重要的社會資源，使鄉村的生活安排得井然有序，也使人們的生活富有意義，對未來心中有數。但當前的農村，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過去的良風美俗，若不是還有一些古樸的老人支撐，可能就已經蕩滌乾淨了。

　　孝道堪憂。一天與一位寡居的老太太聊天，談及子女們的孝順，她不禁潸然淚下，一口氣講了很多：我一年到頭，辛辛苦苦種了又收，得到幾千斤玉米，又買飼料和了玉米一起喂豬，一年還掙個萬多塊錢，我把錢都存在女兒那裏，她用我的錢都還了債，但說今後會都給我的。大兒子回來後，從不給我什麼，雖然名義上是他負責贍養我，一回來倒是逼問我的錢哪里去了，動不動就要找我借錢，也給他借了些，可還是不能滿足他們的要求，認為我偏了心，把錢都給了他弟弟妹妹。媳婦總是吵，回家就到處找。是啊，他們應該有錢，自己在外面承包工程，光工程機械就花了多少萬，可是回家就只找我借錢，再就是背臘肉出去吃。

　　在農村，老一輩和他們的下一輩之間，確實有著空間上的隔離，要盡孝道，基本談不上，老年人都是自食其力，哪怕八十多歲了。能夠相忘於江湖，對於老人來說，也並不是什麼難事，可惜的是，子女輩還是念念不忘父母的那一點點財產，總認為自己從中分到的一份是最少的，而不問自己為老人做了什麼。更有甚者，新起的房子，有人不願意老人一起居住，認為不乾淨，在屋旁另築小平房，算是父母的棲身之所，老人偶爾大到正房裏走走，還引得媳婦的大罵，甚至拳腳相向，理由只是踩了腳印在家裏。參加村子的喪禮，見子女在棺材前後，並無戚容，只是當作一個尋常事來辦罷了。

　　兩性關係混亂。過去的鄉土社會，男女有別，夫妻之間雖然沒有多少浪漫的愛情可言，但相近如賓，互相有底線，倒是很平常的。但現在的村子裏，從談話中可以知道，中青年們，男女之間的關係已經很混亂。中年男女，因為人口流動關係，夫妻天各一方的，已經很普遍，但留守的一部分人，雖然有鄉村人言之畏，還是不願意難為自己，兩兩湊對的不在少數，更有甚者，部分稍有姿色的中年婦女，還把那有限的殘山剩水當作資源，使得一些男人們圍繞著團團轉。而在外打工的一部分人，少了鄉土社會中的人言之畏，更是隨便。而小青年們，自小因為父母外出，教育失調，在兩性關係上，亦難健全，於是有十六七歲就私奔，過幾天在外混不下去又回來的，有十六七歲就開始墮胎，甚至三番五次而無休止的，而男人則又是不同的男人。急劇變遷中，平靜的鄉村應對失措，不免陣腳有些亂，這苦果，也得他們自己慢慢去咀嚼。

　　婚姻不牢。一方面是上面講得兩性關係的問題，嚴重影響了婚姻品質，或許，也是互為因果。一方面，主要受到當前金錢為上潮流的影響，眼睛中金錢多了，感情就少了，加上置身於城市五光十色、變幻莫測的環境中，更模糊了男女們的視線。村子裏好幾個小孩，都是還不足一歲時，媽媽出走，出走的原因，主要是不能忍受貧困的生活，因為他們的媽媽，都是他們的爸爸在外打工時，一時認識的外地女孩，而現在，他們的爸爸又已經給他們換了幾屆媽媽。

現代化之樹也結有苦果

　　現代化給人們帶來了很多的便利，改進了人們的福利，尤其是在城市，在東南沿海，現代科學技術對人們生活的影響之深，無論怎樣形容都是不過分的。在內地山村，人們的知識文化水準沒有跟上科學技術進步的節奏，在適應現代化的過程中，難免進退失據，在村子裏，我們看到現代化對他們的很多負面影響，小小一個村子，就嘗遍了現代化的很多苦果。（鑒於現代化的正面後果是顯而易見，在此不表，並非認為現代化只有其負面後果。）

　　垃圾處理難。隨著大量的塑膠產品、玻璃產品等的出現，以往那種自然迴圈的生活垃圾方式，已經難以奏效了，在迴圈過程中，出現了很多無法消解的多餘之物。如大量洗潔劑、洗衣粉等，水直接排入自然環境，各種農藥瓶、酒瓶、飲料瓶，連同其他一些無法自然分解的東西，都扔到自然環境中去，在家家戶戶的周圍不遠處，都有相對集中丟棄這些東西的地方，但在山區，地勢有高低，這個丟棄地，可能就是其他人家的水源地，影響之大，顯而易見。其他垃圾也開始集中出現，如隨著養殖業的擴大，甚至個別的規模化，產生大量的動物排泄物，未經處理，直接排向自然，嚴重影響周邊地區的水源，村子裏的一個養殖戶，就已經污染了地勢偏低的旁邊一個村落的水源，為此官司連連，上下不寧。

　　交通事故頻發。因為是山區的村子，地勢坡度大，而馬路又是村民自己設計，自己動手修建的簡易馬路，路面差，彎度急，加上在農村跑的，大都是些三輪摩托車，經過隨意的改裝，也就開始既當貨車，又當客車，駕駛者又無資格限定，誰高興都可以買一個上路跑。在這麼一個小小的村子裏，五年之內，發生交通事故無數，其中就有三起嚴重事故，一起是一村民乘車去鎮上，半路翻車，當場身亡，一起是一村民開車去賣茶葉，翻車，當場車費人亡，一起是一家三口開車上路，車子沖下懸崖，當場死了剛結婚的兒子，媳婦重傷，腹中快臨產的嬰兒流產，自己重傷，雖然醫治過來，但徹底喪失勞動能力。過去的肩挑背扛，固然是難以適應需要了，但機械給人帶來方便的時候，附加這樣高的風險，並且讓農民自己承擔，對村子的傷害是很大的。

　　打工者的精神健康。小小的村子裏，有三名外出打工的婦女出現嚴重的精神疾病（因為未見其本人，不明白具體是哪類精神疾病，但從村民描述的情形看，大多與情感有關，如一個時刻懷疑有別的婦女勾引她丈夫，動輒對別的婦女大罵，甚至舞刀弄棒，構成很大的安全隱患，還有兩個是無端的發怒，與周圍的人發生衝突），而未出去之前，都是極為健康的。因為精神出現問題，長期需要到醫院治療，還需要有人伺候，打工不僅沒賺到錢，還因此而致貧。而這三位只是其中最嚴重的罷了，只有不能正常生活了，農民才認為是個問題，為了儘量多掙錢，是不會考慮人際的誤會不誤會、心情愉快不愉快的。從一個寧靜而與世無爭的環境中，突然置身於一個變幻莫測、不講人情、五光十色的世界中，自然有些人是不適應的，他們的喜怒哀樂，又有誰會去關心呢？聯想到我們在城市調查中所看到的，農民工一天工作十二小時，住宿條件惡劣，社會交往基本沒有，甚至夫妻異地，親子遠隔，如此日積月累，年復一年，怎能保證人的精神健全呢？而他們從中得到的，居然是精神疾病和貧困，甚至連村子裏的人，都僅僅將她們視為瘋子，不大值得同情的。城裏人在享受輕車廣廈時，可能也不會想到有這樣一個群體，他們為了城市建設作出了巨大的犧牲，卻並未得到應有的回報，“遍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事實上，她們也只能是“歸來淚滿巾”了。

　　商業化、貨幣化滲透每個角落。過去的換工互助，現在成為直接支付工資的雇傭，按天收費，一點不含糊；過去走親訪友，帶點禮品，或者自己親手所做，或者到商店精心挑選，現在一律直接給鈔票，並且已經成為人情的一種，不僅過去輕鬆的親朋聚會之樂少了，反成一種負擔，各自要在心裏記住欠誰多少，或者誰欠我多少；在土葬習俗未改的情況下，過去周圍的人一齊到場，熱熱鬧鬧、輕輕鬆松的就組成了抬柩隊伍，現在總擔心是否能夠把個笨重的棺材抬上山，甚至職業化的抬柩人員已經出現，給錢辦事，買賣而已。當一切都貨幣化，也就失去了往昔的人情與社區認同。

　　傳統手藝的消失。農村過去在應付物質匱乏的過程中，積累了很多的技藝，這些技藝既是對物質的極大節約，又塑造了大量生活中的藝術品。但在工業產品充斥的時代，這些都不存在了，或者至少是瀕臨消失。過去精巧的竹篾器具，古樸實用的石磨、不用任何鐵釘膠水的桌椅，別致的蓑衣、斗笠，等等，都漸漸被一些縣城周圍的所謂農莊搜集去了，為的是給食客們看一看，意思是已經進入博物館了。取而代之的，一律都是粗糙的、無法自然化解的鐵質、塑膠製品，甚至很多家庭的餐桌，直接以一塊大的地面磚作為桌面，取其光滑易擦。過去紅白喜事，都有村中的大廚，帶領一幫人整治出一桌桌美味的飯菜，雖然都是本地常用食材，卻色香味俱全，規規整整4×4的十六碗擺放方式，現在卻都消失了，美其名曰學城裏，圓桌，淺碟加酒精爐，菜品則更不足道，甚至有煮整雞蛋徑直當作一道菜的。曾經被托尼稱之為中國寶貴財富的民間手工藝，從此似乎走到了盡頭，以粗俗代替精緻，到底是一種進步還是一種倒退呢？我們一再批判西方文化霸權，叫囂抵制西方文化入侵，卻忘了最基層的傳統文化正在自我毀滅。

基層是否還有行政

　　按照當前的行政體系，村民委員會是村民的自治組織，不算一級行政單位，但事實上又存在一個行政村的概念，往往幾個自然村被合併到一個行政村裏，有什麼對上和對下的事務，還是以行政村委單位進行組織。那麼在當前，我們的村莊到底有哪些自治？又有哪些自上而下的行政？兩者如何銜接？國家的政策，最終如何落實到村民中去，行政的這最後毛細血管是否暢通？

　　象徵性的自治與行政：從村子裏瞭解到的情況是，村委的自治作用，僅僅體現在村民之間有糾紛產生時，可能會到村委的人來評個理，但因為村委的人與不同村民之間的關係遠近不一致，村委在裁決時，或多或少，存在偏袒現象，即使公平裁決，當事各方往往也認為存在偏袒，對村委的信任，一半隻存在於關係更近的一方，往往不大容易達成糾紛雙方都認可的方案，所以事實上所起的調節作用還是有限，其結果，村委一般也不大情願出面調解糾紛。而行政，大概就只存在低保名單的確定之類的事情了，可以說基本無行政可言，與多年前需要催繳農業稅、上繳提留款的時候大不一樣了。這樣，從積極的意義上理解，村民是完全自由的，不受干涉（比如村子裏有嫁出去的女孩，在娘家超生，而無人問津），從消極的意義上講，村民就是完全自生自滅，貧富、強弱、智愚、多寡，都一任自然法則擺佈。

　　分裂的村委：在村委幾個成員之間，居然也存在難以調和的矛盾，尤其是書記與村主任之間，各成一派，凡是對方擁護的，我就反對，勢同水火，全然無視村民本身的迫切訴求。書記以其母系、父系親屬都是本村居民，親屬範圍較廣，所占勢力也就不小，而村主任也是靠了親屬範圍較廣的優勢，得以獲得這一位置。所以雖然行政不多，但凡是涉及些許小利，都分裂為兩個陣營，互相過不去。典型的比如，在修一條通往一個自然村的簡易馬路時，因為工程是由村主任牽頭，書記一系就出現了釘子戶，路不能通過，最終以大打出手，強行通過而告終。在鄉村，家族與村務之間，難免會出現這種不愉快的衝突，但如何超越家族局限，以一村為務，確實是一個大的問題。

　　漠視民生：正如上面所言，象徵性的行政，導致村民的自生自滅。僅就道路而言，還是上世紀七十年代，由國家組織修路，有一條路從村中穿過，但各自然村，一直沒有擺脫肩挑背扛。直到本世紀初，各村的老一輩村民，哀歎再也背不動、挑不動了，自發組織修個簡易公路，男女老幼齊上陣，以一個冬季之功，勉強修通簡易路，但在山區雨水沖刷下，總是路難行，大卡車進不去，小三輪摩托車總是跳跳蹦蹦的跋涉。而這一自發工程，沒有得到行政村的任何協助。在全國鄉村道路硬化的大背景下，是可以由村出面，通過打水泥路而領取相應的資金的，可還是沒有人牽頭。當然，村委的成員，都住在過去修的馬路邊上，並無迫切的需要。

　　最下者與民爭利：如果僅僅是讓村民自生自滅，也許還算一種無為而治，但現實是，村委利用自己手中僅有的權力，還有與民爭利的趨勢。比如該村的一名村委，自己想到另外一個自然村旁邊的河裏開闢砂場，就動員該自然村集資打水泥路，即在原來的簡易路的基礎上鋪上一層水泥。動員大家出工、出力、出資，對富裕一點的幾戶人家，採取拉贊助、借貸等各種方式，讓其把僅有的一點積蓄傾囊給他支配，最終的結果，是他個人通往河邊的簡易公路修通了，水泥路只從主公路出發的地方，象徵性打了幾百米，村民最初以為是村委為民辦事，最後明白目的在砂場，該村委利用修通的路，讓去河邊拉沙的卡車，按車收錢，很快自己的大樓房就建起來了。

　　村級行政路在何方？作者初中時代的同學，年富力強，文化程度在村裏就是很高的了，高中畢業，曾經有一段時間可能也被哪個方面看中，入了黨，在村委幹了兩年，但最終還是廣東打工去了，問其原委，說只能打雜幫忙，幹不上事情，而他的家族背景，就非常寒微了，父母雙方都沒有什麼親屬，這就是沒有群眾基礎吧？而小村裏的另外一個四十歲的村民，為人正派，樂於幫助鄰裏，口碑不錯，自己勤儉持家，日子過得耶紅火，聽說最近正在入黨，村子裏有各種說法，說他可能會接班，意思就是可能成為行政村的書記之類，而這人的“群眾基礎”，也只能是一般，以前面的高中生經歷來看，其實也未必能夠如願。在各自為家，相互之間無合作，更無以己之力帶動周圍村民，無人思考村子整體發展的情況下，村子就是一盤散沙，散沙中難以產生真正的意見領袖。無論是行國家之政，還是組織一村之自治，均成問題。

　鄉土是否還可以重建

　　早在七十年前，費孝通先生就提出了鄉土重建的問題，認為在當時，鄉土正被城市化的浪潮所沖刷，一切資源都被開礦似的挖起運走了，鄉村衰敗，不可持續。其實，鄉村真正的衰敗，城市化的巨大威力，到今天才顯露無遺，今日的鄉村，才真正衰敗而需要重建，但仔細思考，我們的鄉土是否還可以重建呢？

　　城鄉共生應該是基本方向。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至少國內已經逐漸形成了一個統一的市場，再一味追求浪漫的田園風格，是難以做到的。發展中，城鄉關係到底是相輔相成，還是犧牲鄉村而繁榮城市，在費孝通早年就一再討論過，他的結論是中國的城市化過程，是犧牲鄉村而繁榮城市，並且這樣最終導致鄉村的衰敗、潰爛，以致城市的繁榮終將走不遠。通過我們自己在鄉下的見聞，通過一些專門研究農村問題的專家言論，我們知道，鄉村的衰敗確實是一個趨勢，並且越來越嚴重，而其中的關鍵原因，就是鄉村的各種資源（尤其是人才）源源不斷地流向城市，而向農村回饋的，雖然有，但遠遠不及流出的多，長此以往，就導致了犧牲鄉村以繁榮城市的格局。雖然我們可以通過發展工業，利用外匯購買國外的農產品，並且這個趨勢已經越來越明顯，但作為一個人口大國，農產品的自給，應該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所以鄉村的發展，似乎不能任其衰敗下去，現在的村民，糧食不夠，還可以到市場上買點來補充，但一任發展下去，將來還能以能接受的價格買到嗎？或者再退一步，即使最終都城市化了，不考慮鄉村的榮枯，也需要鄉村的人口都能夠在城市很好的適應下來，穩定下來，不致於像拉各斯那樣，農民湧向城市，形成一個巨大的貧民窟，社會問題更加突出，而我們當前的趨勢，確實有大量的人口尷尬的處於城鄉之間。所以，城鄉發展的相輔相成，城鄉的共生，應該還是發展的基本方向。

　　城鄉共生要求資源的迴圈是平衡的。資源一方面是物質方面的，一方面是人口（或人才）方面的。遊牧時代，人們逐水草而居，這是人口追逐物質資源，但這多少還是有一些主動性的，而我們現在，年輕一代出去打工，成了迫不得已的一種選擇，因為只有到城市才能賺到點錢，從這個意義上看，還是人口追逐物質資源的，人口越是外流，尤其是優秀的人才的外流，越是導致城鄉之間失去平衡，而物質資源是隨人口而流動的，於是出現了物質追隨人口而去的趨勢，不是有很多的農民，千辛萬苦培養一個大學生，結果孩子大學畢業了，留在了城市，還需要父母省吃儉用，湊錢幫助買房子嗎？或者退而求其次，如上所述，在鎮上或縣城也要買個劣質的廉租房嗎？這就是人與物一併流向了城市，正應了費孝通那句話，“鄉間把子弟送了出來受教育，結果連人都收不回”。不僅大學生不會再回來，就是目前在鄉村教書的教師，鄉村醫生，也想盡辦法到縣城，甚至更大的城市。在這樣的洪水沖刷下，鄉村的田野能不越來越貧瘠嗎？

　　重視地方是留住鄉村人才的關鍵。演變到今天這個局面，似乎都是市場的作用，確實，不能否認市場再配置資源上的巨大作用，也不能否認其合理性。但我們應該看到，我們從正式體制到一般社會心理，都只強調中樞的作用，從區域發展來說，城市分為各個不同的層次，從一線到三線四線，最後無足輕重的就是鄉村了，反過來，人口也就向高層次城市流動，在小城市都不夠氣壯，更遑論鄉村了。直白的說，就是鄉村沒有機會，沒有地位，沒有希望，而這不僅僅是市場決定的。雖然用人為幹預的方式來挽救鄉村，未必是很好的辦法，但改變我們對地方的不重視，恢復到城鄉並重的路子上去，最低限度，不犧牲鄉村以繁榮城市，將是必要的。這就要求鄉村醫生、教師乃至一切鄉村人口，都有機會在本地獲得一個受人尊重的、體面的生活。而機會來自制度的安排，一方面，要讓人才願意下基層，一方面，要有一種機制，讓在大城市裏工作的優秀人才，有機會為家鄉做貢獻，有些地方的“鄉賢委員會”的組織，是值得借鑒的。只有人們將眼光盯在地方，從地方就可以找到安身立命之所，而不必一定到中心（鎮上、縣城、省城、北上廣等）才能得到認可，人才的分佈才會趨於相對均衡。

　　以真正的民意代表來代表地方。在資源不是單向向城市流動的前提下，以真正代表民意的代表來代表地方，使地方事業能夠有所推進，其實，在當前的農村，最需要各種合作，很多事業都需要具備知識和經驗的人士來推動，比如教育、醫療、養老等等，若照當前這樣下去，將越來越糟糕。當然，自上而下的重視，物質資源的反哺，也是必要的，今日媒體報導的山西近萬名機關幹部到村任第一書記事實，也充分說明基層缺乏組織力，運轉不靈了。但自上而下的關照，畢竟還是一種外來力量，只有充分發揮本地的積極性，才能真正走出衰敗的困局。一般而言，自上而下的力量，難以準確獲悉老百姓的真正需求，而老百姓知道自己真正的需求，卻不知道如何實現這些需求。當老百姓認識到是為自己而奮鬥時，往往都是很積極的，凝聚力是很強的，作為自上而下的力量，在於挖掘、配合這種自下而上的力量，一句話，充分重視生態。

https://www.zhihu.com/search?type=content&q=%E8%BE%B2%E6%9D%91%E5%95%8F%E9%A1%8C

https://zhuanlan.zhihu.com/p/44925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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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部分農村情況調查報告

(2007-06-03 15:08:32)

題記：這已不是河南部分農村的問題，事關國家未來發展的瓶頸解決問題，事關全民健康生存發展和社會和諧、平等問題。我們不得不思考，以天下為己任的胸襟做點什麼，哪怕一點點！因為社會需要我們，祖國需要我們，萬萬千千的親人更需要我們，呼籲有志之青年行動起來！！！
這篇文章看後實有同感，雖寫於2003年社會之實，然今天讀來亦為不晚。現轉貼與同志共勉！

河南部分農村情況調查報告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1/1/67245.shtml

 作者：我是一隻小蟲 提交日期：2003-8-29 11:44:00 

首先聲明：這是俺的作業，其中有別人的觀點和材料，我認為合適就拿過來了，請贖罪。

　　近年來由於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城鄉差距的逐漸增大，農村問題在中國的國民經濟建設中日趨重要。

　　李昌平：原湖北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李昌平成為“中國最著名的鄉黨委書記”，正是因為他給朱總理寫了一封信，說“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結果“一舉成名”，在當地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農村改革。2000年3月，李昌平同志致信朱鎔基總理，反映當地面臨的突出問題。此信引起中央對三農問題的關注。三農問題，就是農業、農村、農民的問題，在中國確定是一個大問題。農業問題在當前中國，主要是考慮怎麼加快農業產業的現代化問題。農村問題，非常重要的是怎麼在政治上解決好農村的社會管理體制以及在社會發展方面解決好農村的教育、醫療等等社會事業的發展問題。而農民問題，主要是就業和收入問題。這三者之間既有聯繫也有區別。其實說道底，根本的還是農民問題。

　　說起農民問題，在中國當代社會中，向上追溯三代，幾乎所有的人或多或少的與農民有聯繫，也就是說，農民與中國社會有親密的關係。當年領導人（鄧小平同志）就說過，是犧牲農民的利益來換取整個中國的發展，別要自己過上好日子就忘記了為這而犧牲的那一些！新中國政權如果沒有農民的支持是不可能成立的，那時候，真正的工人階級有多少？是破產的農民和城市無業者組成。新民主主義革命後，中國社會開始了社會主義革命，以及後來的社會主義建設，其實幾乎說有的工廠的資金都是從農業來的，無怪乎有人說，如果農民要向工人索要當初所提供的資源以及利息，那麼我估計工人（因該說是城市人）會不堪重負的。而現在農民的情況怎麼樣呢?我來自河南農村，下面我以我家鄉附近的情況以及我掌握的資料來說明。

　　我們一個村有16個隊（有的地方叫組），我所在的隊有237人，出去做工的有一半以上（由於出去打工的人回來和出去次數不定），當然是青壯年（15－50）。每到農閒時節，村裏一片蕭條，叫“青壯出門去，唯有童婦吏”。我調查有以下幾個問題：

　　1.腐敗問題。

　　我們村支部書記從1972年上臺，到現在還沒有下，據稱，他的兒子雖然安頓好，但是沒有穩定呢。由於他患有一種病症，每年都要到省城治療一次，據他說，只花10000元。他大兒子有兩輛長途車，全是我們村裏的扶貧款買的，2年前去廣東時出車禍毀了一輛，賠償完後，又買一輛。由於經營不善，大兒子的情況並不是很好。二兒子由於上初中時手榴彈爆炸傷了頭部，智力有點減少，現在我們村小學當會計，在我們縣城擁有一座價值有20萬的套房（我媽和他是同事，去參觀過，回來後豔羨不已，呵呵）。

　　據他二兒子稱，在縣城和在市內還有兩座房子。當然全是他老爹的。還有一點很重要沒有說，我們村沒有任何企業，村支書的工資帳面上法定的是200元。

　　我們村現在人均欠國家貸款500元，有2000人左右，保守估計就是100萬，老實說，在我們偏僻的豫東南，這是一個天文數字。

　　這只是一個我們一個村的情況，其實通過我的親戚朋友得知，他們那地方也是一樣，看來，貪汙受賄等腐敗問題已經達成了一種默認的共識。我們縣委書記（我們縣是國家級貧困縣）兩年前上臺之初，為了政績，大興土木不是修路，而是建所謂的花園廣場。全縣每人都要捐錢修建，城裏人每人50元，當然企業更多，農村每人10元。記得我母親有一次從學校回來憤憤地說，又逼著老師“捐”100元，從工資中扣除。據說縣長和縣委書記每人從工程項目承包中獲得400000元的轎車一輛。說到轎車，我們那的鄉長和和鄉黨委書記一級至少是桑塔納的級別。這又是大家的共識。

　　一個村民曾經這樣給我說，真希望毛主席還活著。我聽了心裏很不好受，那時候人民很窮，可是並不需要養活這麼一層特權階級。正如有人所說，從地（市）委書記到鄉黨委書記全部槍斃，然後再整理他們的犯罪材料，冤枉率決不超過5％。雖然過激了點，可是這反映的是底層階級對社會不公的一種不滿，一種壓抑的表達方式。

　　從當前的中國農村現狀來看，中國的基層政府的腐敗程度比中國以往的任何一個朝代都要厲害，不是有資料表明中國的官和民的比例是1：28嘛，國家需要很多的財政資金去養活官，那錢從哪兒來呢？不會是國企，不會是外企，那只有是民營企業和中國的廣大農民了，我堅信遲早有一天改革將會到來，不是自上而下，就是自下而上。這對我黨的執政來說，是一個嚴峻的挑戰。

　　2. 基本教育問題。

　　我們當地和我同齡的人幾乎都是小學畢業，家境好點的是初中，但很少有念完的。80年代後，人們手裏有了點錢，可是突然發現，什麼東西價格都在上漲，甚而是，學費都交不起。現在我們那地方是：書費：學前班80元/學期，小學一到五年級120元/學期，還有工雜費：25元左右。初中，我們到縣城上學需要交“借讀費”600大洋（現在）/年，書費250/學期，工雜費200/學期，食宿治理。在這裏我內心冷冷的，我上學還好較早，那時沒有借讀費，還有食堂和宿舍。現在全無，只有私人做飯賣了。只不過當時農村人原則上是不許到城裏念的，只有靠關係。而且，現在農村人考進縣城（重點初中）的幾率很小，因為分數上農村人和城裏人要差20分。這次暑假我回家，我媽喜滋滋的告訴我，他們班38人中今年又有兩個考上了，那份成就感，我心裏在想，中國的老師是最可愛的人。

　　現在的農民其實是很重視孩子教育的，但由於種種原因，現在農村受教育狀況還是很不理想。

　　3.土地收成問題。

　　經過我實際計算（是和我爸還有村裏別的和我關係好的中年人）。種小麥（每畝）用底肥70、耕地20、種子20、播種費8元、澆水20、鋤草滅蟲5元、追肥38、收割費35、人工（一畝地兩個工）30、防災保險8毛；種玉米（每畝），秸稈粉碎25、種子11.5、底肥42、追肥30、鋤草滅蟲5塊、澆水水電費20、收穫費30、費改稅58，一畝地下來成本近500元，每畝產小麥700－800斤，玉米700－800斤，一共1600斤，賣五毛錢一斤，一共是800元，減去500元的成本，剩300元，沒有算他個人的成本和勞動。這是在正常年份。

　　但是，一位村裏人曾面無表情的跟我說，現在種地在賠錢，你在上學，是不會懂的。那眼神裏，我讀出的是蒼涼，那一刻，我內心在哭。其實不用問，他們種地是由於千百年來“民以食為天”的理論刻入人心，害怕土地失去後的無依附感，還是對土地依戀的比較深沉？我寧願相信後者，因為農民早就認識到，單靠土地，吃飯都是一個大問題，可是還有孩子上學，醫療呢？

　　4. 計劃生育問題

　　現在村裏的人對計劃生育問題比以前好了很多。近5年幾乎是一對夫婦一個孩子，也有兩個的，但是很少。10年前兩個孩子的居多。這種現象確實變的很好。我在這裏沒有歌頌功德的意思，其實農民的思想也是在一步步的成長的。過去養兒防老的觀念也還有，但已經日趨淡薄。

　　當然我把這種原因歸結以下：一、農民的意識提高，這是主要的。二、政府的宣傳和政策的鼓勵，我之所以把這條放在第二，是因為我們那的“官員”在執行計劃生育政策經常是“欽差大老爺奉命”，10年前我親眼見過一幫鄉政府官員在執行計劃生育時，抓人，打人。當然，最主要是交罰款，沒錢?可以。挖你家糧食，放你家樹，這對我們村已經很仁慈了，別的村坼房子的也很正常。我記得清清楚楚的一幕是，一個帶著眼睛的鄉政府官員在等他的屬下把一個違反計劃生育的人捆起來後，把他看的一本薄書卷成一個筒，點著當事者的老爹花白的頭，說什麼我記不得了，但是那種得意洋洋的神情，我是一輩子也忘不了，那是對我當時心靈的嚴重震撼。人是一步步轉變的。農民其實是最能忍讓的，而幾年前當我看到大年三十村支書家的門上被人澆上大便，一個村裏人拎刀把村裏那位抓計劃生育的“官員”家的門粱砍斷時，或許我們在譴責農民的的無知，或許我們在幸災樂禍，但給我黨一個很重要的警示：也許我們黨在做事的時候考慮欠妥吧。

　　5.高等教育問題。

　　教育經濟學者魏新先生看來，事實上承擔社會資源再分配職能的教育機構在很大程度上是弱勢群體改變自己生活處境的唯一通道。其實不用他說出來，10年前我母親就跟我說，農村人躍“龍門”只有兩條路：當兵和上大學。由於國家現在的政策對退伍軍人的各項優惠在一步步縮小，農民只有一條路了。呵呵，我不是在炫耀我母親比魏先生更偉大，我只是在表明，農民其實在內心已經形成了一個觀點，只是不會把它冠冕堂皇的表現出來罷了。縱觀10年我村的歷程，確實是向教育靠近，但收效甚微。

　　我把高中教育也歸結到這裏，因為在我們那裏，高中也是一個很不錯的學歷了。高中沒有借讀費了。我們縣有兩所高中，平均招生1000人/校，近幾年“平價生”（我發現，漢語的造字功能真強，“平價生”為分數超過某一分數線的人）400人，剩下600人為“高價生”。在我村，誰家孩子要是考上“平價生”就是一種莫大的榮耀，如果不出什麼意外，考上大學的可能性較大。今年我縣高中的平價線是363分（據在高中教英語的姐姐說，相當高了，並不是很多人過這個線），低於這個線的，一分交人民幣100元。很遺憾，我們這個隊裏只有一個考上線的，還有3個不行，其中一個是312分，他家人跟我講，無論如何也要上高中，但是決不能交這麼多錢，因為他家真的沒有那麼多錢。

　　再說大學，這時情況也許好點，或許更慘，因為允許貸款。前提是你要考上好一點的大學，據我所知，有的大學根本不給你擔保，或者是象徵性的貸一點。這時有的家庭祖祖輩輩好不容易出個大學生，砸鍋買鐵也供孩子上學，求親告友，奔走鄉裏，借錢。

　　而且，高考制度的不公平就在於：1、抹殺了同一招生區域內的地方教育水準差距；2、忽視了城鄉教育水準差距。這樣的制度條件下，看起來公平的高考就成了有錢投入的人們的遊戲，有幸進入大學的農村孩子則鳳毛麟角，不過是一種可有可無的點綴而已，用以粉飾高考制度的公平。顯然，進入大學人們並非個個出身富家。我統計了一下，我們大學時的班裏只有5個人來自農村（班級有30人）。在西部農村，普通家庭的年均收入最多不會超過10000元，這還要包括必須的農業生產投入和為下一輪生產必須預留的投入資金，還必須包括在生產中已經花費的費用。在扣除成本和這些必須的支出和不要的家庭生活支出之後，基本上是不存在什麼剩餘資金的，就算是有，也就只夠繳納一個大學生的學費。而一般的大學生活費最少大約需要250元/月，他們生活窘迫也就是可以理解也可以想像的了。考上大學對大多數農村家庭來說，經濟上是摧毀性的，可以讓一個家庭幾年內不添置任何東西，生產投入上下降最後導致收入下滑。在多數情況下，一子一女的家庭一般都會選擇讓女孩子放棄。當然，這是被迫的，其中也存在某些可以被稱為性別歧視的意識。

　　由此，所謂的高校擴招就成了對一部分“先富起來的人”敞開大學校門，而向原來的弱勢群體關閉大門的過程。原來的社會不公現象並未因此而改變，窮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也並沒有增加。因為大多數人早在走進高考考場之前就已經放棄機會了，堅持到最後的僅僅是少數，能在千軍萬馬中擠過獨木橋的就更少了。當然，即使再窮，只要能擠過獨木橋，大多數父母無論如何也是要把孩子供出來的，就是砸鍋賣鐵也不夠，這種話最後只能是一種豪言壯語，說了不起任何作用，很多人最後沒辦法，還是要拖欠學費。

　　昂貴的學費本質上是過高的門檻，實際上剝奪和限制農村青年的受教育權。本人出身農門，幸虧早幾年讀書，想想再後幾年的學費，肯定是沒有大學可念，再想像一下因沒有出路被羈於農村的“悲慘狀況”，真是嚇出一身冷汗，心中顫慄。

　　6.民工問題。

　　前面我已經說過，村裏至少有一半外出打工。但打工有很大的區別，有的好一些，一年下來能那5000元已經是最好了，實際上我們村出去打工的，吃飽喝足回來後能剩下2000元已經不錯了。也有一部分人出去回來後兩手空空，除了車票和城市的回憶外沒有別的了。種地是不賺錢的，打工賺來的錢用來支付各種費用。

　　7.消費問題。其實農民由於觀念的影響，對享受這兩個字並不理會，只要讓他吃飽飯，兜裏還有點餘錢花，他們已經心滿意足了。對農民來講，最大的事情莫過於娶媳婦了，當然，這也是一筆有生以來最大的開銷。如果一個農民有一個兒子，他就會很輕鬆。但是在我這個年齡段的時候，也就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剛開始實行時，，生的兒子多無疑是一筆巨大的財富，會受到別人的羡慕，這是當時社會特定的結果，我們沒有太多權利去指責他們的愚昧無知。我們在哀其不幸的同時，是否也應該考慮到當時我黨政策的偏頗，我認為不應該全由農民負起責任，是我們社會共同的苦果。

　　 我而舅家有兩個兒子，現在大兒子今年年底結婚，蓋房子費用（截至到我回家時）已達18000元，加上一期彩禮6600元，其他的請客吃飯什麼的也花了2000元了，到迎娶時還要追加二期彩禮，還不知道多少呢。透過而舅那因娶兒媳婦而欣喜的臉色，我卻看到了他那渾濁的眼睛裏散發的憂愁。二兒子也到了結婚年齡了，這該怎麼辦？

　　當然，還有別的花費，諸如送禮等等。對於中國人來講，送禮好像是天經地義的事情，慶賀送禮，奔喪送禮，當然最大的是辦事時給領導送禮。在中國，法律雖然不夠健全，但更關鍵的是，法律的被莫大忽視，60年代時，國家主席劉少奇拿著一本《憲法》高呼“我是民選的國家主席”，但對於中國幾千年來特有的人治社會，法治只是書面化的一個烏托邦而已。所以給領導送禮是大大的必要了，我身有體會，沒辦法，即便是合情合理的事情，沒有禮前開路，各路關卡能把你折騰死。送禮是一個必不可少的花費，而且數目不菲。

　　等等，問題多多，限於篇幅，就不介紹了。

　　 下面我先大致談一下別人的觀點，再提出我的評論，最後給出我的觀點。

　　著名經濟學家茅於軾的觀點是：不斷把農民變成城裏人

　　茅先生認為：“三農”問題總的來說是農民收入低。現在提“三農”問題有一個根本性的偏差，認為這是一個問題，其實它是一個過程，事實上並不是現在有個什麼問題要解決一下，而是要持續不斷的完成一個任務，這個任務就是不斷把農民變成城裏人，這個過程可能要持續三十年到五十年。中國現在還沒有完成工業化，從根本上講還是一個農業國。農民不變成城裏人他的收入就高不了，等絕大部分農民都變成城裏人了，剩下的農民收入才能得到提高。所以說“三農”問題的解決是一個城市化，或者說是工業化的過程。這個過程完成了，“三農”問題也就解決了。

　　　　總的來說，我對茅先生還是比較敬佩的，他身體力行，在山西建立一個小型的扶貧基金會，這讓我想起了社會主義思想的探討者歐文，雖然茅先生沒有足夠的資金。

　　茅老所說是要降低農民在城裏生存的成本，也是為農民進城創造更好的條件。三農問題的核心在於農民。要為農村大量的富餘勞動力尋找出路，從經濟角度而言，城市化、工業化是我們目前能找到的唯一可行之路。

　　　　但我不太欣賞茅的看法，農民和城裏人不可能在同一競技競爭線上，在農村被損害，未必到了城裏就會改觀，只不過遭遇新的損害罷了。問題不在於把農村人變成城裏人，或者把城裏人變成農村人，問題在於要不斷把他們變得更象人:基本的權利、基本的生活和政治表達管道、基本的司法救助管道、基本的尊嚴、基本的自我救助與互助管道與能力，等等。。。。。。。沒有這些，城裏人又如何？

　　　　農村改革不僅涉及經濟領域，還涉及政治、文化生活等方方面面。只注重經濟的增長而忽視文化發展、社會進步、政治文明，造就的就是更多的“數位天才”，而忽略了更深層面的東西。改革進行到今天，孤立地只對經濟領域進行改革和規範並不能起到治本的作用，上層建築中某些與生產力不適應的部分也是我們改革的重要方面。同樣的，農村改革與城市改革也需要配套進行，統一規劃，即要統籌城鄉經濟發展。

　　其實茅先生是很高明的，真話說得恰到好處，既討好很多人的味口，又不得罪政府，這就是水準，呵呵。

　　　　我覺得那種提法很成問題是因為掩蓋了問題的癥結所在：不是城裏城外的問題，城裏那些問題沒有嗎？

　　教育經濟學者魏新先生的觀點：承擔社會資源再分配職能的教育機構在很大程度上是弱勢群體改變自己生活處境的唯一通道。

　　魏新先生認為，不僅民辦學校，而且公立學校節節提高的的收費很大程度上破壞了這一通道。社會中堅力量與其他人比較起來，主要的無非是力必多分泌得較多而已。農村中力必多較多之輩肯定會要求向上層流動。而如今的高等教育收費破壞了農村中力必多較多之輩改變自己生活處境的唯一通道，無法昇華的力必多無疑是危險的來源。

　　對於農村而言，管道尤其狹小，以前還有參軍等途經，現在只有教育這一條路徑。歷史形成的結果不平等已是不公平的，如果權利再也不平等，那麼如何有公義可言。目前的希望工程、助學金、貸款等無疑杯水車薪，無助于解決根本問題。我認為高等教育應有國家支付費用，至少95%以上的費用應由國家財政負擔。這裏並不是國家能不能負擔的問題，教育經費預算在GDP中比例極小，肯定有調整的餘地，因此是國家願不願意支付問題。

　　呵呵，我總認為魏新先生是很對的，但問題不是國家願不願意的問題，而是國家的政策是怎麼想的，教育產業化剛開始，就想督促中央更改方針，似乎不太可能，對於中國目前的狀況，我們不要太奢求。

　　從1998年起，國家開始把高等教育當成一種產業。有人論證，高校擴大招生可以擴大消費，進而拉動經濟增長。這一年的中國的確內憂外患，內有全國性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災害、外有東南亞金融危機引發的全球經濟震盪，新一屆政府制定的8%的經濟增長目標能否實現成為一個嚴峻的問題。國內專家紛紛獻計獻策：擴大消費以抵消出口減退的影響，用國內消費拉動經濟增長。關鍵的問題在於如何拉動消費。又有人論證說，高校擴招與消費增加之間為正比例關係，還有人計算出每擴招多少人可以使消費增長多少的函數關係。國家確信，這是一個可行的辦法，一方面可以擴大高等教育覆蓋面，一方面可以拉動經濟增長。於是，國家命令全國普通高校全面擴招。次年，全國普通高校按計劃進行擴招，1999、2000、2001、三年，擴招幅度連續上漲。與這一計畫相伴隨進行的是，高校收費也迅速增加。1998年全國普通高校每人年平均收費大約為3500元，而2001年則上升至5500元左右，有些學校甚至超過6000元。

　　如果說，這幾年裏的公務員工資上漲和普遍的工資收入增加減輕了這種漲價給城市居民帶來的衝擊的話，那麼，在這幾年裏收入並未增加的農民面對如此高昂的收費時的窘迫就可想而知了。這源於高等教育收費是一種壟斷價格。而且，如果高等教育真的是一種產業，那麼它的市場就是壟斷的，而非開放的，是沒有競爭的。雖然高等教育收費標準一提再提，但高考時“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狀況並沒有因此而改變的原因也就在這裏，因為你在壟斷市場上別無選擇，除非你放棄教育這種消費。在這種情況下，高校擴招就成了一個巨大的陷阱，而高校收費標準的提高則成了國家對老百姓赤裸裸的掠奪。雖然民工的工作條件差、工資報酬低，但他們仍然會和各種小老闆們簽下“生死契約”，這曾經受到了廣泛的輿論批評；但是，國家在通貨緊縮的時候依然提高高等教育收費標準的現象為什麼沒有人關注？難道沒有看出高校擴招是一個陷阱？如果看出來了，為什麼沒人提醒一下無辜的人們，或者建議國家降低收費標準？

　　何清漣曾在一篇文章中說，她在湖南一個電視臺參加節目時，當時有許多下崗職工子女大學生們聲淚俱下的譴責了社會不公現象，她當時的感受是很感動。也因此，她在後來的文章中稱，許多年輕的大學生朋友們是最容易接受“新左派”的誘惑的。1991年，中國第一次正式的對外公佈了失業總人數。1995年以後，國有企業改制大範圍開展，當時流行的觀點是精簡人員，實行股份制。由此引發全國性的原國有企業職工大面積下崗浪潮。到1998年時，保守估計的失業人數為5000萬以上，有些危言聳聽的人甚至誇張到2.54億，連最保守的國家公佈數字也不得不承認了800萬這個數字。“今日中國”叢書中的一本把這稱為“失業衝擊波”。“二十一世紀，誰養活中國？”一類的驚呼也時時出現在公眾輿論和某些學者中間。

　　事實上，在此之前的教育機會就已經不平等了，改革的既得利益者們在保住自己的飯碗的同時，也保住了自己子女比較好的受教育機會。而下崗職工們在下崗之前本身就是原所在單位裏的弱勢群體，下崗在加劇他們的生存條件的同時，他們的子女受教育的機會也不同了。有錢人上的中學一般來說，各種條件都比較好，考大學也相對容易，對他們來說，重要的是考什麼樣的大學，是不是能為日後出國做準備之類的問題；而下崗工人們則只能上廉價的中學，他們考上大學的機會也相應的小一些。教育條件的不同引起的是他們在看上去似乎公平的高考競爭中其實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進入大學以後，下崗工人們的子女無論是在生活條件上、還是在學習條件上也都呀比富人們要差很多。在經濟學家們拼命論證大量的職工下崗是改革的必經階段、是改革的陣痛，職工下崗是企業甩開包包袱大步前進的準備的時候，他們忽略了，他們所論證的是讓窮人更窮，企業發展所帶來的則是讓富人們更富。而且，從結果上說，很不幸，大量的職工下崗並沒有使國有企業走出困境，經濟學家們許諾的時代並未到來。

　　當然這段主要寫下崗職工的，這恰恰也反映了農民階層並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也就是說，沒有受到重視。如果國家重視城市下崗工人是害怕動搖了執政基礎，那麼農民呢，至少有8億人在農村啊？！據網上流傳，國內一著名大學的教授張光鬥先生說，大意是農村孩子可以不上學，因為還有1畝3分地可種，城市人就不行了，呵呵，哀哉，大學教授也！我認為，在現階段，農民階層和工人階層劃分的還很明顯，我想，如果真的採取了（而且我認為必須採取的措施）農村城鎮化，農民和工人其實並沒有本質的區別。所以我認為，我黨採取的政策似乎太偏向於城市了，殊不知，真正的危險是在農村，這是一股暗流。

　　孫大午：“農民要向城市轉移，農民的出路在於城市化”，我覺得這個事情又是行不通的。等等。

　　先說一下“小城鎮建設”。小城鎮建設也有十年了。成功的小城鎮有，但是廖廖無幾，可能沿海有。如果在內地、西部地區，就算產生了小城鎮，也都是政府投資的政績工程，無非是修花園，拓公路，建房子。現在提出來“農民要向城市轉移，農民的出路在於城市化”，我覺得這個事情又是行不通的。農民進城就得是打工賣苦力，同時帶來非常危險的因素。農民在農村不會發生暴力革命，但是農村問題一旦成為城市問題的時候，國家就要亂了。我覺得國家不投資建小城鎮都難，國家也沒錢，就是國家有錢也不可能給農民去建城市。我覺得讓農民進城、農村城市化是一個夢，是農民一個遙遠的夢，不符合現實。

　　 首先我對孫大午先生是很崇拜的，他敢講真話，而且是個實幹家。孫大午現在進監獄了，這在我們都認為孫大午先生是一個振興民營企業的典範時，他進了共產黨人的監獄；還有，本文開頭提到的李昌平的鄉黨委書記也辭職了，就在我們對他們報以深切希望時，他們卻在中國當前的環境下沒有好的下場。這對共產黨當政的中國來說，是一個莫大的諷刺。不管他們所謂何事，我為現實感到悲哀。

　　首先我堅信城鎮化的趨勢一定會實現的。但我認為在相當長的一個歷史時期內，農村城市化和農民進城的解決方案僅僅是一種窮困的轉移，轉移窮困的同時，也增加了社會動盪和動亂的危險和風險。幾年前就有傳聞農村要進行集體城鎮化，現在我調查我們當地人好多人都這麼認為。我一直在疑惑，城鎮化的資金從哪來，就在人們津津樂道的同時，我總感覺困難很大。我想單靠農民何農村本身並不能實現城鎮化，這是一項國家級工程，如果能實現，這在中國歷史是一個很重大的事情。這項工程必須由全體中國人去進行，去承擔。

　　最後我要說出自己的見解，其實我感覺只要在羅列事實的時候加入一些自己的評論，還有在引用別人觀點的時候進行分析不就行了，即便我是我提出一個觀點我想也是一種很幼稚的空喊。不過老師要求的必須提出有助於問題解決的有價值的建議或觀點，措施，呵呵，只有鼓起勇氣，厚著臉皮，說出自己的觀點。

　　我的看法可能會招致一些批評：我把解決農村的希望只惟一寄託在執政黨，尤其是最高領導層，這是中國的現實，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必須認識中國的現實，中國就是惟一的黨在領導的國家，這個黨不是一般的黨，因為從理論上講他是覆蓋一切的，所以想要解決問題，就必須依賴這個黨。除此，別無它策。

　　一、 政府的機構改革，減輕農民的負擔。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管理學博士後于建嶸同志把農村問題的原因總結為“掠奪性政府”，我有點認同。他把地方鄉鎮政府單獨從整個國家體制中劃了出來，因為它們既不代表農民，也不代表中央，它們的存在僅僅是為了對農民利益進行掠奪。我覺得，解決農村的辦法其實非常簡單，讓掠奪的政府不掠奪就是了，也就是去除根源，這比什麼都重要。但問題是如何去除，是否能夠去除。我認為，最實際的一點是精簡政府機構人員。

　　好像是老調了，朱鎔基總理在任時就進行了大力的機構改革。恕我直言，朱總理的這一舉措在基層好像一點反映沒有。我在農村做過調查，很多人不知道這一政策為何物。其實，中國龐大的官僚機構比之宋代有過之而無不及。現在農村政府人員臃腫，官員和農民比例驚人的高，從我們縣級來講（上層的好像我不知道多少，全是道聼塗説，只能以我知道的為例），縣長縣委書記各一個，副的各有四個（!），分管縣的各個方面。下麵是局、鄉，我們縣有12個局，18個鄉，當然局長、局黨委書記、鄉長、鄉黨委書記各一個，還有若干個副職。鄉（過去叫公社，我調查時我那的人還說是公社）下麵有村委，至於每個鄉有多少村委，我沒有資料。一般鄉裏有鄉政府、鄉派出所、鄉衛生局等等若干機構。村委裏也有一般為10個左右的人員拿工資，村支部書記，村長，副職等等。當然每個機構都有幹部和其他“工作人員”。寫到這裏，我為我們中國的農民，具體來講，是全體中國人感到悲哀，解放了50多年，喊了很多年的口號，農民還是一貧如洗，推倒了三座大山，迎來了一片青藏高原！

　　我認為精簡機構這樣的政策應該從基層做起。完全可以撤掉村委這一級，因為村委已經失去了它原本的義務，它的存在只是過去計劃經濟時代的一個廢棄物。而且，在鄉（局）政府這一級上，沒有必要留太多的機構和崗位，該撤掉的一定要撤。以期減輕農民負擔。

　　二、 大力加強教育，切實實現9年義務教育。

　　教育問題，關係到中國的國計民生，這是一個大問題。老實不客氣的講，中國的落後很大程度上歸罪於教育的落後。中國的農村是一個最大的受害群體，而我認為，如果政府不把急待解決的教育問題做好，解決農村問題說到底只是共產黨本身的一個彌天大謊而已。

　　歷史形成的結果不平等已是不公平的，如果權利再也不平等，那麼如何有公義可言。目前的希望工程、助學金、貸款等無疑杯水車薪，無助于解決根本問題。

　　9年制義務教育，實際上就是初中教育。而且，對於9年制義務教育本身是一個過去的口號，現在應該是12年義務教育了。教育經濟學者魏新先生認為的高等教育應有國家支付費用，至少95%以上的費用應由國家財政負擔。我認為不可能也不現實，因為大學本身現在已經是產業化，我們只能順應這個形勢。但有一點，初等教育國家我想應該由國家財政負擔。教育經費預算在GDP中比例極小，對國家來說，對於農村，這一點是必要也是必須的。

　　如果國家提供和保障了憲法規定本來每個公民都享有的受教育權，情況將大有改觀。中國的現代化，最根本的還是人的現代化。如果說無法完成農民的現代化，又如何完成整個中華民族人的現代化。而人的現代化的最要解決的是教育問題。讓農村青年接受高層次的教育何新思想的洗禮，那麼中國新的中堅力量的主要來源就被保證了，就有了補充和後備力量。

　　三、 保障法律上的個體經濟和國有經濟的平等。

　　現今農村剩餘勞動力到城裏打工，咋一看，挺好的。可是放遠眼光，難道要農民祖祖輩輩都到農村打工在？城市裏的繁華和農村的蕭條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難道我們要把城市和農村的差異印在農民的觀念裏？這不可能，也不應該，人生來是平等的，而現實確實那樣的不平等，在這種狀況下，我們有理由擔心中國9億農民會不會也出現如同貧富懸殊的印度社會中的“黑夜政治”（注：印度的“黑夜政治”現像是指：一些白天幹著卑賤工作的下層人，到了晚上，就可能伺機對富人進行侵襲，向富人砸石頭，毀壞他們的財物。總之，這些“歹徒”很可能就是白天畢恭畢敬為所謂的“上等人”擦鞋的下人）。從這個意義上來考察“三農”問題，就已經遠遠超出純粹經濟發展的問題，它直接關係到我們社會政權的穩定與發展，它不再僅僅是國家領導人關心的問題，而與生活在城市中，享受著城市文明帶來的成果的每個普通市民相關。

　　現階段國家對國有經濟的保護其實並不是各個規章制度的公正無私，甚至是偏袒，所以現在有很多人依賴於這種偏袒生活，出現了象銀行、郵電等部門的特權地位。中國的官員被行賄，為的是把行賄人調進這些部門當中，這些部分真的是永遠受國家保護嗎？當然我說這些和農民沒有什麼直接的聯繫，這些只是國有經濟的代表，可是我們從大的角度來看，這是個體經濟和國有經濟的不同之處。農民必須想到自己的經濟方式，而個體經濟是大多數農民所能做到的，而當和所謂這些國家部門(是不是也屬於農民，因為農民也是人民)利益向衝突時，天平經常會把個體經濟的利益拋在一邊。

　　由於中國加入WTO，幾年後我們的國有企業要和世界上的企業競爭，我們不無擔心，我們國有企業的生存能力。所以我認為與其在幾年後被世界企業擊跨，還不如被我國的國內企業吃掉。這就要求政府應該放棄對國有企業的偏袒，而必須維護法律上的平等。

　　四、關於財富的問題。

　　等等，還沒寫完。

　　為什麼我的眼裏常含淚水 因為對這土地愛的深沉

　　為什麼我的眼裏常含淚水 因為哀民生之多艱

　　為什麼我的眼裏常含淚水 因為恨天道之不達

　　為什麼我的眼裏常含淚水 因為痛天賦人權之逝去

　　歡迎各位前輩和牛人指點一二，小蟲在此深深謝謝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e56d2b01000au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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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與中國三農問題

組員：潘龍霆（經三A）90151101*

範愷玲（經三A）90151104

鄭怡潔（經三A）90151124

陳家瑋（經三A）90151125

吳靜怡（經三A）90151139

陳沛毅（經三A）90151151

周威辰（經三C）90112006

2004東吳大學生經濟論壇參與論文

摘要

林毅夫，在中國佔有重要地位的經濟學家，現在任職於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他對於中國三農問題提出了很多自己的見解以及看法。在此，我們將從林毅夫對中國三農問題所提出的各種理念做為我們研究的重點，對於他所提出的各個觀點加以探討其正確性，並且將會評估中國大陸現今的三農現況所存在的問題，是否可與其觀點相做結合。最後，我們將會用不同的點、線、面各種不

同的角度，來判斷實行後的可行性為何。

關鍵字：林毅夫、三農、城鄉差距、趕超策略、比較優勢、勞動力轉移

壹、前言

中國，一個擁有五千多年歷史的泱泱大國，蘊含豐富的自然及人力資源，再加上強大的軍事武力與發達的重工業，但為何今日的中國卻遲遲無法成為世界的龍頭？照理說，中國如果可以善加利用此與身俱來的優勢，中國今天所累積的成就一定不止於此！但是，現在中國普遍存在社會經濟、政治體制、對外關係等方面處理不善的問題，根據資料顯示，我們認為，「三農」問題其實正是中國這些問題的罪魁禍首！所謂「三農」，就是指「農業、農村、農民」。長久以來，三農問題一直困擾中國整體方面的發展，不僅是對於國家內部經濟的限制，更帶給中國在對外發展的格局上，也有著不小程度的影響力。雖然中國一直試圖想要以改革來解決三農問題，並在1978年農業改革中，也曾經露出一線生機，但是由於改革的規劃不完善，反而造成近幾年來中國城鄉收入的差距日益擴大。今日，三農問題似乎又重新受到世界各國以及中國政府當局真正嚴正的關注。

想要知道三農問題的病源嗎？想瞭解什麼才是醫治的良藥嗎？我們將會以客觀及宏觀的角度來探討中國的現況分析，並且比較中國和台灣的農業改革到底有何差異？為什麼台灣可以成功，但是中國卻還是停滯不前呢？現在，就讓我們藉由林毅夫先生所給我們的啟示，一起來探討困擾中國以久的三農問題吧！

貳、中國三農問題

中國「三農」問題為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的簡稱，其問題根本來自於中國本身城鄉二元經濟體系下，由計畫經濟轉向市場經濟過渡時期所產生的現象，導致了城鄉市場隔絕、農村消費條件不充分、市場發育不完全等狀況，這大大影響了中國整體農業的發展。

一、農業

近幾年中國科技發達，農業技術改良，然而，中國的農業總產值卻遲遲沒有顯著的增加，探究其根本的原因在於農村資金短缺。因而導致農業方面無論是再基礎建設，或者是在產品技術的研發費用提撥的不足，使農業無法有良好的發展。近幾年來，中國地方財政產生嚴重的赤字，並且有逐年加重的趨勢；而對於農業基本建設與科技三項費用所佔總財政支出的比率更是僅有10%不到，導致農業資金投入不足、技術進步緩慢和農業沒有發展後勁。

二、農村

中國城市和農村人口的收入差距是全世界最大的，由1985年的城鄉收入比為1.86：1到1995年的2.71︰1到2003年的3.24︰1，十多年來城鄉差距不斷擴大，這正是農村問題的核心。70年代以前的集體農業生產時期，曾流傳著一個口號：「出工一窩蜂，幹活大呼隆」。可見當時人民公社因為缺乏監督使得勞動激勵不足，搭便車成為十分普遍的現象。70年代後期，農業改革開放之初，農村實施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農民工作態度因此轉為積極，農民收入逐漸增加。

然而，1985年以後，農民勞動力流入離土不離鄉的鄉鎮企業，但由於1997年後城市企業普遍生產過剩，使許多鄉鎮企業面臨龐大的競爭壓力因而破產，勞動力也回流農業。同時，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所帶來突發性的效應已經釋放完畢，造成農民收入減緩；再加上過去中國政府一心一意全力發展東部沿海城市，為節省發展成本，農村的許多農產品的價格都受到政府人為控制。使得當東部沿海發展對農產品需求強烈時，其價格被壓低而使農民收入銳減，造成農村在補貼城市的發展，最後城市越發展農村反而越衰落，城鄉差距不斷擴大。

與中國平均經濟成長8.5%相較之下，城鄉差距擴大的問題卻日益嚴重，如何增加農民收入正是解決此問題的關鍵。

三、農民

農民問題主要來自農民收入增加緩慢以及競爭力不足。現今農民平均每月純收入只有187.785元，根本不足以支持農民的日常生活，主因在於農村勞動力過剩的問題極為嚴重；然而，當農村剩餘勞動力試圖轉移到城市工作時，卻因教育程度普遍低落而無法與城市勞動人口競爭。因此，若解決農村勞動力過剩的問題並且提高農民教育水準，則可以解決農民收入的問題。

參、林毅夫提出解決中國三農問題的十一項方針：

一、加強農村基礎建設

所謂農村基礎建設，指的是水力、電力、道路等建設，例如：增設水壩、灌溉系統、水利發電廠……等，反觀在中國三分之二戶數的農村地區中，與生活息息相關的基礎建設卻十分不足，不僅供電設備老舊加上電價昂貴，而且自來水的使用率也不到五成，這將成為限制農村居民對現代消費品需求的主因。

農村基礎建設提供瞭解決城鄉差距問題的方法。首先，根據中國統計局的資料顯示，農村人民對電價和電器的交叉彈性相當大，同樣對水價也是相同情況，因此增加基礎建設使水、電價格調降，將引起農村對電器消費的熱潮，啟動農村消費的需求，進而可以解決城市企業生產過剩，使國民經濟走出通貨緊縮的困境，促進提高農民收入，平衡城鄉差距。農村基礎建設亦會使農村經濟和社會事業長期受益，也不斷為全國經濟成長提供新的空間，提升經濟發展水準，進而可以實現農村勞動力和農村結構的調整，增加農民收的收入。故農村基礎建設是解決三農問題的首要政策。

二、避免價格受到人為控制

過去農村有許多農產品，如糧食和棉花，其價格受到人為控制，使得當東部沿海發展對糧食和棉花需求強烈時，農產品的價格反被壓低，使農民無法獲得應有的收入，導致農村補貼城市的需求，城市愈發展，農村反而愈衰落，最後城鄉差距不斷擴大，此種現象在現今財政稅收上仍可發現。

三、WTO的契機

加入WTO雖衝擊了土地密集型農產品，但在自由競爭市場的比較優勢下，貿易關係較正常，出口的管道比較暢通，中國所具有優勢的勞力密集型產品，如蔬菜、水果等的出口也會增加非常多，將使城鄉差距和農民收入問題獲得改善。由於加入WTO，人為價格的控制將會瓦解，當城市對勞力密集農產品的需求上升時，價格自然上漲，如此，城市發展將拉動農村發展。另一方面，勞動力密集的產業如鄉鎮企業，提供許多的就業機會，農村剩餘勞動力得以轉移，亦可以增加農民收入，讓城鄉差距趨於平緩。

加入WTO對於提高農業的科技水準、技術水準也是有幫助的，各種有形的和無形的技術，包括新品種或者機器設備更容易進入中國，對提高農民收入是有幫助的。

四、解決通貨緊縮釋放潛在需求

通貨緊縮主要是由生產過剩所引起的。由於中國是轉型中國家，在雙重二元經濟體下，為保護國有企業，對民營企業有許多限制，使許多民營企業雖有高度投資意願卻無法投資。而在城市生產過剩時，相對於廣大農村有很大的消費需求，但基本建設的不足，限制了農民的消費。從另一方面，以農民的消費結構來看，農村居民消費從1984年(改革開放)佔全國居民消費的64.9%下降到1998年的47.1%，而農村人口佔總人口的比重僅從76.99%下降到69.6%，相對於城市居民而言，農村人口的消費水準明顯下降。因此，解決通貨緊縮須先解決政策性和制度性原因造成的需求無法出現，解決通貨緊縮後，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可能將因此增加，農民收入也可因此增加。

五、發展中小銀行，改善中小企業

中小企業為中國現階段最具競爭力的勞力密集性產業，但由於中國金融體系發展仍不健全，中小企業所最需作為間接融資仲介的中小銀行相當欠缺。雖然近年來地方性的中小銀行已逐漸發展起來，但最重要的是要實現商業化而不能受制於地方政府，並且具有適當的規模與健全的金融監管體系，以確保其充分發揮功效。如此一來，在農村勞動力過剩的情況下，中小企業的發展將有助於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因此，發展中小企業及解決中小企業融資的困難，是解決農民收入的必要措施。

六、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的重要

長期來看，除了努力促使勞動力轉移，更須維護勞力投入非農產業後，進城農民的權益。首先，須解決戶籍問題，因為改善戶籍制度才能使人民享有遷徙自由，進城後才能與城市居民得到平等對待。第二，應考慮實施土地的永佃制度，使土地使用權歸於農民，在土地產權屬集體的情況下，農戶之間仍可做有償轉讓或將土地出租，讓進入非農產業的農民可以有相當資金的保障，萬一工作失敗仍可回家務農，增加農民保障，也增加土地流轉，這將有利於整體農業發展。當一部分勞動力轉移出去後，剩下的勞動力必須著手農業生產結構的轉移，從附加價值低、土地密集型的糧食生產轉向高附加值、勞動密集型的蔬菜、水果等生產。

七、由趕超策略進入比較優勢

所謂「趕超」，是相對於這種戰略所確定的產業目標，與資源稟賦所要求的產業結構之間存在巨大的差異而言的。因為政治的因素，中國不得不選擇以優先發展重工業的發展戰略來保護自己，然而，重工業作為資本密集型的產業所具有的基本特徵，與當時中國經濟狀況相衝突，中國捨棄本身所具有的勞動力比較優勢而選擇發展重工業的趕超策略，產生極大矛盾。

不考慮資源的約束，而推行超越發展階段的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使中國整個產業經濟結構落入失衡的困境，也使農民的生活長期無法得到改善，其主要理由為產業結構背離資源的比較優勢，壓抑了經濟增長速度，降低農業勞動力轉移速度，使人民生活水準在長達20多年的時期內改善甚微。

中國是一個勞動力相對豐富的經濟體，推行比較優勢戰略能實現效率的增長，並能通過充分利用豐富的勞動力資源使勞動者充分就業，隨著經濟增長，勞動力逐漸變得相對缺乏，工資水準會不斷提高，勞動者便能由此受益；而趕超策略優先發展的是資金密集型的產業，所能創造的就業機會少，勞動力無法充分就業，工資水準將長期受到抑制，因此比較優勢戰略才真正可以實現經濟效率和公平的統一，也就是說，中國應將勞動力更多地用於生產勞動密集的工業製成品和種植勞動密集型的農作物，藉由貿易換取耕地密集型的糧食產品，改進國內的資源配置，提高資源利用效率，這也是中國往國際化進展的優勢。

八、取消部分農業稅

中國農業GDP的比重僅占全國GDP總產值百分之十五，卻要養活百分之七十的人口，根本無力承擔稅費任務，在可能的情況下應該停止向農民收取一切稅費。但是隨著經濟的發展，土地所有權容易向少數農業大戶集中，若貿然完全取消，並不符合經濟效益與公平，應將某些保留但將違反市場經濟公平原則者做刪減，如農業特產稅，在不傷及中央財政的情況下，幫助農民逐漸減輕負擔。同時，也可以培育農村土地租賃市場[1]，促進現代農業體系的形成，以應對WTO的加入，當農民有充分的自由之後，很多長期困擾的問題就會迎刃而解。

九、支持農村教育

確保農村人民完成義務教育與發展農村職業教育乃當務之急。現今的中國，很多農村的孩子被剝奪了受教育的權利，可悲的是他們甚至不能反抗，因此農村文盲人口多，文化層次低，不利於農業的根本增長和農村經濟的優化發展。農村的中、小學教師工資應由中央財政負擔，並擴大對流動人口職業培訓的公共財支出，將可減輕農民負擔。若要實現農業勞動力的轉移，除了須大量提供勞力密集型產業的就業機會外，為符合工作需要，農村人口也須具有足夠勞動力素質來適應城市裡的工作，而勞動力素質則和農村教育息息相關，因此發展農村教育將會是解決中國農民問題的一大關鍵！

十、發展農業科技研究

中國1949年之前就初步建立了一個具有分散特徵、有組織的農業研究機構體系。1957年，二十九個省級行政區也都建立了各自的農業科研機構，各機構之間也相互的分工合作。每一機構不但都在政府及上級機構的監督之下制定自己的研究計畫，還在農業部和國家科委所推動的研究專案中解決特定的問題，同時關注了地方與中央的農業問題，顯現政府對農業的重視。

中國農業在過去歷史中以優異的技術領先，即使在鴉片戰爭後落沒了百餘年，現今的中國仍然充滿了希望，農業糧食生產仍有提高單位產量的空間。所以如何將技術再革新，加入WTO後將會是一個很好與其他國家學習、合作的機會，投入農業科技研究將使農業、農民收入帶來很好的發展願景。

十一、建立全國統一的農產品市場

隨者中國東部沿海經濟的不斷發展以及農產品的生產成本逐漸提高，在比較優勢的考量之下，若隨著國內市場的分割，東部將自國外進口農產品，如此一來，中西部農村將無法享受到由東部經濟發展的好處，這將使得城鄉差距更加擴大，地區之間的不平衡也會愈來愈明顯，因此，政府應大力推行全國農產品市場統一，建立如道路、通訊等硬體設施，和市場、法律等軟體建設，使得統一的市場早日實現。在此統一市場制度建立之後，讓各個地區再按其比較優勢來發展，每一個地區會隨著經濟發展，不斷按照比較優勢的變化來調整產業和產品結構，為別的地區的產品創造需求或讓出市場，成為帶動別的地區發展的動力，進而可以解決地區之間收入差距擴大的問題。

要落實以上的方針政策，非常重要的是形成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完善體系，這一體系包括兩個內容:一是建立完善的公共財政體系和規範的轉移支付制度，通過政府調度財力實現農村發展的扶持；二是具體部門考慮問題時不能再實施“城鄉二元”政策，而要把城鄉放在同等位置，甚至農村優先。

肆、我們看中國農村基礎建設

在資料考量中我們發現許多因數皆和農民收入息息相關，在此模型中，我們嘗試使用研究各省農業基礎建設比例、農民人口所佔各省比例及可耕地佔總面積比來找出個因數與農業收入之間的相關性。

假設以農業收入作為應變數，以各省農業基礎建設比例、農民人口所各省比例及可耕地佔總面積比各令為自變數X₁、X₂、X₃，利用1989年中國27省資料可得出回歸式：Y=979.1994+1960.8022 X₁-783.9237X₂+408.1571 X₃。

在對得出的係數作顯著與否的判斷上，觀察各係數P值後發現，截距係數與X₁、X₂係數在95%的信心水準下皆為顯著，唯獨X₃的P值為0.7391遠大於0.05，對此模型幾乎毫無貢獻，應可刪除。

在整體模型顯著與否的結果顯示，F顯著值達95﹪水準，此模型的確具有參考使用價值，但R²偏低有可能來自與加入的解釋變數不夠完整，我們判讀極有可能導因於影響平均收入因數種類繁多，難以確切判斷，全盤考慮，諸凡氣候、地形、政策、教育水準皆有可能影響農民收入，導致R²值難以達到正常標準，但我們認為影響農民收入最大的因素是農業投資佔全省投資比例大小，經由檢驗模型顯示此比例的t值非常顯著，以下我們針對此來做討論。

表1西元1989年大陸農業迴歸分析

說明：1.Y：農業收入

2.X₁：各省農業基礎建設比例

3.X₂：農民人口所佔各省比例 X₃：可耕地佔總面積比

4.Y=979.1994+1960.8022 X₁-783.9237X₂+408.1571 X₃

伍、支出投資預算的經濟效果分析

在估算農村所需基礎投資金額後，對於政府支出在預算一期支出模型所造成的影響也應加以評估。

（一）假設G＝T，即政府支出由稅收支付並且沒有借貸市場，且無貨幣存在時，當政府支出G為達成農民目標平均薪資W時，對當期勞動市場和當其商品市場將有三種不同的影響。

（一1.G增加，由於G＝T，因此T上升，消費者的終身預算We=Y+（Y′/1+r）-T′-（T′/1+r）下降，假設消費C和休閒L皆為正常財，則休閒將隨We下降而減少，換言之勞動供給上升N^S↑。

總供給曲線因此右移。

2.G上升，由於G＝T，因此T上升，消費者的終身預算下降，因消費C^d_（r）為正常財，所以將因此下降。總需求曲線因而左移。

3.G上升使總需求曲右移，且「3」的效果大於「2」的效果，因MPC小於1。

藉由商品市場均衡使得產出Y和利率r皆上升，由於r的上升r₁→r₂，w′/1+r減少即未來休閒的機會成本下降，將使未來休閒上升，因此使現在的勞動供給上升（N^S↑）由N^S_2（r1）到。

並且由於r的上升將使I^d_（r）下降，並造成C^d_（r）除了We下降時減少外，因利率上升使C^d_（r）再次下降，對於一般來說，因I^d_（r）而造成未來生產力下降將會是社會的一種損失。總結來說，政府對基礎投資的支出若在同一期進行時，將使產出上升、利率上升、就業機會（N）上升，但民間的消費和投資將因此而減少。此排擠效果對社會而言可說是利多於弊。

在一切假設相同的情況下，比較對於政府支出在預算二期支出模型所造成的影響評估。

（二）假設G＝T，即政府支出由稅收支付並且沒有借貸市場，且無貨幣存在時，當政府支出G為達成農民目標平均薪資W時，對當期勞動市場和當其商品市場將有三種不同的影響。

1.G及G′增加，由於G的現值需等於T的現值，因此T現值上升，消費者的終身預算We=Y+（Y′/1+r）-T′-（T′/1+r）下降，假設消費C和休閒L皆為正常財，則休閒將隨We下降而減少，換言之勞動供給上升N^S↑，總供給曲線也因此右移。

2.和一期政府支出不同的是，根據Milton Friedman的permanent income hypithesis，終身財富下降造成的消費需求下降將和政府支出增加對總需求影響效果相同，因此總需求曲線將不會移動。

3.在商品市場的均衡下，r下降使勞動供給曲線左移

在此結果中，由於r的下降對投資需求I^d_（r）因此上升，而對於消費來說，終身財富的減少使消費下降，但利率的下降使得消費上升，因此消費最後的影響不明確，但可以得知的是在此假設下，若政府決定將基本建設支出分期進行，應可得到較政府一次支出更好的經濟效果。

陸、大陸和台灣農業的比較

以農立國的台灣在民國五十年代初期面臨經濟轉型，農民收入低，城鄉差距問題很嚴重，加上人均耕地面積隨農民的增加越來越少，龐大的農村勞動力極需另尋出路，這個狀況和現在的中國大陸極為相似，但現今台灣的農業情形已有明顯的進步；反觀大陸，三農問題卻非常嚴重，讓我們就以下幾點做探討吧！

一、自然環境

台灣南北縱長394公里，東西最寬處約144公里，總面積大約是3.57萬平方公里，且四面環海，對外貿易方便；而大陸幅原廣大，南北長約5500公里，東西時差四小時以上，具有廣闊的土地，面積約960萬平方公里，大陸的面積大概是台灣的268.91倍，因為這樣的地理因素，使得大陸在實行各項政策較不易推廣。

二、台灣可以？為何大陸卻窒礙難行的迷思？

（一）   台灣在1950年代政府就有感於農民教育的不足，而大力提倡識字教育，

使得農民的素質大大提升；而大陸在長期社會主義制度下，農民已習慣於較為被動的指導式生產，對於吸收新知識，採用農業新技術之認知不足，且文盲人口多，文化層次低，以致農業生產力難以提昇。

（二）   台灣政府有感於農民收入極低，生活困苦的情況，在1949年實行三七五減租，使得農民的收入大大增加，隨即在1953年實施耕者有其田，在這個政策下，地主除了可以保留部份耕地之外，其餘的都要放領給佃農，對長時間受地主壓迫的佃農來說，擁有自己土地的農民，將會比以前更加努力工作。完全地激發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進一步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農業生產產值從1953年的103.9億新台幣增至1968年的488.8億新台幣，增長3.7倍。

反觀中國大陸，1978年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初期使得農民收入增加，但是實行到後來，效果及幫助已經越來越不顯著，尤其在中國絕大多數群眾解決溫飽進入小康社會以後，今天中國農村面臨的突出問題，已經不是農民的溫飽問題，而是增收、致富的問題，但是由小塊分散土地的家庭土地聯産承包責任制解決不了增收問題，滿足不了農民致富的要求。因爲，大陸是一個人多地少的國家，每戶農民靠種幾畝耕地，即使土地回報率很高，收入總量也是難以有較大增長的。1997年農民從農業中獲得的人均收入爲1267.69元，而2001年則爲1165.17元，這4年間的人均農業純收入減少了102.52元，由此可以證明，中國大陸農戶想靠幾畝承包地致富是不可能的。

（三） 台灣農業科技研究經費較為充裕，而且絕大部分之科研經費係來自於政府預算，但大陸農業科技研究經費卻相對較為缺乏，其中除部分經費由政府預算支應外，其餘皆須由研究單位自籌。

三、結論

2000年時，台灣每戶的平均耕地面積有1.11公頃，而中國大陸卻只有0.4公頃，且當時台灣農業人口佔總人口的比例為17%，大陸為73.3%，由此基本資料顯示，中國農村人口所佔比重甚高，農業勞動力人口仍佔全國總就業人口超過一半之比率。雖然兩岸農業皆屬小農經營型態，但是台灣的農業最後走向精緻化，農業發展的前景也很看好，而中國農民卻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我們認為，一方面是因為中國地方太廣，使得很多政策實行起來都有困難，再加上中國地形上的限制，阻礙了農業的成長。所以，儘管中國農民在實施承包制後提高生產率也解決了基本的溫飽問題，但是要再有更進一步成長達到均富就比較困難，這是也就是中國三農問題長期以來一直無法改善的原因！

柒、現況分析

    綜觀以上林毅夫對三農問題所提出的各種解決方針，我們認為林毅夫的看法過於完美理想，因為若可依照林毅夫所提出的解決辦法實際施行，那麼三農問題就不會是現今中國經濟發展極待解決的難題，也不會有生活困苦收入極低的農民，及城鄉差距過大等一連串問題的產生了！這讓我們不禁要問為何長久以來林毅夫的看法難以實行？又為何有些主張加以實行卻又效果不彰呢？以下我們將依據現今中國農業的現況，提出實行上面臨的困難及阻礙，並提出我們認為最適宜的解決方法。

一、          加強農村基礎建設談何容易！

　　林毅夫提出增設水壩、灌溉系統及改良道路等基礎建設來降低中國農民的生產成本，增加農民的收入，但是執行起來卻困難重重。1982年中國曾提出以「六小工程」為主的農村基礎建設，實行之初確實改善部分農村地區的飲水、交通、用電、燃料等問題，同時也增加了部分農民的收入，但卻無法滿足廣大農民生產生活的需要，主要是因為基礎建設從設計到工程開工，再到工程完工的整個過程中，發揮效益需要很長的時間，且中國有55%的國土面積不適宜人類的生活和生產，更遑論改良農業基礎建設，且因為中國的制度及發展重心是以重工業為首要的目的，所以中央在財政上將大部分的資金發展重工業，分配給農村基本建設的比例相對上就很低。

　　由此可見，林毅夫的想法太過簡單達觀，改良農村基礎建設確實是改善三農問題的關鍵，但他卻沒考慮到中國在地形、資金及政策上要克服的難題。所以我們認為中國必須先調整中央財政上資金的配置，否則沒有足夠的財力後盾去擁護農村基礎建設，有再多的理想都不過是紙上談兵吧！

二、中國大陸農產品價格政策與問題

長期以來，農產品受到政府管制價格，使得農民不能得到應有的收入，即使農業發展愈益進步，農民依然一貧如洗，最主要的原因是政府實施的政策不良所導致的。

近年來，中國大陸似乎也有意改革。1998年中共國務院提出五大改革，其中農業部門的農產品流通體制改革對未來大陸農村經濟有關鍵性之影響，但主要問題是來自於價格問題。過去透過財政補貼的農產品價格政策已不可行，未來中國大陸農產品價格一定要由市場決定價格。因為價格是調節供需的重要機制，合理的價格可使經濟體系正常的運作。農產品價格的高低影響到農民的收入以及城市中居民的生活水準。改革開放前，大陸農產品價格均由中共中央及國務院直接主導，使得農民受到價格因素而得不到應有的報酬，所以農產品價格改革政策是重要且要立即改善的。

反觀現階段大陸農產品價格問題，主要表現在合同定購價格遠低於市場價格。也就是政府購買的價格低於市場應有的水準，且城市居民可以較低的價格購買農產品，使農民收入增加緩慢，導致報酬不高。因此，政府實行的改革政策被地方政府壟斷封鎖的局面所白費了。再者，剛發展的市場不穩定，政府不會調控，以致於市場經常呈現出大起大落震盪的趨勢。隨著商品經濟的不斷發展，中國大陸農產品市場應朝著建立全國統一市場邁進，但由於中國地大，許多財政機關不能相互協調，造成市場發育受阻，全國統一市場很難形成。

由此可知，雖然林毅夫提出了取消價格管制的方針，但是實際實行起來還是存在了一些問題，不僅僅是政府政策錯誤，還包含了許多過去不良的舊制度。因此，如果真要改革的話，除了政府政策的實行外，必須還要加上體制內各機關的相互配合協調，才不至於流於表面。

三、加入WTO對中國農民收入是個很大的衝擊
    中國的人平均一個農戶的農場有1英畝左右，但是在美國或者加拿大，一個農戶通常有200-300英畝的農場。那麼，中國怎麼可能用1英畝的土地去和美國、加拿大幾百英畝的土地競爭呢？同時，中國農業的整體發展水準很低，在農業上的技術水準、機械化程度，以及灌溉技術都落後於已開發國家。因此，這些條件都決定了中國加入WTO以後，農業會受到很大的衝擊。
　　我們認為加入WTO以後，並不像林毅夫所提出的觀點，可以有效增加農民的收入。倘若中國政府不能就農業技術加以革新，指導農民發展精緻化農業，反而會降低農民的競爭力。

四、誘使勞動力向城市轉移所面臨的難題

　　對於林毅夫所提出解決方針中的第六點：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的重要，我們認為解決此問題，主要可以分為兩種：增設鄉鎮企業和誘使勞動力向城市轉移。

    中國農村勞動力的流動雖然是解決城鄉收入差距擴大的有效方法之一，但是，在推行這項行政措施時，事實上卻面對了種種困境。這些從農村流向城市的勞力人口，事實上已經是城市社會中的納稅人，但是體制上仍然把他們當作暫住人口來看待，並在就業、住房、教育、保障等方面設立各種障礙，實施歧視性對待，將會把進城的農民推向城市體制的邊緣狀態。到了90年代中期開始，一些大城市更是帶動了中小城市實施限制的連鎖效應。我們認為，對於農民進城的規模總量有所控制是必要的，但以城鄉戶及身分畫線、實行職業保留並不可取，尤其是不能將這種措施制度化，因為在制度層面上，這種措施強化了就業領域已有某些城鄉分割的制度性歧視，強化了城裡人和鄉村人的身分等級色彩。直接惡化了外來勞動力立足城市的制度環境，使農民的就業活動轉入地下化。

近幾年來，戶籍改革雖然有一定程度的推動，尤其是小城鎮的戶籍已經進一步的開放。但實際上，對於進城農民來說，居住也是一個巨大的難題。在城鄉交接地區，許多進城農民的房子通常都是當地農戶自己的院子搭建的，不少是屬於違章建築，這種房子的缺點就是缺乏統籌安排、缺乏規劃，而城市政府的管理衝突往往是圍繞整頓違章建築，這種建了拆，拆了又建的拉鋸戰，對社會來說，是高成本的負擔。所以我們覺得，政府應該進行整體城市化的提升，讓農村人口隨著農村的城市化共同成長，逐漸提高農村勞動者素質，使其競爭力漸升、生產力提升，則其收入便會增加，就業人口也因此提高。如此一來，才能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的農民問題。

五、發展農業科技成功的可行性

由於今日中國農業科技研究人員大量的減少，以及地方政府短視近利，導致農業科技技術是落後的。1991年以來，大陸農業科技經費削減了33%以上，16%的縣級和18%的鄉級農業機構被裁撤。然而，農業科技研究不論是在育種，保鮮技術等方面都是需要大量資金和時間。但在現實中，中國仍有許多的貧困縣市，經濟不發達，財源增加緩慢，財政收支缺口越來越大，財政困難日益加劇，而且這些財政支出大多都是為了溫飽的基本支出。中國大陸中央和地方政府短視近利，重視都市發展，刪減農業預算，再加上貧困縣市的財政缺口，要有多餘的資金拿來做農業科技發展，實在很困難。

林毅夫在農業科技方面雖然抱持著樂觀的看法，事實上，中國也的確在農業科技發展方面是有進步的，甚至運用獨特的太空技術條件用於研究農業。雖然有一些成就，也設立了各自的農業科研機構，但是這仍然是不足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地方政府的農村幹部貪汙、欺上瞞下，地方和中央政府總是以城市為主的政策，導致資金都優先分配給各大城市，在這種經濟體制下，沒有市場機制的平衡，又加上得不到控制經濟者的資金援助，我們覺得農業科技的發展恐怕是堪慮的。

捌、結論

    林毅夫對於中國三農問題的見解，最重要的就是希望改善中國城鄉差距過大的問題。在此前提之下，他更指出了中國最早實行趕超策略方針的謬誤，與不能及時以比較優勢策略來改善中國整體發展的趨勢，最終造成中國體制嚴重扭曲和經濟深遠的影響，如此嚴重的三農問題，正是由此產生的。

對此，林毅夫提出了各種解決方針，我們針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幾個主張，配合中國的現況分析之後，認為其觀點仍有窒礙難行的地方。我們認為中國必須透過調整中央財政上資金的配置、農業技術加以革新、市場機制、提升農民競爭力與全面城市化，才能有效解決嚴重的三農問題。

玖、參考書目

一、書籍

（一）林毅夫(1994)，制度技術與中國農業發展。上海市：三聯書店。

（二）林毅夫、蔡昉、李周(1995)，中國的奇蹟/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臺北市：香港中文大學。

（三）林毅夫、蔡昉、李周(2000a)，中國國有企業改革。臺北市：聯經。

（四）林毅夫、蔡昉、李周(2000b)，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臺北市：聯經。

（五）林毅夫與蔡昉(2003)，中國經濟/透析全球最大經濟體,掌握大陸市場經營契機。臺北市：麥格羅．希爾。

（六）胡書東(2002)，林義夫看中國經濟。臺北市：帝國全傳播。

二、網路資料

（一）   中國農民網

http://www.farmer.gov.cn/

（二）人民網 河北省打造農民工"小老闆"農民工創業培訓啟動http://unn.people.com.cn/BIG5/14774/21681/2410233.html

（三）科技日報網 廣泛開展農民科技培訓大力推進農民知識化http://www.stdaily.com/big5/stdaily/2003-11/05/content_167094.htm

（四）農業特輯

http://www.fm995.com.tw/農業特輯/agr-index.htm

（五）農業網站在農業現代化進程中的地位、作用和責任http://it.sina.com.hk/it_news/src_news/2004/0420/667123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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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維穩面臨的財政壓力

by 何清漣 • February 3, 2013 • 中國觀察, 學術思考 • 2 Comments

http://www.hrichina.org/cn/crf/article/6413

日益頻繁的社會抗爭事件，以及經濟不景氣，不僅使各地政府財政捉襟見肘，也使中國政府的維穩面臨經費嚴重不足的境地。

“維穩”的龐大支出

從20世紀90年代後期開始，由於中國各地政府對資源過度抽取，導致民間社會反抗直線上升，群體性事件逐年增長：2005年為8.7萬起，2006年超過9萬起^[1]，2008年為124,000起^[2]，2009年高達28萬起^[3]。

中國的社會反抗類型由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特點所決定。中國經濟的增長依賴房地產與石油重化工業、礦產等資源性行業，社會抗爭也就集中在這幾大領域： 第一大類型是土地維權，在城市裏是住房拆遷，在農村裏則是徵用土地。第二大類型是環境維權，因為重化工業等資源性行業造成的環境污染嚴重威脅民眾的生存。 第三種類型與基層幹部的貪污腐敗相關，許多案例都涉及幹部貪污征地補償款等問題。

中國的“公共安全支出”（通稱“維穩費用”）與中國社會反抗事件的增長呈正相關關係。隨著社會反抗的增多，從2009年開始，中國地方政府的工作重 心發生了微妙變化，“發展是第一要務”變成了“發展是第一要務，維穩是第一責任”，專司維穩的政府機構也成為常設機構。從中央到地方都設有維穩辦。中共中 央設立“中央維護穩定領導小組”，下有常設辦事機構——中央維護穩定辦公室，辦公地址就設于中央政法委員會機關內。該機構為中共中央直屬機關，性質為議 事、協調機構。各省（自治區）﹑市﹑縣直到鄉和街道一級﹑乃至重要事業、企業單位都設置了“維穩辦”——全稱是“維護穩定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

由於“維穩辦”必須掌握社會全面發展的種種問題，並不僅限於政法方面，因此，其成員單位除公、檢、法系統及國安部門外，還將宣傳部門納入。這個系統 還擁有龐大的線人網路，例如在大學、中學、企事業單位、鄉村都廣設資訊員（即告密者）。一則在新華網被堂而皇之登出的採訪稱，內蒙古開魯縣縣長助理、公安 局黨委書記、局長劉興臣同志對記者炫耀，他“有一個巨大的線人網路”，可以對任何的異議和反抗都保持“高度敏感”。這個網路有多大？且看劉興臣開列的數 字：開魯縣由公安局掌握的線人高達12093名。該縣是個擁有40萬人口的縣，在這40萬人口當中減去約占人口四分之一的18歲以下未成年人，等於每25 個成年人口當中至少布有一名“線人”在盯著。^[4]

在社會反抗增多、維穩機構正規化的同時，是維穩經費的快速增長。據財政部發佈的中央和地方預算執行情況的報告，2008年，中國公共安全支出為4059.76億元^[5]；2009年為5140億^[6]，2010年為5486.06億元^[7]，2011年維穩預算6244.21億元^[8]。

“維穩”開支超過軍費，擠壓民生

為了說明維穩費用驚人，研究者通常將維穩費用與軍費相比較，2009年的5140億已接近同年軍費開支5321億元；2011年維穩費用6244.21億元，超過同年軍費開支6,011億元。

這些公共安全支出，主要與國家暴力機器相關。在2011年6244.21億元公共安全支出預算中，武警、公安、法院、司法、緝私員警五大類的預算額 度即達到5064億元，占全部公共安全預算的81%。其中，公安部門（含國安、鐵道民航公安）預算高達3225.62億元，其次是武警的1046億元，而 解決社會糾紛的法院，預算不過608.74億元，只占9.7%。^[9]必須說明的是，中國的法院與司法（含監獄）並不像西方三權分立的國家，是獨立於政府之外，而是由中共政府領導，因此也被視為維穩系統的一部分。

由於維穩已經成了一項考核官員政績的重要指標，地方官員不得不將維穩放置於社會保障、教育等民生專案之前。從2009年地方政府財政預算執行情況來 看，許多地區的公共安全支出均超出社會保障與就業、教育、環保、科技創新、保障性住房支出。例如廣東惠州僅租用監視器材就花了至少3664萬元，而社會保 障中的就業補助、國企破產補助、養老醫療保險系統維護、社會救濟等11個福利項目經費加起來才5040萬元。^[10]廣州市2007年社會維穩支出44億元，比社會保障就業資金35.2億元還要多出許多。^[11]

如前所述，中國社會反抗主要緣於各級政府對資源的過度抽取，因此維穩與經濟發展形成了一個怪圈：地方官員需要GDP做為政績，不得不大量上馬各種項 目。最容易賺錢的專案莫過於房地產與污染工業（因為中國政府對污染監管很寬鬆，排汙費可以少交甚至不交），但房地產開發必然涉及征地和拆遷，工業污染會引 發當地居民環境維權。因此經濟越發展，產生的官民矛盾越多，維穩的任務越繁重，維穩開支也越龐大。市縣級地方政府普遍感到維穩經費吃緊。2011年11月 廣東汕尾烏坎村村民因政府強征土地而持續抗爭數月之久，汕尾市政府為該村的“維穩”花了不少錢。市委書記鄭雁雄在內部講話中大歎“苦經”：“你以為請武警 不用錢啊，好幾百個武警、員警駐在這裏，我們邱市長的錢包一天一天地癟下來了”。^[12]

天價維穩，地方財政無法承受之重

2010年謝岳在聯合早報上發表的《天價“維穩”將拖垮地方財政》一文中說：“中國官方公佈的統計資料顯示，在‘維穩’經費開支中，中央與地方之間大概維持三七開的比例，中央承擔30%，而地方承擔70%。”

謝嶽說，地方政府在“維穩”開支中存在著明顯的地區差別，越是發達地區，經費投入越多；越是貧困的地區，維穩經費投入越少。“在過去15年中，對公 檢法司與武警的總投入，排列前五位的分別是廣東、江蘇、上海、浙江和山東，而倒數前五位的則是貴州、甘肅、青海、西藏與寧夏。2008年，排名第一的廣東 省僅僅在公檢法和武警方面的投入就接近400億元，而排名墊底的寧夏則只有19億元。”^[13]

但是，落後地區的投入從絕對量看雖少，占當地財政收入的比例卻很大。謝嶽說，2008年，上海只有6.34%的年財政收入用於公檢法和武警的支出， 而經濟落後的寧夏，這一比例則高達28.4%。“這些資料表明，落後地區在‘維穩’方面的經濟壓力要遠遠大於發達地區”，“很多省份因“維穩”而負債經 營。”^[14]

以上所述是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地方財政收入較好時期的情況。自2009年以來，地方財政減收，為了解決地方財政困難，中央政府不得不代全國31個省 市的地方政府發行數千億元三年期債券，以維持地方財政運轉。2012年3月到8月，共有2100多億元債券到期，但地方政府無法償還，只能玩借新債還舊債 的把戲。^[15]

2012年以來，地方財政面臨更大的壓力。隨著2011年的房地產市場調控政策出臺，地方的土地財政受創嚴重。中國指數研究院統計顯示，2012年 上半年，全國300城市土地出讓金總額6525.98億元，較去年同期下降38%。即使是中國最富庶之地的北京、上海、浙江和廣東，上半年財政收入增幅均 從去年同期的20%-30%，下降到10%以內。經濟發達的東南沿海，由於經濟轉型困難，財政收入下滑嚴重，富裕的深圳、東莞已經瀕臨赤字邊緣。^[16]

地方政府的雙重角色：社會動亂的製造者與維穩的救火者

按照《財經》雜誌2011年5月的報導《公共安全帳單》提供的資料，地方政府的公共安全支出超過中央政府，二者分別為5219.68億元和1024.53億元，比例超過3:1。^[17]這意味著地方仍是維穩的主體。

地方政府的“公共安全支出”占全部支出的大頭，後面隱含的事實是：地方政府既是征地拆遷活動中的利益相關者（政府對土地先征後賣，吞掉增值部分），也是地方污染企業的幕後保護者。2010年全國土地出讓金占地方財政收入的比例高達76.6%^[18]，中國的腐敗官員當中，有80%與土地有關^[19]。 這兩個數字揭示的事實是：沒有土地出讓金，地方政府的財政塌了大半個天，官員們再也別想錦衣玉食，居有豪宅，出有靚車。至於地方政府保護污染企業，後面的 原因也是經濟考慮，許多地方、尤其是貧困地區的污染企業既是當地政府的“一把手工程”（即一把手支援），也是當地的利稅大戶。例如，山東省德州市武城縣沙 窩屯曾因發展奶牛養殖業，成了遠近聞名的小康村，近年來不少村民突患癌症去世，癌症源頭就是當地利稅大戶山東高新潤農化學有限公司。^[20]河南元省元氏縣的排汙大戶也是當地的明星企業、納稅大戶。^[21]

由此可見，這些因征地、污染而引起的糾紛與反抗，真正的肇事者就是地方政府。但地方政府擁有當地行政權、司法權，隨時可以使用暴力機器鎮壓人民。大 量事例可證，利益受損者試圖通過法律訴訟討公道，或者是當地法院不給立案，或者是花費無窮精力財力後敗訴。如果民眾被迫發動反抗，其結果幾乎都是以地方當 局出動員警暴力鎮壓，並栽上各種罪名將領頭者逮捕入獄判刑為終結。

將上述事實的邏輯關係理清楚之後，事實簡單得如此可怕：中國各級地方政府本身就是各種社會矛盾的製造者，是公共安全的最大威脅。

綜上所述，“維穩”在中國已經成為一根粗大的產業鏈條。鏈條的上端是地方政府的掠奪，通過征地、拆遷、污染來保持稅收與財政收入；中端是截訪、打壓、控制輿論、宣傳與告密；末端是司法系統、精神病院²²與監獄。這條新興產業鏈為中國各級政府官員及其親屬提供了一個巨大的利益分配機會，上至中央部委，中至地方政府，下至窮鄉僻壤，莫不附在這一利益鏈條之上。這種剛性維穩的結果，不僅使政府在“維穩”上的財政投入難以為繼，也使中國陷入“越維越不穩”的怪圈。

本文英譯文請見：

China’s Stability Maintenance System Faces Financial Pressure

注釋

1. 徐凱、陳曉舒、李微敖，“公共安全帳單”，《財經》雜誌2011年第11期（http://magazine.caijing.com.cn/2011-05-08/110712639.html）。^

2. 2008年資料見John Lee, “If Only China Were More Like Japan”，美國《商業週刊》，2010年8月31日 （http://www.businessweek.com/globalbiz/content/aug2010/gb20100831_989060.htm#p2)。^

3. “投資實業辛苦導致投機行為增加”，新浪網，2011年7月4日（http://news.sina.com.cn/c/sd/2011-07-04/144522753694.shtml）。^

4. Malcolm Moore, “Chinese police admit enormous number of spies A Chinese police chief has said he uses more than 12,000 spies to inform on a remote county of just 400,000 people, an admission that lays bare the enormous scale of China’s surveillance network,”  Feb. 9, 2010(http://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asia/china/7195592/Chinese-police-admit-enormous-number-of-spies.html).^

5. “中國公共安全支出超軍費不用大驚小怪”，新華網，2011年4月7 日（http://mil.huanqiu.com/Observation/2011-04/1612496.html）。^

6. 徐凱等，“公共安全帳單”，《財經》雜誌2011年第11期。^

7. “中國公共安全支出超軍費不用大驚小怪”，新華網，2011年4月7 日。^

8. 徐凱等，“公共安全帳單”，《財經》雜誌2011年第11期。^

9. 同上。^

10. 惠州市2009年預算執行情況和2010年預算草案的報告（http://www.huizhou.gov.cn/zwgkviewArticle.shtml?method=viewArticle&id=bba17c65264ca60d0126500505d50165）。^

11. “於建嶸：壓力維穩已走到盡頭了”，2010年4月12日（http://www.21ccom.net/newsinfo-1.asp?id=8061&cid=10342300）。^

12. 方方，“當局見村民後烏坎村問題真的解決了嗎？”美國之音，2011年11月22日，（http://www.voanews.com/chinese/news/20111222-China-Wukan-problems-136072303.html）。^

13. 謝嶽，“地方政府天價‘維穩’將拖垮地方財政”，《聯合早報》，2010年10月27日（http://www.rmlt.com.cn/News/201010/201010270933287379.html）。^

14. 同上。^

15. “財政部拒延到期地方債，地方政府紮堆‘借新還舊’”，2012年6月2日，經濟觀察網 （http://www.eeo.com.cn/2012/0602/227613.shtml）。^

16. “地方財政告急，徵稅‘大會戰’有用？”財識網，2012年8月28日（http://www.21fd.cn/a/fengmianbaodao/2012082850499.html）。^

17. 徐凱等，“公共安全帳單”，《財經》雜誌2011年第11期。^

18. “2010年土地出讓金占地方財政收入的比例高達76.6%”，《南方週末》，2011年1月14 日（http://www.infzm.com/content/54644）。^

19. “專訪國土部副部長：10個貪官8個跟土地有關”，新浪網， 2005年7月4日， （http://bj.house.sina.com.cn/news/yjgd/p/2005-07-04/105782301.html）。^

20.“山東武城癌症村疑源於化工污染 納稅大戶難取締”，新浪網，2012年8月8日（http://green.sina.com.cn/news/roll/2012-08-08/102524929445.shtml）。^

21. 張濤、白明山，“明星企業成排汙大戶——河北元氏縣化工污染事件追蹤”，《 中國青年報 》2011年5月3日 4 版（http://zqb.cyol.com/html/2011-05/03/nw.D110000zgqnb_20110503_5-04.htm）。^

22. “研究顯示中國精神病患超1億 ，重症人數逾1600萬”，《瞭望新聞週刊》，2010年5月30日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05/30/c_12158168.htm）。該文將思想罪當作精神病 ，提出“價值觀念混亂甚至解體造成普遍的無所適從感，社會嚴重分化造成的心理失衡，以及人的期望與實際的落差增加等，均是誘發精神病的因素”。^

http://heqinglian.net/2013/02/03/fiscalpressure/

China’s Stability Maintenance System Faces Financial Pressure

He Qinglian

November 30, 2012

Increasingly frequent social conflicts and economic downturn have not only presented China’s regional governments with overwhelming financial pressure, but also cause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 serious funding problem for its stability maintenance system.

The Huge Cost of “Stability Maintenance”

Beginning in the late 1990s, local governments’ excessive resource extraction led to a dramatic annual increase in social resistance and organized mass incidents. There were 87,000 incidents in 2005, more than 90,000 in 2006,1 124,000 in 2008,2 and more than 280,000 in 2009.3

The types of social protest in China are determined by the country’s special patter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depends on real estate and the resources sector—petroleum, heavy chemical industry, and mining. Social protests thus concentrate on these sectors. The first major type of protest is land rights defense. This includes housing demolition and eviction in cities and land requisition in the countryside. The second major type involves environmental rights defense, because  pollution caused by the resources sector such as the heavy chemical industry seriously endangers the wellbeing of the people. And, the third type involves corruption among local government officials. Many corruption cases have to do with local officials embezzling land requisition compensation funds.

China’s public security expenditures (commonly known as “stability maintenance expenses”) directly correspond to the growth of social protests. As the number of protests increased dramatically in 2009, the focus of local governments underwent subtle changes. The principle of “development is the priority task” became “development is the priority task and stability maintenance the foremost responsibility.” Government agencies in charge of stability maintenance were given permanent status. There are stability maintenance offices all the way from the central to local governments.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established a “Central Government Leading Group for Stability Maintenance.” It administers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fice of Stability Maintenance, located inside the Central Political and Legislative Affairs Committee. This office, under the direct administration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is responsible for rules of procedure and coordination. A “stability maintenance” office (full name: “office of the leading group for stability maintenance work”) can be found at every level of government—from each province or autonomous region to every city, county, village, neighborhood, even in major civic institutions and business enterprises.

“Stability maintenance offices” must fully understand all social development problems, not just those in the political and legal spheres. Thus, they comprise not only the departments of public security, procuratorate, the judicial system, and state security, but also propaganda departments. This system also maintains a huge informant network. For example, there are information staff members (i.e. informants) at universities, middle schools, civic institutions, business enterprises and in rural areas. According to a 2010 interview published on Xinhua Net, Liu Xingchen, assistant to the director of Kailu County, Inner Mongolia, and Party Secretary and Public Security Bureau Director, bragged to the reporter that he “has a huge informant network” and stays “highly alert” to any dissent and protest. How large is this network? Let’s take a look at the numbers Liu Xingchen provided: The number of informants under the Kailu County Public Security Bureau is as high as 12,093. For a county with a population of 400,000, excluding one quarter of the population who are underage, there is at least one informant for every 25 adults.4

As social protests increase and the stability maintenance system becomes systematized, the cost of stability maintenance has risen rapidly. According to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report on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 budget implementation, China’s expense for public security was 405.976 billion yuan [~$65.18 billion] in 20085 514 billion yuan [~$82.52 billion] in 2009,6 548.606 billion yuan [~$88.08 billion] in 2010,[7] and 624.421 billion yuan [~$100.25 billion] in 2011.8

“Stability Maintenance” Expenditures Exceed Military Budget, Straining People’s Livelihoods

To illustrate how alarmingly high stability maintenance costs are, researchers often compare them to military expenditures. The 514 billion yuan [~$82.52 billion] spent on stability maintenance in 2009 was close to the 532.1 billion yuan [~$85.43 billion] in military expenditures that year. The 624.421 billion yuan [~$100.25 billion] for stability maintenance in 2011 surpassed the military budget of 601.1 billion yuan [~$96.51 billion] the same year.

Public security expenditures chiefly fund organs of state-sanctioned violence. Of the 624.421 billion yuan [~$100.25  billion] public security budget in 2011, the budget for the following five groups account for 506.4 billion yuan [~$81.30 billion], or 81 percent, of the total public security budget: the armed police, public security, courts, judicial administration system,9 and anti-smuggling police. Of this total, the portion for public security departments (including state security, and public security for railway and civil aviation) was more than 322.562 billion yuan [~$51.79 billion]. The second-largest portion was 104.6 billion yuan [~$16.79 billion] for the paramilitary police. The budget for the courts—responsible for resolving social disputes—was no more than 60.804 billion yuan [~$9.76 billion], only 9.7 percent of the total.10 It must be pointed out that, unlike in countries with separation of power—where the courts are independent of the executive and legislative branches of the government—the court system in China is controlled by the CPC and is considered part of the stability maintenance system.

Stability maintenanc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measure of the political performance of government officials. Local officials are compelled to prioritize stability maintenance above other issues affecting people’s livelihoods such as social security and education. According to local government budget implementation in 2009, public security expenditures in many regions exceeded the amount spent on social security, employment, educati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affordable housing. In Huizhou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at least 36.64 million yuan [~$5.88 million] was spent on leasing surveillance monitors alone. The fund for 11 social security services including employment subsidy, state enterprise bankruptcy subsidy, medical insurance for seniors, and emergency relief totaled only 50.4 million yuan [~$8.09 million].11 In 2007 in Guangzhou (the capital of Guangdong province), expenses for social stability maintenance totaled 4.4 billion yuan [~$710 million], much more than the social security fund of 3.52 billion yuan [~$ 560 million].12

As mentioned above, the main cause of China’s social conflicts is excessive extraction of resources by government at all levels, creating a vicious cycle between stability maintenan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ocal officials need GDP growth to demonstrate their effectiveness, and are compelled to undertake a large number of projects. The most profitable projects are real estate and polluting industries (because China has very lax oversight o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one can pay very little, or even nothing, for polluting). However,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involves land acquisition and property demolition, and industrial pollution triggers environmental rights defense actions by local residents. The more the economy develops, the more conflicts there are between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the people, and the more stability maintenance is needed, requiring greater expenditures. City and county governments all feel increasing strain in funding stability maintenance. The November 2011 protest against the government’s land grab in Wukan Village, Shanwei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lasted several months. The Shanwei municipal government spent a large sum to “maintain stability” in the village. The party secretary of Shanwei, Zheng Yanxiong, vented in his internally circulated speech: “You think it’s free to hire armed police? Hundreds of armed police and regular police living here has made our mayor’s wallet thinner by the day.”13

The Astronomical Price of Stability Maintenance is a Heavy Financial Burden on Local Governments

In his 2010 article, “The Astronomical Cost of Stability Maintenance is Eroding Local Government,” in Lianhe Zaobo, Xie Yue reported: “According to published Chinese government statistics, on average, local governments shoulder about 70 percent of their stability maintenance budget, with the remaining 30 percent coming from the central government. …”14

“There is a great regional difference in local governments’ spending on ‘stability maintenance.’ The more developed the area, the more it can spend.” And the converse is also true: the poorer the area, the less it can afford. “In the past 15 years, the top five biggest municipal spenders on public security, procuratorate, court, judicial administration system, and people’s armed police were Guangdong, Jiangsu, Shanghai, Zhejiang and Shandong. The smallest five spenders were Guizhou, Gansu, Qinghai, Tibet and Ningxia. However, the stability maintenance expenditures of a poor region may appear small in absolute amounts, those may eat up a big portion of its revenue. In 2008, number one-ranked Guangdong spent nearly 40 billion yuan [~$6.42 billion] on public security, procuratorate, court system and people’s armed police. Bottom-ranking Ningxia spent only 1.9 billion yuan [~$300 million],” Xie Yue wrote.15

Even though spending was relatively less in backward areas, it still accounted for a large percentage of local budgets. Xie Yue said: “In 2008, only 6.34 percent of Shanghai’s annual expenditure was on public security, procuratorate, court system, and people’s armed police. But in economically backward Ningxia this percentage was 28.4 percent. These statistics show that backward areas were under much greater economic stress due to ‘stability maintenance’ than developed areas. Many provinces run in fiscal deficit due to ‘stability maintenance.’”16

The above took place during a period when China’s economy was developing rapidly and income for local government was relatively good. Since 2009, income for local governments has decreased. To resolve local financial difficulties,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ad to issue—on behalf of the local governments of 31 cities and provinces—three-year bonds worth 700 billion yuan [~$112.39 billion] to maintain the financial health of local governments. In the period March-August, 2012, more than 210 billion yuan [~$33.72 billion] worth of bonds matured, but local governments were unable to repay the debts. All they could do was play the game of borrowing new debt to repay old debt.17

Beginning 2012, local governments have been facing even greater financial pressure.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stricter real estate market controls in 2011, local land finances were hard hit. Chinese Index Institute statistics indicate that in the first half of 2012, the total value of land transfer in China’s 300 cities was 652.598 billion yuan [~$104.77 billion], a decrease of 38 percent from the same period the previous year. Even in the wealthiest regions of the country—Beijing, Shanghai, Zhejiang and Guangdong—the revenue growth rate for the first half of 2012 went down to less than 10 percent from 20-to-30 percent in the same period last year. Due to the difficulties in transitioning from an export economy to a consumer market economy, the developed southeast coastal region also suffered serious financial downturn. Rich areas such as Shenzhen and Dongguan are on the verge of fiscal deficit.18

The Two-Faced Role of Regional Governments: Creator of Social Unrest and Maintainer of Stability

According to statistics provided by the article “Public Security Bill,” in the May 2011 issue of Caijing Magazine, the public security expenditures of local governments surpassed those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e amounts were 521.968 billion yuan [~$83.80 billion] and 102.452 billion yuan [~$16.45 billion], respectively, representing a ratio of greater than 3:1.19 This shows that local governments are the prime actors of stability maintenance.

Public security expenditures account for a large portion of local governments’ total expenditures. The hidden fact is that the local government benefits from land acquisition and housing demolition. That is, the government acquires the land before it sells it, and pockets the profits. It is also the behind-the scenes protector of local polluting enterprises. In 2010, nationally, land transfer funds accounted for 76.6 percent of local government revenues.20 In 2005, 80 percent of corrupt Chinese officials dealt in land.21 The fact these two figures reveal is that without the income from land transfers, most of local government finances would collapse. Officials would no longer be able to wear expensive clothes, eat fancy food, live in mansions, and drive luxury cars. As for the local government’s protection of polluting enterprises economic considerations are a factor. Polluting enterprises in many areas, especially in poor areas, are supported by the local governments and are also big tax payers. Wucheng County, Dezhou City, Shandong Province became a famous well-off village after developing a dairy industry. But many villagers in recent years died of cancer. The source of cancer is the Shandong Gaoxinrun Agricultural Chemical Co., Ltd., a big tax payer.22 The largest polluting enterprises in Yuanshi County, Henan Province are also the local star enterprises and big tax payers.23

We can see from this that local governments are the real culprits in the disputes and protests caused by land acquisition and industrial pollution. But since the local government has the executive power and judicial administrative power, they can use violent means to suppress people at any time. A great number of cases demonstrate that those whose interests have been harmed tried to get justice through legal channels. But either their cases are not accepted by the local courts or they lose their cases after exhausting their energy and money. If the people protest, they will most likely be violently suppressed by police dispatched by local authorities. They may even be arrested and labeled protest leaders and end up in prison. When we see the logic of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above facts, things are terrifyingly simple: China’s local governments at different levels are themselves creators of social conflict, and they are the biggest threat to public security.

In summary, “stability maintenance” in China has become an industrial chain. At its top is the government’s plundering through land requisition, property demolition, and industrial pollution in order to preserve tax and financial revenues. At the middle of the chain is the government’s interception of complaints and petitions, crackdown, control of public opinion, propaganda, and informants. At the end of the chain is the judicial system, mental hospitals,24 and prisons. This new industrial chain provides a huge profit-sharing opportunity for China’s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their relatives at all levels. Everyone—from the central government ministries to local government and the poor countryside—is connected to this chain of interests. Such an iron-fisted stability maintenance system not only makes it financially difficult for the government to continue to “maintain stability,” but also drags China into a vicious cycle of “the more one tries to maintain stability, the less stable it is.”

He Qinglian (何清漣), is an economist and author of China’s Pitfall and Media Control in China. A graduate of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with a master’s degree in economics from Shanghai’s Fudan University, He Qinglian worked in the propaganda department of the municipal Communist Party Committee in Shenzhen before becoming a writer and editor for the Shenzhen Legal Daily and working at Jinan University. He Qinglian moved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2001.

https://www.hrichina.org/en/crf/article/6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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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基層政府的“維穩疲勞”

by 何清漣 • July 12, 2013 • 中國觀察 • 2 Comments

何清漣

儘管中國“維穩”在中國已成為一根粗大的新興產業鏈，為不少政府官員及其親屬提供了利益分配機會。但由於基層政府身處政府權力與民間衝突的第一線，無論從經費投入、還是基層官吏的承受力，對無止無休的維穩都已疲于應付，多種跡象表明，基層官員普遍產生維穩疲勞、基層政府則陷入財政疲勞。

基層官員的“維穩疲勞”

數年前我曾總結過，中國的經濟發展與社會反抗類型呈同構現象，中國經濟的增長依賴房地產與石油重化工業、礦產等資源性行業，社會抗爭也就集中在這幾大領域： 第一類是土地維權，在城市裏是住房拆遷，在農村裏則是徵用土地；第二類是環境維權，因為重化工業等資源性行業造成的環境污染嚴重威脅民眾的生存。第三類當中，既與基層幹部的貪污腐敗相關，也涉及司法不公。

中國政府為了“將矛盾消滅于萌芽狀態”，構建了基層維穩運行機制，並實行一票否決制。這就導致鄉鎮基層政府無可避免地成為政府權力與民間衝突的直接連接點，鄉鎮官吏既面臨上級政府的直接壓力，又面對民間最直接的反抗，身處雙重壓力的擠壓之下，時有基層官員大吐苦水之事見諸媒體。2010年，鄉鎮官吏稱自己“1/3的時間忙招商引資，1/3的時間跑專項資金，1/3的時間忙計劃生育、維穩等”，隨著社會矛盾激化，維穩日益成為工作重心。

今年7月1日在網上發佈辭職感言的四川瀘州市石寶鎮副鎮長趙光華，稱辭職原因很大一部分來自於維穩壓力。據趙光華回憶，基層政府的工作是“每年花兩個月搞資料應付檢查，平均4個月維穩，兩個月是無聊的開會、整風、搞運動、學習，最多餘下4個月給你幹正事，而且還不保障會不會有突發情況出現。”所謂突發情況，當然是指規模大小不一的騷亂與事件等。2012年，趙光華工作上大半精力用來盯上訪戶。但最終他仍因5人上訪被行政警告處分。2013年上半年，他多次到外地城市維穩，監視重點人群流動。有些維穩與趙的價值觀衝突甚大，因此，他發出疑問：“維穩是真的維持穩定保持地方經濟平穩發展，還是為了保帽子？”趙光華辭職後沒幾天，福建龍岩市新羅區大池鎮一位年僅25歲的副鎮長鄭某自殺，遺書稱因工作壓力大。由於維穩是基層工作的主要部分，可以推想其工作壓力至少部分與維穩有關。

由於“一票否決”制，負責維穩的基層官員與維穩物件有時會形成奇特的利益共生關係。比如湖南永州唐慧案因備受輿論關注，基層政府維穩時不得不採用“柔性維穩”手段，在唐慧外出派人“陪同”，一般為2人，最多一次陪同者高達9人。從鎮黨委書記到派出所所長都與唐慧一家來往密切，逢年過節會到唐家拜訪和送紅包聯絡感情。基層官員之所以如此努力，是因為他們的烏紗帽是否穩當，與唐慧是否越級上訪有直接關係。歷任書記都曾對唐慧說過：“你要是去北京了，我可能會被處分，被降職”。

這種“維穩”，無論是對維穩對象還是對參與維穩的基層官吏，都是一個將人折磨得精疲力盡的過程。

基層政府的“財政疲勞”

從2009年開始，中國地方政府的工作重心由“發展是第一要務”變成“發展是第一要務，維穩是第一責任”，專司維穩的政府機構也成為常設機構。從中央到地方都設有維穩辦，不少地方政府的公務員考試試卷中有如何應付群體性事件這類試題。與此同時是維穩費用的快速增長。

中共不承認有維穩費用之說，只承認有“公共安全支出”。所謂“公共安全支出”近五年直線上升，2009年為5140億，2010年為5486.06億元，2011年為6244.21億元，2012年超7000億元。2013年，官方沒有再公佈全國公共安全預算數，只公佈了中央本級支出的公共安全預算數，為1289 .89億元，其中武裝員警預算達到1006 .34億元，並指出自2009年以來，其中中央本級公共安全支出預算5年增長76% 。

按照謝嶽的研究，中國官方公佈的統計資料顯示，在‘維穩’經費開支中，中央與地方之間大概維持三七開的比例，中央承擔30%，地方承擔70%。這對經濟落後地區來說是相當沉重的負擔。謝嶽指出，經濟落後地區投入的維穩經費雖然絕對數少，但占財政支出比例卻很大，很多省份因維穩而負債經營。一些研究者查核各地財政預算執行情況，結果發現，幾乎從2009年開始，許多地區的公共安全支出均超出社會保障與就業、教育、環保、科技創新、保障性住房支出，許多地方財政因維穩支出而疲勞不堪。

以湖南永州富家橋鎮為例，該鎮幾年前的情況介紹稱年財政收入215.4萬元，但近6年為唐慧支出的維穩經費高達80萬元，平均每年13萬，這無疑是一筆沉重的支出。

因此，基層官吏都深感這種維穩模式苦不堪言，盼望能夠早日結束。但他們沒想到或者是想到也沒敢說出來的是：只要中國經濟發展模式不改，這種維穩就沒有結束之日。

經濟模式不改，維穩永無窮期

中國的社會反抗類型由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特點所決定，某一時期經濟的增長依賴哪幾個領域，社會反抗就集中在哪幾個領域。2009年以前，房地產是經濟發展龍頭，征地、拆遷就是社會反抗集中發生領域。隨著房地產業高度泡沫化且難以為繼，高污染的石油重化工業及礦產等資源性行業在地方經濟中的地位日益提升，環境維權事件就日漸增加。統計顯示，近年來,因環境問題引發的群體性事件,正在以年均29%的速度在遞增，而且有從農村轉移到城市的趨勢，比如反抗PX專案的大規模反抗，就發生在廈門、大連、寧波、昆明等幾個大城市。這種情況下的維穩，實質是維護地方政府榨取資源、污染環境等危害公眾利益的惡行，勢必激起社會反抗。

縱觀國際社會，處理公共利益有三種方式，一是用正義或理性原則來考量公共利益；二是個人之間或集團之間在法律規則搭建的平臺上博弈；三是將公共利益等同於公眾的具體利益，如毛時代及中國改革開放早期。現階段中國處理公共利益顯然不是前兩種方式，甚至也不是後一種。正如我數年前指出的那樣，中國政府早就墮變為一個自我服務型的自利型政治集團，其所宣稱的“公共利益”不僅不等同於公眾利益，甚至是危害公眾利益，比如奪走農民的耕地、污染中國的生態環境等均對公眾利益造成極大的危害。

可以說，只要中國政府未能找到更好的經濟發展方式，仍然繼續以掠奪民眾生存資源為發展前提，政府宣稱的“公共利益”就會損害公眾利益，維穩就只可能是成為大量消耗公共資源、國家財力，並讓基層官員疲於奔命的過程，也是一個消蝕政府合法性的過程。

（《中國人權雙週刊》第108期   2013年6月28日—7月11日，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8765）

http://heqinglian.net/2013/07/12/maintain-stab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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驅趕“低端人口”：秩序與人道之間的“中國結”

by 何清漣 • December 9, 2017 • 中國觀察 • 0 Comments

何清漣

這次北京驅趕低端人口，引發的憤怒與譴責聲遍及海內外，人們擔心這種驅離將被其他中國大城市效法，成為人道災難。鑒於中國底層人口占總人口80%這一事實，人們也許真應該考慮一下北京驅離低端人口背後的真正原因：因為維持秩序與市容的需要，大中城市對城市中的貧民區進行不定期的清理。

城市貧民窟與政府的良心指數

貧民窟的出現及其消亡，既體現一個國家的國家能力由弱到強的過程，還體現一國政府的良心指數。在工業化最早起步的歐美國家，在小農經濟逐步被消滅的過程中，大批農民湧進城市謀求生存，英、法、美都曾經有過貧民窟現象，英國倫敦東區與紐約的貧民窟曾世界聞名。隨著英美兩國的國家能力增強，傳統意義上的貧民窟消失了，但也還存在著富人區與窮人區的區別。拉美和東南亞那些後發展國家，國家能力並未強大到解決本國的貧民居住問題，因此，貧民窟仍然是這些國家最嚴重的社會問題。這些國家的貧民窟之產生，原因與歐美國家差不多：大批農民失去土地、小農經濟破產，不得不遷移到都市，但都市並沒有為這些失地農民提供足夠就業空間，在都市鄉村化和鄉村都市化的雙向負面效果的作用下，大量失地農民滯留在城市邊緣，形成了窮人聚集的貧民窟。肯雅首都內羅畢、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印度金融中心孟買以及印尼首都雅加達的貧民窟，世界聞名。

貧民窟（slum）一般指窮人居住之所，其定義為“以低標準和貧窮為基本特徵之高密度人口聚居區”。2003年10月，聯合國人居署發佈了一份重要報告——《貧民窟的挑戰》（The Challenge of Slums），指出貧民窟密佈於整個地球。在 《2007年世界人口狀況報告》中，“貧民窟”用來指代許多類型的住房，包括可改良的住房，它與“棚戶區”、“非正規住區”、“棚戶住房”和“低收入社區”等經常互換使用。傳統上，貧民窟指曾一度有名望，但隨著先前的居民搬遷到城市中更新更好地區而衰落的居住區；如今，這個辭彙還包括發展中地區城市中大量臨時居所。2008年，全球居住在城市中的人口數量第一次超過了農村居民數量，但其中三分之一的城市居民（約10億人）生活在貧民窟。聯合國當時預測，在今後25年內，貧民窟居民將會增長一倍。

城市貧民窟：中國人的現實煎熬

中國居住在貧民窟的人口有多少？中國官方並不提供相應的統計資料。聯合國在《世界城市狀況報告2010-2011》（The State of the World’s Cities Report 2010/2011）中提到，從2000年至2010年，中國居住在貧民窟裏的人口比例從37.3 %降至28.2%；印度居住在貧民窟裏的人口則從1990年的 41.5% 降至 28.1% 。 這個報告的結論讓中國人沒有貧民窟的驕傲蕩然無存：按人口絕對數計算，中國居住在貧民窟裏的人口為3.84億，印度3.43億，中國比印度整整多出4100萬。

中國城市沒有“貧民窟”，其實並非中國的真實狀況。按照“貧民窟”一詞的定義，就是“以低於標準的住房和貧窮為特徵的人口稠密的城市區域”。如果中國按照京滬深廣等四大現代化櫥窗的標準衡量全中國，三、四線城市應該充斥著大量貧民窟。至於在少數大城市沒有形成“貧民窟”，這一虛榮後面隱藏的恰好是中國政府不尊重人權這一現實：為了保證城市的“乾淨”與市容，犧牲了中國農民的自由遷徙權。

這一點，中國官員心中有數。2011年4月12日，在“中國-東盟城市交流與合作”研討會上，馬來西亞的代表對中國城市市容羡慕不已，通過翻譯不停地問中國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發展中心主任李鐵：“為什麼你們的城市這麼乾淨？為什麼你們的城市裏沒有貧民窟？”李鐵的回答還算實在：“作為政府的考慮，不希望在特大城市出現像巴西、印度等國的‘貧民窟’現象”，並指出“農村人口不能自由的進城鎮落戶，意味著他們在城市只能就業，漂泊生活，卻不能獲得和城市居民一樣的公共服務”，承認“這種限制政策也抑制了中國經濟的發展，也妨礙了中國農村的發展”。

因為語言與國情的隔閡，東盟代表也許不知道，李鐵這幾句話後面隱藏的事實很殘酷，為了保護城市的乾淨靚麗，中國政府用有形的區隔（如戶口制度），社會用無形的區隔（城市的高房價與高價格的公共服務）剝奪了高達數億人口的基本權利。

中國城市應該允許貧民區的存在

驅趕城市外來者，在中國這不是第一次，當然也不會是最後一次。這次北京的驅離行動之所以讓外界備感憤怒，除了手機秒拍將被驅趕者在寒風中戰慄的畫面即時傳導至網路世界之外，還有時勢的原因：人們對中國當局的不滿蘊積已久，反腐敗都難以賣座，“低端人口”之說更是觸動了中國人心中那根極為敏感的弦：大多數中國人都是艱難度日的社會底層，尤其是進城討生活的農村人口，隨時都可能成為當局驅趕的低端人口。

中國數千年歷史，王朝傾覆了若干輪。歷次王朝傾覆，除了外敵入侵之外，基本都是流民揭竿而起的結果。遠的不說，就以離本時代最近的明清兩朝來說，進入中葉之後，都因人口漸增、土地日益集中，失地農民日漸增多並成為流民，統治者先是“驅人歸田”，因“無地可耕”而無法安置；然後就在剿撫之中彷徨搖擺，直至最後或被農民起義吞沒（明末農民大起義），或在各種民變中日益衰弱，直至滅亡，例如清朝中葉以後的歷史，先是盛世中的白蓮教、天理教等各種小規模起事，後是太平天國起義這場遍及十一省的大規模起義。中共革命號稱“無產階級革命”，其實主體並非中共所說的無產階級——工人階級，而是流民，即失地農民。

與中國同列為“金磚四國”的三個國家，除俄羅斯之外，印度、巴西都有城市貧民窟。在貧民窟中排名第一（按面積）的印度孟買達拉維居民超過60萬；排名第二的印度達哈威貧民窟面積僅為1.75平方公里，居住人口高達上百萬。巴西里約熱內盧的荷西尼亞是南美最大的貧民區，排名世界第三。中印兩國是世界第一、第二人口大國，都是中產階層人口偏少、貧困人口偏多的國家，印度之所以出現位居世界第一、第二的兩大貧民窟，原因在於印度是民主國家。在一人一票的選舉制度中，貧民窟的居住者的選舉權與中產、富人的權利平等，也因此，政客出於選票考慮，必須許諾改善貧民窟的現狀。貧民窟裏有無窮無盡的需求，包括供水、供電、學校、廁所、下水道， 以及道路的改良，等等，都等待政府來解決，政客們許諾的少許恩惠就足以贏得一部分選票。中國政府以人治手段阻止出現貧民窟，肆意驅趕“低端人口”，主要原因在於一點：權力只對權力的來源負責，中國官員並非民選官，不需要對民眾負責。

在總人口 約占80%的社會底層當中，（其主體是農村人口。中國的農村生態系統已經支撐不起數量龐大的底層人口之生存需要，他們進入城市謀生是必然趨勢。城市裏如何容納這些人，讓他們在城市裏不失尊嚴地生活，這是橫在秩序與人道之間的“中國結”。如何解開這個結，不僅考驗中國政府的財政能力，更是政府良心指數的體現。

（原載《民主中國》2017年12月9日，http://minzhuzhongguo.org/MainArtShow.aspx?AID=94392）

http://heqinglian.net/2017/12/09/china-slu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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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危機日漸逼近之時，中國還有沒有出路？有，那就是地方自治。

因地制宜施政，是中國自古以來的政治智慧，直到民國時期，廣大鄉村地區基本是鄉紳自治。美國地大物博，50個州，州情不同，各州自治，支撐美國自治的是社區自治與學區自治(有的地方按學區選舉學區委員會，作為監管本地區公立中、小學校系統的基層機構)。中共執政團體應該考慮以地方自治為切入口，實行政治改革，讓每個地區的人民選擇自己的政治制度與經濟組織形式。在毛澤東時代，中共實施計劃經濟，講究「全國一盤棋」，發達地區與貧困地區一刀切，沒有自行選擇的可能性。經過將近40年改革，中國有了民營經濟，各地更是形成了一些地方商業菁英，他們有一定的領導能力與組織能力，這是地方自治的重要基礎。

地方自治是解決中國問題的一條出路

早在2004年，中國政治學者吳國光先生就提出了「縣政中國」的設想。在＜縣政中國：從分權到民主化的改革＞一文中，吳國光構想了未來中國「廢省」以形成全國和縣兩級民主政治的構想，以及在制度化分權基礎上運作的政治框架。他構想的路徑是：中國的民主制實踐可以先選擇在縣級實行，確立縣長作為本縣最高行政官員的職權，任何黨派(首先是中共)對縣政的干涉，只能通過選舉和其他民主程序(比如通過在縣議會內的黨派運作)進行；相應地開放媒體、開放黨禁、實行司法獨立。經過一段試驗階段後，可以開放地域限制，在全國實行。最後，通過民主化奠定堅實合法性的「縣政」，將具備足夠的自主性，從而會削弱、挑戰甚至擺脫目前省、地級政權的領導，，即通過「縣政民主」實現「虛省實縣」，最終達成中央與縣兩級政府架構的全國政權體系。

吳國光的文章並非只是技術性的建議，他充分考慮了中國朝野及各方的接受程度與實現的可能性：中國歷史上有地方自治的傳統，有利於國民接受；縣級民主可避免全局性震盪，可將對中國動盪乃至分裂分裂的擔憂降至最低。在政治過渡期間，中國共產黨可以主導這一變革過程；在完成過渡期的政治任務後，中國共產黨可以和其他政黨一樣，平等參選。

地方自治的經驗，不少國家與地區已累積多年。僅與中國同屬東亞文化圈中就有台灣與印尼經驗可以借鑑。從中國現狀出發，筆者認為，各地經濟發展水平不一、民智開發程度不同，實行縣級自治後，各地可以因地制宜，根據當地資源、技術水平與人力資本素質，改革教育系統，走出一條自立之路。

發達的沿海地區可以選擇資本主義制度；窮困地區的人民希望回歸毛澤東時代，也可以按照毛時代的方式來進行社會重組，此路不通之後，可以重新嘗試走另一條路，但其他地區則可免去這一劫難。這種開放多元的地方自治實施之後，既可減少民族矛盾與宗教矛盾，還可以讓貧困地區自立，不再長期依靠中央財政轉移支付。對所有的國民來說，則是一個通過賦權而培養責任與權利意識的過程。只有國民成為有權利意識、自我負責、有主體意識的個人，中國的未來才有希望，才不會再出現毛澤東盛讚的「紅旗捲起農奴戟，黑手高懸霸王鞭」那種讓中國人付出慘重代價，卻只改變了少數「革命元勳」和草根參與者命運的暴力革命。

中國近年不少研究鄉村社會的學者，因中國鄉村社會淪落，都開始懷念清末及民國時期的地方鄉紳自治。這不是簡單的懷舊，而是對中國社會的前景深感擔憂的一種下意識尋找出路的思考。我認為，鑑於美國社會的自治經驗，這是一條可以備選的制度出路。2017年7月開始在中國上演的電視劇＜白鹿原＞展示了白鹿原從清末到民國時期的歷史。從辛亥革命前後開始，白鹿原經歷了改朝換代的連結兵禍、災荒、第一次國共合作分裂後由中共農民協會主持的土地革命、國民黨捲土重來的土地還給舊主人，………………………直到中共建政之前，白鹿原之所以沒成為一盤散沙，就因為還是一個以親緣、地緣為紐帶的鄉村自治體。中國今後要走的地方自治道路，當然不可能是簡單的恢復中國舊時的鄉紳自治，因為那種基礎條件被中共在幾十年前便摧毀了，而是在現在意義上的還權於民、因地制宜的創新。如果說，中國與美國文化不同源，那麼，台灣經驗可為借鑑，台灣就是民主政治下的地方自治。中國要想避免翻烙餅式的革命，即毛澤東說的「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種「幾千年文明史」的循環，就得為自己找制度性出路。

正如筆者在本書前面各章中所分析的那樣，由於中國已經陷入一種制度的結構性鎖定，中國很可能在今後10~20年內繼續維持「潰而不崩」的局面。在現階段，和平轉型的道路已經被當局關閉，而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亦無現實可能；不管人們多痛恨這種局面，國人將不得不在這種狀態中繼續煎熬。筆者以為，中國政府與其讓人民被憤怒、絕望煎熬成一群網絡暴民，不如從基礎做起，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儘量普及、涵育公民的權利意識，為未來的社會轉型做好思想準備。(Page 288~290)

以上文章摘錄自【中國：潰而不崩】，何清漣女士與程曉農先生合著，出版社：八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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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改革以來的中國有如一輛失去方向的現代化列車，中國農村則有如被政府拋在廢舊車軌上的一節破舊車廂，拋下的時間開始於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儘管這節車廂裡坐著占中國一半人口以上的農民。但被拋下的不是物品，鄉村社會的墮落，農村人口的絕望和無出路，最後必會吞噬中國(Page 216)

以上文章摘錄自【中國：潰而不崩】，何清漣女士與程曉農先生合著，出版社：八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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錦源先生於【縱橫21世紀的大中國】一書中談到：

大陸需要非常龐大的資金，改革開放才能強有力地繼續下去，才不會造成很多之工程，半途而廢，而國共內戰、蔣介石敗於通貨膨脹之印象猶新，中共不敢大肆舉債，也無力興債取得資金。(摘錄於【縱橫21世紀的大中國】，Page 343)

資金的創造方法，我將之分為西洋式之方法和東洋式的創造方式，以歐盟之英、法、德、義等先進的國家，美國這樣的國家，都用了二、三百年之時間、累積了龐大之經濟資金，中國大陸只有半個世紀的時間，與歐美相差四倍以上，可見其急迫性，故中國大陸只有學習日本及日本教導韓國、台、港、新的東洋式的資金創造方法，我試著提出一些可行之方案：………………………………….。(摘錄於【縱橫21世紀的大中國】，Page 520)

中國大陸資金之創造方法，應採取日本式，不可採取歐美式，一方面中國大陸之經濟剛起飛，故累積資金的速度要快，二方面要以小博大，用較小的資源去創造較大之資金，故日本東方式之內造資金的方法，才可避免，美國以貨幣技巧，用資金入侵的方式去奪取較落後國家之經濟利益，關於這一點理論，我有專門文章在前後文中說明。(摘錄於【縱橫21世紀的大中國】，Page 491)

大陸如不採取東洋式資金創造方法，恐資金不夠用，如採取台灣所學習之資金創造法，是否會在國土未建好，土地價格就崩盤，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筆者認為大陸要學習資金創造的方法，去大力建設大陸之國土，但應未雨綢繆，利用台灣之經驗無論成敗都可資作為學習。(摘錄於【縱橫21世紀的大中國】，Page 504)

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的玩意兒，. 歐美的先進國家，一直採用「市場經濟」的方法去搞經濟活動，也就是供需的原則是放任式常去自由活動，政府只訂出金融、製造、流通的經濟活動的遊戲規則。日本由於缺乏天然的資源，所以金融的活動，就不與歐美一樣，採取不一樣的方法，以活躍資金，在本書的其他章節中，做了更詳盡的探討。本節以市場資金的原則作探討，日本虛漲了全國土地達五倍之多，然後以此虛價的土地，創造了三倍以上的資金從事：(1)生產力的創造，以佛教的力量，快速地培養出高品質低成本的製造業，以達到任何地方都有市當的火車、汽車通達，到了一九九五年發生了嚴重的泡沫經濟危機時，日本已完成了國土大部分的建設，日本以特殊的方法，創造了龐大的資金，活躍了金融，以特殊的生產力，製造出全世界最佳質量的物品，再以優越之國土建設，物暢其流，使流通業非常發達，以上金融、製造、流通三大行業是現代經濟活動最重要的因素，日本是充分的利用計畫經濟和自由經濟交互使用，互相配合的方法，以市場經濟為工具為手段，創造出輝煌的經濟成果，其中法治、會計、稅務各方面都起了作用，將陸續提出說明，或另在其他著作中說明之。(摘錄於【縱橫21世紀的大中國】，Page 349)

我在本書中強調，日本經濟之所以成功是在資金的創造力及對資金之保護的力量，發揮了效益，其次才是生產製造力，最弱的是流通服務力，一九五五年日本之經濟力量達到了最高峰，爾後就被美國再度地趕過去了，美國之所以能趕過日本主要就是資金的創造力超過了日本，加上美國之流通服務力，一直是在日本之前，這個理論需要充分之資料及專業的修養和充分之時間去研討，或許以後等我有了充分之時間，再做專文討論吧！(摘錄於【縱橫21世紀的大中國】，Page 423)

日本於一九五五年由於生產製造力之鋒利，大大的遲鈍下來，又流通服務力一直都無法改善，故影響了資金創造力要用更大之手力，才能剪斷日本越來越厚、越韌的經濟活動，可是日本有點力不從心，沒有那麼大之手力去剪了，故日本只好將經濟的厚度降薄，使韌度下降，以便讓既有之手力去剪斷了。(摘錄於【縱橫21世紀的大中國】，Page 423)

日本發生了非常嚴重之國內不良債權，銀行放出去的錢，連利子都拿不到，國內之不良債權光是銀行系統超過六十兆日圓，日本以虛漲土地達五倍左右去創造比實質土地大三倍左右之資金，去從事生產力之創造和國土之建設，至一九五五年日本之國土建設，只有地下溝渠還沒達到歐美先進國家之程度，其他都已達最先進之地步，故日本之地價回歸原位之兩倍左右時，日本之國土建設就停下來，不在前進，營造業蒙受巨大之打擊，此時國土建設無效益之部分企業，只好宣布破產，效益可平衡以上的，就繼續生存下去。另一方面生產製造力，日本由於薪資太高，CNC機械之大量使用，使日本之勞動成本比其他先進國家及落後國家之比較成本，來得大的多，故日本之生產力，以達到了極限，因此只有靠提升流通服務力來平衡製造力，以使更順利去剪日本之經濟，關於生產力、流通力我們在下一節再行討論說明，日本擁有一個其他國家所沒有的，那就是非常巨大之國外的債權，或許有不少之不良之國外債權，然而日本擁有國際債權而沒有國際債務，這樣的國家是不會有問題，進入二十一世紀，國際之債務不是用軍事力量可以消滅的，因為二十一世紀的文明，永遠是以經濟成就及力量去做決定的，何況軍事力量還得靠經濟力量，所以中國大陸，還是要靠日本之經濟力，去協助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目標，日本二十年來給予中國大陸之ODA的援助已達三兆日圓，但那還是不夠的，日本之金融需要調整，而且是要用流通服務業的力量來調整的，這也是非常專業之銀行活動理論，在此從略，我只能說，日本還是有很大之資金力去幫中國大陸的。(摘錄於【縱橫21世紀的大中國】，Page 424)

一九五五年後日本、台灣、大陸的三角經濟關係都在調整中，針對這三角關係之間的資金力、生產力、流通力都在調整處理中，可能要到二OO五年或二O一O年，才能調整好，但我認為台灣和日本，二十一世紀的希望是在中國大陸的，如果台灣和日本的經濟活動不進入中國大陸，那台灣和日本的經濟發展，是會很艱苦的，因為台灣和日本最大之靠山------美國市場將會漸漸被大陸和其他地區所奪取，而台灣和日本反而需要中國大陸之供需市場的，現在台灣和日本，去幫助大陸的經濟發達起來，則到了二O一O年以後，日本和台灣反而需要大陸之協助。(摘錄於【縱橫21世紀的大中國】，Page 424)

筆者只先提兩個先行的步驟：(摘錄於【縱橫21世紀的大中國】，Page 497)

(1)集合所有大陸之精英，並聘請日本和台灣、香港、新加坡之專家，成立一個資金創造的小組，著手研究日本資金創造之方法及金融活動的制度，以便募集兩百兆人民幣的內造、自有之資金，可分十到二十年完成。

(2)成立全國分成七個大經濟區之企劃委員會…………………………………借重日本在經濟發展上之經驗及資金創造的方法，並完全接受來自日本、台灣、香港、新加坡等地之資金，及來自上述各地之生產業和流通業之經驗和理念，及其助力，則我想中國大陸將會很快的成長，很快地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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塵緣與八月桂花香：

塵緣與八月桂花香於【傳(ㄓㄨㄢˋ) 』有止境，『傳(ㄔㄨㄢˊ) 』無終點！-----追求集體的歷史地位！】（詳：http://blog.udn.com/9dfb99f0/121833828）中談到之：『以『通俗易懂的措辭』來宣揚這『『縣政中國』(或其他由縣級（含）啟動真正的一人一票直選的制度)』，讓西方明白了解，進而使中國成為『人類的新希望。』』來提升全球的視野，形成『新的全球共識』，以吸引全球資金蜂擁至中國，才是大陸當局所應深思的問題！！！

若這『中國成為『人類的新希望。』能成為『新的全球共識』，進而吸引全球資金蜂擁至中國，那麼高錦源先生所言之：『大陸需要非常龐大的資金，改革開放才能強有力地繼續下去，才不會造成很多之工程，半途而廢，募集兩百兆人民幣的內造、自有之資金。』就不成問題了。

若有大陸有兩百兆人民幣的內造、自有之資金之後，再來就是中央財政上資金的配置問題了！

何清漣女士說：『1978年改革以來的中國有如一輛失去方向的現代化列車，中國農村則有如被政府拋在廢舊車軌上的一節破舊車廂，拋下的時間開始於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儘管這節車廂裡坐著占中國一半人口以上的農民。但被拋下的不是物品，鄉村社會的墮落，農村人口的絕望和無出路，最後必會吞噬中國』，

若『『縣政中國』(或其他由縣級（含）啟動真正的一人一票直選的制度)』能在中國實施，那麼『“維穩”開支超過軍費，擠壓民生” 』之現象勢必得以紓解，中央財政上資金的配置就可考慮將“維穩”開支減少，大幅增加解決『三農問題』的建設基金，

解決中國大陸「三農」問題涉及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絕非一朝一夕，一蹴可幾的。

然而「三農」問題具有緊迫性、複雜性和長期性，「三農」問題若不儘快改善和解決，非但中國大陸現代化建設難以達成，中共根本不可能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進而還可能危及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

好一個2004東吳大學生經濟論壇參與論文所言之：『所以我們認為中國必須先調整中央財政上資金的配置，否則沒有足夠的財力後盾去擁護農村基礎建設，有再多的理想都不過是紙上談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