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正與補遺 (一) for『民主與憲政』這個深水區！！！

 

 

告別紅色價值觀——一個國家能否成功轉型的關鍵所在

 

 

• 程曉農

 

一、懷舊與國運

 

年青人嚮往未來，而人老了就會懷舊，這一切都很自然。懷舊乃人間常態，難道關乎國運？當然。社會主義國家的轉型早晚會走上選舉政治的道路，而從選民們如何懷舊，就可以判斷他們投票的意向，進而從中發現這個社會政治轉型走向的奧秘。不過，對這個問題，與其開篇便虛說一番道理，還不如從一個俄國紅三代的懷舊故事講起。20多年前我曾偶遇一位前蘇聯駐澳大利亞大使，從與他的對話中深受啟發，因此明白了一個淺顯而深刻的道理：轉型不是一個棄黑選白的簡單過程，轉型需要人們的自我洗滌，而多數民眾是否願意這樣做，決定了政治轉型是從黑變白，還是從黑變灰，甚或以黑代黑。

 

    1、“八月政變”和“十月革命”：在俄國對錯難辨？

 

蘇共的亡党亡國起於1991年8月19日該黨保守勢力發動的“八月政變”，政變失敗後，蘇共被蘇聯政府宣佈為非法組織，從此壽終正寢。“八月政變”的結局意味著“十月革命”的道路被否定，在我1995年第一次赴俄國專門考察其私有化之前，自以為這早就是當地的社會公論了。其實，我大錯特錯了。待我參加了俄國科學院世界經濟和國際關係研究所（國際學術界經常簡稱其俄文縮寫IMEMO）以及經濟研究所的幾次內部討論會之後，我開始意識到，俄國學者們的看法實在是五花八門，可以說，轉型已在途中，思維仍在舊時，但當時我從他們的學術話語中找不出原因所在。而我與前蘇聯駐澳大利亞大使的一場談話卻如同一道閃光，讓我一下子明白了，從革命到民主化，政治上的黑白可以是分明的，但人們頭腦中對過去的認識（即懷舊的產物），其實是不會被新的憲法或政黨綱領所左右的；懷舊，更大程度上受情感支配，而這種情感往往是西方社會科學學者的理性思維難以理解的。

 

“八月政變”4年之後，在9月晴朗涼爽的一個週末下午，我在莫斯科國民經濟展覽館廣場上偶遇一位俄國老人，他自我介紹是前蘇聯外交部高幹、駐澳大利亞大使，我也說明了自己以前在中國的國家體改委工作，現在是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博士生，專門來俄國研究他們的轉型。隨後，我們之間的閒聊竟延長成一場長達5小時的談話，而話題就是懷舊。我對他的提問，從莫斯科政治歷史博物館門口展示的兩件歷史文物開始。其中一件是參加“十月革命”的裝甲車，看過《列寧在十月》這部蘇聯電影的人想必都有印象；另一件是“八月政變”時被坦克撞壞的“臨時街壘”——一輛無軌電車。我問他：為什麼這兩件歷史文物會同時展出？如果是紀念民主化的艱難，展出這輛被撞壞的無軌電車似乎是理所當然，但同時又展示參加“十月革命”的裝甲車，兩者沒有矛盾嗎？這位前大使回答：我明白你的意思，民主化否定了“十月革命”，所以不應該再展示這輛裝甲車。我問他：你支持民主化嗎？他回答：當然。再問：那你贊成“十月革命”嗎？回答還是：當然。我追問道：民主化否定了“十月革命”的道路，兩者之間，難道不是只有一個應該肯定嗎？

 

我這種非黑即白的問話讓他笑了起來，他不覺得這是冒犯，而是表現出一種遇到知音的表情。接下來他把話語從英語改成了俄語，我們的談話也進入了交心狀態。他說：從政治角度看，你的問題問得對，本來應該屬於是非分明的問題，只有一種答案，不可能“十月革命”和民主化都對，但是，對我們俄羅斯人來說，這不是個是非問題，而是情感問題；假如你是個西方國家的記者，我就會回答“你們不懂”，但你是中國人，也在中國的政府部門工作過，所以，我這樣講，你是應該懂的。這位前大使解釋說，他家算是過去的紅色精英，爺爺當過赤衛隊員，見過列寧，獲得過勳章；父親受過高等教育，是外交部高幹；他自己也屬於高幹。他說，民主化當然比以前的制度好，他們家的人都贊成；但是，在他的家庭裏，否定“十月革命”，就意味著朝他的父親和祖父臉上吐唾沫，把他們的歷史貢獻貶低得一無是處，對他來說，這是做不到的。所以，他不想否定“十月革命”，但也支持民主化。我的感覺是，他的這番說法，在同族當中或許是平常得不值一提，對西方記者談是對牛彈琴，遇到我則是難得地一吐為快了。

 

    2、擁新又懷舊，是非不足道？

 

對這位前紅色精英的話，作為外人，我不打算從自己的角度出發去表態，畢竟那是別人家的事。值得我們深思的是：這種“擁新又懷舊、是非不足道”的說法，有沒有普遍性？假如有，其原因何在？我作為一個從經濟和社會學角度研究社會主義國家轉型的學者，知道他的這種看法並非個例，相反卻相當典型，他的坦率回答點出了一個要害問題，即轉型國家的許多民眾（當然也包括前紅色精英），並不會因為贊成民主化而放棄對蘇聯社會主義體制的懷念。

 

我認識蘇聯的民意調查之父保利斯·格魯欣（Boris Andreevich Grushin），他在民主化之前創辦了一個非政府民調機構〔以前稱為“全蘇民調研究中心”，1993年改名為“俄國民調研究中心”（縮寫VCIOM）〕，該中心從1993年開始，每年就轉型時期的政治、經濟、社會問題發表4次全國抽樣調查的結果。我搜集了該中心所有的出版物，發現這些資料提供了相當完整的關於各階層對轉型時期主要話題的看法。這些資料表明，那位元前蘇聯大使的個人看法並非個別舊既得利益者的固執，在社會各階層，持有類似看法的人為數甚多。在政治層面，紅二代、紅三代如此懷舊，毫不奇怪，但多數工人對“工人階級當家做主”和“企業內民主”這樣的紅色教條居然也相當認同。一方面，工人們對廠長經理普遍不滿；另一方面，幾十年的洗腦使他們傾向於接受這種社會主義價值觀念，視之為理想狀態。至於對經濟體制的認識，蘇聯解體前的1990年只有17%的民眾無條件地贊成市場經濟，大約25%的人對市場經濟基本上表示正面態度但抱有某種疑慮，還有25%的人則持負面態度；而對市場經濟表示疑慮或不滿的人，主要擔心的是“市場經濟帶來私有制，由此將產生對工人階級的剝削”。對這套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話語造就的價值觀念，“40後”到“60後”的幾代中國人無不熟知。

 

    3、在“列寧煮牛奶”的那個房間裏：“切碎歷史，避談是非”

 

當時我在俄國就想到一個問題：如果說，成年人對轉型的態度取決於他們的生活經歷，那麼轉型期的俄國中學生正接受什麼樣的政治和歷史教育呢？那時我仔細看了聖彼德堡和莫斯科的政治歷史博物館，也翻閱了當時的中學歷史教科書，結果發現，博物館的展覽和教科書的編寫基本上採用了一種“切碎歷史、避談是非”的做法。

 

聖彼德堡市的政治歷史博物館曾是“十月革命”前俄共（布）的總部，我看遍這個關於蘇聯歷史的博物館裏所有的展物，發現找不到兩個重要的名字：列寧和史達林。博物館提到了“十月革命”，但未涉及列寧；介紹了衛國戰爭的勝利，卻沒有史達林的名字。我只在展出的一件朱可夫的元帥服的袖口上，發現一個當年綴上去的小小布條，上書“此元帥服由史達林元帥所贈”；在關於整個蘇聯歷史的介紹裏，除此之外，“史達林”是完全不存在的。館中只介紹了蘇聯時期的三位政治領導人：赫魯雪夫、戈巴契夫和葉利欽。展覽館沒有歌頌“十月革命”，卻展出了“十月革命”後列寧下令屠殺發動反布爾什維克起義的波羅的海艦隊數千水兵的史實和照片。

 

此博物館的二樓就是《列寧在十月》裏列寧和斯維爾德洛夫煮牛奶的那間辦公室，一切陳設與80年前完全相同。我步入房間，空無一人，也空無一字。我回頭問在展覽館工作的老太太：這是誰的辦公室？她微笑著說：你知道的。於是我笑問：何以見得？她回答：你既然這麼問，看來你熟悉這個房間了。接著她反問：你從哪里來？答曰：中國。她笑了起來：你們中國同志一定看過《列寧在十月》，不記得這個房間了？我說：當然記得，可是，為什麼沒有介紹呢？她回答：（上面）說了，不要留名字……

 

我又查閱了俄國當時高中生的歷史教科書，發現教科書的編寫和展覽館的展出採用了同樣的方法，把歷史切碎，拿走那些會引起激烈爭論的歷史片段和人物。在民主化之後的俄國，中學生就是在這樣的歷史教育中成長起來的。在某種程度上，兩德統一以後，在原東德地區，主導國家政策的原聯邦德國的政治和知識精英也或多或少地採用了相似的辦法。雖然西德的政治和知識精英從未在紅色專制下生活過，但他們當中的許多人本身是左派，對社會主義乃至共產主義並不反感。2009年我在一篇文章中首次指出中國當代官史裏兩個30年的相互矛盾，這其實是注意到俄國轉型期這一歷史虛無主義做法之後而得到了啟發，“避談歷史是非”，同樣也發生在中國。

 

這種同時發生在俄國、中國和東德的歷史虛無主義現象，難道只是巧合嗎？這三個國家現在的政治制度不同，為什麼會出現類似的現象？其實，這種歷史虛無主義態度有它的社會基礎，而這一社會基礎的共同特徵就是轉型期成年民眾那沉澱在記憶和下意識裏的原有價值觀。以俄國為例，在1990年代的俄國社會裏，人們對蘇聯歷史和前蘇聯領導人的看法形形色色，不同觀點之間很容易發生爭執和對立，比較典型的是，受過迫害的政治異議人士與原紅色精英根本無法就歷史達成共識。我曾經聽知識份子嚴厲地批判史達林，也在距聖彼德堡幾百公里的鄉下農宅裏聽老太太們懷念地唱“紅歌”（蘇聯時代的歌曲，許多歌中國人也熟悉）。在俄國的轉型初期，無論是葉利欽當局，還是多數俄國民眾，都沒有完整客觀地評價歷史是非的意願。當局用這種“切碎歷史、避談是非”的方法來處理歷史，社會可以達成表面上的和諧，但是，掩藏歷史是非的企圖卻埋下了政治和社會轉型的雷區，因為，論史既然避談是非，則前朝今制不過是新舊之別，對錯不顯，遑論拋棄舊朝的種種殘念。

 

如今，德國統一已經25年了，但兩德之間在價值觀念上仍然遠未統一。在俄國，轉型猶如迴旋之流，徘徊不進，總也走不出過去；將來中國一旦出現政治轉型，其轉型之路會與俄國有天壤之別？

 

 

    4、在懷舊情感的背後：價值觀念的支配性影響

 

我之所以關注俄國青少年在轉型期接受什麼樣的歷史教育，目的是對比轉型期青少年的社會化過程與其父輩、祖父輩社會化過程的異同，從而觀察轉型國家的未來一代在多大程度上會與他們的父祖輩截然不同。一個人的社會化是指青少年告別孩童時代、步入社會的過程。他們不再是孩童了，即將變成社會中的一個成年成員，在角色轉換的過程中，他們各自從社會上接受多種看法、話語，從而形成自己的價值觀念和道德標準。在青少年的社會化過程中，對他們影響最大的是三種人，按照青少年的年齡幼長階段來分，起初是家長和老師的影響最大，到了青年時期則同伴的影響變得更大，但家長和老師仍然有很強的影響力。社會化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多數社會成員在社會化階段形成的價值和道德觀念，以後很少改變，並將潛在地支配他們一生的行為。

 

任何一個社會的正常運轉，都依賴於人們以其價值和道德觀念來指導約束個人的行為。比方說，什麼事是正確的，什麼事是錯誤的，錯誤的事可不可以做，對每一個人來講，影響、約束他行為的乃是他的道德觀念；同時，應當追求什麼，不應當追求什麼，這是一個人的價值觀念所影響、決定的。需要指出的是，在民主社會，政府在青少年的社會化過程中對其較少干預，中小學教育也沒有統編教材和官方擬定的教學大綱以及強制背誦要求，道德和價值觀念的形成是一種社會的自然傳承；而在社會主義國家，集權政治不但對社會實行強制而嚴密的管控，同時力圖由官方灌輸一套“社會主義道德和價值觀念”，以取代甚至摧毀傳統的道德和價值觀念，不但青少年的教育如此，如同朱學勤所比喻之“喝狼奶”，而且成年人也不得不按照“政治學習”的要求，把自己變成“社會主義新人”。毫無疑問，一旦社會主義國家開始政治轉型，過去的社會主義價值觀念就不合時宜了；但是，人們並不見得會自發地清除這些過時的價值觀念，甚至也不見得完全厭惡舊的社會主義價值觀念。而在中國，情況就更加複雜了：經典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全面公有制加計劃經濟）20年前就被拋棄了，“社會主義道德和價值觀念”早已被社會現實所否定，社會上出現了普遍的價值迷茫，但是，課堂上卻仍然還在重複昔日的教條。這種荒誕劇般的教育雖然與現實世界格格不入，卻正教出一代又一代價值觀畸形的年輕人。

 

    5、變制與變人：轉型國家的最大難題

 

社會主義國家不改革就沒有出路，對此，相關各國都有共識。但是，幾乎沒有人關注過這樣一個問題：轉型時期最大的難題是什麼？許多人認為：民主化最難。但是，即便日後民主化從天而降，國民將會如何投票？在這個問題上，西方國家的政治學者普遍犯了一個共同的錯誤：錯把彼鄉當家鄉。他們以為，既然一個國家走上民主化的道路，那麼國民的大多數就會自然而然地接受民主社會的價值觀念，按照民主國家公民的通常偏好來投票選擇支持民主制度的政黨和有利於鞏固民主制度的政策。西方學者們的錯誤在於，他們忘了一個最關鍵的因素：轉型國家選民原有的價值觀念是不會隨著民主化而一夜之間一風吹的，以往形成的價值觀念將繼續發揮作用。也就是說，政治制度或許可以短期內改變，但社會成員的價值觀念卻不可能如此劇變；制度可以重建，人卻依舊不變，這就是轉型國家的最大難題。

 

社會主義國家不可避免地會進入轉型階段，在此過程中政治轉型和經濟轉型會同時受到新、舊兩種道德標準和價值觀念的影響。除了部分受過高等教育、能夠且願意獨立思考的人之外，大多數成年社會成員已經形成的價值觀念必然會影響他們對轉型的期待和評價，從而影響他們的行為（包括投票行為）；而轉型時期的青少年接受什麼樣的教育，則對今後轉型過程的走向有決定性影響，他們的父祖輩早晚一天要辭世，如果到那時候轉型尚未完成，則轉型初期青少年們的價值觀念就在相當程度上代表著這個國家什麼時候完成轉型，或者轉型永遠在途中。由此我發現，決定一個國家轉型期長短的，其實不是經濟實力、憲政制度設計、社會福利制度，抑或政黨政治運作，而是多數社會成員的價值觀；因為轉型期社會成員價值觀方面的差異，有的國家轉型期只有短短幾年，有的需要幾十年，還有的國家則可能要走漫長的上百年轉型道路。

 

懷舊之所以關乎國運，不但是因為懷舊者的行為是一面觀察社會價值觀實況的鏡子，還因為社會價值觀的主流傾向將決定國家轉型的方向。民眾懷舊雖然可以是完全個人的、私密的行為，但從社會心理的角度來看，懷舊者往往更喜歡在同齡或相同經歷的群體中尋求因互動而帶來的精神滿足。人們懷舊時往往下意識地用既有的價值觀對過去作選擇性回憶；或者反過來說，許多人懷舊的內容，是根據自己的價值觀來評價好壞的。單純從懷舊的角度看，這似乎並無大問題；但是，從轉型的角度看，當許多人的懷舊受到原有價值觀的支配，這就會阻礙國家轉型的進程。社會主義國家轉型期人們的懷舊，與其他國家民眾的懷舊不同。別的國家沒有轉型之變，價值觀自然延續，懷舊或許無關社會進步；而在社會主義國家的轉型當中，轉型本身需要多數民眾價值觀的轉變，但這樣的轉變並不會自然發生，如果因為對轉型期現狀的不滿，而在懷舊中把原有的價值觀投射到對現實和未來的期待上，便會強化舊價值觀念的社會影響。我將在今後的文章中進一步分析價值觀轉型的決定性意義和各轉型國家的經驗教訓。

 

二、歷史重墨豈無痕

 

今天在中國，人們經常會談到一個社會現象，同一個微信群裏的中學同學、插隊知青、兵團戰友們，因價值觀不同，對時事的認知差別越來越大，甚至語言對立。基於不同的價值觀傾向，人們對現實和歷史的認知差異導致社會觀念的明顯分化。分化從何而來？這就是我想探討的問題。

自從1978年開始，中國已經走了差不多40年的改革之路，但至今改革這個口號還是政策檔的關鍵字，這表明，中國仍然徘徊在改革的中途。關心中國前景的人，都非常關注政治改革，卻很少有人考慮過價值觀轉變對政治改革的影響。如果選舉政治一旦建立，左右選舉結果的最關鍵因素是什麼？事實上，是選民的價值觀決定他們喜歡什麼樣的政策口號和政治人物。不久前俄國剛完成了新一輪國會選舉，實行威權統治、打壓反對黨的普金，讓自己扶植的傀儡政黨囊括了大多數國會席位，而厭惡普金的少數選民只能拒絕參選以示不滿。1991年俄國開始民主化，25年之後卻似乎離真正的民主越來越遠，近日戈巴契夫說，普金正拉著俄國回到過去。然而，普金今天能夠得勢，難道不是俄國選民一步步用選票送上去的嗎？我關於轉型問題的上一篇文章“懷舊與國運”，談到了葉利欽當局20年前拒絕清理紅色價值觀。俄國的宿命所折射的，其實就是紅色價值觀繼續在選民中發揮影響、威權領袖操縱政局、政治進步遙遙無期的困境。社會多數成員價值觀的轉變，是國家能否成功轉型的關鍵所在；然而，這個話題在中國至今仍然混沌不清。

 

    1、紅色價值觀：版本常換，灌輸依舊

 

每個國家在建立社會主義制度之前，都有自己的價值觀和道德體系。1949年以前，中國社會有自己的道德價值觀，雖然經歷了從清朝到民國的政治演變，傳統的道德和價值觀念也還是相對穩定的。當然，用現代的眼光去看，中國的傳統道德、價值觀念裏有很多內容是陳舊落後的，比方講男尊女卑。但除此之外，仍然還有不少內容屬於應當繼續堅持下去的是非標準，比如誠實不欺就很重要；另外，人們之間相互信任、樂於互助這樣的社會關係，也建立在中國傳統價值觀的基礎之上。現在有些80歲以上的老年人回憶說，50年代初那個時候的人多好啊。其實，那個時候之所以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比較正常，是因為中國舊的價值觀念還起著作用。

社會主義國家往往被看作是威權主義政權，但它與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下的威權主義政權有一個重要區別，那就是社會主義國家要支配人們的思維和認知，即實行思想專制，它不僅全面控制人的行動、言論，而且要支配人的思想，以此達到最徹底地統治人的目的。所以，社會主義國家往往都會實施“思想改造”，一方面，對“階級敵人”發動一輪又一輪的打擊，迫使老百姓學會“站隊”，不再發表“不合時宜”的言論；另一方面，把所有媒體都變成喉舌，同時由當局統一編寫教科書，“從娃娃教起”，把官方意識形態教條灌輸到人們頭腦中。久而久之，老百姓失去了自己獨立思考的機會和能力，反復灌輸的宣傳教育充斥頭腦，所謂的“受黨教育多年”，其實也就是被灌喂“狼奶”歷經有年。當然，“思想改造”不可能完全徹底，人們多少還存留一些與官方宣傳不一致的想法，但為了在這樣的政治環境裏生存下去，人們學會了“公眾場合講假話，私下場合講真話”。

 

在文革初期，青少年多半以為，党和領袖說什麼都是對的，絕不可質疑；不僅如此，還要為毛主席和“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獻出一切乃至生命，師生、親屬、同事、朋友之間，則按照“革命”、“反革命”的標準界定親疏。今天，中國人看到北朝鮮老百姓對金家祖孫三代的頂禮膜拜，可能覺得荒唐可笑。其實，文革初期，中國人誰沒有經歷過每天必行的“向毛主席早請示、晚彙報”，至於跳過“忠字舞”的，恐怕也不在少數。我1969年春在安徽農村插隊時，到全椒縣汽車站買票乘車，當時售票員大喊，誰不跳“忠字舞”，就是對毛主席不忠，不許買票。如今，“忠字舞”並未老去，它再度走出歷史，回到了人間，在廣場舞裏重現痕跡。

 

紅色價值觀懂得“與時俱進”，它不是一套亙古不變的機械教條，而是經常隨著當局和領袖的需要不斷變換版本，即便前後矛盾、互相抵觸，也毫不慚愧；而灌輸者則從不承認，它棄用的舊版本曾經誤人子弟，甚至害人終身。比如，50年代前半期中蘇蜜月階段，老百姓被告知，“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但凡有人膽敢批評蘇聯或“老毛子”當年佔領東北時的“燥性”，就可能被打入“另冊”，那時誰要是聽“美國之音”的廣播，絕對屬於“偷聽敵臺”，可判死罪；等到毛澤東與赫魯雪夫爭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導地位的企圖因“大躍進”政策的徹底失敗而破產，中蘇從政治對立走向邊界武裝衝突時，蘇聯就成了“社會帝國主義”，中國人民又奉命改把“反修防修”當作崇高使命，於是蘇聯的“和平與進步廣播電臺”變成了“敵臺”，“解放全人類”和“打倒美帝國主義”的革命理想改成了中美友好；改革以後“狼奶”又變了版本，“富起來”成了紅色價值觀的主題詞，“實現共產主義”變成了“三個代表”，但是，“富起來”的手法是否正當，這個經典馬克思主義的核心話題卻被塞進了故紙堆，連《共產黨宣言》的單行本也停止發行了，以免老百姓讀後有“非分之想”。不管紅色價值觀的版本如何變換，灌喂“狼奶”和禁止獨立思考的體制總是一脈相承的；更重要的是，即便是早已被拋棄的舊版紅色價值觀，也不得“妄議”。

 

    2、原國企工人懷念文革：舊紅色價值觀拷問新紅色價值觀

 

50年前毛澤東發動了文革，直到今天，還有很多人在心中默默地懷念文革時代，而下崗再就業或退休養老的原國企職工就是其中的一個主要群體。他們是文革時期的受益者，也是被改革拋棄的社會遺產。昔日的國企職工懷念文革時代，不單純是因為他們社會地位的滑落，還源於他們信奉的紅色價值觀與當今中國的轉型現實格格不入，但是，這是國企工人們的原罪嗎？

 

在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中，工人階級始終是官方意識形態的核心概念，共產黨建政後都致力於消滅私有制，然後建立公有制為基礎的經濟基礎；與此對應的政治教條就是以工人階級為代表的“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當然，在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工人階級都是黨委或廠長管理下的一個社會群體，他們可能受到尊重，其實作不了主。唯獨在文革時期，毛澤東治下的國有企業工人被賦予了“領導一切”的“重任”，許多工人造反派骨幹不但在工廠裏成為革委會成員，而且被派到教育、文化單位去當“工宣隊”，成為這些單位的“當權派”，可以“作”許多黨員幹部的“主”。對這種工人階級“主人翁”價值觀與政治現實的獨特結合，國企工人們自然是讚賞的。雖然這一短暫的輝煌很快就結束了，“文革”後工人們重新恢復了以往的被管理地位，但當年曾經的“當家作主”卻銘記在心。

 

國企工人文革記憶的另一側面，則是他們在文革時期相對優越的經濟社會地位。在那個年代，國企工人的工資雖然被長期凍結，但他們有穩定的收入和基本生活品供應，還可以“出勤不出力”，其社會和經濟地位幾乎可與部隊的連以上幹部比肩。當時，北京、上海的國企工人尤其能體驗到優越感。1970年北京的中央黨政機關幹部和高校教工大批遷往各地“五七幹校”之後，北京幾乎成了半空的城市，當這些機關大院的家屬子弟們惶惶然地遺棄傢俱雜物、離別舊家、移居鄉下時，國企工人成了在首都安居樂業的主要人口。而上海的國企工人則一面享受本地豐富而優質的商品供應，觀賞著全國各地民眾對滬上日用品的傾心嚮往，一面歡送工人造反派骨幹源源不斷地邁進中央。當時，相對於生活艱困的農民和插隊知青，以及在“五七幹校”裏長期務農的機關幹部和文化教育單位人士，城市裏國企工人的生活、工作狀況確實要優越得多，似乎前景良好。“師傅”這個工廠裏才使用的稱呼，也因此成為社會上對他人的流行尊稱。

 

80年代的經濟改革並沒有真正觸動國企工人的經濟社會地位。1988年春中國模仿蘇聯，頒佈了《企業法》，規定職工代表大會是企業的最高決策機構，工會為其執行機構。這個法律雖然並未得到真正的貫徹，但進一步肯定了官方意識形態裏關於職工的主人翁地位和企業民主監督等理念；雖然工人階級不再“領導一切”，但當時的企業改革仍然堅持社會主義的“廠內民主”理念。從現代企業管理的角度來看，“廠內民主”從來就行不通；但是，中、蘇兩國秉承意識形態教條、堅持“廠內民主”這一理念的客觀結果是，它深深地形塑了國企職工的價值觀。在中國，從“勞動人民當家作主”到“工人階級領導一切”，再到“廠內民主”，儘管不同歷史階段的紅色價值觀一變再變，但對這些變化，官方從來只調整宣傳的重點，卻從不清理“陳貨”，在國企工人的頭腦中，舊版紅色價值觀已深深地紮下了根，而他們判斷後來歷史變遷的種種是非曲直，恰恰是從舊版價值觀出發的。

 

進入90年代之後，國企的制度頑疾明顯暴露，虧損日益嚴重，於是國企工人成了改革對象。當局先是提出“砸三鐵（鐵飯碗、鐵工資、鐵交椅）”的口號，到了1997年，以“改制”的名義，中國推行了國企全面私有化，國企管理者不費分文便成了企業主，國企員工則被要求“為改革犧牲”，紛紛下崗(詳見我今年6月22日的文章“中國模式：共產黨資本主義”)。國企私有化的冷酷結局，為含義模糊的“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之新版紅色價值觀作了最清晰的注釋。從此，原國企工人們開始懷念文革時代，雖然不過是無奈的表達，但也映射出意識形態宣傳的窘境和他們的價值偏好。這樣的價值偏好，不就是當年灌輸的成果嗎？既然灌輸無錯，紅色價值觀的“與時俱進”也不錯，那麼，被灌輸者用舊版紅色價值觀拷問新版紅色價值觀，不正是灌輸體制為自己栽種的苦果嗎？莫謂原國企職工垂垂老矣，他們的社會認知會影響其下一代，在將來的選舉政治中開花發芽。

 

    3、“拒絕遺忘”VS“拒絕否定”：少數與多數的價值觀對立

 

紅色價值觀伴隨著幾代人的人生歷程，但具有一段相同人生經歷的人，現今卻未必抱持相同的價值觀。這樣的社會分化，看上去像是造化弄人，實質上卻是紅色價值觀印痕淺深的表現。這些年來，在經歷過文革的人群裏，有“拒絕遺忘”和“青春無悔”這兩個流行說法。《拒絕遺忘》——錢理群關於反右運動的書名，代表了一代知識份子對現代史中種種磨難的獨立思考；“青春無悔”，則是昔日上山下鄉知青的一種自我謳歌。“拒絕遺忘”和“青春無悔”反映出兩種截然不同的反思歷史的態度。“拒絕遺忘”是警醒國人，勿忘國難，從中總結歷史教訓；而“青春無悔”之說，聽起來有點奇怪，似乎與常情相悖。文革期間1,600多萬城市中學生被迫上山下鄉，其中絕大多數都是在“組織”的壓力下，不得不離城別家，遠赴鄉村邊疆，其中自願者為數寥寥。他們在農村歷經艱辛之後，難道就幡然醒悟，從被迫上山下鄉變為自願“紮根農村一輩子”，因此而“無悔”了？其實，少數因婚嫁而真留在鄉村直到今天的當年知青，現在並不唱“無悔”的高調；而宣導“青春無悔”的，早就返城30年了，他們幾乎都是“上山下鄉一陣子”，絕無“紮根農村一輩子”的想頭，所謂“無悔”，不過是一種矯情而已。然而，從這個現象卻可以發現一個共同的行為模式，即“拒絕否定”，這絕不限於知青，也不是只有成功者才總想肯定人生歷程的過往步痕。

 

敢於面對歷史、反思歷史的，始終是少數。他們主要是兩類人：一類是具備獨立思考能力以及豐富社會歷史知識的知識份子（即intelligentsia當中的一部分人，原詞借自黑格爾），但他們的公眾影響力時常被壓縮；另一類是人生當中經歷過磨難的人，典型者如文革時期受過迫害的老幹部和教育、文化界人士，不過，他們的眼光因人而異，許多人的反思只是訴苦，對事對人不對制，恐懼猶在。而社會上的成功者，比如我在這組系列文章裏的第一篇“懷舊與國運”裏提到的前蘇聯駐澳大利亞大使，對他自己以及上一輩的社會地位和人生經歷，自然不願否定。中國的紅二代當中，能像羅瑞卿家的羅宇和羅點點那樣反思歷史的，實屬鳳毛麟角。即便是人生當中僅得一度風光者，如中央文革的王力、戚本禹，大學造反派五大領袖之一蒯大富，文革時期的上海紅人徐景賢、朱永嘉，他們落難後撰寫的回憶，雖不免留下落寞的筆觸，但都不肯否定自己的當年，更不曾因弄潮落水而生濃濃悔意。文革時期的國企工人如今懷念文革和毛澤東，其行為亦屬“拒絕否定”，不過他們當時的經濟社會地位與紅色價值觀相互匹配，對舊日留戀，不為無因；相比之下，倒是脫離了鄉村的當年知青，如今若唱著“青春無悔”，反而有幾分荒唐。他們在農村的生活勞作，無論如何不會是自己人生當中的得意時光；他們上山下鄉時的經濟社會地位落到了社會底層，亦難支撐紅色價值觀那“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紮根農村一輩子”的主旋律；而他們現今用“青春無悔”去迎合舊版紅色價值觀，其實是拒絕否定自己的人生低谷，也因此客觀上為當年的紅色價值觀作了背書。這樣的思維定式，其實與今日的憤青有相似之處。

 

在紅色價值觀占支配地位的社會，能夠主動自覺地反思歷史、告別紅色價值觀的人群只是少數，而相當多的社會成員卻出於種種原因，默認了新舊各種版本的紅色價值觀。當下在時事認知方面的社會分化，實源於人們的價值觀差異，中俄兩國皆受制於此。下一篇我再進一步分析，為什麼價值觀變遷會決定轉型國家的國運。

 

三、轉型三叉路

 

二十世紀人類歷史上有兩件縱貫幾十年的大事件，其一是法西斯政權的崛起與滅亡，其二是社會主義陣營的形成與消失。蘇聯是消滅法西斯政權的主力之一，又是社會主義陣營的創建者，最後卻隨這個陣營一起退出了歷史舞臺，隨之而逝的還有蘇聯輸出的史達林模式。如果說，社會主義陣營的消失，是蘇聯解體的必然結果，那麼，史達林模式的死亡，則是該陣營各國的選擇；除了朝鮮選擇以王朝替代史達林模式之外，所有其他原社會主義國家都走上了轉型道路，當今世界，再也找不到任何名實相符的原版社會主義國家了。既然史達林模式已被各國徹底或部分淘汰，則制度轉型乃歷史之必然，似屬無疑。那麼，何謂轉型成功？諸多轉型國家道路各異，進程不一，各國學者們對那些早已完成轉型的國家似乎興趣缺缺，從未見他們總結出這些國家成功的轉型模式，迄今為止，唯一被冠以轉型樣板的只有“中國模式”。但近兩年來中國對“經濟奇跡”的歌頌，已經悄悄地變成了對經濟泡沫的關注，“中國模式”是否會“崛起”，好像成了個問號。在原社會主義國家的轉型歷程當中，中國究竟是走在排頭，還是排尾？更重要的是，中國的轉型將出現什麼結局？事關家國命運，這自然牽掛著國人之心。我多年來一直研究社會主義國家的轉型問題，借寫這篇短文的機會，略陳陋見。

 

     1、“摸石過河”：此岸彼岸兩不明？

 

身為中國人，無不熟知鄧小平的“摸著石頭過河”一語。但是，從近40年前開始“過河”，至今中國的改革仍在“深水區”中轉悠。為什麼在許多轉型國家，經濟改革如同半尺之水，抬步可越，而唯獨在中國卻如此“水深”難渡？或許，問題就在於，中國式“摸石”改革實際上是此岸彼岸兩不明：所謂“此岸”，出發地也。為什麼非“過河”不可，站在原地為什麼不行？鄧小平只有一個實用主義的說法，“過河”後日子會更好。今天來看，“過河”，無非就是拋棄計劃經濟。只是，在陳雲這尊計劃經濟的護法神去世之前，中國的經濟學家很少敢公開批判計劃經濟；而當中國20年前悄悄完成了國有企業私有化之後，當局又埋沒了這個“偉大成就”，以致絕大多數國人至今也不知道，為什麼計劃經濟不可留。所謂“彼岸”，目的地也。拋棄計劃經濟之後“下了河”，對岸會有幾條路？在中國這至今仍然是個不宜觸碰的問題。正因為此岸彼岸兩不明，所以改革“永遠在路上”；其實，不是看不明白，而是不願意看，埋頭只在“河”裏轉悠，即令只有“半尺之水”，似乎總也深不可“摸”，以致許多80後或90後視所有現狀為理所當然，而對“此岸”、“彼岸”卻不免懵懂。

 

其實，從制度轉型的角度來看，“過河”之舉，一目了然，就是部分或徹底拋棄史達林模式，實行制度再造。“過河”之前，中國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一樣，都站在史達林模式這個制度架構之上；此處之“河”，即舊制度的窠臼，如果捨不得徹底拋棄舊制度，“過河”就變成了腳下挖井，自然越挖水越深；而“彼岸”無非是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並沒有別的制度模式可以挑選，但是，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卻可以有幾種不同組合，所以，“過河”之後並非“華山自古一條道”，而是面臨“轉型三叉路”。關於“轉型三叉路”的判明，是我在轉型研究中的體會，本文和續篇將詳細說明。

 

轉型的關鍵在於制度再造，而不是國民福祉的短期變動。各國的轉型歷程長則四載，短則三五年，轉型期間的經濟表現亦時有波動，有的平穩改善，漸入佳境，有的表面繁榮，實則隱患深深。所以，衡量一國轉型的好壞，不宜單純觀察若干年的GDP增長率。成功的制度轉型，也許一時不現經濟繁榮，但新制度根基穩固，並無轉型“永遠在路上”之憂，國人對未來可寄予穩定預期，既不必焦躁，亦無大變局之紛擾。原社會主義國家的制度雖然同根同源，由於在轉型三叉路口的選擇不同，轉型開始後的命運卻天差地別。在中歐國家，指捷克、波蘭、匈牙利、斯洛伐克四國，轉型已結束20餘年，轉型陣痛早就淡出國民視野，只在歷史教科書裏約略述及；在俄國，政治倒退令許多對現狀不滿的人疲憊不堪；在中國，關心國家進步的人們始終在思考這些問題。

 

    2、市場化與民主化：何時冤家何時友？

 

自從社會主義國家紛紛開始經濟改革之後，許多西方學者都相信一個教條：實行市場經濟之後，這些國家早晚會走向民主政治。時至今日，這種聲音已漸漸消失，主要原因是，中國、俄國以及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南斯拉夫等國家的轉型表明，市場經濟之下，政治制度可能有多種狀態，即便表面上有民主制度的外殼，實質上很可能仍然是威權政治。這種源自西方學術圈的認知謬誤，產生於對轉型過程的膚淺瞭解。之所以幾乎沒有西方學者研究、比較轉型國家的不同模式，不僅僅是因為他們不能掌握多個轉型國家的語言，無法深入瞭解這些轉型社會裏發生的微妙變化，也因為各國的種種現實讓他們對成功轉型的期待屢屢落空。制度轉型各國當中，有的政治改革領先，有的經濟改革領先，有的兩者並舉，但是，不管這些國家如何選擇，哪怕是保留專制政體，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改革目標，即拋棄計劃經濟體制。為什麼所有社會主義國家轉型開始後都討厭計劃經濟？計劃經濟如此招恨，只是因為效率太低嗎？關於轉型三叉路的分析，可以就從這裏入手。

 

社會主義國家之所以實行計劃經濟，並非官版教科書裏所說的，可以實現“有計劃按比例地發展”，而是因為，史達林模式要依靠計劃經濟來全面控制經濟活動和社會活動，從而達到鞏固極權國家的目的；而在市場經濟仍然存在的狀況下，政府對社會成員就無法從經濟上完全控制。計劃經濟從兩個方面為極權體制服務：一方面，它通過全面公有制和對所有經濟活動的集權化管理，讓政府控制了一切資源，可以最大限度地壓低老百姓的生活水準，實現政府的強軍和強制工業化目標——中國能在“三年困難時期”餓死幾千萬人的情況下成功地研發“兩彈一星”，就是計劃經濟“優越性”的體現；另一方面，它掌握了社會成員的日常生存條件，老百姓不得不用順從來換取糊口的“麵包”——這在文革時期表現得最為明顯，所有飯館商店出售食物都要糧票，而知青被驅趕去“上山下鄉”後，處於與農民同等的社會地位，不再獲得城市居民按月領取的糧票，於是，他們即便不想留在農村，也無法在城市裏存身，因為政府不給他們發“麵包”。

 

中國的改革起自農村的“承包制”，這個變革實際上就是對計劃經濟的初步衝擊；但是，80年代的城市改革並未取得長足進展，只是進一步削弱了計劃經濟；真正瓦解計劃經濟的，其實是朱鎔基於1997年開始推動的國企“改制”，由於當時國企全面嚴重虧損，危及銀行乃至政權的安全，為了甩包袱，政府把大部分國有企業在短短的幾年內悄悄地私有化了。從這個角度去看，似乎是公有制混不下去了，於是不得不改行市場化；但是，為什麼當時的經濟官僚、包括國企的廠長經理們沒有堅決抵制私有化，相反卻熱情擁抱私有化方針？從這裏可以看到計劃經濟在紅色精英當中遭恨的真正原因：那就是，在計劃經濟下，紅色精英頂多是享受特權，接受少量賄賂，發大財是沒戲的，而且，特權也未必能像財產那樣代代相傳；可以說，計劃經濟捆住了精英們的手腳，讓他們無法貪圖錢財，而公有制則封死了他們發財的制度後門。一旦拋棄了計劃經濟，國有企業私有化了，這些企業很可能就部分或全部變成紅色精英們的私產，可以名正言順地永遠佔有；同時，經濟活動市場化又打開了紅色精英操縱經濟、借此發財的通道，幫助他們把權力和關係轉換成源源不斷的財富。

 

事實上，市場經濟能否造就民主政治，關鍵不在於是否拋棄計劃經濟、實行市場經濟，要害在於：市場化和民主化孰先孰後。如果是民主化領先於市場化，或者與市場化同時發生，紅色精英可以在民主化過程中搖身一變，成為“民主派”，然後借市場化發財，這樣，他們對民主化通常並無抵觸；如果在民主化發生之前，紅色精英已經通過市場化致富，那麼，他們會出於對自身財產、地位的擔憂，而強烈抵制民主化。顯然，俄國即屬於前一種情況，而中國則屬於後一種，同是轉型，道同途殊。國內有不少人把“中國模式”稱為權貴資本主義，而西方有人稱之為紅色資本主義；我則用“共產黨資本主義”來描述這種制度狀態，其要點在於，共產黨並不一定非要靠計劃經濟維持統治，它也可依託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生存下去（見拙文《中國模式：共產黨資本主義》）。

 

    3、社會轉型決定政治、經濟轉型的成敗

 

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一旦走上了轉型道路，是否就從此一帆風順地順利完成轉型？我想，答案是否定的。通常，人們對轉型的理解是狹義的，也就是說，把轉型單純理解成民主化和市場化。正是這種狹義的理解往往誤導人們，讓大家產生一種錯覺，以為只要有了民主政治和市場經濟的初步框架，這個國家的政治經濟發展就一往無前，再無反復曲折了。事實上，還有另外一種迄今為止通常被人們忽略的轉型，即社會轉型，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經濟轉型和政治轉型的成敗。要順利完成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轉型，除了制度層面的政治轉型和經濟轉型之外，還有一個轉型是必不可少的，也是最艱難的，這便是社會轉型；反過來，如果一個國家只有政治、經濟轉型，卻未出現社會轉型，那麼，它的政治、經濟轉型必然徘徊不前，很難順利成功。

 

社會轉型（social transformation）是我提出的一個新概念，以前沒有人這樣談過。我所說的社會轉型，指的是多數社會成員的道德觀、價值觀以及個人日常行為的轉變。人類具有道德，這是區分人和動物的一個重要標準。道德是人類社會裏約束人們行為的、共同認可的是非標準。任何社會都不能單純靠法律來約束人的所有行為，因為法律只能懲罰那些明顯違反刑法或者民法的行為，人們的日常行為多半是在合法的邊界內；但在這個合法的邊界內，仍然存在著一個什麼事應該做、什麼事不該做的問題。換言之，有很多事可能是做了以後並不違法，但卻是錯的，是不應該做的事。道德就是社會上絕大多數人共同認知的是非標準，是人類社會長期以來慢慢形成的。之所以社會成員不完全按照本性和貪欲來行動，而是對自己的行為有所約束，主要的約束因素就是道德。人如果沒有了道德，其活動就會慢慢動物化，不再關心是非，而只是一味滿足自己的需要。我在本系列第一篇《懷舊與國運——一個國家能否成功轉型的關鍵所在（一）》當中，已經談過價值觀問題，此不贅述。

 

社會主義國家維持統治的一個基本手段是洗腦，其目的是改變人們在共產黨建政之前自然形成的道德觀、價值觀和行為模式，把老百姓改造成按照共產黨意識形態教條來思考、行動的人。毫無疑問，如果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走上了政治、經濟轉型的道路，那麼，人們在共產黨時代形成的道德觀、價值觀和行為模式，都必須相應地調整、改變。但是，社會轉型不是體制變革，是不能用行政命令來推行的，而只能是公民自覺自發的個人行動。因此，社會轉型其實是一個比政治轉型和經濟轉型更緩慢、更難駕馭的過程。政治轉型和經濟轉型的難點在於，各利益集團都試圖影響新制度的建設；而社會轉型的難點在於，它是每個公民的各自的“頭腦風暴”，是一種對自己長期以來接受的道德、價值觀念的自我否定，對新的非共產黨社會的道德價值觀念的重新認同，以及對個人行為的校正過程。這樣的自我否定型思維與行為轉型，只能是個人的自覺自願的過程，任何政府部門都不可能強制安排。一旦多數人成功地否定了舊的道德、價值觀念，接受了新的道德、價值觀念，同時校正了自己的行為，這個社會的轉型就取得了重大進展；反之，如果只有一小部分人願意這樣做，而多數人像我在《歷史重墨豈無痕》一文中所言，持“拒絕否定”的態度，那麼，社會轉型就處於遲緩、甚至停滯的狀態。

 

如果人們的道德、價值觀和行為的轉型滯後或扭曲，對政治轉型和經濟轉型便會有不利影響。在中國、俄國這樣洗腦影響根深蒂固的國家，人們往往習慣性地認為改革是政府的責任，卻很少想到每個公民自身有什麼責任，其思維和行為是促進還是阻礙轉型。事實上，一個國家踏上轉型道路之後，它的足跡並不完全取決於政府的制度和政策設計；很大程度上，轉型的足跡取決於這個國家大部分國民個人的價值觀和行為方式發生什麼轉變。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明公民個人的道德、價值觀念和行為對政治、經濟轉型的影響，即選舉政治中候選人與選民之間的不良互動問題。民主選舉的前提是假定公民都有相當的獨立政治思維，並且認真負責地用自己的選票選擇他們信任的候選人。如果候選人在選舉前給選民一點現實的好處，比如現金，選民就願意投票支持他，那麼，這種不良互動就會造成賄選。賄選大行其道之處，有錢買選票的人或者將來敢於貪污的人最容易當選，清廉剛正的政治家反而可能落選。這樣，該國的民主化一定會走上歪路。毫無疑問，防止賄選的法律是必要的，但如果接受賄選現金的選民不舉報，防賄選法律便形同虛設。

 

需要指出的是，在轉型社會裏，社會轉型的軌跡不一定都是令人樂觀的，它也可能逆向移動，即人們的道德觀、價值觀可能變得越來越壞。中共的官方解釋是，中國社會道德的敗壞是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不良影響引起的，而很多到過海外或在海外定居的人都會發現，按社會道德標準來衡量，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道德標準比中國高得多。無論是看賣淫的普遍性，還是看貪污腐敗，或者是強姦橫行以及見死不救等行為，在西方社會發生的都比中國少。中國式改革基本上只言利而不言德，官場的普遍貪腐則不斷重塑社會道德觀，最後，有毒、有害食品到處氾濫，便成了“新常態”。

 

道德和價值觀事關重大，並非倫理學家的清談。如果一個轉型中的社會不能重建道德觀念、價值觀念，這個社會就充滿了共產黨留下的扭曲的道德、價值觀念；即便它走上了民主化、市場化道路，這個國家的轉型過程也是艱難曲折的。當我們討論民主化和市場化的時候，不能僅僅把眼光局限在政治、經濟層面，因為民主化和市場化能否順利，還取決於社會轉型的軌跡。在本系列文章的下一篇裏，我準備進一步介紹中歐國家社會轉型的經驗及其啟示，那是轉型三叉路當中唯一的一條成功道路。

 

四、“美國亂象”給中國的啟示

 

今年美國總統大選期間，中國的“吃瓜群眾”飽了眼福，人們常用“美國亂象”來描繪選前局勢，而川普當選更是讓很多人備感意外。所謂的“亂象”，主要是指希拉蕊和川普雙方將候選人個人形象作為主述話語、“民粹主義”興起、選後大學生普遍深度失望，等等。由於國內關於美國大選的資訊主要來自美國的主流媒體，而絕大多數美國主流媒體對這次大選的報導偏重“亂象”描繪，因此國內對此次美國總統大選有這樣的認知，毫不奇怪。但是，如果進一步分析“亂象”背後美國選民的主要訴求，可以發現，改從價值觀對壘這個角度去觀察，這次美國的大選“亂象”並不亂，雙方陣營涇渭分明，而不同價值觀導向的政策和制度後果關係到民主制度和民主國家的興衰。儘管中國並未告別“專政”，但這次美國總統大選中的價值觀對決，仍然有助於我們瞭解中國未來的轉型可能遇到什麼挑戰。

 

1、美國民眾為何對多數主流媒體說“不”？

 

談到這次美國大選的“亂象”，其實美國多數主流媒體的一面倒報導就是根源之一，而選後美國大學生的不滿，也與這些主流媒體的輿論導向有關。今年美國總統大選投票日（11月8日）之前兩個月，法國國際廣播電臺中文部對我做過一次採訪，並將訪談內容用“美國大選、政治正確、媒體傾向性報導”的標題於9月19日刊登在法廣中文網站的“國際縱橫”欄目。當時我談到，美國的大多數傳統媒體，如報紙、電視臺等，放棄了新聞中立的立場，成為某個政黨的代言人；它們的旗幟是“政治正確”，我認為，美國多數主流媒體的意識形態主導意味著，這次總統大選不僅僅是兩位候選人的政策辯論，更是不同價值觀的對壘。

 

不幸的是，我在9月間批評的美國媒體現象後來變得越來越嚴重。由於川普過去非政界中人，希拉蕊難以就政策、政績問題責問川普，只能在川普的個人形象上大做文章。而多數主流媒體則主動配合，同時對希拉蕊嚴重違反保密制度的“電郵門”以及克林頓基金會暴露出來的一系列問題不予理會，專門盯住川普，試圖把他“批倒批臭”；同時，對大選前夕發生的若干異常現象，如有的地方提前投票時發生選民投川普的票、而投票機卻顯示希拉蕊得票，大批在社交媒體上出現的攻擊非希拉蕊選民的美國“五毛”，以及製造假選民的種種企圖等等，這些主流媒體都充耳不聞，自然，中國的讀者也難以知悉。選後第三天，《紐約時報》發行人亞瑟∙小薩爾茨伯格在致訂戶的信中發誓，該報會“重新獻身於紐約時報新聞主義的基本使命”。此語妙哉，倘無“背離”，何言“重回”？

 

國內的鳳凰網11月4日刊登了一篇文章《葬送了希拉蕊的總統夢，美國媒體該負多少責？》，該報導寫道：“媒體是本次大選中的大輸家之一……沉浸在泛藍色的自由派泡沫中，報導大選的時候許多記者帶著一種居高臨下的態度，抱著對保守派、教徒、‘鄉下人’、藍領工人、窮困潦倒的白人等人群的偏見，以及‘特朗普沒有任何可能當選總統’的態度去報導，不僅在第一手報導的過程中容易與被訪者產生隔閡，也在成文的時候難以找准被採訪群體真實的生存狀態。因此媒體在知悉反映民意這項工作上一敗塗地……公眾對主流媒體的信任跌至穀底，蓋洛普的調查顯示，對大眾傳媒信任的公眾的比率從1997年的53%下滑到了2016年的32%。”中國讀者看號稱民主國家第四權典範的美國主流媒體的集體笑話，今年堪稱世界歷史上的第一回，所以，該文作者用中國人時下的流行語總結為，美國“這屆媒體不行”。此評不苛。

 

民主制度下，媒體的新聞倫理是一種集體自律，而顛覆它的力量既可能來自政權的壓力，也可能來自媒體內部。這兩種情形，前者發生在最近的德國，當德國民眾對政府的難民政策不滿時，德國政府曾用行政壓力要求媒體不得報導關於難民強姦、搶劫的負面消息；而後者則發生在美國，由於媒體的採編人員有集體的意識形態傾向，大多數美國媒體在這次總統大選期間的傾向性報導往往只反映出採編人員的偏好，而不是真實社會狀態的各個層面。

 

2、美國民調專家們為何失誤？

 

之所以大部分美國選民和外國觀眾對川普當選備感意外，主要原因是，選前美國大部分民意調查機構的選情報告都指向希拉蕊當選。那麼，美國的民調專家們緣何集體失誤？是選情膠著，雙方差異過小嗎？倘確乎如此，民調報告怎可能得出希拉蕊會當選的結論？由於美國的總統選舉長期以來實行以州為單位的贏者通吃（選舉團）制度，所以，具有代表性的抽樣應當充分考慮各州樣本的比重。這次選舉結果證明，希拉蕊與川普僅僅在幾個州存在微小差異；而大部分州的投票結果顯示，雙方總的差距遠大於多數民意調查機構報告的結論。雖然不能假定所有的民調機構都能做到合乎抽樣理論所要求的代表性抽樣，但只要考慮到選舉制度的相關常識（美國高中生均熟知），這些民調機構的抽樣還不至於全都失去代表性；當然也不能認為，它們全都故意選擇偏差性抽樣。上引鳳凰網的文章認為，發生民調結果嚴重偏差的原因在於，許多專業機構的民調資料“漏掉了大批投票給特朗普的選民”

。

各種選前民調為何普遍遺漏支持川普的選民？一個重要原因是：選前民調抽樣選中的部分被調查者不合作，而這些不合作者恰恰多半是支持川普的選民。今年美國的許多民調機構做電話調查時，許多不支持希拉蕊的選民一接到民調電話，立刻就掛斷電話，拒絕接受民意調查，他們這樣做，是因為不想與堅持“政治正確”的民調機構工作人員扯皮。結果，民調機構做選前民調時獲得的有效應答樣本中，支援希拉蕊的選民往往占較高的比重，導致民調過程出現了明顯的系統性偏差。

 

對民調機構而言，如何取得被調查者的信任和合作，在被調查者不信任調查者的情況下，如何改善詢問技巧和問卷設計，這是民意調查的業內常識；倘若因調查者的偏好而造成調查結果的系統性偏差，則屬行內大忌。當被調查者不願配合時，還有一種處理方法，就是如實公佈拒絕應答者占抽樣調查樣本選中者的比例，當然，如果公佈的資料中這個比例偏高，內行都明白，這樣的調查結論可信度不足。可惜，這次美國的大多數民調機構基於意識形態傾向偏好，對詢問遭拒現象視若無睹，安之若素，然後把存在嚴重系統性偏差的調查結果公佈於眾，以致誤導了各國讀者，當然也誤導了希拉蕊和她的支持者。顯然，民調失靈與媒體失靈同源，即民調與媒體工作者的意識形態傾向主導了他們的工作結果。

 

    3、美國人民選世界總統？

 

這次美國總統大選有一個顯著特點，世界上北半球的許多國家，包括中國在內，都非常關注選舉結果；雖然各國的利益不同，但它們的關注有一個共同點，即從本國的考量出發，希望有利於本國利益的美國總統候選人當選。這樣的想法本無可厚非。若是世界人民選美國總統，奧巴馬或希拉蕊可能更受各國的歡迎，因為他們的政策令不少國家受惠。然而，這次大選，究竟是美國人民選美國總統，還是世界人民選世界總統呢？美國選民在投票時，會充分考慮世界各國民眾和政府五花八門的期待和想法嗎？事實是，美國選民不但基本上不瞭解外國的關注，甚至也不在乎這些；但是，他們可能關注一件事，美國政府是否在國外花了冤枉錢。美國政府是納稅人供養的，總統和聯邦政府花的每一分錢，不是從納稅人荷包裏掏走，就是讓納稅人或其後代以後償還，因此，納稅人關心自己交給政府的錢是否被亂花，當然是天經地義的。

 

今年的美國總統大選把美國為它國負擔國防費用的問題擺上了桌面。美國和北約成員國建立的共同防禦組織北約需要大量國防費用，按照北約的規定，所有成員國應該按照GDP的2%列支國防費。但是，根據北約公佈的資料，2015年美國支出的費用是GDP的3.61%，達6,500億美元；而德國僅支出了GDP的1.03%，即400億美元。這組資料意味著，德國每年少開支370億美元的國防費，而德國政府少花的這一差額實際上是由美國代為支付的。在美國中產階級占人口的比重從50年代的六成下降到幾年前的43%的情況下，美國為德國支付的國防費用，相當於美國的1.2億聯邦個人所得稅納稅人人均每年為德國繳納300美元的“國防稅”；美國的社會福利遠低於德國，假設德國政府把節省下來的國防費用于社會福利，則等於全德國人均每年從美國獲得450美元的福利補貼。德國並不是北約成員國“享受”美國補貼的唯一國家，法國和義大利也是如此，不過數額多少不一而已。

 

這是個多年的老問題了，換言之，美國為部分歐盟成員國提供的“免費午餐”多年累計下來，幾乎可以為那些國家每戶送一輛車了。奧巴馬當政8年當中，此事毫無改觀；而希拉蕊原也打算繼續補貼，理由是不能失去盟國。問題是，給其他發達國家大送“免費午餐”的政策，難道不該糾正嗎？事實上，美國的大多數選民並不瞭解自己的政府在北約軍費方面長期付“冤枉錢”的問題，他們最多是從川普的競選辯論中聽了一耳朵；如果他們發現政府如此大慷納稅人之慨，這次選舉時希拉蕊的得票率可能會更低。

 

這個例子表明，人權無國界，正義無國界，但是，民主制度之下，納稅人的荷包不能無國界，這屬於常識；像美國對北約成員國的這種軍費補貼，既非援助，亦非善款，“享用免費午餐”的外國政府和民眾並無感恩之意，這不過是美國政府的一筆糊塗開支和美國納稅人的無辜損失罷了。在民主制度下，如果納稅人不能看緊自己的荷包，政治精英掏納稅人的錢包給自己換取國際聲譽的把戲，就會不斷上演。

 

4、美國文化精英左翼價值觀與美國社會傳統價值觀的對壘

 

以上三節的落腳點其實都指向同一個問題：在民主國家，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的偏好未必與選民一致；而檢驗民主制度是否牢固的尺規是，當選民對精英的看法不買賬時，是精英決定選民的命運，還是選民決定精英的命運。可以說，這次美國總統大選充分展現了精英價值觀與美國社會傳統價值觀的對壘；而選舉結果表明，本屆美國人民還行。

 

究竟是什麼樣的美國選民把票投給了川普？一種流行的說法是，美國的低收入、低教育程度的中老年白人群體把川普送進了白宮。但是，這種說法有明顯的誤導性。選前民調具有影響選情的作用，所以美國選民不一定願意在選前公開自己的投票意向；但選舉完成後，他們一般不會再掩飾自己的立場和投票結果。美國的愛迪生全國選舉調查研究機構（Edison Research for the National Election Pool)在各地投票所對2.5萬完成投票的選民所做調查顯示，白人、年齡、教育程度這幾個因素對選民的投票意向影響有限，中低收入階層支持希拉蕊的也多於支持川普的，而調查中對投票意向最突出的影響因素其實是問卷中列出的幾種所謂“意識形態”型分類：“意識形態”上傾向于“自由派”的選民，84%投票給希拉蕊；而“意識形態”上傾向于“保守派”的選民，81%投票給川普。必須說明，此調查中的“意識形態”分類，即“自由派”和“保守派”，與中國的政治語境完全不同，不可混淆。美國的“自由派”堅持左翼價值觀，而“保守派”則抱持美國社會的傳統價值觀。

 

多數中國人不熟悉美國社會的傳統價值觀。其實，美國社會的傳統價值觀無非就是政治制度上堅持民有、民治、民享的理念，同時在經濟社會制度方面不依戀政府提供的福利。在堅持這種價值觀的美國民眾身上，可以看到一種“謙卑的自尊”。所謂謙卑，是指他們只要求有機會努力工作養活自己；所謂自尊，是指他們不願意依賴政府福利，但希望政府把納稅人提供的有限資源優先用於美國公民。雖然美國的文化精英們把那些持有美國傳統價值觀的民眾視為意識形態上的“保守主義”，其實，持有這種價值觀的美國民眾並沒有強烈的意識形態傾向，“保守主義”也不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意識形態。而美國的左翼價值觀則深深植根於意識形態演變當中，它的精神資源進口自歐洲，即戰後在歐洲居主導地位的後現代、新馬克思主義思潮；它在政治觀念上關注人權、弱勢群體，在社會經濟制度上支援大政府、多福利。美國的文化精英大多數屬於“自由派”，即接受並傳播左翼價值觀，且因此而自豪。這種價值觀在意識形態上對史達林模式持強烈的批判態度，故有“政治正確”一說。

 

本來，這兩種價值觀似乎可以長期相安無事地共存下去，但在美國中產階級境遇惡化的背景下，這次總統大選把美國社會中潛伏多年的傳統價值觀和左翼價值觀的對立揭示得淋漓盡致。這種對立表面上體現在意識形態層面，以至於文化精英們把各種政治帽子扣到持美國傳統價值觀的民眾頭上；實際上，在這兩種價值觀的對陣背後，是對經濟社會制度不同取向的認知。左翼價值觀的擁護者們以保護弱勢群體和社會平等為口號，希望不斷增多社會福利。這次總統大選期間民主黨參選人桑德斯和希拉蕊都提出了公立大學免學費的福利政策，這個政策口號吸引了大批即將上大學的高中生和在校大學生，後來這些人的選票多半投向希拉蕊；而希拉蕊敗選後，其中不少人深為自己在教育系統中接受的價值觀受到衝擊而不滿，因此拒絕上課並集會抗議。“公立大學免費”這塊巨大的“蛋糕”，自然是需要辛苦工作、納稅養活政府的民眾買單的；但“享用蛋糕”的學生們不會感謝買單人，而是認同花納稅人的錢換取選票和權力的政治精英。

 

5、美國和歐洲國家民主制度的不同命運

 

這次美國總統大選中的社會對立不是階層對立，而是價值觀對決，結果是美國社會的傳統價值觀在選舉中占了上風，但多數文化精英的優越感不會消失。這兩種價值觀的相對平衡，使美國的經濟社會制度並未明顯移向左翼價值觀的偏好。但是，二戰之後歐洲的經濟社會制度，特別是歐盟的體制架構，充分展現了左翼價值觀的大政府、大一統、高福利偏好，而歐盟的命運也恰恰暴露出左翼價值觀的罩門。在歐盟的體制架構下，由各成員國政府指派的歐盟議會議員不經民選，卻高高在上地制訂出超越、替代各國法律的種種新規，甚至連香蕉的形狀、巧克力的成分都統一規定；歐盟內部取消國界後，各國公民不但可以自由遷徙，而且可以移居它國並享受移居國的醫療、養老福利。這種烏托邦式制度構架忽視了各國經濟上的自然差異，更剪除了納稅人錢包的“國別拉鏈”，實際上是鼓勵成員國國民享用跨國財政“大鍋飯”。對製造業實力雄厚的德國來說，佔領無關稅的歐洲大市場，自然獲益良多；但歐盟內卻有不少國家債臺高築，其財政已難以為繼。一旦歐洲各國因經濟困難而競相擴大財政赤字，必然導致通貨膨脹、歐元貶值，而歐盟央行的金融危機業已臨近；經濟失衡之後，不但歐盟的前途岌岌可危，在歐洲不少國家，即便是政府換屆，也難以重振經濟。德國大量吸收包括難民在內的非歐盟成員國經濟移民，很可能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美國的幸運在於，美國社會兩種價值觀的相對平衡，避免了美國的歐盟化。因此可以說，美國的傳統價值觀實際上成了鞏固美國民主制度的精神基石。而歐盟國家的命運就不同了，在西歐、北歐、南歐國家，左翼價值觀已佔有壓倒性優勢，可按照這種價值觀建立起來的歐盟制度架構卻缺乏生命力；儘管歐盟很可能難以支撐下去，但左翼價值觀主導的歐洲社會卻未必能作出深刻反省。清華大學的劉瑜最近撰文指出，從這次美國青年人多半支持希拉蕊可以看出，假以時日，未來的美國將是“自由派”的天下。筆者卻認為，在持美國傳統價值觀的人們老去之前，今後若干年內，美國的左翼文化精英就可能面臨嚴峻挑戰；這種挑戰並非來自本國社會持傳統價值觀的民眾，而是來自他們歐洲的師友同道。歐洲的左翼文化精英支持走歐式社會主義道路，同時又嚴厲批判史達林模式（即正宗的社會主義道路），因此確立了幾十年來“政治正確”的歷史地位；但是，歐盟制度實驗遭遇的主要困境在經濟領域，揮舞“政治正確”的旗幟，其實無助於化解經濟困境。就像歐洲的左翼價值觀必然產生歐盟這樣的烏托邦制度實驗一樣，歐盟的經濟困境也是“政治正確”意識形態的內生之物和宿命。歐盟制度實驗的瀕臨失敗及其後果，不但會給歐式社會主義體制畫上大大的問號，而且將動搖歐洲左翼價值觀的精神支柱。屆時，美國的左翼文化精英們將如何自解，恐怕比“自由派”一統美國天下的未來可能性更值得關注。

 

中國社會不同于歐美社會，中國社會當中不同社會群體的價值觀也異于歐美社會，但中國將來的轉型必然會體驗美國和歐洲這些老牌民主社會提供的豐富經驗和教訓。從這個角度去看，關心這次美國總統大選的中國民眾，未必只是這場美國大劇的“吃瓜群眾”。

 

我分析歐洲民主制度的命運時，沒有提到中歐四國（波蘭、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這四個轉型國家的未來命運或許與它們的歐盟朋友們不同，其原因是，這四國的轉型道路非常獨特，因此也對中國有直接參考價值，我將在本系列文章的下一篇介紹。

 

五、告別“紅色價值觀”

 

美國今年的總統大選過程表明，即使是在經歷過幾百年民主制度的社會裏，大政府、高福利的社會主義價值觀仍然可能駕馭一部分選民。那麼，在原社會主義國家，類似的價值觀豈不是具有更大的誘惑？是否在所有的原社會主義國家，以前的舊價值觀都成為難以擺脫的“魔咒”，於是，轉型便“永遠在路上”？事實並非如此，在原社會主義國家當中，中歐四國（波蘭、匈亞利、捷克、斯洛伐克）就成功地擺脫了這個“魔咒”。反倒是久處民主陣營的北歐、西歐、南歐諸國如今卻面臨類似的歐式福利社會主義政策“魔咒”之魘。那麼，中歐四國成功轉型的奧秘何在？其他轉型中的原社會主義國家能否效仿呢？

 

我在這組系列文章的前幾篇當中指出，社會主義國家的轉型，其實不僅僅包括政治、經濟轉型，還包括改變價值觀的社會轉型；本文是此系列的最後一篇，介紹社會主義國家的三種轉型模式，“中國模式”、“俄國模式”和“中歐模式”，其中，只有中歐模式實行了社會轉型，因此得以完成原社會主義國家艱難的轉型任務。中歐模式的成功，就在於它劃清了與舊體制的思想界限；也正因為如此，在歐盟多數國家陷於社會福利主義而難以自拔的情況下，中歐四國有可能得以自保。“中歐模式”建立在各社會群體達成的共識之上，即“種禍者不賞”；這是俄國社會做不到的事，於是俄國的轉型便產生了連多數俄國人自己都不滿意的“俄國模式”。60多年前的中國有一句政治口號，“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毛澤東後來把中國的“明天”定性為“修正主義”，結果是，他生命的最後幾年裏總煩心一件事，自己的事業還有沒有明天？如今，看過美國總統大選之劇，又風聞歐盟岌岌可危，再思考一番原社會主義國家轉型的經驗教訓，中國人也許又到了一個思考大問題的時刻，“誰的今天，是我們的明天？”

 

1、原社會主義國家的三類轉型和三種模式：中國模式、俄國模式、中歐模式之比較

 

在這組系列文章之三“轉型三叉路”當中，我提出了社會轉型（social transformation）這個概念，即多數社會成員的道德觀、價值觀以及個人日常行為的轉變，而社會轉型決定了政治、經濟轉型的成敗。經濟轉型、政治轉型和社會轉型這三類轉型有三種可能的組合，構成三種原社會主義國家的轉型模式：第一是沒有政治、社會轉型的單純經濟轉型道路，即“中國模式”；第二是沒有社會轉型的政治、經濟轉型道路，即“俄國模式”；第三是既有政治、經濟轉型，也有社會轉型的完整的制度轉型模式，中歐四國走的是這條路，故稱之為“中歐模式”。

 

在原社會主義國家的轉型過程當中，這三種模式可以任意選擇嗎？如果只有原來的政治精英參與轉型決策，很可能只會出現“中國模式”和“俄國模式”，因為，轉型開始時，現存的政治精英必然關注並保護自身的利益，對政治精英來說，能讓他們的利益最大化的，不是“中國模式”，就是“俄國模式”。而“中歐模式”之所以能成功，是因為文化精英有效地主導了社會轉型過程，從而引導民眾通過選舉來約束原政治精英的自利行為。

 

通常，轉型之初，民眾與原來的政治精英對轉型道路的看法往往是大相徑庭。各國民眾都關心的一個基本問題是，轉型之後國民從此擁有政治權利，還是轉型過程並不改變民眾的被統治地位。他們同時還關心另一個問題，即轉型之後民眾的經濟狀況有多大改善，而這種改善能否體現社會公正。從第一個角度來看，俄國雖然表面上建立了民選政府的制度，但是，原來的紅色精英搖身一變，成為“民主派”新政治精英的主力，以知識份子為主組成的政黨（如“雅伯樂格”，因其諧音近似於俄文的蘋果一詞，亦被稱為“蘋果黨”），則因口號高遠而在選舉中被邊緣化，同時，民眾對強領袖、大政府、舊福利的依戀和信從，逐漸讓政治精英主導了政局，操控了選舉，而民眾的政治權利則被不斷削弱，他們只能期待政府為他們提高收入、維持福利，卻無法質疑或改變走向威權道路的政治格局。從第二個角度來看，“中國模式”在經濟轉型中經歷了爆發式的經濟增長之後，近年來經濟增長的後勁明顯下降，預後不良，同時，社會不滿日益嚴重，政治轉型卻遙遙無期。而在中歐四國，這兩種情形均未出現：政治上有政黨輪替，卻沒有威權回歸；經濟則穩步成長，未出現廣泛的社會不滿。

 

2、“中歐模式”的奧秘：告別“紅色”價值觀

 

“中歐模式”的奧秘既非經濟轉型方法奇妙，亦非憲政設計周到精巧，而是社會轉型（或稱之為社會重建）得以成功。在經濟轉型方面，中歐四國有的實行了震盪療法，有的（如匈牙利）則採用漸進方法；捷克在私有化方面步伐很大，波蘭的私有化則小步前行。中國的流行說法是，採用震盪療法會導致經濟轉型失敗，此說在中歐國家並不成立；在中歐國家，不管是否採用震盪療法或快速私有化，經濟轉型的結果都差不多。在政治轉型方面，中歐四國的議會選舉、政黨政治或三權分立的政治制度設計並無獨特之處，其共同特點是，轉型前的執政黨和平地放棄統治之後，社會上呈現出一種前所未有的活躍而有序的局面；最後形成了兩類新政黨，其一是民間原來的反對派力量集結而成的政黨，其政治立場有的偏右，有的偏左，其二是原共產黨解散後重新建立的、奉行社會民主主義的社會黨，但它們為了擺脫歷史包袱，洗刷過去的“紅色污點”，有時會選擇偏離左翼的政策。在中歐四國的轉型時期，並未出現一黨獨大的局面，選民希望嘗試不同政黨的政策主張，因此執政的政黨彼此輪替，但不同政黨的政策都未阻斷經濟轉型過程；同時，這些國家基本上沒有因政治對立而出現街頭衝突，政治局勢很少波動，更沒有倒退。在中歐四國，官員或政治家的貪污腐化並未成為普遍現象；民主化過程中崛起的新精英受到很強的社會約束，不敢明目張膽地貪污腐敗。

 

所有原社會主義國家都建構並維護過“紅色”價值觀，但並非所有轉型國家都不可避免地會被“紅色”價值觀所束縛，“紅色”價值觀在俄國依然保有生命力，而它在中歐國家卻被掃地出門了。“中歐模式”的成功絕非“無意插柳柳成蔭”，它最成功的地方就是迄今為止被世界上絕大多數觀察家們所忽視的，即價值觀和道德層面的社會轉型。轉型時期這些國家都面臨社會重建，即清理共產黨統治留下的精神遺產，形成一套與民主制度、自由經濟和公民社會相適應的價值觀和道德觀念。而主導社會重建的新政治精英主要由獨立知識份子和部分思想開明的原共產黨官員組成。中歐四國這些新的精英不約而同地提出了三個實現社會轉型的口號，即“懺悔”、“靈魂淨化”和“犧牲”。這三個口號不只針對原共產黨官員或黨員，也針對全社會所有成員。這三個口號的實施，主要由原來的異議知識份子通過媒體進行社會動員，然後依靠社會共識而產生效果。這幾個口號在社會上得到了相當廣泛的支持，但只是民眾自發地回應，並沒有任何制度上的強制或洗腦。

 

所謂的“懺悔”，是指大多數社會成員在紅色政權下都多多少少配合過當局，哪怕是個人的沉默，也屬於默默的支持，所以轉型時期每個人要有內心的反思和自身的反省。“淨化”指的是，“懺悔”以後，人們要把思維當中紅色當局灌輸的價值觀和道德觀逐漸清除出去，達到靈魂的“淨化”。比如，工人們過去多多少少接受了“工人階級是國家的主人、社會主義福利是制度優越性”等等說教，這些說法都屬於“淨化”的物件。“淨化”過程是一個個人的思考、反思過程，不是通過集體行動，而是各自省悟，形成一種社會風氣。第三個口號是“犧牲”，主要是針對社會成員在轉型時期的行為，即為了終結舊體制，有必要為清除這個體制而個人作出一些犧牲；與此同時，不應當在經濟轉型過程當中維護自己在紅色時代所獲得的既得利益，因此，原來的國營企業工人很少提出保護自己經濟社會地位的訴求，原紅色政權的幹部不得不提前退休等等。在這樣的社會輿論壓力下，改革自然就不是“一切向錢看”，也不是如何為自己撈好處。

 

 

3、“中歐模式”：“外來和尚難念經”

 

中歐國家的轉型之所以能夠推行“懺悔”、“淨化”、“犧牲”這三個口號，有一個大背景，中歐國家的紅色政權都是蘇聯佔領軍在二戰後培植起來的，所以，轉型期間清除紅色政權的影響，與民族獨立直接掛鈎，誰反對“淨化”、“懺悔”，會遭到社會上絕大多數人的唾棄，連新成立的左翼政黨也不得不支持社會重建，否則就會遭到孤立。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中歐四國本來就比蘇聯發達，工業化程度和現代文明程度高，在中歐社會裏階級鬥爭學說其實找不到多少忠誠的追隨者。紅色革命之所以容易在俄國和中國這樣的農業社會獲得成功，因為未受過教育或受教育很少的農民比較容易被革命口號所誘惑，他們當中想通過“參加革命”而改變自己社會地位和處境的人，最可能充當“革命”的骨幹和馬前卒，但在中歐國家暴力革命和革命意識形態的市場就比較小。

 

在蘇聯和中國這樣的紅色革命搖籃國，愛國主義從來是一劑凝聚民心的強心劑；而對中歐四國的外來紅色政權而言，愛國主義卻是致命的消蝕劑，因為這些政權是蘇聯這個外國勢力操控的傀儡。在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波蘭，歷史上都發生過反抗本國紅色政權的群眾性抗議或示威遊行，每次反抗都被蘇聯紅軍鎮壓下去了。中歐四國的民眾長期生活在這樣的蘇聯壓力之下，每當他們私下談到愛國主義，很容易就聯想到排除蘇聯勢力的民族獨立和國家獨立；與此同時，蘇聯版的“紅色話語”和價值觀也就成為民間自發抵制的對象。

 

“外來和尚難念經”的另一個側面表現在，中歐社會裏獨立知識份子始終在社會上具有較大的影響力，而這與蘇聯和中國有極大的不同。雖然在蘇聯和中國革命之後，未受過正常教育的“大老粗幹部”必然逐漸被受過高等教育的技術官僚取代，但技術官僚們經歷過反復的政治打擊之後，基本上不再具有獨立思維，而由他們支配的“主流話語”在民間則被認同“革命”的民眾消化吸納。但在中歐國家，轉型前技術官僚從蘇聯販來的“主流話語”只停留在官場上，而在民間，從上世紀60到70年代開始，具有獨立思維的知識份子便在社會上贏得了越來越大的尊重，他們的批判性話語開始在社會文化生活中佔據主導地位，並且有效地構成了對幹部話語的有力挑戰。由於民眾對官方的各種宣傳持批判或不信任態度，他們更願意接受獨立知識份子的批判性話語；而面對民眾對官方的批評，幹部精英往往處於失語狀態，有時幹部精英為了自衛，也不得不使用獨立知識份子批判性話語當中的各種概念。這樣，在社會上便形成了批判性話語顛覆幹部話語的局面，這不僅僅是一場話語之戰，它為後來的社會轉型奠定了廣泛的思想基礎。

 

4、“党國精英”的命運：“種禍者不賞”還是“種禍者受賞”？

 

在原社會主義國家的轉型過程當中，轉型前的“幹部”是否在轉型中重獲權位，是判斷社會轉型是否成功的一個重要標誌。原社會主義國家的所謂“幹部”有一個俄語專用詞nomenklatura（原意是“歸屬共產黨組織部門管理的、有希望受到提拔重用的人”），轉型之後許多舊朝紅人在俄國和其他一些東歐國家往往繼續走紅，而在中歐四國則不然。從理論上講，民主化和市場化既可能造成老權貴複歸，也可能導致老權貴出局，決定老權貴命運的制度因素不是民主化本身，而是社會轉型；社會轉型是否成功，決定了“党國精英”們在轉型期間的命運。可以說，一個原社會主義國家如果社會轉型成功了，轉型期的精英當中舊面孔較少，新生代比例很大；如果社會轉型不成功，在轉型期間往往是老的紅色權貴搖身一變成為新的精英。

 

中歐四國清理“紅色價值觀”的社會轉型確實比較成功，但是，在那裏並未出現刻意整肅“老權貴”的政治運動或政治浪潮；相反，反對“老權貴”的右翼政黨和可能同情“老權貴”或與“老權貴”有千絲萬縷聯繫的左翼政黨曾先後當選、執政。“老權貴”的淪落，主要表現為他們的社會形象一落千丈，許多“老權貴”在轉型期間無法再保留原來的社會地位，他們要麼選擇降職，要麼選擇提前退休。在轉型開始兩年之後的1993年，匈牙利33%的“党國精英”退休了，而在波蘭這一比例是27%。與此同時，新的精英當中，來自專業人士和知識份子家庭背景的人佔有相當大的比重，例如，匈牙利的新政治精英，尤其是首屆民主政府的成員，大多數是獨立知識份子；而在轉型期仍然得到機會的老的“党國精英”則主要是技術專家型知識份子。在中歐國家的轉型完成之後，原來的“党國精英”多半未能從轉型當中獲得好處，他們當中大約三分之一的人原來的社會經濟地位下降，一半左右提前退休。

 

在經歷了制度轉型的原社會主義國家當中，中歐國家由於實現了政治、經濟、社會的三重轉型，因此其轉型過程出現了一種獨特的結果：“種禍者不賞”，這源於社會轉型中形成的一種社會共識和社會壓力，而不是由某些社會群體或某政黨刻意組織的針對個人的政治清算。

 

與“中歐模式”不同，轉型的“俄國模式”對“紅色價值觀”採取了“糊塗事糊塗了”的方法，因此也就沒有實現社會轉型；而沒有社會轉型的後果是，“種禍者受賞”。“俄國模式”的特點是，蘇聯制度失敗的責任被推給已經消失了的前蘇聯政權；在轉型過程當中，原來的“党國精英”紛紛變身為民主派精英，同時利用原來的關係網，深深介入經濟轉型過程，從中大發橫財。

 

1995年我曾經採訪過一位聖彼德堡市的前蘇共區委書記，她毫不隱諱地告訴我，蘇共解體的次日，她召集原來由她任命的該區各國有企業廠長開會，商量出路；她給出的建議是，由她出面註冊一家私營銀行，廠長們把本企業的國有流動資金作為這家私營銀行的入股資金，轉入銀行戶頭，再用銀行貸款的形式，把來自各企業的資金轉回企業。其作用是，各位廠長從此成為掌握企業金融命運的私營銀行股東，雖然“組織上”不再任命這些廠長，但廠長們的地位從此牢固。當時我追問了一句：“這樣做合法嗎？”這位前區委書記、現私營銀行董事長微笑著問我：什麼是法律？她解釋道：我們各地的“幹部”們都是這樣做的，他們支持的國會議員在“杜馬”（俄國國會）提出的金融法令因此規定，這樣的做法屬於合法行為；不然，我也不敢告訴你了。

 

評價轉型模式的好壞，可以有三個標準，即透明、參與、公正。第一條指的是，改革的過程是否透明，是對社會大眾公開，還是掌權者的黑箱作業。第二條是指，誰能參與這場改革的政策選擇，是一小撮權貴，還是社會大眾。第三條則涉及社會各群體的價值觀判斷，怎樣的轉型算是比較公正的，本國的轉型是否比較公正。“中歐模式”基本上達到了這三條標準，轉型的決策比較透明，社會各階層能充分參與轉型過程，轉型的結果比較符合社會公正的要求；“中國模式”則基本上與這三條標準無緣；而“俄國模式”介乎於“中歐模式”和“中國模式”之間，俄國的企業私有化方針允許企業職工有權參與並部分決定本企業的私有化方案，這比中國的企業“改制”透明得多，俄國的廠長們也不敢像中國的廠長們那樣，為了個人獲得企業資產並減少社會福利開支，而迫使職工下崗。所以，與“中國模式”相比，“俄國模式”至少與評價轉型模式好壞的三個標準還沾點邊。

 

本組系列文章到此就結束了，我從俄國轉型時期的“紅色價值觀”餘輝談起，聯繫到新馬克思主義價值觀對歐美社會的影響，再分析中歐國家在轉型中告別“紅色價值觀”的經歷，最後把這一系列“宏大敍事”歸納為三點簡單的結論：第一，原社會主義國家的轉型，最難的不是經濟市場化，也不是建立形式上的官員民選制度，而是告別“紅色價值觀”；第二，告別“紅色價值觀”，可能精神上有些痛苦，但並非艱難無比；第三，能否告別“紅色價值觀”，決定了轉型國家及其國人的命運，是斷然拋棄舊制，如同“一尺之水，一躍而過”，還是轉型“永遠在路上”，百年轉型，百年痛苦，難見盡頭。很明顯，在告別“紅色價值觀”這一點上，俄國失敗了，中歐國家成功了，而中國大多數民眾現在還是“吃瓜群眾”，但早晚一天，中國人和中國將面臨抉擇。

（本文原系一組系列文章，共五篇，於2016年9月到12月刊發於《中國人權雙週刊》網站，現將這組系列文章合成一篇，以方便有興趣閱讀的讀者。）

 

 

http://heqinglian.net/2018/08/08/告别红色价值观-一个国家能否成功转型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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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主義國家轉型模式比較 （上）

 

 

 

by 何清漣 • August 8, 2018 • 程曉農文集 • 0 Comments

                                                            程曉農 

 

 

2017年11月22日刊登於《中國戰略分析季刊》，http://zhanlve.org/?p=3409

提要：本文作者程曉農先生長期致力於社會主義國家制度轉型研究。文章提出，制度轉型包括政治轉型、經濟轉型和社會（價值觀）轉型三個支柱，其中最難的是價值觀轉型。文章比較了社會主義國家轉型的三種模式，即中歐模式、俄國模式和中國模式，得出了這一結論。作者認為，社會主義制度的改良沒有出路，終將導致制度轉型；制度轉型的“天鵝絨革命”模式對國家和社會的未來乃最佳選擇。

 

自從上個世紀70年代社會主義國家開始改革以來，到今天為止，除了北朝鮮逆向轉變為金家王朝之外，其他的紅色政權或者早已完成轉型，或者轉型在路上。社會主義陣營不復存在，社會主義國家那種史達林模式的原初制度完全分崩離析。但是，原社會主義各國的轉型過程留下了一個巨大的疑問：本是同根生，緣何路相異？為什麼各國未走向同一方向？倒底哪條道路更好？假如某條道路比較成功，其他國家能否仿效？這些難題橫亙在轉型國家的思考者胸中，業已有年，卻始終無法從國際學術界求得現成答案。

 

社會主義國家的轉型研究是我近30年來一直潛心研究的領域，多年來發表了不少文章，也積累了不少體會。1990年春我到普林斯頓大學作訪問學者，同年秋天即通過相關考試，申請攻讀該校社會科學領域的博士專案。時值中國“六四”之後政治大倒退，而蘇聯則正在推行政治改革，兩相對比，不禁令人感慨萬端。從那時起我便下決心從事中蘇兩國改革的比較研究，希望從中獲得啟迪。在社會科學領域，研究一個國家，屬於國別研究，而將多個國家的情況分析對比，則屬於比較研究(comparative study)。用國際比較的研究方法，有助於發現單一國家轉型研究中無法發現的諸多問題。

 

在國際學術界，同時研究中、俄這兩個主要的原社會主義國家的轉型過程及其現實和理論意義的學者寥寥可數，外部觀察者的認知局限性是原因之一，而語言障礙則是另一個重要原因。我能從事社會主義國家轉型的比較研究，借助了原有條件，也倚賴後來有目的之準備。作為八十年代在國內參與經濟改革政策研究的學者[1]，這一經歷讓我得以瞭解很多當年經濟改革決策過程中不為外人所知的內幕[2]。在普林斯頓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期間，我學了俄語[3]，然後多次到俄國參與學術交流，並與俄國學者一起用長問卷對實施了私有化的幾十個企業的追蹤調查，也分析了1993年到2002年這十年間俄國主要民意調查的詳細資料，因此得以從微觀層面深入觀察俄國的轉型過程和經驗教訓。當我把對俄國的研究與對中國的研究綜合思考後，發現了許多以前從單一中國視角難以認知的重要問題。

 

這次《中國戰略研究》雜誌約稿談轉型問題，正好給了我一個機會，將多年來的研究成果與讀者們分享。本文提出了對社會主義國家制度轉型的全新理解，並分析三種推動轉型的基本社會力量，即異議知識份子、搖身一變成為民主派的原共產黨幹部、仍然掌控權力的共產黨精英，以及這三種推動力量分別造就的三種轉型模式，即中歐模式、俄國模式和中國模式；筆者用透明、參與、公正這三條標準來評價這三種轉型模式孰優孰劣，從中引導出中心結論，即轉型的路徑依賴，關鍵在於價值觀重塑，而這個歷史任務只能在異議知識份子主導下的轉型過程中才可能推進。希望此文能稍稍填補一點社會主義國家轉型比較研究的空白，既求教於感興趣的思考者，也希望抛磚引玉，引起更多的討論和關注。

 

一、社會主義國家轉型的起點與走向

社會主義國家的轉型起點相同，本文便從這個起點談起，然後引出轉型的三大內容，即政治轉型、經濟轉型和社會轉型，最後分析社會主義國家轉型的三種邏輯上的可能走向。

 

1、蘇聯模式的三個組成部分：政治制度、經濟制度、洗腦制度

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多半是在蘇聯指導下建立的，也都以蘇聯的史達林式制度框架為樣板，因此同根同源。在西方社會科學領域裏，與蘇聯模式相關聯的有兩個關鍵字，即描述政治制度的“極權主義國家”( totalitarian state)和描述經濟制度的“國家社會主義”（state socialism）。“極權主義國家”指“國家擁有壓制社會的全部權力並試圖盡一切可能控制公共和私人活動空間的政治制度（a political system in which the state holds total authority over the society and seeks to control all aspects of public and private life wherever possible）。[4]” 在這樣的政治制度下，政治領導人採用嚴厲的全方位控制，剝奪國民的基本人權和自由，把自己的意志和願望強加給全社會，不允許國民有任何違反領導人意圖的思想和舉動。所謂的全方位控制是指國家機器運用一系列制度化手段，對民眾的政治活動、經濟活動、思想和價值觀念、日常社會活動等，實施無所不在的、全面的、持久性控制；民眾不但沒有言論自由、選舉自由、集會自由、結社自由、就業自由等基本的政治經濟權利，甚至也沒有思想自由，連人們的倫理道德標準和價值觀也要由政府來規定；它用日常化的監控和懲處來製造恐懼，迫使民眾因害怕而無條件地服從。

 

“國家社會主義”[5]通常指的是社會主義國家那種國有制和計劃經濟據支配地位的經濟制度。這種經濟制度首先由蘇聯創立，然後在二戰後被推行到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這種經濟制度大體上包括經濟管理上的集權制度、計劃經濟、公有制為主、閉關鎖國、推行以軍工為重心的工業化等。這裏重點介紹一下集權制度和計劃經濟。所謂經濟管理上的集權制度，主要是指把經濟活動各方面的決策權集中到中央政府，為此設立一個龐大的中央政府經濟管理體系，包括總攬經濟權力的國家計劃委員會，還有一系列綜合性管理部門（如管理工業生產和協調交通運輸的經濟委員會、控制物資分配的物資管理部門，管理外貿的外貿委員會，負責資金分配的財政部門和國有銀行，分配消費品的商業部門，以及負責勞動力分配和工資管理的勞動部門），以及分工管理各行業的專業管理部門。全國的主要企業大部分歸上述部門所屬，決策通常由這些中央政府的部門決定，企業只負責執行實施。

 

所謂計劃經濟指的是全國從下而上每個單位都制定有關生產和所需人、財、物的計畫，然後分別歸口、逐級上報，最後由國家計劃委員會統一匯總來自中央政府各部和各省政府關於生產和物、財、人的計畫；然後，經過修改並批准的經濟計畫指標再以正式檔的形式下發給中央政府的綜合或專業管理部門及各省計委，由它們再進一步分解，下發給各自的下級單位，作為經濟活動的參照指標。經濟計畫指標一旦正式下達，就不容許再輕易變更，上級部門將嚴格按照計畫執行情況考核下級單位的工作業績。計畫管理的僵硬特點在於，它不可能充分考慮每個生產單位的具體情況和可能的客觀條件變化，而只是簡單地按照上年計畫執行情況考核下一年計畫任務。為了計畫管理本身的方便，那些可能影響計畫數字的經濟參數（如物價、工資、利率等）基本上都固定不變，因此所有人的工資、所有商品的物價都由中央政府統一規定。

 

蘇聯是國民經濟計劃管理的鼻祖，也是“國民經濟計劃學”的創始國，它的計劃經濟管理的歷史最悠久，計劃經濟管理的經驗最豐富[6]，計劃經濟管理的技術手段也最先進[7]。即便如此，蘇聯的國家計委也只能管理2,500多種商品。由於計劃經濟只能管理數量有限的產品，扣除大量重工業和軍工產品後，國家只能生產設計老化、品種有限的若干消費品，這就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實況。中共建政後實行的是蘇聯手把手教出來的蘇聯模式經濟制度，但中國的計劃經濟管理體系遠遠不如蘇聯，比如，中國的國家計委在改革前只能管理1,300多種商品，僅及蘇聯的一半。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奈認為，“國家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根本弊端是，由於計畫管理部門習慣於在國營企業和地方政府上報的資金、物資申請報告上打折撥給，下級也習慣於虛報所需數量，最後必然出現資金和物資的“短缺”；同時，由於下級無償獲得資金、物資，因此財務預算是軟的（即“預算軟約束”，欠債不必還，虧損不處罰），因此國營企業和地方政府就有“投資饑渴症”。[8] 他的分析曾在西方、中國、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的學者當中得到共鳴。

 

除了政治和經濟制度以外，社會主義國家還有一整套思想控制制度，其目標是建立政府所宣揚的道德與價值觀，通過教育系統和媒體對民眾洗腦，同時封殺打擊任何異端思想和言論。之所以把這套思想控制制度與政治制度區別開來討論，原因在於，思想控制制度會塑造民眾的價值觀和道德標準，從而在極大程度上改變社會行為；而在轉型過程當中，社會主義制度下形成的價值觀和道德標準會通過民意（和選票）影響政治、經濟制度的走向，因此需要特別注意。任何社會的正常運轉都以人們的道德觀念和價值觀念為基本前提。道德是人類社會裏約束行為、共同認可的是非標準。人們的日常行為多半是在合法的邊界內，但在這個邊界內有很多事屬於做了以後雖不違法但卻違反社會公德。道德的社會功能是約束人們的言行，以服從社會道德標準，遏制人們對個人利益和欲望的盲目追求。同樣，應當追求什麼樣的人生目標，不應當追求什麼樣的事物，這是一個人的價值觀念所影響、決定的。所有紅色政權建立之前，民間本來就有道德觀和價值觀，但紅色政權建立之後都通過洗腦及相應的獎懲機制，改造了社會上原有的道德和價值觀念；也就是說，共產黨建政之後要樹立共產黨的道德和價值觀念，同時摧毀社會上長期以來形成的道德與價值觀念。紅色價值觀不是一套亙古不變的機械教條，而是經常隨著當局和領袖的需要不斷變換版本，以致於經常前後矛盾、互相抵觸；但灌輸者從不承認它棄用的舊版本曾誤人子弟，甚至害人終身，即便是早已被拋棄的舊版紅色價值觀，百姓也不得“妄議”。在毛時代，忠於毛就是最大的道德；到了鄧時代“富起來”成了天然正確的“道德”，但當局從來不允許民眾質疑，毛澤東的主要方針路線都被徹底否定了，為什麼不能批判毛澤東。

 

洗腦制度不僅造成了全社會的道德失範和價值觀扭曲，還培養出反常的社會行為。事實上，老百姓並不完全接受“洗腦”制度的宣傳，但在政治高壓下又必須做出臣服順從的姿態，因此兩面人行為便成為常態，即“私下場合說真話，公開場合說假話”，在共產黨國家這是普遍狀況[9]。共產黨通過政治高壓和強行洗腦，加上種種政治、經濟處罰，使得民眾逐漸失去了獨立思考的機會和能力，很多人漸漸就把共產黨的宣傳“融化”成內在的、自己信奉的道德和價值觀了。這種現象在社會學裏有一個相關概念，即“社會化”，指一個青少年成長過程中價值觀和道德觀的形成受家長、老師和朋友三方面的影響，一旦青少年的價值觀形成後一生當中便較少改變。在社會主義國家，影響青少年成長的老師就是洗腦制度的執行者，而家長為了保護子女，不得不培養他們做兩面派，讓子女表面上必須接受洗腦制度的一切說教。一旦老百姓都按照共產黨的道德和價值觀念思考行事，共產黨用“筆桿子”就可以輕鬆自如地維持統治。不僅如此，誣陷、出賣等不道德行為都被洗腦制度正當化了。中國“文革”時期的互相檢舉揭發，今天大學校園裏密報老師的“學生資訊員”以及成千上萬的“網路評論員”、“網路監管員”等21世紀的匿名線人，都是洗腦制度的有毒產物。當一個社會的道德全面敗壞時，民眾不但喪失了是非標準，也不願辨明是非，每個人都盤算著如何對我個人有利，這樣的社會便朝著糜爛的方向迅速滑坡。

 

2、蘇聯模式的形成：內生型還是植入型

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實行的蘇聯模式不外有兩種：內生或外部強力植入。一個國家之蘇聯模式的形成採用哪種方式，決定了這個國家的民族主義情緒與蘇聯模式的親和關係。任何國家都有民族主義情緒，如果民族主義情緒與蘇聯模式十分貼近，則蘇聯模式的維繫將受到民族主義情緒的保護；如果蘇聯模式被認為是外來的有害制度，那麼，蘇聯模式將遭到這個國家民族主義情緒的抵制。世界上社會主義國家紅色政權的建立都與蘇聯有密切關係，或是援助加指導，扶持當地共產黨在內戰中奪權政權，或以佔領軍為後盾，強行建立紅色政權。筆者稱前者為內生型，這類紅色政權是在國內革命和內戰中生長壯大的；對後者，筆者稱之為植入型，這類紅色政權具有明顯的傀儡政府特徵。中共是內生型紅色政權的典型，而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則是植入型紅色政權的典型。

 

蘇聯為了在世界範圍內扶持各種形式的左派政黨（包括共產黨、工人党、社會黨等），希望通過這些友党擴大俄國紅色政權的國際勢力範圍，為此設立了“共產國際”，為外國共產黨培訓幹部、提供政策建議和經費、甚至把武器運到外國共產黨的遊擊隊手裏。中共與俄國（蘇聯）共產黨的關係就是如此[10]，中共的成長壯大，處處都能看到蘇共那只“看得見的手”。中共這樣的內生型紅色政權經歷了成長壯大、最後奪權全國政權的漫長過程，在此過程中培養了大批紅色幹部，他們都是本土派，而不是從莫斯科臨時空降來的“國際派”。由於這樣的革命帶有本國土生土長的特性，與民族主義有著天然的血緣關聯，所以中共的愛國主義教育比較容易把愛國與愛黨、愛紅色革命、愛紅色政權劃上等號，而較少民眾的質疑。

 

東歐國家的共產黨政權也同樣是蘇聯處心積慮地扶植起來的，但這些紅色政權不是土生土長的紅色革命產物，而是二戰後蘇聯佔領軍栽培支撐起來的。“二戰”期間蘇聯在莫斯科培養了一批東歐各國的幹部，制定了一整套奪取政權的方案，準備戰後建立聽命于蘇聯的政權。二戰後期東歐各國相繼被蘇聯紅軍佔領，蘇聯利用佔領軍的地位和權勢，把培養好的東歐各國的共產黨人送回本國[11]，或是讓他們加入當地的自由派政權，進而取得控制權，或是資助、支持東歐共產黨人建立親蘇的政治團體和政黨，打擊並逐漸取代本國的自由派勢力，最後在東歐各國如願以償地先後建立了親蘇政權。東歐各國戰前是市場經濟，也有市民社會的傳統，民眾對社會主義制度並不支持，二戰結束時從未發生過擁護共產黨人的革命；這些國家的共產黨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是蘇聯強加給東歐各國的，在當地缺乏足夠的社會基礎。因此，在東歐各國曾屢屢發生民眾對共產黨政權的大規模反抗：1953年在東德，1956年在匈牙利，1968年在捷克，1956年和1970年在波蘭，都發生過民眾的起義。當地的共產黨政權每次都是在蘇聯紅軍的干預和協助下殘酷地鎮壓了這些反抗。這種鎮壓恰恰強化了當地紅色政權的傀儡色彩，而民眾對蘇聯代理人政權的不滿則很自然地與民族自救、國家獨立掛上了鉤。對不滿的民眾來說，蘇聯模式是外來的壓迫本國人民的殖民制度，要愛國就得反對蘇聯模式。這種社會認知與中國民眾對本國蘇聯模式的看法截然不同。

 

3、社會主義國家制度轉型的三個支點和三種可能走向

從上述蘇聯模式的三個組成部分這一基本架構來看，制度轉型就是告別“極權主義國家”和“國家社會主義”，同時也結束洗腦制度。由此出發就提出了政治轉型和經濟轉型這兩個必須完成的使命：前者是為了結束“極權主義國家”，以民主制度代之；後者是為了終結“國家社會主義”，以自由經濟代之。這是社會主義國家制度轉型的兩大支點，也是人們通常關注的兩大領域。除了這兩個支點之外，還有一個迄今為止通常被人們忽略的基本任務，即制度轉型的第三個支點，那就是拋棄洗腦制度並實現社會轉型。社會轉型（social transformation）是筆者提出的一個新概念，以前從未有人這樣討論過。社會轉型指的是社會大多數成員的道德觀、價值觀以及個人日常行為的轉變。在社會轉型過程中要儘量清除紅色政權洗腦制度留在每個公民腦子裏的遺毒，然後讓民主政治、自由經濟和公民社會的基本價值、道德觀念重新在人們的腦子裏建立起來。轉型國家開始政治、經濟轉型時，民眾在共產黨時代形成的道德觀、價值觀和行為模式都必須相應地調整、改變；否則，他們若仍然按照舊的價值觀行事，那麼，一旦選舉政治取代紅色政權時代的權力配置，民眾的選票可以極大地影響參選政黨的政策走向，而政治和經濟轉型朝向哪個方向，很可能被民眾的舊價值觀所左右。比如，如果多數民眾仍然希望保留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大鍋飯”和福利制度，那麼，哪個政黨的政策迎合這樣的社會預期，哪個政黨當選的可能性就比較大；而一旦這樣的政黨當選，它指導下的經濟轉型就可能是個“半吊子工程”。再如，若候選人和選民都認為，候選人在選舉前給選民一點現實的好處，比如現金，選民就願意投票支持他，那麼這種不良互動就會造成賄選，這時候選民期待的不是候選人當選後對選民如何負責，而是選前能從候選人那裏拿到多少好處，這在臺灣曾發生過多次。

 

要順利完成一個國家的制度轉型，除了政治和經濟轉型之外，社會轉型是必不可少的；只有當社會上多數人都接受了一套適應現代民主社會和自由經濟的道德、價值觀念之後，政治民主化和經濟自由化才可能走上正常的軌道；如果社會轉型不順利或根本未展開，政治和經濟轉型很容易遇到障礙或走上歪路。可以說，社會主義國家完整的制度轉型包括三個互相支撐、互相制約的支點，即政治轉型、經濟轉型、社會轉型；這三重轉型就象一個三條腿的板凳，少了哪一條腿，板凳就會傾斜不穩。

 

在引入社會轉型之前，人們通常以為，政治民主化和經濟自由化就是制度轉型的全部含義了。毫無疑問，這兩重轉型是制度轉型的基本內容；但社會轉型其實比政治、經濟轉型更重要，不僅僅因為它決定了政治、經濟轉型的方向和品質，還因為社會轉型比政治、經濟轉型更艱難。政治轉型和經濟轉型都有樣板，那就是民主國家的制度框架，設計起來並不費力，實施過程可能曲折多艱，但至少可以由新的政府主導，畫出藍圖，逐步推進。而社會轉型就不同了，在民主化過程中原來的洗腦制度被拋棄了，新的政府自然不能推行新的反洗腦制度。那麼，社會轉型由誰來實施，當然新政府不能全盤包辦，否則就是紅色政權制度的某種形式的復辟。如果新政府放手讓民間自行實施，那由誰來負責，又如何推進，實施效果可能如何？既然社會轉型不能是強制型思想運動，又如何讓社會成員自發主動地參與？這些問題從社會科學三大領域的任何教科書上都找不到答案；不僅如此，自發的社會轉型可能出現什麼結果，這也是任何轉型國家的政治或社會力量無法把握的。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社會主義國家的制度轉型其實是一個“把魚湯煮成魚”的過程，比建立紅色政權那種“把魚煮成魚湯”的過程，不知道難多少倍。

 

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一旦走上了轉型道路，是否可以一帆風順地順利完成轉型？答案似乎是否定的。以前人們對轉型的理解是狹義的，他們把制度轉型理解成單純的民主化和市場化。正是這種狹義的理解往往誤導人們，讓大家產生一種錯覺，以為只要有了民主政治和市場經濟的初步框架，這個國家的政治經濟發展就一往無前，再無反復曲折了；而在這種錯覺的引導下，人們又可能對轉型的過程和結果期望很高，事實上這樣的期望經常與轉型過程中的一系列現實脫節，由此又帶來人們的失望和不滿，甚至誘發對共產黨時代的懷念。筆者認為，政治轉型和經濟轉型的制度設計可以預期、其轉型過程可以操作，因此相對來說比較容易；而社會轉型既無制度設計，亦無操作途徑，全靠社會成員的自覺行為，幾乎是個不可調控的過程，其結果也難以預期，而政治和經濟轉型的成果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社會轉型的成效。

 

在社會轉型無法把握的情況下，政治和經濟轉型能取得多大成就，邏輯上無法預測。不過，按照社會主義國家的轉型是否實施政治轉型、經濟轉型和社會轉型，從邏輯上可以辨別出制度轉型的三種可能走向：第一種，政治、經濟、社會的三重轉型，這是一種完整的、也是完美的轉型；第二種，實行了政治、經濟轉型，但社會轉型遲緩；第三種，實行了經濟轉型，但未實行政治轉型，因此也不可能出現社會轉型。如果再進一步推理下去，還可以說，植入型紅色政權的制度轉型，其走向最可能靠近第一種，因為這些國家的社會轉型比內生型紅色政權的社會轉型具有更大的社會自發動力。

 

二、蘇聯模式的改良與沒落

蘇聯模式的致命弱點在於，不走改良的道路，它就不得人心；一旦開始改良，它早晚會踏上沒落和滅亡的道路。不少共產黨國家都經歷過從領袖專制到集體領導下實行改良，再走向沒落，最後通過轉型而終結共產黨政權這樣一個過程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要真正懂得轉型必然性的奧秘，就先得瞭解，共產黨政權為什麼早晚會走上沒落的道路。

1、領導模式的鐘擺規律與改良的必然性

在最高領導人個人專斷的共產黨極權主義國家，接班過程往往是多年來高層權力鬥爭積怨交火的觸發點，這是蘇聯模式的一個致命弱點。而在這個過程的背後，其實存在著一個規律，筆者把它概括為“鐘擺現象”[12]，即領導模式在集體領導和個人威權之間擺動，在“鐘擺”擺動的過程中這些國家必然走上改良的道路。只有北朝鮮是唯一的例外，它從集體領導模式轉變成了紅色王朝，已傳位到第三代。

 

共產黨國家的領導模式在集體領導和個人威權之間的來回擺動並不是隨意的，它有明顯的規律。第一階段，共產黨建政初期往往都是集體領導，蘇共在列寧時代、中共在50年代初都是如此。但黨內高層的政治氣氛決定了最高領導人容不得對自己的批評，清洗有不同意見的高層成員必然成為常態。最高領導人個人有無威權，取決於他對軍隊和情報部門的絕對控制，還需要推動個人崇拜，在輿論上為個人威權造勢，史達林和毛澤東就是這樣鞏固了個人威權，以此取代了集體領導，這是領導模式的第二階段。個人威權的領導人去世後，就進入第三階段，重回集體領導，從赫魯雪夫到戈巴契夫，從華國鋒、鄧小平到胡錦濤，基本上都是如此。蘇聯在第三階段的末尾解體了，而中國現在進入了第四階段，即重建最高領導人的個人威權，筆者將在分析中國制度轉型時進一步討論。

 

領導模式的選擇與統治需要有密切關係。史達林和毛澤東都急於完成工業化，建立強大的軍事工業，這需要最大限度地集中資源，同時把老百姓的生活需要降到最低限度，還要打擊黨內為民請願的官員，消滅任何不同聲音，於是一種依靠對領袖的個人崇拜和大範圍政治清洗的統治模式就建立起來。極權主義國家有兩個主要的控制手段，其一是對全社會的政治監控，其二是全民洗腦機制。有效洗腦最簡單的辦法就是鼓吹對領袖的個人崇拜，一旦民眾接受並習慣了對最高領袖的個人崇拜，人們的思維就自發地“靠近”宣傳機器的“主旋律”，人也變得越來越愚笨，這時當局的思想控制就十分容易了。筆者把這種統治方式稱為“低成本統治模式”[13]，因為民眾出於對政治高壓的恐懼，日子再艱難都不敢抱怨，當局即使用低工資也照樣維持官員和老百姓的效忠和服從。這時政府與社會成員之間的關係（即政治學和社會學裏所講的國家與社會的關係，state-society relationship）表現為“命令與服從（command and obedience）”[14]，即絕大多數民眾對當局和領袖的任何命令都完全服從。這就是蘇聯和中國在農業集體化過程（中國稱之為“人民公社”化）中，即使數百上千萬人餓死了也未出現集體反抗的原因。

 

個人威權的最高領導者幾乎都是終身制，他們死亡後便出現了權力真空。接班人雖然可能接過政治監控機器的指揮權，但不見得能有效地指揮過去只聽命于前領導人的這架監控機器；同時，對接班人來說，立刻製造對自己的個人崇拜，往往會面對昔日同僚和退休元老的不滿。更危險的是，死去的最高領導者原來信任的那些僚屬手中不但掌握各種權力，而且也掌握著可以令新領袖和政治局新成員感到危險的秘密或把柄，搞得不好，高層政變就會發生。赫魯雪夫和華國鋒都有這樣的經歷：赫魯雪夫因政變下臺，而華國鋒則靠政變暫時鞏固了權位。為了穩定政局，接班人通常會恢復集體領導模式，讓最高層的領導集體分享權力，同時通過平反過去的冤假錯案來贏得民心，也給老百姓一些實惠，從而建立起權力後繼者的合法性，赫魯雪夫和鄧小平都是如此。在此過程中政治精英的腐敗會死灰復燃，勃列日涅夫與江澤民、胡錦濤都通過允許腐敗來換取官員們的順從。

 

單純從政治角度考慮，花錢買政治安定（包括用允許腐敗換取官員們效忠），局面似乎可以長期穩定下去；但這種局面能否長久的決定性因素是經濟條件。“花錢買穩定”會消耗當局掌握的經濟資源，個人威權時代的“低成本統治模式”從此難以為繼，這是集體領導模式的致命弱點，它必然是一種“高成本統治模式”[15]。“高成本統治模式”耗盡當局的經濟資源後，可能會倒逼改革。史達林和毛澤東死後，當領導模式從個人威權擺動到集體領導時，蘇聯模式往往會出現一系列改良現象。這樣的改良，從發動者本身的願望來看，當然是為了改善蘇聯模式，延續共產黨的統治；但這些改良措施的實施卻常常動搖蘇聯模式的根基，導致蘇聯模式的沒落。赫魯雪夫和鄧小平都相信自己的新政策能鞏固政權；但幾十年後回顧歷史卻發現，正是這些改良措施動搖了蘇聯模式賴以存在的根基，把共產黨政權送上了轉型的不歸路。

 

改良和轉型的差別在於，改良不觸動蘇聯模式兩大基本制度框架，即“極權主義國家”和“國家社會主義”；如果某項改革措施動搖了“極權主義國家”或“國家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架構，那就是轉型。比如，赫魯雪夫批判史達林，但並未實行政治上的開放，他的“解凍”政策不過是改良而已。同樣的，中國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實行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時，並未改變國家對農產品的統一收購和定價政策，計劃經濟的根基依然穩固，這樣的措施也屬於改良性質；但後來允許農產品的自由流通，這種改革就衝擊了計劃經濟，因為農民可以自由銷售農產品，農業和農產品的計劃經濟管理就失靈了，但計劃經濟的整體架構依然存在，這時的農村改革只是通向轉型，而“國家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轉型則要到1997年才真正開始，下文再敘。

 

2、“政績型合法性”與“花錢買穩定”

從個人威權領導模式轉入集體領導模式之後，這個“集體領導”必須要尋求一種與個人威權領導者不同的新的合法性；而最可能的選擇就是迎合民意，作一些政策上的調整。老百姓最期待的往往是兩點，“政治上寬鬆些，經濟上日子好過些”；做到了這兩條，在幹部、知識份子、工農當中，“集體領導”便政聲鵲起。通過這種方法換來的 “集體領導”的合法性被稱作“政績型合法性（performance legitimacy）”。美國的蘇聯研究學者最早分析了這個現象[16]，筆者則首次把這一概念用於中國研究當中，指出了中蘇兩國在這方面的相似性和差異[17]。

 

史達林死後3年，蘇共總書記赫魯雪夫在蘇共20大上對史達林展開了尖銳的批判，緊接著出現了政治上的“解凍”，同時在經濟上改善了工人的住房。毛澤東死後2年，中共也同樣批判了毛澤東的政策，同時在經濟上也採取了鬆動型措施。在蘇聯，勃列日涅夫時代是國家提供福利最多最廣泛、人民生活水準上升最快的時期，也是政治社會相當穩定的時期。這裏講的福利是廣義的，包括穩定的物價、穩步上升的生活水準、安定的職業和按步就班的升遷、全面的免費教育和醫療、寬鬆的工作紀律和較低的勞動定額等。從70年代末開始到90年代中期，中國同樣經歷了這樣一個過程，政府從安排就業、提高收入、增加福利入手，不斷改善民眾的生活，也增強了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和支持。可以說，60年代的蘇聯與70年代末的中國政府都把政策重點轉移到營造“政績”上，用穩定的社會福利制度和由國家提供的多樣廣泛的福利來換取老百姓對共產黨統治合法性的認可。

 

正是這種從個人威權領導模式向集體領導模式的“政績型合法性”的轉換，改變了政府與社會成員之間的關係，從個人威權時代的“命令與服從（command and obedience）”變成了集體領導時代的“餵養與順從（feeding and compliance）”[18]。這種新的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之實質是一種互利型交換關係：政府和民眾為了自己更好的生存，各自向對方提供對方所需要的，來換取自己所需要的，即政府向民眾提供廣泛穩定的福利，而民眾因而同意支持統治者、現行制度及當局的政策。這樣，在國家與社會之間事實上存在著一種雙方體認的“社會契約”[19]，只要這個“契約”不被打破，政治社會的穩定就可以維持下去。當然，這樣的“社會契約”只存在於國家與多數社會成員之間，持不同政見者就不接受它。儘管國家仍然控制著社會，但舊的動員民眾的宣傳手段失效了，個人崇拜消失了，意識形態淡化了，國家不得不轉而使用經濟利益為主要手段來動員、控制社會，維持政治社會的穩定。

 

一旦當局在政治上對過去的個人威權領導人有所批判，經濟上開始增加物質激勵，民心就變了。老百姓發現，既然政府承認過去老百姓的日子太苦，現在給大家漲工資、增加消費品供應、分配新的住宅，這等於是“還欠債”，再“多還些”也是應該的，不必對政府太感恩戴德。1980年代中期中國城市裏有一句描繪民眾心理的話，“拿起碗來吃肉，放下筷子罵娘”，指的就是這種心態。蘇聯在上世紀60、70年代也有一句在工人當中流行的類似的話，“他們假裝付給我們工資，咱們就假裝給他們幹活”。這種社會心態的變化標誌著內生型蘇聯模式下的民智初開；但在實行植入型蘇聯模式的中歐國家，即令當局同樣採用上述“社會契約”，部分民眾對本國紅色傀儡政權的不滿始終十分強烈。

 

3、改良式社會主義的有限壽命

社會主義國家要既維持一個以重工業、軍事工業為重心的經濟結構，又維持高福利，是力不能及的。然而，一旦為了國內政治的需要，不得不走上高福利的不歸路，那麼，或早或晚，國力“透支”就必然導致經濟危機。在勃列日涅夫年代，“花錢買穩定”確實讓共產黨和老百姓“皆大歡喜、各得其所”，黨不用擔心社會不穩定，老百姓有輕鬆舒適的物質生活。可是，一個隱藏在背後的結果是，這一時期的高福利政策不光“吃”掉了史達林、赫魯雪夫時代留下的“老本”，還把戈巴契夫時代的資源也提前“吃”掉了，是一種既“吃”祖宗飯、又“吃”子孫飯的政策。

 

70年代末期蘇聯民眾的生活水準就達到了相當高的水準，商品供應大為改善，物價低廉，大量分配新建住宅，電視機、冰箱、洗衣機等耐用消費品迅速普及，老百姓的儲蓄也不斷增加。這種高福利雖然是老百姓的福音，卻是蘇聯經濟的噩耗。因為蘇聯模式的低效率只能應付低收入、低消費，無力長期支撐這種高福利。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由於沒有競爭壓力，雖然提高了福利和教育水準，卻不會相應提高勞動生產率，只不過促使更多的人轉移到輕鬆乾淨的工作崗位上，造成白領崗位上大量冗員、工作紀律鬆懈，而藍領崗位卻嚴重缺員。所以，高福利時代越長，對蘇聯經濟實力的消耗也越厲害。之所以“花錢買穩定”會葬送社會主義，原因就在於，粗放管理、低效率、高浪費的“國家社會主義”其實無法長期提供“買穩定”所需要的開支；一旦開支浩繁、難以為繼，政府可能會先縮減軍費開支、援外開支；最後，共產黨為了延續統治而掏空了自己的經濟基礎，“國家社會主義”就這樣走上了末路。80年代後期蘇聯已債臺高築，再也供不起這樣的高福利了。於是，商品短缺越來越嚴重，通貨膨脹不斷上升，經濟增長停滯，經濟情況明顯惡化。在蘇聯實行重工業優先、低收入低消費政策的年代，經濟並沒有垮掉；從勃列日涅夫時代開始連續實行了20多年的高福利，才使經濟陷入絕境。

 

中國從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到90年代中期走的也基本上是這條“花錢買穩定”的路。中國自1984年便正式開始城市經濟改革，但並沒有根本上改變國家與城市社會之間的“社會契約”，因此在城市經濟改革方面進展有限。當時城市經濟改革的基本策略是，抬高社會對改革的經濟期望，由國家保證城市居民的生活水準在改革中進一步提高，國家也承擔了補償民眾既得利益損失的責任，從而換取城市民眾對改革的支持，實現改革中的政治社會穩定。這一改革策略有兩個後果。其一，由於現有生活水準的相當部份是由社會福利體制提供的，所以一旦改革觸及到這些體制，就可能動搖“社會契約”。也就是說，“社會契約”為經濟改革設了限制區。一部份改革（如增加工資、獎金及福利）有利於 “社會契約”，另一部份改革（如匯率、外貿改革）無損於“社會契約”，自然都不難推行，而那些可能動搖“社會契約”的改革（如“砸鐵飯碗”），就事實上難以推動。其二，城市民眾既希望短期內迅速從改革中獲得利益，又期望維護源於舊體制的既得利益，這種居高不下的期望鞏固了“社會契約”，有利於改革初期的社會動員，但同時也對改革的社會承受能力起消蝕作用，並構成深化改革的阻力。由於穩定對政府而言是第一位的，政府所願意推動的改革服務于、也時常讓步於穩定。當高收入、高福利無法提高經濟效率時，經濟增長不能提供足夠的資源去維持“社會契約”，結果“社會契約”的延續就會轉而消耗過去積累的國有資產。從長期來看，一個大量消耗經濟資源的“社會契約”是經濟上無法承受的。因此，蘇聯維持“社會契約”20多年之後，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經濟危機隱然露頭；中國也幾乎如此，維持了15年左右的“社會契約”之後，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國有企業和國有銀行雙雙陷入危機。

 

蘇聯模式從領袖個人威權轉變到集體領導，從個人崇拜轉變到“政績型合法性”，從政治高壓加低消費轉變成“花錢買穩定”，這樣的變化當然是一種進步；但如果從蘇聯模式的生命軌跡來看，結論恰恰相反，正是上述轉變一步一步地把蘇聯模式逼上了末路。所以，蘇聯模式雖然有自我改善的求變本能，但它的必然沒落植根於經濟困境。

 

三、中、蘇兩大黨的轉型選擇

 

討論共產黨對轉型的選擇，只需要分析蘇共和中共兩黨的選擇即可，因為蘇共支配著整個蘇聯陣營，蘇共的態度決定了其僕從國的走向；而中共自從上世紀50年代末與蘇共翻臉後自成一家，不再以蘇聯馬首是瞻，所以蘇共和中共在轉型問題上可以相對獨立地各自作出選擇。兩黨各自統治的國家的國際國內環境大不相同，它們的選擇因此全然不同。至於非共產黨政府在蘇聯東歐國家的出現以及它們的轉型選擇，則與蘇共的選擇有直接關係。瞭解了蘇共的轉型選擇，才能懂得蘇聯東歐國家的轉型道路。

 

1、從中蘇對立到共產黨陣營的分裂和消解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蘇聯直接、間接地培育了東歐和亞洲的一系列共產黨國家，加上古巴，組成了世界範圍的共產黨陣營。中國曾經是蘇聯陣營的鐵杆成員，也是這個陣營人口最多的國家，一度還被蘇共捧為比肩並立的國際共運領袖；但中國突然和蘇聯翻臉，最後甚至兵戎相見，幾成死敵，由此導致這個陣營內部的分裂和對抗。此中種種，與中蘇兩黨後來的轉型選擇有很大關係。

 

史達林晚年中蘇兩黨、兩國的關係一度貌似蜜月，實則同床異夢。毛澤東領導中共奪取政權後一直想成為世界級領袖，但史達林在世時毛澤東沒有任何機會，史達林把他看作是蘇聯在亞洲的一個不太可靠的代理人。史達林死後毛澤東開始盤算，如何在國際共運陣營裏取史達林而代之，成為各國共產黨的精神領袖。他知道，充當各國共產黨的後臺，需要龐大的軍事和財力作後盾，而中國太窮；毛澤東的算盤是，讓蘇聯站在一線，由蘇聯出錢支持各國共產黨，而他站在二線，以國際共產黨陣營精神領袖的地位號令全球。從蘇聯的僕從變成國際共運的“精神領袖”，毛澤東既需要舞臺來表演，也需要有國際事件提供契機，讓他在國際事務中嶄露頭角。這樣的機會在1956年來臨了，這一年波蘭和匈牙利先後發生了反對共產黨政府的起義，蘇聯首腦赫魯雪夫處理這個問題時猶豫不決。毛澤東趁機介入，先指責蘇聯試圖干預波蘭的企圖，強調波蘭工人党政府的獨立自主性，因此被波蘭工人党領導人視為共產黨陣營裏反對大國霸權的代表人物；接著毛澤東又在匈牙利事件中指責蘇聯未及時出兵干預，並堅決支持蘇聯派坦克攻佔布達佩斯，為此專門派周恩來乘坐蘇軍坦克進入布達佩斯，以顯示中共對鎮壓“反革命”的強硬干預立場。在這兩次事件中，儘管毛澤東的立場前後矛盾，赫魯雪夫都聽從了毛的意見；與此同時，蘇共對毛澤東的態度也變得格外客氣。毛澤東覺得，他終於開始走上國際舞臺，能夠參與過去只有史達林才能過問的國際事務。

 

1957年11月在莫斯科舉辦了世界各國共產黨、工人党會議。在這次會議上赫魯雪夫給了毛澤東很高的禮遇，讓蘇共和中共處處平起平坐，毛澤東第一次感到自己有可能真成為國際共運的精神領袖，但他的雄心遇上了蘇共的策略轉變而受阻。當時蘇共提出了一個新方針，即社會主義國家可以與西方國家和平共處、和平競賽，蘇美之間不需要戰爭，社會主義陣營最終能在和平發展中戰勝資本主義。毛澤東發現，沿著蘇共的新方針走下去，他只能屈居後排，因為中國的經濟太落後；他若想當國際共運的精神領袖，就必須另選一條路。毛澤東其實並沒有多少理論上讓世界各國共產黨人刮目相看的成就或貢獻；他唯一的本錢就是，他是通過長期內戰奪取大國政權的中共領袖，而按人口計算，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共產黨國家，毛澤東只能推銷他那套“武裝革命奪取政權”的道路。他在這次莫斯科會議上故作驚人之語，以表現他的豪邁“革命”氣概：要發動世界革命，哪怕面臨核大戰，也不必害怕，為了打倒帝國主義，大不了打一場核戰爭，中國6億人，死3億沒關係。[20] 毛以為，這番豪言壯語足以顯示他的偉大；沒想到效果完全相反，歐洲各國的共產黨領袖們生怕被拉進核戰爭中去，對毛的發言報以沉默，無人回應。

 

毛澤東並不氣餒，仍然鍥而不捨地繼續追逐他的世界領袖夢。一方面，1958年他在國內發動了經濟上的“大躍進”，希望用這種“捷徑”證明他的“群眾運動”能創造出經濟奇跡，讓中國的經濟實力快速增強，顯示出毛式道路優於蘇聯的“和平競賽”方針；另一方面，他開始組織針對蘇共和世界其他各國共產黨的批判，稱那些贊成蘇共“和平競賽”方針的共產黨是“現代修正主義”，把這場批判稱為“反修鬥爭”，其代表作是“九評”。這場“大批判”不但未能重建毛澤東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精神領袖的地位，還把他自己和中共變成了共產黨陣營裏的孤家寡人。他發動的“大躍進”以徹底失敗而告終，中國農村因此餓死了數千萬農民，整個中國經濟陷入了極度的困境。面臨嚴重失敗的毛澤東既不願認輸，又害怕為他收拾殘局的劉少奇在黨內贏得威望，構成對他的威脅，因此毛澤東在國內發動了對自己的個人崇拜和“文化大革命”。“文革”時期全中國的“革命”狂熱使中蘇之間的矛盾和對立更加嚴重。雖然毛澤東未能在共產黨國家找到多少追隨者，但60年代後期在美國和歐洲、日本出現了年青一代以“反越南戰爭”為口號的左翼思潮，他們都奉毛澤東為精神領袖，於是毛澤東總算是勉強圓了他的“世界革命領袖”的夢。西方國家左翼思潮中的少數反社會極端分子製造了不少暗殺、搶劫事件，最後這些團夥陸續因刑事犯罪被逮捕，最終煙消雲散。

 

從1957年在莫斯科發起對蘇共的挑戰開始，到1969年西方國家的毛派犯罪團夥被消滅而告終，毛澤東意識到，他那“世界革命理論”和“解放全人類”的“偉大理想”已淪為人類歷史上的一個笑柄。他對嘲笑自己失敗的蘇共恨之入骨，最後從彼此口頭攻擊發展到軍事衝突，從1969年開始中蘇雙方在長達數千公里的邊境兩側陳兵數百萬。這一局面在意識形態上徹底動搖了馬克思主義的“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口號，因為兩個馬克思的信奉者政權為了爭奪馬克思主義的正統而隨時準備大開殺戒。與此同時，毛澤東開始考慮，如果與“帝國主義”國家合作，他也許能擺脫自己造成的中國在世界上的孤立，並且挽回一點對他個人歷史地位的肯定，於是有了中美建交。

 

毛澤東以他的“世界革命”實踐及徹底失敗，從反面證明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激進思潮的荒謬和可笑，歪打正著地撲滅了國際共運裏以毛主義為代表的激進思潮，使世界各國共產黨的溫和路線反而更加鞏固。可以說，毛澤東的“世界革命”的失敗，把共產黨陣營變得不再“革命”了。在其他共產黨國家看來，與其不切實際地作“世界革命”的白日夢，還不如腳踏實地地解決共產黨國家自身面臨的經濟問題。因此，在與西方的關係上，蘇聯在冷戰中的姿態逐漸軟化，對維持東西方之間的和平格局日益關注，這一走向對蘇共80年代選擇政治轉型有重要影響。不僅如此，東歐各國本來就與西方有千絲萬縷的歷史、文化、經濟方面的聯繫，而中國採取對美友好、對蘇敵視的姿態，事實上就把凝聚共產黨陣營的意識形態正當性撕得粉碎。從此，共產黨陣營各國開始探索各自的求生道路，蘇共選擇了政治轉型，而中共則在毛澤東死後為了改變經濟的嚴重落後狀態選擇了經濟轉型。一度仿佛強大無比的共產黨陣營在蘇、中兩大黨各自選擇的轉型中漸漸被消解了。

 

 

2、從“解凍”到政治鬆動：“極權主義政治”在蘇聯的終結

在蘇聯，告別史達林時代之後赫魯雪夫的“解凍”政策開始引起政治和社會的變化，這些變化構成了俄國80年代政治轉型的基礎。[21] 從60年代開始蘇聯知識份子的獨立聲音出現在大、中型城市，往往通過半地下的手抄出版物在少數民眾中傳播，贏得讀者的高度尊重和支持。這些知識份子所關心的事情與老百姓關心的日常生活有相當大的距離，他們的聲音並未直接轉變成對老百姓的政治和社會動員；然而，其影響不可低估，許多被蘇共政權封鎖、掩蓋的真相逐漸被披露出來，越來越多的民眾對蘇共的宣傳從懷疑變成根本不再相信。而知識份子講的真話越多，敢講真話的人也就越多，真話就逐漸代替假話，講真話的人也越來越贏得社會的敬重，以至於連一些共產黨官僚也不得不迎合社會潮流，講上幾句真話，以此來提高自己的威信。蘇共的社會基礎就是這樣被它自己的謊言和知識份子的真話動搖了的，這是一個潛移默化的漫長過程。

 

戈巴契夫推行的政治改革（俄文原詞是“公開性”），是一種政治上的開放政策，其實質是共產黨領導下政治制度的改良，並非政治制度轉型；而他的經濟改革（俄文原詞是“重建”），即重建社會主義制度，也是一種經濟制度的改良，而非經濟制度轉型。戈巴契夫在經濟改革方面雖不成功，但他通過政治上的“開放”促進了新聞自由，基本上結束了政府對持不同政見者的壓迫，允許組織各種政治團體，實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民主選舉。當時報刊雜誌上刊登出越來越多的、過去幾十年來老百姓一直想知道而無從得知的真相，蘇聯民眾讀到了許多官方一直嚴禁報導的史實。

 

隨著民間獨立聲音的增強，蘇聯在國際壓力下簽署了國際人權公約，加上戈巴契夫上臺後政治氣氛的寬鬆，有組織的異議人士活動也日益活躍，出現了公民社會的前兆。一系列志願性民間社團，如環境保護團體，得到了許多科學家的支持；同時出現了青年人的“國際和平”組織，它反對軍備競賽、主張國家之間的和平共處，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核子物理學家薩哈羅夫經常與該組織相互呼應；在人文和社會科學學者中也出現了民間社團，分散在各大學和研究所的學者最初是自發開始研究一系列課題，試圖在被官方正式禁止的研究課題中發現俄國歷史、民俗文化、宗教等方面的許多史實，恢復被官方長期扭曲的俄國歷史和人物的真實面貌。他們通過非正式的討論、聚會進行交流。1987年莫斯科的經濟學家、新聞學家、社會學家以及政治學家等自發地成立了一個“改革俱樂部”，它牽頭組織了一些非正式的政治俱樂部的“交流和對話”，參與者有莫斯科大學歷史系學生的“歷史－政治俱樂部”、全蘇社會政治記者俱樂部等，把具有不同背景、分佈各地的團體和個人聯繫到一起，討論政治和經濟改革問題。1987年秋季“改革俱樂部”提出了一項被稱為“紀念”的活動，在街上徵集簽名，要求政府徹底調查史達林時代的非法鎮壓行徑，並組織正式的死難者悼念活動。活動的組織者于1988年3月6日在莫斯科的十月廣場組織了一場紀念被史達林迫害致死者的遊行。1988年6月戈巴契夫在社會壓力下于蘇共第19次代表大會上宣佈，正式採納了“紀念被史達林迫害致死者”的建議。這次活動遍及蘇聯各地，在活動參加者中推選出一些大家一致公認的代表人物，包括薩哈羅夫和索爾仁尼琴，開始建立一個龐大的組織，名稱就叫作“紀念”，到1989年1月已擁有180個分部、大約2萬名積極分子，在1988至1989年官方的“人民代表大會”選舉中推出了不少候選人。

 

民主化議題浮現後，這些民間社團就成了民主化運動的有力支持者。率先公開唱起反對黨角色的是“民主聯盟”，它在1988年5月召開成立大會，來自14個城市的150位代表出席了會議。與會者宣佈，“民主聯盟”是個“反對蘇聯極權體制的政治反對黨，目標是推動這一體制的非暴力轉型，並在人性、民主和多元化的基礎上建立法治國家”。1988年7月29日25個非正式團體聚會，宣佈成立“莫斯科人民陣線”，主張推行激進的政治改革。這些民主派政治團體的出現，標誌著一個通向多元化、民主化的政治演變的開始。

 

在戈巴契夫時代，蘇聯的政治演變並不完全是以戈巴契夫為一方、以反改革的龐大官僚隊伍為另一方的漫長的“拔河”，雖然在官僚機器內並沒有多少戈巴契夫的堅定支持者，但卻有不少暗中準備擁抱市場民主制度的黨內“叛逆者”。在蘇聯出現政治演變的時候，許多黨政精英意識到，既然改革大勢已成，恐怕就到了放棄“沉船”、坐上“救生艇”、及時轉移到市場經濟、民主政治這條“船”上去的時候了，這樣他們可能不僅保住地位，甚至可能過得更好。所以他們中的多數人不僅不願意站出來捍衛蘇聯的集權專制制度直到最後一刻；相反，有些人卻搖身一變，直接成了民主派的成員，有些人則與民主派暗通款曲，更多的人則是明哲保身、靜觀待變。這些蘇聯官僚們觀察風向、做出“換船”決定的時間大約是在1985至1988年之間。這一時期正是蘇聯民主派日趨活躍的階段，官僚們的“騎牆”心態顯然有利於民主派的發展。到了1990至1991年俄羅斯各地的黨政精英紛紛背離戈巴契夫，而向葉利欽投誠；同時，大型國營企業的經理們也拒絕向蘇聯的中央政府納稅，而主動將稅收繳給俄羅斯共和國政府。蘇聯官僚們叛離蘇聯、倒向俄羅斯共和國的舉動，也是蘇聯瓦解的一個重要原因。1991年蘇共保守派發動的“8·19政變”失敗時，蘇共在組織上已陷於癱瘓。總統戈巴契夫于1991年8月24日發表聲明，辭去蘇共總書記職務，並要求蘇共中央自行解散。8月29日蘇聯最高蘇維埃通過決議，“暫停蘇共在蘇聯全境的活動”。以此為標誌，蘇聯的“極權主義政治”被終結了，戈巴契夫啟動了蘇聯的政治轉型。

 

3、東歐、蘇聯進入轉型的不同路徑：鎮壓未遂型路徑和協定型路徑

 

如果蘇聯始終堅持控制東歐各國的共產黨政權，並對任何變革實施軍事干預，東歐國家無法走上轉型道路。對東歐國家的民眾來說，幸運的是，蘇聯模式的有限生命力反而給他們帶來了希望。在冷戰中與西方抗衡的失敗，是蘇聯推動國內改革並默許東歐變革的重要因素。早在80年代中期蘇聯軍方就清楚地意識到，蘇聯經濟已無法支撐新一代武器的研製和生產，因此軍方不可能在冷戰中保持與西方的均勢，更不可能在冷戰中取勝，所以軍方放棄了堅持冷戰這一目標，謀求與西方的緩和。

 

蘇聯東歐陣營在冷戰中的失敗是兩種制度較量的結果，蘇聯在抗衡中漸漸露出敗像的情況下，為了自保而放棄冷戰。失去了冷戰這個戰略目標，蘇聯東歐陣營的向心力就大大削弱。對蘇聯來說，原來在冷戰時期具有戰略價值的東歐國家失去了重要性，而這些國家日益落後的社會主義經濟和它們對蘇聯的依賴，則變成了蘇聯沉重的經濟包袱。結果蘇聯改變了對東歐國家的一貫政策，開始鼓勵東歐國家的變革，而對東歐各國反對變革、依賴蘇聯支持保護的保守派則越來越冷淡。蘇聯這座惟一的靠山悄悄後撤，東歐國家的共產黨政權便無法獨自抗拒國內長期被壓制的自由民主要求，也不敢再殘酷鎮壓民主運動。沒有了蘇聯軍事、政治、經濟上的強力支持，哪個東歐共產黨政權也承擔不起對抗國際社會的後果。這樣，東歐各國在國內普遍要求政治經濟變革的壓力下，就走上了政治民主化、經濟市場化的道路。面對東歐國家1989年的變革浪潮，蘇聯採取了一種不干預的默許態度，於是東歐各國的共產黨政權就撐不下去了，最後被迫相繼下臺。而東歐各國的政權相繼“易幟”，又反過來形成了對蘇聯政治改革的巨大促進和壓力，使蘇聯只能沿著民主化的方向不斷向前移動，蘇聯的解體和蘇共的崩潰實際上是這一過程不可避免的結果。

 

許多人以為，東歐各國的民主化走的是同一條路。其實，在蘇聯、東歐，進入轉型的路徑至少有兩種，即協定型路徑和鎮壓未遂型路徑。1989年東德、捷克斯洛伐克和羅馬尼亞的抗議者其實也面臨中國1989年民主運動相似的命運，1991年8月的蘇聯也是如此。在這些國家，當局或是一開始準備鎮壓，但最終沒敢下手，東德和捷克斯洛伐克就是如此；或者是實施了初次小規模鎮壓之後，因軍隊拒絕服從共產黨領導人的鎮壓命令而使大規模鎮壓流產，這發生在羅馬尼亞和蘇聯。因此，在東德、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和蘇聯，轉型前夕出現了未遂鎮壓，之後共產黨政權或者主動、或者被動地放棄了政權；在東德，共產黨政治局迫使力主鎮壓的頑固派領導人下臺，而反對鎮壓的溫和派領導人則向民眾讓步，導致東德、西德走上了統一的道路，共產黨放棄了政權；在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領導人雅克什主動辭職，共產黨政府主動交出了一黨專政的政權，允許多黨選舉，從而產生了新的民主政府；在羅馬尼亞，獨裁者齊奧塞斯庫在局勢失控之後倉皇出逃，最後被逮捕處決，而溫和派共產黨領導人則組織了多黨選舉，交出了政權。筆者把這幾個國家的轉型路徑稱為“鎮壓未遂型路徑”，因為鎮壓未遂之後共產黨或交出政權，或失去了政權，這幾個國家從此走上了政治和經濟轉型的道路。而在波蘭和匈牙利，共產黨政權在民眾的示威遊行面前從未考慮過武力鎮壓手段，而是主動與反對派協商，達成了通過民主選舉建立新政府的協議。筆者把這兩個國家的轉型路徑稱為“協定型路徑”，因為這兩個國家的轉型是共產黨和反對派通過協商而開始的。

 

4、從1978到1997：中國從經濟改革走向經濟轉型

在中國，改革是1980年代以來最流行的一個關鍵字。這個詞混淆了改良和轉型兩種性質的差異。改良是不觸動蘇聯模式“國家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根基的政策措施，比如農村的聯產承包制和城市國營企業的廠長承包制；制度轉型則以國營企業的全面私有化和農村流通體制的自由化為重要標誌，因為國企的全面私有化顛覆了“國家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微觀基礎，而農產品的自由流通則阻斷了政府對農產品的統購統銷，兩者都使計劃經濟失去了運作的條件，市場經濟才得以居於主導地位。中國農產品的自由流通起自1984年，而城市國有企業的全面私有化則發生在1997年。中共的經濟轉型與蘇共的政治轉型有相似之處，都是從改良起步，最後迫於形勢，不得不突破改良措施的局限，分別選擇了政治轉型和經濟轉型。

 

從上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中國的國營企業改革只是一種溫和的、不觸動基本制度的改良。1984年中國政府下發了關於城市經濟改革的正式檔，逐步減少對各種價格的計畫管制以及對生產、流通、勞動力的指令性計劃管理，把更多的經濟活動決策權下放給地方政府和企業，比如允許廠長承包了產值和上交稅收、利潤指標後可以有自主經營的空間，但堅持不許國營企業私有化。僅僅削弱計劃經濟，並不能真正實現從“國家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東歐的共產黨國家就長期存在因“地下經濟”而產生的市場交換和市場定價，但它們的經濟制度總體上仍然是“國家社會主義”的改良版。中國對國營企業制度的改良並未改變企業效率低下、投資盲目、追求員工福利最大化等傳統痼疾，結果對銀行的負債增長得非常快。1994年以後國營企業的利潤急劇下降，企業紛紛用相互拖欠債務的方法來應付財務危機，以致于清理“三角債”成了中央政府的當務之急。國營企業的財務困難導致政府稅收減少，財政赤字增大，同時造成巨額的銀行壞帳。國營企業的負債對資產的比例1994年已經上升到平均為83％[22]；同時，4個主要國有銀行整體上的資產淨值已變為負數[23]，因而失去了對巨額壞帳的清償能力，這樣的潛在金融危機主要是由國營企業財務惡化造成的。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共下決心於1997年開始，以“企業改制”為名，推動國營企業的全面私有化，從此中國的“國家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瓦解了，中國踏上了經濟轉型的道路。

 

四、社會主義國家制度轉型的三種模式

社會主義國家的制度轉型有各種社會力量參與，而在每個國家，哪種社會力量可能成為主導者，決定了這個國家制度轉型的方向。對於這個關鍵問題，以往的轉型研究很少系統地討論，這裏作一個通盤的分析比較。

 

1、轉型過程的操作：政府主導型、社會共識型、自發失控型

不少人按照共產黨政權時期對全面控制型政府的理解，認為政府應該把轉型過程中的所有問題都一攬子管起來，從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需要到社會治安，在各方面都充分滿足民眾的意願。這種想法或願望顯然與制度轉型背道而馳。民主化的過程本身就是要改變共產黨的全面控制型政府；同時，經濟轉型也要求政府退出過去它控制的許多經濟活動領域，讓企業和個人來承擔應該承擔的責任，所以不能再由政府包辦一切。有的人雖然不贊成政府什麼都干預，但還是期望政府是個全能的機構，只要它下定決心，果敢執行，什麼問題都能迎刃而解。這種想法其實是把轉型時期解決所有難題的責任都交給政府，希望有一個威權型政府來順利實現民主化和市場化。實際上，若負責轉型時期執政責任的政府真的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威權型政府，這樣的政府很可能會再造一個披著民主制度形式的新威權政府，甚至可能完全依賴一個威權型領導人，其政治轉型會偏離民主化的目標。

 

從邏輯上看，轉型過程的操作有三種可能，即完全由政府決策，或由社會各界達成共識而推進，第三種則是政府與民間的積極力量都不能充分發揮作用。與這三種可能性相對應，轉型過程可能出現政府主導型、社會共識型、自發失控型三種狀況。下面分析政府主導型和社會共識型這兩種轉型過程；自發失控型轉型主要發生在巴爾幹國家，因篇幅有限不作討論。

 

政府主導型的制度轉型只可能發生在威權體制下。一個國家一旦走上民主化道路，往往就是威權政府衰微或消失之時；如果一個轉型中國家仍然處在威權政府領導下，那麼，它的威權體制多半是政治轉型未開始、或政治轉型無進展的結果。換言之，如果一個國家的政治轉型進展順利，或至少建立了民主政體的初步框架，這個國家的政府就不可能仍然是威權政府；同理，一個國家的經濟轉型如果是政府主導型，這個國家的政治轉型就是不成功的，或根本未發生，中國便是一個典型。

 

不管政府是否主導轉型過程，每個轉型國家都會面臨一個最基本的問題是，什麼樣的政府決策是好的選擇。對此，經濟學家們的想法最簡單，即按照經濟學教科書上關於市場經濟的基本框架來設計新的制度。與此相關的第二個問題是，經濟學家當中不少人相信，既然要建立一個新的市場經濟，最好是畢其功於一役，他們往往強調，經濟轉型要快速果斷，即採用所謂的震盪療法。關於政府在轉型過程中的選擇，政治學家們會考慮到各社會利益集團的不同需要；但有一些政治學家傾向於相信，政府總是從國民利益出發來決定政策的。從這裏又引發出需要關心的第三個問題，那就是，轉型時期的政府都是無私的嗎？事實上，政府是由人組成的，政府官員本身就是一個利益集團，他們很可能在制度轉型的決策中捍衛自己的利益，而傷害國民的利益。因此，必須考慮到轉型國家的政府本身可能不是中立的，他們可能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對轉型作不當干預。在轉型過程當中，究竟什麼樣的選擇算是好選擇？是政府說了算，還是要由國民來判斷？既然政府的組成人員可能是個自私的利益集團，而他們又只占國民人數的一小部分，當然就需要由國民來判斷轉型決策的是與非。

 

2、影響轉型過程的各種社會力量

假如一個國家的轉型過程由社會各界通過達成共識來選擇轉型政策的話，首先就需要瞭解，可能參與或推動轉型的利益群體有哪些，而在不同政治環境下各社會利益群體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只要一個國家的政治轉型大體上順利，那麼，轉型過程的決策就不能由政府裏的政治人物或技術官僚們關起門來閉門造車，而必須有社會各界共同參與，因為民主政體的框架和民主程序的實施都為社會各界在轉型時期廣泛的政治參與提供了必要的空間和制度保障。一旦民眾有了真正的投票權，可以通過選舉來實現他們的政治參與；在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結社自由、遊行示威的自由得到保障的情況下，他們必然會用各種方式表達他們對轉型決策的關注。民眾在轉型過程中的政治參與至少意味著三點。第一，少數政治經濟精英無法壟斷轉型過程的決策；如果他們試圖這樣做，勢必遭到民眾強烈的反對。第二，民眾的看法和意願不可能是整齊劃一的，不同的利益群體歸屬、年齡層、意識形態傾向、教育程度等因素，會導致人們對同一項轉型過程中的政策有不同的態度和要求。第三，在民主政體下，任何利益群體都無法強迫其他群體服從自己的利益需要，轉型的政策只能是在不同社會群體的社會共識之下，通過民主程序來決定。

 

以下幾個利益群體最可能對轉型過程產生重要影響。首先，原來的共產黨精英可能試圖利用他們在政府內的優勢地位而操縱政府的決策，以保護自己的利益。其次，立場相對獨立的知識份子群體可能希望用他們的影響引導轉型過程走上比較公正的道路。第三，原來的國有企業職工面臨私有化的壓力，會希望經濟轉型不傷害他們的利益。第四，已經從事私營經濟活動的人會發現，他們在國有部門私有化過程中可獲得較多機會，因此也有獨特的利益訴求。第五，在農業比重比較大的國家，農民作為一個利益群體，對經濟轉型會有自己的願望和要求。第六，已退休、依賴養老金生活的人希望轉型過程不要損害他們的利益。第七，正在學校學習或剛剛踏上社會的年青一代可能也有他們自己的訴求。最後，如果社會上存在較大數量的失業群體，他們的利益訴求可能不同於上述各群體的意願。不同利益群體的存在本是正常現象，不同利益群體之間各自的要求可能是互相對立的，也可能就某些方面形成共識，同樣還需要在某些方面相互妥協，這正是民主制度解決社會各利益群體之間不同利益訴求的基本方式。這樣的利益整合應當通過社會各界廣泛的政治參與和議會內各種聲音之間以及議會與政府之間的互動來協調解決，位處強勢地位的利益群體不應當故意忽視某些弱勢群體的利益訴求。這樣的過程可能比較慢，但在社會各界的態度和要求並不相同的情況下，在民主制度的框架內尋求相互妥協和共識，是和平轉型的唯一正常途徑；轉型過程不能引進一個社會群體對另一社會群體的暴力鎮壓，否則，就會醞釀乃至產生新的專制政體，那意味著轉型的失敗。

 

觀察所有轉型國家的轉型史，雖然工農大眾占人口的大多數，但他們缺乏政策判別能力和話語主導能力，難以主導轉型過程；而真正主導過轉型過程的社會力量主要是兩部分，其一是老共產黨精英群體，其二是異議知識份子群體。前者主導轉型過程的機會更大，但對國家來說，後果多半不良；後者能否主導轉型過程，取決於一些特殊的歷史條件。

 

3、社會轉型的進展決定政治轉型的成敗

社會主義國家的制度轉型包括政治、經濟、社會轉型這三大任務，而社會轉型是一個比政治和經濟轉型更緩慢、更難駕馭的過程。所謂社會轉型，其實是社會的大多數成員的思維與行為校正過程的總和表現，它是每個公民的自己的“頭腦風暴”，是一種對自己長期以來接受的道德觀、價值觀的自我否定，以及對公民社會的道德觀、價值觀的重新認同，以及對個人行為的校正過程。這樣的自我否定型思維與個人行為轉型只能是每個人自覺自願的過程，任何政府都無法強制安排。如果多數人成功地否定了舊的紅色道德價值觀念，接受了新的道德價值觀念，同時校正了自己的行為，這個社會的轉型就取得了重大進展；反之，如果只有一小部分人願意這樣做，那麼這個社會的轉型就處於遲緩甚至停滯狀態。

 

以前很少有人討論過，社會轉型的進展是否會影響政治和經濟轉型。實際上，一個國家的政治轉型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社會轉型的進展。民主化的真實意義不僅僅在於民主選舉的制度化；更關鍵的是，多數選民喜歡什麼樣的候選人以及競選綱領，民主選舉的結果可能產生什麼樣的政治經濟制度。如果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走上了轉型道路，但很多國民的思維和行為模式仍停留在共產黨統治時代，這種狀態下的選民投票和政治參與，會產生一個充滿共產黨政權痕跡的新制度，還是一個比較正常的民主制度？下面將進一步展開分析。

 

4、轉型國家的三種主要轉型模式：中歐模式、俄國模式、中國模式

上文中筆者提到，社會主義國家的制度轉型有三種邏輯上的可能：其一，政治、經濟、社會轉型同步完成；其二，有政治、經濟轉型而無社會轉型；其三，只有經濟轉型，而沒有政治和社會轉型。有趣的是，這一邏輯推演結果完全可以在轉型中國家中得到驗證。從各轉型中國家觀察到的各種轉型模式正好可以歸納為這三類，即完整的制度轉型、沒有社會轉型的政治經濟轉型、和沒有政治社會轉型的經濟轉型。波蘭、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的制度轉型都屬於第一類，因同處中歐地區，筆者稱之為“中歐模式”；俄國的轉型屬於第二類，是為“俄國模式”，前蘇聯的加盟共和國以及巴爾幹地區的一些國家的制度轉型亦屬此類；而中國的轉型則屬於第三類，即“中國模式”，越南亦屬此類。這三種模式分別由不同的社會力量主導：“中歐模式”由異議知識份子主導；“俄國模式”由原蘇共黨員幹部主導，但他們在政治轉型中已經搖身一變成為民主派政黨的骨幹；而“中國模式”則由共產黨主導。制度轉型的這三種模式各有其深厚的歷史文化背景。這裏只比較四個最重要的方面。

 

第一，  紅色政權建立前是工業化社會還是農業社會？俄國和中國之所以成為共產黨革命的搖籃，是因為這兩個國家當初相當落後，共產黨的武裝革命只可能在落後的農業社會獲得成功，卻無法在工業化社會裏打下一片江山。十月革命前的俄國是歐洲最落後的國家，產業工人僅占人口的3%左右，農民占人口的絕大多數，俄軍士兵的主體也是農民子弟。中國也差不多是這樣。在這樣的社會裏，未受過教育的農民當中急於通過“參加革命”而改變自己卑微的社會地位和艱難處境的人，最可能充當共產黨的基層骨幹和馬前卒；而一旦以農民“革命骨幹”為主體的“革命隊伍”掌握了政權，他們因文化水準低而對現代文明抵觸；同時，他們缺乏思辯能力和知識，很容易傾向於暴力手段，而這個特性又天然地與共產黨的專政“理論”相契合。這樣的“革命隊伍”通常會反對溫和、漸進、非暴力的執政手段，更喜歡“人民專政”。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後，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和匈牙利等中歐國家比俄國的工業化和現代文明程度更高；在這樣的社會裏，馬克思的階級鬥爭學說找不到多少忠誠的追隨者，在這些國家裏蘇共始終無法煽動出一場推翻原有政權的暴力革命，也不會出現以農民為主的“革命隊伍”。

第二，   

第三，   

第二，紅色精英和知識份子，誰改造誰？一旦以農民“革命骨幹”為主體的共產黨掌握了政權，就必須面對社會上的大批非共產黨文化精英，共產黨內也有一部分“投身革命”的小知識份子。是讓“大老粗”改造知識份子，還是知識份子改造“大老粗”，這決定了共產黨國家文明程度的提升以及未來轉型的基本方向。在俄國和中歐國家，共產黨執政之後，基本上是知識份子改造“大老粗”；而在中國則是“大老粗”改造知識份子。[24] 在共產黨國家，由於執政黨的集權性質和民眾自下而上的被迫盲從，其領導集團的文化素質和文明取向對社會進步具有決定性的影響。中、俄兩國的領導集團都以小知識份子為主，但各自對現代文明的立場截然不同。俄國領導層總體上對現代文明抱持接受和肯定的態度，始終以西方文明為參照系，希望把工人農民的文明程度提升到“布爾喬亞”的文化層次上去。儘管蘇聯民眾不得不生活在反西方民主政治的洗腦教育中，但蘇共文化政策的現代文明取向對蘇聯社會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使民眾在培養基本文化素質方面形成了良好的社會傳統。從政治之外的文化層面上看，蘇聯民眾平均的文明素質並不低於自由民主國家國民的水準，這與俄國政治轉型的平穩性有很大的關係。而中共領導層大多未接受過完整的現代教育，長期在偏僻荒涼的山區“占山為王”，與現代文明處於隔離狀態，又長期依靠沒文化的農民出身的幹部奪取和掌握政權，因此習慣于打壓知識份子出身的幹部，形成了工農幹部“老粗”高人一等的黨內傳統。自從中共黨內形成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之後，毛澤東的個人文化素質對中共政治文化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諸多關於毛澤東的研究表明，他長期以來有“反智”情結和“反文明”情結。1950年代中共曾一度奉行“全盤蘇化”，蘇共對現代文明的態度多少影響了中共領導集團的觀念，那時蘇聯流行的文明習俗和文化形態在中國的城市社會裏深受歡迎。然而，隨著毛澤東的“大躍進”政策徹底失敗，他爭當國際共運領袖之夢從此破滅，惱羞成怒的毛澤東傾全力批判蘇聯，在 “反修防修”的旗號下，蘇聯對現代文明的尊重以及比中共先進的蘇聯文化均成為政治批判的靶子。當毛澤東1966年把“文化革命”和對自己的個人崇拜推向瘋狂的顛峰時，中國在文化領域裏實際上被引導到全面反文明的方向上去：不僅反西方文明，也反蘇聯文明；既反外國文化，也反本國文明傳統。經歷過這一段全面反文明的歷史大倒退之後，中國社會一直未擺脫毛澤東式的反文明、崇尚粗鄙的陰影。

 

第四，  獨立知識份子的批判性話語能否戰勝幹部話語？共產黨的官僚統治有一套專門的幹部話語，如在檔和洗腦宣傳中什麼事必須如何說、什麼問題不可以觸及等等。在中歐國家，20世紀60、70年代起具有獨立思維的知識份子開始用批判性話語挑戰幹部話語，他們在社會上贏得越來越大的尊重，他們的批判性話語在社會文化生活中逐步佔據主導地位，民間出現了批判性話語顛覆幹部話語的局面。這不僅僅是一場話語之戰，它在社會上為後來的社會轉型奠定了廣泛的思想基礎。面對民眾對共產黨官僚的尖銳批評，紅色精英往往處於失語狀態，或為了自衛也不得不部分使用知識份子批判性話語的各種用語，最終，使用批判性話語的知識份子取得了對紅色精英的話語勝利。異議知識份子發起的“話語革命”加深了政權的合法性危機，而這種現象在蘇聯遲至80年代才出現。

 

第四，愛國主義是強心劑還是致命毒藥？對內生型紅色政權而言，愛國主義是一劑凝聚民心的強心劑；而對植入型紅色政權而言，愛國主義則是一劑致命的毒藥。在蘇聯和中國，共產黨經常利用愛國主義口號綁架國民對祖國的熱愛，而愛國主義也是共產黨政權合法性的最後支柱；但在中歐國家就完全不同了，這幾個國家的共產黨政權都是蘇聯操控的傀儡，民眾很容易把紅色政權和賣國主義掛起鉤來，同時又把反共與愛國主義相聯繫。

（程曉農：旅美獨立學者、前《當代中國研究》主編）

 

[1]  筆者在80年代曾任國家體改委下屬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綜合研究室主任，多次與趙紫陽等改革領導者一起討論經濟政策。

[2]   Xiaonong Cheng, “Decision and Miscarriage: Radical Price Reform in the Summer of 1988”, in Carol Lee Hamrin & Suisheng Zhao, eds, Decision-Making in Deng’s China: Perspectives from Insiders, M. E. Sharpe, 1995；程曉農，《改革的艱難――趙紫陽在1988年》，2005年，見《清漣居》網站，http://heqinglian.net/2005/12/05/%E6%88%91%E4%BB%AC%E4%BB%8D%E7%84%B6%E5%9C%A8%E4%BB%B0%E6%9C%9B%E6%98%9F%E7%A9%BA-%E4%B8%96%E7%BA%AA%E4%B9%8B%E4%BA%A4%E7%9A%84%E5%9B%9E%E6%9C%9B-4-10-9/

[3]  按照普林斯頓大學研究生院的要求，選擇中俄改革比較這樣的研究方向，必須熟練地掌握俄文。因此我在哈佛大學俄文系的暑期班學完了一年級俄文，在母校俄文系修完二年級和三年級的全部俄文課程，此後又到俄國的大學進一步改善俄語，並提高專業文獻的俄語閱讀能力。

[4]  The Editors of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Totalitarianism,” Last Updated on Aug. 16, 2017, https://www.britannica.com/topic/totalitarianism

[5] David Stark, and Victor Nee, “Toward an Institutional Analysis of State Socialism,” in Victor Nee and David Stark, eds, Remaking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Socialism: China and Eastern Europ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1-31.

[6] 筆者本科就讀的中國人民大學計畫統計系是中國的國民經濟計劃學的搖籃，相關課程的教材都是按照蘇聯版教科書編譯的。1981年筆者上《國民經濟計劃》這門課時，期末考試的內容便是編制和分析一份模擬的國民經濟計劃。

[7]  蘇聯經濟學家列昂節夫為計畫管理發明了投入產出分析（Input-Output Analysis）方法，蘇聯的國家計委用大型電子管電腦系統，將這一現代數學方法應用於國民經濟計劃管理。

[8]  Janos Kornai, Economics of Shortage: v. A (Contributions to Economic Analysis), Elsevier Science Ltd, December, 1980.

[9] Timur, Kuran, “The Obstinacy of Communism,” in his Private Truths, Public Lies, The Social Consequences of Preference Falsific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118-127.

[10]  楊奎松，“牛蘭事件及其共產國際在華秘密組織”，《近代中國研究》，2005年第9期。

[11] Leonhard Wolfgang, “With Ulbricht to Berlin”, in his Child of Revolution, Henry Regnery, 1980.

[12]  寧馨，《習近平導引中國，旗指何方？》，美國之音對程曉農的專訪，2016年2月2日，https://www.voachinese.com/a/voa-news-xiaonong-cheng-interview-20160201/3171702.html

[13]  出處同上。

[14]  Cheng Xiaonong, “Back from Honeymoon to Political Tension: Reform Politics from Zhao Ziyang to Hu Jintao,” in Guoguang Wu, and Helen Lansdowne, eds, Zhao Ziyang and China’s Political Future, Routledge, 2008, p.136.

[15]  寧馨，《習近平導引中國，旗指何方？》，美國之音對程曉農的專訪，2016年2月2日。

[16]  Stephen White,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Communist Legitimacy,” World Politics, April 1986, No.3, pp.462-482; Janine Ludlam, “Reform and the Redefinition of the Social Contract under Gorbachev,” World Politics, January 1991, No.2, pp.284-312.

[17] Cheng Xiaonong, “Breaking the Social Contract,” in Andrew Nathan, Zhaohui Hong, and Steven Smith, eds, Dilemmas of Reform in Jiang Zemin’s China,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9, pp.107-126.

[18]  Cheng Xiaonong, “Back from Honeymoon to Political Tension: Reform Politics from Zhao Ziyang to Hu Jintao,” in Zhao Ziyang and China’s Political Future.

[19]  Janine Ludlam, “Reform and the Redefinition of the Social Contract under Gorbachev,” World Politics; Linda J. Cook, The Soviet Social Contract and Why It Failed: Welfare Policy and Workers’ Politics from Brezhnev to Yeltsi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20] 沈志華，《毛澤東1957年在蘇講核戰，嚇得全場鴉雀無聲》，鳳凰網歷史，2011年1月16日，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xiandaishi/detail_2011_01/16/4299294_0.shtml

[21] 程曉農，《是誰導致了蘇聯解體？》，《書屋》，2000年第12期，第17-23頁，獲《書屋》雜誌2000年度讀者評選的“讀書獎”。

[22]  《中國改革報》，1995年9月15日。

[23]  田漢卿、孫禮照，“我國四大國有銀行的盈利性比較分析”，《管理世界》1994年第6期，第102頁。

[24]  程曉農，《毛澤東向史達林學到了什麼？――中蘇“文化革命”的比較及其啟示》，美國，《當代中國研究》，2006年第3期。

 

http://heqinglian.net/2018/08/08/社會主義國家轉型模式比較-%ef%bc%88上%ef%bc%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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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主義國家轉型模式比較（下）

by 何清漣 • August 8, 2018 • 程曉農文集 • 0 Comments

2018年02月13日刊登於《中國戰略分析季刊》，http://zhanlve.org/?p=4504

 

 

提要：本文作者程曉農先生長期致力於社會主義國家制度轉型研究。文章提出，制度轉型包括政治轉型、經濟轉型和社會（價值觀）轉型三個支柱，其中最難的是價值觀轉型。文章比較了社會主義國家轉型的三種模式，即中歐模式、俄國模式和中國模式，得出了這一結論。作者認為，社會主義制度的改良沒有出路，終將導致制度轉型；制度轉型的“天鵝絨革命”模式對國家和社會的未來乃最佳選擇。

 

五、中歐模式：社會重建與老權貴的失落

社會主義國家轉型的最成功模式是中歐模式，即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蘭這四個國家的轉型經驗。它們的轉型有兩個共同特點：一，政治、經濟、社會三重轉型同步進行；二，政治、經濟轉型成功的關鍵在於社會轉型的成功。

1、中歐模式為何得以成功？

如果從政治學或經濟學教科書的概念出發來觀察，中歐四國的轉型過程看上去十分平常，似乎並沒有什麼“特色”，而且看起來是各走各的道。若從它們的政治制度設計或經濟轉型措施來看，其實找不出什麼共同規律，或特別值得總結的地方，當然更談不上什麼成功秘訣。在經濟轉型方面，這4個國家當中，有的實行了震盪療法，有的沒有這樣做（如匈牙利）；捷克在私有化方面步伐很大，波蘭則私有化的步幅並不大。在中歐國家，似乎不管是否採用震盪療法、快速私有化、內部人私有化措施，最後的結果都差不多，轉型後的經濟制度並沒有明顯差別。在政治轉型方面，中歐四國的共同特點是，共產黨放棄統治後政治局面呈現前所未有的活躍而有序的局面，民主化穩步進展，通過競爭型選舉產生國會和總統，基本上未因政治對立而發生街頭衝突，政治局勢很少波動，更沒有倒退。在政治舞臺上，一方面出現了原紅色政權反對派的大聯合陣營；另一方面過去的共產黨內部迅速分化出新的政黨來。經過一段時間的整合，最後形成了兩種新的政黨。第一種是民間原來的反對派力量集結而成的政黨，如波蘭的團結工會、捷克的公民民主黨、匈牙利的民主論壇。這些政黨並不見得都必然是自由派或右翼政黨。例如，捷克的公民民主黨屬於中間派，不左不右；匈牙利的民主論壇立場偏右翼；而波蘭的團結工會則比較偏左翼。第二種新政黨是原共產黨解散後重新建立的、宣佈奉行社會民主主義的社會黨，在波蘭和匈牙利這樣的政黨在競選中亦曾勝選而執政。它們為了擺脫昔日共產黨留下的歷史包袱，洗刷過去的“紅色污點”，有時往往會選擇偏離左翼的政策。此外，一些原來在共產黨領導下參加“多黨合作”的非共政黨，如波蘭農民党，也參與競選，並一度執政。中歐國家的議會選舉、政黨政治或三權分立的政治制度設計本身，並沒有什麼獨特的成功秘訣。

 

在多黨競爭的背景下，中歐各國不但未出現一黨獨大的局面，反而出現了政黨輪替現象，即選民先支持右翼政黨，然後改為支持左翼政黨，之後再轉而支持右翼政黨。在經濟轉型時期，這種現象表明，選民希望嘗試不同政黨的政策主張；但在中歐國家政黨輪替並未阻斷經濟轉型過程，也未造成經濟政策的反復變化。當然，它們的政治轉型中也存在一些缺點，比如，政治領導人比較容易掌握議會民主與法治，但對堅持三權分立制度的運作往往經驗不足，或有意無意地用政治影響力干預司法和行政。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中歐四國，官員或政治家的貪污腐化並未成為普遍現象；民主化過程中崛起的新精英受到很強的社會約束，不敢大範圍和大規模地貪污腐敗，這是中歐國家可以誇耀的地方。

 

這四個國家的成功轉型絕非偶然，而中歐模式最成功的地方恰恰就是迄今為止被世界上絕大多數觀察家們所忽視的，即政治、經濟、社會三重轉型的同步推進，而價值觀和道德層面的社會重建對校正政治、經濟轉型中可能發生的偏差發揮了相當重要的作用。

 

2、中歐國家社會轉型的三項訴求：自我懺悔、靈魂淨化、犧牲個人利益

轉型國家都面臨社會重建的任務，要清理共產黨統治留下的精神遺產，重新形成一套與民主制度、自由經濟和公民社會相適應的價值觀和道德觀念。共產黨政權下臺以後這幾個國家新的政治精英主要由異議知識份子和一部分思想開明的原共產黨官員組成，他們不約而同地提出了三個非常重要的社會重建口號，即“自我懺悔”、“靈魂淨化”和“犧牲”。這三個口號不僅僅針對前共產黨官員或黨員，而是面向全社會成員。這幾個口號提出來之後得到了社會上相當廣泛的支持；但這些口號的落實只靠民眾的自發回應，而沒有任何制度上的強制。[1]

 

所謂“自我懺悔”是指每個人都多多少少曾配合共產黨維持它的統治，連個人的沉默也屬於默默的支持，在轉型時期每個人要通過內心的反思和反省，認識到共產黨統治的錯誤何在以及把這些錯誤從自己的思維中一點點排除的必要性。比如，國營企業工人如果接受了共產黨關於工人階級是國家的主人、社會主義福利是制度優越性等等說教，就需要懺悔。“淨化”指的是，懺悔後人們要把思維中共產黨的價值和道德觀念逐漸清除出去，達到靈魂的淨化。這是個人的思考過程，不是通過集體行動，而是各自省悟，形成一種社會風氣。“犧牲”主要是指社會成員在轉型期的行為選擇，為了終結共產黨體制，個人有必要作出一些犧牲；與此同時，不應當在經濟轉型中維護自己共產黨時代的既得利益。

這三個口號的實施主要由異議知識份子通過媒體號召，依靠社會共識而產生效果。於是整個社會的價值和道德觀念出現了深刻變化；同時，在社會重建的氛圍裏，原來的國營企業工人很少提出保護自己經濟社會地位的訴求，原來的紅色精英不得不作出一些個人的犧牲，比如提前退休。轉型時期主流社會輿論的基調之一是“犧牲”，而非“一切向錢看”，社會各階層都不熱衷於從改革中撈好處，重建民主社會和自由經濟成為社會成員的共同目標。中歐國家之所以能推行這三個口號，是因為這些國家的紅色政權都是蘇聯佔領軍在二戰後培植起來的，在社會轉型的過程中，共產黨統治、傀儡政府和外國殖民統治幾乎劃上了等號，而清除共產黨的影響與民族獨立、國家獨立直接掛鈎；誰如果反對“淨化”、“懺悔”，就意味著他站在蘇聯的傀儡政權的立場上，會遭到社會上大多數人的唾棄。因此一些由原共產黨成員組成的新政黨也堅決支持社會重建，誰反對社會重建，誰就會在社會上遭到孤立。

3、誰成為轉型期的精英？

在轉型國家誰可能成為轉型期的精英？大致上有兩種截然不同的結果：如果社會轉型成功，轉型期的精英中舊面孔較少，新生代比例很大；如果社會轉型不成功，在轉型期間往往是老的紅色權貴搖身一變成為新的精英。在所有轉型國家當中只有中歐四國呈現前一種結果；而所有其他國家都或多或少地表現為後一種情況。

 

在共產黨國家研究當中，談到“党國精英”時經常使用一個源自俄語的專用詞nomenklatura，其俄文原意是“歸屬共產黨組織部門管理的、有希望受到提拔重用的幹部”，是蘇共組織部的專用辭彙。中國人不難理解它的意思，在中國的黨政機關裏nomenklatura與沒有多少升遷機會的普通文員之間前途和地位也天差地別，前者通歸黨的各級組織部門管理，後者則歸人事部門管理。“党國精英”是否在轉型期間複歸，如果只從民主化和市場化的邏輯出發，並沒有明確的答案；換言之，民主化和市場化既可能造成老權貴複歸，也可能導致老權貴出局。而社會轉型是否成功，決定著“党國精英”們在轉型期間的命運。美國社會學家伊萬·撒列尼（Ivan Szelenyi）1970年代開始研究東歐國家改革時期精英的構成變化，他提出了精英再生產理論（筆者將它形象地稱為“老權貴複歸”）和精英迴圈理論（筆者稱之為“老權貴失落”）。這兩個理論刻畫出精英構成變化的趨勢，但並未有效清晰地解釋，同樣是推行民主化和市場化，為什麼有些國家出現了“老權貴複歸”，而有的國家則發生了“老權貴失落”？筆者認為，社會轉型是否成功，可以解釋轉型國家精英構成的變化規律，是社會轉型形塑了政治和經濟轉型，進而確定了老權貴的命運。

 

中歐四國的社會轉型比較成功，但在那裏並未出現刻意整肅“老權貴”的政治運動或政治浪潮。中歐國家在轉型期內左翼和右翼政黨曾輪替執政，也就是說，反對“老權貴”的右翼政黨和可能同情“老權貴”或與“老權貴”有千絲萬縷聯繫的左翼政黨都先後當選、執政。“老權貴”的淪落，主要是他們的社會形象一落千丈的自然結果。許多“老權貴”在轉型期間無法再保留原來的社會地位，他們要麼選擇降職，要麼選擇提前退休（1993年匈牙利33%的“党國精英”退休了，而在波蘭這一比例是27%）；與此同時，新的精英當中來自專業人士和知識份子家庭背景的人佔有相當大的比重。例如，匈牙利的新政治精英，尤其是首屆民主政府的成員，大多數是人文知識份子；而在轉型期仍然得到機會的老的“党國精英”則主要由技術專家型知識份子組成。[2]

 

在中歐國家的私有化過程中，由於社會重建的影響，國有企業的私有化不象在中國那樣成為紅色權貴的“盤中餐”，也不象在俄國那樣成為國企經理和員工的既得利益保衛戰，而是成為中歐四國特有的恢復後共產黨時代國家經濟自主性的關鍵舉措。社會重建運動大大削弱了國企工人群體和企業管理者在私有化過程中捍衛自己既得利益的話語權，使他們難易為自己的利益而插手運作，結果中歐國家的私有化過程較少出現“內部人操縱”或經理層貪腐問題。[3]無論是經理還是工人，都不能直接從私有化當中受益。

中歐模式並無深奧神秘之處，但在俄國和中國卻沒有仿效之可能。

 

六、俄國模式：走不完的轉型路

1991年蘇共解散、蘇聯解體、俄國走上轉型道路之時，沒有人想到，20年後俄國居然又朝著原點回歸。通過修改憲法以及連任、替任等種種花樣，前克格勃官員普金事實上把自己變成了一個“民主國家”的終身總統。俄國確實踏上了民主化道路；可是，20多年之後今天的俄國好像離現代民主制度越來越遠，而離個人威權卻只隔著一層窗戶紙。俄國的政治轉型失敗了嗎？可以說，沒失敗，因為普金仍然保留著國會、行政當局和司法機構三權分立的制度形式。但俄國能算是民主國家嗎？世界上哪有一人獨裁的民主制度，但普金確實總得到多數選民的選票。與中歐模式相比，俄國的轉型顯然問題叢生，前途莫測。這一節主要討論，為什麼俄國的轉型如此曲折艱難，它的扭曲道路留下了什麼啟示。

 

1、為什麼俄國逃避社會重建？

俄羅斯民眾在共產黨下臺之前曾強烈支持民主化，但他們同樣強烈地反對社會重建。恰恰是因為俄羅斯社會拒絕社會轉型，如今俄國的政治制度開始倒退，有的俄國民眾為此歡呼，有的則不得不咽下這枚苦果。蘇聯解體之前，雖然民眾和大多數蘇共黨員已能明辨政治制度上的是與非，知道民主制度優於專制腐敗的制度，但他們並沒有中歐國家民眾那樣的全面否定紅色歷史的精神準備。俄國的政治、文化精英以及民眾的大多數把蘇聯制度的失敗推給了被取締的蘇共，但卻回避中歐國家那樣的個人懺悔和靈魂淨化。其根本原因在於，中歐國家的社會重建是把紅色歷史、紅色文化作為外國殖民統治的象徵而清除的，清除共產黨統治的遺毒就是愛國主義的體現，這做起來比較容易；而在俄國，對紅色文化的否定必然牽涉到對本民族歷史、文化的否定，甚至牽涉到對長輩、前輩社會聲望的否定，這是一個非常痛苦的過程，在紅色革命搖籃國俄國尤其如此，因為太多的家庭與共產黨革命有扯不斷的聯繫。[4]雖然理智上俄羅斯大部分老百姓要共產黨下臺，但情感上他們並不打算徹底清理共產黨的精神文化遺產。由此可見，在共產黨革命的搖籃國，清理共產黨的精神遺產不是一個單純地明確是非判斷的問題；即便是非已經明確，很多社會成員仍然拒絕從心理上、情感上否定紅色歷史和紅色精神遺產，結果社會重建就面臨重重障礙。

 

為瞭解俄國民主化之後社會重建方面的實際狀況，筆者查閱了1995年聖彼德堡市使用的中學歷史教科書和歷史博物館的展覽內容[5]，結果發現俄國的知識份子和教育部門採用了混淆是非、逃避爭論的實用主義手法，不想要的部分就抽掉，結果把整個歷史切碎了，再糊裏糊塗地拼在一起。例如，當時的中學歷史教科書把壞共產黨領導人全部剔除，但留下了好領導人，如赫魯雪夫、戈巴契夫、葉利欽。於是在中學教育裏肯定十月革命，但不談列寧；肯定衛國戰爭，不講史達林；介紹蘇聯在莫斯科奧運會上取得多少獎牌，不談那時的國家領導人是勃列日涅夫。總之，俄羅斯在轉型時期對社會價值觀重建的基本態度是，肯定共產黨政權的成就，但把共產黨抽象化、把領導人抹殺了；無論是俄羅斯的文化精英，還是政治精英，都未真正全面地批判共產黨的統治及其價值觀。用這樣的態度推行制度重建，必然會走上歪路；既然不對共產黨統治時代的是非作深刻完整的重新評價，也就談不上全社會範圍的懺悔和淨化意識。所以，俄羅斯在民主化時代成長起來的年青一代囫圇吞棗地接受了混亂的歷史教育，同時又在頭腦裏裝進了與肯定紅色蘇聯直接掛鈎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於是這一代人長大後把選票投給了代表著俄羅斯重建榮光的普金。

 

2、從私有化過程看俄國轉型的特點

俄國經濟轉型的私有化過程充分體現了政治轉型和經濟轉型的相互關係。蘇聯解體之前正是俄國工人運動風起雲湧的時候，官方的全國總工會已失去影響力，俄國出現了3個全國性的獨立工會組織。這些獨立工會曾多次組織全國幾百萬人在幾十個城市同時發動的抗議活動，其政治口號之一是阻止權貴私有化，因為在蘇聯晚期已出現企業經理階層和政府官員勾結在一起把國有企業轉化為他們的私有財產的現象。俄羅斯獨立之後，葉利欽政府面臨獨立工會的巨大政治壓力，必須儘快推行國有企業的私有化，以阻止原共產黨官僚們傾吞國有資產。

 

俄國私有化的第一階段是將中小企業大部分私有化。由於俄國老百姓當時的人均儲蓄數額遠不足以購買龐大的國有企業待售資產，而且民眾的儲蓄還被通貨膨脹“吃”掉了大部分，所以政府決定給每個公民發一張價值數萬盧布的“私有化券”，以便把全民所有的國有企業公平地私有化給全體國民。另一方面，俄羅斯政府在私有化過程中不得不考慮到工人的訴求。當時俄國的工人們仍然高度認同馬克思主義的一些價值觀念，比如工人應該是企業的主人，這與中國私有化之前國企工人的價值觀相同，而中歐國家的工人經過社會重建之後已不相信這套說法了。俄國政府為國有企業私有化擬定了3套方案，而每個企業選擇哪一方案，由本企業職工投票決定。因此，俄國國有企業的私有化過程比中國透明得多，俄國企業的廠長、經理想把企業賣給誰，必須要經過工人同意。這3個方案的區別在於，是否允許外部投資者購買本企業股票，以及賣給本企業職工的股票價格高還是低。俄國政府的設想是，既然不能限制本企業職工買自己工廠的股票，就規定企業職工買本企業股票時要付較高的價格，以此來鼓勵外部投資者多投資。但結果卻出乎政府的意料，大部分俄國工人寧可選擇用較高的價格買本企業的股票，也不願意讓外部投資者擁有自己的企業；他們用政府發的私有化券再加上個人的現金，購買自己的企業，於是俄國大部分的國有中小企業在私有化過程中都落在本企業職工手裏。這樣的私有化過程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社會公正，基本上阻止了廠長、經理私吞國有企業資產、把企業私有化到自己手裏的企圖。

 

俄國企業的管理層絕大多數人都在本企業長期工作，私有化之後他們也是本企業的所有者。在私有化的第一階段，這些人與工人們聯手，阻止了外部投資者的收購，因為廠長、經理們也害怕外部股東會解雇他們[6]；以內部人為主的私有化完成、廠長經理們鞏固了自己的地位之後，有少數人秉持工人當企業主人的馬克思主義理念，尊重職工的股東地位，維持與工人的良好關係；但不少管理者開始壓制工人股東的權利，甚至動用企業資金收購本企業的股票[7]，再把如此收購來的股票轉到自己名下，這種情形在中國非常普遍。俄國私有化的第二階段是將大型國有企業私有化，在這個過程中俄國政府為了給財政籌集資金，用大型國有企業的股票與一小部分新興的經濟權貴交換現金，結果不少大企業落在了私營公司的權貴手裏。官商勾結、腐敗、黑幕是這一階段的特色。

3、紅色精英的成功轉型、政治倒退和普京現象

在民主化時代俄國的精英構成與中歐國家有很大的不同，俄國的異議知識份子很難成為新的政治精英。在轉型時期的最初幾年裏俄國的政府更換頻繁，其原因與中歐國家有相似之處，即經濟轉型過程中出現了社會各階層不滿意的結果，比如物價上漲、失業率上升等，而在民主化狀態下民眾用選票表達他們的不滿，希望“換人做做看”。雖然俄國政府、國會裏的人物不斷變化，他們基本上都是原來的紅色精英。可以說，俄國的社會轉型被耽誤了，而紅色精英們卻成功地完成了個人轉型，搖身一變成為民主派人士。伊萬·撒列尼把轉型時期中歐國家的精英構成與俄國的情況作了對比，他分析俄國、波蘭、匈牙利轉型期間老權貴的命運和新精英的階層背景後發現，轉型期間仍然能保留精英地位的老權貴，在俄國是64%，而在波蘭和匈牙利則只有38%和20%；而從轉型時期新精英的背景來看，俄國的新精英裏有51%屬於老權貴，波蘭的這個比例只有41%，而匈牙利是33%。[8]

很明顯，在社會轉型比較成功的中歐國家，老權貴成功轉型成為新精英的機會少得多；而在社會轉型不成功的俄國，老權貴就比較容易成為新精英。事實上，社會轉型的遲誤與紅色精英個人的成功轉型是互為因果的：正是因為社會轉型的遲誤，才給紅色精英個人的成功轉型提供了更多機會；而紅色精英個人的成功轉型越普遍，他們阻止社會轉型的能量也就越大。

 

雖然1991年夏蘇共被解散了，但俄國的民主化仍然保留了新共產黨的活動空間。蘇共的官員一部分人搖身一變成了民主派，一部分人成了商人，還有一部分人則組成了代表社會中低階層退休老人的俄羅斯共產黨。俄國從1992年到現在經過多次選舉，俄羅斯共產黨的選票從未多過四分之一。顯然，俄國選民並不希望這個新共產黨上臺。該党的支持者大多數是退休職工和過去的黨政幹部，這些人不願意走出對蘇聯時代的懷念和記憶，在他們身上有著很深的“紅色情結”，而且通過家庭教育還影響著他們的下一代或下兩代。對他們來說，重新認識史實和道德重建，不是一個辨明是非之後就可作出決斷的事；即使被掩蓋的歷史真相已被揭露，被扭曲的事實已經澄清，他們仍然拒絕接受。

 

在轉型過程中俄國和中國有兩個相似之處，其一是出現了大量的官商勾結和貪腐現象，其二是警匪勾結和黑社會活動猖獗（黑社會的背後是克格勃官員）。這些社會政治問題並非民主化的必然產物，而是紅色權貴政治文化的產物，舊權貴轉變成民主派精英或商人之後，繼續沿襲轉型前的行為模式，貪腐成性、無法無天。在一個價值觀和道德重建都不成功的社會裏，民眾不一定把轉型時期的社會政治問題與社會重建的遲誤掛起鉤來；相反，他們很可能從紅色文明的殘餘中找出對威權人物的崇拜，希望威權人物動用行政力量去解決轉型期諸多令民眾不滿的社會、政治、經濟問題。普金利用了這一點，再加上愛國主義、大國崛起的口號，他贏得了選票和“權杖”。

 

七、中國模式：用資本主義鞏固“無產階級專政”

 

如果說，俄國的權貴資本主義是轉型不成功的一個特徵，那麼，權貴資本主義在中國就是中國特色的經濟轉型之必然結果。在中國，不僅權貴資本主義氾濫，而且權貴資本主義還不斷強化著共產黨的統治；一個“信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共產黨在經濟轉型中通過走反馬克思主義的資本主義道路，鞏固了假馬克思主義的政權。這是一個從馬克思主義到西方的現代化理論、再到“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理論都無法合理解釋的現象。

 

1、威權政府下做而不認的震盪療法

中國的經濟轉型由威權政府一手主導，它確實造就了經濟繁榮。經濟繁榮並非威權政府的獨家特產，中國的繁榮還有更複雜的原因，筆者已另文討論[9]。威權政府主導的經濟改革與中歐、俄國民主化過程中的經濟轉型有一個重大區別，即民眾為政府的政策付出代價時沒有表達意見的空間。

 

有一種說法在中國非常流行，即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功秘訣是拒絕俄國採用的震盪療法，而選擇了漸進策略。所謂經濟轉型中的震盪療法，主要指價格自由化和私有化這兩個實行自由經濟的關鍵性步驟。價格自由化就是放開原來由政府管制的物價，其目的是取消計劃經濟的控制基礎，允許企業和消費者根據供求來決定商品的價格；而私有化則是將國有企業通過私有化變成私營企業，以削弱公有制和經濟集權控制的基礎。因為價格自由化會導致物價突然上漲，私有化會重新分配公有資產，而這些資產的分配是否公正，可能引起巨大的社會震動，所以這兩個改革措施因其社會震盪效應而被稱為震盪療法。事實上，中國在經濟改革中一共實行過三次震盪療法，一次失敗了，兩次成功了。第一次是鄧小平在1988年下令“價格闖關”，但此舉完全失敗了[10]。第二次，中共挾“六四”鎮壓的威懾，在1993到1994年再次實行放開價格的震盪療法，基本上完成了價格自由化。第三次，從1997年底開始中共再度施行震盪療法，對國有企業實行全面私有化。在這3次震盪療法中老百姓都付出了重大代價。第一次和第二次都導致物價暴漲，老百姓的存款大幅度縮水，第三次則導致大批工人下崗失業，生活極為艱難。但因為宣傳機器嚴禁報導，中國老百姓對第一次震盪療法的具體決策情形不瞭解，對後兩次也不甚了了。

 

2、中國式私有化：造就共產黨資本家

與俄國的私有化相比，中國的國企私有化充滿了黑幕和腐敗，把大批囊中空空的經濟管理幹部變成了腰纏萬貫的共產黨資本家。1997年中共為了防止國有企業拖垮銀行系統，不得不部分地放棄用國有銀行保國營企業的傳統做法，把十多萬家國有工商企業當中的大多數視為“包袱”而甩掉，讓它們自生自滅，這樣便拆毀了“國家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主要支柱—國有企業系統。中共為了自己的統治，曾於上世紀50年代建立了“國家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最後又為了自身的存活，消滅了這一制度。“國家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核心要素之一便是絕大多數企業的國有制；而要改變現有企業的國有制，唯一的選擇就是私有制。一旦現有企業的大多數都私有了，“國家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就徹底解體了；而以企業私有為特徵的經濟制度就是資本主義。雖然國有企業的私有化是所有轉型國家的必由之路，但不同的私有化方法會建設出不同的資本主義，中歐國家民主制度下的資本主義是一條路，而中國的紅色權貴資本主義則是另一條路。

 

推行私有化政策時中國政府不願出面直接甩“包袱”，否則社會上所有的怒火都會噴發到當局身上；中共採用了一個含義曖昧的改革辭彙—“改制”，對把國有企業改變成什麼樣的所有制，則完全不作交代。一方面，這是用“暗度陳倉”的辦法來“忽悠”國有企業職工，希望他們在不知不覺中成為國有企業全面私有化的犧牲品；另一方面，中共讓國企的廠長經理和地方政府官員充當“改制”和裁員下崗的操作者，把私有化可能產生的社會不滿和憤怒從政府身上轉移到了國有企業的廠長經理身上，以便中央政府置身事外。當然，國企的廠長經理們不會白當這個“替罪羊”，他們得到的好處就是幾乎不花分文就私人吞沒了各自管理的企業。由於政府和國內媒體掩蓋“改制”真相，至今許多從未在國企工作過的人仍然不瞭解“國企改制”的真相。

 

國企的全面私有化始於1997年下半年，結束於2009年。從1997年到21世紀初的幾年，“抓大放小”是個非常流行的口號，即當局抓住大型國企不鬆手，但放開中小企業，讓它們實行破產、兼併、拍賣、轉讓，各級政府乘機甩掉沉重的財政負擔；同時，政府通過各種行政性手段，將資源迅速向壟斷型國有企業集中，同時讓大型國企上市，上市的大型國企既保留50%以上的國有股，又通過管理層持股，讓紅色權貴們成為擁有大型壟斷國企部分股份並參與決策管理的資本家，同時通過對普通股民發售大型國企上市公司的股票而為這些公司汲取社會資金。整個私有化過程分為兩個階段，中小國有企業的私有化從1997年下半年開始到2001年基本結束，歷時4年左右，其結果是，大部分企業被私有化到廠長、書記的口袋裏，多數人憑藉他們在國有企業內的權力和與政府官員的關係，用企業的資金為他們個人購買企業的產權。第二階段是大中型國有企業的部分私有化（partial privatization），其手段包括上市、管理層持股、職工股份化、與外資合資、與私企合資等。1996年全國國有工業企業是11萬家，到了2008年底只剩下2萬家，其中還包括已實行部分股份化、但國家仍然居於控股地位的企業。

 

私有化的關鍵是誰來購買。中國與俄羅斯一樣，國企廠長經理們的家庭積蓄根本無法滿足收購企業所需要的百萬、千萬、甚至上億元的資金需要；外資在國企私有化過程中發揮的作用微乎其微。在這種情況下，國企廠長經理們能成為各自企業的新老闆，基本上靠的是非法手段。正因為這重重黑幕，所以中國政府一直把國企私有化真相當作國家機密對待。中國政府准許境外的研究人員對國企私有化進行調查，以便向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提供中國私有化進展狀況的資料[11]，為中國申請加入世貿組織的市場經濟要求鋪路；但這些調查結果不准在國內出版，國內媒體也不許介紹。從境外研究人員和中國全國工商聯調查的結果來看，中國私有化的工業企業當中，大約60%成為廠長經理的囊中之物[12]。這些“買下”國有企業的新紅色資本家自己不可能有千百萬資金，通常都以企業的名義去銀行貸款或向私人借款，用這些借來的款項把企業買下來，註冊在本人或親屬名下，然後再動用企業的資金去償還購買企業產權的債務。這個過程實際上是道地、標準的傾吞公有資產。而這種情況在中國的私有化過程當中非常普遍。[13]

 

在中國的廠長經理“空手套白狼”、一夜致富同時，政府還鼓勵他們把工人當替罪羊，讓廠長經理削減支付給工人的失業下崗補償和下崗後的生活補貼、醫療保險開支，每當工人們組織抗議時，政府便出面支持保護廠長經理，鎮壓工人。這樣，本來應該由政府和企業支付的工人的下崗補償和下崗後的生活補貼、醫療保險開支被大大壓縮，一些城市甚至出現下崗工人因生活無著而自殺，政府則逃避了承擔社會保障開支的責任。顯然，中國的私有化不僅違背社會公正，也冷酷無情。政府先通過私有化甩掉對國企工人的社會保障支付責任，等失業工人自生自滅之後再建立社會保障系統，如此則政府的經濟負擔最小，而工人的處境比其他社會主義國家轉型期的工人狀況更悲慘。

 

3、中、俄私有化過程和結果之對比：誰受侵害誰得益？

若把俄羅斯和中國的工業企業私有化的過程和結果作對比，有以下幾個明顯的不同[14]。第一，俄國政府有統一的私有化方案，由工人們投票決定選擇哪一種；而中國政府從未明確宣佈過企業“改制”的具體設想，企業的私有化方案是政府官員和廠長經理在密室裏策劃、黑箱作業，一般不讓工人瞭解實情。更惡劣的是，在中小國企私有化期間，中國國務院關閉了唯一的負責監管國有資產的國有資產管理部門，從而為地方政府和國企經理上下其手打開方便之門。第二，俄國的廠長、經理在私有化過程中對工人的意願比較尊重，所以很少因私有化而發生勞資衝突；但在中國從1997年到2005年全國到處都發生大規模的勞資衝突，根源都是廠長、經理通過私有化侵吞公有資產，而政府基本上都站在廠長、經理一邊，幫著他們侵吞，因為政府官員從中也可以得到好處。第三，俄國工人入股基本上是自願的，用的是政府發的私有化券，入股之後他們的股東身份能夠得到承認；而中國的很多工人則是被廠長、經理威脅著強迫入股，只能用個人儲蓄，但入股本廠之後，其股東身份常常得不到承認，甚至經理偷偷把企業賣給第三方，侵吞了工人股東的財產，工人股東也毫不知情。第四，在俄國，企業職工持有的本企業股份大約占40%左右，比中國工人的10%多得多；俄國的企業經理層雖然也持有一部分股份，但比中國的經理階層少得多，因此俄國的廠長經理靠他們個人控制的股份，往往無法把企業變成他私人的，因為工人也擁有大量股權。第五，私有化之後俄國工人敢於講真話。筆者在幾十家俄國工廠做過大量調查，許多俄國工人敢當著我這個外國人的面，直言不諱地指責他們的廠長、經理貪污腐敗、濫用特權、無能；在中國，工人如果敢這樣做，早就被開除了。中國在私有化之後工人的地位急劇下降，甚至還出現了一種新現象，經理階層對工人開始實行軍事化管理，即把工人當奴隸對待，特別是在山東的一些煤礦，但山東省政府卻把軍事化管理當做企業文化的樣板在全省推廣。第六，俄國私有化過程中解雇現象較少發生；而在中國，強迫工人下崗待業，是廠長、經理普遍採用的降低企業收購成本的手段，而且這個做法得到了政府的充分支持。需要指出的是，俄國在私有化過程中社會福利制度仍然正常運轉，少數失業工人可以領取社會福利而勉強生存；但中國推行私有化的時候，原來以企業為基本單位的福利體系已經垮了，許多企業給工人很少一點錢，把他們趕走，就死活不問，私有化時期中國大量的勞資衝突就是這樣發生的。

 

由此可見，在私有化過程中，中國政府在對待國有企業工人遠不如俄羅斯政府那麼善良。當時中國政府廣泛宣傳，國有企業工人下崗是為改革作出必要的犧牲，但政府卻不願意為下崗職工建立統一的失業救濟，而是把這項支出甩給私有化之後的紅色老闆，如果企業的新老闆不想付，政府也不管。其實，如果國有企業私有化了，企業付不起社會福利開支，政府對原本為國家職工的下崗人員有無可推卸的責任；但中國政府當時採取了耍賴態度。而俄國政府從未推行過強制下崗之類的政策，還用稅收優惠鼓勵企業保留職工崗位。

 

4、經濟轉型阻滯政治轉型及紅色精英“異族化”

在轉型研究中多數學者都接受一種理想主義假定，即市場化有利於民主化，或者說，經濟轉型會促進政治轉型。其理由是，中產階級在市場化和經濟發展中逐漸壯大，他們會支援民主化，而紅色精英在現代市場環境中將接受西方文明和普世價值。這樣的說法似是而非。在中歐國家，這一看法被證明是正確的；但在俄國，經濟轉型早已完成，而政治轉型卻在走回頭路；而中國模式則證明，如果私有化基本上被紅色權貴們操縱，其結果是建立紅色權貴主導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這樣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不但會阻滯政治民主化，而且可能幫助和強化紅色權貴們鞏固共產黨的專制統治。

 

從中、俄經濟轉型的比較中可以得出一個重要的關於轉型規律的認識：經濟轉型是有利於政治轉型還是阻滯政治轉型，其關鍵在於兩者的先後順序。當經濟轉型與政治轉型同步時，比如俄國的情形，由紅色精英“變身”而來的民主派不會反對民主化，因為民主化不見得妨礙他們利用以往的社會關係致富；但紅色精英在民主化過程中會受到一定的遏制，無法肆無忌憚地利用私有化來化公為私，在俄國和中歐國家都可以發現這個特點。如果經濟轉型在政治轉型啟動之前便已完成，例如中國的情形，已經成為資本家的紅色精英會強力阻止民主化；民主化不僅會剝奪他們的政治特權，同樣可能會追索他們非法獲取的財富。所以紅色資產階級比保守的老共產黨人更仇恨民主化。

 

中共強烈的永不放權意識的形成，並非來自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而是源於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對紅色資本家的威脅。馬克思和毛澤東都注重“人民”話語，而毛澤東最喜歡的那套“造反有理”話語在“多年接受黨的教育”的中國社會一代又一代民眾中留下了深深的影響。社會底層民眾中有許多人會輕而易舉、自然而然地從馬克思、毛澤東那裏找到“批判的武器”，來反對權貴專制資本主義。所以，對紅色權貴們而言，不管是講普世價值，還是講馬克思主義，他們都是輸家。他們憎惡民主化，是從“丟江山、掉腦袋”的角度去認知的。對紅色權貴來說，唯一可以信賴的自我保護制度既不是市場經濟，也不是法制，而是“無產階級專政”，即他們對全社會其他成員的永久型專政。他們很清楚，“國家社會主義”那套經濟制度早該拋棄了；用紅色權貴的資本主義制度來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才可以實現他們期待的“紅色江山萬年長”，這就是中國模式的實質。過去十多年來“維穩”經費和“維穩”隊伍的不斷擴大表明，中國的經濟轉型不但鞏固了、而且強化了共產黨的專政。這種紅色權貴資本主義不會自發地轉型成為民主制度下的資本主義。就此而言，當局主導的轉型的“中國模式”止於經濟轉型，而不會再延伸到政治領域。

 

今天中共的洗腦教育系統仍然繼續宣傳馬克思主義，因為只有這個意識形態才能為紅色權貴的特權身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維繫提供合法性解釋。儘管中國模式本身實際上是反馬克思主義的，但中共生存下去的秘訣恰恰就在於，舉著馬克思主義的旗號和招牌，建設和鞏固反馬克思主義的制度。紅色權貴們內心深處那種始終難以釋懷的對社會大眾的恐懼，最後往往引導他們移民國外(起碼也得弄個香港居留權)，以求得安全感。紅色精英的“異族化”，一方面表現為具“外國”身份的紅色權貴們在中國掌控大量財富和資源，另一方面他們在國內的行為日益“佔領軍化”，呈掠奪式短期行為特徵，似乎中國並非他們的祖國，他們對待中國的姿態更像是對待被佔領國土和臣民的態度。因為有了隨時“撤出”的可能，他們當中的許多人並不在乎中國的未來和普通國民的命運。

 

5、重回個人威權領導模式：“鐘擺規律”還是異常現象？

本文第二節指到，在所有共產黨國家領導模式都在集體領導和個人威權之間來回擺動；從個人威權變回集體領導後，其他國家的共產黨政權都停留在集體領導階段，不重回個人威權領導模式，但近年來在中國卻出現了例外。中國的經濟繁榮逝去之後，經濟狀況每況愈下，這種經濟壓力不但沒有倒逼出政治改革，相反卻使領導模式重回個人威權。

習近平上任之後強力推行反腐敗，阻止官員們花天酒地的生活和撈錢的門道。有人以為，反腐敗只是一時的風頭，避一段就過去了，這是錯估形勢。習近平的反腐敗並不觸動政治體制，他主要依靠黨的紀檢系統，對各級官員造成政治上的高壓，而且準備在中共十九大之後設立黨政合一的監查委員會，把反腐敗法治化、長期化。如此則既可借反腐敗來降低統治成本，堵住紅色精英造成的經濟資源向海外的“跑冒滴漏”，也可借此清洗不順從的官員。與此同時，習近平也在高層權力鬥爭中逐漸削弱了毛澤東之後高層的集體領導模式，使得中共領導模式的“鐘擺”再次“擺”向個人威權。許多人將這種轉變視為反常異態，認為只有繼續實行集體領導模式才是“正宗”。其實，若將觀察的眼光從單看政治鬥爭變為綜合考慮政治、經濟、社會的角度，就可以得出不同的結論，即共產黨領導模式的“鐘擺”“擺”回個人威權模式，與當前及今後當局的統治策略調整有關，是一種中共政權的自救手段，這恰恰是“鐘擺規律”的實質性特徵。

 

最近筆者在《繁榮緣何而去》一文中指出，過去20年裏中國經濟出現的“出口景氣”與“土木工程景氣”都不具有再生性，當局很難重造經濟繁榮[15]。因此，江胡時代那種紅色精英們“悶聲大發財”的局面失去了經濟基礎。在習近平時代，當局在經濟發展方面很難再找到開源生財的路子，唯有節流省錢、降低統治成本，才能在經濟困境中儘量延長統治；因此當局不得不放棄過去20年當中聽任紅色精英腐敗、發財的方針，試圖斬斷紅色精英的“異族化”和“佔領軍化”生存模式。既然要把以往對精英們的慷慨變成斤斤計較，最高領導人只能把統治模式從以往的收買為主，改變成以威壓為主，通過重建個人威權，逼迫精英們讓步。當然，這並非解決中國當前和未來問題的出路，而只是延續統治的手段。與此同時，過去幾年來當局在政治和社會控制層面越收越緊，在言論管控、微信監管、打壓非政府組織、打擊維權律師群等方面採取了一系列步驟。越來越多的知識份子意識到，中國不再會有實質性的政治改革，不會再有思想解放，也不會對政治進步有任何寬容，持續不懈的政治高壓將成為當局維持統治的主要工具。這種局面今後可能持續相當長的時間；至於將持續多久，則取決於經濟狀況，當經濟情況惡化到國家財力難以支撐維穩需要時，其社會控制能力才會因資源不足而逐漸鬆動。如果中國將來出現政治變化或政治轉型，可以肯定，這必然發生在社會轉型無法正常進行的背景下；而中歐與俄國轉型的經驗和教訓告訴我們，沒有社會轉型，政治轉型必然艱難曲折。

 

6、中國模式的社會後果：價值觀混亂和道德淪喪

在經濟轉型時期，社會道德觀念和價值觀念的演變軌跡不一定朝著令人樂觀的方向移動，它也可能逆向移動；也就是說，人們的道德觀、價值觀可能變得越來越壞，中國就是一個典型例子。在毛澤東時代中共主要是在政治層面摧毀道德和價值觀念，以階級鬥爭劃線，出賣親情、朋友、師長，都被視為正當行為。1978年到1980年代初改革開放起航之時，中國的社會道德一度出現了向正常狀態複歸的可喜現象。那時人們之間的信任和友善增加了，共產黨暫時停止了大規模政治迫害，整個社會呈現一種積極向上的氣氛。這是一種出於人類社會自身正常需要的自然的、朝向積極方向的社會轉型的初始階段。但在鄧小平的引導下，中共又開始了第二輪的摧毀道德和價值觀念。“鄧小平理論”的核心觀點之一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句話沒有道德標準，也就是說，撈到錢就意味著成功，至於怎麼撈，是否違背道德，可以不管不問。這樣的方針實際上給各種不正當或非法的撈錢手法賦予一種正當性。從80年代中期開始，北京的幹部子弟率先倒賣計畫物資指標，把低價的計畫內分配的緊缺產品高價賣到市場上，從中賺差價，或是倒賣進口指標，這些非法、欺詐型的做法在中國被稱為“撈第一桶金”；90年代後期國企私有化允許企業管理幹部私吞國企，就更是無法無天了。到了今天，從青少年到50、60歲的人，基本上已不再考慮賺錢的道德底線了。

 

如果一個社會的大部分人都認同不擇手段的發財道路，社會道德便開始敗壞；人們變成了非道德論者，只認錢、不認是非，所有違反正常道德標準的經濟行為都被正當化了。當“一切向錢看”成為廣泛存在的社會現象，正常社會的價值觀便被破壞殆盡，道德淪喪成為常態，而誠實工作、不欺詐、不貪污、不行賄卻被視為不會做人。道德和價值觀的破壞造成了“人人害我、我害人人”的社會環境。當有毒有害食品蔓延，環境污染日益嚴重，生態破壞處處可見，惡劣的社會行為無人制止時，價值觀和道德觀的扭曲已經定型，幾乎難以恢復正常。人們只能明哲保身，對一切不良社會後果視而不見。在這樣的社會環境裏，即便中國可能走向民主化，民主政治的正常功能也會被扭曲了的社會價值道德觀念瓦解。

 

八、三種轉型模式的優劣評價

中歐、俄國和中國這三種轉型模式孰優孰劣？筆者認為，社會公正是一個可以綜合反映政治、發展、社會問題的維度，它不僅涉及轉型成果，也包含對轉型的不良後遺症的評估；同時，它還代表著國際公認的一些基本價值標準，那就是，一個國家或者它走過的道路之良劣成敗，不能用精英的財富地位或都市里部分具優勢地位的社會群體的狀況來衡量，而是需要考慮社會各階層的狀況，至於經濟增長率或城市現代化建設水準等指標，只不過是經濟社會活動的一個側寫而已。

 

1、重新審視發展的迷思

中國官方多年來的洗腦教育和宣傳一直在灌輸“發展至上、發展就是一切”的教條。然而，經濟發展到底是為了什麼？很多人常常用國家實力增強了、中國的國際地位提高了等說法來解釋發展的意義。其實，這種來自官方宣傳的說法刻意混淆了國家機器和國民的區別。“國家”這個詞在中文裏有雙重含義：其一是國家機器，即政府；其二是祖國與人民。中國人經常分不清這兩者；而在英文裏，國家機器是state，而由國民組成的社會是country，兩者絕不會混淆。[16]在民主國家，當談到國家的成就時，老百姓講的國家指的就是我們大家（my country），而絕不可能是國家機器（my state）的成就。他們很容易就區分得清清楚楚：國家機器實力的增強並非老百姓福祉的增加，這完全是兩回事；民眾衡量自己國家的成就時，其標準是國民的實際消費能力或購買力，而不是政府擁有多少員警、軍隊、航空母艦或核彈頭。

1980年代初中國經濟學界曾出現過一場針對華國鋒、鄧小平、李先念推動的“洋躍進”的“關於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的討論。那場討論批判了“發展至上論”，而被批評的人當中就包括鄧小平。當時華、鄧、李為了積累政績，急於大量引進外國重化工設備，造成了經濟上的困難。這場經濟學界的討論得到了陳雲的支持，他想通過這場討論奪取經濟政策主導權。那場討論批判了為生產而生產、以重工業為中心的“國家社會主義”的傳統經濟發展戰略。當時提出的問題中就有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究竟是為了增加鋼和化肥的產量還是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水準這樣的問題。在當時的政策話語體系中，華、鄧、李推行的“重工業、輕工業、農業”的投資優先順序延續了史達林和毛澤東時代的傳統；而陳雲支援的另一種投資優先順序是“農業、輕工業、重工業”，正好與農村包產到戶之風相契合。這場爭論明確了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是改善人民生活這個原則。但隨著華國鋒被排擠下臺，經濟學界的相關討論也嘎然而止，而且從媒體上消失了，因為陳雲已經通過這場討論達到了目的，而鄧小平的權力更大了，自然不允許再就這個話題繼續討論下去。

 

可悲的是，近40年前這場討論的結論因鄧小平的得勢而被“清零”，直到今天我們還得重新澄清關於發展的迷思。其實，這個迷思的破解非常簡單，只要把30多年前討論過的“社會主義生產目的”換成“發展的目的”，直接引用當年的結論就可以了，那就是，發展本身並非目的，發展的目的是全面改善人民的生活水準。這與鄧小平的“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有根本區別。“改善人民的生活水準”，是以全體國民、而不是“一部分”人為考量，兩者的區別在於是否體現社會公正。如果澄清了發展的迷思，就可以明白，光鮮亮麗的公共工程都是以國民生活水準無法改善為代價的；如果依靠這些工程來實現城市面貌的日新月異，而各級政府卻沒有足夠的資金去填補教育、養老系統等資金窟窿，恰恰就說明，中國的發展嚴重偏離了它原本的目的—改善國民的生活水準。大致可以說，偏離發展目的的發展模式是一種不良發展，而這正是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基本特徵。

 

 

2、評價轉型模式好壞的價值判斷三原則：透明、參與、公正

經濟增長率之高低，不能作為判斷轉型模式好壞的標準，因為轉型時期各國可能因經濟結構、國際經濟環境變化以及政府的一次性政策效應而出現增長率波動，筆者指出的中國的一次性“出口景氣”和“土木工程景氣”就表明，曾經的高增長未必有持續性（“新常態”的提出即承認高增長的終結）[17]。另外，在共產黨國家高增長率是可以由政府人為造假的，最近遼寧省政府承認經濟增長資料多年造假，就是一個典型案例。[18]

 

筆者認為，評價各國轉型模式的好壞，可以採用三個標準，即透明、參與、公正。第一條指改革的決策過程、決策內容、實施結果是對社會大眾公開，還是由掌權者“黑箱作業”。第二條是指，誰能參與這場改革，是一小撮權貴，還是社會大眾。需要指出的是，讓社會大眾參與轉型決策的討論，本來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制度正當性宣傳的一個題中應有之義，既然“在社會主義國家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國有企業是全民所有制企業”，那麼，改變社會主義制度的時候，有什麼理由不讓“國家的主人”和“全民所有制企業的所有者們”參與討論呢？第三條標準指的是改革的結果是否公正。如果用這三條標準來對比中歐模式、俄國模式、中國模式，中歐模式顯然比中國模式好得多。在中歐國家，轉型決策比較透明，社會各階層能充分參與轉型過程，轉型的結果也比較符合社會公正的要求；而在中國，經濟轉型決策是黑箱作業，公眾不但不能參與，還必須為腐敗的政治經濟精英“買單”，甚至為了讓他們暴富而下崗失業。比較中國模式和俄國模式，俄國的經濟轉型政策基本上是透明的，民眾也有機會表達自己的意見，而中國民眾則經常蒙在鼓裏，更談不上參與；雖然兩國都出現了紅色精英的腐敗，但俄國經濟轉型的結果比中國更符合社會公正的要求。

 

3、轉型中的社會公正之基本原則：“種禍者不賞”與“受害者不罰”

一般意義上的社會公正是指不同社會群體擁有同等的政治社會權利，由此保障公民平等的經濟權利。由於轉型前各種權力和資源都掌握在紅色精英手中，而轉型過程中他們又往往得風氣之先，他們輕而易舉地就可以利用以前的特權和現在的機會致富；再加上經濟轉型中必然要實行私有化，當龐大的國有資產轉移到私人手中時，誰利用特權獲得原公有資產，誰就一夜之間成為百萬、千萬、億萬富翁，這無異于搶劫致富。如何防止劫掠公產或利用職權致富，是轉型國家面臨的一個具有重要意義的問題；不僅如此，還有一個道義原則，那就是，因創建、維護一個失敗了的制度而成為精英的社會群體，是否應該在轉型過程中給他們獎賞。在不同轉型模式下，社會認知截然不同。對轉型當局來說，如果聽任原紅色精英侵吞國產而自肥，就等於默許這些原紅色精英在摧毀共產黨制度的過程中得到獎賞，於是這些紅色精英曾因創建、維護蘇聯模式而獲得賞賜，又因終結那套失敗的制度而再次獲得獎賞。顯然，從社會公正的角度來看，這樣的轉型結果是最大的社會不公。

 

中歐國家雖然沒有公開討論“種禍者不賞”這個話題，但他們的社會重建運動包含了這一理念，因此中歐模式在這一點上更多地體現了社會公正；俄國模式雖然從來回避這個話題，但也沒有公開宣揚獎賞“種禍者”；而中國模式下紅色權貴們堂而皇之地搶奪國有資產，通過佔有國有資產或者佔有壟斷資源而成為富有的資本家，雖然他們的“老子們”的“革命功勞”事實上被“改革”否定了，這些紅二代們仍然想世世代代霸佔這座“江山”。從“種禍者”是否“受賞”這個角度，很容易就對不同轉型模式的社會公正程度作出清晰而明確的判斷。

 

另一方面，制度轉型是一個伴隨著痛苦和承擔代價的社會過程。所謂承擔轉型的代價，主要有幾種形式。其一是部分社會成員的經濟社會地位下降；其二是在某些機會面前無法自由競爭；其三是因為價格變化而導致財產縮水或購買力萎縮。觀察中歐、俄國、中國三種轉型模式的情形，可以發現，如果某一現象均衡地發生在不同社會階層當中，比如，所有人的存款都縮水了，這不涉及社會公正問題；但如果某一現象只發生在某一個或幾個社會階層當中，那就有必要考察，是否存在著歧視性轉型代價承擔安排。如果“種禍者受賞”，就可能同時伴隨著“受害者被罰”。如果單純讓共產黨制度的“受害者”來承擔轉型的代價，比如中國讓下崗職工承擔國企制度失敗的經濟後果，就是一種典型的社會不公。

 

4、轉型中出現的三種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制度失敗的責任承擔者不同的命運

中歐模式、俄國模式和中國模式分別由三種不同的社會力量主導，結果造就了三種完全不同的資本主義，筆者稱它們為“異議知識份子的資本主義（dissidents’ capitalism）、“黨員同志的資本主義（comrade capitalism）和“共產黨資本主義（communist capitalism）”。[19]不同轉型的政治、經濟、社會後果完全不同。這三種轉型模式的共同點是改行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但因各自的主導力量不同而性質各異，其差異不僅僅表現在是否實行民主化，更大程度上表現為轉型是否體現社會公正。從社會公正的維度看，這三種轉型模式一個非常重要的區別是，轉型過程中共產黨制度失敗的責任承擔者完全不同：中歐模式由異議知識份子主導，表現為“老權貴失落”；俄國模式由原蘇共幹部主導，基本上是“老權貴複歸”，但老百姓在私有化過程當中獲得了一部分產權；中國模式則屬於“種禍者受賞”，由中共政權主導，老百姓雖然生活有所改善，但經濟轉型的大部分好處由“種禍者”獨享。中國政府雖然把前30年毛澤東時代通過革命建立起來的“國家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基本上拋棄了，但它繼承了毛澤東留下來的政治制度，同時拒絕為毛時代經濟制度的失敗承擔任何責任；另一方面，在私有化過程中政府要國有企業的工人們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失敗付出代價，但這些企業的經理們不但不付任何代價，相反還“空手套白狼”，成了企業的新老闆，把國企私有化到自己手裏。顯然，中歐模式在社會公正方面比俄國模式好得多；而中國模式則完全背離社會公正。

 

5、轉型時期社會不公的綜合經濟表現

改革和發展的目的本來應該是改善和提升絕大多數民眾的福祉，而不是幫助精英致富。如果單純把今天老百姓的平均收入與幾十年前比，似乎總能得出改善甚多的結論。中國的經濟轉型已曆四載，要評價改革或發展的結果，應該分析“改革的紅利”或經濟增長做大的“餅”究竟是怎樣分配的？如果要找一個綜合性經濟指標來測度轉型時期社會不公程度的演變，而不是單憑直觀感覺去例舉種種，可以觀察各年居民消費占國民生產總值（GDP）的比重之軌跡。假如經濟轉型時期的社會不公現象日益嚴重，那麼，由於大多數居民的消費能力疲軟，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可能呈下降趨勢；反之，如果社會不公現象日益改善，這個比重就可能呈上升趨勢。

 

筆者用中國國家統計局公佈的資料計算了改革開放以來各年居民消費占國民生產總值（GDP）的比重[20]，發現這些年當中社會不公狀況的改善和惡化與這個比重的變動完全對應。改革開放前的1978年，在當時農村居民非常貧困的情況下，居民消費占支出法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是48%；農村“包產到戶”後農民收入大幅度上升，城鄉之間的社會不公現象明顯改善，這個比重開始上升，1981年達到最高點53%；隨著農村經濟改革的初始效應逐年遞減，城市職工工資開始增長，改革快速改善社會不公的效應不那麼明顯了，這個比重也穩定下來；“六四”以後國企經營狀況開始惡化，工人收入增長放慢，城市裏企業與機關事業單位之間的收入差距有所擴大，這個比重開始逐步下降，回到了1978年的水準；1997年開始的國企私有化造成大批工人下崗，社會不公日益明顯，這個比重進一步下滑；從2004年開始，由於農民和農民工的收入增長緩慢，而權貴集團暴富的速度加快，民眾對社會不公的感覺越來越強烈，這個比重也逐年下降；到了2013年這個比重只剩36%，比改革前低12個百分點，呈現令人吃驚的反常狀態。在發達的民主國家，這個比重基本上是穩定的，比如，美國和日本的這個比重就長期穩定在70%左右，這表明經濟增長與國民的總消費大體上同步增長，經濟增長的好處大部分落在老百姓身上。在發展中國家，象印度，這個比重相對穩定在50%左右。在轉型國家，比如俄羅斯，這個比重也基本上在50%上下小幅度波動；由此可見，俄國的轉型並沒有造成象中國這麼大的社會不公。而中國是目前世界上這個比重最低的幾個國家之一，這一現象意味著，中國的社會不公可能是世界上最嚴重的幾個國家之一。[21]之所以中國會出現這個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從未發生過的現象，是因為絕大多數國民的收入處於很低或中低水準；與此同時，占人口很小一部分的中、高收入階層佔有國民收入的很大一部分。許多外國記者和外商以為，中國是人口大國，消費市場龐大。實際上，在收入和消費結構高度畸形的狀態下，中國大多數民眾的消費能力相當有限，而中高收入群體則熱衷於購買外國商品，其消費轉移到了國外市場。這樣畸形的收入分配結構必然導致居民總的消費支出占國民經濟的比重低得反常，而這一比重的持續低落充分說明，轉型時期的社會不公實實在在地表現為多數國民被拋棄在受益者行列之外。長此以往，社會不公的固化必然產生越來越嚴重的社會對立。

 

九、三種轉型模式的若干啟示

1、輕鬆的轉型 vs 艱難的轉型：轉型國家命運的天差地別

在所有踏上轉型道路的國家裏，中歐的捷克、波蘭、匈牙利、斯洛伐克早已完成了轉型，其過程短暫而順利，短短的十來年之後就回到了延續這些國家二戰前歷史的軌道，沒有暴力衝突，一切都那麼平和而自然。在這樣的社會裏轉型過程已成為歷史名詞和歷史記憶，而轉型的經驗教訓只不過是本國現代史課堂裏講授的一部分。這樣的“天鵝絨革命”是社會主義國家制度轉型的最高境界和理想狀態，然而，多數轉型國家卻與此無緣。中歐各國成功轉型的關鍵在於社會價值觀的重塑，而這個歷史任務只能在異議知識份子主導下的轉型過程中才可能推進，在原共產黨權貴們主導轉型的國家則絕無可能；至於為什麼只有中歐國家的轉型過程能由異議知識份子主導，這當然與中歐各國二戰後社會上對紅色傀儡政權的反感與敵意有關，更與這些國家民眾的獨立思考習慣、對現代文明的認同、以及對獨立知識份子的尊重信賴等因素密切相關。換言之，是中歐各國民眾對異議知識份子的擁戴和異議知識份子發起的社會重建運動，為“天鵝絨革命”鋪平了道路，為它的成功締造了社會基礎。

 

雖然轉型的中歐模式、俄國模式和中國模式之優劣清晰可斷，但各轉型國家卻未必能從容地從上述三種轉型模式中任意地作出選擇，因為轉型過程的路徑依賴起碼受兩大因素影響。其一是轉型的主導力量之選擇。與中歐國家不同，多數轉型國家的轉型主導力量是老權貴，他們為了自己的利益把轉型引向違背國人意願的歧途。其二則是社會多數成員的價值觀導向，不同價值觀主導的社會通常會走上不同的轉型道路。因此，中歐模式始終未被其他轉型國家效仿，毫不奇怪。對多數轉型國家來說，轉型過程中的民主化運作和民主制度設計雖然表面上大同小異，結果卻天差地別。與中歐國家相反，俄國及前蘇聯的諸多加盟共和國以及巴爾幹地區的不少原社會主義國家的轉型始終徘徊不前，老權貴橫行，腐敗叢生，經濟凋敝，民眾痛苦而無奈，對未來充滿了茫然無措之感。

 

中國在上世紀80年代曾一度屬於轉型國家中的先行者，現在卻淪為轉型國家中的後來者（late comer）。中國改革已曆四載，經濟轉型絲毫未促進政治進步，相反卻造成了極為嚴重的社會兩極化和社會對立，多數國人對政治社會現狀不滿，尖銳的社會矛盾雖然被政治高壓所抑制，但仍然不時有火花爆發。中國的轉型已經停滯，政治變革成為當局的禁忌，社會轉型更是無從談起。“天鵝絨革命”在中國毫無生髮的土壤，不僅僅因為中共排斥政治變革，也因為期盼變局的大量民眾仍抱持紅色價值觀，而暴力革命卻在底層社會當中頗有市場。

 

除了中歐國家以外，多數轉型國家的教訓表明，制度轉型並非單向直行道，它既可能是環形道，也可能是U形道，政治上的專制複歸值得警惕。由此看來，中歐國家短暫而順利的轉型過程是一種特例，在多數轉型國家，轉型過程可能延續很久；如果把社會轉型考慮在內，在有些國家整個制度轉型（包括經濟、政治和社會轉型）也許需要一個世紀。之所以許多國家的轉型會如此緩慢，其根源在於社會價值觀重建的遲緩；沒有中歐式的社會重建或社會轉型，而聽任社會價值觀自然而然地慢慢演變，那麼，在民主制度的框架內，民眾的選票未必會有效推動政治和社會的進步。舉個簡單的例子，如果選民們只看重政治家的短期經濟承諾，而輕忽對腐敗文化的清理掘棄和民主政治基礎上的司法獨立及法治，那麼，民主選舉中可能是那些有錢有勢、敢於胡作非為的人當選，而清廉的政治家反而可能落選，俄國的以知識份子為主的民主派政黨“蘋果”黨在短短的十幾年間被民眾的選票淘汰出局，就是一個十分典型的例子。

 

 

2、從“郭氏推特革命”看未來中國的“革命”前景

自2017年3月開始在Twitter中文圈發生了一場極為奇特的“郭氏推特革命”，大批線民以支持郭文貴“爆料”為理由，視郭文貴為他們的“革命”領袖，對不表態支持郭文貴的人竭盡批判攻擊之能事。這場在網路空間裏以匿名參與者為主的“革命”，從一開始就註定是虛擬的，不可能轉化為實體行動，但它折射出中國社會潛藏的種種社會矛盾、社會動向以及不同社會群體的價值傾向，值得分析。

中國國內公開或暗中支持同情這場“郭氏推特革命”的人大體上分為三個社會群體：首先是對反腐敗不滿的官員及其親友，他們迫切希望王岐山被整肅，從而終止反腐運動；其次是部分反專制的知識份子，期待郭的爆料會引發中共內部權力鬥爭，動搖中共的統治；第三則是底層民眾，他們希望借郭之力“翻身求解放”[22]，他們在郭的行動中看到了“希望”。其實這三個社會群體的利益與目標完全不同，甚至互相對立，比如，底層民眾的打擊目標就包括官員和中產階層；但這三個社會群體各自急切的求變心態把他們聚合在一起，形成了這次虛擬“革命”。郭文貴多次聲明，他爆料的初始動機是個人的“保錢、保命、報仇”，而他的支持者因求變心切，故意忽視了他們各自的動機與郭文貴的動機完全不合。這種求變心態反映出中國社會目前的焦躁和深度不滿以及不擇手段的求變願望；但這三個群體求變的目標卻南轅北轍，官員們希望恢復“吃喝嫖賭”的“幸福生活”，知識份子希望輿論環境寬鬆一點，底層民眾則對政權、官僚階層、富人乃至中產階層充滿仇恨，希望“天翻地覆”。

 

社會主義國家轉型的原本含義就是“天翻地覆”，而“天鵝絨革命”則是最佳途徑；但是，並非所有的“天翻地覆”都屬於制度轉型，如果求變企圖是以紅色價值觀為主導、以暴力革命為取向，這樣的“天翻地覆”只是專制的改朝換代，與民主化和政治轉型毫無關聯，儘管可能披上民主化的外衣。這次“推特革命”過程中底層支持者表現出兩個特徵，其一是平權訴求為表，財產訴求為裏，類似於共產革命的“剝奪剝奪者”，有著“打土豪、分田地”的紅色革命印記；其二是專制和暴力化傾向，一些人明確表露出“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專制心態，與紅色極權體制不容異見一樣，動輒圍攻批評者，痞話髒話鋪天蓋地，而且毫無是非感，顯示出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傾向，部分人對知識份子群體的仇恨、蔑視更是溢於言表，其話語與當年的“文革”大字報相近，甚至有人公開鼓吹血淋淋的暴力，毫無文明底線，類似於中共革命初期的言論。“郭氏推特革命”的上述特點表明，它並非推動民主憲政建設的社會運動，相反卻帶著毛式共產革命的深深胎記。

 

究其端倪，底層民眾這類中共掘墓人其實是中共自己培養出來的。目前中國社會最深層的矛盾是富“馬克思主義者”（統治集團）與窮馬克思主義者（社會底層）之間的矛盾[23]。富“馬克思主義者”對共產黨意識形態的堅持，只是為了維持政治合法性，因為舍此無以抵禦西方的自由民主價值觀，他們並不在乎自己的行為與官方意識形態教條實際上背道而馳；而底層民眾自小通過學校教育、影視作品等無處不在的浸染，早已將“底層神聖”、“打土豪分田地”、“剝奪剝奪者有理”等馬克思、毛澤東的革命口號內化為價值觀的一部分，中國的權貴資本主義更促使他們理所當然地認為，當官的用權力搶錢，窮人就要用暴力將錢搶回來。極具諷刺意義的是，富“馬克思主義者”與窮馬克思主義者在階層利益和政治立場上嚴重對立，但在價值觀方面卻共用相同的紅色意識形態。在這樣的社會條件下，假如出現政治變革契機，打著“民主化”旗號的社會運動可能被推入又一場“紅色”暴力化革命，然而，誕生的卻不是民主制度，而是窮馬克思主義者的另一種專制；其結局不是紅色制度的完整轉型，而是專制的同類複歸。

 

這次“推特革命”給我們兩點重要啟示：第一，目前的中國並不具備發生“天鵝絨革命”的社會條件，卻孕育著張獻忠、洪秀全再世之類的新“紅色”革命；第二，雖然獨立知識份子的啟蒙功能被當局壓制，但要為中國爭取和平轉型的機會，他們仍然肩負著艱難竭蹶的任務，不得不在富“馬克思主義者”和窮馬克思主義者的夾擊中，為重塑社會價值觀盡自己的歷史責任，如此才可能把未來的中國導上和平轉型的正常軌道。

 

1995年李澤厚與劉再複曾出版一本對話集《告別革命》，主張“要改良不要革命”[24]。本文的分析表明，社會主義制度的改良沒有出路，終將導致制度轉型；制度轉型的“天鵝絨革命”模式對國家和社會的未來乃最佳選擇，而避免新“紅色”革命則是未來中國轉型道路上最大的挑戰之一。

程曉農，旅美獨立學者，原《當代中國研究》雜誌主編

 

[1] Gil Eyal, Ivan Szelenyi, and Eleanor Townsley, Making 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s: The New Ruling Elites in Eastern Europe,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98.

[2] 出處同上。

[3] Hilary Appel, “The Role of Ideology in Privatization Programs: Reconsidering the Determinants of Liberal Economic Reform, Lessons from Privatization,” the speech at Woodrow Wilson Center, Oct. 25, 1999, www.wilsoncenter.org/index.cfm?event_id=3813&fuseaction=events.event_summary.

[4] 程曉農，《懷舊與國運—一個國家能否成功轉型的關鍵所在（之一）》，《中國人權雙週刊》，2016年9月1日，http://www.hrichina.org/chs/zhong-guo-ren-quan-shuang-zhou-kan/cheng-xiao-nong-huai-jiu-yu-guo-yun-yi-ge-guo-jia-neng-fou-cheng

[5] 出處同上。

[6] Kiril G. Holodkovsky, “Rossiskaya Privatizatsia: Stolkhnovenye Interesov (Russia’s Privatization: Clash of Interests),” Moscow, Russia, Mirovaya Ekonomika i Mezhdunarodnoe Otnoshenie (The World Econom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o.1, 1995, 72-86.

[7] Linda Cook, and Vladimir Gimpelson, “Exit and Voice in Russian Managers’ Privatization Strategies,” The Communist Economies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1995, Vol.7, No.4, 465-83.

[8] Ivan Szelenyi (伊萬·撒列尼)等，《東歐社會轉型中的精英迴圈與再生產》，北京，《戰略與管理》，1997年第6期。在俄國、波蘭、匈牙利這三個國家，撒列尼在研究中對老權貴的抽樣調查樣本規模分別是854、888、662，對新精英的抽樣調查規模分別是958、960、783。

[9] 程曉農，《繁榮緣何而去？—-中國經濟現狀和趨勢的分析》，美國，《中國戰略分析》，2017年第2期，第75-83頁。

[10] 程曉農，《改革的艱難――趙紫陽在1988年》。

[11] Shahid Yusuf, Kaoru Nabeshima, and Dwight H. Perkins, Under New Ownership: Privatizing China’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Washington, DC, The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World Bank, 2006, 81; Ross Garnaut, Song Ligang, Stoyan Tenev and Yao Yang, China’s Ownership Transformation: Process, Outcomes, Prospects,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World Bank, 2005, 5; Gan Jie. “Privatization in China: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in James R. Barth, John A. Tatom, and Glenn Yago, eds. China’s Emerging Financial Market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Berlin, Germany, and New York, NY: Springer, The Milken Institute Series on Financial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8, 2008.

[12] 全國工商聯中國私營企業研究課題組，《中國私營企業調查報告》，北京，《財經》雜誌，No.4，Feb. 20, 2003；Gan Jie, “Privatization in China: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in James R. Barth, John A. Tatom, and Glenn Yago, eds. China’s Emerging Financial Market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Berlin, Germany, and New York, NY, Springer, The Milken Institute Series on Financial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2008。

[13] Cheng Xiaonong. “Making Capitalists without Economic Capital: The Privatization of State-Owned Industrial Enterprises in China and Russia.” Annual Conference of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Section onComparative-Global Economic Sociology, Aug. 11, 2013, New York, available at the website of 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for its members.

[14] ChengXiaonong, “Capitalism Making and Its Political Consequences in Transition—An Analysis of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a’s Communist Capitalism,” in Guoguang Wu and Helen Lansdowne, eds. New Perspectives on China’s Transition from Communis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Nov. 2015, pp.10-34.

[15] 程曉農，《繁榮緣何而去？—-中國經濟現狀和趨勢的分析》，《中國戰略分析》第三期，2017年5月15日出版，頁75~83。

[16] 2009年秋筆者曾經在倫敦的英國廣播公司（BBC）參加一個討論節目，當時曾訊問在場的留英中國學生們：你們的英國同學談到“我愛我的國家”時用的是哪個詞，是I love my country，還是I love my state？在場的中國留學生全都笑了。顯然，如果英國人說，“我愛我的國家機器（I love my state）”，所有人都會認為他大概是個瘋子。

[17] 程曉農，《繁榮緣何而去？—-中國經濟現狀和趨勢的分析》，《中國戰略分析》第三期。

[18]《揭秘遼寧統計資料造假：早已引起中央高層注意》，《人民日報》，2017年1月19日，http://news.china.com/domestic/945/20170119/30189410_all.html

[19] Cheng Xiaonong, “Capitalism Making and Its Political Consequences inTransition—An Analysis of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a’s Communist Capitalism,” in New Perspectives on China’s Transition from Communism.

[20] 程曉農，《繁榮緣何而去？—-中國經濟現狀和趨勢的分析》，《中國戰略分析》。

[21] 資料來源：World Bank, “Household final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 of GDP),” downloaded on 2/27/2016, 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E.CON.PETC.ZS

[22] 何清漣，《“郭氏推特革命”對中國革命的隱喻》，美國之音，https://www.voachinese.com/a/heqinglian-tiananmen-guo-wengui-twitter-20170603/3886063.html；何清漣與筆者合著的新書《中國：潰而不崩》的最後一章對底層民眾的訴求有更詳細的介紹。

[23] Xiaonong Cheng, “Capitalism Making and Its Political Consequences in Transition–An Analysis of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a’s Communist Capitalism,” New Perspectives on China’s Transition from Communism.

[24] 榮劍、秦暉、朱學勤，《再議“告別革命”》，中國數字時代，2015年11月28日，http://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5/11/

 

 

http://heqinglian.net/2018/08/08/社會主義國家轉型模式比較%ef%bc%88下%ef%bc%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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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教授孫立平：中國面臨最急迫三個問題

 

 

現在社會要進入一個新的三十年。這個新的三十年應該建立在過去那兩個三十年認真反思的基礎上，從而提出具有一種超越性理念。本文摘自2016年7月29日南都公益觀察的博客，作者孫立平系清華大學社會系教授，原題為《當前最急迫的三個問題——國家的方向感、精英的安全感、老百姓的希望感》，本文內容節選自6月28日孫立平在騰訊思享會夏季論壇上的講話。

 

這可能是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最讓人困惑的一個時期

 

今天，我們是帶著一種焦灼和困惑的心情來討論中國改革和未來走向問題的。

 

最近我一直在說，這幾年可能是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最讓人困惑的一段時間，而且這個困惑好像跟原來有點不一樣。

 

過去的三十多年我們有時候也有困惑，但那時候的困惑好比是：我們在一條很明確的路上走，但是中間遇到了困難，遇到了障礙，儘管如此，我們心裡是清楚的，只要克服了這些困難，排除了這些障礙，接著往前走就是了，路是明確的。

 

但是這次有點不一樣，這次就像我們在戈壁上、在沙漠裡開車，前面的路都是很明確的，但是走著走著路沒了，前面是一個沙丘，車轍沿著不同的方向走了，有深有淺。那哪條最後可能就走得通，可能就是一條路，哪條可能走不通，它根本就不是路呢？現在我們都有點弄不清楚。

 

 

有比改革更現實、更眼前、更緊迫的問題

 

所以說，現在我們處在一個空前困惑的狀態。怎麼來看待這些困惑？怎麼從這個困境當中走出來，今天下午大家談的都是這個，這當中最核心的詞就是"改革"。

 

但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樣的感覺：哪怕是那些最具體最眼前最現實的一些改革，都會讓人感覺離我們很遠很遠，更不用說那些深遠深層次的改革了。那些深遠深層次的改革設想，有時候聽起來都如夢幻一般的感覺。

 

這說明什麼？說明在改革的前面還有別的東西。這些東西不解決，改革就無從談起。比如在上個世紀80年代，中國的改革之所以能夠啟動，是因為當時有個思想解放運動，沒有這個思想解放運動，就沒有後來30年的改革。我們現在也面臨著類似的問題。那些最現實的、最眼前的、最急迫的問題不解決，改革就無從談起。

 

最現實、最眼前、最急迫的是什麼？我想從最虛的層面來說，就是三方面：第一個是國家的方向感，第二個是精英和上層的安全感，第三個是老百姓的希望感。我覺得這三方面現在如果沒有一個最基本的答案，沒有一個最基本的框架，別的改革根本就無從談起。

 

 

最關鍵的是國家的方向感

 

現在大家都在焦慮經濟上的不景氣，我去過很多地方，明顯感覺到，哪怕在很偏遠的地方，這種蕭條感都明顯地存在。但實際上，現在不僅僅是經濟蕭條的問題，在經濟蕭條的背後，是社會在停轉，體制在體轉，甚至政府在停轉。當然停轉是誇張的說法，準確的說是轉得慢了。有的地方是明轉暗停，虛轉實停。像抄黨章這種形式主義的東西，紅紅火火，而涉及經濟社會發展的實的東西，則是轉得很慢。

 

有人說，這是反腐敗造成的怠工現象，我認為，是有這個因素，但不完全是這個因素。有的幹部說，現在不知道怎麼幹，一干就出錯。

這後一個原因說明什麼？說明的是國家的方向感問題。在過去三十年改革開放的過程中，我們有過順利的時候，有過不順利的時候，但是無論是順利的時候還是不順利的時候，哪怕是受到挫折的時候，國家的方向感，即國家朝著什麼方向走的問題，從來沒有模糊過。朝著什麼方向走？朝著現代化的方向走，經濟上朝著市場經濟的方向走，政治和社會朝著民主、法治的方向走。

但在最近的一段時間，這個方向感卻有些模糊了。一段時間裡，人們甚至有一種文革捲土重來的感覺。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人們對國家的方向感覺模糊了。不要以為這是一個很虛的問題，單就對經濟的影響來說，都是很明顯的。

 

這個方向感是最重要的，如果中國現在國家的方向感不明確，什麼改革，什麼轉型，我覺得根本都談不上。所以，首先要解決方向感的問題。而解決方向感問題，按照道理來說其實沒什麼可難的。十八大之後我們曾經開過兩個很好的會，出了兩個很好的檔，一個是三中全會關於全面深化改革的檔，當中最重要的是兩個地方，實現國家治理的現代化，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另一個是四中全會，法治，依法治國。問題是要真正朝著這個方向走。

 

 

與國家方向感相聯繫的是精英和上層的安全感

 

在法律的意義上，在人格的意義上，人人都是平等的。這當然沒錯。但同時我們得承認，不同人的能力是不一樣的。什麼是一個好的社會？一個好的社會總得讓最能幹的這些人脫穎而出，當然同時要規範他們，使他們的行為更有利於社會。改革開放三十年和改革開放之前比，一個重要的變化就在這裡。

 

在過去三十多年中，中國經濟快速發展，你可以找出種種原因，但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最能幹的人有了機會，在經濟和社會的發展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但在最近的幾年中，與國家的方向感模糊相伴隨的，是相當一批精英在跑路，資金在外流。現在跑路最明顯的，一個是有錢人，一個是有知識的人。甚至一些很溫和的人，對體制很認同的人，都在開始跑路。沒跑的，也是人心惶惶。這背後，就是精英的安全感問題。

 

我與企業家有不少接觸，他們作為生意人，而且他還得負責一幫人吃飯呢，當然得努力經營企業，得尋找機會。你能明顯感覺到，很多人尋找的都是短期機會，一些長遠的規劃，長遠的投資，不願意考慮了。為什麼？因為看不清這個社會將會怎麼走，甚至在擔心自己的財產安全。

 

因此，現在經濟要走出困境，精英上層的安全感非常重要。而安全感最基本的保障，是法治。臨時性的政策傾斜，甚至一些重視民營企業的舉措，都已經不能解決問題。

 

 

老百姓的希望感不能破滅

 

應當說，在十八大前後，老百姓應該是充滿著希望的。在那之前多少年不作為，問題已經積累的越來越多，有的已經積重難返。人們期待有一屆新的班子，能夠有魄力，有能力來面對這個問題。十八大之後，打老虎、反腐敗，更進一步讓人們看到了希望。

 

但要看到，在最近一兩年中，社會的心態，老百姓的心態，正在發生微妙的變化，甚至對反腐敗，也是什麼樣的說法都有了。

 

這個情況又與經濟週期碰到了一起。我最近走訪了一些地方，包括農村。據我所見，有相當一部分地方，去年農民的收入是減少的。比如河北，前年玉米的產量是一塊二，去年只有七毛多不到八毛。農民的收入怎麼可能是增加的？按照有關報導，去年僅糧價這一項，農民減少的現金收入就有一千多個億。而按照目前整個經濟形勢，農民打工的收入也不可能有很大增加。

 

城市呢？去產能，涉及到幾百萬人的轉崗甚至失業下崗問題。客觀地說，這次涉及到的人比90年代中後期那次要少，政府準備的條件比那次要好，但畢竟涉及到幾百萬人的生計問題。

 

 

要給人們對未來的明確穩定的預期

 

上面這些問題，說起來都是對未來的預期問題。要看到，在社會轉型期，形成對未來明確而穩定的預期，是至關重要的。

預期問題只有放到中國社會轉型的歷史脈絡中才能清晰起來。我不太同意現在改革往前走不動了、停了的說法。我覺得，我們現在面臨的情況是，過去的兩個三十年的路基本上走完了，其潛力基本上釋放完畢。我不想談論如何評價兩個三十年這樣敏感的話題，我只是想說，從客觀的情況來看，這兩個三十年的潛力釋放完畢了。現在不是簡單地按照哪個三十年的道路往前走的問題。

 

現在社會要進入一個新的三十年。這個新的三十年應該建立在過去那兩個三十年認真反思的基礎上，從而提出具有一種超越性理念。這個理念，應當體現出對過去兩個三十年的繼承與超越，應當體現出13億人利益的最大公約數，應當體現出人類的普世價值，應當體現出人類進步的共同方向。這幾年我一直在強調公平正義的問題，就是想對這個問題有所討論。

 

 

(關嶺 編輯)

 

 

http://history.dwnews.com/news/2016-07-31/5975764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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塵緣與八月桂花香：

 

綜合上述諸貼文，重新整理思路如下：

 

既然『告別紅色價值觀是一個國家能否成功轉型的關鍵所在』，那麼中國需要建立什麼樣的『新的價值觀』來告別『紅色價值觀』，使得中國之轉型，如同『一尺之水，一躍而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