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企混改』也是一個『開明專制』與『自由民主』的綜合體

何清漣：2018年 中國的失業陰霾將更厚重

中國經濟增長數字下的高房價，普通農民難以企及的城市戶口，還有缺錢買藥，老無所託的社會才是盲流眼中的真實中國。 (Getty Images)

更新: 2018-10-16 11:35 PM   

【大紀元2018年10月17日訊】中美貿易戰給中國帶來的損失是外商撤資，促使全球產業鏈重置。伴隨產業鏈重置這一過程發生的，則是中國等幾大新興國家的資本流出、失業增加。美國因稅制改革與監管鬆動促使經濟蓬勃發展，成為全球投資者的避風港。8月份，全美新增就業崗位20.1萬個，失業率為3.9%，而中國因外資大量撤出，本來就很嚴重的失業問題更是雪上加霜。

中國政府的調查失業率為何不可信

中國現在言禁範圍日益擴大，近幾個月連貿易戰、失業、外匯儲備流失、股市、房市的負面消息都列入言禁。儘管如此，還是可以通過各種方法測算中國失業問題的嚴重程度。

國家統計局曾於8月中旬公布：7月份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5.1%，環比上升0.3%。

這類數據從未被分析中國經濟的學者採信。首先，這一統計口徑是中國特色，儘管今年4月以後，政府公布的失業率由「城鎮登記失業率」改為「調查失業率」，也有官方委託的專家團隊寫過《九個問題全面解析調查失業率》，煞有介事地論證調查失業率比此前的城鎮登記失業率可靠，但行家都明白這一中國特色的調查失業率不是真實失業率。

其次，這個數據只包括中國城鎮失業人口，並未包括數億農村勞動力年齡人口。2017年，星火記者聯盟曾做過真實失業率的調查，發表一篇長文《中國失業率，被掩蓋的真相》，我在此只介紹其中的關鍵點：2016年全國人口總量為138,271萬，其中16～59周歲的人口為90,747萬，扣除高中、各類大學和職業學校的在校學生6,860萬，適齡勞動人口總數為83,887萬，占總人口比值為60.7%（83,887/138,271）。

星火記者聯盟發現一個特別關鍵的問題：中國農民沒有退休一說，只要活著，就計入「就業人口」中，60歲以上老年農民共有12,928萬，77,603萬總就業人數—12,928萬老年農民=64,675萬實際就業人口。用適齡人口83,887萬—實際就業人口64,675萬=失業人口19,212萬，中國的真實失業率是19,212萬失業人口/83,887萬適齡人口=22.9%。

今年的總人口仍然是13.9億，3月14日，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全部就業人口規模是7.76億（其中有2.86億農民工），勞動力年齡人口仍然是9億以上。這些數據與星火記者聯盟測算失業數據時的2016年度基本數據相比，幾乎沒太大變化。也就是說，真實失業率仍然高達22%以上。

以上情況，是在今年3月下旬中美貿易戰未曾發生之前的失業情況。如今，有三個因素將使中國的失業現象更趨嚴重。

貿易戰的雙重影響：外資撤離與失業劇增

今年外資撤離中國，已成不可逆轉之勢。中國政府儘管保持硬抗姿態，但商務部在9月20日舉行的例行新聞發布會上稱：「美國對華2000億美元商品加徵關稅措施涉及機電、輕工和紡織服裝等六大品類，受影響企業中，外企占比達到50%。美國此舉不僅傷害了中美兩國企業和消費者利益，還傷害了全球產業鏈安全。」最後這句話，指的就是外資正在撤出或者考慮撤出中國。

9月13日，中國美國商會和上海美國商會公布一項對四百三十多家在華美國企業的的問卷調查，35%的受訪企業已把生產基地從中國轉移到東南亞等其它國家，或者正在考慮這麼做；據日本共同社統計，截至目前已有六成日本企業從中國轉往其它國家或正在撤離中，而剩下的四成正在部署如何撤資；至於台資企業，據《日本經濟新聞》報導，Nike、adidas、Under Armour等台灣鞋、衣代工廠已將生產線移至東南亞和印度。為了規避即將實施的美國關稅，不僅外資企業撤離，就連中資企業也在撤離，從自行車、輪胎、塑料到紡織品，許多中國工廠正將組裝流水線轉移到國外。馬來西亞華商郭鶴年的嘉里物流是亞洲最大的船運和物流公司，目前該公司正忙於各國客戶的生產線大搬運，從中國搬往馬來西亞、越南、緬甸，甚至老撾。

外資撤離對中國的就業影響有多大？一個廣為引用的數據是：根據官方估算，全部外商投資企業吸納的直接就業人數超過4500萬，此外還有靠著外資生存的無數供應廠商、上下游企業，估計人數以億計。

據彭博社報導，9月11日，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Co.）中國首席經濟學家朱海濱在其主導的一份研究報告中強調了關稅戰對中國的深遠影響：如果美國對價值2000億美元的中國出口商品徵收25％的關稅，中國不進行報復，將有300萬人可能失業。如果中國使用下面的方法報復：（1）對美國商品加稅；（2）將人民幣貶值5％；那麼將導致550萬人失業，並抹去1.3%的GDP。

中國AI政策導致結構性失業加重

與不少發達國家一樣，中國勞動力面臨與機器人爭奪飯碗的新困境。

今年9月，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和風險投資基金紅杉中國的報告顯示，中國出口製造業重地浙江、江蘇和廣東的幾家公司在這三年內因自動化削減了30%至40%的勞動力。過去十年，中國飲料品牌企業娃哈哈將流水線工人人數從200至300人減少到最少只有幾個人。

機器人搶人類飯碗這一點，在各國都有發生，失業成為一些國家勞動市場無法迴避的趨勢。為彌補稅收的下降，「機器人稅」的概念應運而生。一些國家的政府考慮向機器人徵稅。瑞士日內瓦大學教授與稅務律師札維耶·奧伯森（Xavier Oberson）主張向機器人徵稅，認為少繳社保金會抵銷這項稅負——特別是一部機器人一般可以取代不止一個人的工作，並建議把通過這類稅收積累的資金用於社保基金和失業者培訓。

韓國、法國政界人士也提出類似主張，希望用增加的稅金來保障失業人群的福利。中國當局意識到AI帶來的失業增加，但顯然還未考慮具體對策。

增加社保稅導致失業增加

8月27日，國家稅務總局發布消息，社保稅改由稅務局徵收，並從明年1月1日開始實施「社保稅新政」。所謂「新政」帶來兩大變化，一是讓企業無法瞞報員工人數，逃避交社保稅。按照中國社保第三方機構51社保在8月末發布的《中國企業社保白皮書2018》數據，中國企業社保繳費基數不合規占比達 73%，即7成以上企業存在不按實際工資繳納社保的問題。新政實施後，企業逃交社保稅的可能大大減少。二是企業稅負增加。新政前，企業社保賦稅比例為31%，全球第13/189；新政實施後，企業社保稅負比例為44%，社保稅負全球排名為2/189。

社保稅新政的實施，意味著企業負擔增加，許多媒體發文討論了這一問題。據《未來一年，請做好失業的準備》一文作者計算，如果某企業僱用的某位員工每月收入為1萬元，此前一直是以最低基數繳納社保，社保稅新政實施後員工每月需要多繳640元，企業則每月需要為每個員工多繳1860元。這意味著企業僱用一個員工，增加的成本一年就是2萬多，對一家10人的小企業來說，每年就要多支出20多萬。成本的增加直接擠壓了中小企業的利潤，為了生存，老闆們只能被迫裁員。

貿易戰還未落幕，但中國受到的影響正在陸續顯現。中國政府並不想與美國打貿易戰。他們多年來一直認為向西方國家開放市場是中國給予西方國家的恩惠，不肯承認中國的經濟繁榮是國際體系向中國友好開放的結果。自2003年中國宣布「和平崛起」之後，一直在嘗試改變國際規則，希望變規則的遵守者為制訂者。2014年，習近平更是公開提出他的外交指導原則：「必須統籌考慮和綜合運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國際國內兩種資源、國際國內兩類規則。」由於現存的世界格局維護者是美國，中國想要改寫並主導國際規則，另起爐灶，就得挑戰美國，結果就是在根本不具備與美國對壘的足夠資本時，貿易戰不期而至。

（大紀元獨家首發，轉載請註明出處和文章鏈接）

http://www.epochtimes.com/b5/18/10/16/n1078783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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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私企為中國人提供的就業機會早就超過國企。據官方數據，2007年，在工業企業從業人員中，國企占9.2%，私企占44.4％；2011年1月，全國工商聯發布報告指出，中小企業占全國企業總數的99％以上，吸納了城鎮就業人口的70%以上何新增就業人口的90%；2014年，國家工商總局公布，個體和私營企業新增就業人數占原全國城鎮新就業人口的90%。

如今，隨著外資撤退，農民工大量返鄉，逾半大學畢業生被迫在家養老。按道理，政府應當鼓勵發展私企，將提高就業率作為主要考量。為何當局卻要將吸納就業較少的國企「做大做強」，採取國進民退的「改革」策略？這是基於兩點考量：

第一、隨著經濟下行，中國政府面臨極大的財政困難。據估官方數據，從公共財政貢獻看，目前在中國企業戶數、資產、主營收入占比中，私企已占大頭，國企皆屬於劣勢，但在向國家繳納的稅金比例中，2012年私企僅為13%，國企高達70.3%。在原有的稅源日趨枯竭的情況下，國企是公共財政支柱的這一條理由，就足以讓政府傾力扶持。至於國企是否提高就業率，已經不在政府優先考慮之列。…………………………….。

第二、＜國企改革方案＞中，整體上市才是最終目的。……………………..。

以上詳【中國：潰而不崩】，Page086

出版社：八旗文化  

出版日期：2017/11/01

語言：繁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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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務拆彈：國企混改的驅動力 ——第二輪公私合營成功推動的秘訣

by 何清漣 • September 26, 2018 • 中國觀察, 經濟分析 • 0 Comments

何清漣

迄今為止，中國政府已先後推出三批混改共計50家試點國企，人稱第二輪公私合營。第一、二兩批19家試點由中央政府直接指導操盤，而第三批混改與前兩批不同，以地方國企為主，出現民企主動投靠，國企張開雙臂迎接的局面。但考究雙方動機，絕非官方宣佈的“改善企業治理結構與管理水準”，雙方均緣於債務壓力。

國企的債務壓力從何而來？

中國政府實行國企混改，其實就是債務給逼出來的。

企業的債務隱憂早就出現，2009年，中央政府投入4萬億外加地方融資平臺的20多萬億，大都投入到基礎設施與房地產，但根本沒達到預期的效益。政府的解決方式就是繼續印鈔，加大企業投資。因為如果不繼續印鈔，企業就會資金失血，無力償還前期銀行貸款，結果必然是企業破產，並形成巨額銀行壞賬，使嚴重的失業問題雪上加霜。為了避免企業破產及金融風險，政府將股市與房地產作為貨幣蓄水池，利用民眾擔心通脹壓力這一心理，將天量貨幣引入房地產領域。資料顯示，2007年末中國的住戶貸款餘額是5.07萬億，2017年末則上升到了50.5萬億，增長近7倍。在政府努力之下，部分債務從企業與政府部門轉移到了居民頭上。高盛研究發現，與2016年相比，2017年，企業債務占GDP的比重從181%下調至178％，政府債務總和占GDP比重從62%上升至67%；居民債務從34%上升至39%。

與此同時，則是債務違約事件頻發，債務違約金額逐年遞增，2015年126億，2016年是237億，2017年是392億，違約金額呈現逐漸遞增的態勢。今年前4個月，違約金額超過130億，超過2015年總和。

國際社會與中國國內專家都承認，從各項指標來看，中國金融系統風險超過美國次貸危機前水準。

金融拆彈：通過混改降低國企負債率

銀監會主席郭樹清6月中旬在陸家嘴金融工作會議上發表講話，提到的中國金融的系統性風險，包含銀行巨額壞帳（其中的房地產業貸款與國企貸款風險最大）、巨額地方債務（媒體前些時候稱今年22萬億地方債或爆發違約潮）、影子銀行系統的各種金融平臺爆雷。解決方針可用12個字概括：金融拆彈，定向爆破，壓力測試。國企混改的目的就是降低企業負債率，減少銀行壞帳的重要方法。

從上世紀90年代中以來，國有企業降低負債率的辦法有三，1、處理不良資產；2、瘦身（減員）；3、通過資本市場用債轉股等擴大股權融資，引入各類資本，開展混合制改革、股權多元化改革，用市場化方式增加企業資本。目前處理不良資產已經無計可施，減員涉及社會安定，用第三種方法風險最小。

2015年中國政府出臺《國有企業改革方案》，就是希望通過民企入股國企，降低企業債務率，將國企做大做強。以第一批試點中國聯通為例，2017年8月完成混改，聯通共引入14個投資方的780億人民幣投資，其中包括騰訊、百度、京東、阿裏巴巴等四大互聯網巨頭（均為民企），同時還引入中國人壽、中國中車、中國國有企業結構調整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等國企，仍然保持國有資本占主導地位，民企並無話事權，經營未見明顯改善，但負債率卻明顯降低：資產負債率由2017年6月的62.6%下降至2018年6月的46.5%。另一家混改試點東方航空在定向增發完成後，資產負債率由2016的74.08%下降至70%左右，其餘混改的企業的情況均與此大同小異。

地方國企熱衷混改還有其他動力

有了這兩批試點經驗，中國政府於今年7月推出第三批國企混改，猶恐地方國企混改動力不足，9月中旬，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下發《關於加強國有企業資產負債約束的指導意見》，為國企定下一個硬指標：到2020年年末，國有企業平均資產負債率要比2017年年末降低2個百分點左右。

地方國企沒有中央國企靠山硬，拉不來大個頭的民企入股本企業，但他們也有斂財新招數，接盤有上市資格的民企，以便借殼上市，籌集資金降低負債率。

民企紛紛主動投入國企懷抱又為哪般？由於銀行去杠杆壓力加大，上市公司紛紛陷入資本困境。很多民營企業在債務危機、股價下挫、質押爆倉、業績疲軟重壓下主動向國企“求入股”。據同花順i問財資料統計，截至今年8月10日，A股共有331家上市公司發生股權交易，其中具有國資背景的公司或機構的占比達35.34%。券商中國統計，僅9月上半月，已有6家上市公司計畫向國資轉讓股份、控制權，包括豫金剛石、英唐智控、環能科技、怡亞通、夢網集團、華英農業。

值得注意的是，在國資作為受讓方的股權轉讓中，超過58.06%轉讓方式為無償轉讓或行政劃撥。北京金一文化發展股份有限公司發佈公告稱，大股東以“1元”轉讓股權，公司實際控制人變更為北京海澱區國資委。

這些企業之所以願意以每股1元的價格轉讓股權，是因為在去杠杆的環境下，在銀行拿不到續貸，公司陷入流動性危機。比如北京金一文化公司有大量融資在上半年到期，被抽走30億元的流動性，公司經營隨即陷入困境。夢網集團主動加入混改，乃因近幾年經營不善，公司實控人余文勝及第三大股東孫慧均高比例質押，而且在股價的持續下跌中已經有部分觸及警戒線，如果短時間內無法扭轉公司業績下滑的現狀，將面臨著很大的爆倉壓力。

中央政府雙管齊下，支持地方國企混改

對這一輪地方國企混改，據國內專業人士評論：這是經濟劇烈下行壓力下，民企的“自救措施”，是市場化機制在起作用。這些評論忽視了政府雙管齊下地用政策逼迫使民企主動求國企混改：先是利用去杠杆收緊對民企貸款的政策，讓民企陷入困境；再發佈有利於國企的財稅政策讓國企可以空手套白狼。

在民企尚有力量時，都拒絕加入國企混改。2015年頒佈《國有企業改革方案》之前，曾在一年前頒發過該方案的徵求意見稿，幾乎所有的民營企業家都不贊同在國有控股的情況下入股國企，王健林、郭廣昌、肖建華、宗慶後等人都公開表示過這類意見。到了2017年上半年，上述人物除宗慶後之外，基本都因大量海外投資涉及資本外逃、危及金融穩定而遭遇極大壓力，郭、肖甚至失去自由，被迫變賣海外資產回國償債。收拾了這批人尤其是鄧府孫女婿吳小暉之後，2017年下半年開始的第一、二輪國企混改順利進行。這些央企今年前7月在股市融資618.78億元。

民企與國企的負債率都很高，2017年末，民企整體平均負債率為52%。國企負債負債率達65.6%，民企遠低於國企。但本輪結構性去杠杆的方針是：總體上把握杠杆構成，分部門、分類型去除。分部門是指對政府（包括中央和地方）、企業（國企和民企）、居民三大部門杠杆的好與壞，優與劣進行區別對待。隨著國企去杠杆這道口子的撕開，高負債率的國企很難獲得貸款的同時，民企的貸款勢必被更加嚴格控制，特別是高負債率的民企休想輕易獲得銀行貸款，超過70%的民企都感到壓力山大。在企業經營難以為繼的情況下，只有兩條路，一是負債跑路，二是找國企做庇護傘，相比之下，後一條還能算條出路。

在9月中頒佈的《關於加強國有企業資產負債約束的指導意見》中，闡明了對國企混改的5條財稅支持政策：企業符合稅法規定條件的股權（資產）收購、合併、分立、債務重組、債轉股等重組行為，可享受企業所得稅遞延納稅優惠政策；債權損失可按規定在計算企業所得稅應納稅所得額時扣除；在企業重組過程中，涉及的貨物、不動產、土地使用權轉讓行為，可不徵收增值稅；企業重組改制涉及的土地增值稅、契稅、印花稅，可享受相關優惠政策。

以上就是此輪市場化因素促使混改的政策背景。

兩輪“公私合營”有何不同？

中國經濟改革最大的成果之一是培育了一批民營企業，經此一輪混改，民營企業難免零落成泥。如同我在《中國：潰而不崩》一書中分析過的那樣：中國早就陷入制度的結構性鎖定，在經濟上的表現就是頑固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這一輪國企混改方案早在胡溫第二任期就已制訂，習近平在第一任期內就躍躍欲試，現在將其作為金融拆彈的一大重要措施，輕易達到了國進民退之目的。

與上世紀50年代的公私合營不同，那輪“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中共政府是用政治暴力作後盾豪奪；這一輪則是通過金融去杠杆政策硬性擠壓，迫使民營企業陷入困境後“主動”投靠國企。算是巧取。

由於本輪混改的重點在“混”不在“改”，國有企業的經營機制沒有改變，浪費資源、低效的痼疾一如其舊，幾年之後必然會再度陷入困境。

（原載大紀元時報網站，2018年9月24日，http://www.epochtimes.com/b5/18/9/24/n10737763.htm）

http://heqinglian.net/2018/09/26/state-enterprise-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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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全面加稅，只因力防財政風險

by 何清漣 • October 11, 2018 • 中國觀察, 經濟分析 • 0 Comments

何清漣

10月3日，中國官方正式公佈範冰冰涉陰陽合同案情，稱其偷稅漏稅超2.55億元，連罰帶補，共需繳納8.8億元方能免除牢獄之災。對中國經濟有點現實感的人都明白，今年政府正在想方設法羅掘稅收，除了借範冰冰逃稅一案向富裕者雲集的影視界喊話之外，其他各種稅收也在增加。

為何在美國減稅效應波及全球之時，中國政府還要逆勢而上，增加稅收？其中自然有難以言說的苦衷。

美國減稅，中國逆勢加稅

美國政府去年推出《就業與減稅法案》之後，極大減輕了美國企業和勞動者稅負，美國高低收入者都從該法案中得到減稅福利，形成經濟與進口的雙增速、美股利好以及資金回流的局面，強有力地促進就業增長。今年的美國經濟形勢所證明，這個法案行之有效。

繼美國推出減稅方案後，日本和英國相繼跟進的趨勢，日本政府行動很快，早在年初就確定了2018年度法人稅減稅方案。只有中國宣稱“不能簡單跟隨”。

中國政府的新政策證明，中國不僅不簡單跟隨減稅，反而全面加稅，以下是中國政府近日公佈的財政收入成績單：

2018年上半年，中國GDP同比增長6.8%，較去年同期低0.1；全國財政收入達10.43萬億元，與2017年上半年財政收入9.43萬億元相比，同比增長10.6%。創歷史新高。其中與國民個人錢袋有關的增長較多：

       國內增值稅33600億元，同比增長16.6%。

       國內消費稅6869億元，同比增長17.4%。

       個人所得稅8127億元，同比增長20.3%。

       企業稅增加12%。新開徵的環境保護稅共計46億元。

社保稅改由稅務局徵收，並從明年1月1日開始實施新的社保稅新政。所謂新政帶來兩大變化，一是讓企業無法瞞報員工人數，逃避交社保稅。按照中國社保第三方機構51社保在8月末發佈的《中國企業社保白皮書2018》資料，中國企業社保繳費基數不合規占比達 73%，即7成以上企業存在不按實際工資繳納社保的問題。新政實施後，這一漏洞必將被稅務系統的“火眼金睛”識別，逃交可能大大減少。二是企業稅負增加。新政前，企業社保賦稅比例為31%，全球第13/189；新政實施後，企業社保稅負比例為44%，社保稅負全球排名為2/189，一個低福利國家的社保稅負遠超許多高福利國家，算是創造了世界稅收奇跡。更嚴重的是，企業可能不敢多雇人 ，導致失業增加。

這種逆勢加稅的節奏，猶如殺雞取蛋。

中國政府殺雞取蛋為哪般？

中國政府並非不知加稅的壞處，它堅持這樣做的原因只有一個：避免財政危機，保持國家的強管制能力。

中美兩國在世界上只有一點境遇接近，即都在鼎盛時期，就被一大幫預測者預言其必然衰敗。但對兩國衰敗程度與時限的預測卻很不相同，美國則被反復預言其大國地位將被中國趕超取代，給出的時限從2025年到2050年，包括這段時間的中間幾個時點2030之類；而中國的崩潰，幾乎成了中國崛起的伴奏曲，從2001年章家敦（Gordon Chang）的《中國即將崩潰》到現在，僅在美國就出現三輪，這還不包括今年《外交事務》的新預測。

因為“崩潰論”持續不斷提醒，中國政府的危機感特別強烈。美國2008年次貸危機發生之前，只有一家小公司預測到這一危機的存在，因此幾乎沒有任何事前預防；而中國對任何危機幾乎都採取超強防禦。

作為一個當代中國的研究者，我需要經常面對“中國何時崩潰”這種疑問。因此，在對中外曾陷入崩潰的王朝或國家做了研究後，認為一個政權、一個國家要崩潰，需要四種危機疊加：

一、統治集團內部矛盾尖銳——習近平從2012年接管政權以來，就致力於敉平內部矛盾，通過長達數年的努力，已基本控制黨政軍三大權力系統；

二、人民與政府之間的矛盾勢同水火，人民擁有自組織能力——中國有部分政治反對人士確實表現了極強烈的推翻政權願望，但這部分人在中國人中占多大比例，是千分之一還是萬分之一，連他們自己也說不清楚。而且除了海外網站上的革命語言之外，他們沒表現出任何自組織能力。

三、財政危機——一般人無法分辨經濟危機與財政危機的區別。這裏簡要說明：1、經濟危機並不一定導致政權垮臺，辛巴威與委內瑞拉就是例證。2、經濟危機離財政危機還有不短距離，中國現在確實具備發生經濟危機的各種要素，但不等於即刻面臨財政危機。衡量財政危機的主要標誌是：中國政府已經無法維持軍隊員警等維穩工具。

四、外部力量的壓迫——不少政治反對人士稱中美貿易戰就是美國對中國發動的戰爭，顯然是投射了太多自己的想像。貿易戰從來就非關意識形態，而是經濟利益，否則無法解釋美國與歐盟、日本、加拿大等盟友之間不斷發生的大大小小的貿易戰。簡言之，貿易戰之所以不是戰爭，乃因其並非以消滅對方為目標，而是剪羊毛為目標。川普曾經說過：“我們不要競相顛覆那些我們根本不瞭解的國家的政權”，目前，他放出的狠話就是“最多不與中國做生意”。9月4日，美國副總統彭斯在哈德遜研究所發表對華政策的演講，中國政治反對人士對此做了過分解讀，認為這是中美關係全面開戰，他們完全忽視了彭斯在演講中說的原則是：“在這項戰略中，我們尋求公平、對等以及相互尊重主權的關係。”“尊重主權”的意思就是不會軍事干預。考慮到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定於8日訪問中國，彭斯的講話更像是一種心理攻勢。

“崩潰論”養成中共政權的危機意識    

持續不斷的崩潰論沒有讓崩潰變成中國的現實，卻養成了中共政權的危機意識與危機應對能力。中共領導層始終相信暴力鎮壓是維持政權的最後手段，維持國家機器的鎮壓能力取決於政府的財政汲取能力。近幾年中國政府應對危機的重心演變足證他們對危機因素相當敏感：2016年8月，中國提出開展“外匯儲備保衛戰”，實行貨幣維穩；2017年初，“防止金融危機”成了首要工作，劉鶴提出“既要防止黑天鵝（小概率事件），更要防止灰犀牛（債務危機這種大概率事件），繼而針對大量資本外流，提出“防範金融政變”。到今年年初，防止財政危機提上日程，體制內專家們從兩方面論述中國防止財政風險的必要性：一是全球範圍財政風險覆蓋率。指出2018年，在全球有統計資料的191個經濟體中，158個經濟體預計將出現財政赤字，仍高於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初期的119個。二是中國地方財政自給率下降，中央財政為地方財政兜底的壓力加大。

對於財政赤字率，中國政府很清楚本國財政赤字率高於國際平均水準。按照國際上通行的馬約標準，赤字率3%一般設為國際安全線。2016年與2017年，中國財政赤字率連續被安排在3%，2018年中國財政赤字率雖然被下調至2.6%左右。但當局很清楚，真實的財政赤字率遠不止3%。

地方政府財政自給率近三年一直在下降。2017年地方財政經濟運行調研報告顯示，一些地方收支矛盾已經十分尖銳，自2015年至2017年前三季度，財政自給率情況平均在50%以上，但呈下降趨勢，從2015年的54.1%下降至2017年前三季度的50.8%。一些資源大省的“煤財政”、“油財政”等難以為繼。

只有瞭解中國財政面臨赤字率上升、地方財政自給率連年下降這一大背景，才會明白中國政府為什麼在美國減稅、發達國家跟風的情況下，卻要逆勢加稅。在中共的算計中，保住政權、防範財政風險是首要任務，保持企業活力、發展經濟居於次要位置。

（原載何清漣博客，2018年10月7日，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49471）

http://heqinglian.net/2018/10/11/financial-crisis-in-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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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國意識主宰中國近百年

這兒要談的是一個晦澀的概念：黨國意識，以及這個概念如何的主宰了近代中國的命運長達六十年甚至一百年

公平的講，老國民黨的黨國意識和共產黨的黨國意識，有著本質上的別。若不掌握這「失之毫釐，差之千里」的本質區別，讀者恐怕無法理解為甚麼今天台灣是這樣，而大陸是那樣。

簡單的說，老國民黨的黨國意識是「黨等於國」，而共產黨的黨國意識是「黨擁有國」。用初淺的俗話說，前者類似於「這個國家由我治理」，而後者類似於「天下是老子打下來的，江山是我們的」

今天中國大陸許多不明究裡的知識分子或熱血青年，認為「台灣能，為甚麼我們不能」？而著迷於台灣轉型經驗，豬不知中共的黨國意識內，並不具備老國民黨的那個因子。在「江山是我黨的」這種意識下，治理權與所有權是分不開的、不容挑戰的。

黨國體制何去何從，乃是2012年中國面臨的一切問題之母。中國十八大若不碰觸「中國式誰的」這個問題，所有其他的經濟問題、社會施政美意，都將大打折扣、淪為裝飾。

最合理，但也最難達到的是第三種結果。中國的未來，不論是經濟、政治、社會還是文化，都只有在解放社會力、解放人民創造力的前提下才可能進步。眼下的「一切向錢看」的利益驅動，已經搞的中國七零八落，不可能再作為崛起的單一動力了。唯有向人民及世界表明：黨國分家，中共很重要，但中共不是中國，中共只是中國的一部分，中國的前途虛造大家一起來，這樣的宣示才能真正解放中國人的創造力。

以上詳【大拋錨！中國號超級拼裝巴士駛向何方？】，Page086~097

出版社：八旗文化  

出版日期：2012/06

語言：繁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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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文化的文明罩門：江山觀

范疇

2017-12-14

最新觀點

1095期

誰打下的江山，誰就有支配權？這其實是種原始的動物地盤觀。

而萬物之靈的人類，應捨棄這種上對下的支配關係，改追求平等的「真民主」。

在漢文化下，有一種根深柢固的觀念：江山是誰打下來的，誰就有最終的支配權。這種「江山觀」，其實就是一種原始的動物性地盤觀，獅子、老虎、猴子身上都有，只是由於生態位和覓食範圍的不同，獅群、虎群的地盤感較大，至少在兩百平方公里，而猴群的地盤感較小，一平方公里可能就夠了。

人類號稱萬物之靈，但花了幾萬年也沒洗盡這種原始的地盤感。資源不足或天災人禍時，為了生存而爭地盤，那算是無奈，然而，在衣食足而應該知廉恥的環境中，人若還順著江山觀行事，就不能不說是一種次文明的狀態了。

漢文化圈，或更準確的定義——主要依賴漢字傳承文化的社會，目前就都還處於這樣一種次文明狀態。各種歷史典籍、文學藝術、民俗戲曲、日常生活邏輯中，江山觀無處不在。掌權者如此表現，人民也多默認。

今日江山觀最烈者，莫過於中國。共產黨認為打下江山後，他們及後代就天然具有最終支配權。所謂的「紅二代」，說穿了就是江山觀下的概念。現代文明下的「國家」、「政府」，都只是披在江山觀內褲上的外衣罷了。有人批評中國還處在「人治」的階段，這其實是抬舉它；實情是，中國還處在「江山觀治」的階段，若真能落實「合情合理的人治」，中國人就該歡慶文明進步了。

國民黨也是江山觀的老店，只是後來被迫僅在台灣小島上進行江山統治；在二○一六年選舉慘敗後，國民黨的江山觀可說已經被迫洗盡，剩下的堅持大多只是一種希望被合情合理對待的心情。

現在應該要擔心的是，民進黨對台灣的江山觀是不是才剛剛開始？看官須知，選戰也是戰，選戰打下的江山觀，和武力打下的江山觀，在價值取向上是沒有差別的。民主的內涵中，政府與人民之間的關係是契約關係，而不是誰選贏誰就有資源支配權、誰選輸誰就應該服從的關係；換句話說，真民主是容不下江山觀的。

漢文化圈內的真正政治競爭，其實是一場看哪方江山觀洗得較乾淨的競爭。最終得天下人心的，必是江山觀洗得較乾淨的那一方。

（本專欄隔周刊出）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154768/post/201712130003/漢文化的文明罩門%EF%BC%9A江山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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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權是中國改革之錨　．范疇

中國改革方案繁多，互相拉扯消耗國力，然則只要實現產權清晰化，其他改革都將自動歸位。

范疇，兩岸專欄作者，連續創業者，組織戰略顧問。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研究所。曾出版《台灣是誰的？》?《中國是誰的？》?《大拋錨》等書（台灣八旗文化出版）。 　 中國現在的種種改革之說，需要一個錨；否則，改得東來西又倒，中國永遠扶不正。 今天中國沒有人反對「改革」這一概念，向東走叫做改革，向西走也叫做改革，向南向北皆亦然。如此之下，「改革」一詞已經失去了它的實務指導意義，變成了一個道德命題，甚至情緒命題。 有人說，不從黨內改革下手，無從進行體制改革；黨內腐敗不治，體制腐敗除不了。另有人說，體制不先改革，黨內腐敗將永遠存在。有人說，頂層設計不改革，中國基層力量起不來；亦有人說，只有刺激出基層力量，才能鬆動頂層。類似的「二律背反」例子，數不勝數；而中國的有限資源、人民的有限忍耐力，就在這些公婆各有理的拉鋸之中，猶如指縫間流沙一般的涓滴而去。改革方案都出自善意，但是互相拉扯的善意足以令人迷惘；「善意誤國」實乃中國特色的悲劇。 種種拉鋸式的改革方向之間，究竟有沒有一個「錨」？這個錨定了位，所有的善意都將自動歸位，匯流為磅礡大江？我認為這個錨是存在的，那就是「產權清晰化」；產權改革，乃是中國一切其他改革之母，舉凡政治改革、經濟改革、人民行為改革、文化改革，都會隨著產權清晰之進程而自發啟動。腐敗將因此緩解，組織效率將因此飛升，人民創造力將因此解放，文化將百花齊放，世界將為中國鼓掌，中國將被視為人類的新希望。 中國的政治紛擾可否「一鍵式」消除？中國的經濟潛力能否一鍵式爆發？中國文明能否一鍵式啟動？這一鍵，就是產權清晰化。今天主張各種改革方向的有志之士，若能在各自的領域，不論是政治、法制、企業、文化，將注意力焦點放在產權清晰這個錨上，奇妙的事將發生，奇蹟將被見證。

經濟學家或可為此看法提供理論基礎，詳論為何產權清晰乃中國一切改革之錨。然而，經濟學家也分門派或政派，辯論起來曠日費時。其實，我們完全可以訴諸人們的常識，就可知道在今天中國的複雜現實國情之下，從產權改革下錨，才能快刀斬亂麻。與其用學術證明法，我們何妨用簡單的排除法來論證。換句話說，我們可以問：中國今天哪一個需要改革的現象，與產權不清晰無關？如果連一個例子都找不到，那麼我們就可安心的說，產權清晰化，就是中國改革之錨。 灰色收入問題，屬不屬於產權不清晰？銀行的巨額或有債務，是否就是銀行的產權不清晰？地方政府強拆民宅、強徵民地，所依據的是不是產權未清晰？國有企業的弊端，是不是因為產權所有人缺位？法制建立困難，是不是因為各級人員的財產得以隱藏？有錢人脫產國外，然後再以外資名義回流中國，是不是因為擔心內資產權不清晰？裸官現象，是不是在產權不清晰之下的「能撈就撈、撈完就走」的投機現象？人民瘋狂買房，是不是因為房產的產權比較清晰？政場人物對權位如此無奈的著迷，是否因為有權才能生財、才能保產？例子不需再舉，否則萬言也難盡。 國家猶如人體，各個器官血脈相連，由病徵下手，不如由病理下手；所謂「治標不治本」，中國病之本，即在產權。直言的說，諸如「體制改革」、「經濟改革」等高端抽象探討，即使不屬治標之舉，至少也是隔靴搔癢，緩不濟急。我們可以說，產權不清則萬事原地打轉，產權清則萬事興。 產權清晰化，越晚做就越難做，甚至有人認為，錯過了幾次歷史機遇之後，現下已經來不及了。倘若真的已經來不及，那麼中國的命運就註定了：即使不是萬劫不復，至少也是萬世平庸。然而，真的來不及了嗎？ 來不及之說，主要基於當下分配機制已經完全亂了套，腐敗所犯下的原罪已經積重難返，虎口取食難如登天。然而弔詭的是，解決之道可能就在「承認既得利益、切斷未來利益」十二字上。聽起來大膽，其實中國早已實施過。當年面對國營計劃體制積重難返的局面時，世人萬萬沒有想到，「買斷工齡」這一思維創舉可以扭轉乾坤。廣義的看，那就是一場全面承認既得利益同時切斷未來利益的革命性創舉；部分人或許不高興，但是一舉奠定了「過去什麼屬於我的，未來什麼不屬於我的」的產權界限，從此萬馬奔騰。

當下形勢雖與當年不同，然而同樣的智慧可以再用一次，那就是「買斷權齡」、「買斷官齡」，甚至「買斷黨齡」。有許多人會不高興，甚至強烈反彈，但是，產權清晰化是改革之錨，此事不彰，萬事不行。部分人的不高興重要，還是中國的百年命運重要？ 中共領導層未來五年的核心任務其實只有一個：以產權清晰化為錨；至於所有其他想得到的改革，不勞煩心就都會自然對號入座。

http://www.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cfm?Channel=af&Path=4472867941/02af1.c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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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功秦先生說：

『…………在我的理解中，未來中國的民主是大眾票選制民主與中國傳統的“選賢與能”的精英制以某種方式結合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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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國光說：『筆者一直認為，在中國已經實行了多年的經濟改革和應該實行的政治改革之間，其實是存在具有所謂“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21]基礎的穩妥的民主化道路的。那種認為政治變革一定產生混亂、而民主化會造成中國動盪乃至分裂的擔憂，其實只是一種杞人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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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挺民企 公開信穩民心

2018年10月22日 04:10 工商時報

楊日興／綜合報導

大陸經濟增長放緩，民企、股市處於刀口浪尖，中央高官陸續出面信心喊話，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也親自出面穩定民心。習近平20日發布公開信稱，支持民營企業是中央一貫政策，並駁斥任何弱化民營經濟的言論。

新華社昨（21）日報導，習近平20日回信給扶貧行動「萬企幫萬村」中受表彰的民營企業家，信中除鼓勵企業承擔社會責任進行扶貧外，也向民企信心喊話，表示政府會堅定支持民營經濟發展。

此前外界出現「國進民退」質疑，甚至有人發表民企該退場的論述。對此，習近平在信中強調，民營經濟已成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地位不容置疑，支持民企是中共中央絲毫不會動搖的一貫方針，任何否定民營經濟的言論和做法都是錯誤的。

同時，繼一行兩會官員此前陸續為民企發聲後，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20日也召開防範化解金融風險第十次專題會議，由國務院副總理、金穩會主任劉鶴主持，將如何提振民營、中小企業活力作為會議重點。

中國政府網顯示，金穩會在會議中強調，要將增強微觀主體活力與穩健中性貨幣政策、發揮資本市場功能三者形成三角支撐框架，穩定經濟良性循環。

其中解決中小微企業和民企融資難題，被金穩會視為增強微觀主體活力的首要任務。會議中表示，需要支持民企發債融資、民企股權融資等管道，鼓勵外界私募基金設立支持民企的基金。

對於銀行業，金穩會要求其以民企發展前景作為依據放貸，認為儘管有些民營企業暫時遇到經營困難，但只要產品與項目有發展空間、技術有市場競爭力，便不可盲目停貸、壓貸、抽貸、斷貸。金穩會也稱，將整頓附加不合理貸款條件、人為拉長融資鏈等問題。

此外，劉鶴在19日受訪時也稱，要從穩定市場、市場基本制度改革、鼓勵長期資金入市、促進國企改革和民企發展、擴大開放等5大方向推進措施。金穩會也指出，各部門要加快工作節奏，加速這5大方向措施到位。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1022000226-26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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塵緣與八月桂花香：

何謂『產權清晰化』？

共產黨的『江山觀』使得『開明專制』成了中國大陸的顯學， 形成了「強政府、弱社會」的治理結構，今天正努力企圖完善『開明專制』，但問題是，這「強政府、弱社會」的治理結構已經走到了盡頭，只能靠『高壓維穩』與開動宣傳機器堵塞言論來維持。

吾人需思考的是何謂塵緣與八月桂花香於【到底是『社會國家相互平衡制』呢?還是『剛柔並濟的世界人民平衡主義』呢？】(詳：http://blog.udn.com/9dfb99f0/118248788)所言之：『要如何才能翻轉「強政府、弱社會」的治理結構，還權於民，解放民間多元活力呢？』

若要形成中西之長的『社會國家相互平衡』(a balance between state ＆ society)的『後現代的新建制』(a post-Modern structure) 】，是否須逐步修正共產黨的『江山觀』，也就是范疇先生所說的『產權清晰化』呢？

范疇說：「山洞兩頭挖」：政治代表性由上而下做體制改革，社會非政治力量由下而上加以釋放，兩者同時進行(詳：『中國是誰的？由台北看北京』，Page 17，范疇著，八期文化出版：)

，

但這「山洞兩頭挖」尚未究竟，

吾人需思考何謂吳國光先生所言之：

『筆者一直認為，在中國已經實行了多年的經濟改革和應該實行的政治改革之間，其實是存在具有所謂“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21]基礎的穩妥的民主化道路的。那種認為政治變革一定產生混亂、而民主化會造成中國動盪乃至分裂的擔憂，其實只是一種杞人之思。………………………反過來，一旦出現了縣級民主政權（並不一定是全國範圍全部出現縣級民主政權），則全國範圍（而不僅僅是此縣範圍）的公民社會力量，都將找到地域的、政治的、現實的和制度的依託，從而在根本上改善生存處境，迅速成長為具有推動全國民主化力量的因素。同樣，就中產階級而言，可以說，目前中國的中產階級更多地具有依附專制政權而不是挑戰專制政權的特質。………………..“縣政中國”的民主化思路，試圖同時滿足“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國家統一”、“人民當家作主”等所有某黨、某些人用來抵制民主化的衡量指標，甚至也可以解決什麼“人民文化水準低下”、“參政水準不高”等等莫須有的據說可能因此無法在中國實行民主的問題。…………………….如前所述，民主化的展開必須尋求突破口，而“縣政中國”試圖著眼規模問題而探討縣級民主作為突破口的可能。』

是否這『縣政中國』就是翻轉「強政府、弱社會」的治理結構，還權於民，解放民間多元活力的突破口呢？

范疇說：『100多年來，華夏文化在政治上的糾纏，其實不脫兩條路線：開明專制還是自由民主。』

而這『縣政中國』是否為『開明專制』與『自由民主』的綜合體呢？進而成為中西之長的『社會國家相互平衡』(a balance between state ＆ society)的『後現代的新建制』(a post-Modern structure) 】呢？

大哉問！！！

同樣道理來思考國企混改的問題，

國企--------->開明專制

民企--------->自由民主

如何國企與民企齊頭並進才是重點，而不是變成誠如何清漣女士所言之：

『經此一輪混改，民營企業難免零落成泥。………………………由於本輪混改的重點在“混”不在“改”，國有企業的經營機制沒有改變，浪費資源、低效的痼疾一如其舊，幾年之後必然會再度陷入困境。』

好一個『國企混改』也是一個『開明專制』與『自由民主』的綜合體ㄋ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