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兼採中西之長的『社會國家相互平衡』(a balance between state ＆ society)的『後現代的新建制』(a post-Modern structure)』？還是『剛柔並濟的世界人民平衡主義』呢？

從新加坡選舉解歷史密碼

18/05/11

作者來源：範疇 經濟日報 http://udn.com

 
多元種族的新加坡肯定不喜歡這篇文章，這裡，先說聲抱歉。臺灣人，大陸人，香港人，若靜下心來，可能從這次新加坡選舉的案例中，更瞭解自己是誰。

首先得先做一些小小的“說文解字”。“中國”這個語詞，作為民族主權國家概念，僅是非常非常近代的事。在它成為通用顯詞之前，恐怕諸如“我國”，“吾國“，”我朝“，”華夏“，”中華“等詞，比”中國“更為普及。再如，”華僑“從未被稱為”中僑“，即使到了民族主義高漲的今天，大陸的用語依然是“華僑”或“海外華人”。新加坡華族更不會稱呼自己為“中國人”，他們是“華人”。
做過了這番交待，可以進入正題了。

100多年來，華夏文化在政治上的糾纏，其實不脫兩條路線：。開明專制還是自由民主。清朝末年的維新立憲，革命建國之爭如此，袁世凱稱帝，北伐，五四運動，隨後的共產黨思潮，莫不如此。

中華民國在大陸，中華民國在臺灣，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大陸，香港人在特別行政區，華族在新加坡（再次抱歉），一直到今天，都還脫離不了這兩條路線的糾纏。在接下來的20年，這幾個地方的政治，不論出現什麼現象，本質上都還會是這兩條路線之間的鬥爭。

臺灣，由於歷史的因緣際會，首先告別了開明專制，進入自由民主的軌道。雖然臺灣的政治中依然可以看到開明專制的遺跡，但這是另話。畢竟，臺灣的自由民主趨勢已經不可逆轉。

大陸，曲折地經過了個人專制的波折，今天正努力企圖完善開明專制。從這個角度來看，大陸今天的改革開放及一黨專政寫入憲法，本質上是清末維新立憲的山寨改良版，鄧小平或許可視為康有為，梁啟超的傳人，青出於藍然勝於藍。

從清末到今天，開明專制劃了一條奇妙的弧線，可說是曲線救國。世界潮流及革命黨打斷了清末的開明專制進程，但是只有開明專制才能救中國這個思想從未消失，歷經波折，一直到了30年前才被再度續上，至今成為中國大陸的顯學。

自由民主路線也未消亡，同樣地它也劃了一條奇妙的弧線，竟然最終在臺灣開花結果。今天臺灣的獨派人士只謾駡“蔣介石專制政權”，閉口不談隨著國民黨來台的自由民主派知識份子對臺灣自由民主的作用與貢獻，實非君子作為。不正視歷史，使得獨派永遠雙腳不能落地。

香港殖民地由英國手中交回中國後，居民由一種開明專制過渡到另一種開明專制，倒也得其所哉。然而，香港人的自由民主意識正在逐步加溫中，尤其在臺灣的範例之下更為如此。

新加坡是個獨立國家，而且是個多元種族的國家，各種成就可謂傲立於世。然而，自建國以來，開明專制是它的主旋律。這裡不敢說它的開明專制思想源自中國，因為西方也有許多開明專制的案例可循。然而奇妙的是，此次以華人為首的工人党，其領導人在選戰中呐喊新加坡應該更民主時，引用的案例竟然不是英國的民主，不是美國的民主，而是中國的五四運動。

這個小小事件，意義非凡，它凸顯了一個大歷史的脈絡：當挑戰開明專制時，對華人最親切的自由民主精神案例還是五四運動儘管新加坡已經獨立，儘管它的國民所得已經位於世界前列。 ，這個以華人為主體的國家，還未能完全擺脫“中國”歷史元素的糾纏。

亞洲以華人為主的地區，不論喜不喜歡，恐怕都不得不正視中華歷史，中華文化對自己的作用。在自由民主與開明專制這兩條路線的競爭中，華人地區之間勢必成為相互參照，這已經是一件不能隨著領導意志而轉移的現實。

臺灣，在這個大歷史脈絡中具有特殊的意義及地位，但是，很多臺灣人沒有意識到這點，劃地自限，硬生生地脫離中華大歷史，把一場亞洲多人運動會變成孤芳自賞的海角一人運動會。

不正視歷史，雙腳就無法落地。大陸如此，臺灣如此，香港如此，新加坡或許也如此。

（作者深耕大陸多年）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6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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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峽過盡，實驗告終﹔國有定型，民有共識，始可重享太平也。

以下文章摘錄自『袁氏當國』，唐德剛著，遠流出版。

…………….這個任誰也改變不了的『客觀實在』，它在民國初年的政治術語上，便叫做『共和國體』﹔政治學家則稱之為『代議政府』(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歷史學家則叫它做＜接著帝制時代而來的＞『民治時代』。民治時代不只是一種政治現象。它是一種囊括全民族的，『新的民族生活方式』(a new way of life for the whole nation)。和『傳統生活方式』完全不同的一種新的生活方式。它是中華民族歷史的發展過程中，一個新的階段和新的『型態』。政治生活只是其中比較敏感的一環而已。

　再者，這種社會政治型態的轉移，卻是一轉百轉的，時間至少要拖長至兩百年之久。哪能在數年，甚或數十年之內，就能『畢其功於一役』呢？但是不論時間要拖得多久，在中華民族今後的歷史上，這個以『代議政府』為重心的『民治時代』，是必然會出現的。今日不出現，明日一定會出現﹔明日不出現，後日一定會出現﹔後日不出現，遲早會出現....。這個遲早會出現，便是個歷史上的『必然』。這個歷史上的『必然』，是客觀存在的﹔是任何人和事(man & event)都改變不了的。這就叫做『客觀實在』。

　 當然，在將來這個以代議政府為重心的，『必然』出現的『民治時代』，它的社會政治結構(its sociopolitical structure)的具體型態為何？......是承繼我民族固有的『國家強於社會』的傳統？還是改採西方『社會強於國家』的歐美建制？或是兼採中西之長的『社會國家相互平衡』(a balance between state ＆ society)的『後現代的新建制』(a post-Modern structure)？關於這些具體制度的出現，歷史家就不能胡說了，因為那將是歷史向前發展，『水到渠成』的結果。歷史家只能根據水勢、潮流和洪峰，來瞻其遠景。中國古人說﹕『天上眾星皆北拱，人間無水不東流』。我們見識只限於吾土吾民的中國史家，只知我們有『中國特色』的江河，要萬流歸宗，最後必入於『東海』。這是個歷史上的『大勢所趨』，任何人和事，都不能扭轉的『客觀實在』﹔也是歷史家可以預測的，歷史哲學上『抽象的必然』。至於這個『東海』的具體型態，是方的還是圓的，則歷史家就不能胡說。不顧小我知識的極限，而強不知以為知，硬去為全民族的命運畫藍圖，不惜人頭滾滾，也要按圖索驥，懸的以赴，這在佛語上就叫做『著相』。著相就會走火入魔，魔鬼一來，那就民無憔類矣......。所以搞社會科學治史的科學哲學家，只能堅持，在接連秦皇漢武以後兩千年帝制中國的，一定是個真正的民治中國，這是個歷史的必然，如此而已。至於這個『民治中國』的具體形式是個什麼樣的東西，任誰在事先也畫不了藍圖的，因為這個最後型態，是要經過數百年智慧與機運，揉千百種因素於一爐，百鍊成鋼，慢慢地錘鍊出來的。在這種極為複雜的社會發展的過程中，直線條思想家是沒有市場的。

話說到底，我國古代的宗法制、封建制、郡縣制，都是根據機運和智慧，相激相盪，慢慢地磨鍊出來的。至聖大賢，運用他們的智慧才德，因勢利導則有之﹔從無到有，來『制禮作樂』，為天下法，為百世師，那就是他們的子孫在替他們胡吹了。明乎此，我們就知道我民族下一個民治階段在將來的具體型態，也必然是經過同一程序，慢慢地磨鍊出來的。現在我們雖可略窺其端倪﹔欲知其具體型態，最早恐要在二十一世紀中葉以後也。但是它必然會出現，則無可懷疑也。因此，在目前頗為風雲一時的政治家，或不能及身而見之。但諸公應知其『存在』，為子孫萬代的福祉，因勢而利導之，才是正途。孟夫子日，『有智不如乘勢』，斯之謂也。

我們中國，不論怎樣，總是個有數千年傳統的文明大國，更是東方文明的主流，縱是一貫被現代革命黨人所詛咒的文化糟粕，所謂封建帝制，也未必全是垃圾。一個曾經數千年不斷改革修正的社會政治體制(socio-political entity)，不可能一無是處，他老人家在抵擋不了西方文明的挑戰而逐漸崩潰之時，斷壁頹垣之下往往也有些珠寶黃金和名人字畫，不可玉石皆焚。不幸的是，我們老一代的革命家，都是『一次革命論者』，一旦把這些斷壁頹垣摧毀之後，都信心十足，甚至驕橫萬狀 (事實上，國、共兩黨都是一樣的)，以為一座合乎他們理想的西式摩天大樓上立刻就可聳入雲霄。結果往往適得其反，新居未建，而故居已拆，群眾露宿街頭，餓拜載道，癘疫橫行，如此則受害群眾就要抱怨今不如古，民國不如大清了。豈然哉？豈不然哉？

　　全民受苦受難百餘年了，吾人今日回看，固知一個新的政治社會體制之建立，除舊布新，完成一個適合自己的定型，不斷改進實踐，非兩三百年不為功，哪可一蹴而幾。這就是筆者所要說的歷史三峽了。三峽過盡，實驗告終﹔國有定型，民有共識，始可重享太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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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紀念辛亥什麼？

2011/10/07 | 范疇
大陸及台灣紀念辛亥革命百年，若不能跳脫狹隘單一的史觀，那麼 不用紀念也罷。

辛亥革命是一個歷史大流中的代表性事件，而百年以來，這條歷史 大流老早就分叉成為兩條支流，若再假以百年，哪條支流會茁壯，哪 條支流會萎縮，端視地勢和水性，結果尚未可知。此時此刻，任何基 於政治目的的辛亥紀念形式，都不過是一黨一家的小家子氣罷了。
辛亥革命一百年來衍生出的兩條支流，指的並不是大陸和台灣，更 不是共產黨和國民黨，甚至不是兩岸政體當前的差異，而是一個更深 層次的「人民」還是「人」的問題。這需要進一步說明。

人被集體主義壓制

遙想辛亥當年，動能來自對國家及政體的反思。在辛亥前後，無論 是康梁的革新派，漢滿同盟的維新派，還是孫中山等人的革命派，思 考爭辯的都是「誰來統治中國更好」、「統治中國的機制哪種最好」 。在辛亥革命前後，主旋律是「國家」或「人民」；「人」，只是一 個模糊的概念。

一直要到五四運動前後，「人」的概念才些許的從「人民」中被提 煉出來，思想家開始提倡一個觀念，必須先問自己想做怎麼樣的一個 人，才能想清楚自己應該做怎樣的中國人。這種甦醒，很快的被冠上 「個人主義」及「自由主義」的稱號，卻被「沒有國家哪有個人」的 集體主義聲浪壓制下去。

清末列強欺壓的記憶，加上日本侵華的現實，使得中國人對「我自 己應該做什麼樣的人」這個問題的反省，僅曇花一現。以「人民」為 主體價值的思潮，從此席捲了中國，凡是不以「人民」為對象的辨析 ，一律都是人民的敵人，一切個人私利的行為，都必須冠上「人民」 的帽子，指鹿為馬亦在所不惜。

歷史的偶然下，台灣得以獨立存在這許多年。在國民政府潰敗遷台 的頭數十年間，人們對「人」的思考同樣受到集權的壓制，同樣被冠 以「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毒草的標籤，人民依然是個集體名詞 ，一種被統治、被照顧的對象。

出於多種因素的巧合，台灣人對統治威權的抗爭，並沒有完全依附 於模糊的「人民」觀念，而開始出現了「我是誰」、「我要做什麼樣 的一個人」的意識能力。在中華歷史的主流長河裡，這個簡單的意識 開啟，直如傳說中倉頡發明文字時「天雨粟、鬼夜哭」，天眼一開， 從此中華文明的支流形成，流向了不歸路。在個人意識萌芽後，台灣 政治只能走上一人一票的生態；當一人一票依然無法伸張「我是誰」 之時，台灣人走上街頭。

陸思想界不如五四

相較台灣這條支流，大陸這60餘年來，還糾纏在「人民」及「國家 」的集體概念中。任何議題，只允許從「人民」這個模糊概念進行辨 析，而難以從「人」或「人性」的立場出發；任何利益的創造及獲取 ，都必須冠以「人民利益」或「國家利益」。

細察21世紀的大陸思想界，其流派未脫清末民初的思維框限；有如 歷史與中國開了一個大玩笑，讓它走了一百年之後，又走回了原點。 剝去現代語言，今天大陸思想界對國家前途、政治體制的辯論，其實 還是百年前立憲派、保皇派、維新派、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派、全盤西 化派的現代翻版，討論均止於「國家」、「人民」的模糊概念層次， 無人能夠或敢於單純地從「人」的層次看問題。今日大陸思想界的進 程，連80年前五四運動的程度都還達不到。

辛亥百年，中國大陸雖然在國力上不可同日而語，然其政治思想， 其實還未脫辛亥。它在紀念辛亥之時，若僅將辛亥視為一個已經過去 的歷史事件，那就真的白活了一百年了。

台灣方面，則總是以為紀念辛亥就只能高唱中華民國建國100年， 好像辛亥精神只能再續，而不能脫胎。事實上，辛亥革命是中國命運 的大脈絡，台灣在其間的崇高性，就在於出自辛亥而超越辛亥。台灣 ，其實早已不辛亥！

時值辛亥百年，大陸人最該思考的是：在做「中國人」之前，我應 該做怎樣的一個「人」？而台灣最該思考的是：在做「台灣人」之前 ，我應該做怎樣的一個「人」？這樣在「人」的層次上想清楚之後， 也許雙方的碰面點就自然出現了。

（作者為戰略顧問公司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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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時摘譯：糾絞鍍金年代 造就全球壓力

udn.com |

Intertwined Gilded Ages Are Creating Global Pressure

糾絞鍍金年代造就全球壓力

By Chrystia Freeland

A decade ago, the economist Jim O’Neill served notice to the Western investment community that the world was being transformed by the rise of emerging markets. He dubbed the four behemoths the BRICs: Brazil, Russia, India and China. But there is another force that is reshaping the global economy today: the rise, in the developed Western economies, of the “1 percent” and the creation of what many are calling a new gilded age.十年前經濟學家歐尼爾鄭重告知西方國家投資界，全世界正因新興市場的崛起而在轉變之中。他把這四隻「巨獸」稱為「金磚四國 (BRICs )」：即巴西、俄羅斯、印度與中國大陸。但今天又有另一種力量正在塑造全球經濟：西方已開發經濟體之中的「1%」正在崛起，並創造出許多人戲稱的「新鍍金年代」。

In the 19th century,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the opening of the American frontier created the Gilded Age and the robber barons who ruled it. Today, as the world economy is being reshaped by the technology revolution and globalization, the resulting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s creating a new gilded age and a new plutocracy. 回溯到19世紀，工業革命加上美國開放移民，曾經創造出一個「鍍金年代」，以及一批統治這個時代的「強盜鉅子」（編按：指靠殘酷剝削而致富的工業大亨）。時至今日，由於科技革命與全球化正在塑造世界經濟，所帶來的經濟轉型造就出一個新的「鍍金年代」，及一批新的財閥。

Indeed we are living through slightly different, intertwined gilded ages that are unfolding simultaneously. The West is experiencing a second gilded age, while the emerging markets, as Mr. O’Neill and others have documented, are experiencing their first gilded age.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s even more dramatic than that in the first Gilded Age. Now, billions of people are taking part across much of the globe. 事實上，我們正經歷著好幾個大同小異、相互糾結，而又同時呈現的鍍金年代。目前西方正經歷第二個鍍金年代；而如歐尼爾及其他人所舉證的新興市場，則正經歷他們的第一個鍍金年代。這回經濟轉型的程度甚至比上一個鍍金年代還要劇烈。現在全球許多地區有多達數十億的人正參與這場轉型。

“It is structurally much more extreme now in multiple dimensions,” said Michael Spence, a Nobel-winning economist and an adviser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Now that the emerging economies are pretty big, this is just a harder problem. It is so different from previous economic change that I think these are issues that we have never wrestled with before.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兼中國大陸政府經濟顧問史賓塞說：「就結構而言，它在許多面向上都遠比上次激進。由於新興經濟體規模都相當大，問題也就更麻煩。這與以往的經濟變遷非常不同，因此我認為這些問題也是我們從未因應過的。」

The gilded age of the emerging markets is the easier to understand. China, India and parts of Latin America and Africa are industrializing and urbanizing, just as the West did in the 19th century, and with the added spark of the technology revolution and a globalized economy. The countries of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are not industrializing – Stalin accomplished that – but they have been replacing the failed central planning systems that coordinated their creaky economies with a market system, and many are enjoying a rise in their standard of living. The people at the top of all of the emerging economies are benefiting most, but the transition is also pulling tens of millions of people into the middle class and lifting hundreds of millions out of poverty. 新興市場的鍍金年代比較容易了解。大陸、印度及部分拉丁美洲與非洲國家正在經歷工業化與都市化，一如西方國家在19世紀時所經歷的，而且還加上科技革命及全球化的火花。前蘇聯的附庸國並未如當年的史達林般推動工業化，但這些國家正在淘汰賴以調和凋敝的經濟，已證實無效的中央計畫制度，代之以市場體系，而其中許多國家生活水準已見提高。新興經濟體中最上層的人受益最多，但這場轉型也將數以千萬計的人拉高到中產階級，並讓數以億計的人脫離貧窮。

The West is also participating in the gilded age of the emerging markets. Those who own companies in Dallas or Düsseldorf now employ many of the urbanizing peasants of the emerging markets. That is good news for the plutocrats in the West, who can reap the benefits of simultaneously being 19th-century robber barons and 21st-century technology tycoons. But it makes the transition even harsher for the Western middle class, which is being buffeted by two gilded ages at the same time.西方國家也在新興市場的鍍金年代參了一角。那一些原本在美國達拉斯或德國杜塞道夫開公司的老闆，現在跑到新興市場去雇用許多正在「都市化」的農民。這對西方國家的財閥而言是一大利多，他們能夠同時收割19世紀「強盜鉅子」與21世紀「科技大亨」的雙重利益。但這使得西方國家的中產階級在這場轉型中處境益發惡劣，他們同時遭到兩種鍍金年代的打擊。

The combined power of globalization and the technology revolution has also turbocharged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the emerging markets, which is why Mr. O’Neill’s BRICs thesis has been so powerfully borne out. 全球化與科技革命的綜合力量，也加速帶動新興市場的經濟轉型，這也正是歐尼爾的金磚四國說能獲如此強勁支撐的原因。

“We are seeing much more rapid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especially China and India, because the policies and technologies in the West have allowed a lot of medium-skilled jobs to be done” in those countries, said Daron Acemoglu,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at 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nd a native of Turkey, which Mr. O’Neill says is one of the Next 11 emerging markets that are joining the BRICs. 麻省理工學院土耳其裔政治學教授阿塞莫魯說：「我們看到開發中國家成長遠較以往迅速，尤其是中國與印度，因為西方國家的政策與科技讓許多中等技術的工作得以在這些國家完成；歐尼爾已將土耳其等11個新興市場列為下一波金磚國。

The gilded age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has its strains and conflicts. Now that television and the Internet can bring to vivid life the economic gap between a factory worker in, say, Brazil, and the things the middle class takes for granted in the West, even economic growth of 5 percent or so might feel too slow. That will be especially true when the ric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live a life of 21st-century plutocratic splendor that would have dazzled a Rockefeller or a Carnegie.開發中世界的鍍金年代裡，有緊張，也有衝突。目前電視與網路已能鮮活展現，一名巴西工廠工人與西方中產階級認為理當擁有的東西之間仍有明顯經濟差距，在這種情況下，即使經濟成長率達到5%可能都還嫌慢。而當開發中國家的新貴們享受著21世紀財閥式的璀璨生活，足以讓洛克菲勒或卡內基都瞠目結舌時，更會感覺如此。

The two gilded ages are creating intense political and social pressures, partly because change is always hard, and partly because the rewards of this sort of convulsive shift are so unequal. Moreover, the world no longer has the escape valve that, at least for a time, released some of the pressures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Europe’s huddled masses could emigrate to the New World. Even with that option, it is worth remembering, the conflicts and inequities created by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were ultimately resolved in the West only after a half century of revolution and war. 兩種鍍金年代正在造就一股緊張的政治與社會壓力，部分原因是變動總會帶來痛苦，部分原因則為這種驟發的變動所帶來的報酬分配很不平等。此外，如今已不再有工業革命時代至少還出現過一次的釋壓安全閥：當時歐洲牛衣對泣的民眾還能夠移民到新世界去。即使現在還能有這種選擇，我們仍須記住，工業化與都市化產生的衝突與不平等，西方世界也只有在經歷半個世紀的革命與戰爭之後才終獲解決。

“Eventually, humanity will prosper,” said John van Reenan, head of the Center for Economic Performance at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Capitalism does work, but over the medium term, 30 or 40 years, there could be incredible dislocations.” 倫敦經濟學院經濟績效中心主任范瑞南說：「到最後，人道精神終將昌盛。資本主義的確管用；但就30年或40年的中期而言，仍可能發生驚人的錯亂現象。」

https://city.udn.com/50132/4791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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塵緣與八月桂花香：

到底是：

【兼採中西之長的『社會國家相互平衡』(a balance between state ＆ society)的『後現代的新建制』(a post-Modern structure) 】？

還是：

吾人要思考的是：『近代的「中國」被逼入西方的國家主義體系，實在是心不甘情不願的。如果不是為了自保，如果不是西方列強欲瓜分中國，尚在發展融合的中華民族在推翻皇朝之後，應該不至於聲嘶力竭的主張剛性的國家主義，而應該會走向剛柔並濟的世界人民平衡主義。』

現在要如何走向剛柔並濟的世界人民平衡主義呢？

Chrystia Freeland說：

到最後，人道精神終將昌盛。

那麼：

是否應先走向【兼採中西之長的『社會國家相互平衡』(a balance between state ＆ society)的『後現代的新建制』(a post-Modern structure) 】

再走向剛柔並濟的世界人民平衡主義呢？

最後成為『社會國家相互平衡』與『世界人民平衡主義』的綜合體呢？

所以：

吾人需思考要如何才能先翻轉「強政府、弱社會」的治理結構，還權於民，解放民間多元活力,最後才走向剛柔並濟的世界人民平衡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