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義得990602

（以下斜體字內容引自時報閱讀網「引爆趨勢」書摘，有略微修改）

紐約市歷來最令人髮指的案件之一發生在一九六四年，住在皇后區的珍諾維絲小姐（Kitty Genovese）被歹徒當街刺殺身亡。當時有三十八位鄰居從窗戶親眼看到她被歹徒追逐長達半個小時的過程，但是沒有一位目擊者打電話報警。這起不幸引起許多人深切自責，更是都會生活中自掃門前雪及人性泯滅的象徵。後來《紐約時報》主編羅森塔爾（Abe Rosenthal）在一本書中寫道：

珍諾維絲小姐遭到攻擊的時候，沒有人知道這三十八位目擊者為什麼不拿起電話，甚至他們自己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不過，這種冷漠的態度的確是大都會地區的特色之一。試想身處數百萬人之中，為了避免他們不斷侵害你，唯一的方法就是儘量漠視他們。因此對鄰居及他們遭遇的麻煩漠不關心，是在紐約及其他大都會過日子的制約反應。

大家在直覺上都可以認同以環境因素解釋這個問題。在大都會過日子，誰也不認識誰，人與人的疏離感極重，人很容易變成鐵石心腸、毫無感情。不過，珍諾維絲小姐的案例比較複雜，也比較引人注意。哥倫比亞大學的拉丹（Bibb Latane）及紐約大學的戴利（John Darley）這兩位紐約市的心理學者後來針對他們所謂的「旁觀者問題」，從事一連串研究。他們依照不同情勢設定各種緊急狀況，觀察現場目擊者是否會伸出援手。結果他們相當意外──目擊者是否會伸援，居然和在場的目擊者人數以及時間最有關係。

例如，拉丹和戴利請一名學生在房間內假裝自己癲癇發作。隔壁房間只有一個實驗者，聽到這位學生發病後，前往協助的機率是八五％。如果實驗對象認為，還有四個人也聽到這名學生正在發病（其實是預錄的錄音帶聲音假裝有人在隔壁），他們馳援的機率降為三一％。在另一個實驗中，看到門縫冒出濃煙的人，如果周遭沒有旁人，單一實驗者會報警的比率高達七五％；如果還有其他人一起看到（事先安排得人且會假裝沒事），則報警的比率只有三八％。換句話說，此時身處團體之中的個人，把採取行動的責任分散到所有人身上。他們以為別人會打電話；或者他們誤認為，如果周遭沒有人打電話，不管是隔壁房間癲癇發作的聲音或門縫的濃煙，可能都不值得大驚小怪。

在珍諾維絲小姐的案例中，拉丹及戴利等社會心理學者認為，我們學到的教訓不是「雖然有三十八位目擊者聽到她喊救命，但是沒有人打電話報警」，而應該是「因為三十八位目擊者聽到她喊救命，所以才沒有人打電話報警」。因此諷刺的是，如果她是在一條靜巷內遭到歹徒攻擊，四下只有一位目擊者，她反而可能逃過一劫。

這個實驗詳成後來赫赫有名的「助人五階段論」，也就是經過了這完整的五個階段歷程，人們才會伸出援手助人：

階段一、覺察：你注意到有事情發生，而你可能幫得上忙。

階段二、理解：你認為有人需要幫助。

階段三、責任：你自覺應該幫忙。

其中有兩個關鍵：1.周遭的人數：全部人數只要超過四人，則主動助人機率大為降低，這種現象稱為「責任分散」(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2.時間：3分鐘之內是助人的黃金時間，一旦過了三分鐘，則助人行動就也一樣----大為降低！

階段四、判斷：你決定要怎麼做。

也是有兩個關鍵：1.可能遭遇危險的評估：尤其遭遇事件而產生的驚恐心理，往往會讓很多人裹足不前；2.旁觀者效應(bystander effect)：因為他人的無動於衷，自己也會退卻！

階段五、行動：你採取行動。

阿得老師的筆記：

1.雖然惻隱之心人人皆有，但遇到他人的危難，要不要即時伸出援手，真的是一個很複雜的社會和心理歷程，絕不是"道德"兩個字，就可以期待每個人有所行動。相對的，別人沒有伸出援手，也不要動不動就用道德去譴責。

2.看起來我們面對助人的情境似乎很被動，大家也覺得現代的人越來越冷漠，但「打開史金納的箱子」作者舉了一個很好的例子可以彌補大家助人行動的缺乏，那就是：教育。Arthur Beaman教授找來一群大學生，以上述實驗加上助人五階段理論為教材，讓這群大學生在充分理解之後，後續分析發現：他們的主動助人行為大幅提昇了兩倍。

3.也因為人們易於受到情境和他人的交錯影響，獨立判斷和行動的能力，是需要平日加強認知和訓練，類似正面的新聞例子可以多運用於教育當中，多教授孩子認識助人歷程需要有的判斷，需要排除的不必要干擾。

4.從這裡可以看到道德"知行合一"的困境，也就是我一直反對現今公民教育的方式的原因，很多外在因素影響公民的行動勇氣，可是我們的公民卻一直注重著：孩子該知道什麼；其實知道再多，要實踐時，很多時候是抵不過外在的拉力！看看我們的交通規則和交通實況即可知。

P.S.上面的圖片是1964年遇害的珍諾維絲（Kitty Genovese）小姐，她的故事我在大學就讀到過，當時就令人印象深刻；她的不幸遭遇卻衍生出這個經典實驗，多少算是慰藉她的在天之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