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柏森

所謂的翻譯錯誤(translation errors)目前在翻譯學界上的定義尚未取得共識，分類範疇也並不完整(Vivanco, Palazuelos, Hormann, Garbarini, & Blajtrach, 1990; Pym, 1992; Melis & Albir, 2001; Hatim, 2001)。其中Pym(1992)就認為翻譯錯誤的原因非常複雜(如理解不對或時間不夠)，且錯誤的層次不同(如語言、語用、或文化)，乃至於對錯誤的描述(如超額翻譯或欠額翻譯)等都沒有共同的看法。傳統對於翻譯錯誤的觀念可能侷限在凡不是教師心目中理想或規定標準的譯法就是錯誤的，因此Pym(1992)乃提出對應錯誤(binary errors)和非對應錯誤(non-binary errors)的概念。對應性(binarism)是只有對與錯兩種可能性，非對應性(non-binarism)則是具備一個錯誤和兩個以上正確翻譯的可能性。而Pym(1992)主張所謂翻譯的錯誤一定是非對應的錯誤，也就是應該要在多種可能性的譯法中出錯才是屬於翻譯上的錯誤，若是在對或錯二分法上犯錯就只能算是語言學習上的錯誤。

至於翻譯錯誤的原因，Melie和Albir(2001)認為主要是來自於缺乏知識(lack of knowledge)和翻譯原則的不當運用或同化(inadequate application or assimilation of the principles governing translation)，亦即翻譯方法的問題。但這樣的說法似乎過於籠統，Gile (1994)則以其提出的連續模式(the sequential model)來分析錯誤的成因(如下圖)。Gile把翻譯過程分為理解(comprehension)和再製(reformulation)兩階段，於理解階段中，譯者需針對翻譯的單位(translation unit)提出意義上的假設(meaning hypothesis)，再依據譯者的語言和背景知識測試其假設的合理度(plausibility)；而於再製階段中，譯者則應就其譯文的忠實度(fidelity)和目標語的接受度(linguistic acceptability)上作測試。如果過程一切盡如人意，就會是篇正確的翻譯；但如果出現翻譯錯誤，就可以依照錯誤類型找出原因。例如若是譯文發生文法錯誤，那可能是譯者未作好接受度的檢測；而若是譯文讀來不合邏輯，那可能是譯者在理解階段未作好合理度的檢測，或是在再製階段沒實施忠實度的檢測。 

而國內現時在翻譯錯誤相關議題上的研究則不多見，部份是學者或專業譯者從實務經驗中所歸納出的錯誤類型(周兆祥，1986; 柯平，2003)，例如周兆祥(1986)將翻譯常犯的錯誤分為12類: (1)誤譯出字面意義，(2)跳不出原文句法的規限，(3)混淆語法規律，(4)沒有好好查詞典，(5)忽略文化的差異，(6)忽略原文的習語成語，(7)忽略原文語社會的語言習慣，(8)忽略個別行業的術語，(9)誤譯原文的意圖，(10)譯文上下文不對稱，(11)誤用地方語，(12)粗心大意。但此種分類多屬主觀經驗的分享，缺乏實徵研究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