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柏森

人文學者研究翻譯常以直觀推演的思維方式來立論，較少以量化客觀的證據來進行分析，這其實是相當可惜的事，畢竟科學實徵研究方法亦有其長處，也能提升人文學科的研究品質，但往往被忽略或輕視。例如美國作家Ben Blatt著有Nabokovs Favorite Word Is Mauve: What the Numbers Reveal about Classics, Bestsellers, and Our own Writing (2017)一書（中譯為《文學大數據》），以大量數據來研究文學作品，就頗具新見和巧思。 

以少數案例來證成普遍事實的論證方式在人文學科中頗為常見，如《古史辨》中梁啟超就常以隻字片語來考訂著作的年代，或以幾個字句有疑義就推斷全書是偽作等，有以偏蓋全之嫌，許多學者都認為不可靠。而在譯本研究上常見的方法就是列舉幾個譯例說明，就想證明該譯本是直譯或意譯、異化或歸化、或某種翻譯風格或特性等，常令人覺得作者似乎是已先有普遍結論再尋找個別例證支持。如此的推論方式在研究效度上是不足的。 

在過去翻譯研究方法尚未成熟時，或許引用幾個譯例就可作為反映譯本特徵的證據，但是目前的研究方法和語料庫工具相當發達，已經可以大量提升蒐集檢索譯本中特定詞彙或譯法的效能，作者應可使用更科學客觀的方式來研究和呈現翻譯現象。與人文思維不同的實徵研究方法，有以下幾種特質：

 1. 注重以第一手資料（primary data）為立論的依據，較少只以前人文獻或次級資料（secondary data）為證據。

2. 傾向將抽象概念轉化成為具體可測量比較的資料或行為，並提供操作化定義（operational definition），而非以抽象論述為主。

3. 仰賴跨領域知識，必須借鑒統計學、研究方法學、心理學、社會學、經濟學、教育學等各領域的專業，因此研究方法需與時俱進，不滿足於傳統的治學方法。

4. 經常使用工具輔助研究資訊的蒐集和分析，視研究目的而使用的工具有統計軟體如SPSS、質性資料分析軟體如MAXQDA、語料庫 （corpus）、眼動儀 （eye tracker）、 鍵盤軌跡紀錄 （inputlog/translog）、線上調查問卷 （online survey tool） 等，而非只是個人思辨想像的結果。 

換句話說，實徵研究採取的是科學思維與實證方法，而概念性研究則常使用人文思維與論證方法，雙方各有所長、亦有所短。為推廣翻譯研究的廣度與深度，兩者應該相互借鏡，共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