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柏森

1990年代翻譯研究的議題興起「文化轉向」（the cultural turn）[1]，超越傳統兩種語言文字對等的翻譯，轉向了探討文本背後的文化對翻譯活動的作用和影響。換言之，文化學派並不以文本、而是以文化為研究的對象，而翻譯則成為促進文化發展的一種重要方式。因而在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領域探討的概念如意識形態、權力、女性主義、性別認同、後殖民主義等，也都納入了翻譯研究討論的範圍，翻譯理論的內涵頓時多元且豐富起來。 

文化學派的一位代表人物比利時學者André Lefevere 在其大作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1992）的序言（preface）首頁開宗明義就說：「翻譯就是對原文的重寫。所有的重寫，無論其意圖為何，皆反映某種意識型態和文學觀，並在社會中以某種方式操控文學的功能。」（Translation is, of course, a rewriting of an original text. All rewritings, whatever their intention, reflect a certain ideology and a poetics and as such manipulate literature to function in a given society in a given time.）而且Lefevere主張重寫可作為文學演進的動力（rewriting as the motor force behind literary evolution）（1992, p. 2），可以引入新的觀念內容、文體風格和表達形式，進而操控社會文化。而翻譯既然是原文的一種「重寫」，那麼原文和譯文就不再是過去那種上下從屬的關係，譯文也不需以忠實服從原文為天職。這種觀點與德國功能學派的目的論立場接近，在不同程度上都在擺脫原文中心論的桎梏，也提高了譯者的主體性。 

其實Lefevere是企圖解釋某些文學作品為何能被接受、拒斥或成為經典（canonization）的原因。當時很多人用作品本身的內在價值 （intrinsic value）來解釋這些現象，這些人主張作品只要內在價值高就容易廣為社會接受，甚至成為恆久的經典；而內在價值低，作品就會被時代淘汰而消失。但Lefevere認為這種理由過於模糊抽象，應該改以具體的因素如權力、意識型態、機構制度、操控影響等來說明。他主張翻譯所處的文學系統是由兩大因素所控制支配： 

（1） 文學觀（poetics）：由文學系統內的專業人士（professionals）所決定，這些專業人士包括批評作品的評論家、研究作品的學者和教師、翻譯作品的譯者等。他們的專業活動如選材、編審、翻譯和評論研究等，在某種程度上可決定哪些作品會受到重視或是被忽略，並形塑社會的主流文學觀。 

（2） 意識型態（ideology）：由文學系統外的贊助行為（patronage）所決定，而贊助者包括有影響力或權力的個人和團體，例如古代的豪門王公貴族或現代的企業政府組織。他們可以出錢出力、提供大量資源或具備政治權力來支持符合其意識型態的作品。 

而文學系統內外部的結合，也就是專業人士和贊助者的合作，可形成操控文學作品翻譯、發行和傳播的體系，如政府機構、學校教育單位、出版社和民間團體等，具有權力和資源來推廣某種特定文學觀或意識型態的作品，使整個社會接受流傳，甚至成為經典作品；同時也可以扼阻或禁絕其他不同文學觀或意識形態的作品，使其重編改譯，甚至消蹤匿跡。 

文化學派的貢獻在於使翻譯研究的焦點從以前強調語言和功能轉換的層次，提升到文化和社會層次的宏觀討論，不僅加深譯者對文本和文化脈絡（context）關係的重視，翻譯觀念也受到啟發創新，視野更為多元開闊。但也因文化學派的翻譯論述並不討論語言文字轉換的技巧方法，對於譯者提升實務翻譯工作能力的助益就相當有限，甚至有些譯者認為文化學派的理論過於抽象而不實用（Chesterman & Wagner,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