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60年代出生，當時升學主義橫行，壓抑青少年對於自我的開發探索，讓我對生命的意義感到茫然。考大學想讀什麼也無定見，不知為何就進了哲學系，每日出入中西思想，沈浸辨證論理，也享受到做學問的樂趣，就繼續讀完研究所。然而畢業後才驚覺，象牙塔外的社會並不需要哲學人才，我根本找不到工作。 

無奈之餘只好轉換跑道，我申請到美國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的英語教學系（TESOL），取得第二個碩士學位。回臺後先在知名報系從事新聞編譯，接著至某私立專科學校擔任英語講師。當時的專科為求升格大學，往往威脅利誘講師繼續深造，許多老師選擇能拖就拖，只有危機意識較重的我選擇再次赴美攻讀博士。這樣的決定非常勇敢，因為我已不再年輕，卻要放棄得之不易的教職。但我就想測試一下自己能力的極限，申請到在外語教學界享有盛譽的德州大學奧斯汀校區（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心中相當高興，只是想到步入中年又要回復學生身份，又是感慨萬千。 

我1999年進入UT-Austin的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ogram，修讀博士的過程自是苦不堪言，寫論文更是三更燈火五更雞。但我常以「退此一步、即無死所」自勉，而且自虐積習既久，也就甘之如飴。再次回到學術殿堂，母校充沛的學習資源和諄諄教誨的師長，滿足了我旺盛的求知欲，並蓄積作研究的能量。而來自臺灣的同學也都在課堂和生活上相互扶持，這種溫馨情誼不但支持我完成學業，大家回國後在不同學校任教，更形成專業上的社群，在學術路上互勉共進，不覺寂寞。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我攜家帶眷來到Austin，那時兒子剛要進小學一年級，不懂英語的他一踏進教室看見金髮碧眼的老師和同學，就開始嚎啕大哭，甚至驚動校長來勸我先把孩子帶回家。我本來擔心兒子在美國要成為文盲了，沒想到小孩子的適應能力非常強，幾個月的耳濡目染就能以純正美國口音流利地與人溝通，讓我這苦學數十年英語的老爸汗顏不已。這也驗證了第二語言習得理論所言：青春期（puberty）以前的兒童具備敏銳的音韻模仿能力，情意方面的障礙如學習焦慮也較低，是適合學習外語的關鍵期（critical period）。而觀察自己兒子習得第二語言歷程的經驗，對於我後來從事英語教學以及現時推動雙語政策都有深刻啟發，也透過著述發表一些觀點，算是在美求學的另類收穫。 

我2002年取得博士學位返臺，目前在大學任教已逾22年，終日作育英才而樂此不疲。這段期間我循序漸進地教學、研究、升等、擔任臺灣翻譯學會理事長，也寫了20多本有關英文論文寫作、翻譯研究和全英語授課的專書，成為大專院校的教材。還先後歷任台師大副教務長、文學院副院長、翻譯研究所所長等主管職。回顧自己人生的來時路，雖不像一般大學教授那樣平步青雲，但一路跌跌撞撞倒也走出一條平坦大道，這其間的轉捩點就必須歸功我在母校所養成的教學研究能力並開拓學術視野，最後也感謝校友會提供我機會撰寫此文感懷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