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柏森

翻譯活動除了是兩種文字的轉換，更是兩種文化之間調節的問題。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必須不斷思考，譯文應該適應目標語的文化規範，或是應該保留來源語的文化和語言特色，這就涉及歸化（domestication）及異化（foreignization）的兩種翻譯策略。 

    有關歸化和異化翻譯的討論目前以美籍義大利學者Venuti的論述為代表，他在其著作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2008:85）中引用19世紀德國神學家和哲學家Schleiermacher的觀點︰翻譯只有兩種可能，第一種是儘可能讓讀者不動，把作者送到讀者那邊去 ([the translator] leaves the reader in peace, as much as possible, and moves the author towards him)，這就是歸化翻譯方法（domesticating method）；第二種是譯者儘可能讓作者不動，把讀者送到作者那邊去（the translator leaves the author in peace, as much as possible, and moves the reader towards him），而這就是異化翻譯方法（foreignizing method）。 

換言之，歸化翻譯是以目標語文化為依歸，重視譯文讀者的文化背景和接受度，譯文講究流暢通順，釐清文化隔閡障礙，便於讀者閱讀理解，如同閱讀原文寫作一般，這也是目前大多數出版社和譯者採用的主流譯法。而流暢的歸化譯文在Venuti看來，卻會產生透明的幻象（illusion of transparency），是種對外文文本的陰險馴化 （an insidious domestication of foreign texts），同時譯者的角色就會變成隱形（invisible），不受到讀者的注意而被邊緣化。 

相對地，異化翻譯是以來源語文化為依歸，強調原文作者的文字風格，譯文緊貼原文的語法結構和用詞，產生異域感（foreignness），如此一來雖說可讓讀者體會到異樣的外國文化，但也常會產出晦澀難解的翻譯腔而不利閱讀。而Venuti就是異化翻譯的倡議者，不過他超越了直譯外文語法詞彙的層次，而是從維護邊緣的外語文化出發，反對英美出版商普遍採用的歸化譯法，抹煞掉外來文化和語言的差異，無異於是種不平等的文化交流和語言霸權。因此Venuti提出要透過不流暢、異質陌生的異化譯文，作為一種文化干預（cultural intervention），來凸顯譯者的能見度（visibility）和外來文本的特質，並抗拒（resist）強勢的英語文化霸權（hegemonic English-language nations）。 

異化和歸化翻譯看似兩個對立的極端，但在翻譯實務上譯者不太可能產出完全異化或完全歸化的譯文，兩者其實更像是一個連續的光譜，在譯文中可有不同比例異化和歸化的整合表現。只是過於異化的論述與譯文只能為學術界和文化菁英人士（educated elite）所接受，而翻譯產業和眾多讀者還是歡迎歸化傾向的翻譯作品。另外，在目標語中原先異化的表達方式，經過一段時間被目標語讀者吸收接受後，就可能歸化於目標語文化，因此異化和歸化的差別也會受時間和目標語社會接受程度的影響而有動態之演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