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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07/28 03:09:52瀏覽394｜回應1｜推薦1 | |
Tuesday, April 12, 2011 12:30 PM 這是一篇典型台北半瓶醋文人的 狗屁不通文章。 首先，Garry Wills 著作等身，南方先生讀了一兩本，就能寫出這麼偉大的題目： 你們愛台灣，台灣不愛你們！ 堪为學贯中西。 Garry Wills 是美國保守派，天主教士，他主張“小政府”，及所謂的 "Necessary Evil". （必要的恶，指政府或中央政府，只管国防，外交,次序与安全等必要的功能，其他由私人或地方自理。） 小政府是美國保守的共和黨，與自由意志主義者的傳統政綱。 他們認為政府管太多是侵犯人民的自由。 在意識形態的光譜上，另一端，是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 他們主張大政府，為所有的人， 管所有的事。 至於貧富差距，也因此，在資本主義國家，總會大於傾向社會主義的國家。 社會主義的國家，會抽富人重稅，來辦理社會福利的項目 （programs）。 而在毛主席的中國，還有現在的北韓，可能沒有什麼貧富差異，大家都一窮二白，一起餓肚子。 台灣人在三民主義的洗腦下， （三民主義也是社會主義的一種）要大政府，像古時候的青天一樣，什麼都管，為民服務，由搖籃到墳墓。 （買不到火车票，也要找馬總統。）可是又要走資本主義，搞市場經濟，好發財。 想兼得，都要！ 近代史看，社會主義行不太通。 所以中國才搞改革开放。 歐洲牌的社會福利國家，也生意不佳 ， (台灣人最爱，北欧福利國家）, 南歐國家很多失業率達20%。 西班牙年輕人，拿失業金，比賺工資還多。 葡萄牙，意大利，愛爾蘭皆是失敗，且造成財政危機的例子。 什麼是最好的解答，什麼是最好的治國公式？ 沒有人能回答。 較理想的途徑是公民在民主理性辯論後，相互妥協，決定政府做多少，決定政府什麼做，什麼不做。 這就是現在美國人爭辯聯邦預算的原因。 順此一提, 台灣媒體喜歡用這個情緒的字眼，政黨恶鬥，來形容台灣，或美國目前的巨辯，是很不公平地在侮辱政治運作制度和程序，只會病態地製造政治冷感。 （不然你去抱阿共的“和諧社會吧？） 台灣人應該理性地辯論政府的措施，例如奢侈税，打房等. 媒體應該催化理性辯論，而不是胡言亂語，講一些情緒的美不美，醜不醜，爱不爱，恶不恶。 更毫無事實根據的引"幾年前美國的民兵組織大盛，發生許多起拿起槍枝炸彈和政府對幹的大案，可見人民不信任政府的程度了"。這人不但不負責，而且不合邏輯，更無專業態度與道德。 台灣人，比起世界其他國家，享有很多upward mobility的制度與機會。 南方先生，要指責台灣人的“快樂民粹主義”前，要舉出實例來，拿證據說話。 試問，美國或任何一國的少數的富人，如果不透過民主机制，能投幾票？ 1%？ 你可知，這1%的富人，可能為全人口，製造了75%的就業機會，製造了50%以上的GDP。 美國的top1%富人，擔了40%的政府稅收。 對待富人不是說說"政府把臉向著財團富人，把背對著中產階級和窮人!" 攻擊富人只是鼓動“阶级斗争”的情緒，真民粹也。 回到 Garry Willis, 他的理論會包容一定程度的貧富懸殊，所以，南方先生，您可是請錯了位洋和尚，來骗台湾人。 青天佑台。 -- 南方朔觀點－你們愛台灣，台灣不愛你們！
* 2011-04-12 * 中國時報 * 【南方朔】 幾年前，美國西北大學教授蓋瑞．威爾士（Gary Wills）寫了一本足可列入當代學術經典的《必要之惡：美國人不信任政府史》。他指出，美國自從殖民時代以來，人們就以防政府之弊為重要認知目標，但隨著時間的推演，愈到後來政府愈被少數集團所把持，再也做不出政府應有的「必要之善」的事，於是美國人對政府的不信任遂日甚一日，幾年前美國的民兵組織大盛，發生許多起拿起槍枝炸彈和政府對幹的大案，可見人民不信任政府的程度了。 將政府視為一種惡，近年來這種感覺日益普遍。蓋瑞．威爾士說道：「當政府無法顯示出人性美德，它就會被認為無所貢獻而被人拒絕，對政府要求太多的人，最後會變成對它已不再有期望，並使得人們不得不藐視他們投票選出的人。」 古代希伯來神話裡有個「海中巨獸」（Leviathan），後來這個海中巨獸「利維坦」就被醜化為國家及政府的代號。但醜化政府的職能其實是假，利用這個代號形成一種論述來讓有錢階級取得政府的控制權才是真。於是久而久之，就在醜化政府職能為「利維坦」的文化裡，一個新的「利維坦」卻已告形成，那就是少數財團與大富世家。他們利用了政府的怯懦無能，而得盡一切金錢利益的好處，他們等於實質上控制了整個國家機器，在「贏者通吃」的時代像是新的怪獸「利維坦」般吞噬著時代及國家的利益。政府將它的臉貼著財團富人，而背部向著愈來愈小愈窮的中產階級及中產階級的後代。最近美國學者哈克（Jacob S. Hacker）及皮爾森（Paul Pierson）在新著《贏家通吃政治學》裡即明言，所得兩極化的時代，人民痛恨及不信任政府的情緒只會愈來愈增。 而這種情況在台灣一點也沒有落在別國之後，民國九十八年前百分之十所得稅申報戶的平均所得近二百八十一萬元，最底層的百分之十則僅九萬九千元，差距由前年的廿六倍拉大到廿八倍。而這只是地上經濟可以看得到的部分，台灣的真正窮人早已窮到根本不必申報繳稅的程度。台灣那些動輒捧著現金買豪宅的富人，他們更多的財富都是出自無帳的資本利得這個富人的地下經濟板塊。如果我們政府有稽察本領，相信只要去追查台灣百分之一富人，那個數字一定會讓全體台灣人都嚇傻了眼。 一個所得嚴重兩極的社會，它最致命的風險乃是人類社會自然生成的社區感已無法再維繫。當一個政府把臉向著財團富人，把背對著中產階級和窮人，它向窮人應該提供的「社會保護」功能就會衰退。這種社會只會讓愈來愈多人對政府的痛恨會愈來愈增。近年來，我們政府對於因窮困而自殺、而偷竊強盜的案件數據已愈少公布，整個台灣都在媒體的渲染下充滿了快樂幸福的氣氛，這種操弄下的快樂民粹主義其實是經不起考驗的，一份所得統計資料，就把那個假象全都戳破而露了光！ 因此，此刻的台灣形勢其實是很讓人感傷的，絕大多數台灣人都愛台灣，但請恕我講句冒犯的話，台灣並不愛你們。此刻的台灣講究的不是台灣透過政府的作為來重造大家能互助的社區感，我們的主流價值是大家在比本領，有本領的可以進入那個贏家通吃的「有」（Have）的小圈圈；沒有本領進不了「有」的小圈圈，你就注定要進入「一無所有」（Have-not）的大圈圈，那是永遠不會有關愛眼神的失敗者，失敗者有失敗者自己要走的宿命！ 社會和國家政府間是個以社區感為中心的契約關係，在這個社會業已兩極對立時刻，人民有必要強力要求政府去對新契約做承諾。對二○一二的候選人，我們已應要求他或她們對台灣社會的所得不公，社區感的重建等問題做出承諾。台灣應該讓人民對政府的角色恢復信任。台灣無論如何是不能像美國一樣，任由情勢惡化，最後走到老百姓怒而變成民兵的地步！（作者為文化評論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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