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台北市外貌的duality，不只是很醜，還是很臭的城。下水道及陰溝，溢出來的臭味，已經麻醉了本地人的嗅覺。

可能是臭豆腐流行的原因吧？

7，

台北人的禮節，在捷運上充分表現，我一頭灰髮，一上車人人讓座。久了我也習慣了，一上車我就往博愛座去，免得煩勞別人讓座。

可是，清晨我在街頭買蛋餅時，那禮節又消失了，我靜靜的排隊，可是只見人人插隊。我時常等三四個趕著上學上班的人插完隊，才鼓足勇氣下單大叫，麻煩一個蔬菜蛋餅！

8，

為了準備花東的長途騎車，我與友人決定先在河邊開始長程訓練。

我發現台北河濱騎車者，都是啞巴與瞎子。我一路跟人點頭問好，可是絕無一人主動與我打招呼的。有行人在前面時，我要超車一前定說，“借過超車”，他們多少嚇了一跳，可能是從來也沒有聽過啞巴講話。

啞巴超車，只是靜悄悄的閃身而過。

倒是當我們由花蓮騎車下台東的路上，路邊的商家，路人，修路工人，查線工人，警察等，都會揮手致意，或者說聲加油。對面，由台東方向上花蓮的騎士們，也一定跟我們隔著馬路揮手致意。偶爾超車的駕駛也輕聲鳴笛。沿路，每到休息站進補時，總有人相問，東部人似乎不聾不啞，而且十分友善。

我看到了風景線。

9，

曾經去過馬德里，當地一個美國人介紹說，馬德里人生活在街頭。其實，台北人更多生活在街頭，自家室內的生活空間有限，尤其是年輕人，如果不願意在家與家人共處，可以想見地把馬路當起居室，餐廳當作自家的廚房，公園是自己的院子。

週末，四處是人，幾乎家家大小餐廳客滿。許多店外面，排長龍。地主說，那是網上的名店。我不喜歡排隊，所以也不去名店。

如果有群眾運動，例如“佔領”或“路過”，我想一定也有人去旁觀加油。平日去登山，看花，看電影，此時也可以換個口味，來個“公民不服從”。而且，內心一定還充滿了參與感，對社會運動的投入，更是自我褒獎一番。

10，

台北市上班尖峰時間過後，銀髮族也出現在街頭，公園等地。許多坐輪椅的老人，由“瑪利亞”推著，慢行街頭，或在“森林公園”張著口流唾液，“瑪利亞”在旁玩手機，偶爾轉身為老人擦擦嘴角流出的口水。

看得出來，有一些像我一樣的觀光客，其實是歸鄉探望的退休人，背著背包，自以為年輕地在遊走街頭。

可能也跟我一樣發覺，“森林公園”，並沒有“森林”。“大安”的英文（Daan）唸叮或噹，反正發不出“大安”的音。

11，

有一次，坐上一計程車。“運將”有四個屏幕，一是豬哥亮綜藝台，一是平板電腦的小說，一是行車監視器，一是導航的GPS。 他說，豬哥亮的節目，他只聽不看，主要在讀小說。

我們安全地抵達目的地，without any doubt。

12，

朋友帶我去見識西門町的“紅包場”，聽說是世界他處絕無的風景線。

帶我們去的朋友，一進場就點了一瓶昂貴的single malt（台北人近年最流行的酒料），價格等於兩打的台灣啤酒。立刻，所有的歌女們都過來敬酒，留名片，坐下，並在我耳邊自我介紹。

紅包場很像美國的stripper joint，只是她們只唱歌，唱歌時賺取客人給的小費。小費用紅包封好，通常是一百元台幣，一個紅包。這種場所就統稱“紅包場”。

有許多退休人士，聽說一些是退官退將，可以自開門坐到打烊，樂在其中。你不能不承認，18趴可能是有trickle down的經濟效果。

唱歌的女人，多數是中年以上，但是都有傲人的“雞排妹”身材。（註，海外讀者也許不知，雞排妹是台北“學運”佔領的支持者，以色報國。她的影響力大過那些文藝人，教授，與大學院長校長等，因為她曾經當眾捐出胸罩一副。）

有一個年輕的歌女，身材同樣傲人，可是歌唱得十分好，勝過大媽們。唱兩首歌，拿了滿手的紅包。

耳邊的細語不斷，嫉妒地介紹她是大陸來的。

我可以體會出台北一些年輕人，前途無望，恐懼競爭，反對服貿的心情。如果雞排妹來向我“遊說”，我一定也去“佔領”立院。

我們離開時，幾乎所有拿過紅包的女士們，圍著我們，送到電梯，再三囑咐，“再來哦。”

我感受到她們的誠意，不像其他場所敷衍地喊一聲“光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