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上抓來的照片，1971年4月15日，政大學生在美國大使館遞抗議書）

我少年時，從不寫日記，所以很多的記憶，都不知時月。幸好有了網路，近日來查出，那日是1971年4月15日。

我當時是大四的學生，研究所已經考完了，等著放榜，畢業當兵。整日沒事，坐在學生活動中心與一堆其他大四老友們的閒聊。記得活動中心的奶茶，那時一元一杯的樣子。中心的樓上有不同的會議室，供社團使用。活動中心的前面是大禮堂，我大二大三時參加話劇社，常在禮堂舞台上通宵排戲。

學生社團的新一代領袖人物，多是大三同學。學生代表聯席會的主席姓李。現在是臭名的立法委員之一。（我說的是立法委員臭，不是李臭，別來告我毀謗！）我上次回台遊九分時一路還看他的看板。我奇怪，那地原來都是漁民礦工，怎麼會有一個官家後代的外省人做普羅大眾的民意代表？

蓋，李氏之父，原為黨國大佬，還曾是我的大老闆，為官清廉，正直可欽。李父，早年在贛南跟著小蔣，號稱“四大金剛”之一。傳說中，另外三個好像是王昇，江國棟，潘振球。我記得這，因為兩位是家父當年幹政工時的老闆，兩位當過我的大老闆（無直屬關係，我太幼齒，中間差了幾層！）

閒話不說，言歸正文。

如果，1971年4月15日是D day。 D日的前幾週是山雨欲來風滿樓，全國的注意力，尤其是大學校園內的聚焦，放在幾個小島的上面。那幾個無人島，就是釣魚台。

在指南山下的校園裡，D-x日，中午，外交系舉辦了一個座談會，但時的外交系主任是所謂的“青年才俊”之一，海外（留法？）歸國的年輕教授李鐘桂。座談會的主題就是釣魚台問題。座談會由於題目時新引人，參加人眾，在大禮堂舉行。在快要結束時，發生了搶麥克風的狀況。印象中，校方要按時結束活動，希望大家回去上課，另一方仍然慷慨激昂，要上台發言。此時場面激動，訓導處活動組的幾個教官們都出現現場。

突然，有一個同學舉起一面國旗衝進大禮堂，揮著國旗大聲疾呼，談什麼談，我們要以行動代替語言，我們要示威抗議。於是，一場突發性的示威抗議在校園裡展開，大夥在國旗的領導下，跟著幾個外交系的大四學生，在校園裡，高聲唱歌，呼口號，記過教室，則大聲邀喊：別上課了，我們要抗議政府無能的外交立場等等。

外交系，可是才士雲集，名人胡志強比我們大一屆，已經畢業，但是大四的一時才傑，亦非俗子。我成功嶺同連的蘇起是其一。另一與我較量幾次的演辯好手，侯柏夫，更是領袖人才，文武雙全，讀過美國學校，英文佳，還是橄欖球隊的隊長。

我猶記話劇社的指導教官，跟著我一齊呼口號。然後說，“OM，差不多了，遊行的很成功，我們要見好收場，不要出校門，大家還上課呢？” 我心想，我又不是頭，你跟我我講啥？後來想起，這幾個教官可能都指派了任務，他的任務就是盯著隊伍裡的人物吧。（我當時也是個人物吧？）在校方的關注下，即發的遊行在大家高唱國歌，和平結束。

這次校內遊行後，學生活動中心的謠言滿天飛。我遇見了政治系的“老兵”。“老兵”是一李姓緬甸僑生的外號，不知他父親跟李彌是否有關，可是他黑臉老粗像，在政治系讀了7年（上限）才畢業。“老兵”說，你們台生就是只會說，我們僑生已經出去遊行過了。他告訴我，僑生們己經去國美國大使館等地抗議示威。當然，消息沒有見報，無人知曉他們的愛國行動。

我的同班好友謝，是大四時的班代表，也是學生代聯會的成員。如前所述，代聯會的主席是當時李姓的法律系學生。代聯會也開始開會，因應同學的要求，組織遊行示威，表達全校學生的憤怒與立場。

D-3日，我在活動中心，一個胖胖的同學開始跟著我，說他是李主席的表弟，可是不是班代表或系代表，只能在場外喝奶茶，聽消息。學生代聯會，根據他的表哥說，已經提議立案，也正式表決，要到外交部及美國大使館抗議示威。

D-2日，我們幾個大四的元老們，又在活動中心喝奶茶，聽代聯會的會議進程與結果。似乎所有的才俊學生都進進出出，打聽消息，可是聲聲入耳，事事關心的青年。有人說，上次校內座談會，校內的遊行，全程被錄影，中央黨部，救國團等人看了說，看來就像似大陸淪陷前的學潮。

校方在疏導代聯會，取消遊行示威的決議，因為這是學生運動，不是愛國行為。我的好友謝，父親是警界大員，派了了司機來校，告誡其子，決定不能參加或組織示威遊行。

我問“李表弟”，你叔叔是黨國大佬，你們兄弟敢參加遊行嗎？

D-1日，乾瘦的老校長，拄則拐杖，出現在活動中心的會議室，大家都很久沒看到他了，聽說身體不好。一會後，會議室裡傳出消息，老校長劉季洪勸大家，給他一個老面，好好讀書，不要出去遊行。

消息又傳出來，黨國大佬的兒子，代聯會李主席“憤然辭職”，因為他代表的全校學生代聯會的決議，沒有受到校方的支持，他十分生氣，當場宣布辭職，以示抗議。我看著“李表弟”，我說你表哥，深知道什麼是“金蟬脫殼”呀，還是都寫好的劇本在演？李某的兒子，怎麼能帶頭搞學潮嘛！

學校不同意，主席辭職，代聯會就就流會了。

這時已是下午，我們幾個大四的進入現場，跟所有的剩下不走的班代表系代表等，隨著一個法律系的助教，前往法律系宿舍。這位助教剛由美國回來，充滿了仇美的民族情操，成為了非正式的學生領袖，開始主持會議。

侯柏夫當仁不讓，成為流產後復活的總指揮。他跟我說，“OM，你開始寫明天遊行的海報標語。” 我離開了會場，回到活動中心，開始寫了幾十張各色書面紙的海報，不同的口號，不同的標語，同學們可以遊行時拿著，舉著。

寫完後回到會議現場，我的新任務是糾察。我們決定，每一班只能兩人參加，因為沒有時間造冊，嚴格規定，一定要穿制服，明晨（D日，H時）在大禮堂報到入場。

當晚，忙完時，謝與我，以及新跟班“李表弟”，一起回校外租住處。天下毛毛雨，“李表弟”說，有人在跟踪我們。謝說，他父親又來通知，“明日絕對不能參加遊行。”我問，你們去嗎？謝說，你呢？我說，當然去。這時“李表弟”，站起來說，我非得下去看看是誰在跟踪我們！他一會回來說，樓下的人走了。我說睡吧，太累了，“李表弟”你可以睡下舖，我室友不會回來。

謝住隔壁，也離開了。

D日。

起床時，“李表弟”不知是昨夜，還是今晨，已不告而別，我再也沒見過他。他真是學生，真是“表弟”嗎？我現在還在懷疑。

我趕到大禮堂，幾個人在等我，一個熟面的活動組教官，他說，OM我們正等你呢，能看看你寫的海報吧？我跟著他們回到樓上小會議室。這時大禮堂外，校方效率驚人的已租了數輛指南客運車，候者遊行的學生們。

幾個人開始一張一張的審閱我寫的海報，客氣地說，OM這張言辭太煽動了，不要吧？這張罵政府，沒有什麼意義吧？我那時連早飯也沒吃，懶得爭論，就隨他們censor。等我抱著“檢查合格”的海報回大禮堂時，己經坐滿同學，幾乎校內的“人物”們都穿著制服，當了各班的兩位代表。

大夥在侯指揮的指揮下，教官的護送下上了巴士。我的新任務是押尾，侯說，絕對不能讓外人混入隊伍！

我以為，我們是去中央黨部，因為學校讓我們上街遊行的條件之一，是先去聽聽當局的疏導。可是巴士過了東門，過了小南門，我心想不好，過了中央黨部，怎麼往警總開了？還好，巴士過了小南門，過了當時的女師，在實踐堂停了下來。

下車時，未見任何老三台媒體，可是消息靈通的日本電視台NHK卻在實踐堂外，架設了攝影機。我盡責地通知同學們，不要與媒體講話。

實踐堂台上站了兩位年輕的官員，一是青工會的（名字已忘），另一是剛由美學成的錢復，時任外交部北美司司長。台下坐滿了同學們。

兩位官員賠了我們一早，疏導些什麼，我已經記不得了。總的印象是同學們，個個資料豐富，言辭頭頭是道，詢問官員，是說大人而瞄之，不愧都是本校精英才子。

另外記得的是，中央黨部準備了便當，要大家吃完飯，回校上課。

侯總指揮，立刻拿過麥克風說，大家慢用，繼續提問，輕鬆休息，因為“下午還有很常的路要走”。

中央疏導失敗，我們下午走出實踐堂時，還只有日本媒體守著。我們列隊由實踐堂，走中華路，到北門的美國大使館。當然一路交通管制，安全措施妥當，我這個糾察無事可做。

到大使館遞交抗議書時，只記得一個白人用錄像機，為每一個人錄像留影。我想，反正我也不想留美的，你錄就錄吧。侯，後來出國，聽說是餐館大亨，可見錄像沒用上。

然後，由北門走到新生南路，大夥在教官的勸導下，上了等著的大巴士回校。

民國六十年的四月十五日，是台灣的大學生在威權時代的第一次學生遊行。我除了參與，那天，遊行的同學們拿的標語海報，每一張都是我寫的。

網站上說台大幾個月後，也搞了抗議遊行，馬英九還是發起人之一。我不是台大的，無法證實或否認。可是如果有人敢說，李立法委員當年也發起了保釣運動，或參加示威遊行，你別信。他不敢，他爸爸官太大了，他臨陣“憤然辭職”，或“金蟬脫殼”，而錯過了歷史的一日。

（以上都是一個老人的記憶，如果有補充訂正，請來函或留言，千萬別去法院告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