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爾馬．霍倫斯坦　郁欣譯

今天，幾乎沒有哪本內容詳盡的哲學百科全書不包括亞洲和非洲的思想家及智性傳統。儘管它們所占的篇幅遠遠小於歐美哲學家，但不可忽視的是它們都得到了承認這一事實。但在二十世紀中葉前後，兩位最傑出的德國哲學家胡塞爾和海德格爾仍然教導說，歐洲哲學影響之外存在著智慧，而且無疑是深邃的智慧，但沒有可被稱作哲學的思想。一度步其後塵的還有黑格爾。在我們今天看來，胡塞爾和海德格爾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

一個可能的原因似乎在於，權力的全球轉移造成對非歐洲智性傳統貶低性評判的逐漸消失。反駁這種社會學的解釋實屬困難，要證實它同樣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回顧某種歷史性解釋或許能夠比較直接地為我們提供一些線索。在德國，認為歐洲影響外沒有哲學，或者至少沒有「專門的哲學」的主張，可以追溯至康得、黑格爾。如果我們問康得、黑格爾知道什麼歐洲以外的思想，他們的回答是否定性的。他們的否定評判基本上是由當時對非歐洲文化的知識狀況造成的，非歐洲文化，從走進歐洲學者的眼中到得到歐洲學者的認可，經歷了一段很長的歷史。

值得注意的是，人們幾乎沒怎麼關注這樣一個過程，黑格爾從1819年開始，尤其在1825年以後修正了他對亞洲哲學的見解。1819年，他在自己關於哲學史的演講中，寫進了「東方哲學」這一節。從1825年開始，他似乎修正了自己的評價，這主要是讀了亨利．湯瑪斯．科爾布魯克（Henry Thomas Colebrook）的〈論印度哲學〉（載《大不列顛與愛爾蘭皇家亞洲學會學報》），還讀了威廉．馮．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在1825和1826年提交給柏林科學學院的對《薄伽梵書》（Bhagavad-Gita）的評注。科爾布魯克對《數論》（Shankya）和《正理-勝論》（Nyaya-Vaisheshika）學說的「摘錄」，使黑格爾承認它們是「真正的哲學著作」。

我們在對他1829-1830年演講所做的筆記中讀到：「我們可以把（東方哲學）看作最先部分，即看作真正的哲學，但我們也可以把它看作先驅，看作哲學的先決條件，並且讓我們的開端置後，由希臘哲學開始。」然而，黑格爾仍堅持自己的意見說，由於主體自由的缺乏，哲學的開端「在東方只能是貧瘠的且完全抽象的」，「專門的哲學」始於希臘。

如果關注歷史，我們應該如何解釋黑格爾對孔子的批評？黑格爾在演講中提到，我們看到孔子和他的弟子們的談話（即《論語》——譯者），裡面所講的是一種常識道德，這種常識道德我們在哪裡都找得到，在哪一個民族裡都找得到。孔子只是一個實際的世間智者，在他那裡，思辨的哲學是沒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道德的教訓，從裡面我們不能獲得思辨的東西。西塞羅留下給我們的《義務論》（De Officiis）便是一本道德教訓的書，比孔子所有書的內容要豐富，我們根據孔子的原著可以斷言：為了保持孔子的名聲，假使他的書從來不曾有過翻譯，那倒是更好的事。黑格爾的編史傾向於類型學，而且就中國哲學而言，對孔子的看法仍然過於片面。令人遺憾的還有，由於翻譯的不足，黑格爾沒能接觸到荀子和《墨經》，而它們尤為當代漢學家中研究哲學的人所推崇。

與此相聯，做一些比較哲學史也許會有裨益。十九世紀，人們能夠發現對希臘哲學家的評價也一樣是詆毀性的，甚至對柏拉圖——至少關於他的政治哲學。湯瑪斯．傑弗遜在1814年7月5日寫給他朋友約翰．亞當斯的信中有這樣的評論，在吃力地閱讀柏拉圖《理想國》的奇念怪想、幼稚和難以理解的行話時，我經常放下書問自己怎麼會這樣：這個世界如此長久地給予像這樣的胡言亂語以聲譽？……對我們來說幸運的是，柏拉圖式的共和主義沒有像柏拉圖式的基督教一樣受到偏愛。雅各．布克哈特（Jacob Burkhardt）對「希臘哲學」的批評同樣值得注意，希臘人真正的、無與倫比的偉大在於他們的神話；更晚近得多的人也許產生像他們的哲學那樣的東西，卻不能產生他們的神話。

康得和黑格爾對歐洲以外無真正哲學的主張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是可以讓人理解的，但如今，該觀點已經站不住腳了。不過，歐洲發出這樣謙遜的聲音，胡塞爾和海德格爾已經不知道了。

迄今為止，非歐洲思想家的主要著作還沒有被大量譯介到歐洲，更沒有對翻譯文本從語言學和歷史學進行評注的大編年表，這樣的評注對於一個沒有足夠語言學和歷史知識的人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東亞和南亞史中沒有可以與歐洲哲學相匹敵的思想，這個錯誤的觀點已經持續了近兩百年，如果我們要證偽該論調，上述編年表將是一個必要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