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對嚴羽及其《滄浪詩話》的關注始於上世紀初。1912年，英國著名漢學家翟理斯（H. A. Giles）編撰的《中英字典》（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出版，書中「滄浪客」一詞即指嚴羽。1922年，張彭春將嚴羽《滄浪詩話》中的「詩辨」、「詩法」兩章譯成英文，以《嚴羽的〈滄浪詩話〉》為題，發表於英文版《日晷》雜誌73卷第2號（274-276頁），這是西文中第一篇概括譯介《滄浪詩話》的文章。張彭春，字仲述，天津人，曾於1910-1916年和1919-1922年間兩度赴美留學，就讀於克拉克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獲藝術碩士和哲學教育博士學位。1929年，張彭春在原來選譯的基礎上又第一次將《滄浪詩話》全文譯成英文，由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的匹茲堡研究所出版社出版，書前有當時美國文論界權威斯賓加恩（J. E. Spingarn）寫的「序言」，說明《滄浪詩話》的翻譯乃是應斯賓加恩的緊迫要求，並認為《滄浪詩話》「在八個世紀之前就預示了西方世界關於藝術的現代概念」，與西方以克羅齊為代表的現代美學理論相比，中國把藝術獨立於哲學、倫理、宗教的思想要早得多[1]。此後海外的嚴羽研究逐漸形成多聲部並在二戰以後經歷了兩個重要階段：一是60、70年代的高潮階段，一批有影響的「嚴學」家攜帶著他們的研究成果閃亮登場，代表人物有德國漢學家京特．德邦（Günther Debon）、日本東洋大學文學部教授船津富彥、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教授荒井健、日本廣島大學教授鈴木修次、加拿大籍華裔學者葉嘉瑩、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華裔學者劉若愚（James Liu）及蘇聯漢學家李謝維奇（И. С. Писевич）等人。李謝維奇是繼蘇聯漢學奠基人阿列克謝耶夫（B. M. Alexeiev）之後的一位研究中國古代文論的重要人物，其嚴羽研究見所著《中國的文心：中國古代和中世紀之交的文學思想》一書，1979年由莫斯科科學院東方文學總編輯部出版。這本研究中國古代文論的專著共分九章，264頁，第五章題為《樸素描寫的反義詞——比和興》，其中有關於嚴羽《滄浪詩話》詩學觀的評介。第二個階段是80、90年代，以美國哈佛大學中國文學暨比較文學教授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和德國特利爾大學漢學系教授卜松山（Karl-Heinz Pohl）等人為代表。下面，分三個單元作進一步探討。

一

20世紀的德國漢學研究，當大部分漢學家紛紛揚鞭躍馬，馳騁於中國古代歷史、哲學或文學領域時，以德邦為代表的少數漢學家卻同時關注中國古典文論並以之為譯介和研究物件。德邦於1921年生於慕尼克，1953年博士畢業，先後任教於科隆大學和海德堡大學，以研究中國古典詩歌著稱，兼及德中文化交流和中國古代文論。古代文論研究的代表作是關於嚴羽《滄浪詩話》的譯著，書名為《滄浪詩話：中國詩學典籍》（Ts’ang-Lang’s Gespr?che über die Dichtung: Ein Beitrag zur Chinesischen Poetik），1962年由威斯巴登奧托哈拉索維茨出版社出版，共258頁。據書前德邦撰寫的「序言」，可知他對於《滄浪詩話》的興趣，來自於美國漢學家海陶瑋（J. R. Highttower）教授提供的張彭春的譯文。這篇「序言」長達55頁，分為作品及作者、詩論的主導思想、辯論的著眼點、獨創性與繼承性、矛盾和問題、繼承者與反對者及翻譯中的問題七個部分，主要觀點如下：一是嚴羽自號「滄浪逋客」，意在暗示自己的流浪生活。所以他贊同H.A.翟理斯和R.H.馬休斯（R. H. Mathews，主編《中英字典》，1931年出版，書中收有「嚴羽」辭條）將「滄浪客」一詞譯為「a vagabond」（流浪者）。二是嚴羽詩論與江西詩派、江湖詩派及永嘉四靈一方面「處於一種對立的地位」，[2]另一方面持論又往往受他們的影響。嚴羽抨擊的是這幾個詩派的詩而不是其詩論。三是嚴羽倡導詩貴含蓄，要有餘味，受到前代「味」論的影響。四是《滄浪詩話》第一章《詩辨》相當完整，與後四章在一些概念的運用上沒有連貫性，第一章與後四章有 「更多的矛盾」。五是嚴羽詩論對元代楊載的詩論、楊士弘的《唐音》、明代高棅的《唐詩品彙》、前後七子的格調說及清朝詩壇領袖王士禎的神韻說都產生了深遠影響。可見，這是一篇涉及面廣、內容豐富、能從正面或反面引人思考的西方「嚴學」論文，值得我國學者重視。惜其沒有「面向更加廣闊的牧野與豐沃的田園」（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比較文學教授厄爾．邁納語），從跨文化的角度將嚴羽詩論與德國文論進行比較研究。

在德邦等人的影響下，特利爾大學的卜松山（1945-）教授對中國古代文論更表現出特別濃厚的興趣。他對於嚴羽《滄浪詩話》的看法主要見《論葉燮的〈原詩〉及其詩歌理論》、《死法與活法——中國文學與藝術中的法與無法的探討》等論文。在《死法與活法》一文中，卜松山認為，嚴羽（活躍於1180-1235）作為一個新古典主義者，他的文學理論作品《滄浪詩話》對明代的詩文復古運動產生了影響。在《論葉燮》一文中，他說：「這篇重要論著（指《滄浪詩話》）附會禪宗的觀念，將詩理解為對於現實的一種直觀的頓悟反應，這對以後幾個世紀的文學理論，尤其是對於我們這裏將要討論的明清擬古主義運動有著恒久的影響。」[3]又說：「王士禎（1634-1711）的『神韻』，其觀點繼承了自嚴羽以來以禪宗辭彙解釋詩歌的傳統。」[3]（P174）而葉燮《原詩》中的批評用語，如「理」、「識」等，也與嚴羽《滄浪詩話》存在著淵源關係。卜松山還看到了嚴羽詩論所受前代文論的影響，他認為嚴羽鼓吹將「超驗——模仿」（transcendental-mimetic, 借用了M. H. Abrams的術語）的方法運用於文學，並強調詩的即興的精神品質，與唐代司空圖一脈相承。[3]（P187）對於詩與「理」的關係，卜松山認為嚴羽並未從詩中完全抹去「理」（理性原則），他的態度是好詩應該反映「理」，但「理」應該是內在於詩的形象中，在外不顯露出痕跡來。[3]（P1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