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侈談文學語言的效果對於一部傳記來說未免有苛刻之嫌，那麼關於文本資料的翻譯準確性的討論總應該算是題內話罷。首先，我們必須承認，晚明文人的詞句並不天然地比秦漢文章好懂，翻譯的難度也絕對不會比白話文低。其次，就一部關於中國歷史的英文著作而言，《回到龍山》駕馭史料達到了過於豐富、過於密集的程度，這就令翻譯的工作量和難度同時激增。儘管史景遷一方面有相當多的現成西文文獻（如Philip A. Kafalas關於張岱的英文博士論文及專著、Brigitte Teboul-Wang的《陶庵夢憶》法譯本）可以依靠，另一方面有不少以中文為母語的研究助手幫忙翻譯校正（《回到龍山》謝詞中提到四位），但似乎仍有一些語言和典故的難點沒能解決。 

在此試舉幾例，稍作解說。如，《回到龍山》講張岱讀書的情形，說：Reading about such moral and courageous people from earlier epochs swept him along on an emotional surge: he became “like a tiger or wolf who just sighted meat, or a piece of ice that is placed next to a blazing cauldron.”（第140頁）用白話直譯過來，即是說：讀著古往今來節義之士的事蹟，張岱情緒激動，他變得「像見到了肉的虎狼，又像放在煮沸的大鍋邊上的一塊冰」。這裡依據的實際上是張岱《古今義烈傳》自序，文曰：「余于節義士，竊以為然。當其負氣慷慨，肉視虎狼，冰顧湯鑊，餘讀書至此，為之頰赤耳熱。」顯然，「當其負氣慷慨，肉視虎狼，冰顧湯鑊」，一氣貫注，說的都是「節義士」的表現，而不是張岱的表現。那麼，「肉視虎狼，冰顧湯鑊」究竟是什麼意思呢？「肉視」見於溫庭筠《題李衛公詩二首》，當中一句「肉視具僚忘匕箸」是說李德裕將僚屬看成是可以吃的肉，連匙和筷子都不用。「肉視虎狼，冰顧湯鑊」是說節義之士見了會咬人的虎狼只當它是可以吃的肉，見到煮人的鼎鑊就好像它沒有什麼熱度，全然不把生死放在心上。 

又如，張岱在《海志》中記在普陀寺看善男信女拜觀音：「男女千人鱗次坐……是夜，多比丘、比丘尼，燃頂燃臂燃指；俗家閨秀，亦有效之者……是夕，寺僧亦無有睡者，百炬齊燒，對佛危坐，睡眼婆娑，有見佛動者，有見佛放大光明者。」《回到龍山》對此的撮述卻是：He saw thousands of men and women “packed like fish”……also mortifying their flesh by burning incense on their heads or their arms……He was not surprised that in their sleepless and pain-sharpened state many pilgrims saw the Guanyin image moving or emitting shafts of lights.（第123頁）用白話直譯過來，即是說：張岱看到成千的男女「像魚一樣密匝匝擠在一起」……他們在頭上、臂上燃火，苦修肉身……許多朝拜者不眠不休，加之痛苦刺激，在這種情況下他們說自己看見觀音像在動、在發光，張岱也就不以為異了。這裡的問題是，張岱原文中分別發生在不同人身上的行為，都被史景遷按到了同一群人身上。在原文中，「鱗次坐」的是朝拜者全體，而完成「燃頂燃臂燃指」這種極端行為的只是朝拜者中的一部分（部分和尚、尼姑以及部分模仿他們的俗家女子），至於「見佛動者」、「見佛放大光明者」則根本不是朝拜者，而是普陀寺本寺的僧人。 

史景遷在研究過程中充分佔有原始資料，並參考了國內學者胡益民的《張岱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張岱研究》及佘德餘的《張岱家世》（未及見佘德餘的《都市文人——張岱傳》，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第一版）。不過，在讀過胡、佘、史諸家的著作之後，我們還是感到對張岱的研究似仍停留在較粗疏的階段。《張岱評傳》字句錯訛之多，學界早有定論，以張岱返歸龍山、卜居快園一事為例，《張岱評傳》附錄《張岱簡譜》中，1649年（己丑）條寫道：「岱於是年移居龍山後麓之快園，居此地直至1669年。」假如真的只住到1669年，那就只有二十一年，與前引「二十四年於此」矛盾了。再看1672年條：「岱自1646年（丙戌）移居快園，至此整二十四年。」兩邊都對不上：前面說1669年，後面變成1672年；後面說1646年，前面卻是1649年；若說1646年是筆誤，可甲子又並不誤，總之錯得蹊蹺離奇。史景遷的《回到龍山》固少此類舛訛，卻也只停留於事實排比，研究之責恐怕仍在後來者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