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大學對中國社會經濟史的重視，是從70年代初伊懋可（Mark Elven）擔任中國歷史講師時開始的。伊對中國宋以後的社會經濟史頗有造詣，他的代表作《高水準均衡陷阱說》（The high-level Equilibrium trap: The Causes of the Decline of Inventio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Textile Industries）一書，從技術方面探討中國為什麼不能像英國一樣在19世紀經濟起飛，認為中國的傳統技術水平已經達到高峰，技術落後造成生產停滯，生產停滯又妨礙技術進步，形成惡性循環，也就是「高水準均衡陷阱」。此說在西方學界，曾引起廣泛的反響。

科大衛於1992年接替伊懋可的教席。他長期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對明清以來的南中國特別是廣東和香港地區的社會經濟史下了很大的功力，搜集了大量族譜、契約、帳簿等民間文獻，研究成果甚豐。1986年由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農村社會結構：香港東部新界的世系與村落》（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Rural Society, Lineage and Village in the Eastern New Territories）一書，對明清香港新界早期社會史作了詳細的研究，通過結合田野考察收集的資料，對村落居民的訪問及文獻的分析，揭示了當地宗族組織、村落組織和村落聯盟的變遷和互動關係，而且從理論上對西方學界流行的，並長期被人接受的關於中國鄉村社會的觀點，提出了挑戰。

1989年，科大衛出版《解放前中國的農村經濟：江蘇和廣東的貿易增長與農民生計，1870—1937》（The Rural Economy of Pre-Liberation China: Trade Increase and Persant Livelihood in Jiangsu and Guangdong,1870 to 1937）和《出口與中國農場主：江蘇與廣東的農村經濟，1870—1911》（Export and the Chinese Farmer: The Rural Economy of Jiangsu and Guangdong,1870 to 1911）兩書，考察了近代江蘇和廣東的農業商品化與農村經濟的變化，認為1870—1937年間，國際市場的刺激，曾使江蘇、廣東出口農業地區的生產得到發展，農民生活也有所改善。近年來，科大衛致力於珠江三角洲為中心的華南農村經濟和社會文化史的研究。

研究生的論文選題，也大大超出傳統的歐洲漢學的範圍。以1993—1994年為例，文學類的課題有：《醒世姻緣傳》和《續金瓶梅》中反映的烏托邦及其關係，王夫之的文學評論，近、現代中國戲劇，中國文學的超自然現象，茅盾小說中的記事和思想體系，中國畫家與作家的人類學分析，上海西方藝術的引介與傳播（1911—1937年），中國文學藝術對Marianne Moore詩歌的影響，等等。歷史類的課題有：明清杭州寺院制社會經濟的發展，清末民初福州地區的民間信仰和家族組織，張伯行的書院改革和對程朱理學的新定義，古代中國的社會階層，香港新界的世系和村落，張謇與南通：晚清社會經濟史，晚清的社會倫理：文化保守主義的研究，社群和外部世界：清末民初廣東城鄉社會文化的研究，香港商業組織和南中國的政治變化（1900—1930年），上海地區中英商業衝突（1874—1914年），等等。現代中國問題和國際關係類的課題有：中國國家行為，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實踐，當代中國的社會階層，中國文化與現代化之爭，中國政治學，中國的城鄉移民，經濟環境中的中國家族制度，企業效率、個人財富與資本分配，新疆維吾爾人的交流體系與技術變遷，香港的社會變動，中英聯合聲明對香港的影響，一國兩制：80年代中國對香港政策中的主權與自治，尼赫魯對華觀點的演變及中印關係（1935—1960年），朝鮮戰爭中的中國軍事干預，在西方出生的華人婦女，等等。此外，還有一些史前考古、音樂、宗教等方面的課題。在這些課題中，將會產生二十多篇博士學位論文和一批碩士論文。

大學本科四年的課程設置，旨在幫助學生瞭解傳統和現代中國的各種不同類別的知識，並接受最基本的翻譯和口語、寫作的訓練。課程主要有古、現代漢語、中國古典文學、中國現代文學、中國歷史等，還可選修中國藝術和考古學、中國對外關係、現代中國政治、中國社會、中國宗教、中國詩歌、日語等。在第二學年的下學期，每個學生必須在一所中國大學進修四個月。

牛津大學實行導師制，每位學生都由一位導師指導安排學習計畫，每週進行一次個人輔導（Tutorial），即一對一地作報告和評論，進行討論。由於中國學的特殊性，大學課程和個人輔導遠比其他人文學科專業更加繁重。重要的考試有兩次，一是一年級的預考，二是四年級結束時的畢業考。每個學年開始，有一次非正式的考試。

牛津大學的中國學學者近年加強了和中國學者的聯繫和交流。教師來中國大陸參加學術會議增多，還派博士生到廈門大學、上海社科院等處作博士論文研究。從1993年開始，邀請中國學者到牛津訪問研究。1994年，由於臺灣原住民博物館提供研究基金，牛津大學已將培養研究臺灣高山族即原住民的人才，開展相關的研究，列入計畫。可以預計，這一學術交流的擴大，會有利於牛津大學中國學的拓展。

牛津大學博多林圖書館的早期藏書，蘊藏有豐富的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的原始資料，明清特別是17、18世紀的商業圖書，是研究中國海洋社會經濟史的第一手資料。最近，該館又用重金購進一批廣東潮汕地區的民間雜書，也頗有價值。古籍藏書也比較豐富，擁有一些如《永樂大典》原抄本等罕見的珍本。對於研究中國古近代歷史和文學，不失為一大寶庫。過去由於人手缺乏，尚有不少原始抄本、文書未整理編目，揭開塵封。舊有書目卡片，按作者姓名字母順利排列，查索不甚方便。近年引進電腦檢索，但僅限新進庫的部分，舊藏書目錄全部輸入電腦，尚需時日。但這畢竟是一個可喜的進步。

1994年，我應邀到牛津大學訪問研究半年，正值中國學研究所建立前後。本文主要依據杜德橋教授和科大衛博士提供的資料，結合前人論述和自己的讀書、觀察寫成的。由於瞭解不多，評述僅屬皮相，然大致可看出牛津大學中國學變遷的一斑。杜德橋教授和他的同事們計畫推進牛津的中國學，向歐洲中國學研究中心的目標邁進，預祝他們取得新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