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對於美國荀子研究的大興，　業師以為肇因於Knoblock全譯本（1988，1990，1994）的問世，而個人則以為應追溯至羅思文（Henry Rosemont, Jr.）等人的提倡（1971），Knoblock的英譯則可以視為推動美國荀子研究的一大助力。在Knoblock之前，雖有德效騫（H. H. Dubs）、B. Watson以及陳榮捷等人的節譯、選譯，但大多只選擇譯者所認為的「重點部份」（而這些「重點」又或多或少受到二十世紀早期中國學界「疑古辨偽」以及傳統「宋明理學」的影響，對於荀子學說的真正重心認知不甚正確），讓讀者、研究者囿於這些「重點」而難以完整了解《荀子》的內容，儘管如此，這些譯本仍起到讓英語世界的學者認識荀子學說的作用。

然而在1970年代之前，或因為戰爭，或因為外國研究者對中國思想仍不甚了解，又或許當時關注點不在於此，導致除了若干名家名著之外，其他方面仍乏人問津，而羅思文等漢學研究者可能是有鑑於此，才會提倡研究古代中國思想，荀子學說也趁著這個勢頭，吸引了較多人的注意。當時的荀學研究雖然多少被「重點」所限制，而較無健全的開展，但至少探討的面向是相當多元的：除了人性論外，如名學、各篇章撰述年代的考訂，以及與宋代「事功派」的思想比較研究等等都是相當值得注意的部份。

與之相比，全譯本出現後的頭十年，單就論著數量而言，美國荀學研究確實明顯發達起來，但以主題而論，就比較傾向於「倫理學」或「比較哲學」等方面，頗有「單元化」發展的跡象。這或許又與當時處於世紀之交，思想界普遍關注於倫理學有關。雖偶有名學探討，以及與考古研究成果交互比對的論文，卻也被一堆以「倫理學」為主題的著作所淹沒，而只能視為單一個案。

至於比較哲學方面，亞里斯多德的「道德實踐」、奧古斯丁的「性惡說」以及近代德國哲學家康德的「實踐理性」，是英語學界學者較常與荀子思想比較的部份。雖早在1970、80年代便有人提過，但一直要到世紀之交的那一段時間，這三位歐洲思想家的理論與荀子學說的比較才成為熱門話題，而目光也集中於道德修養觀或修養工夫論等屬於倫理學的範疇，其他方面則甚少有人關心。

至於近十年的美國荀學研究，則因較無管道了解，而不甚明瞭，只能以想當然耳的方式推論：熱潮或許已經退去，但研究者也有可能會從倫理學以外的角度去思考荀子學說，儘管難脫過去的影響，然而以歷史、學術史或思想史的發展作為切入點，會是一個展開新局面的方向。

（二）

曾經疑惑Dubs當初首次以英文翻譯《荀子》，且又做出以專書形式完整論述荀書的創舉，為何沒能激起英語學界的熱烈反應？從佐藤將之教授的近著中，才知道稍後Duyvendak的幾篇評論，將Dubs在這方面可能造成的積極影響全部澆熄，此後英語學界的荀子研究也因為各種因素，而彷若晨星、不成氣候，一直要到1960年代，才又有第二部節譯本出現。

至於《荀子》的全本英譯，首推John Knoblock的Xunzi: A Translation and Study of the Complete Works。如其副標，該書是對《荀子》且譯且論的。對英語學界認識《荀子》，該書貢獻良多。　業師以為美國荀學於世紀之交大為興盛，該書厥有功績，有其道理。

然而翻譯一事，罕見一人拍板，便是萬世定論之舉，Knoblock的譯本雖然對美國荀學功勳卓著，卻也沒達到人人滿意的程度，而這也就是Eric L. Hutton再譯《荀子》的重要理由。

Hutton氏在其譯本〈序論〉中曾提到，他在1996年開始著手此事，大致與其撰寫博士論文同時，而其學位論文已於2001年完成，而翻譯卻幾經二紀，在多人的協助下，才能於2014年出版。

與Knoblock的且譯且論相比，Hutton的譯本就屬於譯介古籍的常見方式：以譯文為主體，論介與註解的篇幅較少。雖然這種形式使其譯本內容不如Knoblock來得詳盡，卻也不會給讀者帶來部頭繁重的困擾，作為初學者的入門書，算是相當適合。

至於二者譯文的優劣，限於程度不足，只能留待方家評說。

Eric L. Hutton, Xunzi: The Complete Tex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Press,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