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吉川先生相識二十多年。猶憶仍在臺灣大學就學期間，偶然拜讀了他的《元雜劇研究》，景慕之情，油然而生。當時我正在選修鄭因百先生（蒼穹案：即已故的國內詞曲學研究專家鄭騫教授【1906-1991】）講授的「元明戲劇」，覺得此書頗有參考價值，自問何不譯為中文，以廣流傳。於是不顧孤陋淺學，冒昧與吉川先生通信提及此事，並徵求許可。不意旋得回音，不但慨然允許，而且給以鼓勵。從此以後便時有書信往返，但尚無面聆教益之緣。《元雜劇研究》譯本完稿後，承因百先生作序，於一九六○年交由臺北藝文印書館印行。那時我已從臺大中國文學研究所畢業，正在軍中服役。退伍後返回母校執教一年。接著由於某種機緣，我也隨俗遊學美國；不期竟與訪美中的吉川先生在普林斯頓大學初次會面。「邂逅相遇，適我願兮。」感激之情，自不待言。其後，因為自己的研究興趣也包括日本文學，難免要到日本去蒐集資料或參加會議，晤談的次數也就與年俱增。每次相見，偶爾也談到他的著作，他常以中國知音太少而耿耿於懷，覺得是他治學生涯的一大憾事。他特別舉出《宋詩概說》與《元明詩概說》，自許為年近六十時用力最勤之作，而且指名由我執筆，把這兩本書譯成中文出版，以便不諳日語的中國讀者也有機會加以參考、批評與指教。當初我並未即作承諾，但後來總覺得盛情難卻，與其掛念，不如遵命，於是發憤利用授課之暇，先譯了《宋詩概說》，由聯經出版公司於一九七七年印行。兩年後，我在日本國際基金會的資助下，赴日研究一年。有一次他到東京開會，打電話約我在皇宮飯店見面。那時他正致力於杜詩的注釋工作，面有倦容，動作也不如從前俐落。雖然眼神矍鑠，不減當年，但在言談之間，間或流露出垂垂老矣、時不我與的焦灼。我邊啜著醇厚的咖啡，邊聽著他以帶有書卷氣的標準中國語，娓娓而談，披瀝著他注杜的甘苦。「杜甫是鄙人心目中唯一的詩人。」他說，「我這一生彷彿是為讀杜甫而存在的。」臨別時，他忽然問我什麼時候開始翻譯《元明詩概說》。當時我因為另有進行中的研究計劃，自忖短期內無暇兼顧，便向他建議由我介紹一位可靠的譯者。他呷了一口咖啡，沉默片刻，不慌不忙地說：「還是請你勉為其難吧。慢慢來無所謂。」沒想到那次握別，竟成永訣。現在《元明詩概說》的譯稿總算完成，而且即將付印。記得他還在的時候，每次翻譯他的論著，總要先把稿本寄給他，請他過目一下，但這次卻欲寄無由，不勝悵惘。屈指一算，他的六週年忌辰都早已過去了。

本書翻譯的手法與《宋詩概說》譯本一樣，多半採取比較自由的意譯，不用逐字逐句的直譯。我以為翻譯學術論著不必與翻譯文藝作品相提並論，只要忠實於原著的意旨與論點，即在不違背「信」的原則下，為了行文方便，考慮中文的句法與思路，不妨稍加增刪，重新安排原文的字句次序，或甚至改寫整段文章，以求暢「達」通順。要之，最重要的是求其能「信」與「達」，至於能「雅」與否，那就要看譯者駕馭文字的功力了。這就是我翻譯學術性著作──包括本書在內──所持的態度。對此吉川先生似乎也表贊同，至少從未提出異議。此外，我在翻譯本書的時候，遇有引用或涉及中國詩文或資料的地方，也盡量檢尋出處，用括弧加以注明；如已被轉述或譯成日文，則設法查對原書，還其本來面目。本書原著並無序文，正好吉川先生有一篇〈關於「元明詩概說」〉（「中國詩人選第二集」2附錄），敘其撰述動機與經過，所以特為譯出，置之卷首，權充代序。他另有討論明人的文章數篇，我選譯其中〈李夢陽的一面──古文辭的庶民性〉一文，作為附錄之一，以見吉川先生重估明代文學的意圖。

本書的翻譯曾獲國立編譯館的獎助，特誌於此，並致謝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