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我與明詩的結緣，則在元詩之後。

我的兩位恩師中，鈴木虎雄先生酷好明詩。我在京都大學肄業時，就聽過他講李夢陽的課。狩野直喜先生卻正相反，以繼承清代學術自命；對於明朝文學成見頗深，認為是毒害江戶以來日本漢文學的罪魁禍首，故斥之不遺餘力。這位博文強識，無人能及的先生，常說「不知明人的事」而引以自豪。有時也說過：「在明朝，曲也不行。好的只有小說。」

我聽從了狩野先生的教導，對明代的一切相當冷淡。偶爾翻翻明人的集子，也總覺不大合乎我的性情。後來突發奇想，何不叛離師說，探討一下狩野先生不屑一顧的明代文學，那已是停戰的時候了。當時明野史叢書《紀錄彙編》的景印本剛剛出版，便找來隨意看了一遍，有感於明人的直情逕行，興趣大增，而引起了繼續加以探討的願望。

大概是停戰後的第一年，我還在東方文化研究所的時候，京都大學使學研究會請我去做了一次演講，題為「明代的精神」。那篇講稿找來找去都找不到，恐怕已經散失，不過演講的大意與本書第四章第一節所寫的大致相同。那時還在東北大學的小川環樹教授，因事來京都，談到「古文辭」運動。我說這個運動便是明人直情逕行的一種表現。他也贊成我的看法。

自從轉職到京都大學文學部以後，就一直想講授明清詩，但怕準備不足，遲遲不敢貿然嘗試，只好重複講授漢至六朝的文學。這樣年復一年，久而久之，忽然發現在這方面，已有年輕的學者開始發表起出色的論著來。於是，我才終於斷然改變了講授的時代。不過，我卻跳過明朝，而從清初的錢謙益講起。直到三年前，也就是大學學年的昭和三十五年度（一九六○－一九六一），才由錢謙益其人之詩再往上溯，利用並深入錢氏所編的明人詩選《列朝詩集》，正式開始講授明詩。在這期間，曾在《朝日雜誌》連載了〈沈石田〉一文，又為前輩橋本博士古稀紀念論文集，寫了〈李夢陽的一面──古文辭的庶民性〉。

總之，我在二十年前就與元詩結緣，但對明詩有計劃的探討，卻是最近幾年的事。宋詩亦然。去歲，即昭和三十七年（一九六二）暑期，在完成了《宋詩概說》之後，就接著著手本書的撰述工作。那時已與哥倫比亞大學約好，定於年底赴該校訪問講學，所以不得不加緊努力，在出國前總算草草趕出了初稿，便隨身帶到了太平洋的彼岸。客居紐約期間，本想利用這難得的機會多看點英文的書，而事實上也盡其所能而為之，但是由於書店有交稿的期限，不得延誤，只好利用空隙進行修改，寫在航由的葱皮紙上，作成了第二稿。又經島田久美子小姐謄清後，我再加以補充，便是印成本書的第三稿。

本書的預告原為《元明清詩概說》，但由於頁數有限，而且我的研究也有所不足，只好暫時把清詩部分付之闕如了。當我在美國的時候，有一次到普林斯頓大學訪問，住在該校招待所的二樓，早上在樓下的餐廳裡，偶然與一對英國人老夫婦同桌。他就是布里士妥爾大學希臘文學教授吉多先生。回到紐約後，買了一本他所著的《希臘》（The Greeks），一讀之下，才發現這本書也是半途而廢。不過，他在書裡說，如蒙上帝惠顧，假我數年，也許還有可能把剩餘的部分寫成一書。吉多先生看來比我年長。我在本書最後也說，盼能寫成一本《清詩概說》，說不定還有如願以償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