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進入二十一世紀，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全球範圍的廣義「漢學」研究的「氣運」，正在以相當快的頻率，不知不覺中由西文世界向中文世界移動。照如此速度，也許只要在本世紀再過短短的十五至二十年，「漢學」研究的重心，就會從歐美返回東亞來，出現第三是國際性的「典範大轉移」。以筆者觀察，這場可能出現的再一次「典範大轉移」將會以「中文」書寫媒介與「西文」書寫媒介並重為變化的標誌之一，因為語言、思維模式與「典範」三者之間，有千絲萬縷的關係。
　　在本世紀的今天，如要找一位主要以中文來寫作，並在漢學界乃至西方人文學界具公認宗師地位的華人學者，當然非余英時先生莫屬。這裡的「具公認宗師地位」的「硬」標準，是有「人文諾貝爾獎」之稱的美國國會圖書館克魯格獎（Kluge Prize）。
　　克魯格獎的得主，不僅漢學界只有余先生一人，全世界迄今也只有七人，而其餘六位都是在人文社會學界有劃時代影響的西人。2006年，余先生獲得此獎時，出版的中文專書超過四十部。評獎委員會在衡量余先生四十年來，主要在哈佛、耶魯與普林斯頓三所頂尖的學府度過的絢爛的學術生涯的整體成就時，無疑重點在其中文著作的學術價值。這些中文著作，舉例來說，無論是早期的《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1987），還是近年的《朱熹的歷史世界》（2003），都透露出一種處處入乎歐洲「漢學」與美國「中國研究」的「典範」之內，又隨時超乎其外的嶄新「典範」，也可以說是一種創造性的轉化。這種「典範」決未停留在傳統的「國學」範圍內，卻是一種以中文為書寫媒介而具有國際化視野範圍的新的研究「典範」，很可能成為下一次「漢學」與「國學」交融的典範轉移的主體。
　　值得注意的是，在費正清、杜希德等領導的二十世紀歐美漢學「典範大轉移」的後期，一個有能力貫通中西各種「典範」的新學術群體，已悄然出現。這裡容我舉例子說明。如眾所知，余先生誨人不倦，桃李滿天下，使受教於他的學生都能在不同的程度上，得到其治學的精神。本文上節節尾談到，《劍橋中華文史叢刊》的著者總數中，有七分之六是西人學者，只有七分之一是華人學者。令人詫異的是，經過上世紀「典範大轉移」的洗禮，今天這七分之六的西人學者中，得大名者約占其總數之半，而華人學者，成功率卻近乎百分之百。
　　更令人驚奇的是，上節提到的七位華人學者中，竟有四人（黃仁宇、黃進興、陳弱水、王汎森）先後出自余英時先生的門下。除了黃仁宇為余先生早期在密西根大學參與指導過的博士生外，其他三位略可以分別代表余先生四十年來在哈佛、耶魯與普林斯頓三校中指導培養過的弟子群體，如今全在南港中研院史語所。（註十）而上述四位成名學者，不約而同，一方面能在劍橋這樣的西方一流大學出版社出書，另一方面它們的大部分重要學術著作卻繼承余英時先生的學風，都是用中文撰寫的。一葉可以知秋，以此為例，上面所談到的未來可能發生的第三次「典範大轉移」，為時或已不遠矣。

（註十）參田浩（Hoyt Tillman）編《文化與歷史的追索－－余英時教授八秩壽慶論文集》（台北：聯經，2009）一書〈前言〉，由田浩、黃進興、陳弱水、王汎森分別回憶在上述三校中任教時的余英時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