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日後在學界和外交界春風得意的費思棻，其年輕時初出茅廬的成名作《中國與海外華人：北京1949至1970年間之政策變化研究》（China and the Overseas Chinese: A Study of Peking’s Changing Policy, 1949-1970），就是因杜公賞識，而收入《劍橋中華文史叢刊》出版的。此書研究的是1949年至1970年的北京華僑政策的變遷，涉及各階段的華僑政策的變遷和海外華人的活動始的方方面面。今天海外華人的問題研究，不管在歐洲與北美，還是在澳洲和亞洲，都是一門很熱的「顯學」，但三十年前，在古代中國的研究占主導地位的漢學界，則還是「冷門」。同樣，今天的澳洲國立大學是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現代中國的研究重鎮，當時該校在這個領域裡卻還剛剛起步，費氏和後來出任香港大學校長的王賡武先生，就是當年在此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一代拓荒者。
　　回首當年，一個澳洲的學者，要在劍橋大學出版社這樣的主流重鎮出版一本寫「海外華人」議題的學術著作，談何容易。相對於《叢刊》的「歷史、文學與制度」三大重點而言，「海外華人」研究，更是一個十分「邊緣」的題目。所幸者，杜公常敢破格，當年「爆冷門」，決定將費思棻的這部處女作收入權威性的《叢刊》，推動「海外華人」研究進入主流的視野，而費氏的生涯也隨之出現了一個戲劇性的轉折。1972年，該書出版後，費氏旋於次年初任澳洲駐北京大使。大使卸任後，費氏重返教壇，在澳洲國立大學培養下一代的學人。他當年所主編的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是今天西方的權威刊物The China Journal的前身，至今仍在南半球影響不小，而費氏《中國與海外華人》一書對當代海外華人研究領域的開風氣之先的功勞，更不可低估。
　　除此之外，杜公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初，至少還有一次大手筆的破格。該次破格的對象，是如今已名滿天下的黃仁宇的處女作《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in Sixteenth Century Ming China）一書。今天黃仁宇的名字，不僅學界中人，連一般大學生和歷史愛好者，都耳熟能詳，達到「有井水處，即能歌柳詞」的地步。
　　然而，讀者也許不知道，黃氏當年在漢學界的崛起，有過一番苦苦掙扎的經歷。《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是一本開創性的著作，以《明實錄》、明人奏疏筆記、明代地方志等史料為基礎，充分吸收大陸、台灣以及歐美、日本的研究成果，對十六世紀中國明代的財政與稅收進行了發人未發的系統分析，不僅當時是一個前沿性突破，至今仍有其學術價值。據黃仁宇在身後出版的回憶錄《黃河青山》中的回憶，這本當年對他的學術前途有十分重要關係的專書出版，與費正清和杜希德兩巨頭都有錯綜複雜的關係。（蒼穹案：見該書307-322頁）
　　當時黃氏由費正清邀請，在哈佛修改和殺青此書，本來應由哈佛出版，然而，該書的審稿人卻與黃氏的學術理念不一樣，提出一系列大手術性的修改意見，在某種意義上等於要求重寫。黃氏沒辦法接受，費正清也一籌莫展。為了打破此僵局，黃氏則將手稿轉寄給劍橋杜公，希望有一線生機。杜公慧眼識英雄，見此書「預」當時「典範大轉移」之「流」，當機立斷，不僅將此書收入《叢刊》出版，還破例親自作序（杜公作序，在《叢刊》近五十種專書中極少見），力挺其人，黃氏方因此一舉成名。
　　三十多年過去了，如今黃仁宇和他的「大歷史」，在其身後，如日方中，為一般知識界耳熟能詳。然在當時，黃仁宇雖然才華洋溢，用他自己的話來說，還只是個「三等僧眾」。此話一語道破了當年華人學者中能升到漢學界頂層者的人數比例。其時，在美國第一流名校的漢學講壇上法相莊嚴、講經說法者，大多數是西人學者。雖然趙元任、楊聯陞、余英時諸先生，已在哈佛、耶魯、普林斯頓聲名遠播，然在整個漢學界，畢竟是少數。回到《劍橋中華文史叢刊》，總體而言，《叢刊》中華人著者的比例，約只有西人著者的七分之一。
　　然而，如今回顧發現，在這場世紀「典範大轉移」完成之後，上述七分之一的華人學者中，幾乎無一「漏網」，全部都成為國際間重要的大學者：除黃仁宇外，美國還有普林斯頓大學周質平、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陳啟雲、Tufts大學陳荔荔（美國國家圖書獎得主），台灣則有中研院史語所黃進興、陳弱水、王汎森。
　　正如前述杜公輕易不在《叢刊》出版的書前作序一樣，當年杜公還有另一條「不成文法」，為免近水樓台先得月之嫌，《劍橋中華文史叢刊》一般不出版普林斯頓的博士著作。據我所知，杜公從1980年開始在普林斯頓執教近十五年間，只對兩部普林斯頓博士的思想史論文別有青眼、破例選中出版：一部是華人王汎森的《傅斯年大傳》，另一部是西人葛艾儒（Ira Kasoff）的《張載的思想》。王汎森今天在學術界的成就如何，有目共睹，此處無需詞費。葛艾儒後來「投筆從戎」躋身政界，年前亦已官拜美國商業部助理部長矣。
　　簡言之，從《劍橋中華文史叢刊》在上述七人「微時」，即大膽攬入「典範大轉移」之「局」，以及葛艾儒的小小生涯花絮，都足證杜公當年的知人洞見，有運籌帷幄、決勝數十年之外的長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