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要討論杜公與二十世紀歐美「漢學典範大轉移」的關涉，需先對漢學的歷史，做一個簡單的回顧。
　　「漢學」做為一門學科，始於何時？有「十三世紀」說，有「十六世紀」說，也有「十八世紀」說或「十九世紀」說，聚訟紛紜，莫衷一是。（註六）

　　然而，時至十九世紀末葉，西方諸國始有大學漢學講席之設立，並開始有權威性專業學報之出版，則為不爭之事實。當時正是「殖民時代」的全盛時期，漢學講席與漢學學報，全在歐洲，至於北美與澳洲之後續跟進，則主要是二十世紀的事情了。以大學講席而言，1814年法蘭西學院設立漢學講座，1875年荷蘭萊頓大學設立漢學講座，1875年英國牛津大學設立漢學講座，1888年英國劍橋大學設立漢學講座，形成了規模。以學報而言，1889年法國高第（Henri Cordier，1849-1925）與荷蘭施古德（Gustaaf Schlegel，1840-1903）共同創辦的《通報》，出版至今，仍是領域內的權威學報。
　　換言之，通過以上的種種，漢學研究的格局，十九世紀末，已經在歐洲跨國形成。在當時的大學體制中，漢學是「東方學」（Oriental Studies）的分支，與「古典學」（Classis）等科系為鄰。同屬於「人文學科」（the Humanities）的一個組成部份。從此出發，到二十世紀初，乃是「漢學」的學門「典範」在歐洲的「形成期」。
　　這個「形成期」，是通過歐洲內部諸國各自的漢學「小」傳統的典範互相激盪與轉移，經過一個相當時期的「磨合」與「互補」，而逐步完成的。舉例來說，法國有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的以中西交通史為中心的考古與語文考據的傳統；德國福蘭閣（Otto Franke，1863-1946）的通史傳統；瑞典高本漢的音韻語言學傳統；荷蘭有施古德的以秘密會社與娼妓史為對象的社會學傳統，與高延（Jan Jakob Maria de Groot，1854-1921）的以民間宗教習俗為對象的人類學傳統；英國翟理思（Herbert Giles，1845-1935）的文學史傳統等等。（註七）正是由於這些傑出「小」傳統的細流匯聚而成江海，形成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以歐洲為中心的漢學「典範」。
　　如果用非常粗線條的視野來觀察，這種從十九世紀開始在歐洲型塑完成的學門「典範」，一直延續到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二次大戰前，仍然是西方漢學的主流與正宗。換言之，雖然從二十世紀初葉開始，美國的漢學研究，蓬勃興起，然而要等二次大戰以後，它才逐步取代歐洲漢學，得到領導世界漢學發展的主流地位。而這一變化的關鍵之一，就是所謂二十世紀歐美漢學的「典範大轉移」。
　　二十世紀中葉，從二次大戰的勝利到今天，世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人類的整個知識與學科的結構，也隨之發生了改觀。在此期間，西方的主流大學與研究機構，推動了這一場學科的轉變。在科技理工領域，一系列原來聞所未聞、想不敢想的新學科，如原子物理、生命科學、電腦工程等，應運而生，把世界疆域的邊線，拓展到前所未有的範圍。在人文社會領域，種種新主義與新學派，如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結構主義（Structuralism）、解構主義（Deconstruction）、新史學（New History）、符號學（Semiotics）等，如雨後春笋，此起彼伏，打破了原有的學科分界線，以跨領域為時尚，重新進行學門與智識的結構的整合，令人眼花撩亂，目不暇接。在這樣總的歷史氛圍中，隨著時間的推移，就整體實力而言，美國的高等教育成了西方的典範，而其代表性的大學成了西方的旗艦，與歐洲的主流大學有了新層面的互動交流。
　　戰後的美國大學在人文社會科學的結構重整過程中，「漢學」搖身一變，從一門主要與「古典學系」等科系為鄰的「冷學問」，蛻變為跨學科的「區域研究」（regional studies）中的「中國研究」（Chinese studies）的「熱學問」，與歷史系、社會學系、政治學系、藝術史系、比較文學系、地理學系、宗教學系有複雜交涉，其所跨越的學科，已遠遠超出了「人文學科」（the Humanities）的範圍，而開始進入「社會科學」的更開闊的新領地。「中國研究」的對象關懷，也從以前的「古代」為主，轉變到了「古」、「今」並重，甚至「近現代」為主。在這樣的背景中，原來作為「東方學」的分支，而與「古典學」科系為鄰居的「漢學」，為了適應變化中的大學的新的智識與學科結構，就不能不經歷一番「典範」的大轉移。

（註六）各說之紛紜，此處未能詳，容今後在上述長篇論文中細談。
（註七）本節以上部份內容，我曾在其他論文中強調，參筆者〈高羅佩與「物質文化」－－從「新文化史」視野之比較研究〉，《漢學研究》27.3（2009），pp.321，335-3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