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對1500-1800年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中，中文是中國學者的優勢所在，雖然歐洲漢學家也在編輯存放在歐洲的中文文獻，但不論是對文獻的理解，還是中國本土文獻的發掘，中國學者都有很大的表現空間，我們應從這個方向持續努力下去。
　　但從耶穌會士來華之後，中國的歷史就不僅存在於中文文獻之中，也記錄在西方語言的典籍裡面，所以，對晚明史和清史的研究就不能只靠中文文獻。近年來筆者走訪一些歐洲的圖書館和檔案館，這些地方所藏的明清史料之多，是我想像不到的，包括傳教士的報告，也有商人的記載和外交使團的公文，任何做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學者都不可以輕視這些外文文獻。旅居葡萄牙的中國學者金國平先生認為：「從目前的學術發展來看，將這些資料中所包含的豐富一手資料引入南明史的研究勢在必行；長遠而言，它將決定性地為明、南明、清史研究開拓新的觀念、視野和空間，對新清史的編寫也大有裨益。鑒於它是一種非傳統史源，我們必須在史料的分類上，給予恰如其分的地位－－做為正史輔助學科，使其具有學術獨立性，不侷限於中外交流史範疇而進入正史研究領域。因此，我們建議探討是否可以構建『西方語言中國史料學』。」我完全贊同金國平先生的建議，雖然自清史編撰委員會成立以來，編譯組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也為此翻譯出版了不少著作，但仍是很少的一部份，對這些藏在西方，關於中國歷史的文獻應該從長計議，做為一個國家學術事業，培養人才，制定規畫，一步一步地展開。在這方面，日本學術界給我們樹立了很好的榜樣，他們對大航海以後西方文獻中關於日本記錄的整理和翻譯，是我們中國學術界完全無法相比的。
　　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學術是急不得的，對基礎性的外文文獻要下力氣去翻譯和整理，這將會從整體上推動學術的進步。只要提一下金國平和吳志良近年來的澳門研究，就可以看到這一點，沒有他們對葡文文獻的基本整理和介紹，我們今天的澳門研究，乃至於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就不會取得現有的成果。也正是基於這樣的想法，北外（蒼穹案：指北京外國語大學）海外漢學研究中心十餘年來沉下心做基礎性文獻的翻譯和整理，對重要的西方漢學家的著作做介紹和翻譯。在這個過程中，年輕的一代正在成長，翻譯的內容雖然出過許多錯誤，但學術界的熱心人士也給予我們批評和幫助。學術乃天下之公器，只有別人批評得對，我們一概接受，為此，海外漢學中心不久將會在網站上開設專門對我們的出版物的批評專欄，歡迎學術界對這些譯本批評指教，讓我們譯本的品質能夠更為完善。
　　孟德衛教授的這本書是我的學生陳怡翻譯的，她現在在上海交通大學任教，為翻譯這本書，她付出六年的辛勞，在這裡我對他的認真和努力表示感謝。但同時也必須說明，我們並不保證翻譯的內容毫無錯誤，只能說已經盡力了。我期待學術界的批評和指正，以便在再版時更為完善。對漢學著作的翻譯不是件容易的事，特別是對中西文化交流史著作的翻譯，對譯者的要求較高，但無論如何，任何譯本都會有不盡如人意之處。眾所周知，像傅雷這樣的大家，我們今天都還可以找出他翻譯的缺失，何況是這些成長中的青年學者！我這樣說，倒不是為我們的出版品辯護，而是說在批評的同時，也要給予善意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