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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玨:〈杜希德與二十世紀歐美漢學的「典範大轉移」〉 (四)
2011/02/02 10:13:05瀏覽399|回應0|推薦3

  要說到當年發動二十世紀的這場歐美漢學的「典範大轉移」的大本營,哈佛自當仁不讓,其領軍人物,則無疑是費正清。戰後費氏從1946年開始到1991年去世,四十五年如一日,以哈佛為基地,培養的一批又一批「中國研究」的傑出人才,引領學界新風潮。
  在此種風潮的影響下,美國的東岸與西岸,以及中西部的重要大學中,出現了若干由一流學者領導的「中國研究」學術中心。例如,芮沃壽在耶魯,狄百瑞(William de Bary,1919-)在哥倫比亞,牟復禮(Frederic Mote,1922-2005)在普林斯頓,柳無忌(1907-2002)在印第安那,薛愛華(Edward Schafer,1913-1991)在伯克利,劉若愚(1926-1986)在斯坦福,都從不同的角度,親身投入這場「典範」大轉移,在各自的領域中,開疆略地,大顯身手,並在他們的學生中培養出許多後來的名教授,繼續拓展與開掘各個相關領域的深度與廣度,型塑「中國研究」的新典範。
  「典範」的「轉移」,不等於「典範」簡單的揚棄,而需要推陳出新,實現創造性的轉化。美國費正清等諸公,深明此義,始終不倦,尋求歐洲同行的理解與合作。而在大洋的彼岸,歐洲主流學術機構中的許多漢學名家--如法國的戴密微(Paul Demieville,1894-1979)、荷蘭許理和(Erik Zurcher,1928-2008)、德國傅海波(Herbert Franke,1914-)等--也深切感到時代在變化中,美國發動的這場「典範大轉移」是歷史的必然,於是如何與時俱進,互相取長補短,與美國漢學界隔海呼應,共襄盛舉,一起完成這一場歷史性的「典範大轉移」,就成了當年大西洋兩岸同行所面臨的共同問題:歐洲「漢學」界需要美國「中國研究」的新視野,美國「中國研究」界也需要歐洲「漢學」的傳統資源。
  在這樣的背景下,杜公當年的渡海赴美,就有一定的存「亡」繼「絕」、繼往開來的學術史意義。杜公在渡海赴美之前,在1960年到1980年間,先為倫敦大學亞非學院(SOAS)漢學講座教授,後任劍橋大學漢學講座教授,1967年獲選為英國國家學術院院士,執英國漢學研究之牛耳,凡二十年之久。學術界視其為戰後英國漢學界的扛鼎者與歐洲漢學界的代表人物之一,乃實至名歸,毋庸置疑。然而,他在轉任普林斯頓之後,將其所攜歐洲漢學的無形資源,連同自己學術生命的全盛期,全部貢獻給了推動歐美「典範大轉移」的功德與事業,卻少為中文世界所知,這裡便不能不稍費筆墨,略做勾沉。(註八)
  首先是杜公赴美與普林斯頓漢學的關涉。在中文世界裡,很多人知道普林斯頓是西方的漢學研究重鎮之一,但較少人注意到普林斯頓的漢學研究歷史其實相當短,是在二次大戰結束,牟復禮先生到任以後才開始的,更少有人知道普霖斯頓的漢學研究之所以能在短短半個世紀的時間裡,取得今天的成績,在一定程度上乃得之於牟公藉當時漢學「典範大轉移」的機緣,篳路藍縷的開創與始終不倦的推動,其中尤重建設第一流的圖書館與千方百計禮聘第一名師。在很長時間內,普林斯頓葛斯得東方圖書館(Gest Oriental Library)的地位,在全美居於同類專業館之第三(哈佛燕京居第一,美國國會居第二)。胡適在戰後,就曾先後擔任館長和名譽館長,直至其去世。
  當年東亞系草創之時,牟公有一句目標性的名言:五十年以後,研究中國的古代文史,要到普林斯頓來。在費正清的影響下,哈佛當時在中國近現代史領域,已經在全世界範圍內,穩居領導地位,如日中天。牟公年輕時,也曾受業於哈佛費正清之門,深知此誠不可與之爭鋒。於是乎,牟公在「典範轉移」的大潮中,為普林斯頓設計的藍圖是,以刷新古代文史的研究格局為軸心,貫通歐美、融會中西,努力後來居上,以五十年時間,躍居美國乃至全世界的前列。
  一如其所預言,普林斯頓的文史研究果然於上世紀末達到全盛時期,就文學而言,治詩歌與詩學,有高友工先生;治小說與敘事,有浦安迪(Andrew Plaks)先生,在各自相關領域內,與哈佛的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和韓南兩先生,同執牛耳十餘年。始學則更盛,余英時先生治漢史、杜希德先生治唐史、劉子健先生治宋史、牟復禮先生治明史,遂使美國研究漢、唐、宋、明史的權威雲集在一個校園裡,真所謂人才集一時之選,而令普林斯頓的斷代史研究的大格局,由此奠定,並維持了將近半個世紀。
  杜公就是在這樣一個特定的時空環境中,來到普林斯頓,以其獨有的歐洲漢學背景,與余、劉、牟三位宗匠一起,著手推動中國文史研究的「典範大轉移」,花去了差不多整整十五年的時光。

(註八)從此下到本節末,筆者主要採用發表於2006年2月28日香港《大公報》副刊上的〈漢學家牟復禮雜憶〉一文中的文字,而下面第三節的大部分內容與第四節部分內容,則主要取自於2006年7月治8月間香港《文匯報》副刊上連載的「劍橋漢學緣」系列文章中的文字。以上種種舊文的合併與改寫,因其均為本人文章,特在此做一次性註明,而在以下隨處納入本文時,免行文繁瑣,一概不另加引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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