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如前所述，杜公在推動二十世紀漢學的「典範大轉移」過程中，有三大里程碑式的貢獻。他與費正清合作主編的十五卷本《劍橋中國史》，做為權威性的「劍橋史」的一種，每一卷每一章約請的撰寫人都是歐美相關領域的頂尖專家，代表了當時大西洋兩岸的中國古代史研究的最高水平，看得出正在潛移默化轉移的「漢學」與「中國研究」的「典範」天衣無縫的交融。
　　在同一「典範」的轉移過程中，他從英國帶到美國的《泰東》，其風格內容正好與歐洲的《通報》、北美的《哈佛亞洲學報》相互補充。這份重量級的學報，甚至直到這次「大轉移」早已完成的今天，仍與《通報》、《哈佛亞洲學報》一起，並列為國際間本領域的三大學報之一（註九），只是它的出版地已經轉到了亞洲。這一地點的移位在學術史上的潛在意義，我在本文的第四節中，還要談到。
　　杜公的以上兩大貢獻與二十世紀漢學的「典範大轉移」在方方面面的關涉，說來話長，無法詳表。限於篇幅，此處僅聚焦於《劍橋中華文史叢刊》，以滴水觀日之法，略窺杜公如何通過這一套世界級學術叢書，為「典範大轉移」的進行與完成，識拔了分布在歐、美、澳、亞各洲，不只一代的年輕參與者。
　　據粗略統計，這套《叢刊》三十年來，出版了約五十種專書，其中作者在當時大多數都是名不見經傳的「年輕人」，而他們通過自己的專書在《劍橋中華文史叢刊》中的出版，脫穎而出，後來約有一半都成為出類拔萃、聲名煊赫的頂尖歐美漢學家，除了本文第一節所提到的幾位，容我在這裡再稍舉數例，以見一斑。壯歲曾在《叢刊》中出書，如今已經榮退的大學者，可舉出哥倫比亞大學的畢漢思（Hans Bielenstein）、牛津大學杜德橋（Glen Dudbridge）、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侯思孟（Donald Holzman）等等，而其中年紀較輕、現在仍在國際間縱橫馳騁的成名人物－－如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康達維（David Knechtges）與伊沛霞（Patricia Ebrey）、賓州大學（美國「常春藤八校」之一）林霨（Arthur Waldron）與梅維恆（Victor Mair）、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施吉瑞（Jerry Schmidt）、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艾朗諾（Ronald Egan）、紐約州立大學賈志揚（John Chaffee）等等－－則為數更多。此處雖限於篇幅，難以全列，然《劍橋中華文史叢刊》在為「典範大轉移」培養人才方面的貢獻，則可以由此略見。
　　這裡需要指出的是，以上的舉例名單，完全沒有包括《劍橋中華文史叢刊》當年推出、如今已成為國際級人物的華人學者。本文限於篇幅，即使只對這樣一張「不完全」的舉例名單，也沒有辦法展開稍微詳細的討論，較為深入地揭示《劍橋中華文史叢刊》在「典範大轉移」過程中，在培養西方下一代的大學者方面所做的持續貢獻。正因為如此，筆者在這裡避開上述那張煊赫的名單，只舉兩個「邊緣」的例子，從側面說明《叢刊》的功能。第一個是澳洲漢學界的費思棻（Stephen Fitzgerald）的例子，討論「海外華人」的研究議題，如何在「典範大轉移」中，從「非主流」變成「主流」。另一個是華人學者黃仁宇的例子，觀察在「典範大轉移」中，華人學者的特殊作用與地位變遷。
　　二十世紀下半葉，西方的漢學大家中能參與其本國的對華政策制定，一言九鼎，而有全世界聲譽者，有兩位自訂漢名都姓「費」的先生，這兩位「費」公都與杜公結下了不解之緣。第一位自然是美國費正清，第二位就是這位費思棻。此君既是七十年代初曾任駐北京大使，又曾任澳洲國立大學的遠東歷史系的教授暨系主任。讀者也許不知道，在上世紀的澳洲國立大學中，曾有過兩位享國際聲譽的漢學家。一位是後來回瑞典接任斯德哥爾摩大學漢學系主任的馬悅然（Nils Goran David Malmqvist），後來成為眾所矚目的諾貝爾文學獎評委，六十年代則擔任澳洲國立大學東方語言系主任；另一位就是費氏。這樣一位名副其實的政治與學術兩棲人物，稱之為南半球的「費正清」，也並不為過。

（註九）在新世紀，由台灣大學文學院院長葉國良主持的《文學一學門國際暨國內期刊評比之研究》，以國際專家投票方式，選出三十種「歐美地區」本專業重要期刊，前三名的排名次序分別為《哈佛亞洲學報》（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通報》與《泰東》，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