錄自﹝美﹞葛艾儒著，羅立剛譯：《張載的思想（1020-107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1月），頁1-19。

一

　　「漢學」研究的主流，在二次大戰前後，出現了一場從歐洲為代表的「典範」，到美國為代表的「典範」的大轉移（paradigm shift）。（註一）
　　近三十年前，杜希德（Denis C. Twitchett, 1925-2006）先生應邀從英國到美國，由劍橋大學漢學講座教授，轉任普林斯頓大學「胡應湘漢學」講座教授。從學術史的角度看，這在二十世紀歐美漢學波瀾壯闊的「典範大轉移」的過程中，是一件相當重要的事情。（註二）
　　然而，這樣一位宗師級的人物的其人其書其貢獻，長久以來，在中文世界裡，卻鮮為人知。這一方面是由於杜公為人十分清高，十分低調，不事張揚。令一方面，也是由於錯綜複雜的西方漢學的學術史，在中文世界中至今還仍然是一門十分年輕的學問，剛剛才起步。然無論如何，這都不能不是一件令人十分遺憾的事情。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正像不了解費正清，就無法全面了解二十世紀歐美漢學的「典範大轉移」的諸種面相一樣，不了解杜公，人們對上述「典範大轉移」的了解，也會打上一個相當大的折扣。
　　正為如此，我有感而發，在2006年1月14日香港《文匯報》副刊上，以〈不該忘卻的杜希德〉為題，寫了如下的短文，對杜公溝通英美學界，在二十世紀後半葉，促成漢學典範轉移的三大里程碑的名山事業，略做簡述（註三）：

　　世紀交接的時候，《華聲報》評出「影響中國20世紀的百位外國人」，有外交官、作家、實業家、漢學家和政客等等，很有參考的價值，然而這份名單也有可以討論的地方。就美國漢學家而言，已故的哈佛大學的近現代中國研究的鼻祖費正清（John K. Fairbank,1907-1911）和耶魯大學研究中古文明的芮沃壽（Arthur F. Wright, 1913-1976）均在其列。如果這兩位夠資格，也許不應該漏掉目前尚健在的杜希德。
　　杜希德是二十世紀後半葉西方公認的唐史學界和中國通史學界的領軍人物，一代宗師，其自訂漢名原為杜希德，但因其在中文世界中（包括中國香港和台灣、新、馬），久以崔瑞德名世，他本人亦只好採默認態度。杜氏歷任英國劍橋大學第六任漢學講座教授（首任為英國近代漢學鼻祖、晚清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胡應湘漢學講座教授，除了在國際唐史研究中多劃時代的貢獻外，一生最重要的領導二十世紀後半葉漢學研究學術潮流的成績主要有三個方面。
　　其一，與費正清合作共同主編15卷本的《劍橋中國史》（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杜氏負責大部分，為第一總主編，費氏負責小部份，為第二總主編。這套里程碑式的英語學術性中國通史，與其他各種「劍橋史」一樣，其要求十分嚴格，數十年而磨一劍，至今尚在繼續出版中。

（註一）此處之「典範」（paradigm），原為孔恩（Thomas Kuhn，又譯庫恩）名著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中提出之概念。四十餘年來，此概念深入影響到人文社會科學的許多領域，成為一個經常在不同場合被化用、並脈絡化（contextualize）的名詞，特此說明。上述孔恩原書有程樹德、傅大為、王道還、錢永祥之譯本：《科學革命的結構》（台北：允晨，1994），該書為余英時先生作總序的「新橋譯叢」之一種。
（註二）甚至可以說，杜公當年就哈佛大學費正清、耶魯大學芮沃壽攜手合作，結為名聞遐邇的跨越大西洋的西人「三劍客」，為完成上述歷史性的「典範大轉移」，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註三）本文當時以筆名刊出，此處略有刪改，而有內容需要補充者，則在本文中以注釋的方式呈現，特此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