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更為深入地介紹了歐洲早期漢學發生的文化和思想背景。對西方漢學研究的困難，在於研究者必須同時熟悉中國和西方兩個方面的思想文化背景，西方漢學的發生、發展有著自己的文化思想背景和邏輯，中國學者僅僅依靠自己熟悉的中國知識背景，是不能通盤了解的。從學術上來講，這門洋人所做的關於中國的學問，並不能完全歸入中國學術史，它本質上是歐洲學術史的一部份，是西方東方學的一部份。因此，就讓中國學者面臨一個挑戰，從事西方漢學研究的學者在知識和學術修養上必須打通中西。近年來中國學者在這方面有了長足的進步，但我在讀了孟德衛教授的著作後，感到我們仍需努力。在對西方思想和文化的理解上，我們對西方學者應持一種更為謙和的態度。
　　在談到這一點時，孟德衛教授說：「總之，歐洲和中國在思想上首次偉大相遇的背景表明，這是一個歐洲人充滿著求知欲，在精神上、學術上走向世界的時代。然而當歐洲人開始接觸異域如中國時，卻不得不以某種方式對異域文化進行闡釋和消化。這些方式製造了複雜的綜合，和有時顯得幼稚而又自相矛盾的調和。以上就是本書的主旨。」孟德衛教授在本書中論述基歇爾的《中國圖說》（China illustrata，1667）時，就清楚地揭示了基歇爾的歐洲文化背景：「基歇爾身上赫爾墨斯思想式的那種對綜合的熱情也體現在他不朽的作品《中國圖說》對中國的看法上。基歇爾從源頭上將一切文化都還原成一種和諧的統一體，同時埃及文化又是最早的，因而中國文化被視為是從埃及衍生出來的。《中國圖說》收入了關於中國的各種訊息，該書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基歇爾所選取的材料都是一流的。基歇爾身處耶穌會羅馬學院，又是有名的耶穌會士，這使他能夠接觸到從中國歸來的傳教士。他的書中包含大量直接從這些傳教士手中獲得的有關中國的訊息。但由於他學術上的赫爾墨斯思想觀點以及對埃及文化的推崇，他在這本書中採取了與在華耶穌會士不同的觀點。傳教士們景仰中國，認為中國是理性的典範，而基歇爾則將中國貶低為一個墮落的埃及殖民地；傳教士們讚頌中國的語言文化，基歇爾則將漢字貶低為對埃及文字的拙劣模仿。」這裡所講的赫爾墨斯思想對歐洲的影響，在中國學者的論著中鮮有深入論述。
　　又如對歐洲早期對漢語熱切關注的分析。書中詳細分析了歐洲在16-17世紀對普遍語言學嚮往和追求的原因，從而將歐洲早期對漢語的學習放在一個思想史和文化史的背景下，加深了我們對歐洲早期漢語學習的理解。
　　書中提到，當時英國著名的哲學家培根在《學術的進步》（Advancement of learning, London, 1605）一書中寫道：

　　中國和遠東各國用真正的字符來書寫語言，這種字符既不表示字母，也不表示整個詞，而是表示事物或觀念；這樣一來，那些語言不通的國家和省分就可以互通文字，因為字符要比語言更廣泛地被人接受。

　　培根之所以倡議發明一種新的普遍語言，是出於對現存歐洲諸語言的不滿。他在倡議中把漢語當做一個模型。雖然他只是簡要地提到漢語，卻對17世紀中期普遍語言方案的實踐者如達爾加諾和威爾金斯，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而德國思想家萊布尼茨也從同樣的角度關注中國語言。
　　因之，本書中對歐洲文化史的介紹和研究是值得中國學術界關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