錄自﹝美﹞孟德衛著，﹝中﹞陳怡譯：《奇異的國度：耶穌會適應政策及漢學的起源》（鄭州：大象出版社，2010年4月），頁1-9。

一

　　對明清間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已經漸漸熱了起來，因為在全球化的今天，當人們追蹤這段歷始時很自然要集中到這一時期，只有在1500-2000年這樣一個長時段的歷史敘述中，全球化的一些本質才會顯現出來。在中國融入世界的今天，在中國經過三十餘年的發展，已經重新成為世界性強國的時刻，回顧中西初識的歷程，梳理近四百年的中國思想文化史，更多的歷史智慧啟迪著我們今天的生活。
　　如果從總體上簡要回顧一下近三十年來的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我們會發現學術界的主要關注點還是對「西學東漸」的研究上。對中國學術界來說，這當然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從晚明以後，對中國的研究都已經不能僅僅固守中國本土的傳統，在晚明時所傳入西學已經成為揭開中國近代社會發展、思想變遷的一個極為重要的方面。但學術界在對「西學東漸」研究充滿熱情的時候，對由來華傳教士所開啟的「中學西傳」歷史的研究要相對薄弱一些，當然近年來關於「中學西傳」的研究著作和論文也有了一些，不過相比之下是無法和數量龐大的對「西學東漸」的歷史研究成果相比較的。
　　特別是近年來個別西方漢學家提出在明清之際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中開始了一種所謂的「漢學轉向」，即從原來的以西方文獻為主，轉向以中文文獻為主，轉向對中國本土的研究。乍一聽，這個說法似乎很有道理，一時應者如潮。其實，這個所謂「漢學轉向」的說法是很值得思考的。首先，這是西方漢學家們所提出的，這是針對它們自己的學術傳統而言的，相對於西方學術界以往對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以傳教學為主的特點，提出應注意中國本土的文獻，應注意中國文人對基督教的接受與反應，這的確不失為一個重要的學術轉向。但這樣的說法對中國學術界來說意義並不大，因為從陳垣先生到方豪先生，中國的學者們絕大多數都是從中文文獻出發的。所以，在研究中一定要區分西方漢學界和中國本土研究這兩個不同的研究領域，它們有著不同的學術傳統。這些年來我們翻譯了不少西方漢學家的著作，這對我們的學術研究是很重要的，但由於缺乏度國外漢學史的系統研究，很多人分不清這兩個領域的問題意識、學術傳統的不同，盲目地跟著國外漢學家跑，缺少一種學術自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