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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09/04 10:00:05瀏覽303｜回應0｜推薦2 | |
| 再簡單看一下邢昺的注疏。邢昺的注疏也是循著孝治這條線，他在序言中說：「遂說《孝經》……以明君臣父子之行所寄。」他引述孔子「崇人倫之行，在《孝經》」，並把「行在孝經」重複了兩次。 對於〈開宗明義章〉：「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也。」邢的解釋是：「謂王教由孝而生也。」「『教之所生者』，此釋『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儘管邢昺同樣強調「孝」的社會政治維度，強調「孝」的教化作用，但他沒有羅、安二教授基於西方感受性的強烈個人－社群問題意識，他的「明君臣父子之行」和「王教由孝而生」更突出「王教」，是緊承聖王（明王）之治這個傳統講的。 他在解第二章之前，總結了第二至六章大意，說：「凡有五章，謂之五孝，各說行孝奉親之事而立教焉。」第八章〈孝始章〉始疏曰：「夫子述此明王以孝治天下也。前章（〈三才章〉）明先王因天地、順人情以為教。此章言明王由孝而治。」 可見，邢昺對《孝經》的詮釋或者說對「孝治」的認識，與羅、安二教授對個人主義的批判，都直指我們被現代社會疏離的每個人，並強調我們對社會應負的責任不同，突出的是上行下效，傳播孝道的意識。邢亦將「孝」視作建立理想社會政治秩序的核心，但不同於羅、安二教授，他沒有一個文化比較的視角。邢是個士，而且是宋代的士人，宋代的士人跟其他時代有明顯的不同（這當然不是我的發現，很多學者都注意到了這一事實）：他們在國家事務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儘管不一定如意，但宋朝的國策至少給士人們強烈的以天下為己任的豪情壯志和責任感。宋代帝王跟士人們有個很重要的活動，當時稱之為「對」。這個「對」是士人們直接跟君主商談或辯論國家政策的方式，也是士人們一個進諫勸勉並提供自己政見的機會。他們在那種環境下，便認為自己有責任引導帝王走向正確的道路。根據《宋史》邢昺的傳記，邢昺「常多召對」，並「侍上（宋真宗，968-1022）講《孝經》、《禮記》、《論語》、《易》、《詩》、《左氏傳》」（《宋史．儒林傳一》）。邢昺不是特例，在《宋史》中我們發現幾乎所有士人都有類似的經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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