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因此，他們的著作一直保持著一個非常突出的特點：那就是對中國文化一貫地積極解讀。這份積極心態一是出於他們對這一異域文化的真誠熱愛，而更重要的則是對自我本土文化的真誠熱愛。這或許是任何成功的比較文化學者應具備的兩個最基本情懷。因為熱愛便希望改造，希望裨補闕陋，使之更完善。當代西方社會面臨的許多問題，如社會福利、社會保險、就業、婦女、兒童、同性戀權利等等，他們希望儒家的親情哲學能幫助裨補西方個人主義為主導的社會倫理帶來的「無情」現實。
　　但如果說，這本書會讓對中國「親情」哲學知之甚少或知之不切的西方讀者耳目一新、有所教誨的話，那麼，對於它的中國讀者來說，想要接受其苦口婆心的「喚回意識」或許還要費勁些。因為再沒有一本古代經典像《孝經》這樣讓我們愛恨交加－－它可以讓家成為我們永遠最安心的港灣，又可以讓我們背負太多成人後的心酸。而這已滲透到骨髓裡的文化感受性，是無法抗拒的無可奈何？還是可以繼續催我們奮進，活出有價值有意義人生的強心針？承受時代變遷的古老中國傳統和處於文明現代世紀之交的當代中國人如何在這種種交集和變化中學會適當的保留和摒棄？這或許是我們為什麼須要把這本書翻譯過來的重要原因。相信如羅、安二教授那樣，既懷有對傳統的崇敬之心，又對「未來（一個更和平的世界）」（本書第26頁）充滿美好情懷；既明白理想與現實的差距，又能「意識到理想在創造和延續文化變更中所起至關重要的核心角色」（第7頁），會很容易進入該書，且從中找到心悅誠服的答案。
　　正是由於羅、安二教授對《孝經》的最新詮釋有這兩個主要目標：致力於讓中國古代經典所展現的中國文化精髓「說自己的話」，與此同時又體現它們的「時代性」、「當代性」；這樣，他們所詮釋的原典就必然是處於突出的位置上。從這一點來說，他們二位對《孝經》的整體理解與邢昺等中國後來的《孝經》注釋者必然有不少共通之處，比如對「孝治」傳統的肯定與發揚等等。
　　但儘管邢昺和羅、安二教授的詮釋都是以孝治傳統為立足點，他們所關注的地方卻不同：羅、安二教授從語義學入手，通過「孝」與其同根詞「教」的關係，解釋「孝」如何在中國文化中成為社會政治秩序的基礎：「孝由『老』、『子』二字構成，而『教』加了個詞根『支』，表明年輕一代的成長是以前代人為基……『教』字本身強調了『孝』乃實際教育內容的核心。」（第108頁）
　　重要的是，孝必須基於情，親情（family feeling）、真情。據「禮」侍親的關鍵在於真情實感。此真情體現在「色」上－－「照顧年老力衰的父母時和顏悅色，親切婉容……。」（第97頁）針對普遍對「孝」的誤解，他們特別強調「孝」不是「盲從」，它是體現在臉上，表現在「禮」上所深含的敬意關切之情。
　　另外，踐行孝亦是忠的的表現。「忠」並非盲從，一個內心充滿忠誠的人是不怯於向逆道而行的父母、君主諫諍的。針對國內外歷代以來對儒家思想，尤其是孝的消極解讀，他們特別突出「諫」的觀念對理解《孝經》忠孝兩概念的重要意義：「家庭和政府中等級較低的成員不僅有諫的權利，而且還負有諫的責任，因為……此種勸勉關涉到每個人的利益。」（第9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