錄自﹝美﹞羅思文、安樂哲著，何金俐譯：《生民之本：「孝經」的哲學詮釋及英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6月），頁163-170。

　　翻譯這本書的過程中，順便有機會認真閱讀了宋代邢昺的《孝經注疏》。對比兩本書的異同，使我思考這樣一個問題：那就是面對同一文本，跨越國度、文化背景、時代等等不同詮釋語境造就的不同解讀自然是意料中的事，但理解這些差異對我們的當代讀者來說究竟意味著什麼？
　　熟悉羅、安二教授（以及曾與安教授合作過，現已過世的郝大維教授）著作的讀者，都知道他們的書（如他們所譯的《論語》、《中庸》、《道德經》以及《孔子哲學思微》等等）有很強烈地為中國哲學「正名」的意識。他們一直以來所做的工作就是讓中國哲學用自己的聲音說話，而不是說有濃厚基督教背景的西方哲學語言。因此，在對中國哲學的翻譯中，他們嘗試建立一套全新的闡釋語彙，這套語彙在他們看來是英語裡最接近固有中國哲學語言的語彙。
　　這種工作，是為了能夠更正確地理解中國感受性（Chinese sensibility）。因為主要術語的誤讀帶來的是術語群的誤讀。詮釋學讓我們認識到我們的世界是由語言建構的，說什麼樣的語言就意味著如何看待世界的方式。誤讀的語言帶來誤讀的世界。同樣，對漢語著作的翻譯選擇什麼樣的語言也就意味著選擇以什麼樣的角度理解漢語世界，以及中國感受性的方式。如果漢語世界（或古典儒家世界）被轉譯為充斥著基督教語彙的文本，那麼，我們的《論語》、《孟子》、《中庸》、《孝經》充其量只是基督教思想的映射，是第二位思想與第一位思想的交流。對於西方讀者來說，這種「太過熟悉」的危害跟全球化被等同於美國化的危害一樣－－文化多元就走進了它的死胡同文化一體化。進行文化比較，尋求「共通性」有其積極意義，但尋求「同質化」則不利於文化間的同等交流。
　　這也就是為什麼羅、安二教授從事文化比較，做得更多的是尋求文化差異性的工作。他們致力於文化差異性的前提是：在中西文化不對等的情況下，這種對無化差異性的解讀，有利於建立弱勢文化與強勢文化的平等對話機會，因差異而願意互相溝通與理解。當然，這是一種理想化的努力，也期待著讀者能夠理想化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