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在二次大戰後接編「原籍」德國的歐洲漢學名刊《泰東》（Asia Major），該刊後又隨杜氏遷往美國普林斯頓，直至九十年代中期杜氏退休為止。《泰東》在二次大戰前與法國的《通報》（T’oung Pao）同為歐洲最重要的兩大漢學學報，在杜氏手中變得更加多姿多彩，甚至在其退休後，該刊編輯部轉到台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改主編制為編委會制，仍由杜氏任首席編委，現在依然不失為國際漢學界頂尖學報之一。
　　其三，近四分之一世紀以來，為劍橋大學出版社主編Cambridge Studies in Chinese History, Literature and Institutions叢書，其中文直譯雖為「劍橋中國歷史、文學與制度研究」叢書，但杜氏為其確定的叢書漢名是《劍橋中華文史叢刊》，由海外名書法家張充和題寫，冠於每卷的卷首，經過數十年連續推出重要研究成果，在漢學界的影響深遠，已經成為一種經典。不少今天英、美漢學界的重鎮，當年均曾經受杜氏識拔，將其成名專註收入該叢刊首先出版。這些今天的漢學界成名人物包括英國劍橋大學現任漢學講座教授麥大維（David MacMullen）、美國耶魯大學教授Stanley Weinstein、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主任Robert Hymes、美國普林斯頓高等研究所講座教授Nicola Di Cosmo、台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王汎森（英國皇家學會會士和台灣中研院院士），以及已故的華裔美籍學者黃仁宇（黃氏當年以一部《萬曆十五年》贏得國內讀者青睞，從此其書暢銷不已，而在其身後出版的長篇回憶錄《黃河青山》中有對杜氏的知遇之恩的詳細記載）等。他們當年初出茅廬的首部專著，都是通過收入《劍橋中華文史叢刊》而一舉成名。

文章刊出，我當時正遠在新西蘭任教，當收到樣報，已是次月上旬，即航郵一份到劍橋，沒想到約兩個星期後，忽然傳來杜公2月24日因心臟病發、與世長辭的消息。人生之無常，大樹之飄零，令人感慨無已。所幸者，杜公所留下的上述三大里程碑式的貢獻，卻長久做為歷史的見證，與二十世紀的漢學同在。
　　對中文世界的讀者而言，在杜公以上的三大遺產中，除了《劍橋中國史》外，《泰東》學報與《劍橋中華文史叢刊》兩者，可以說至今仍「養在深閨」，鮮為人知，尤以《劍橋中華文史叢刊》需要特別提出。該叢刊三十年來，已出版約有五十部之多的專書，在西方名聞遐邇，中文世界中卻極少有人知道它的來龍去脈。（註四）十多年前，我在普林斯頓求學期間，曾經向杜公建議，是否應該考慮出版一套中文的精選版？他當時沒有在意。後來在2005年，再次談起此事時，杜公便命我代他與上海古籍出版社聯絡相關事宜。眾所周知，如今經濟大潮中的學術出版，實屬非易，然而上海古籍出版社目光遠大，很快就簽訂了合同。於是，由杜公本人任主編，上海古籍出版社副社長、副總編輯高克勤兄和我協助任執行主編的《劍橋中華文史叢刊》中文版工程，就開始啟動。
　　近日接到出版社電郵，稱《劍橋中華文史叢刊》中文版在明年一月開始，就要陸續和讀者見面了，讓我寫一篇「緣起說明」。時光如白駒過隙，轉眼明年二月已是杜公逝世四周年了，令人感慨無已。
　　這篇文章，本來想從當年協助杜公籌備中文版的所見所聞出發，結合我目前正在進行的漢學學術史的研究計劃，比較全面介紹這套叢書在二十世紀歐美漢學的「典範大轉移」中的地位與作用，然如此一來，便要寫成數萬言的論文，決非一篇「緣起說明」的篇幅，所能包括。（註五）因此，這裡只好先在總體上對杜公與歐美漢學的「典範大轉移」的關涉略作簡述，然後再集中筆墨，就他如何三十年如一日，通過編輯《劍橋中華文史叢刊》，為推動上述「典範大轉移」的完成，培養出大量傑出學術人才所花費的心力，舉幾個例子。換言之，此處只是以龍鱗豹斑，稍窺全貌，與讀者分享。掛一漏萬，在所難免，尚祈諒解。

（註四）《劍橋文史叢刊》一開始由杜公與哈佛大學韓南（Patrick Hannan）先生聯合主編，後由杜公主編。
（註五）筆者正在準備這樣的長篇論文，其中部份內容，應邀於2009年11月11日在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以「二十世紀歐美漢學的典範轉移－－以杜希德為例」為題，發表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