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我去看望王汎森。他看到我的第一句話就是：「我要送你一份珍貴的禮物。」說完拿出一個沉沉的大紙袋，裡面是杜公從1954年發表第一篇漢學論文開始，所有英文論文的全部原始抽印本，共有好幾十種之多。英文學報的抽印本，都是在論文發表的當時，限量印刷的，幾十年後再要收齊，非常不容易。學長將這套珍貴的抽印本送給我，是囑咐我精選杜公的重要文章，編一部中文版的《杜希德文存》，讓中文世界的讀者可以進一步了解杜公對二十世紀歐美漢學的「典範大轉移」所做的貢獻，也對於未來可能發生的漢學與國學交融的第三次「典範大轉移」，不至於手足無措。目前中文世界的「漢學」學術史研究，還十分年輕，對於剛剛過去的二十世紀歐美漢學「典範大轉移」的複雜過程，了解比較有限，如何通過《杜希德文存》的編選，推動上述「典範大轉移」的研究，面對這一挑戰性的工作，令人深感任重道遠。
　　值此之際，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劍橋中華文史叢刊》中文版開始陸續與讀者見面，就非常及時。
　　鑑往知來，通過這套叢書的中文版，讀者不僅可以了解杜公的其人其書其貢獻；也可以知道圍繞這套叢書，當年的一批年輕的學者，是如何通過參與二十世紀的「典範大轉移」，而成長為如今漢學界舉足輕重的人物；還可以進一步把握未來學術「典範」可能的轉移方向的移轉。
　　回想當年，在眾多中文世界的出版社中，杜公指定我首先與上海古籍出版社洽談，正是因為他十分看重上海古籍出版社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就推出王元化先生主編的《海外漢學叢書》，格調甚高，而上海古籍出版社在《海外漢學叢書》之後，仍不斷推出各種新的漢學書系，用力甚勤，就風格嚴謹而言，首屈一指。如今，《劍橋中華文史叢刊》中文版又即將面世，溫故知新，對於學術界研究二十世紀歐美漢學之「典範大轉移」，與準備迎接二十一世紀未來也許會出現的新的「典範大轉移」，都有無量之功德。

2009年1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