錄自吉川幸次郎著，鄭清茂譯：《元明詩概說》（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11月），頁iii-vii。

詩是中國傳統文學的主要形式，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但近來研究中國文學史的學者，對於近古各代的詩，不是敷衍了事，就是置之不理。中國的古典詩固然有其約定俗成的形式與基調，相沿既久，不容改變，卻不能因此就率爾斷定，以為無非陳詞爛調，毫無新意。事實上，在這注定的命運之下，古典詩還是在繼續不斷地推移和發展；問題在其推移發展的真相極為微妙，難於掌握，不易闡明而已。不過我確信如果敢於面對這個困難，必能對中國文學史，甚至於中國文化史，獲得更完整更周到的認識。我這個粗淺的研究，就是想充當陳勝吳廣的角色，希望有人引為同志，繼續推廣這個困難的研究工作。

以上是拙作〈關於漁陽山人的秋柳詩〉一文的結語。該文作於昭和十四年（一九三九）；當時正逢中國國勢不振，世界上盛行著「東方文明停滯不前」的時髦論調。

爾後，歲月如流，已過了四分之一世紀，但我所企待的「同志」並沒有接踵而來。既然如此，只好勉為其難，再扮一下陳勝吳廣的角色，稍微擴大範圍，於去年（蒼穹案：西元一九六二年）先完成了《宋詩概說》，今年又接著完成了《元明詩概說》。

我很希望這兩本拙著，能夠充分地受到日本學界的批評。是非優劣姑且不論，總之是我盡力而為的結果。過去我所寫的幾本著作，在國內往往如石沉大海，鮮有反響，反而總是先得到國外學者的評介。但願這次不會如此。

我想把自己與元明詩的因緣介紹一下，或許可供有意評論此書的人做個參考。

我與元詩或金元詩的接觸，開始於二十年前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正在撰寫博士論文《元雜劇研究》的時候。為了論文上偏〈元雜劇的背景〉，必須蒐集元待有關戲曲的資料，所以曾經立下了「宏願」，要把現存的金元人詩文集全部閱讀一遍，或至少瀏覽一番。不知幸或不幸，這些集子全部加起來，其實也只能找到兩百種左右而已。不過，有關演劇的資料原則上不會出現在詩文集中，真是少之又少。這種調查的工作，就像在日本街上訪求愛斯基摩人一樣，不但要有耐性，也得靠運氣。幸而運氣還算不錯，終於在胡氏遹《紫山大全集》卷八裡，發現了一篇送給女伶的〈贈宋氏序〉，據其內容，得以確立了雜劇盛行的時代（詳《元雜劇研究》上篇第一章〈元雜劇的聽眾〉）。然而一旦有了收穫，「宏願」也就鬆懈下來。對著那些索然乏味的詩文集，興趣大減，越益感到海底撈針的徒勞，只好把剩下的稍加涉獵後，就草草收場了。

儘管如此，今天在日本與金元詩文集最有緣份的，說不定還是非我莫屬。還有一個人，為了搜尋社會經濟史的資料，也曾細心地閱讀了所有金元人的集子。這個人就是人文科學研究所的安部健夫教授。但不幸的是，他在指出我的《元雜劇研究》有些資料的遺漏之後，不到幾個月，便留下大量的卡片與世長辭了。

要之，當時我之所以涉獵金元人的集子，如上所說，另有目的，並非專為讀詩而讀詩。只是每看到自己喜歡的詩篇，便用朱筆做了記號。這原是無意為之，沒想到後來對這本書的寫作卻大有幫助。如果能像嚴謹的安部教授那樣一一作成卡片，那就更好了。

在金元作家裡，元好問最獲我心，所以把他的集子重複看了好幾遍。記得日本戰敗後一年，有機會與中國友人通信時，我曾寫了這樣的話：「平生所嗜，杜陵詩、遺山文，皆不祥物也。躬自閱歷，殆成言妖。」